侗族有“侗不离酸”、“侗不离鱼”的饮食习惯，食油茶、黑糯米饭和“腊也”（合拢饭）。
1、诗歌
侗族民间文化艺术丰富多彩，侗族诗歌的韵律严谨，题材广泛，情调健康明朗，比喻生动活泼。抒情歌优美细腻，真挚热情；叙事歌委婉曲折，含意深长，是侗族珍贵的文化遗产。
2、音乐
侗族人民善长音乐，唱歌在侗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年长者教歌，年轻者唱歌，年幼者学歌，歌师传歌，代代相传，成为社会风习。侗族大歌，琵琶歌，拦路歌，均是侗族音乐的优秀代表。
3、舞蹈
侗族舞蹈有芦笙舞、“多耶”舞、耍龙舞、狮舞等。其中芦笙舞曲调繁多，舞姿有“鱼跃”、“斗鸡”、“盘龙”等10多样，秋后赛芦笙，参会的芦笙上千架，方圆数十上百个村寨参加，观众达上万人。
4、侗戏
侗戏是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剧种，产生于清朝道光年间。侗戏台步简单，动作纯朴，曲调唱腔多样，由贵州黎平腊洞的吴文彩（约1798-1845年）首创，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发展至今，有民间戏班近500个，传统和现代剧目近千出。
扩展资料
侗族的风俗习惯：
1、侗族服饰多种多样，不同年龄、不同季节有不同的装饰，有左衽、右衽、对襟；有布扣、铜扣、银扣；有裤装、裙装；喜青、蓝、黑、白各色；有头饰、颈饰、胸饰、腰饰、手饰、脚饰等等。
2、侗族饮食习俗很有特色。侗族以大米为主食，也食用小米、玉米、小麦、高粱、薯类，但通常为调剂口味而搭配。
3、侗族居住的村寨多具有依山傍水的特点。侗寨一般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寨边梯田层层，寨脚溪河长流，寨头村尾树木参天。大的侗寨六七百户，小的二三十家。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政府网-侗族
侗族是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毗邻地区的南方少数民族，其中以贵州省人口最多。古代文献中称“骆越”、“僚”、“侗蛮”。他们主要从事山坝农业，兼营林业和渔猎，手工业发达。出产“香禾糯”（有“糯中之王”之称）、“稻花鲤”、油茶、杉树，善于编织侗锦，“鼓楼”和“风雨桥”是其特有的精湛建筑艺术，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 侗族主要居住在湘、黔、桂毗邻地区，分布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榕江、从江、锦屏、天柱、和铜仁地区的玉屏、铜仁、江口等县及万山特区。湖南的新晃、靖州、通道、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侗族共有人口297万。侗族主要以“禾”米为主食，以粳米、小米、包谷、小麦、薯类为辅。按稻米的性质分为糯米饭和粳米饭两种。饭类调制方法分为煮饭和蒸饭两种，糯米饭的蒸煮方法是：头天先将糯米浸泡于水桶，待第二天捞出淘洗滤干水，再放进木甑里蒸熟，即可食用。侗族有一日三餐的习俗，一般是早上出工，到山上干活，把全天的饭做好，早饭后，用饭篓或篮子装糯米饭，加上腌鱼、肉、菜之类，拿到山上，趁中午休息，便在田边地头吃起来，既方便实惠，又经济、节省时间。以糯米作各种菜肴的配料，是食俗的一大特色。杀鸡宰鸭，用鸡鸭汤煮糯米粥，撒些葱花、薄荷，别具风味；糯米和鸡血、鸭血混合，煮熟后切小块，拌上香料炒，又成为别具风味的菜肴，称为“狼棒”也是一款鲜美的佳肴。此外，糯米还用来做粽子、糍粑、打油茶。侗族好饮自酿米酒。米酒制法与周边各族相同，以糯米酿制。制成后冲上清凉的井水或泉水饮用，消疲劳，解干渴。还喜欢用糯米甜酒酿成的“重阳酒”，即在农历九月用新糯米酿成“甜酒酿”，密封于坛内，置火塘边慢慢温烤，或埋在肥堆里，让其发酵，春节时取出来饮用。此酒液粘结成丝，味甜过蜜，醇香异常，十分诱人。侗族日常喜食酸品，侗家有句俗语，“三天不吃酸，走路打倒蹿”。在侗族食品中，酸食冠于菜肴之首，每天用菜肴50%都是酸味。几乎每家每户都置有五、六个酸坛或酸桶。