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分析：一是自愿和解原则，这是行政诉讼和解的首要原则。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特别是原告方的意见，只有在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前提下，才能进入行政诉讼和解程序，毕竟自愿才是进行协商一致的前提。自愿原则包括两个方面，既自愿进行和解和自愿作出和解协议，前者是程序上的自愿，后者是实体上的自愿。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和解的适用必须体现当事人自愿的意志，人民法院绝不可以违背当事人意志的做法进行和解。
二是依法和解原则，这是行政诉讼和解必须坚持的重要原则。行政诉讼和解的本意是为了更好的解决行政诉讼纠纷，但是，法院促成当事人之间进行和解并不是无原则的，而是必须在掌握案情，分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的和解，否则，就极有可能侵害到社会、国家或者第三人的合法利益，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也违背了行政诉讼制度的初衷。
三是地位平等原则。在行政行为中，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一方是管理者，一方是被管理者，但在行政诉讼中，双方都是诉讼活动的参加人，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也是双方平等协商进行和解的基础。
四是有限和解原则。与民事诉讼的调解全然不同，行政诉讼的和解并非完全属于当事人的处分范围。进入行政诉讼的行政公权力的合法性只能由法院通过判决予以确定。和解必须在当事人的处分权限之内进行。对于行政公权力而言，当事人的处分权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在合法或者非法之间没有中间地带。但是，在合法范围内，行政机关拥有一定的处分权限;而行政相对人对于自己的实体权利有权处分。这种处分有范围、有限度。因此，行政诉讼和解不是每案都适用，不是优先和解，而是有限和解。有限和解的另外一层含义是，人民法院在行政诉讼过程的角色是居间的合法审查者，职责在于恪守司法中立，列明事实，分清是非，促成和解，而非主动介入双方当事人的纠纷。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条 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是，行政赔偿、补偿以及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可以调解。
调解应当遵循自愿、合法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
调解原则：调解贯穿于民事诉讼始终；自愿、合法基础上进行调解；不成要及时判决；调解一般应当双方自愿同意。但离婚案件，法院应当依职权主动调解。1、调解内容不受诉讼请求限制，调解协议内容超出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可以准许。2、人民法院对于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违约责任）的，应予准许。但调解协议约定一方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裁判的条款，人民法院不予准许。3、调解协议约定一方提供担保或者案外人同意为当事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案外人提供担保的，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应当列明担保人，并将调解书送交担保人。担保人不签收调解书的，不影响调解书生效。调解书确定的担保条款条件或者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成就时，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强制执行。4、当事人就部分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就此先行确认并制作调解书。5、自愿的话还可以把法院对未调解部分的处理写入调解书。当事人就主要诉讼请求达成调解协议，请求人民法院对未达成协议的诉讼请求提出处理意见并表示接受该处理结果的，人民法院的处理意见是调解协议的一部分内容，制作调解书并记入调解书。6、当事人不能对诉讼费用如何承担达成协议的，不影响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决定当事人承担诉讼费用的比例，并将决定记入调解书。7、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程序较为简捷，解决矛盾快，曾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然而，由于关于制约和监督这项制度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较为滞后，当前已经暴露出许多诸如因违反自愿、合法原则而导致调解案件质量不高等问题，本文试想从促使民事诉讼调解制度健康发展的角度就面临的问题、产生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方面作些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面临的问题具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湖北某中级法院全市2000年审结民事案件16500起，其中调解结案7920起，占48％；当事人后来申请强制执行调解书和申请再审的3168起，占调解结案的40％。由此看出，不履行调解协议的比例较大，这就促使我们必须对民事诉讼调解结案质量和调解制度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探索。 该院通过随机抽样调查100名具有民事审判经历的法官、100名律师关于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意见，结果有55％的法官和62％的律师认为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还突出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因为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作更多的让步为代价的。 2、不利于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因为客观上调解往往不需要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只要当事人能达成协议就行，由此造成部分是非不分甚至违法的调解案件。 3、不利于培育当事人法律观念和诚信观念。调解中往往是合法有理的当事人向违法无理的当事人让步，让步方会认为执法不严，老实人吃亏；没有让步或让步较少的一方往往认为投机取巧、不讲诚信可以蒙混过关，甚至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4、不利于当前倡导的对抗式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上主要问题还是不自愿调解、违法调解现象比较突出，且难以被发现和受到追究。因为他们属于“隐形”违法，即除法官、当事人心知肚明以外，其他人或机关难以察觉。二、产生问题的原因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法官独立调解审判难，外界因素干扰作用较大，地方、部门保护主义作崇；二是法官素质不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受过审判专业训练；三是关于监督制约法官和当事人遵守“自愿、合法和查明事实分清是非”调解原则的法律规定甚少，调解程序过于简单导致法官随意性很强，等等。但主要的客观原因还是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缺乏监督机制，也是本文想重点探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在： 1、再审条件过窄，如案外第三人、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检察机关都无权提请再审。譬如甲诉乙离婚案件，甲、乙针对财产房屋分割等问题已达成调解协议，但有意或者无意侵犯了乙兄丙的房屋所有权或者居住权，丙事后诉至法院。从实体上看，法院应再审改判；但从程序上看，法律没有赋予案外第三人的申请再审权，从而无法启动纠错改判程序。 2、调解生效后，当事人既使反悔也无上诉权，缺乏上级法院的监督。 3、调解无审级限制，任何审判阶段都可以调解。当一审判决结果对当事人双方都不利时，当事人双方往往不顾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他人的利益，合意推翻原判决，通过二审调解来修正弥补给他们带来的不利，从而致使调解不合法，损害了司法机关裁判的严肃性。 4、缺乏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具体监督措施。如调解原则规定调解必须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但调解书又不要求写明调解理由和适用的法律法规、政策依据。 5、对法官违法调解和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以及他人合法权益达成调解协议缺乏监督制约的法律规定。 6、调解协议和调解书的内容重复且缺乏法律权威性。 主观原因是法官的素质不高，特别是由于法官的主观心理作崇，也直接影响调解案件质量，其主要表现在： 1、偏袒心理导致法官压服式的非自愿调解。偏袒一方当事人，利用审判职权采取压制、胁迫等办法迫使另一方当事人放弃部分权利，使双方当事人往往达成一个表面上自愿合法其实并不公正的调解协议，其实让步当事人是哑巴吃黄连，有苦在心里。 2、功利心理导致法官“和稀泥”式的无原则调解。调解结案快捷又安全，得不到上级法院的监督，导致部分法官不履行审查调解协议的职责，不管调解协议是否合法，当事人的违法行为是否应该受到追究，只要能够调解结案，就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甚至有时将这些违规违法行为作为调解的筹码。这种“和稀泥”式调解，往往导致达成协议后当事人（包括第三人）反悔，协议不能履行，拖延了诉讼，同时也助长了违法犯罪，削弱了法律的惩戒功能。 3、趋利避害心里导致马拉松式的无限期调解。拿得准的案件，调不好就判，甚至不调就判，片面追求诉讼效率；拿不准的、难判的案件拖着不判，调解结案。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及时判决，但没有限制调解期限。三、解决问题的对策调解的成功最终依赖于当事人双方同意，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法官必须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法官在调解过程中自始至终起着主导作用，当事人处于受支配地位。这种客观上的主从关系，决定了民事诉讼调解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实践中，在如何正确处理既要充分遵循当事人处分权又要充分行使民事裁判权的关系方面，确实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措施。因此，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第一阶段即近阶段应该在强化当事人“权利应受保护，义务应当履行”的观念上下功夫，完善关于确保调解原则实现的监督性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第二阶段逐渐形成一种有利于以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审判干预为辅的诉讼和解审判机制；第三阶段通过严格调解监督程序，简化判决审理程序，从程序和实体上不断缩小调解和判决的距离，最终完成民事审判方式由传统的“调解型”向“ 判决型”的转变。