本片讲述人间江南小镇一对母女和神界门神间的故事。门神神荼(高晓松配音)和郁垒(白客配音)是两兄弟。因为近年人间不再关注神仙，神界经济萧条，门神、土地爷(于金龙配音)等小神们面临下岗失业的危险。门神郁垒决定去人间，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证明门神的价值。郁垒和神荼先后来到人间，遇到了小镇上的单亲母女小英(毕啸岚配音)和雨儿(于心怡配音)，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有趣惊险故事。动画电影小门神观后感我今年11岁，6年级的学生，今天跟爸爸一起去看了《小门神》。这是一部很好看的电影，十分精彩，画的也非常漂亮，每个人物都很有特点，现在我来说一说吧。由于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天上的神仙面临失业，门神神荼和郁垒十分生气，因为造成他们失业的原因就是人们不尊重他们，不需要他们，家家户户都不贴门神了。夜游神通知他们，镇上贴门神的数量低于一家就撤销门神的职位，而镇上只剩下雨儿一家贴门神了。郁垒非常生气，他决定让人们吃点苦头，从新想起他们的好处。他分别解开了水，光，门神像。河流，溪水干枯了;天空昏暗了;可怕的怪兽“年”出来了。在解开封印的过程中他们与小姑娘小雨，她妈妈之间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原来“年”就是门神郁垒的心魔，在得知人们不相信他，不需要他时，他愤怒了，产生了魔，而这强大的“年”必须要门神和大家团结一致才能打败。以前我对门神不太了解，看了这部电影我特别喜欢，我开始去找关于门神的书和剪纸来看。我现在知道了，门神不仅仅只有他们，还有秦琼和尉迟敬德、关羽和张飞，这些传统文化真的很有意思。
开始门神是因为保护着他们的主公，在门口看守，为保护主公安全。后面百姓人家就借此想要画上他们的画像，用来保卫家门。尉迟敬德和秦叔宝。还有赵云和马超。
门神观后感今儿元旦，去影院看了新上的国漫《小门神》。说点看法，有剧透。这个故事其实有点扯，编剧自造出来的俩门神，其实是来看守被太上老君封印的年兽的。然而因为人界现代化导致传统神仙渐渐被人遗忘，天界冷落。于是门神之一想要寻找存在感，听说了年的故事之后，就下界意图解开封印放出年兽，让自己能有用武之地。首先，我想批评这个编剧，这故事说起来就好像是一个警察为了有小偷可抓就把牢里的小偷放出来，然而这个为了抓小偷而去放小偷的警察，在最开始没有被兄弟的一句话劝阻，在打开第一第二个封印的时候没有得到强硬的阻挠和心灵挽救，反而在最后一刻，还是被自己兄弟的一句话给劝阻了。这个过程没有看到很多挣扎，就这样平淡地过了，就好像一个小偷第一次偷针的时候，有人说”偷东西不好“，小偷没有理会，继续偷，然后偷金的时候又有人来一句“偷东西不好”就干脆利落地收手了。看了半天你就给我看这个？！所以到底是为什么最后能一句话收手？！为啥这句话开头不管用？！接着，这部片有很明显的意图在阐述传统文化在当今现代化社会的没落。从神仙无人供奉而被迫接受”再就业培训“甚至”下岗“，到百年传承馄饨店的艰难经营状况。这种事物衰落会唤起人们心中的失落和怜悯。这会不会转化为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动力呢？我个人表示这很难说。文化是要与时代需求相对应的。我们需要穿衣，所以有服饰文化；我们需要吃，所以有美食文化；需要居住，有建筑文化。各种文化，无一不源自于生活，生活需要什么，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文化。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新陈交替极快，生活节奏也很快，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快节奏的文化特征：快餐，流水线，极简主义等等。我们的传统文化虽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因社会发展缓慢，容易产生“百年传承”甚至”千年传承“这样的东西。百年千年都“不变”，是一种坚持，但也同时意味着单一与陈旧。在高速变化的现代，我们的需求也在不断改变，越来越多的东西会被淘汰抛弃。《小门神》中的传统阵营和现代化阵营，表现得很对立，而具有反派特征的都是”现代化“阵营。比如夜游神、财神与门神、土地爷；比如快餐店与馄饨店。片中有很明显的贬低现代化抬高传统文化的意图。这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个好事，但很真实地反应了当今我国社会的部分现状。传统与现代化对立冲撞，而如何对待这两者，一条道走到黑，还是互相交融？我们的社会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答案，而这部片子的导演和编剧，给出了一个“改变”的答案，但并没有能阐述出好方法。馄饨店改变了百年老汤的配方恢复繁荣，而两个门神竟然也学人间创业的办法在天界开小吃店。这是几个意思？如果只是把天界比作另外一个社会，OK，门神改行卖小吃确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但这部片里门神与天界代表的含义并不只是另外一个社会，传统文化能就这么简单地改行去卖小吃么？要求一部电影做得这么高大上好像不太科学。但没这个金刚钻也请别揽这个瓷器活。这么一个全社会都在纠结挣扎的问题，如果真的没有点见地，就不要拿出来给出一个改行卖小吃这么生硬的答案。虎头蛇尾是为大忌。总的来说，这是一部技术不错，故事有一些深度但虎头蛇尾的中等电影。说良心也还算良心吧。想看还是可以看看的。
门，是古代最为让大户人家关注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家庭的门面。古人对门有多么考究，就连它的朝向都是非常让人关注的。而且中国古代还有着很多传统文化，比如贴门神，以备消灾解惑。这些门的说法都是非常考究的，在门上贴一些门饰和门神，一是美化大门，让自己的门面更加引人注目一些，二来，贴门神也可以为家里人驱除妖魔鬼怪，守住家门，也是取一个非常好的意头。
门其实在古代是一个守护神的意思，它是保卫者一家老小的生命安全，所以古人喜欢在门上贴一些门神，那些门神都是古代神话中的非常厉害的人物，而且长相都是比较吓人的那种，这其中取得就是一个驱邪避凶的意思，而且古代的大户人家是非常讲究贴门联的，这个门联和春联还不一样，它是随时都可以贴的。
古人有喜欢让一些大家名家在门上提字的习惯，因为门代表着这家人的面子，门就像是人的脸一样，它也是需要呵护保养贴金的，所以很多古代富商的家庭都会在门前放一对石狮子，取一个非常富裕的意义，因为门是代表了这家人的身份的，所以古人对门要求非常高，从选料定做再到精雕，每一步都马虎不得，而且在古代的大户人家，非常喜欢在门边挂两个大红灯笼，取一个红红火火、吉祥高照的意思。
所以门在古人心中的分量是非常重的，脸面即门面，如果门是木质的，非常寒酸，那代表着这家人没什么钱，也不富裕，而门上如果贴着门神、高挂着大红灯笼，还在门上做了一些名家的雕刻，那证明这家人有权有势，非常富裕，所以门是地位的象征。
教育是一个综合性的工程，是一个复杂的充实、完善和塑造灵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者必须循序渐进地采用一定的方法、使用恰当的形式完成对被教育者的“雕琢”。当然，这其中自然就是对被教育者进行知识、道德、身体素质、审美能力等的综合培养；使之全面发展。各种各样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目前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肯定。新课程也倡导要为学生创造良好学习和生活的环境，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积极的人生态度、正确的价值观念，使学生能志存高远，因此要求班主任必须重视班级文化建设。那么，如何建设好班级文化呢？
事实上，班级的文化建设既是一种文化氛围的创建，又是对被教育者心灵的塑造。应该说，班级文化建设具有多重的作用。它不能局限于单一的层面上，也不能局限于某一部分，它必须有层次、有深度、有广度。在自己的教学生活中，我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做了尝试。
一、建立温馨和谐的班级环境，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
班级环境的布置是班级文化建设最基本的内容。它不仅能直接体现了班级的精神面貌，而且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有着一定的影响。通过对班级环境的布置，营造一种与教育和学习相融合的外部文化环境，既能增添学生学习生活乐趣，消除长期学习后所产生的疲劳，又让学生养成良好文明行为习惯，培养正确审美观。因此，学校从立志、学习、求实、奋斗、人生等几个方面制作名言警句牌挂在教室四面墙壁，如：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之高翔；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持善敦行，鹤立鸿翔等一些名言警句，营建一个良好的外部文化环境，以此来激励学生。
为了响应学校提出的“做文明人”活动，班级组织“文明用语”活动评比，让学生动手收集或书写有关文明用语的名言警句，然后由学生集体评出“最佳寄语”及“最佳文明用语奖”、“言简情浓奖”等奖项，获奖作品在班级展出。这样既营造出良好班级文明氛围，又鼓励学生，同时学生获得好的教育效果。
二、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建立健全班级管理制度
班级制度建设就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良好的班集体除了依靠学生自觉，还需要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才能克服学生行为的随意性，鞭策后进、激励先进。但是，班级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必须讲究科学，尊重学生意见，切合学生实际，才能真正发挥其正面教育的效应。马卡连柯认为“不应仅仅把纪律看成教育的手段。”比人管人少了一些随意性，但使学生多了一些预警意识和自我管理的能力。当然我管理不是为了约束学生，而是为了规范学生，而且制度自身就是一种文化。首先要解决的让学生接受制度，引导学生思考：希望生活在一个怎样的班级中？每个人都有弱点，需不需要克服每个人的弱点？要实现以上两点，需不需要制定班规？然后针对班级的实际情况，发动学生参与制定本班的班级管理制度。班级管理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应注意如下几个方面：
1、培养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让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
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意识不是班主任强加的，而是在主动参与班级管理的活动中形成的。如在组建班委员会时，不是按传统的任命制，而是采取竞选制。班级公约是班级学生活动的行动指南。班级公约不是班主任强加给学生，而是学生讨论产生，让他们感到这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是制订者，也是执行者、维护者。因此，制订的班级公约是听取每一位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通过班级集体表决形成定案。然后把集体表决的定案制定文本，挂在班级墙上，依决定来处理班级事务。这样，学生就不会无据可依了，也积极执行，自主管理。
2、建立和健全班级激励机制。
在实施班级管理制度的'过程中，除了注意公平公正的原则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健全激励机制，以树立榜样。这样学生的积极性会能得到更好的发挥。建立标兵栏，每周选一次文明标兵、学习标兵、卫生标兵，把这些选出的学生名单和照片放在标兵栏内，以此来激励学生。
3、完善学生品格，鼓励自我发展。
中学阶段的青少年生理、心理变化大。这个时期最明显的特征是精力过剩，产生各种欲望和需要，诸如理解、自尊、自信、冒险、崇拜、虚荣、反抗等等心理。
如果想法得不到正常的满足，总是被压抑，就会慢慢形成挫折感，使行为发生变化，产生一种指向自己或他人的攻击行为。于是班级每月进行一次心理健康教育或爱国主义教育，学校每学期举行两次法制教育报告会，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班级文化活动，将学生引向健康发展的轨道。
4、积极开展小组竞争活动，有效促进学生自我约束。
新课程提倡“小组合作”式的新型学习方式。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也可以充分利用学习小组的优势，开展小组间的良性竞争，并通过小组间成员的互相影响、互相督促、相互教育，促使学生逐步由“他律”转变为“自律”，提高学生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5、教师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为学生做出表率。
教师的言行举止对学生会造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正所谓“身正为范”、“亲其师，信其道”，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极为重要，教师的教育风格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风格。班级管理制度不只是约束学生，对老师同样具有约束力。比如公民道德建设要求学生讲诚信，教师在平时就应努力做到“言必行，行必果”。为了教育学生遵守课间时间观念，我们老师总是课前两分钟到达班级门口，等待上课，即教育学生，同时也有了入课过程的时间。而学生看到老师能够早早在班级门前等候上课，他们也就会快速进入教室等候上课。