侗族的酸食种类也多：有荤酸、素酸、煮酸、腌酸之别。腌酸品，一年四季皆可，有什么荤素品，就腌制什么。尤其是腌鱼，久负盛名，具有酸、辣、甜的特点，肉鲜味美，十分开胃。不仅平日食酸，而且待客送礼、红白喜事、敬神祭祖，皆不离酸。油茶在侗族饮食中有重要位置。有的地方，早、晚两餐都吃油茶。打油茶被称为“侗族茶道”，广泛地用于社交、喜庆活动。油茶，由阴米（炸糯米花）、煮熟的豆角（还可以加煮熟的红豆、花生、豌豆等）、油果、茶叶等配制而成。先将大米炒微黄，然后加上特制的茶叶炒香、然后放水一起煮开。油茶煮好以后香味扑鼻，在吃的时候，碗里放之前准备好的煮熟的豆角，一、二块糍粑或者糯米或者米粉，再在上面放一些阴米油果，异常可口。侗族的油茶因配料不同，可分为糯米粑粑油茶、糯米水圆油茶、香皮藤粑粑油茶、艾叶粑粑油茶、虾子鱼仔油茶、猪肝粉肠油茶等。均咸香可口，味道鲜美，营养丰富。侗族还有一种“豆茶”，制法与油茶不致相同，味道清淡，是用糯米花、苞谷或黄豆（用灰水泡软）、焦米、新茶共煮而成，主要在喜庆活动时饮用。侗族嗜好酒，平日常以酒解乏。遇喜庆事更以酒为礼，以酒为乐。家家会自酿自烤米酒。酒多以糯米酿成，有的经过蒸馏，有的连酒带糟一起饮用。 侗族饮食均以大米为主粮，人们犹喜糯食。亲友来访，常以糯食相赠；婚嫁吉日礼品多为糯米所作，节庆的粽子、糍粑无不以糯米为本。南部地区山坡多，田地远，糯米饭既便携带，且不易馊，很多村寨以糯米为主粮。糯米分红糯，黑糯、白糯、长须糯、秃壳糯、旱地糯、香禾糯等类，同类又分不同品种。其中香禾糯是糯中之王，有一家蒸饭全寨香的赞誉。糯饭的食用，因其粘性大，不便以碗盛食，须得洗手干净，捏饭成团，正中史料中以手搏饭的记载。食用时，亦与食馍不用碗而以手抓同一道理。苞谷、小米、高粱等作物亦是侗家人的辅助粮食，随着与汉族的交往，还引进了小麦，荞子、马铃薯等粮食作物。侗族男性多会饮酒，主要在于应付仪礼、节日、祭祀、社交往来方面。每当客人到来或节庆喜宴，总闻酒歌飘香，使人闻之心醉。侗家人的饮食餐次为一日三餐，早餐约上午十点；中餐为下午两点左右；晚餐晚上九时前后。与汉人杂居的村寨晚餐较为早些。侗族特殊食品有扁米、油茶、酸食、烧鱼、紫血肉、牛瘪肉等。油茶是侗族家常食品，平时来客，也以油茶相待，特别是妇女相互往来，常聚一处食油茶。油茶的制作过程称为打油茶。打油茶先发荫米，即把糯饭晒干，将荫米放入茶油锅内炸为米花，再炒花生、黄豆，然后将粘米入锅炒焦，即放茶叶入锅拌和，倒入适量的温水，加盐煮沸为茶汁。以少许葱花、菠菜、茼蒿等着料放于碗中冲以茶汁，将米花及花生，黄豆等物一齐拌入碗中即可食用。
贵州地区的饮食文化贵州地处祖国西南云贵高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无霜期长，是一个特有的绿色植物王国。贵州的崇山峻岭和纵横交错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湖泊，广阔的森林，给各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饮食资源。漫山遍野的山珍野味、河鲜野蔬为贵州民族菜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调制出了许多历史悠久、加工独特、闻名遐迩的民族特色菜点。贵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民族大省，以农业经济为主，兼营畜牧业和养殖业。由于其居住地域的不同，在主、副食方面是有差异的。大体说来，居住在平坝、河谷地带的土家、布依、侗、壮、水等民族，水稻为主要的农作物，他们则终年以大米为主食。而居住在山区的彝、苗、仡佬等民族，水田极少，主要是旱地，以种植薯类和玉米、麦类为主，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以小麦、玉米、土豆、荞麦等粗杂粮为主食。贵州少数民族的家常菜几乎都以辣为佐料，当地人可以用一种或多种辣椒烹调出干辣、油辣、糟辣、酸辣、青辣、麻辣、蒜辣、酱辣、复合辣等十多种独具风味的系列辣味，仅用辣椒制作的调味就有几十种。同样是辣，三个吃辣出名的省份又有区别。四川是麻辣，湖南是干辣，而贵州是真辣。半尺长的朝天辣椒，油里煎炸后，上桌直接入口。