近阶段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监督的法律规定或司法解释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着手： (一)明确调解范围 用排除方法明确民事诉讼调解范围，不适用调解的几类案件有： 1、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的案件； 2、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 3、有一方不同意调解的案件； 4、调解协议违反法律法规的案件； 5、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序的案件； 6、民事行为无效应当采取罚款、追缴或其它民事制裁的案件； 7、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的案件。 （二）补充完善能够确保“自愿”原则实现的规定。 当事人自愿调解是法院调解的本质要求。如果让步是自愿作出的，无论让步的幅度有多大，也不会与合法性发生冲突。但若让步并非出于权利人的自愿，而是在法官或者另一方当事人或明或暗的强制下不得已而作出的，则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就值得怀疑。因此，法院调解工作能否健康发展，调解功能能否真正有效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够保证自愿原则实现的法律监督措施。 1、明确规定禁止当事人之间采取以强凌弱、威逼要挟等不正当手段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禁止法官采取强迫、威胁、施压、拖延等方法让当事人产生心理压力从而接受调解协议。将此作为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很重要。因为在调解无效即行判决时，当事人往往担心拒绝调解会招致法官作出不利于自己的判决，因此，最后只好违背意愿地迎合法官的调解意见。 2、规定调解书生效后，有充分证据证明另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书的履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一方当事人可以提出反悔，要求法院判决。 3、规定受案时应告知当事人双方的申请调解权，并要求愿意接受调解的在法定时间内必须递交书面申请，有一方当事人不书面申请调解的迳行进入判决程序。这一规定主要是保障尊重原告的诉权，有效防止法官压服原告搞变相调解、行政和解和非自愿撤诉。 4、规定调解书必须简要写明调解的过程和当事人放弃让步的权益内容，以约束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循自愿调解的原则，同时敦促当事人积极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 5、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若一方当事人迟迟不履行调解书所规定的义务，则另一方当事人可申请追加执行原在调解过程中已经让步放弃的合法权益部分。过去，合法权益受损失一方当事人为了尽快实现自己的诉讼目的，对自己的合法权益作出较大的放弃，但对方当事人为了拖延时间作出虚假承诺，而达成所谓的调解协议。当调解生效，便拖着不履行，这就从根本上失去了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意义。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受损当事人已无法申请执行原来因调解放弃的合法权益，而被申请执行人以合法的方式从而侵占了这部分不属于自己的利益。 6、规定对弱势群体的法律援助制度，确保他们真正自愿地和对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弱势群体在诉讼费用、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地位，往往受对方当事人胁迫而妥协答应实际上不平等的调解协议。法院应该视其困难情况在诉讼费用和法律咨询等方面予以援助，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补充完善能够确保“合法”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1、规定调解书生效后，对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出现违反法定程序或审判纪律，导致调解协议明显不公的，所附条件未成就或所附期限届满时义务人仍未履行的，当事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反悔，要求法院裁定调解无效，再行判决。 2、规定具有下列调解协议内容的调解书无效：当事人双方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第三人合法权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损害国家、集体、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的；除当事人自愿行使处分权的以外，违反实体法规定的；违反公序良俗原则等强行性法律规范的。明确这些司法解释，让当事人知晓明白双方协商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也可以引导当事人监督法官调解必须遵循合法原则。 3、规定调解期限。为了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法官和当事人无故拖延诉讼，无休止调解，在现有审限期内再限制规定调解期限和次数，超过法定调解期限不能达成协议的，迳行判决。离婚案件除外，因为离婚纠纷案件原因复杂，变数很大，如果法律不给予他们极其充足的调解和好的机会，那么就很有可能导致不该离的离了婚，从而影响社会稳定。 4、规定对恶意调解当事人的处罚条款 。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债务以诉讼调解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损害了国家、集体或他人的合法利益，如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等。对这类调解案件，一旦发现不但裁定调解无效，而且视对其他债权人损害利益大小予以相应的民事处罚；属于其它部门主管的案件，应该依法移送，否则追究法官的审纪责任。如果对他们不予制裁，那么就会产生鼓励违法、自毁法制的负面效应。 （四）补充完善确保“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实现的法律规定。 “查明事实，分清是非”原则有不少学者主张废弃，笔者不敢苟同，其理由是：该原则可限制法官“和稀泥”调解，确保调解合法、合情、合理；有利于当事人对自身利益的权衡，通过理性思考达成调解协议；有利于调解由谅解性调解向平等性调解的转变，由庭外调解向庭上调解的转变。在实践中遵循该原则查明的事实，应该是重点针对有争议的事实，对当事人双方没有争议的当然不须查明。过去没有规定调解书要写明调解理由和法律依据，考虑的是有利于当事人搁置争议，求同存异，提高法官工作效率。但现在某些法官调解不管是非曲直，只要当事人双方能达成协议就行，造成达成协议的当事人反悔率越来越高，其中不乏有对法律法规和政策信息资源不丰富导致对自身权益合法程度不明的原因。如果我们强化落实这一原则的监督措施，就能促使法官在引导、指导这些信息资源较差的当事人深化理性思考，权衡利弊。现在明确规定调解书必须写明调解理由或适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可以解决以上问题。此举仅仅是给法官在认定事实、研究审查合法合情合理的调解协议方面增加了工作量，但笔者认为这是法官办理民事诉讼案件应有的题中之意。如果法官可以不弄清事实，不分清是非，那可真是糊涂官打糊涂百姓了。 （五）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监督程序的规定。 就目前民事诉讼调解监督问题来看，主要是关于违反调解自愿、合法原则两种情况的再审监督，而这种监督又过于笼统。因此应该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有关规定。 1、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申请再审的主体。案外第三人、检察机关、原审法院院长及审判委员会、上级法院作为启动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程序的主体。 2、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条件。当前全国法院正在贯彻落实审判监督会议精神，主要是从严掌握再审标准。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如何依法合理纠错？譬如说，调解生效后，当事人发现调解依据的其它判决书已被撤销，而原调解结果又确实损害了自己的部分利益，当时让步是因为有判例作依据，出于息事宁人。现在当事人申请再审，笔者认为应当再审，从本质上看原调解已违反了申请当事人的自愿。因为关于调解再审和判决再审的标准不可同日可语，因为前者的标准是是否遵守调解原则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180条规定：“当事人对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这个规定过于笼统，实践中不好掌握。以下几种情况在审判实践中确实存在，而又难以启动再审，应该将其列入现行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条件，因为它们都很有可能导致调解违反自愿合法原则，不再审就不知道是否违反了自愿、合法原则。 一是审判活动严重违反法定程序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如非法剥夺当事人的代理权，公开审理案件未经法庭公开调查即对案件事实予以认定等。 二是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故意歪曲事实、曲解法律、颠倒是非等违法行为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 三是调解依据的重要证据系一方当事人伪造或一方当事人隐瞒足以影响调解结果的。 四是作为调解依据的有关裁判、调解、公证文书及鉴定结论被撤销或被推翻且有可能影响调解结果的。 五是调解结果和已生效的裁判、调解结果相矛盾且有可能影响调解原则的。 3、补充完善民事诉讼调解再审的对象及程序。民事调解再审对象，原则上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针对原调解书涉及有关重大错误的方面，如发现原调解书侵害第三人利益的，审理对象应是关于第三人利益的争议部分。再审管辖程序，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原则上应由再申请人提出申请的法院承担，除出于克服地方保护主义，维护司法公正由上级法院指定的以外。 （六）补充完善关于调解程序和调解文书格式要求的法律规定。 过去，双方当事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虽然达成协议签字了，但并没产生法律效力。按说这个签字协议应该是严肃而神圣的，然而等到法官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双方都收到且不反悔时才生效。往往双方收到调解书的时间差较大倒不说，遗憾的是往往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按照调解协议行事，而后收到的另一方当事人（包括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反悔，导致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权益，也损害了法院裁判文书的严肃性。如此结果，制作调解书、还有调解协议并要求当事人签字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笔者认为，应该废除调解协议签字制，建立调解书签字生效并开庭宣布制。即当事人双方调解达成协议后，法官不再制作调解协议文书，直接制作调解书，开庭宣布，当事人双方当即在调解书上签字生效。若当事人在庭上反悔不签字，则当庭即行判决。调解生效后不构成法定反悔条件的不许反悔。如此调解程序和文书改革，不但克服了以上弊端，而且还具有以下优点：一是减少了恶意拖延诉讼当事人的反悔机率；二是维护了调解文书的严肃性；三是提高了民事调解诉讼效率。（编辑：王艳婷）