三、开展有益集体活动，努力打造班级精神
班级活动是学生学校生活的基本形式，也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班主任要善于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且活动形式和内容应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意愿，让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感悟。
1、开展多种主题班会活动。
在开展主题班会时，要注意联系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每一个学生在活动中思想受教育，行动上得到改进。学生能够自由充分地发展他喜好、特长和各种能力，充分有效地利用班、队会是班级文化建设的最好途径。自我设计的活动中。因而对培养学生健全的心理有重大作用，其意义往往是课堂学科教学活动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教师要放手让班干部组织、主持班级活动，给学生更多的自主管理的权利，这样既能确保同学之间的正常交往，又能利用活动促进同学间的交流、沟通与合作，进而满足学生各种心理的需求。主题班会课可以根据时间的不同、学生心理需求的不同确定内容，如“火眼金睛寻找亮点”、“天生我材必有用”、“环保你同行”、“平安知识进校园”等。
2、开展多种课外文体活动。
班级文化建设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只有群体主动参与发明班级文化，才干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参与得愈广泛、愈长久，文化沉淀得愈丰厚，学生个体就愈能在浓厚的班级文化氛围中自然地融入班级这个精神家园。轻松活跃的文体活动有利于愉悦心情、锻炼身体、陶冶情操、发展特长。如在元旦前夕举办文娱晚会，或在平时经常举行唱唱跳跳、说说笑笑的文娱活动等等。此外，班主任还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全校性的文体活动，如歌咏比赛、体操比赛、田径运动会、诗朗诵比赛、文艺汇演等，以培养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竞争意识。通过这些活动，每个学生都有机会表现和发挥自己的才能，在活动中既获得成功的体验又进一步发展了特长。因此，加强班级文化建设，努力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班级文化是提高学校管理水平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
3、开展多种社会实践活动。
班级活动也可以和综合实践活动中的社区服务、社会实践相结合，适时引导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社会实践活动是学生认识社会、体验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活动中开拓视野，思考人生，增强学习动力。为学生个性的发展和潜能的发挥创造条件，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实践证明，生动活泼的班级文化氛围能使师生心情愉快，能激励学生不断进取，主动、健康地成长，能使学生更加积极、轻松、热情地投入学习、生活与工作中。因此，班主任要耐心细致地抓好班级文化建设，细水长流，润物无声，使学生在良好班级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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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小学班级文化建设中的评价策略教学论文
从事小学班主任工作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班级文化建设要收到良好的效果，促进学生的精神成长，讲究评价的策略和艺术至关重要。目前，班级文化建设中评价对象、内容和手段的多样化已经受到了老师的普遍关注，我也在班级文化建设中不断思考、实践、探索，努力构建个性的评价机制，追求学生生命的整体成长，充分发挥班级文化建设中评价的导向、激励、鉴定和教育功能，通过改革评价的标准，优化评价的内容、搭建评价的舞台、丰富评价的手段等一系列的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评价机制，促使学生在常态的生活中获得真实发展，以培养更多有独特个性的全面发展的学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幸福成长。
一、评价标准差异化，明确学生成长的方向
结合小学阶段不同时期的教学要求，我把每个阶段提出的不同的育人目标作为评价的总体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根据学生不同年龄阶段表现出来的不同需求，设定各个年级中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中的评价标准，对不同年级的评价标准应有侧重点，有适当的坡度和必要的反复。尽量多几个尺度去衡量儿童，不追求整齐划一，而是给每一个孩子成功的喜悦、成长的快乐和探索的自信，促进学生成长体验，给学生开拓一片充满快乐的土地。
1.同一活动中的评价标准层次化
在班级文化建设中不同的年段要求学生为班级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创设和谐的班级文化。例如，以 “我是班级小主人———岗位建设”为主题，根据不同年段孩子的不同特点，设置不同的评价标准。请看以下岗位主题活动评价标准和方式的推进演变：
低年级：侧重岗位的态度（积极性、坚持性）
采用“我把笑脸带回家”的形式对学生每周的岗位工作进行评价。每天都为每个岗位设立一个笑脸奖励章，一周下来，看哪个学生的章多就换取一个大笑脸贴在教室墙壁上的开心树上。一个月下来，集满四个笑脸的就是本月的“岗位小能手”，发放喜报。
中年级：侧重工作的方法（善于合作、目标明确）
在设计的评价表中评价的标准就是“明确职责、善于合作、欣赏同伴、取得成绩”；评价结果也分别为三个等第：“真棒、不错，还需努力、加油啊”；评价分别有自己、同伴、教师等参与。
高年级：自主的能力（积极创新、勇于探索）
能不能有独特的想法，形成方案，并能经过大家的评议后采纳；写好岗位工作日志；岗位活动内容范围能否创新；开展每月一次的岗位主题活动等等，基本上评价的主体是同伴之间的互评。
2．同一个活动中的评价标准具体化
班级文化建设需要依托一次次主题活动来促进孩子的成长，而活动评价标准的细化让孩子的成长轨迹充满了挑战，体验更丰富。我在开展的 “我的游戏我设计”的活动中，设计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分为“活动参与”“合作情况”“动手实践”“文明素养”四方面内容。其中“活动参与”又分为“资料收集”“积极发言”“创新火花”三项；“合作情况”分为“听取他们意见”“提出自己想法”“形成具体方案”三项；“动手实践”则分为“能根据要求完成任务”“能与其他同学合作完成既定任务”“运用所学知识有创意地实践”三项；“文明素养”分为“有问题想办法” “有矛盾大多数服从小数”“吸取他人长处”“勇于改正错误”等四项内容。这样，既发挥了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又能全方位、多角度地评价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又如在开展的“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活动中，和孩子们一起探讨自己的事情包括哪些，细化要求，列出带齐学习用品、自己整理房间、作业又快又好等10条，请家长监督打分。在开展“诚信伴我成长”的活动中对“诚实守信”，具体描述为：不说谎话，有错就改；认真完成作业，不抄袭其他同学的作业；不随便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及时归还。尽量让评价指标显性化，根据这些指标对学生进行逐项评定，就能避免学生评价的空洞和流于形式。
3．评价标准多元化
因为评价标准的多元化，在各项活动中，学生们能各施所长，涌现出一批“故事大王”“阅读之星” “体育之星” “科技之星”等。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一张精美的评价卡或喜报，上面写有：祝贺你被评为“××之星”，希望你再接再厉。以前仅以“成绩论高低”而靠边站的孩子现在高兴得乐开了花，自信的风帆也在多元评价体系中纷纷起航。
又如在“我与好书交朋友”的活动中，我就尝试采用活动评价、作品展示、读书记录卡、阅读考级等形式对学生的课外阅读进行评价，让学生建立自己的课外阅读档案，记录自己的阅读经历，积累自己的阅读收获。定期组织“班级阅读之星”、“博览之星”、“诗词诵读大王”、 “最佳读后感奖”、 “阅读考级”等评比活动，激励学生自主读书，激发学生读书热情，提升学生读书质量。在朗读美文过程中，学生可根据自身情况自由选择朗读内容，只要读得正确、流利、富有感情，均可得到相应的等级，表现出色的学生还能获得“小播音员”和“挑战自我”奖章，使学生人尽其才，共同提高。一些学生通过读书自主编剧本、演话剧，常常能获得“最佳编辑”、“最佳演员”、“最佳导演”、“最佳组合”等奖章，激发学生在活动中体验成长的快乐。班上曾经有位孩子就因为多次获得过班级“最佳演员”的称号，因为有了自信，后来积极去参加电影《殷雪梅》小演员的招募，光荣地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演员。
二、评价主体多元化，促进学生的全方位成长
班级建设中儿童既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所以要改变原有的评价主体单一的局面，既要有教师的评价，也要有儿童的自评、互评以及家长等其他有关人员的参与。所以，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我构建了教师、家长、学生等多主体共同参与、交互作用的评价模式，加强了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间的互动，既提高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又将评价变成了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的过程，形成了积极、平等、民主的评价关系。
1．自我评价促反思
尽管小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尚未达到一定的水平，但是与他人相比，自己还是最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学习活动中的优势和困难，以及想从评价中得到什么。因此，应该让学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定出评价目标和方法。教师要鼓励学生自主提交评价资料，给学生提供表现自己能力和成就的机会，鼓励学生提出在学习活动中的困难和疑惑，与他人（教师、同伴）一起分析问题，尝试解决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在“每天五问”的活动中就采用“双自评价”的方法让学生评价自己的作业。做法是由学生对自己的作业“自定目标，自我评价”。例如：学生设定某一次作业的目标为：“全对，得A”，再将作业提交给老师或学习小组，并依据自己的作业实际和小组评价建议等等，自己对自己的作业做出描述性评价。这样维持一阶段的自评，有效地促进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形成，提高了养成认真做作业的好习惯的能力。
2．教师评价促导行
班级文化建设中，不可缺少教师恰如其分的评价和鼓励，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行为习惯的养成都需要教师及时引导和评价。在“我想要，我能要”的活动讨论中，当同学说到“我通过自己的努力也可以得到神笔”时，我及时评价：“讲得真好！大家听出来没有，神笔在现实中是没有的，但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你们手里拿的钢笔，医生手里的手术刀，音乐家手里的指挥棒，通过持之以恒地努力，都有可能成为马良手里的神笔。”当学生为要不要买漫画书争论的时候，我又及时评价：“说得很好。但有一点老师要纠正一下，不是看高尚的书就有压力，只是说有时侯看书可以换换口味，漫画书当零食，那高尚的书就是正餐，零食可以吃，但正餐可别忘了吃。所以，有选择地买一本，可以放松一下心情。”在活动中，我适时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热烈的讨论和有趣的续演过程中，及时评价让学生懂得不是想要的东西都能要，如果想要的东西是合理的，适合自己的，而且是家庭条件许可的，才是“我能要的”，让他们在活动中领悟道理，让老师的评价产生良好的导行效应，有利于学生某些优良品质的逐渐形成。
3．同伴评价促合作
学生互评，可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空间上，都有教师无法比拟的优势，这样的评价常常记录了教师看不到的闪光点，加强了学生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在开展“我为省运添光彩”的班级活动中，孩子提出为家乡的特产做广告：“我是小小广告人-----为家乡的特产设计广告”，这一班级活动中，每组学生不管是个人还是以小组合作的形式都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上台展示了自己独到的创作才能，奇思妙想让人大开眼界，道具的摆设、服装的设计、动作的协调、语言的流畅、及时反思、重建实践等都体现了孩子们对广告的热爱，对广告的认识，更从他们的表现中体会到了他们对家乡的热爱。其间让孩子对同学的礼仪、语言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分，不仅促进了孩子与孩子之间的交流，而且培养了孩子自信的态度和语言表达能力，真正为省运增光添彩。