贵阳一年有300天阴天下雨，空气湿度大关节易发病，吃辣能去风湿，辣味是西南地区饮食的共同特点。贵州地区历来缺盐，勤劳、智慧的苗、侗等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摸索出了以酸代盐，以酸补盐的烹调艺术。少数民族都喜食酸菜，家家有酸汤缸，户户有腌菜坛，几乎天天用酸汤烹饪菜肴。酸菜的制作也很简单，即将青菜洗净，放入缸内用淘米水浸泡两三天即成。常见的酸菜有泡酸萝卜、酸豇豆、酸鸡、酸鸭、酸肉以及既辣又酸的盐酸菜、酸辣椒等。苗族、侗族的酸味菜特别有名，酸汤鱼就是一道著名的苗族风味菜，其做法是将酸汤加水、食盐煮沸，取鲜活鱼割去苦胆，入酸汤中煮制而成。肉嫩汤鲜，清香可口，佐以辣椒，酸辣香嫩，令人食欲大增。蘸水是民族菜一绝，品种极多，不同的菜肴要求不同的蘸水，同一菜肴可用不同风格的蘸水，如常用的油辣椒蘸水、煳辣椒蘸水、烧椒毛辣角蘸水、糟辣椒蘸水等。在边远的民族山区，还保留有原始的民族一锅香菜肴，即将各种蒸、炒、烧、炖、煮菜加工好后，依序全部倒在一个铁锅内上火继续烹煮，人们围炉而坐，将蘸水碗置于锅中间或锅边蘸食。花江是贵州西部关岭县的一个小镇，以做狗肉火锅名世。选一岁半肥嫩狗宰杀烫毛刮洗干净，狗肉在沸水中焯一下捞出漂洗干净。砂锅内放汤加入花椒、胡椒粉、姜、葱、砂仁、草果、大料、桔子皮等，下狗肉置旺火上炖至汤沸除去泡沫，再用小火炖至软烂时取出滤水，然后切成半厘米厚的薄片。原汁狗肉汤烧开，放入切好的肉片，加入少许盐、味精使其入味。吃时取小碗放入适量煳辣椒面，用狗油烧烫浇在辣椒上，加入盐、姜米、蒜泥、鱼香菜、芫荽、葱花、胡椒粉、花椒粉、原汤、味精调匀制成蘸水与狗肉同时上桌。汤清爽而鲜美，肉白嫩而醇香，蘸汁吃到嘴里，麻、辣、鲜、香，其味无穷，系花江布依族的特色菜。碗儿糕又称泡粑，是将大米洗净浸泡8小时，然后连水带米舀入石磨中磨成米浆，将少部分米浆下锅煮熟制成“熟芡”备用，白糖、红糖分别融化备用；其余的米浆用布口袋装起，滤干水后让其自然发酵。将融化的白糖与一半熟芡掺入部分米浆制成白浆，融化的红糖与另一半熟芡掺入剩下的米浆制成黄浆，待4个小时发酵后在蒸前放少许碱面搅均；上锅蒸时把黄、白两种米浆分别舀入专制的凹碗形模具内，表面洒上一点芝麻、果脯，放入蒸屉内大火蒸，蒸熟至“开花”后取出即成。特色是白的雪白，黄的金黄，膨松糯软，香甜微酸。清明粑：将清明菜洗净切细，引子（苏麻）100克炒香撖成茸加白糖拌匀制作馅子；糯米面250克、粘米面60克与清明菜75克拌好加开水和匀，再加适量的冷水揉成米粉面团，搓条分成20克左右一个的面剂，将引子馅逐个压扁包入面皮，封口向下，压成厚1厘米左右的圆饼坯。然后将平锅烧热刷油，放入饼坯用中火慢慢烙至两面微黄，熟后铲出装盘即成。风味特色是皮糍糯，馅甜香，有浓郁的清明菜香味，为贵州时令小吃。
不知读到此文的朋友,有没有品尝过地道的贵州菜,那种感觉只有亲自享用过之后才会领略到少数民族饮食文化的精华和魅力所在:独特环境造就独特饮食文化贵州省坐落于神秘的云贵高原，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致使山中盛产上百种中药材、上百种天然的野生食用植物及繁衍着上百种野生小动物，靠山吃山，使得贵州的饮食文化博采奇珍异兽，尽享高原自然精华。对众多美食家而言，品尝黔菜实在是他们心存已久的梦想和口福。贵州人被称之为是大吃的民族，在民族节日中，更能体现出吃的隆重与讲究，有肉必有酒，有酒也必有烟，大碗的喝着自酿的酒，吃着大块的肉，大声的行着酒令，吸着自种自制的水烟，一次庆宴、一次开心吃上三五天才尽兴是件很平常的事。一个在饮食上颇为讲究的民族，必定有着与众不同的饮食文化。贵州到处聚合着一群又一群嗜吃的民族，一个世居着多民族的省份，其饮食文化融合了不同民族的饮食习惯及方法，不仅特色性强，民族性强，而且天然的营养成分及独特的烹制方法也是中国十大菜系中的任何一个菜系所不能相比的。擅长烹制肉食，野味堪称上品贵州菜中最擅长的是做肉食，尤其是野味，这和少数民族原始部落拿着树叉猎捉动物到今天各家都鸡鸭成群有渊源。一种肉食竞可以做出二十多种不同的味道，做出一桌宴来，象猪肉宴、牛肉宴、蛇宴、羊肉宴、狗肉宴，尤以野生动物而闻名，更能体现贵州人独特的民族烹制技术。煎、炒、炖、炸、煨、煮、焖、蒸各具其色、香、味，通常是配以土制或木制、竹制的器皿盛装。