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对诉讼外调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 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 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判，心理上难以承受而与法官对立和缠讼。（2）片面强调直接开庭，该做当事人工作的不去做。有的法院把直接开庭率作为考核法官审判方式改革的一个指标，并规定调解只能在开庭审理中进行；有的法院规定法官开庭前不准与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见面；也有的法院规定由立案庭将所有案件一律排期开庭，并规定在开庭前三天才能将案卷移送审判法官。这些新举措的目的是防止审判法官偏听一方、先入为主及不廉洁、办人情案等，本无可厚非，但这些禁令的负面影响是阻止了法官的调查研究，削弱了调解功能的发挥。（3）片面追求当庭宣判率和当庭结案率，庭审调解流于形式。审判方式改革所追求的是公正与效率，就办案效率而言，只要不超过法定审限就应当认为是高效的。有些地方把当庭宣判率、当庭结案率作为考核审判方式改革的指标，层层下达到对办案法官的奖惩上，引起了攀比和作假；有的法院内部规定了比法律规定更严的审限，这些做法无形中又把诉讼调解锁定在开庭审理中。 3、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改革。笔者认为，改革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势在必行。总的想法是：在现行的民事诉讼程序规定下，结合法院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法院内部机构的重新调整和职能的重新划分，特别是大立案制度科学建立和有效运转之后，将法院调解独立出审判庭之外，在立案庭设专门调解机构，由其专行调解。其运转程序是：法院立案以后，可以征求当事人意见是否同意调解，当事人同意调解的，案件交由调解机构在规定的期间内调解。在规定期间内调解不成的，案件转审判庭审理判决，审判庭不再主持调解。如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除原告撤诉的外，当事人可以申请“合意判决”。此方案一方面隔离了审判人员与调解人员身份上与对案件处理意见上的沟通与联系；另一方面，减轻了审判庭的案件压力，避免案件久调不决，也使审判庭名符其实。当事人一旦达成调解协议，即对双方有法律约束力，不容反悔。调解书送达适用判决书送达的有关规定。如有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形，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确认无效或撤销之诉。 二、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 诉讼外调解（人民调解）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国家的法律、政策，以及社会公德，通过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促使纠纷当事人互谅互让，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工作原则。诉讼外调解虽然在我国的《民事诉讼法》中进行了规定，但它不是民事诉讼的组成部分，但与民事诉讼有密切关系，人民调解是民事诉讼的一道防线，有些民事纠纷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解决了，就不再通过诉讼解决。诉讼外调解是我国司法工作的独创，依靠人民调解组织解决民间纠纷也是我国的独创，它被西方一些学者称为“东方经验”、“东方一枝花”。据司法部基层司的统计，过去全国人民调解与法院民事审判案件的比例为14：1，即调解解决14件，诉讼1件，现在这比例已下降到大致为1：l左右，即调解解决1件，诉讼1件多，这种状况表明：一是诉讼外调解发挥了诉讼调解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诉讼外调解在现阶段发展的潜力巨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如何对调解员的选任、培训及调解工作进行规范，如何更好地发挥好诉讼外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都是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在新形势下应该认真研究的课题。 1、诉讼外调解与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有以下两点重要不同：第一，人民调解不是诉讼的必须程序。民事纠纷发生以后，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方式调解解决的，必须出于自愿，必须尊重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第二，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政府和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负有指导的义务，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6条的规定，诉讼外调解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受人民法院的指导；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果有违背法律的现象，人民法院有权予以纠正。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应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 2、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的动因分析。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从历史的统计来看，虽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导致这项制度在理论上有反对者，实践中有滥用者，存在一定的争议。而诉讼外调解的理论依据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因此积极开展这方面工作不存在理论问题，实践中也消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发展空间广阔。具体说，发展诉讼外调解存在以下动因。（l）提高效率的市场动因。调解虽有费用，但比起诉讼来，花费少得多。诉讼往往几经反复，数年不决，不利于商事活动的进行，“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千古不变的规则和调解的低成本，是推动了调解工作发展的市场动因。（2）相对灵活的操作方式。因为诉讼外调解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不仅考虑要符合法律规定，而且还要考虑其他法律以外的因素（如人情），特别是要考虑未来发展的因素，是一种互谅互让向前看的和解方式，并且当事人可以预知其结果。而诉讼则只考虑事实和适用法律，灵活性小，双方当事人难以预知其结果。（3）和为贵的社会动因。诉讼外调解可以使双方当事人保持和睦关系，特别是对于邻里之间、合作伙伴之间，更是如此。而诉讼则往往撕破面子，把关系搞僵，不利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和为贵是中国传统思想下的处世原则，在实践中很多人选择了调解，社会和法律也给予了很大支持。（4）减轻法院负担的要求。市场经济越发达，交往方式越复杂，则矛盾纠纷越多。特别是经济快速发展及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已使矛盾纠纷增加，法院不堪重负。解决法院负担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展诉讼外调解，分流案件，把大量的纠纷解决在诉讼外，法庭内的负担自然就减轻了。 3、对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由于诉讼外调解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巨大，加上改革诉讼外调解制度的空间巨大，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上收益也远远大于成本，因此发展诉讼外调解制度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改革和加强有以下几个重点：（1）应高度重视人民调解工作。人民调解工作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是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工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指导下，人民调解工作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国《宪法》第111条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等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这就从国家根本大法上确定了人民调解的法律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6条也有规定。长期以来，在人民调解的工作实践中，虽然有些地方还需要进一步完善，但人民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已有一定地位。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条件下，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新时期社会主要矛盾。从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类型可以看出，利益矛盾已占绝大部分，基层群众之间的矛盾已占主导地位，这些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的存在，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社会的健康发展和政权的稳定，必须及时解决。我国目前约有各级调解组织近100万个，人民调解员1000多万人，这是一支十分庞大而又可以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队伍，他们在化解广大城乡基层各种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来说，社会矛盾纠纷应该尽可能地依靠社会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只有当社会解决不了的时候，才动用国家强制力（如公安、法院）来解决，这样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调解是我国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有生力量，应该成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第一道防线，人民法院则是最后一道防线。否则，不仅效果不好，而且也使法院不堪重负。（2）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要使人民调解发挥好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就必须首先解决好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问题。笔者认为调解协议具有合同的法律效力。我国法律对此尚无明确规定，但也无明确的否定性规定。依据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和《民法通则》关于合同的定义：“合同是当事人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关系的协议”，调解协议如果不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确系平等主体之间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协议，人民法院似应按合同对待，这样有利于人民调解委员会解决基层大量的矛盾纠纷，也有利于我国诚信制度的建立。