4．家长评价促和谐
让家长参与学生的日常过程性评价，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使评价真正成为教师、儿童、家长共同合作进行的有意义的建构过程。在开展“做事不拖拉”活动中，我设计了一张“我是快乐的小白兔”反馈表，由家长如实予以评价和反馈。从评测表中看到了学生做事能否做到又快又好，再结合评测表对学生做出相应的评价，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这样，通过多元的评价，倡导学生在日常生活中按要求去做，逐步养成良好的品德行为习惯，从而促使学生将日常教育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内化为行为习惯。
三、评价载体多样化，铺设学生成长的舞台
在班级文化建设中，为学生铺设一个尽情展示才华的大舞台，鼓励学生随时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使他们乐学、会学，不断产生成就感，这些舞台就成为评价的载体。巧妙利用这些载体，让学生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激发兴趣和思维，培养能力，感受愉悦，体验成功。而有了多样化的载体，对孩子的最后的评定就不再是一张试卷定等第了。
1．设立展示平台
低、中年级学生好胜心、自尊心都很强，有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教师应给学生提供一个自我展示的平台和机会，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努力和成绩。比如在班级设立了星星榜，并开辟以个人为单位的专栏，呈现他们在班级活动中的评价结果和反映学生活动的照片，还运用“小嘴巴”“笑脸”“大拇指”“小耳朵”“合作星”等图标让学生发展特长，张扬个性。还以小组、小小组为单位，设立评价的展示平台，曾以“红花朵朵开”为名，每一朵不同颜色的花就代表一个小组，组员根据小组协商给小组起个好听的名字，如：“明日之星”“竞争之花”……贴在花芯里，构成各自的评比栏，再将每一组学生在学习中通过努力得到的各种“果实”相对集中地贴成一朵艳丽的大花，这几朵大花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同一板块中，成为教室里的一道美丽风景线。 除此之外还设立了 “你真棒”“我能行”“小荷才露尖尖角”等小展台，他们随时可以把自己认为最好的作业、有创意的作品、满意的答卷贴上去。他们在这个空间里自主取舍，独立思考，学会比较、学会发现、学会欣赏美，从而调整自己的学习行为。常常是每个月评价一次，展示一次，期末则让学生带回家去。学生通过展示平台看到自己进步的轨迹，发现自己的不足，并通过成长记录加强了自我反省和自我评价能力。
2．建立成长记录袋
传统的班级建设评价只注重终结性而忽视过程性，只关注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而忽视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的培养，在这种评价导向下的教学往往机械、片面、脱离生活。如何合理地评价学生的成长发展状态呢？我就班级建设所倡导的评价方式----成长记录袋进行了初步的实验探讨。在班级文化建设实施中，我敏锐地捕捉教育契机，通过引导学生创作、收集、整理学习作品，再现、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回味、感受成长过程的成功和挫折，把这些生动的经历、真切的感受收录到自己的成长记录袋中，就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珍贵的足迹，并为我们的评价提供了真实、完整的素材。促进学习进步，见证学习意义的评价，是班级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能促进班级活动的有效开展。同时，我还充分利用身边的资源，把活动内容进行优化重组，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学生活动过程的评价需要一个合适的载体将理念变为现实，学生成长记录袋评价法，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用而生的。我班学生都建立了成长记录袋，这一建就是六年。它全面反映学生的`发展变化轨迹，清晰把握学生在某个阶段的成长状况，直观地看出学生发展的优势和不足，便于家长和老师准确掌握学生各方面素质发展信息，更清晰地引导学生反思，明确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真正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
3．用好家校联系本
家校联系本是每天学生、老师和家长沟通的桥梁。我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与学生进行“心”的交流，单单一个“阅”字，如今在孩子们的作业本中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有趣的话语或符号，作业写得干干净净，整齐，美观的孩子，就会得到老师画在本子上的一个笑脸，或是一句鼓励的话，“你真棒”，“字写得得真漂亮”。作业中不慎出现一处小错时，我也会很惋惜地写上“多可惜呀！”“下次可要仔细呀”等批语，当孩子出现学习下降、纪律散漫时，我会写下“孩子你最近有些退步，可要加快步子赶上大家”。孩子们的作业本上不仅只有“优”“好”这样的等级评价，还多了许多亮闪闪的小贴花，多了几分卡通气。还不时用上一些名言警句，来激励孩子。在我的带领下，许多家长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常常写下对孩子的一些点滴评价，更好地实现了家校沟通。
4．成长记录卡
一直以来，跟随我身边的有份班级学生成长记录卡，并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小跳蚤”。每月一份，包含的内容是方方面面，更多地是来源于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中孩子的点点滴滴，记录学生学习的过程、成长的经历。我喜欢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来记录自己和孩子的成长，这样的记录，也是一种研究的过程。这些资源的积累，为教师、家长能够客观认识、评价学生提供相对完整和真实的信息资料，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有效工具。这里有学生成长的足迹；有学生的“星语心愿”；有学生成功的快乐，获奖后的喜悦；有学生认为最满意、最喜爱或最重要的作品。在这里，你会为孩子感到欣慰，为他们感到骄傲。而这份资料，让我对学生的评价更真实，更及时。在期末评定时，成长记录卡就成了重要的综合评价学生的依据。
四、评价方式灵活化，丰富学生成长的体验
班级文化建设中的评价可以采用灵活多样、开放性的质性评价方法。在班级文化建设中，根据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态度、情感、行为表现，充分发挥评价的功能和作用，采用灵活多元化的评价方式，把改进教学评价方式落实到日常学习和生活的点滴行动中，丰富学生成长的体验。
1.日常化的评价方式
采用给学生发“喜报”的方式评价学生在班级文化建设活动中的情况。例如，一张评价学生在“我是爱心小天使”的活动情况的喜报，内容设计：尊敬的家长朋友，祝贺您的孩子某某在爱心活动中表现突出，大家一起分享了她的爱心故事。她被评为班级“爱心天使”，特向您报喜，相信孩子在今后的活动中会有更出色的表现！这种以“喜报”激发并指导学生追求进步的方式已拓展到各学科教学中，深受家长和学生喜爱。
而一些语言性评价，也可作为日常化的评价方式。“你真聪明”“你很会说话”“你能行，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不是说谎”等等，在平时教学活动中常用这些带有丰富情感的语言，它也是我和孩子沟通的主要方式。还有，一个真诚的微笑，一个夸奖的手势，一个肯定的眼神，一个轻轻的抚摸等，这些无声的评价将牵动着学生的心，这是一种被评价者最容易接受的评价方式，它可以产生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2．个性化的评价方式
我常常会读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根据学生的不同年段的不同需求，常常会对表现好的小朋友发小点心、小礼物、让老师抱一抱、送一本书、到老师家做客、和老师一起做手工、制定心愿卡、满足一个愿望、和你心爱的同学合影、奖励你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做一回小老师等等，而这些评价方式又常常让孩子开怀大笑。在一次主题活动中，我就采用摘果子的形式，根据学生在活动中的表现，教师作出评价，给出“小嘴巴、小耳朵、合作星”等印在孩子书上，孩子每得到三个标志就相应的在筐里画上一个果子。教师可随时与孩子交流，让孩子明白自己在这几方面的能力。
3．生活化的评价方式
班级活动与学生生活十分贴近，我通过观察、谈话记录儿童在生活中的真实表现，以此对儿童进行综合评价。我带领孩子走出教室去寻找春天，带领学生实地观察了校园的春天，使学生从直接参与的活动中获取知识，仅一个小小的校园的观察，就使他们看到了春天的变化，发现了春天与别的季节的不同，激发了学生对大自然的热爱之情。在校园寻找春天时，有个别学生出现了破坏性的行为，当时就有学生给予制止，无形中学生对学生进行了教育。回到班上，我又引导学生进行总结，让学生说说在活动中你发现了哪些好人好事？还发现了哪些不好的现象，为什么不好？并请当事人谈谈自己的想法，听了同学的看法后，你又有什么新的认识？仅仅一个简单的总结评价，让学生在生活中受到了“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教育，这比教师一味地说教要有效得多。
4.有创意的考试方式
一张考卷一直以来也是许多学科评价孩子发展的最终评定。在一年级上学期品德期末测试的时候，我针对一年级孩子识字不多、喜欢涂涂画画的特点，进行了评价方式改革的尝试，减少了写写填填的文字题，增添了涂涂画画的内容：想象作画——元旦到了，小朋友会怎样迎接新年呢？你能画下来吗？在评价孩子一阶段活动能力的时候，我曾让孩子设计一份“我的节日我做主“的六一庆典活动方案，作为考评孩子活动设计能力。在评定孩子一阶段活动实践能力的时候，曾让孩子用自己特有的方式获取一元钱，并具体写一写你是怎样得到一元钱的？由此为孩子的活动设计能力、实践能力等各方面打分。孩子非常喜欢这样的考试方式。
追求学生生命的真实成长，一直是我们班主任工作的致力追求并为之需要付出努力的。一直以来，我尝试着在班级文化建设中充分运用评价的策略，显示评价的独特魅力，彰显班主任工作独特的育人价值，培养学生健全的品格，促进学生全方面成长，让每个人的生命伴随着评价机制的建立而更精彩，让每一个孩子因为自己的成长而幸福着。以上所言，仅是我探索小学班级文化建设评价机制的一些尝试，不惴浅陋形之于文，希望就教于大方之家。
首先，我想谈一谈对唐僧这个一向人们褒贬不一的人物的理解： 第一：耳朵软，没有主见。就等"三打白骨精"为例，小女、婆婆、老伯都是白骨精所变，唐僧不辩真假，也不能怪他，毕竟不如悟空的火眼晶晶。可既然悟空已说出实情，并有白骨脊梁上的一行字"白骨夫人"的证明，唐僧就应相信悟空。八戒一向爱和悟空对着干，在一旁挑衅生事，唐僧果然耳朵软，信了八戒。悟空不住地叫："师傅，莫念！莫念！"听了都叫人心寒。悟空穿山越岭，擒妖除怪，跟随唐僧一行吃尽了千辛万苦。而唐僧心里糊涂，不明真相，竟然过河拆桥。第二：言而无信。唐僧在"三打白骨精"中，写过一纸贬书，作凭证，不要悟空做自己的徒弟。还发过一段惊人的毒誓："今后再要你，我就坠下地狱，不地超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可当黄袍怪施法将唐僧变为老虎，悟空急忙迎救之时，唐僧的誓言又在哪里？唐僧只有感激、只有道谢，但内心更多的是羞愧与惊讶！迷途知返自然比执迷不悟要好得远。可是，"为人师表"啊！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第四：固执，自作主张。以"盘丝洞七妖作法"为例。唐僧自作主张去化斋，徒弟们好言相劝，无奈唐僧十分固执，结果成了七个女妖的"上门午餐"，唐僧这才含泪悔恨。可是唐僧啊！你为什么总是要做"事后诸葛亮"呢? 然后是孙悟空： 孙悟空是全书中最光辉的形象。"大闹天宫"突出他热爱自由、勇于反抗的精神"西天取经"表现他见恶必除、除恶必尽的精神。孙悟空大闹天宫失败后，经过五行山下五百年的镇压，被唐僧放出，同往西天。他已不再是一个叛逆者的形象，而是一个头戴紧箍，身穿虎皮裙，专为人间解除魔难的英雄。在重重困难之前顽强不屈，随机应机，就是镇魔者孙悟空的主要特征。 接下来是猪八戒： 最初的影响是好吃懒做，因为这个原因已经让孙悟空骂了又骂，同时也给师徒四人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在孙悟空被赶走的这些时候里，它又因为贪睡，害得唐僧误入妖怪的洞穴。不过有的时候，它也挺聪明的。在去请孙悟空的路上，它用了激将法，这点是出乎我意料的。而且，它也很重义气，虽然平时孙悟空一直骂他，但在孙悟空被赶走时，它也落下了眼泪，不是吗？ 最后是沙和尚： 老实，这是谈到他的第一印象，其他的就觉得没什么很特别的，相对于猪八戒来说，它更认真，愿意吃苦，毫无怨言。 观世音菩萨选了四个人，真是绝配，孙悟空一身本领，猪悟能敢于斗争，沙悟净憨厚沉稳，唐僧心地善良，师徒四人经历千难万险，终于修成正果，成仙成佛，我真为他们高兴!