绿色源于纯天然，中药增添滋补特色黔菜的另一大特色就是斋宴：贵州的多民族都喜欢吃斋，斋宴特别隆重且丰富：一律以纯天然绿色食用植物为主，分叶类，根类，茎类，及果实类；以酸、辣、咸、甜及清原味为主；烹制以炒、煮、蒸、炸、凉拌为主。斋宴取材全来自于山中的野生植物，无论是主菜还是配菜，选材中有60%为中药材植物，其营养及药性对身体都有着很大的补给及疗效。贵州人很懂得食物之间怎样搭配的食用方法才是对身体为最好的，就象是一个配药师懂得药物之间的药性需要融合一样，在当地来说，这是一种常识。大部分菜式以辣为主，所调配的辣酱多达二十多种，各具其味。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传统的饮食文明与其它文明共同在历史中轮回。每个地区都有与众不同的饮食习惯和味觉倾向，下面为大家分享了饮食文化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吧！
摘要 ：孔府饮食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典型的官府饮食文化。它历经2500余年,传承70多代而自成体系。它的形成是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结果,是一种民族精神使然。因而,其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取向也非同一般,它是我国古代社会中一定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的反映，更多文化论文范文尽在top期刊论文网。
关键词：文化论文
孔府饮食文化的形成
人类的饮食活动是建立在人类生存意识之上的，但是饮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却并非仅仅基于生存的因素。孔府饮食文化则是由于几千年来儒家思想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影响下形成的。确切地说，孔府饮食文化是借饮食活动的种种形式，来反映中华民族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传承的思想意识。
孔府饮食文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有完整系统的饮食理论体系。孔子两千多年前的饮食言论，是后世孔府饮食文化形成的根本所在。孔子有关饮食的言论主要被记录在《论语乡党》中：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食而，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食不语，寝不言。虽蔬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席不正，不坐。觚不觚，觚哉……
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段完整地关于饮食要求的论述，它从食料的选择、食品的加工、烹饪的火候、食品的卫生标准以及进食过程中的食量、酒量、礼仪规矩等，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规定。
孔子的后代，在历时两千多年的繁衍发展过程中，始终把先祖的饮食训导奉为圭果，无论迎迓“圣驾”举行的华筵，还是节日宴欢、日常膳食，无不以此为标准。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起，一直被中国历代统治阶级奉为最高的思想准则。为此，他本人也受到了历代帝王的尊崇和加封，直至被抬到了“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最高境地。“圣人”后代便自然承袭其祖宗荫德，享受到封建社会的最高礼遇。尤其自唐宋以来，随着全国尊儒尊孔之风的盛行，统治者在孔子的古宅曲阜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孔庙和孔府，许多帝王、公侯亲自到曲阜朝圣、祭祀。其规模日益扩大，次数亦愈加频繁。在祭礼活动中既要准备充足讲究的食物供品，同时还要为前来祭孔的帝王、官员及“衍圣公”家人准备丰盛美味的食品。这是促进孔府饮食文化形成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官府或家庭都不能与之相匹。