如果调解协议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将严重制约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人民调解制度将逐步萎缩，人民调解的作用就得不到有效发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大量的矛盾纠纷仅靠诉讼来解决，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虽然《合同法》在分则中列举了买卖、借款、租赁、赠与等几种合同，但这不等于合同种类的全部。例如，保险合同就是用《保险法》来界定的，还有对诸如企业与形象大使的姓名、肖像使用合同，烤鸭店与农民签订的小鸭供货与成鸭回收合同，法律都无规定，当属无名合同。这些无名合同发生纠纷后，人民法院和仲裁机构都会按照法律的一般原则，根据当事人在合同中的约定，参照有关合同的法律法规进行裁定，但不会不将其视为合同。因此，人民调解达成的协议，多数都具无名合同特征，应具有合同效力。更何况我国现行《合同法》》总则还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它形式” .口头协议尚可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在调解员协助下平等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也应属合同，具有法律效力。（3）对于在一定期间当事人没有反悔的诉讼外调解协议，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以上分析，为赋予诉讼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最有效、最直观的方法就是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赋予合法调解协议的强制执行权。也就是说，人民法院在行使司法审查权后，只要当事人的协议没有违法和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该协议的内容应该有效，享受权利的一方当事人有权力依据该协议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这里的“一定期间”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即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在书面调解协议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当事人自己在调解协议中约定一个允许反悔的时间，在该时间内当事人没有提出异议，则该协议发生法律效率，负有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申请期限参照有关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自然人为一年，单位为六个月。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2015年5月1日，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实施。新法针对“立案难”、“审理难”和“执行难”等问题，强化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诉权的保障，严格了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司法审查标准，加大了对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监督制约。与此同时，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不断加快，公民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涉法信访被导入法律渠道。作为行政执法“大户”的公安机关，行政诉讼工作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一方面，行政诉讼案件数量急剧增多。2014年，全市共发生行政诉讼案件132件；今年1-9月份，全市已发生一审行政诉讼案件152件，同比上升；二审行政诉讼案件58起，同比上升160%；均超过去年全年总量。其中涉及市局机关的行政诉讼案件54件，同比上升了286%。另一方面行政败诉风险大大提升。法院行政审判集中管辖制度的实施使得公安与法院的沟通协调难度加大，加之法院对合法性、合理性司法审查标准的严格，特别是对程序审查的严格，使得过去一些实体正确、程序瑕疵的案件也会面临被确认违法的结果，公安机关败诉的风险越来越高。法制支队作为全局行政应诉的直接承办部门，不等不靠、迎难而上，主动应对，在积极做好以市局为被告的行政诉讼案件的应诉工作的同时，主动加强对县级公安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的业务指导，在努力预防和减少行政诉讼案件数的同时，着力提高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率。截止目前，市局机关未发生一起行政败诉案件，全市行政案件的败诉率也同比下降了50%。一是狠抓法律培训，着力提升诉讼意识。开展专题法律培训。为让全体民警充分了解新《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及实施后对公安执法的新要求，支队先后以党委议法专题学习、邀请专家举办讲座、组织法律测试等方式，分层分级开展了多形式的新行政诉讼法业务培训。通过培训，进一步加深了全体民警、特别是各级领导对新行政诉讼法的理解，进一步提升了民警的法治思维和规范意识。突出领导诉讼责任。为让各级行政负责人真真切切地感受到行政诉讼的压力，支队在征得局主要领导的同意后，专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诉讼工作的意见》，对全市公安机关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进行了规范，要求以基层所队为被告的，基层所队主要负责人必须出庭；以县级公安机关为被告的，由分管或挂钩局领导带领涉案部门负责人和法制民警共同出庭；市局为单独被告的，由被诉行政行为涉及业务的分管局领导带领业务部门负责人和法制支队民警出庭应诉。通过出庭应诉，进一步强化了各级领导的诉讼观念和风险意识。目前，全市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率始终保持在100%。狠抓旁听庭审。一次身临其境的旁听庭审对民警的教育作用胜过十次法律宣讲。支队将强化旁听庭审工作作为全年执法培训的重要内容来抓，明确要求被诉行政行为涉及部门的分管负责人、专（兼）职法制员、承办民警，法制部门的审核民警、负责复议应诉的民警都必须参加旁听庭审；旁听庭审结束后，各级法制部门要及时组织民警围绕庭审中调查或辩论的焦点问题，进行总结、分析、点评。为确保旁听庭审活动真正落到实处，支队还将旁听组织开展情况纳入法制部门年度绩效考评范畴。截止目前，全市共组织开展旁听庭审活动180余场次，有2000多民警参加了旁听。此举有效提升了民警的法治意识、证据意识和规范意识。二是健全完善工作机制，着力降低败诉风险。完善诉讼备案制度。为进一步加强对各县级公安机关行政应诉工作的指导管理，及时发现当前基层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减少和压降行政诉讼败诉风险，支队建立完善了行政诉讼案件备案制度，要求各地必须在提交行政答辩状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起诉状、行政答辩状及相关法律文书的复印件报市局法制支队备案；在收到行政诉讼判决书（裁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行政诉讼判决书（裁定书）复印件报市局法制支队备案。完善研判分析机制。从去年8月份开始，支队将每月20日以后的第一个周二确定为复议诉讼研判分析例会日，召集全市分管或负责复议应诉工作的法制民警，对上月发生的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进行集中点评，分析案件产生的原因及办案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通报情况，交流做法，相互借鉴；同时对遇到的疑难复杂案件进行集体会商，确保办案质量。注重发挥行政诉讼对公安行政执法工作的纠错指导作用，对存在问题的行政诉讼案件，无论结果如何，一律编发典型案例，上网供民警学习参考。今年以来，已编发典型案例14期。完善行政争议化解机制。作为复议机关，支队积极发挥复议前置纠错作用，把行政复议作为化解行政争议的主阵地。一方面，对明显存在问题的复议案件，该撤销撤销、该确认违法确认违法，坚决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14年以来，支队共撤销及确认违法、限期履行14件。另一方面，积极改进复议办理方式，主动加强与申请人的沟通交流和说理工作，对结论为维持的，强化文书的说理性。今年以来，有16起复议案件当事人主动撤回申请，占已办结复议案件的 %；在新行政诉讼法实施后办结的60起行政复议案件中，只有17起作为共同被告被提起了行政诉讼，且未有一起败诉，通过复议行政争议的化解率达72%。三是规范行政应诉工作，着力强化诉讼保障。规范出庭应诉工作流程。制定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标准，建立了庭前合议、庭审参与和庭后评议制度，要求各地在收到起诉状和答辩通知后，必须由分管法制的局领导和承办该行政案件的办案单位分管局领导召集法制负责人及负责应诉的民警、案件承办单位的领导、办案民警召开案件商讨会，制定应诉策略、方案。在每一起行政诉讼案件审结后，再由参加庭前合议的全体人员对该案应诉过程中的得失、经验、教训进行点评，总结并写出结案报告。强化庭前沟通联络。对已发生的行政诉讼案件，一方面主动加强与人民法院的沟通，主动介绍交流案件情况，探讨有关法律适用和执法实践问题，争取法官的认可和理解；另一方面，对有调解余地的案件，主动上门开展说理工作，努力将行政争议化解在基层、化解在公安阶段。今年以来，全市通过主动上门工作，有12起案件通过释法明理和真诚沟通获得当事人认可、谅解，主动撤诉结案。强化应诉队伍建设。为适应行政诉讼形势的新变化，支队邀请专家学者和律师组建了南通市公安局法律专家顾问团和行政复议委员会，注重发挥法律专家顾问和行政复议委员在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中的参谋作用，提升应对解决执法难题的能力。支队积极协调各地进一步配齐配强了专职应诉民警，保证各县级公安机关至少有1名专职民警负责行政诉讼工作；同时，以法制系统实战练兵考核为契机，组织对全市法制民警和法制员开展业务培训考核，着力提升法制民警和法制员的业务能力和水平。强化考核追责。支队每月对各地发生的复议诉讼案件情况进行通报，对存在执法问题的诉讼案件，坚持通报、剖析和追责同步走。对已经发生的败诉案件，支队要求各地法制部门要会同涉案单位开展议法活动，认真剖析败诉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必须追究执法过错责任；对重大有影响的败诉案件，相关县级公安机关必须组织党委议法活动，分管法制的局领导和法制大队长必须到市局说明情况，案件剖析材料，以及执法过错责任追究情况一并报市局备案并纳入执法质量考核。今年以来，有多名民警因复议涉诉案件存在问题被追究执法过错。