神话学又称比较神话学，它在跨文化的比较观照之下势必会越出西方传统的界限，将东方各民族古典神话和原始民族的口传神话统统纳入总体考察的视野之中。这样，在中国知识界没有引进神话概念之前，是西方神话学家首先提出中国神话的问题，并做出先驱性的探讨。回顾20世纪初我国神话研究的发轫期，在日本学者的启发下，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1905)借鉴神话学观点，把历史上第一个时代命名为“传疑时代”，怀疑盘古之说“非汉族旧有之说”，还把黄帝以上的包牺、女娲、神农诸帝皆视为神话。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以印度、希腊神话之发达为参照，说明产生了《庄子》、《列子》的南方文化在想像力上远过北方。蔡元培花了很大功夫翻译日本井上圆了所著《妖怪学讲义录》共六册，侧重从心理学方面解说神怪产生的原理。周作人翻译了英国人类学家根据荷马史诗创作的神怪小说《红星佚史》，至40年代又翻译了《希腊神话》、《希腊的神与英雄》等，还写有《童话略论》、《神话与传说》、《神话的辩护》、《习俗与神话》等系列文章，在传播西欧的神话学知识，改变国人对神话的蔑视和偏见方面卓有成效。《红星佚史》的作者之一安度阑(Andrew Lang，1844—1913，后译为安德鲁•兰)为英国著名神话学理论家，著有《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神话学》等论著，成为早期中国神话学译介和奠基时期影响最大的人物。谢六逸编著《神话学ABC》、玄珠(茅盾)著《中国神话研究ABC》、林惠祥著《神话论》，黄石著《神话研究》等均称引或依据安度阑的神话分类法。鲁迅较早提到“神话”显然也是在日本和西欧的神话学东渐以来的大背景之下受到启发，其《破恶声论》(1908)是20世纪率先涉及神话问题的少数文献之一，其中写道：夫神话之作，本于古民，睹天物之奇觚，则逞神思而施以人化，想出古异，淑诡可观，虽信之失当，而嘲之则大惑也。太古之民，神思如是，为后人者，若何惊异瑰之大;矧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倘欲究西国人文，治此则其首事，盖不知神话，即莫由解其艺文，暗艺文者于内部文明何获焉?[4]鲁迅在此批评了“嘲神话者”的偏见，还说明神话的发达与否因文化而异的现象，提出不了解神话就无法了解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明的见解。至于中国神话为何不若西方之发达的问题，到了1923年著《中国小说史略》时再尝试给予解释。该书第二篇题为“神话与小说”，首言小说出自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后释“神话”之名及其实云：“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5]这段话既对“神话”这一概念做简单界定，又从而暗示出神话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初民对超于人力以外的现象(今谓超自然现象者)的自造解释。这一观点反映了人类学派通常的神话观点之影响。不过鲁迅似未读过高木敏雄《比较神话学》，他仍以《三五历记》所述盘古开辟说为中国本土神话之例。鲁迅在此还重申了神话对于文学的重要性，“故神话不特为宗教之萌芽，美术所由起，且实为文章之渊源”。中国古代保存神话传说较多的古籍，鲁迅特别提出《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燕丹子》、《楚辞•天问》等，可算做国人对神话典籍的最初回顾。该篇末尾提到中国神话零星散碎的原因，乃引日本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第六章的说法：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能更集古传以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鲁迅于此二点之外，又提出一点原因，即国人神鬼不别的现象：“天神地祗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祗。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蜕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作为例证，鲁迅举出《搜神记》、《异苑》、《三教搜神大全》等书中所记生人死后为土地神、紫姑神、门神的说法，实为20世纪后半期民间文学复兴中的鬼话、仙话与神话并列说之远源。而宗教学家谓中国最重祖先崇拜，已死之先祖得与天神同列，亦可与鲁迅所说人鬼神不分的现象相互对观补充。与鲁迅大约同时关注到神话问题，并写出研究中国神话的专文或专著的先驱者还有茅盾、周作人、梁启超、江绍原、林惠祥、顾颉刚等，尤其以茅盾的功绩最为突出。他在1929年发表的《中国神话研究ABC》一书，是国人用汉语写成的探索中国神话的开山之作。茅盾在1980年回忆当时情形说：“二十二三岁时，为要从头研究欧洲文学的发展，故而研究希腊的两大史诗，又因两大史诗实即希腊神话之艺术化，故而又研究希腊神话。——继而又查《大英百科全书》之神话条，知世界各地半开化民族亦有其神话，但与希腊神话、北欧神话比较，则不啻小巫之与大巫。那时候，郑振铎颇思编译希腊神话，于是与他分工，我编译北欧神话。惜郑振铎后来兴趣转移，未能将希腊神话全部编译。我又思，五千年文明古国之中华民族不可能没有神话，《山海经》殆即中国之神话。因而我又研究中国神话。”[6]凡此种种，便是《中国神话研究ABC》、《希腊神话》、《北欧神话ABC》、《神话杂论》等一批著作的起因。从知识结构上看，茅盾之所以在五四以后投入神话研究，成为卓然自立，开一代风气的文学研究革新家，是同他深入钻研西方人类学和神话学的有益积累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类神话研究著述也应看做是文学的人类学批评在中国学坛上最初结下的丰硕果实。没有西洋文法作为参照，汉语语法的探讨恐怕没有自发出现的可能。同样道理，茅盾对希腊、北欧神话的比较研究以及他对未开化民族神话知识的了解，反过来成就了他作为中国首位神话学家的功业，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预示着20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在神话理论方面，茅盾书中提到的重要问题还有中国神话的地理分布格局，神话是短篇小说之开端，先秦子书如《庄子》、《韩非子》等亦保留着神话片段，少数民族神话的搜集与研究之重要性等等。关于地理分布，他提出中国神话由北、中、南三部分组成的观点，刺激了后来顾颉刚关于东、西两部分组成的新论点。在具体神话的分类和解说方面，本书由于是首创之作，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如蚩尤为巨人族之一，黄帝战蚩尤乃神与巨人族之事。夸父与夸娥是同神异名，“终北”、“华胥”反映中部人民的宇宙观。大司命是主管生死寿夭的命运之神，少司命是主管爱情的命运神，帝喾为中国神话中之主神，相当于希腊之宙斯。古史和神话中的两个羿的关系：“人性的羿”就是历史化了的“神性的羿”，等等。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相形之下，黄石的《神话研究》、谢六逸的《神话学ABC》、林惠祥的《神话论》三部书，除了后者略涉及中国神话外，基本上仍属译介的性质。除此以外，赵景深译有哈特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1927)、汪倜然著有《希腊神话》(1927)、方壁著《北欧神话》(1930)，亦属译介之列。五四以来的传播新文化的刊物也刊发了大量神话方面的论文和作品，如《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小说世界》、《文学周报》、《民间文艺》、《民俗》、《艺风》、《史学年报》、《开展》、《民间月刊》、《妇女与儿童》、《歌谣周刊》等，其中的一些刊物还办过神话专号。时至30年代，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等方面的研究已经普及开来，成为西学东渐以来在文学与人文研究方面最有成就的新领域之一。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神话学在沉寂多年后获得复兴，成立了中国神话学会，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出版了《中国神话》专集和一系列著作和译著。20年来发表的专题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以往的70年[7]。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古籍之中所记载的汉族古神话，许多学者还从民间采集到大量口传神话，尤其是在广大少数民族中流传的神话作品，从而给中国的神话学建设带来独特的多民族跨文化的比较资料和广阔的发展前景。1995年由台北的汉学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神话与传说学术研讨会”，聚集了当今大陆、港台和海外汉学家40余位，分别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俗学、宗教学和文学等角度考察中国神话的特性与传承分布，显示了中国神话学日趋多学科化和国际化的走向[8]。以下从两个主要方面评述女性主义、比较宗教学派在当代的中国神话研究中产生的反响及其所代表的较新的学术发展动向。二、女性主义与中国神话研究神话学发展到20世纪中期，迎来了一场空前的大变革，那就是女性主义神话学作为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迅速崛起，引起整个知识界的震动和热烈的学术争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学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几乎所有文明都是父权制的。毫无例外的是，所有的父权制文明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对女性存在的贬低和蔑视，对女性的社会权利的压制和遮蔽。这一方面体现为社会现实中两性不平等现象的普遍存在，另一方面通过语言文字折射为社会意识形态中被改造被扭曲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声音。“男人造语言”这一惊人的学术发现，给予女性主义者充分自觉的“性别政治”的意识，开始从各个方面去揭露批判男性中心社会的种种语言积习和文化表达，试图在男性化意识形态的遮盖背后，重新寻找真实的女性形象。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所有年月。各种文明传统的文字文本中的女神形象的研究，规模空前庞大。如1992年由英国伦敦的潘多拉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一书，由牛津大学的拉灵顿()博士主编，分为6个部分，有19位学者撰文分别运用女性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近东、欧洲、亚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话传统以及20世纪的女神崇拜与研究情况。拉灵顿在导言中指出，传统的神话学研究充斥着男性中心的观点和厌女症偏见，而本书则尝试完全让世界各地的知名女专家来执笔，重新书写不同时期各个文明中的神话传说遗产，尤其注意女性形象和女性的作用。“对于西方人而言，我们对我们的神话遗产的解释决定着我们思考自己的方式。政治家、心理分析家和艺术家都利用神话来告诉我们：我们是谁，从何处来。于是，纳粹的意识形态就利用了德国神话，弗洛伊德主义的心理分析则把希腊神话作为他们解释人类行为的模型，画家、作曲家、雕塑家和作家也都有意或无意地模仿过去的神话模式。”[9]现在，女性用自觉的社会性别视角重新审视古代神话，这种视角的变换会给女性带来把握自己身份的全新契机。只要神话不再是由男性成见所反射的哈哈镜，那么女性就能够从神话中找到自己真实的过去。《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讲到中国神话的部分由华裔学者刘涛涛(Tao Tao Liu)执笔。她从男性的开辟大神盘古讲起，述及黄帝、炎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构成的神话帝系谱。强调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义对神话性别角色的决定性作用。为什么女性神灵只有作为男神的配偶和亲属才得以存在和流传?“一个女人自身根本没有地位和权利。她必须学会灵巧的手艺以便充实自己，这一情况也反映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一般而言，神话中有头有脸的女性扮演的总是母亲和妻子的角色。”[10]在介绍“神话与民俗中的女性”时，作者共举出女娲、嫦娥、织女、孟姜女、观音和白娘子6位流传最普及的故事。从年代上看，只有前三位属于神话人物。而即使这3位神话女性的故事也显得非常简略。在“神话与民俗中的小人物”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女性数量增加了，但是她们的面目和在男性社会中的功用却复杂化了：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褒姒、妲己、狐狸精。显而易见，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在性别方面必然坚信所谓“女人祸水论”的偏见，这三位后出现的女性角色与女娲、嫦娥、织女相比，已经完全成了男性中心社会的图解女色亡国观念的反面教员。类似于《女性主义的神话指南》的出版物在90年代盛极一时，这表明知识女性对神话学这门新学科的兴趣与日俱增。为什么现有的西方神话文本总是把女性放在次等的位置上呢?拉瑞•荷塔多(Larry )带着这一疑问编出《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11]一书，期望通过对非西方的宗教传统中女神地位的考察，找到解决问题的线索。该书立论的思路很像韦伯在非西方社会中寻找不能导致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因。书中共研讨了中国的道教和佛教传统中的女神，古代埃及宗教中的女神伊西丝信仰和印度教中有关女神的“撒克提”(sakti)观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的女教授贝缇娜•纳普(Bettina )独自撰写的大著《神话中的女性》。她从世界的神话文学中选出9位女性形象——古埃及的伊西丝，巴比伦的提阿玛特，古罗马的狄多，古希腊的伊菲革妮亚，印度的悉多和中国的女娲等，逐一加以剖析，确认她们在所属社会中的价值、能力和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讲述她们如何战斗、领导军队、建立国家、治理大地以及她们如何经历性别的挑战和身份的危机，并且把这些神话女性同当今社会中的女性相互对比，在历史和现实的参照之中探寻女性命运的未来。关于女娲，贝缇娜•纳普综合分析了造人、补天、执(圆)规、蛇身、变形(“一日七十化”)等母题，认为她代表着父权制文明尚未确立时的全能女神信仰，那时的女神不仅是崇拜的中心，而且是宇宙秩序和自然和谐的代表。女娲补天和立地四极的情节，表明她也代表着远古时期人力工程和科学方面(包括知识、技能和经验)的最高成就。作为人类的创造者，宇宙的灾难性错误的纠正者，女娲也就相当于所谓“救世主”(the savior of universe)[12]。至于这位女性救世主如何在后代失去了她的地位和荣耀，贝缇娜•纳普认为是汉代以来父权制的强化，“女娲不再是完美的典范了”，对她的崇拜也就随之解体。按照女性主义学者汤森德的划分，当代女神神话学研究主要有两种思路和方法，一种是遵循荣格的弟子纽曼的做法，把母神视为原型，其最终的根源在于人类的深层心理即所谓“集体无意识”。另一种更为基本的、历史的方法，依据考古学资料，承认在远古时期存在统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13]。贝缇娜•纳普重构女娲救世主的信仰的尝试显然是属于后一种方法。相信随着对文献资料和考古发现的新的透视的展开，这种重构女神宗教的研究在东方世界还会迎来更加可观的成就。