有着“同天并老”之称的孔府，自明清以来，自称“钟鸣鼎食”之家，平时过着美酒佳肴的生活。这种奢侈的生活基础，是建立在丰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自明朝以来，仅由皇帝钦赐的祭田、学田、私田，多达一百余万亩，分布在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的37个县市，这些田地是可以世代继承的，这在中国古代是独一无二的。孔府每年通过高额的地租、村集贸易税、以及其它种种额外的盘剥得来的钱财，使孔府每年都有巨额的收入，充分保证了孔府的经济来源，这是孔府用以维持日常生活及一切饮食活动和各种挥霍消费的物质基础。
孔府又称为“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后裔承袭居住的地方。其浓厚的文化背景堪称天下第一。这里是名符其实的“道德文章”、“诗礼传家”的府第。在这种历史的氛围中，无论是宴饮的礼仪规格还是菜点的命名，或是从规格讲究的祭孔活动到“衍圣公”的日常饮食活动，无不赋予一定的文化内涵，由此形成了孔府饮食文化独特的美学风格。孔府菜的命名就是最好的佐证。如“一卵孵双凤”、“诗礼银杏”、“怀抱鲤”、“带子上朝”等。其中许多菜点的形成和流传本身就颇具传奇色彩，因而带有浓厚的文化痕迹。
尽管孔府饮食文化的形成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但是决定的因素却在于孔府历代厨师及其他食品制作工匠的传承和创新。孔府菜点、孔府家酒、孔府宴席等的制作均是由长期在府中服务的厨师和其他各类工匠辛勤劳动的结果。就拿孔府菜来说吧，它是经过千百年来数代厨师的辛勤劳动，在孔府文化氛围的影响下，承古创新，兼收并蓄，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孔府烹饪。他们当中，有的世代在孔府中服役，父死子承，累代相因。事实上，孔府饮食文化虽然形成于素有“道德文章”之誉的“圣人”府第，但是其真正的创造者却是无数不见经传的庶民百姓，是他们的辛勤劳动和聪明才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孔府饮食文化。
孔府饮食文化的价值取向
孔府饮食文化在古代的`社会中，毕竟是远离大众的贵族饮食文化，甚至在某些方面与宫廷饮食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孔府饮食文化又是一种家庭色彩浓厚的饮食活动，因而又不可避免地带有朴素的民间特点，这就形成了孔府饮食文化雅俗共赏的特色。
孔子一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和最终目标是“克己复礼”、实现“礼治”。即治国安民施之以礼;社会秩序用之以礼;祭天祀祖彰之以礼;即使日常生活、便宴小酌也加以规范。然而，这种美好的愿望在孔子的有生之年没有实现，孔子的后裔也不可能实现。但“衍圣公”府是一个“诗礼传家”的门第，府中的一切活动几乎无不以礼的要求予以规范，饮食尤其如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孔府饮食活动中的一言一行、一餐一饮，乃至一菜一点、一杯一盏，都充满了“礼”的内涵，至于宴饮中的等级制度、长幼之序、亲疏观念、尊卑意识等，在孔府宴席中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