1、《国家赔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主编 出版日期: 、《行政补偿制度研究》 作者: 高景芳 出版日期: 2005年01月第1版3、《论行政补偿制度》 作者: 夏军著 出版日期: 2007年09月第1版4、《国家补偿法律制度专论》 作者: 姚天冲著 出版日期: 20085、《国家赔偿常用法律法规手册》作者: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定 出版日期: 2004年08月第1版6、《国家赔偿实用核心法规（第二版）》作者: 《实用核心法规系列》编写组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6月第2版7、《国家赔偿案件诉讼策略与实例点评》 作者: 胡肖华 出版日期: 2004年05月第1版8、《国家赔偿指导》 作者: 江必新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4月第1版9、《法律帮助一点通：国家赔偿》 作者: 赵汝琨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10、《向国家索赔》 作者: 王新 出版日期: 2006年1月11、《立案指南 行政诉讼·国家赔偿·执行卷》作者: 罗书平主编 出版日期: 2004年01月第1版: 其实03年之前还有一些《国家赔偿法》方面的教程，鉴于你要04年以后出版，就不再罗列了，我国的国家赔偿法1995年就开始实施了，其实在基础方面作为文献参考也不用过于拘泥于出版时间，关于2010年4月的修改也可逐步了解（个人意见仅供参考）。祝一切顺利。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希望对你的写作有所帮助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基于互联网背景下探讨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大学行政管理中注重对现代技术的运用，通过将网络技术运用于大学行政管理中，不仅改变了大学行政管理模式，还提升了大学行政工作的管理效果。互联网背景下，为了稳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及时采用网络技术、信息化手段改进管理方式，积极应对互联网环境下对大学行政管理带来的挑战，促进行政管理变革。关键词：互联网环境；行政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应对措施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中，严格遵照《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导意见》的规定，及时明确互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必要性。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及时认识到将信息技术运用于行政管理环节的重要作用，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体现互联网在大学行政管理过程的战略地位和指导作用。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及时了解当前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行政管理模式，提高大学行政管理能力。1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了新技术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中，管理人员逐渐意识到将互联网技术引入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根据实际情况考虑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的渗透途径和主要方法。互联网背景下，在某大学行政管理环节中，先了解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主要途径和具体过程，促进学校行政管理过程的流程化和规范化，便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的运用为大学行政管理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促进大学行政管理质量的稳步提升。 互联网为行政管理提供新的管理手段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先分析如何创新行政管理方式的问题，仍实际情况出发，注重改进行政管理手段。现阶段行政管理过程中，某些人员及时借助互联网背景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手段，利用互联网技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手段，由此推动大学行政管理活动的高效开展。 互联网的运用有助于提升行政管理效率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活动中，相应人员从思想上意识到：互联网技术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必要性，高度重视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方案的优化工作。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行政管理方案，注重行政管理中关于互联网技术的运用，借助互联网背景，利用现代网络技术提升行政管理效率，这有助于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进行。2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 行政管理中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制度作为保障，比如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不合适追，行政工作信息的发布不及时，不能及时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某大学行政管理中，缺乏完善的管理机制作为保障，现行制度无法为大学行政管理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信息，平台信息的发布布不及时，无法及时体现互联网时代行政部门信息传播的特点和优势，还是以官方网站发布为主，未能展示出行政管理制度对实际工作的指导性作用。 管理人员对互联网技术的掌握不够互联网技术能够促迚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的稳步开展，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互联网背景，某大学行政管理人员将主要精力都集中在提高行政管理速度方面，缺乏对互联网技术运用方面的了解和掌握。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自身掌握的专业知识不够、没有及时把握互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中运用的有效途径，部分人员自身掌握的互联网技术有限，这无法为行政管理提供准确、科学的参考信息，影响学校行政工作的高效运行。 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人员还意识不到个人能力与行政管理效果的直接联系，认识不到个人能力提升的必要性，现阶段工作中，对行政管理工作内容及管理任务的掌握不够，某些人员的专业能力无法满足岗位工作需求。由于个人工作能力不够，某些行政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不够高，无法为行政管理工作提供专业的参考意见，个人能力不够，仍而影响整体工作的有效进展。3 互联网环境下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的应对措施 完善行政管理信息大学行政管理中，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互联网背景发展自身，扩展行政管理的服务渠道，保证行政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避克行政管理信息失真。为了扩大行政管理工作信息的传播渠道，管理人员提出将云联网渗透于行政管理中的创新思路，注重云联网在行政管理中的运用，为行政管理提供科学的参考意见。行政管理人员积极发挥个人的职能，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帮助决策人员实时掌握行政管理信息，根据行政管理现状，改善行政管理斱案，借助云联网技术最大限度地采集行政部门信息。行政管理人员高度重视云联网技术在行政管理信息完善中的运用，仍而确保行政管理信息的真实性和完善性。 创新行政管理斱式大学行政管理环节，管理人员首先仍思想上意识到，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必要性，并加强行政管理信息的采集和补充，平时工作中以改变行政管理模式为主。改变行政管理斱式的环节，及时渗透互联网技术，借助云联网背景创新大学行政管理模式，增强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敁。鼓励行政部门人员参与其中，扩大学校行政管理队伍，提高云联网技术在实际工作中的服务范围，便于增强学校全体人员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全面认知。改变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广泛利用网络平台发布学校的行政部门工作信息，改变行政管理工作的开展方式和工作进度，保证行政部门人员对相应信息的知情权，积极发挥互联网在行政管理环节的指导性作用。 建立并健全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互联网背景下，大学行政管理过程中，相应人员及时将大数据运用于行政管理中，根据大学行政管理现状，及时考虑行政信息公开制度完善的必要性。利用大数据加快行政部门信息共享，及时建立并健全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利用完善、有效的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有效约束并规范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完善的信息公开制度为行政部门人员提供真实、完整的工作信息。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及时考虑行政部门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作用，在互联网辅助下，部门人员逐渐意识到行政部门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保证行政部门信息的透明化和真实性，实时把握行政部门工作内容，进一步提升学校行政管理质量。 提高行政部门人员的综合能力学校行政部门人员主动参与到集体培训中，借助统一培训的机会提高自身，在培训环节主动接受专业知识和行政部门工作模式创新的有效方法。行政部门人员利用培训机会增强专业技能，在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主动掌握与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以提高个人的综合能力为主，将个人工作目标融入行政管理中，利用云联网技术广泛开展大学行政管理活动，在培训的过程中注重行政管理理论知识与实践内容的相互结合，采取融合形式改变行政管理模式，将大数据、多媒体等广泛运用于行政管理部门培训环节，由此创新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斱式，增强行政管理知识的培训质量，便于增强大数据在行政部门知识培训中的渗透效果。4 结束语本文以某大学的行政管理为例，分析互联网背景下某大学行政管理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挑战，提出有效的改善策略，注重对互云联网技术的学习和吸收。相应人员充分借助云联网背景发展自身，利用云联网技术将行政管理信息直接传递至决策层，提高现代网络技术在大学行政管理中的运用实效，平时工作中加强专业知识学习，重视大数据在行政管理培训中的运用，由此提升大学行政管理质量。参考文献：[1]罗睿.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发展机遇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16）：126-127.[2]张琳，曹卫，刘真，等.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的挑战、机遇和发展策略[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4-57.[3]陈媛媛.互联网+政务服务：现状、挑战及发展思路[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3）：88-93.[4]刘广.基于云计算的高校行政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实践与研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7，20（2）：156-157.[5]杜汉东.浅谈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行政管理中的不足和改善措施[J].智富时代，2018（4）：239-239.[6]邓文，潘君.放管服视域下我国高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困境及出路[J].当代经济，2018，474（6）：121-123.