历史方法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实证性资料的积累，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已有西方学者捷足先登，完成了非常有分量的论著。如1999年在荷兰莱顿创刊的英文刊物《男女：早期中国的男人、女人和性别》(NAN NU:Men，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就以57页的篇幅发表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汉学家大卫•凯利的长文《开端：新石器与商代的女性地位》[14]，主要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和对甲骨文的记载的分析，论证上古时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从新石器时代到商代的社会性质基本上是父权制的。这就使女神宗教说的现实基础问题受到某种程度的质疑，其争议性也就越发明显了。大卫•凯利还引用格林()《克耳特女神》(Celtic Goddesses)一书的观点论证说，中国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女神雕像的发现并不一定反映着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的显赫，因为古希腊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为守护神，可是雅典妇女的地位却极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晚近发表的较系统的研究中国古代女神信仰的英文论文是收入《宗教中的女神与现代争论》一书首篇的《中国宗教中的女神》，作者是陈阿蓝(音译Alan )。文章指出：“中国的传统文献资料并未提供一个女神崇拜的完整图景。重构每一位女神的由来将是十分困难的，考察其在上古时代的崇拜情况更是难上加难。这是因为，官方记录中的神话叙述总被历史化和道德化地处理，而保存这一记述传统的执笔人毫无例外皆为男性，他们对女神崇拜已没有什么同情。事实上，某些儒家学人还对此心存怨恨。尽管如此，可以确信的是，女神在中国宗教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5]陈阿蓝希望能够依据传世的文献资料勾勒出一幅中国女神崇拜的历史全景。她首先追溯了商代卜辞中所反映的萨满巫教活动，确认(女)巫及其功能对于商王室礼仪活动的重要作用，如求雨、增殖和治疗的仪式。她引用汉学家谢福()的说法，把这些女巫称为实际上的“二等女神”(lesser goddesses)[15](P10)。在商周交替之际，男性的萨满巫师开始逐渐成为国家宗教活动的主角，关于仪式与神位的知识变得比巫术力量本身更加重要。然而，在周代和以后的日渐增多的文献中，有关女神崇拜的图景逐渐清晰了起来。陈阿蓝根据《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的线索，主要讨论创世女神女娲、日月女神羲和的故事，描述早期文学作品中女神如何转变为“神女”(山鬼、巫山神女、湘夫人、洛神等)的情况。关于女娲，她认为直到汉代对女娲的崇拜才成熟起来，因为女娲杀黑龙和补天救世的功绩在汉代《淮南子》以前没有记载。女娲与“置婚姻”及创制音乐等母题的关联反映的是古代增殖仪式活动的情况。也是从汉代以下，女娲的形象总伴随着伏羲，表现为造型艺术中的人首蛇身交尾形象。陈阿蓝认为这种配偶神的出现体现着汉帝国时代流行的价值观念即神圣王权。在高度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之下，世界由一位女神独自创造的说法难以维系下去了。“然而，和伏羲在一起，女娲还能以‘配偶和助手’(consort and helper)的角色保持她在神灵世界的一席之地。”[15](P12)在论述了早期文学中女神转化为神女的情形之后，陈阿蓝还描述了以西王母为主的道教神谱中的女神体系，从而使她对中国女神的历史叙述获得全景效果。尽管在资料的占有和晚近研究成果的把握方面显得不足，述而不作的性质较为明显，陈阿蓝的论文在用女性主义观点重审中国古代女神方面，仍然能够给英语世界的读者带来新鲜的参照和重要的启发。基于这种认识，吉拉道特在书中用主要篇幅去重构道家神话的象征体系。围绕着混沌这个原型主题，《老子》、《庄子》、《淮南子》、《列子》等不断地持续讲述着关于创世、堕落和救世性的回归混沌的道家神话故事。由于这些早期文本的巨大影响力，混沌族的意象象征体系积淀出中国文化的深层象征，反复出现在后代的文本中，并且旁及少数民族神话的创造。《早期道家的神话与意义》第六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朝向混沌主题的类型学”，第7章题为“卵、葫芦与洪水：混沌主题的神话基型(prototype)”，作者在此将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动物祖先如盘瓠(犬)、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及葫芦型方舟母题等，同汉族文本中的混沌象征联系为一个具有转换生成性质的整体，探讨道家核心神话在中华多民族文化中的传播力度[19](P169—208)。这对于我们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受吉拉道特影响的美国汉学家罗伯特•艾利森(Robert )著有《精神超越的庄子—内篇解析》(Chuang-Tzu for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The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9.)一书。她非常赞同艾利雅得、吉拉道特等人从神话角度重审道家思想的方法，但却不是亦步亦趋地继续研究混沌神话，而是另辟蹊径地关注鱼鸟变形神话。罗伯特•艾利森引用汉学家格雷厄母的观点，认为《庄子•应帝王》篇的混沌君寓言并非道家神话的核心故事。恰恰相反，《庄子•逍遥游》篇首的鲲化鹏神话中才是“核心的神话”[20](P180)。鱼鸟变形神话不只是化蝶故事的某种预演，而且给庄子的整个哲学幻想打开了门径。正是这种哲学幻想后来构成了道教传统的不变的灵魂，那就是“自我转化”和“自我超越”。罗伯特•艾利森虽然也强调神话对于理解道家文本的绝对必要性，但她并不像艾利雅得和吉拉道特那样关注神话与萨满—巫教的渊源关系，她只关心神话作为“隐喻”的艺术如何形成庄子特有的思想传达，启发读者自己挣脱概念思维的精神牢笼，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获得更为自由和优越的认识方式，开启直觉理性的幻想空间。《精神超越的庄子》一书第2章“神话与怪物：隐喻的艺术”和第三章“神话的内容”，分别研讨神话母题在庄子文本中的结构素作用以及庄子文风特有的认识论意义。正像吉拉道特紧紧围绕《庄子》内篇末尾的混沌君神话大做文章一样，罗伯特•艾利森则集中关注位于庄子文本开端的鲲鹏神话，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将神话放在全书的开端呢?”[20](P 27)此问题的解说是：庄子试图以出奇制胜的开篇来暗示读者：书里所要表达的思想是不能直接表达的。这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命题，而神话以荒唐之言的形式充当着表达不可表达的道的功用。换言之，鲲鹏神话作为开篇，旨在预示读者自己摆脱概念的和分析的思维力量，跟随神话的幻想力量进入精神的超越之旅。日本的宗教学与神话学研究也深受艾利雅得的影响。这主要得益于译介工作的先行。久米博、前田耕作、大室干雄、宫治昭、中村恭子、立川武藏、斋藤正二等翻译了十三册的《艾利雅得全集》(东京：3/4书房，1973—1976)。此外，还有别的单行译本。可以说艾利雅得所有重要著作都已译为日文。这对日本的文科研究和汉学研究所带来的启发作用可想而知。铁井庆纪(1930—1989)，御手洗胜(1924—)，小南一郎(1942—)，横山宏(1938—)等学者很早已应用艾利雅得“圣与俗”(the sacred and the profane)、“中心象征”(centre of symbolism)和“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时间观来分析中国古典文学。这些成绩又辗转影响到台湾和香港学者。日本驹@①大学文学部教授、宗教人类学家佐佐木宏干的《凭灵与萨满》(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萨满教的人类学》(东京：弘文堂，1984)，大东文化学院教师藤野岩友的《巫系文学论》(大学书房，1969年)，佐野大和的《咒术世界的考古学——原始信仰与祭祀礼仪》(续群书类丛完成会，1992年)，樱井德太郎等的《变身》(弘文堂，1974年)，等等，都是直接受艾利雅得的萨满教理论影响的著作。集中在中国神话研究方面的论著则有：御手洗胜的《神仙传说与归墟传说》(见《东方学论集》2号，1954年2月，63—84页)。铁井庆纪的《中国神话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池田末利编，东京：平河出版社，1990)一书，收录的如下论文：《昆仑传说试论》(1975年)，《“中”：神话学的试论》(1980年)，《道家思想乐园思想》(1980年)，《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圣俗对立》(1983年)。此外，京都大学的小南一郎著有《西王母与七夕传说》、《中国神话与故事》(东京：岩波书店，1984)、《楚辞的时间意识——从九歌到离骚》(《东方学报》，京都，58册，1986年3月)等。御手洗胜的弟子王孝廉(1942—)，原籍台湾，现任教于日本关西大学国际文化学部，专攻中国神话学。他应用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观念，研究中国神话所呈现的圆形时间结构以及古典小说的结构模式，如《说岳全传》、《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等表现出的“原始”、“历劫”、“回归”的三段循环。总结为一种“原型回归”，用他自己的话来解释，“这种回归，可以说是不可抗拒的天命，来自天上的仙女，经过人神的悲恋之后再回到天上去，来自海中的龙女再回到海中;宋江等梁山泊好汉，在人间轰轰烈烈地干了一场以后，必须再回到他们命运的原点;贾宝玉完成他的爱情历劫以后再回到他的青埂峰，石头依然还是石头。”[21]晚近大陆学者研究道家思想的著述也应用了艾利雅得的“原型回归”论。如对老子和庄子思想中的“归”与“返”等中心主题的跨文化解说
对神话传说的关注与研究，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一个世界性的热点。这反映了一种共同的文化思潮：人们普遍希望能够从古人的精神遗存中，寻找认识文明社会种种问题的钥匙。而人类学派的进化论世界观和“以今证古”的学术原则与方法，正好适应了人们的这一精神期望。于是，神话研究领域中的人类学派取代语言学派在欧洲崛起，而且很快便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流派。到20世纪初，人类学派神话学通过两条线传到了中国：一条线来自欧洲，一条线来自日本，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对我国的神话研究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评论者指出：“以泰勒、安德留·兰等为代表（特别是兰氏）的英国人类学的比较神话学派，是19世纪后期到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年，在世界学坛上取得了压倒地位的一个学派。从20年代到40年代，我国神话、故事方面研究观点主要受到这一派的影响。当时这方面一些比较知名的学者如沈雁冰、赵景深、黄石及周作人等，都是接受了这一派的理论，并把它应用到中国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及风俗的谈论、研究上的。”[1] “在马克思主义神话理论广为传播以前，人类学派的神话学在欧洲和日本都拥有很大的势力，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于本世纪（按指20世纪）初传到我国，为一些向往新思潮的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在‘五四’前后对我国的神话研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相当数量的研究者在接受人类学派神话理论的同时，进一步加以改造，并用之以探究中国神话和世界神话诸问题，从理论和方法上为我国的神话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2] 民间文学（主要是神话、传说、故事）研究者接过了西方人类学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以文学的眼光加以改造，用以探究中国神话、传说、故事等领域里的问题，为我国的口头叙事文学研究乃至中国神话学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时期，人类学派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一 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传入人类学是以人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19世纪后叶，欧洲文化人类学达到了鼎盛时期，出现了摩尔根、泰勒、弗雷泽、安德留·兰、马林诺斯基等一大批著名的人类学家，出现了《古代社会》、《原始文化》、《金枝》、《神话、仪式与宗教》、《文化论》等一大批赫赫有名的人类学著作。20世纪初，1903年，在几部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文明史著作（如高山林次郎的《西洋文明史》[上海文明书局版]，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的《支那文明史》[竞化书局版]，高山林次郎的《世界文明史》[作新社版]等）里，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伴随着“神话”与“比较神话学”这些新鲜的词汇传入了我国。我国开始有人向国人介绍欧洲（古希腊罗马、北欧）的神话，并试图用西方的人文理论来解释和评述神话了。1907年留学日本的周作人读到鲁迅回国前订购的美国人该莱(gayley)编的《英文学上的古典神话》、法国人戴恩(taine)编的《英国文学史》，开始对安德留·兰( andrew lang, 1844～1912)的人类学派神话学说有所了解。他根据安德留·兰和该莱的神话观点写了一篇题为《三辰神话》的文章，寄给了鲁迅、许寿裳正在筹办中的《新生》杂志，可惜的是《新生》胎死腹中，这篇文稿也就没有出世。[3] 同年，鲁迅发表《破恶声论》的文言长文。这是继蒋观云《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1903年初在梁启超于东京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之后，中国神话研究史上又一篇较早发表的探讨神话诸问题的重要文章，其中对神话的一些见解，如神话的起源和特点、神话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对后世作家文学的影响等，显然受到西方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的影响。[4]也是这一年（1907），周作人以周逴的笔名翻译了英国哈葛德和安德留·兰合作根据荷马史诗而撰著的神怪冒险小说《红星轶史》（原名《世界欲》）。周作人在《前言》中对作者之一的英国人类学神话学家安德留·兰作了简要的介绍。这可能是中国人第一次介绍安德留·兰的文字。1913－1914年周作人用文言文写的《童话略论》、《童话研究》（见周作人《儿童文学小论》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等文章，对安德留。兰的神话观点做了相当详细的阐述，是我国最早直接介绍人类学派神话学，并运用它来研究神话的重要文章。回顾历史，人类学派学说的传入中国，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二是绍介其理论与作品，三是运用其学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神话和故事。先说翻译，在这一方面，上文已经说过，周作人有开创之功。赵景深也做了许多工作，他先后翻译了哈德兰德的《神话与民间故事的混合》（《新民意报·副刊》1923年第8期）和《神话与民间故事》（《小说月报》1926年第17卷第8期）；麦苟劳克的《民间故事的探讨》（《文学周报》1927年8月 第4期）、《季子系的童话》、《友谊的兽的童话》（原载报刊待查）、《兽婚故事与图腾》（《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1月31日第3卷第1期）、《民间故事之民俗学的解释》（《青年界》1936年11月第8卷第4期）等。麦苟劳克的《小说的童年》一书，他差不多译全了。他不仅翻译，也在自己研究童话和故事的著述中，介绍和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的理论和方法。他的观点，可以用他的一句话来概括：“民间故事近来渐渐有人注意了，他的价值是在从故事里探讨古代的风俗礼仪和宗教，这是大家早已知道的。”[5]这种民间文学观，正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故事学的核心。除了赵景深以外，周作人翻译了英国哈里孙的《希腊神话引言》（1926），杨成志翻译了英国该莱《关于相同神话解释的学说》（中山大学《民间文艺》1927年第3期）、英国班恩《民俗学概论》一书的附录部分《民俗学问题格》（《民俗》1928年），郑振铎翻译了英国柯克士的《民俗学浅说》（1934年），等等。从日文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渠道，如小川琢治的《天地开辟与洪水传说》与青木正儿的《中国小说底渊源与神仙说》（汪馥泉译，1929年），小川琢治的《山海经考》（江侠庵编译，收入《先秦经籍考》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松村武雄的《地域决定的习俗与民谭》（白桦译，1931），《狗人国试论》（周学普译，1933年）、《童话与儿童的研究》（钟子岩译，1935年）、《中国神话传说短论》（石鹿译，1936年）等等，都是一些有影响的著作和文章。此外，对泰勒、弗雷泽原作的翻译和介绍也散见于各种书刊之中。如周作人曾写《金枝上的叶子》，介绍弗雷泽的《金枝》（见《夜读抄》，1934年）；苏秉琦曾译弗雷泽的《旧约中的民俗》第4章《洪水故事的起源》，收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秋子曾译弗雷泽的《迷信与社会诸制度》（《民间月刊》1933年）与《外魂――见于民间故事的》（《文讯》1946年）等等。在人类学派学说的绍介方面，1906年新城王树枏著《希腊春秋》（8卷，兰州官报局藏版，日本三省堂书店发行）、1916年孙毓修著《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与1923年谢六逸著《西洋小说发达史》（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在介绍西方神话与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对中外神话进行了比较。二、三十年代出版过几部采用人类学派观点写作的普及性的神话理论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谢六逸编译的《神话学abc》（1928年），林惠祥的《民俗学》（1931年）与《神话论》（1934年）等等。在这里要对谢六逸的《神话学abc》多说几句。此书前半部分根据的是日本早稻田大学著名人类学家西村真次的《神话学概论》，后半部分根据日本著名神话学家高木敏雄的《比较神话学》编译而成。西村和高木两位都是人类学派神话学有造诣的研究专家，其理论自成体系，钟敬文曾受到他们的影响。谢六逸20年代初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28年，他把神话学看作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意识地把人类学派神话学的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神话学史、神话基本理论、方法论），系统介绍给我国，对人类学派的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神话学的建立，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这几部书不仅在中国神话学的初创阶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还作为神话学、故事学的入门书，受到研究者与读者的重视与欢迎。其次，在研究方面，鲁迅、茅盾、周作人、赵景深、钟敬文、郑德坤、郑振铎等都运用人类学派神话理论和方法进行中国神话的研究，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鲁迅有关神话的著述，如《破恶声论》（1908年）、《神话与传说》（《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讲义本，1923年）、《从神话到神仙传》（《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一讲，1924）、《关于神话的通信――致傅筑夫、梁绳祎》（1925），以及他的某些神话见解（例如关于神话的产生、神话与巫的关系、神话演进为传说、神话的分类等），明显受到人类学派的影响。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提出“试察今之蛮民”，“证以今日之野人，揆之人间之心理”，这种取今以证古，以今日之蛮人来推测荒古无文时代人类心理的方法，也是人类学的方法。在研究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者，首推作家茅盾（沈雁冰、玄珠）。他从1918年开始研究神话，1923年在上海大学讲授希腊神话，1925年开始发表神话论文，“处处以人类学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先后撰著了《中国神话研究》（写于1924年，发表于《小说月报》1925年第16卷第1 期）、《楚辞与中国神话》（《文学周报》1928年第8期）、《神话杂论》（1929年）、《北欧神话abc》（世界书局1930年）等等，都是人类学派在中国土壤上的产物。他1928年撰写的《中国神话研究abc》（1929年由世界书局刊行，1978年再版时易名为《中国神话研究初探》）成为中国神话学奠基性质的代表作，并由此奠定了他在中国神话学史上开拓者与奠基者的学术地位。1978年，茅盾在为他半个世纪以前写作的《中国神话研究abc》再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20世纪初叶新一代的文学家是怎样接受人类学派影响的时候说：我对神话发生兴趣，在1918年。最初，阅读了有关希腊、罗马、印度、古埃及乃至19世纪尚处于半开化状态的民族的神话和传说的外文书籍。其次，又阅读了若干研究神话的书籍，这些书籍大都是19世纪后期欧洲的‘神话学’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以‘人类学’的观点来探讨各民族神话产生的时代（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及其产生的原因，并比较研究各民族神话之何以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其原因何在？这一派神话学者被称为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者，在当时颇为流行，而且被公认为神话学的权威。当1925年我开始研究中国神话时，使用的观点就是这种观点。直到1928年我编写这本《中国神话研究初探》（引者按：即《中国神话研究abc》）时仍用这个观点。当时我确实不知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关神话何以发生及消失的一小段话：‘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当后来知有此一段话时，我取以核查‘人类学派神话学’的观点，觉得‘人类学派神话学’对神话的发生与消失的解释，尚不算十分背谬。[6]茅盾的这段话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神话学的初创时期，不仅他本人，我国许多学者的神话见解，受到的主要是欧洲人类学派的影响。周作人在译介人类学派神话学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研究方面，写了《神话与传说》（收入《自己的园地》，1923年）、《神话的辩护》（收入《雨天的书》，1924年）、《习俗与神话》（收入《夜读抄》，1933年）等等，进一步阐发了安德留·兰的人类学派观点。钟敬文二、三十年代写作的有关神话、故事的文章有二、三十篇之多，如《楚辞中的神话和传说》（1928年）、《与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1933年）、《中国神话之文化史价值》（1933年）与《老獭稚型传说底发生地》（1934年）等等，都很有见解。他的神话观点有自己的特色，在接受人类学派学说的同时，还汲取了社会学派的见解。赵景深的几部童话集子，如《童话论集》（1927年）、《童话学abc》（1929年）、《童话评论》（1935年）等，也都是用人类学派观点研究童话和神话的。追随茅盾，运用人类学派神话学说研究《山海经》的郑德坤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他在《山海经及其神话》（《史学年报》1932年第4期）一文中，运用人类学派的万物有灵学说、心理共同说来探讨《山海经》与经中的神怪鸟兽。他说：“神话确能或明或晦地反映出原始人类心理状态的生活情形，是很可贵的文明史的史料。”在当时的《山海经》研究中，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郑振铎的《汤祷篇》（《东方杂志》1933年第30期）借汤祷的故事，旨在对中国的“蛮性的遗留”作一番清理，并由此指出，原始生活的古老的“精灵”常常会不经意地侵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神话研究另辟蹊径。由于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由文学家或文学理论家们们完成的，故而笔者把中国的人类学派神话学称之为文学人类学派。当然这里所说的神话学是广义的，包括所有散文体的叙事作品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初，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创立之始，该会主办的《歌谣》周刊以及《晨报副刊》、《语丝》等报刊，虽然也发表过一些翻译介绍英国人类学派、阐发研究其观点方法的文章，但该会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所倡导的主要思潮是乡土研究[7]，而《妇女杂志》等则成为文学人类学派的主要阵地，胡愈之早期的著名论文《论民间文学》，就是发表在此刊于1921年1月出版的第7卷第1号上的。关于我国的文学人类学派民间文艺学，赵景深曾写道：“关于神话和传说的研究，历来的学者多所争论。……直到人类学的解释出，神话和传说的研究方才愈加精密。完成此说的不可不推功于安特路兰(andrew lang)。……要走这条路第一步工夫便是搜集类似的神话和传说。……我国最初以人类学研究民间故事的自然要推《妇女杂志》社诸君。他们已很能做到照农民口吻一点不加修饰的复写下来这一层，却没有做到搜集大同小异的材料这一层，对于犯重复的故事每不采录。这一工夫最方才从单行本《徐文长故事》看到。《徐文长故事》重复的很多，均未删去，这便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处。”[8]《徐文长故事》收录同一母题的故事的不同异文的编辑方法，正体现了人类学派故事研究的方法和原则，被赵景深看作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间文艺学界的一个成功范例。文学人类学派演武的阵地，除了《妇女杂志》以外，还有一些影响很大的重要文学杂志，如《语丝》、《文学周报》、《小说月报》等。二 人类学派神话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西方各种新思潮涌入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当时，一部分留学生和掌握外语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欧洲神话及其理论，并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西方人类学派学说这外来的种子，能够在中国的土壤上成活、生根、开花、结果，有一个拿来、认识和消化的过程。在我国，人类学派学说的本土化主要表现在人类学派学说的文学化与中国化；换句话说，所谓本土化，指的是用人类学派的神话学说和方法去构建和解释作为文学的中国神话。上文我们说过，在世纪初“睁眼看世界”的开放浪潮中，对欧洲神话理论首先产生兴趣的是一批掌握外语、与外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学家。他们最初接触神话，只是凭着文学家的兴趣和爱好，以文学家的眼光，从文学的角度去认识神话。例如，郭沫若开始仅仅从诗人的兴趣出发去欣赏神话（《神话的世界》，《创作周刊》1923年11月7日）；鲁迅是为了和复古派、国粹派论争的需要而利用神话（见鲁迅1907－1908年的论文《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茅盾则为了穷本溯源，对十九世纪的欧洲文学作一番系统的研究而钻研古典神话（《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生活之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2期）；周作人最初只是为了研究西洋文学必须具备一些入门的、典故性的基础知识而涉猎神话（《希腊神话二》，《夜读抄》北新书局1934年）；钟敬文、赵景深则认为探讨民俗学与童话学必须同时旁及神话（赵景深《研究童话的途径》，《童话论集》1927年），等等。尽管各人研究神话的目的不同，时代先后不一，修养各有深浅，成就各异；但是，他们在世纪之初都不约而同地从不同渠道接受了人类学派的影响，并以此为武器去探讨中国的神话世界。神话首先是文学，中国文学史以神话为开端。首次提出并从理论上对此加以阐释的，是文学家史家的鲁迅。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二篇《神话与传说》里，写的就是“小说的渊源：神话”；《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开篇也是：“神话是文艺的萌芽”，明确地指出神话的性质是文学。神话在文学上定位的传统，自20世纪20年代鲁迅的阐明起，一直延续到今天并没有改变。其间传袭者，除了前面提到的茅盾等文学家理论家，到40年代，由何其芳为代表的“延安学派”所继承，到50年代及其以后，袁珂加以发扬光大。神话是文学，但从神话学的学科来考察，神话的功能是多样的，它不仅仅是文学。正是由于神话的文学性质与功能被强调、被强化，所以在我国，神话学在其创始之初，从来就不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即使在世纪初人类学派学说如此强大之时，也未能改变它依附于文学的性质。可以说，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有关神话的主要言论，都是在“神话是小说的开端，文艺的萌芽”这个大前题下展开的。20世纪初，我国学者接触神话，是在“五四”前后，与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同步的，因此，他们的兴趣和抉择不能不受到“五四”民主与科学的革命精神的浸染，目的性很明确。以茅盾为例。一方面，他借鉴欧洲的人类学派，“处处用人类学派的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认为“以此说为解释神话的钥匙，几乎无往而不合”（《人类学派神话起源的解释》，《文学周报》1928年第6卷）。