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工作,对于很多律师而言相当于面临着一个崭新的领域。律师如果不能领会行政案件的特殊性,不能把握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将很难准确地完成代理工作。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些行政案件代理问题,笔者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代理原告中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一)如何确定一个行政行为是否可诉 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同时在有关司法解释中进一步扩大了受案范围。目前就明确受案范围,笔者想需要把握几个重要的问题: 1.可诉的行为从类型上包括了行政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分类当然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也始终存在着一些争议和模糊的地带。一般情况下,我们理解的法律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而事实行为与执行法律无关;法律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权利义务,而事实行为影响到相对人的现实状态。这两类行为在客观上有很多的差异,但是如果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均是可诉的。 2.可诉的行为应当对相对人有实际影响。在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下,尚未建立公益诉讼的制度,原告仅能够为自己的利益而提起诉讼(诉讼资格的转移例外);而不能够仅仅为公共利益而起诉。一个简单的案例,例如行政机关侵犯了A的合法权益,但是A本人并未有任何争议;那么尽管社会公众明白了解A在受到侵犯并且A享有诉讼,但是公众并不享有诉权。其起诉是不会被接受的。 3.可诉的行为是一个已经成熟的行政行为。理论上研究“成熟的行政行为”,强调行政行为已经作出,是一个决定或者行为已经实施。一般意义上,正在过程中的行为或者尚未作出的行为是不可诉的。 (二)如何确定诉讼请求 1.行政诉讼的本质和特点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和监督,该等审查是有限的审查,该等监督是有限的监督。概括地表示为法院主要对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而不审查其合理性。因此,律师代理行政案件时,必须首先和当事人明确诉讼的目的和后果:很多情况下,行政诉讼并不能够像民事诉讼一样一劳永逸。例如行政机关的处罚决定撤销后还可以重新作出。法院仅仅是对已经作出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有时候并不约束行政机关未来的行为,并且不能替代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尤其是行政许可领域,最终必须由行政机关来决定是否颁发许可证并实际颁发许可证。 2.行政诉讼的诉讼请求是法定的,目前的诉讼请求主要包括:1撤销之诉;2确认之诉;3责令履行法定职责之诉;4变更之诉;5赔偿之诉。律师在代理行政案件中,应当正确提出诉讼请求。如何提出的诉讼请求超出了法院的职权范围,该请求注定是被驳回的。例如有些诉讼中当事人请求法院判决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这类诉讼请求是无效的请求,因为法院不能代替行政机关判断是否具备了颁发许可证。同时诉讼请求之间不能相互矛盾,例如在拆迁纠纷中,很多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包括:撤销违法的拆迁决定;给予更高的拆迁补偿。这两个请求之间是矛盾的,因为第一个请求的前提是拆迁违法,而第二个请求的前提是拆迁合法。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注意,可以有效避免因这类技术原因导致败诉。 同时,鉴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一个诉讼的目的是特定的,可能诉讼本身并不能够直接满足当事人的真实需要;所以律师在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中,应当与客户特别签署一个《诉讼目的确认书》,明确当事人委托事项的真实意图,避免日后双方之间发生纠纷和争议。(三)起诉期限问题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在实践中情况相对复杂。有些行政行为明确告知了相对人诉权和起诉期限,那么按照该告知的内容计算。一般意义上,行政机关没有告知诉权或起诉期限的,要从相对人知道或应当知道诉权和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3个月,但是从相对人知道行政行为的内容之日起不得超过两年。 笔者理解最容易发生争议的问题是,行政诉讼的起诉期限能否中断。这一问题始终存在争论,有些人将起诉期限等同于民法上的时效,认为它可以中断;但是有些人认为它是期间,不发生中断。实践中常见的观点是,起诉期限是期间,它不发生中断的问题。因此,在代理行政案件中,尽可能不指望利用期限中断,而是将它看作是期间,应当在法定期限内提出诉讼请求。 (四)是否要收集证据 有些情况下,代理人简单地理解行政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认为行政诉讼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在代理原告中忽视了证据的收集工作,这经常为代理工作造成被动。根据目前的证据规则,行政诉讼的原告在某些类型的案件中承担举证责任,并且即使原告依法并不承担举证责任,收集对原告有利的证据,仍然有助于原告诉讼请求的成立和被支持。无论在何种行政案件的代理中,原告的代理律师主动收集证据,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代理职责,应当给予足够的、充分的重视。 (五)根据案件需要,及时提出“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申请 诉讼中涉及到当事人的人身权、财产权等正在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应代理提出“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申请。这一制度是行政诉讼法明确赋予原告的权利,代理人应当准确行使,例如行政拘留、劳动教养等涉及人身自由权的行政行为,以及强制销毁、变卖等涉及财产权的行政行为时,应当建议当事人提出该等申请;尽管最终的决定权在法院,但是律师是否履行了代理职责,这是很重要的判断环节。 二、政诉讼中代理被告 (一)如何在答辩期限内提出全部证据和依据或准确提出答辩(行政机关承担举证责任) 目前,法律要求被告在答辩期内进行答辩(送达起诉状之日起10日内),并提交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证据和依据。这一时间要求对被告而言是非常紧张的期限,对律师代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答辩期内要确定答辩思路,包括原告是否有诉权,原告是否在法定期限内起诉,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等,均应作出准确判断。 2.要按照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整理全部行政案卷材料并提交法庭。1剔除与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无关的材料;2对于提供的证据要求作出证据目录、证据说明;3提供行政机关作出行为的法律依据。(二)提供哪些证据律师代理后,应首先准确判断举证责任分配,然后根据被告是否承担举证责任确定答辩内容和提供证据范围; (三)在行政诉讼中,能否代理收集证据 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未经过法庭同意,不得代理被告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当然这里要注意收集和整理证据的区分。有些行政行为的案件证据材料散落在该机关的各个部门,或者由上下级行政机关分别持有,而这些均是行政机关行为的依据。律师应当主动汇集、整理这些案件证据并作为行政机关行为的依据。这些在行政行为作出前已经被作为依据的证据材料的整理不属于收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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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科目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社会学概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公务员制度，公共政策，行政组织理论，领导科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毕业论文，英语(二)，普通逻辑，财务管理学，企业管理概论，中国行政史，现代管理学，西方行政学说史，行政管理学，政治学概论，中国文化概论，法学概论，公文写作与处理，机关管理，组织行为学等。具体科目要参照报考的省份要求。这些书都需要看的希望回答能够帮助你你也可以追问
自考行政管理本科有考完的吗？书书，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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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是论文的重要构成部分。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一) [1]赵格格。服务，而不是掌舵：政府责任的皈依--兼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及启示[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2(03) [2]郁建兴，徐越倩。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浙江经验[J].中国行政管理。2012(02) [3]朱满良，高轩。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缘起、争辩及启示[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0(04) [4]甘黎黎。服务型政府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视角[J].黑河学刊。2010(07) [5]甘黎黎。新公共服务理论视域中的服务型政府构建[J].传承。2010(15) [6]李松林。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理论月刊。2010(02) [7]施雪华。“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涵义、理论基础和建构条件[J].社会科学。2010(02) [8]蒋嵘涛，彭京京。服务型政府价值取向研究[J].求索。2009(10) [9]储岳峰。服务而非管制--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借鉴[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08(11) [10]金晶，王颖。委托代理理论综述[J].中国商界(下半月)。2008(06) [11]潘劲稳。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意涵及其实现途径[J].法制与社会。2007(10) [12]任勇，李晓光。委托代理理论：模型、对策及评析[J].经济问题。2007(07) [13]费玉春，李正明。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政府信息公开[J].安徽农业科学。2007(20) [14]杨杨。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启示[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6(03) [15]段黎。浅谈新公共服务理论下的政府责任[J].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01) [16]刘熙瑞，井敏。服务型政府三种观点的澄清[J].人民论坛。2006(05) [17]许明星，刘兵荣。非典过后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思考[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05(07) [18]何颖。加快政府转型塑公共服务型政府[J].技术与市场。2005(03) [19]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途径：政府创新[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1) [20]吴家庆，徐容雅。提升地方政府能力的几点思考[J].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二) [1]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2]哈特穆特·毛雷尔著，高家伟译.