另一方面，他善于吸取他人的精萃，化为自己的血肉，用以梳理中国的古神话问题。他对神话的一些基本看法，例如神话是原始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神话和原始人的信仰和心理状况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必须从原始人的宇宙观、从神话的性质和内容，对神话和仙话、传说、寓言等非神话作品加以严格区分；在比较中探求神话演变的踪迹等等，虽然对人类学派的理论多有借鉴，但是许多结论是经过自己的分析和研究，结合中国神话的具体情况而得出来的。他重视原始人的生活和世界观对神话的性质、内容、产生和演变所起的制约作用，比起欧洲人类学家之更多地倾向于原始信仰、仪式与心理因素，可以看出茅盾的神话观点的独创之处。他主张学习外国，但反对一味摹仿，主张大胆创造。这种“自行创造之宏愿”（《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学生杂志》1918年1月），自始至终贯穿在他的神话研究之中。他借鉴欧洲的神话学，是为了“创造一个中国的神话的系统”（《中国神话研究abc》序），这种朦胧的学科意识在当时是十分可贵的。三 文学人类学派的历史贡献与局限在英国人类学派影响下出现的中国文学人类学派，是一个在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史上有过重要贡献的学术流派，即使一些不属于该流派的学者，也多少受到过人类学派的影响，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个派别的观点和方法。但这个流派也存在一些不足和局限。钟敬文晚年在回顾他的学术道路时，对人类学派在我国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有过一段十分中肯的分析：这派理论在学术上的主要功绩，是它从进化论的观点去观察和说明人类不同时期神话的历史关系。它把“野蛮”时代的精神产物（神话）和所谓“文明”时代的同类文化现象联结起来，不把两者看作截然不相关的现象，从而给人文史现象以接近科学的解释，并打破了那种鄙视原始人群及其文化的偏见。其次，那些学者在建立自己的理论和具体论证上，是以当时所能看到的人类学资料为根据和凭证的。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方法。那些只凭思辨的方法是很不相同的。这也是此派成为比较科学的神话学、故事学的主要原因，是它所以能够取代语言学派，并有广泛影响的主要原因。这一学派尽管在观点和方法运用上有种种缺点（例如某些学者指出，他们对于各民族的风俗、神话等只着重看到它的普遍形相，却忽略了考察它的特殊形相等），但是，它在神话学史上的突出地位是不能抹杀的。这个显赫一时的神话学派的主要缺点，是它的心理主义。在对原始神话和民间故事等的解释上，它虽然也注意到作为社会现象的风俗等因素，但着重的却是原始心理（思想、信仰等）。对于原始人的生产活动、社会关系等在形成原始神话思维上的基础作用，那些学者并不怎样重视。作为文化产物的神话，它对原始社会（或稍后的社会）的作用，他们也很少注意。他们所热心解释的，是在较高社会里存在的“遗留物”的来源。其它如我们所重视的神话的性质、特点以及历史发展对神话的影响等，都不是它的着眼点。总之，它跟马克思主义的神话学有跟差别之处；而它的那些缺点，在我那时受过影响的论文里是迹象显然的。自然，这并不是说它对于我们毫无用处。它的某些因素或某些侧面是可以批判地吸收的。我们知道恩格斯的某些神话观点，与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阐述的不是没有关系的。[9]（一）在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初创期和幼年期，文学人类学派的学者们采取翻译、转述等方式，译介了英国和日本人类学派神话学者的大量著作，成为学科建设的重要参照物，给中国学人带来了进化论的世界观，万物有灵观、心理共同说、图腾崇拜、遗留物（又称遗形说）等理论，以今证古、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的方法。泰勒、安德留·兰和弗雷泽的神话研究与成就，代表着人类学派兴起、发展与极盛三个重要阶段，他们的丰富理论和深远影响，远非万物有灵论、遗留物说、心理共同说、巫术与图腾制等几个核心观点所能概括，而我国二、三十年代对人类学派的介绍也远非全部。然而，他们的代表作《原始文化》、《神话与习俗》、《神话、仪式与宗教》、《近代神话学》、《金枝》、《旧约中的神话》、《图腾制与族外婚》等等，直到今天仍然具有经典的价值。（二）文学人类学派学者所撰著的若干有关神话与故事的研究著作，为中国神话学与故事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们以世界的眼光，采用归纳法、分类法和比较的方法，把发展的因素引进神话研究之中。强调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以以今证古的方法，从现代野蛮人的生活、思想和信仰去考察原始人的神话、传说，是人类学派学者们的治学原则，也是人类学派神话学的学科特点。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学人类学家们较多地停留在书斋研究上，而搜集活态的口头资料这一人类学的学科原则，则做得甚少，因此使学派的活力受到了局限，并没有为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进一步发展积累多少可用的田野资料，显示出中国文学人类学派的天然的弱点，直到20世纪30～40年代社会-民族学派在西南地区崛起之后，才初步建立起田野调查的原则，活态资料的空白也才得到了一些弥补。（三）进化论是人类学派的理论基础。把生物的进化观机械地套用到人文科学之中，认为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类社会全都经历过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过程；套用到神话研究之中，认为各民族的神话都经历过从多神——一神，从兽形——半人半兽——人形的演变过程；而口头叙事从神话——传说——故事的发展，也是千篇一律的。人类学派的直线进化观，只看到对象的一般形相而忽视特殊形相的偏颇，给我国的神话研究带来的影响也是明显的。
浅谈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摘要]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创作出了许多色彩斑斓的神话,开启了古代文明的先河。上古神话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作品,而且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关键词]上古神话;文学意蕴;神话思维上古神话,也就是通称的狭义神话,是生产力低下的原始社会的产物。它产生于原始社会母权制时期,起初本是简单的零散的,后来才逐渐汇为比较复杂的整体,到奴隶社会初期就登峰造极。以后,当有文字的历史记载开始出现的时候,古神话便逐渐消亡了[1]。若将我国上古神话的时间观放到历史纵轴上加以标示,那就是从盘古开天辟地到鲧、禹治水的这一段时间。中国上古神话是民族文明的摇篮,它以瑰丽的想象、斑斓的色彩,保有永久的艺术魅力;无论是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还是表现其中的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及乐观主义精神,对后世的文学,特别是古代文学中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都有着深远而广阔的影响。同时上古神话中的神话思维更为文学殿堂增添了绚丽的一笔。笔者以为,我国上古神话的文学意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为中国文学提供素材上古神话故事、神话材料,常常是文学创作的源流,后世文学的蓝本,被后代文学家所引用,从而创作出新的、具有色泽特异的作品。如盘古开天、精卫填海、嫦娥奔月等在中国流传极广,对后世的文学有着深远影响。影响到我国文学作品最早的是《诗经》。《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像禹、契、后稷这些神性英雄,都在《诗经》中有所体现。其中《玄鸟》和《生民》两篇,叙写契和后稷诞生的神异,基本是取材于神话的;而在《诗·大东》里首次出现了织女和牵牛,虽然诗人是把它们作为两个星座在咏叹,但是牛郎织女的神话的影子已经隐约可见了。还有《庄子》一书以“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缥缈奇变”(刘熙载《艺概·文概》)著称,《庄子》说理的精妙和文风的恣肆,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上古神话。上古神话也为屈原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楚辞》中涉及到的神话传说人物甚多,而且在这些篇章里,屈原运用神话材料,上天下地驰骋其丰富的幻想,以抒写他对当时楚国腐败政治的忧愤,从而表达出他热忱的爱国主义思想。其中尤以《天问》一篇,神话材料运用得最多,作者的忧愤也最为深广,《天问》中提出了170多个奇兀的问题,以神话的比重最大。女岐、鲧、禹、共工、后羿、启、浞、简狄、后稷、伊尹……,屈原对这些神话中的事和人,一一提出了许多问题,在对这些人与神传说的怀疑中,表现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运用神话材料入诗最显得有力量的是陶潜《读山海经》中的两首,一首写夸父追日,另一首写精卫填海和刑天舞干戚,将神话里几个神人的不屈斗争精神充分表达出来了。陶渊明在其《读山海经》诗中盛赞他们的精神:“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在唐代的诗歌中,神话的运用更是尤为显著,不少诗人的诗篇都有神话方面的取材,最突出的当以盛唐时代浪漫主义大诗人李白,他的诗中大量的取材于神话典故,给人印象最深的,有《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梁甫吟》等,几乎全用神话传说材料组合而成。明清神魔小说对神话的采用和重塑,达到了此类文学的最高点。最著名的有《西游记》、《封神演义》两部小说。《西游记》里孙悟空的形象,差不多就是“石中生人”的夏启、“铜头铁额”的蚩尤、“与帝争位”的刑天以及淮涡水怪无支祁的共同形象。同样清代的小说取材于神话的还有李汝珍的《镜花缘》等,《镜花缘》前40回是全书的精华,写得非常生动有趣。这一部分差不多全取材于《山海经》所记远国异人和奇特的动物植物。《红楼梦》中也有不少发人深省的神话情节。除小说外,戏剧也受到神话的影响。如京剧《嫦娥奔月》,即取材于后羿与嫦娥的神话,动画剧《宝莲灯》也是取材于沉香劈山救母的神话等等。总之,后代无数文人用自己的笔演绎着这些流传的千古神话,并赋予新意,从而使古老的神话放射出瑰丽的光彩,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说是文坛上出现“神话”回潮了。二、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从上古神话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民超越自然力的制约和压抑,去开创自由生存境界的意志理念和精神品格,无论是“人兽合体”的神话形象,还是无尽的奇思妙想,上古神话以奇妙的想象,奔放的情感,怪诞的形象表现和寄托了人类超越有限的条件和局限,向往着无限境界的一种追求自由的精神,这为后世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提供了借鉴。后世的生活中,在某一时代(或某一文化人),由于种种原因,消极颓废的情绪难以收束。这时,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上古神话,以及它们所表现出来的奇妙想象、瑰丽的色彩、奔放的情感,给这个时代(或这个文人)注入新的活力,让后世的文人得以在文字中寄托无限的理想和感情,找到一块心灵休憩地。这时候,浪漫主义文学便在中国大地活跃了,其中以积极浪漫主义最为突出。当中又以屈原表现最为明显,开积极浪漫主义之先河。他广为采撷流传的神话、祭歌,创作了《九歌》、《招魂》等充满奇特幻想的诗篇。作者在这些诗中。御风乘龙,招唤群神,遨游太空。种种越轨的想象,夸张的渲染,使整个作品呈现一种瑰丽警拔的格调,这一切都得益于神话发达的想象力的启示。更重要的是,屈原与恶势力抗争不已,“九死其犹未悔”的战斗也同神话那种积极奋发的精神一脉相同。屈赋“放言遐想,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思佚女”,意在“申纡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2]274;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离骚》,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丰富的幻想和热情,表现了屈原的进步理想以及对进步理想的执着追求,集中继承了上古神话中的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精神。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后世薪火相传,汉代的辞赋家贾谊、建安时代的曹植、正始时期的阮籍、两晋六朝时的左思、鲍照等无一不继承这种创作精神。东晋诗人陶渊明这位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的田园隐居诗人,竟然也被上古神话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动,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与上帝争神的刑天等不屈不挠的神话角色,有声有色地进入他的诗中,显出悲歌慷慨的气势,以示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他“悠然见南山”超尘脱俗的外表下,又长存着夸父、精卫、刑天那种积极进取,永不言弃的积极浪漫主义气质。更有大诗人李白,他的代表作《梦游天姥吟留别》,用梦中幻觉,描绘出一个活生生的神话天地,展示出“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的奇景;忽然梦醒,作者又回到丑恶的现实生活,终于发出无可遏抑的感慨———“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中奇幻的景象,正是李白为着抗议现实而虚构的一个与之对立的世界。这样,神话材料在李白手里又一次显示了积极战斗的作用。还有《梁甫吟》、《蜀道难》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也都巧妙地编织了古代神话传说,使作者抨击现实社会的怒火,如游龙走凤,驰骋于天上地下。那汪洋恣肆的风格、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不正是上古神话的浪漫主义的发扬光大吗!此后,中唐的李贺以至宋代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词派、明清的小说家吴承恩、蒲松龄,都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发展了这一优良传统。三、构筑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上古神话中充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信心和乐观精神,洋溢着不屈从于命运的战斗精神和无何遏抑的进取意志。补天、射日、移山、填海、甚至与太阳竞争高低等神话,正是这种精神和意志的体现,夸父、精卫、愚公的人物形象的流传,精卫还被后世称为“志鸟”、“誓鸟”的民族自励的精神象征。它们激励着人类去追逐更为美好的生活,并为后世文学带来了奋发向上的精神,对后代文学乐观精神形成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中国神话具有变形神话的形态,不死观念,有乐观的结尾,体现着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审视古代神话任务的结局,可以发现,很多神话人物最后的死并不是真正意义中的死亡,而是一种死后再生的转化过程,也就是一种“化生模式”[3]。女娃在东海淹死后,化生为精卫鸟;女娲死后,其肠化为十节,成为十个神人;“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鲧死后,腹生禹;涂山氏死后化为石头,石裂生启。这些简朴的、极少修饰的故事都表现了死后再生的模式。神死后,并非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是经过“化”这一过程,获得了另外意义的新生,虽然神的外形凐灭了,但化做了一脉相承的新形象,表现了理想化的乐观思想与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上古神话的这种“化”而再生的模式,对于注重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是莫大的心理安慰,它与晋以后流传的梁祝死后双双化蝶的故事,其心理寓含与之是一脉相承。这种乐观主义影响到后世的文化,便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潜在意识和文学中缺乏真正意义的悲剧。悲剧美寓于崇高美之中。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死而不亡,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因而,这类神话在富于悲剧情怀的同时,显现出来的更是一种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构筑了中国文学的乐观精神的家园。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对后世一些进步作家世界观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如屈原、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苏轼、柳宗元等诗文的创作无不从神话中吸取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四、象征想象神话思维的启蒙神话思维的特征是象征。黑格尔分析过这种特性:“古人在创造神话的时代,就生活在诗的气氛里。所以他们不用抽象思考的方式而用想象创造形象方式,把他们的最内在最深刻的内心生活变成认识的对象。”[4]我们通常认为象征性思维是由西方传入,殊不知象征原则在上古神话中的已被成熟而广泛的运用,特别是在“人兽合体”的上古神话中。神话以兽的某些特征弥补人之不足,用来表现和寄托人类超越自然力的压制,向往自由的意愿。比如伏羲、女娲、共工为“人头蛇身”,黄帝的子孙轩辕国民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山海经·海外西经》),祝融是“兽身人面”(《山海经·海外南经》),陵鱼是“人面,手足,鱼身”(《山海经·海内北经》),“其为人长头,身生羽”的羽民,“其状为马身而人面,虎文而鸟翼”的英招等等。塑造这些在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动物的形象,均是为了表示一定的象征意义。究其寓意,大概就是先民想借自然物之力,补人自身之不足,从而达到战胜自然力,获取一定程度的自由的愿望。人只能行走,不能飞行,于是幻想中长出羽翼,便克服了这种不足。人疾跑不如马,威猛不如虎,并无翼不能飞行,于是,借而取之,组合成形。神话正是这样才成为神奇,但这神奇中却涌动着上古初民祈求征服自然力,向往自由的韵律。这对日后各种文化艺术中象征手法的使用,起到了启蒙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文学创作中,象征主义手法更是成为最常用的艺术手段,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离骚》);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蜀道难》),则是感叹做官之难。可见,上古神话中象征手法的广泛使用及流传使文学创作中的象征物和情感表达更含蓄些,运用眼前之物,寄托深远之意,情理交融。神话的思维,同样充满了幻觉和想象。马克思认为“神话艺术是人民的幻想,是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态本身。”[5]47它本身虽然不是自觉地运用想象,却仍然同后世文学的想象有共通之处,表现了人类不自觉的艺术创造力。钟敬文教授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说:“神话作为民间文学的一种形式,是远古时代的人民所创造的反映自然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形态的具有高度幻想性的故事。”[6]我国上古神话善于借助于想象和幻想,创造了许多同自然作斗争的英雄,如炼石补天的女娲,射日除害的后羿,与日逐走的夸父,根治洪水的鲧禹,衔木石填沧海的精卫等等,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古代人民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强意志和坚定信心,而那些大胆奇异,惊心动魄的想象更是启发着后世创作手法的创新。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比兴手法乃是脱胎于上古神话思维那种比喻式的联想和象征性的想象。如,《诗经》之比兴是这种艺术思维的具体内容和具体表现;屈原的楚辞整篇为比兴的系统;老耽的《老子》多借自然物象以喻事理;庄周所作《庄子》寓言连缀篇成文,成喻设喻等等,这些正是对比兴手法的创造性运用。马克思曾说:“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宝库,而且是它的土壤。”[5]118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上古神话。花开花落,悠悠长歌,上古神话经过漫漫历史长河的积淀,不仅为中国古代文学提供了创作的素材和艺术的营养,更重要的是以其不自觉的象征和想象的创造性方式影响了后世作家艺术思维的发展成熟。这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文学精神财富,值得我们永远珍视。另外,它所体现的积极、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其所蕴涵的积极文学精神蕴涵于传统文化之中,积淀在民族的潜意识里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传说(上):导论篇第八章[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汉文学史纲要:屈原及宋玉[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3]郭芳.中国上古神话与民族文化精神(J).管子学刊, 2000,(1).[4]黑格尔.美学(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18.[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C].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2.[6]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硅酸盐岩石的组成元素分为主要元素和次要元素。主要元素包括 O、Si、Al、Fe、Ca、Mg、K、Na；次要元素包括Mn、Ti、F、Zr、Li、H、F等。从化学组成来看，其主要成分有 SiO2、Fe2O3、Al2O3、TiO2、FeO、MnO、K2O、Na2O、CaO、MgO、P2O5、H2O-、H2O+;次要成分有Cr2O、V2O3、ZrO2、(Ce，Y)2O3、SrO、BaO、BeO、CuO、NiO、CoO、Li2O、B2O3；还包括一些稀有金属(Rb、Cs、Nb、Ta)、贵金属(Au、Ag、Pt、Pd)和稀土金属等。
硅酸盐矿物的晶体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单元是Si-O配位阴离子，除硅灰石膏结构中Si4+配位数为6，形成[SiO6]配位八面体而属于六氧硅酸盐外，其他所有硅酸盐矿物的Si4+均为四配位，形成[SiO4]配位四面体，属于四氧硅酸盐。
化学术语，所谓硅酸盐指的是硅、氧与其它化学元素 （主要是铝、铁、钙、镁、钾、钠等）结合而成的化合物的总称。它在地壳中分布极广，是构成多数岩石（如花岗岩）和土壤的主要成分。大多数熔点高，化学性质稳定，是硅酸盐工业的主要原料。硅酸盐制品和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科学研究及日常生活中。由于其结构上的特点，种类繁多（硅酸盐矿物的基本结构是硅――氧四面体；在这种四面体内，硅原子占据中心，四个氧原子占据四角。这些四面体，依着四面体，依着不同的配合，形成了各类的硅酸盐）。硅酸盐结构众多、种类繁多：有岛状的橄榄石、层状的石英、环状的蒙脱石等。它们大多数熔点高，化学性质稳定，是硅酸盐工业的主要原料。硅酸盐制品和材料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科学研究及日常生活中。硅酸盐矿物的特征是它们的正四面体结构，有时这些正四面体以链状、双链状、片状、三维架状方式连结起来。按正四面体聚合的程度，硅酸盐再细分为：岛状硅酸盐类、环状硅酸盐类等。硅酸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25℃下约为⋅L-1。在溶解度范围内，硅酸以单硅酸形式存在。硅酸在溶液中浓度高于溶解度时发生聚合，聚合作用是硅酸的重要性质，即单硅酸聚合成低聚硅酸，再聚合成高聚硅酸。希望我能帮助你解疑释惑。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过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万年。我们的祖先在与猿猴相揖别以后，批着兽皮与树叶，在风雨中徘徊了难以计数的岁月，终于艰难地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懂得了遮身暖体，创造出一个物质文明。然而，追求美是人的天性，衣冠于人，如金装在佛，其作用不仅在遮身暖体，更具有美化的功能。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中华服饰从最初形制“衣裳”到清末，虽然随着历史的沿革朝代的变迁，少数民族文化的浸入，服饰的具体内容有所变化，从春秋战国的曲裙深衣，魏晋时代的大袖袍衫，唐代的圆领窄袖袍，一直到宋代人的圆领大袖袍和清代的马褂长袍……总的形态体现了宽大的特点，与表现人的形体相去甚远。一些颇有见地的西方服饰大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传统服装明显流露出“温顺”的精神。换句话，就是缺乏个性。从中国文化看，要在中国产生出这样个性鲜明，特别能显示男性色彩的领带，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从文化的角度看，领带只能从外国传入。 不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服饰的文化史观总是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的特点、民族的特色，总是充分地浸透了文化的主体特征。只有当一个民族从心理上开始思索反对旧的传统时，包括服饰在内的外在文化层面也随之改换面目，从而鲜明地反映出新的文化观念。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许多有识之士走出国门，寻求国家发展之路，他们回国时，也带回了西方文化。从此伴随着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国人的政治、思想文化观念也得到了改变，在服饰方面也开始向传统挑战，出现了西装革履、礼、帽、领带，短装长裙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经济的贫穷，加上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中国西装、中国领带一直步履艰难，形不成气候。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人接受了中山装。这种服装具有近代西式男子服装的特点，它省去了个性鲜明的领带，体现着中国传统服饰的观念，服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五个扣子表示“五权分立”，袖子的三粒扣表示“三民主义”，中山装与西服领带相比，透露出中国人含蓄、端庄、文雅的一面，又显示出封闭、保守的另一面，这一着装一直影响到本世纪80年代。
这个···怎么··· 对中外服饰美学意义的异同的认识如果我们对人类的服饰文化作了浏览,我们不难发现,中外服饰的文化意蕴与审美取向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总的说来,中国服饰朴素、率真、简洁、含蓄,注重于静态之美,讲究稳重、端庄,产生一种封闭式的视觉效果。另外,中国服饰在形象的表达上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就是寓情于物，借物言志。每一个纹样造型,每一种色彩配置,都寄寓着一定的意念,表达着诸如吉祥、平安、祛邪、纳福的传统意识。这其实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心理的具体表现。和中国服饰相比,外国服饰(主要指欧美)形象华丽、典雅、自然、合体,注重于动态之美,讲究洒脱、奔放,追求一种随意的视觉效果。比较中外服饰,虽形态各异,风格有别,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它们都生动地反映了不同民族的政治伦理、文化哲学、审美意趣等人文精神,体现了人类共同的对美的向往和追求。2.对中外服饰美学意境的营造类型的把握从广泛的社会生活到集中. 中西方在服饰文化观上既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也有着相互影响的方面.研究中西方这种服饰文化观念的异同及相互影响,有助于我们对服饰艺术的进一步认识,为设计出既具民族特色又具时代特征的服饰提供理论指导。就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商业、手工业 发展，直到明朝后期，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此后，中国却无法冲破封建主义的攀篱。8到9世纪，最显著的特征是穿着有宽大的袖口外衣唐代女性，穿“高墙履”的官服之鞋，腰上的装饰品佩玉是中国文化中最爱尊崇的玉石翡翠，身上穿着茼形的袍裙。17到19世纪，在清王朝的支配下，所有的男性都强制留辫发。穿前开型的短上衣也就是马褂，领子就是中式领：就是指中式服装上的束领，英文特别为它起了“Chinese collar”的名字。满族男子戴的一种半圆形的瓜皮帽。可以看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清政府对官服都有严格的规定，正因为儒家思想具有的正统地位主宰了中国的思想领域，受到儒家思想的传统观念影响。以儒道为基础而形成的主流哲学和美学思想决定了中国服装造型体现的气韵风格。 总的来说，中外服饰都各有其优缺点。中国传统服装比较宽大，还有几寸高的鞋子，给人感觉人体显得修长。可以祢补东方人较为矮小的身材，给人以视觉美，平顺的外形与中国人脸部较柔和的轮廓线条相称。但是，不方便工作。而欧洲古典华丽的贵族服饰，膨胀的袖型、庞大的裙撑和重叠的花边等，使服装线条产生夸张和向外放射的结果。欧洲服装的外型特点与欧洲人热情奔放的气质，起伏明显的脸部轮廓以及高大的体形相应。 一件服饰可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特征，更可以呈现出民族文化特色和文明精神。今天我学到的不只是服饰，更多的是历史、政治和经济，这些都 渗透在文化里，样我又享受了一份‘三明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不同的服饰，相同的目的。作者: 孙晋芳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