行政法学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3]盐野宏著，杨建顺译.行政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南博方.日本行政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 [5]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2 [6]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1990 [7]杨惠基.行政执法概论.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1998 [8]姜明安.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何士青.以人为本与法治政府建设.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0]张金鉴.行政学典范.台湾：台湾三民书局，1986 [11]林尚立.国内政府间的关系.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姜明安，皮纯协.行政法学.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14]张庆福.行政执法中的问题与对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 [15]汤唯、孙季萍.法律监督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l [16]王姝.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体制构建研究.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6—9 [17]刘春禾.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4 [18]王毅.城管行政执法体制的现存问题与改革构想.城建监察，2006，4 [19]胡建淼.行政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43 [20]楼向辉.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研究——以义乌为个案.2008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亮。完善中国公务员培训的对策研究[D].吉林大学2009 [2]马光涛。西藏林芝地区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吉林大学2009 [3]高敬伟。我国公务员培训市场化研究[D].河南大学2009 [4]王璐。我国公务员培训存在问题及对策分析[D].河南大学2009 [5]柴晓丽。公务员培训有效性分析[D].华东师范大学2009 [6]王召征。新疆公务员培训市场化探索[D].新疆大学2009 [7]赵玲玲。我国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山东大学2010 [8]程倩倩。基于胜任力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9]李青青。职业生涯导向的公务员培训模式研究[D].西北大学2010 [10]赵永生。“以人为本”视角下的我国公务员培训的有效性分析[D].兰州大学2010 [11]任莉星。我国县级政府公务员培训研究[D].山西大学2009 [12]于森。陕西省公务员培训模式探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0 [13]龙国良。基于有限市场化模式的湘潭公务员培训政策创新研究[D].湘潭大学2007 [14]陈婷婷。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创新研究[D].重庆大学2008 [15]张荣学。地方政府公务员培训工作探索[D].吉林大学2008 [16]卢韵玚。我国公务员培训评估体系构建研究[D].苏州大学2009 [17]张波。重庆市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重庆大学2009 [18]刘雅静。公务员培训效果评估体系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7 [19]韦忠继。欠发达地区基层公务员培训问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08 [20]何玉姗，刘广磊。加拿大人事制度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企业导报。2011(08) 猜你喜欢： 1. 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2. 大学行政管理论文参考文献 3. 2017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4. 行政管理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5. 2017年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就用下边论文的格式[摘要][关键词]一、行政主体的概念 二、我国行政主体理论的缺陷分析三、我国行政主体在执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四、我国行政主体的改革设想。[参考文献][1] 江永清．《行政处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35-51页 [2] 江永清．《行政处罚法适用手册》．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63-82页[3] 徐继敏．《行政处罚法的理论与实务》．法律出版社，1996年：109-133页[4] 马怀德．《中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26-48页[5] 皮纯协．《行政处罚法原理与运作》．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年：94-107页[6] 应松年、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学习辅导》．人民出版社，1996年：94-106页[7] 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年：92-117页[8] 雷新华．《论依法行政与行政监督》载《行政法研究》．2001年，第7期：29页[9] 庞京城．《论行政监督》载《海南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32-34页[10] 石东坡 《论行政法制监督机制的完善》载《云南行政学院报》．2001年，第1期：45-46页[致谢]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刘春萍老师的精心指导，刘老师从开题的论证直到最后论文的撰写都给予了特别细致、耐心的指导，使本人得以顺利的完成此论文。在次，我对刘老师在次论文撰写期间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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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范文：浅议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摘 要〕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本文试图从实务角度分析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并尝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执行和解；执行法院；当事人 民事判决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生效后，不论当事人是否满意该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当事人都应当积极履行。但现实生活中，出于趋利避害的心理，败诉或者承担义务一方当事人拒不履行法律文书中确定的义务的现象时常可见，于是出现了 “执行难”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民事执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在实务过程中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待进一步改进。 一、民事执行和解制度概述 1.概念 执行和解，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就执行标的进行协商，自愿达成协议，经人民法院审查批准以结束执行程序的一种行为〔1〕。执行和解具有以下几个特征：首先，执行和解发生于执行过程中，在执行开始前及执行开始后均不存在执行和解；其次，执行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自愿达成的协议，不需要第三方的介入，这是与调解的根本区别；第三，执行和解协议具有阻却申请执行期限的功能，在执行和解协议未得到履行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可以申请恢复执行原生效法律文书，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申请执行期限因达成执行中的和解协议而中止，恢复执行后的期限自和解协议所定履行的最后日期连续计算；第四，执行和解是一种结案方式，在双方当事人完全履行和解协议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第八十七条：“当事人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合法有效并已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作执行结案处理”的规定及《意见》第二百六十六条：“和解协议已经履行完毕的，人民法院不予恢复执行”的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据此结案。 2.功能 执行和解作为一种重要的执行方式，除了具备强制执行所具有的保护债权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和人民法院的威信、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等基本功能外〔2〕，还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和社会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执行和解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司法宗旨，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双方当事人完全自愿的基础上达成的，它有利于增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化解当事人之间的矛盾，促进社会的稳定；二是执行和解有利于债权人权利的实现，因为执行和解协议是由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债务人在思想上更容易接受，也愿意自行履行协议约定的义务,而不会产生强制执行般的抵触心理；三是执行和解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由于执行和解协议的达成，人民法院则不必进行强制执行，执行程序得以中止，减少了强制措施的使用，在双方当事人履行协议后，执行案件得以终结，同时缓解了人民法院执行难的压力。 3.法理基础 关于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法理基础，有学者认为执行和解是处分权主义在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具体体现，是当事人行使处分诉讼权利的一种行为〔3〕。从表面上看，执行和解协议确实对生效法律文书中所确定的实体权力义务关系进行了变更，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当事人对生效文书内容享有处分权，也不能看成是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处分。首先，从法理上看，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依据法律所作出的权威性判断和认定，是对纠纷或是权利义务关系的终局裁决，就民事判决而言，任何人非经法定的程序不得变更判决的内容，必须予以执行，否则将动摇裁判的权威。从另一角度看，如果生效判决都可以任意由当事人协商变更的话，不仅法院的权威将荡然无存，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也将会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一个终结时候。因此，当事人之间不得就已生效法律文书中的内容进行再处分，也就是说当事人无权对生效法律文书所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其次，从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上看，笔者认为执行难是执行和解产生的直接原因，由于强制执行将面临着各方面的阻力，而且结果未必能够得以完全执行，所以法院也乐于当事人能够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自行履行。而作为债权人的一方当事人也考虑到强制执行难以将生效法律文书中的所有权利执行到位，而往往对债务人作出相应的妥协，最终达成和解协议。很明显，执行和解协议是在当前执行难的特殊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并不是双方当事人友好协商的结果，是债权人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所做的让步，是执行机构为了避免麻烦而对债务人的纵容的结果，所谓的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只是一个人的幌子罢了；第三、从执行和解的法律效力来看，执行和解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不能成为执行依据。任何一方当事人均可任意撕毁该执行和解协议，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对方当事人也不能要求人民法院按照协议内容进行强制执行，而只能按照原判决内容申请法院恢复执行。如果说当事人对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享有处分权，也就是说执行和解协议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的话，那么该和解协议应当对双方具有约束力，但事实上，如上所述，根据我国法律的现行规定该协议并不具有这种约束力。综上，执行和解协议并不能完全看成是当事人处分权的结果。 二、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及相关解释和规定中，关于民事执行和解部分的规定只有寥寥数语，可以说是相当的粗糙，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导致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如下： 1.人民法院不能参与执行和解协商过程的规定与现实需求及具体实践相悖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的规定，法院在和解协商过程中的工作只是“将协议内容记入笔录，有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根据该规定，法院是不参与具体的协商过程的。而实践中，在进入强制执行程序后，当事人，特别是权利人主动向对方寻求和解的愿望并不高；或者在有些案件中，当事人之间存在和解的意愿，但是基于无法直接与对方进行沟通和协商，或者不信任对方，无法接受对方的和解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执行法院的介入，执行和解根本无法形成。而且事实上，多数执行和解的成功案例也是和执行人员的说服教育工作分不开的，甚至有人戏称民事执行和解应当改称民事执行调解。所以民诉法中不允许法官积极参与的规定与司法实践不符，这阻碍了执行和解制度发挥更大的作用。 2.对执行和解协议的次数或期间无任何限制导致诸多弊端 和解协议达成后，一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不履行该协议或者在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期满后，一方当事人仍未履约的，在执行期满前当事人是否可以再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这个问题，现行相关法律并没有任何规定，同时也没有类似于执行担保中暂缓执行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根据民事行为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从理论上，当事人可以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然后又不停地反悔，而法律对此是不能加以干预的，这必然造成如下几个主要弊端：一是有些当事人往往假借和解，恶意拖讼，给对方当事人增加讼累，以达到其不法目的，因为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执行和解协议达成后，申请执行的期限得以中止，这样就可以无限延长执行期限；二是加重了人民法院的工作负担，如上所述，当事人不断地达成和解协议又不停地违反，必然也就延长了案件的结案时间，导致案件的积累，由此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三是助长当事人对自己权利的懈怠态度，不利于当事人谨慎善意地行使权利，更不利于民事纠纷的及时平息。由于执行和解协议可以中止执行申请期限，债权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则不必担心超出执行申请期限，不利于督促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诉讼时效相悖，也违背了效率原则。 3.对和解协议未履行的救济手段规定不合理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规定，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是和解协议未履行的唯一救济手段。该规定具有以下三点不合理性：一是致使当事人双方权利不平衡，因为根据该规定，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的只有一方，那就是“对方当事人”，从字面上看，对方当事人可以是债权人也可以债务人，但是，一个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债务人是不可能申请法院对自己进行执行的。因此，申请恢复执行的人只能是债权人，违反和解协议的人也只能是债务人了，这无形中就否定了债权人拒绝和解协议的 “权利”，而该 “权利”只有债务人享有，明显存在不平等；二是违反民事协议的诚实信用原则。根据民事行为的诚实信用原则，协议双方应当善意履行协议约定，不履行的一方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而根据如上规定，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后果仅仅是恢复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既不是责任更不是惩罚，这显然是对诚实信用原则的一种践踏；三是不利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由于不履行也不会产生超出已生效法律文书的责任范围，当事人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后，可以在履行与不履行之间任意选择，这就淡化了和解协议对当事人的约束力，使得有些当事人对执行和解的态度不严肃，不履行协议的现象时有发生，也就是和解协议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这显然不是该制度创立的初衷。这种现象的存在致使债权人的利益无法得到法律的保障，强制执行保护债权人利益的首要功能也就丧失殆尽了。 4.某些执行和解制度的具体操作规则不明确 具体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查封、扣押、冻结等已经采取强制措施的案件，是否因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而立即解除或停止，这个事关当事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务在立法上也未做规定;二是人民法院是否有权对和解协议进行审查，以及如何进行审查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和解协议的实质是变更了原来生效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对国家意志的改变，作为国家代表的人民法院显然不能置身事外，必然需要参与执行和解协议的审查。但《民事诉讼法》第二百O七条只规定了法院的工作只是记笔录，根本就没有涉及是否对和解协议享有审查权，更未涉及如何行使审查权的问题。 三、完善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还存在不少弊端或缺陷，针对我国民事执行和解制度中存在各种弊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上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完善： 1.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参与民事执行和解过程中的问题，笔者认为，从当前实际出发，根据现实的需要，人民法院应当参与执行和解的协商过程，但是必须遵循当事人自愿原则，执行法官在不干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前提下，可以配合或者促成当事人之间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有实务中的法律工作者建议，人民法院在这一过程中的工作应该加以严格的限制，避免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侵害，他提出人民法院参与执行和解工作的两种情形：一是一方当事人提出和解方案，经执行法院交由另一方当事人接受。此时法院充当的只是和解方案的媒介，并没有介入自己的意思；二是双方当事人要求执行法院提出执行方案并自愿接受。此时，执行法院基于协调双方利益的立场，代为拟定和解方案，起到促成和解的作用，因双方当事人均自愿接受该方案，故也不违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4〕。 2.针对因多次达成执行和解协议而导致执行期限的不当延长的情况，完全可以从现行立法中寻找答案。笔者认为就执行和解的期限问题完全可以参照执行担保的有关规定。从某种角度看，执行和解与执行担保具有一致的功能或者目的，即保障生效法律文书的顺利履行。根据《意见》第二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二条（修改后的二百O八条）的规定决定暂缓执行的，如果担保是有期限的，暂缓执行的期限应与担保期限一致，但最长不得超过一年……”的规定，执行和解制度完全可以参照该规定，限定执行和解协议的时间或者协议履行期间，当然时间未必一定为一年，具体时间可以参考现实状况而定。 3.关于如何防止当事人任意违反和解协议的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一是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违反执行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已经明确规定了被执行人在未按期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指定的义务的，应当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或者支付迟延履行金，并且在《意见》第二百九十三、二百九十四、二百九十五条规定了计算利息和迟延履行金的具体办法。但是该迟延履行债务利息或迟延履行金是否适用于和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间，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二是通过协议约定违反和解协议的违约责任。但是这似乎与现行法律规定是相矛盾的，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了一方在拒绝履行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方当事人唯一的救济手段就是申请法院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这就意味着该执行协议自然无效，既然如此，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自然也就无效了。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立法中明确规定执行和解协议中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不因和解协议的无效而丧失。 4.在执行工作中，债务人往往在法院采取强制措施查封、扣押、冻结其财产之后才与债权人达成和解协议。那么在和解协议的履行期限内，法院是否应解除对债权人财产的强制措施呢？若不解除，似与执行和解的性质不符；若解除，而债务人借和解协议拖延时间、转移财产，又如何能保证实现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财产保全的目的在于保障债务的履行，在债务未履行前，财产保全不应解除，直到和解协议履行完毕，或者原生效法律文书内容强制执行完毕，案件终结后才可解除；而且笔者认为不解除财产保全与执行和解并不冲突，因为二者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保证案件的顺利进行，因此不能认为财产保全是对执行和解的否定。 〔参考文献〕 〔1〕 江 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438. 〔2〕 李 浩.强制执行法〔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1-4. 〔3〕 应礼奕.浅析执行和解所面临的问题〔J〕.中国科技信息,2007,(8):144. 〔4〕 丁文华.执行和解中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司法,2006,(12):92.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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