“衍圣公”因享先祖的余荫而得以显赫百代。在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有很多，唯独孔子享尽殊荣并福及后代，这显然与他治国的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孔子生前却因种种原因而不得志。正是基于此，孔子后裔对历代帝王所给予的恩宠无不感恩戴德，并借助各种形式加以表达感激之情。其中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借助饮食活动来歌功颂德、炫耀尊荣。例如每年一度的祭孔活动，形式上是为了纪念“圣人”所为，实质上不过是借以炫耀孔子世家的尊荣与显赫，同时又竭尽心力表达孔氏家族对皇帝的忠诚。孔府菜中有些菜肴的命名，更是直言不讳地体现了这一点。诸如“带子上朝”、“一品寿桃”、“诗礼银杏”、“御带虾仁”等其歌功颂德、炫耀显贵之用心显而易见。
孔府虽然是古代社会中一个至高无上的贵族官郾，享受“钟鸣鼎食”的奢侈生活。但孔府毕竟还是一个家庭，因而在其饮食活动中又充满了许多生活的情趣，这就形成了孔府饮食文化多彩多姿、雅俗共赏的多向性特点。豪华高贵的筵席可以用来迎接“圣驾”的临幸，其山珍海味无所不具。但是在孔府主人的日常生活中，却并非全是珍品海鲜。粥饭面食、豆腐野蔬，乃至腌莱渣菜亦为“衍圣公”所食，毫无奢侈饕餮之态，充盈的是日常精雅之趣。因此，在孔府中“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可以觅到。
值得一提的是，在孔子的饮食思想中，提倡科学饮食，强调食养效果，重视饮食的时与节、量与度。在孔子看来，食是养怡人生、保健身体的根本所在。孔子的后代亦以此为要旨，从食品、菜肴的制作加工到食物的配合以及饮食的环节，都非常讲究。食品有荤有素、有软有硬、有干有稀、有酸有甜，五味俱全。至于四时的变化、饮食的搭配，在孔府都是有规律可循。
孔府的饮食活动，不仅重视饮食品种的内容和质量，而且还非常看重饮食活动中的艺术审美意义。如孔府的高摆席面，四个高摆饰品点缀其间，高摆上嵌有与席面相吻合的“龙凤呈祥”、“万寿无疆”等吉祥用语。餐具与饮具不仅美观典雅，而且排摆得高低有序、错落有致。至于食品的造型，或形态典雅，或寓意隽永。或生动形象，其色、香、味、形、器、质的艺术配合可谓巧夺天工、登峰造极，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美学内涵。毫无疑问，饮食活动发展到高水平，应该是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和完美结合。美味可口的食品只有赋予恰到好处的表现形式，才能增加食的意趣，提高食的境界。孔府饮食文化恰恰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意境，它融饮食活动的实用价值与艺术欣赏价值为一体，使孔府饮食文化达到了一个至善至美的境界。
总之，孔府饮食文化是以儒家思想所具有的民族精神和气概，历时数千年，纵横南北中，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融宫廷饮食、贵族饮食、地方饮食、民间饮食、家庭饮食为一体，充实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孔府饮食文化。可以说，孔府饮食文化是中国饮食文化各个层面的集中体现者。它既是一种饮食活动，又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中国饮食文化史，乃至世界饮食文化发展史中绝无仅有的珍贵的文化遗产。
云贵高原之上，这里的水土较为贫瘠，但是这并不妨碍这里的居民创造他们自己的生活，饮食就是他们在这一地区顽强生存的见证，通过这些当地的传统食俗，还能让我们更好更全面的了解贵州文化的精髓。 贵州各族由于地处高原，山高谷深，气候变化大，加之劳动条件艰苦，各族群众热情好客，所以好饮酒。贵州各族农村，过去几乎每户都会酿制低度米酒，民间称“夹酿酒”或“晃荡酒”，用以自饮和待客。花溪、青岩一带布依族酿制刺梨酒，惠水、平塘一带的布依族酿制黑糯米酒，三都水族的九阡酒，酒味清甜淳和，别具风味。 贵州各族群众除喜欢饮酒外，还普遍爱吃辣椒，民间有“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辣不怕，贵州人怕不辣”的说法。辣椒吃法很多，鲜、干均可食用。除一般作为佐料，伴以肉食、菜蔬、煎、炒、焖、炸。 或用干粉熬制，制成红油，用以调佐料粉、面，或以干粉调以葱、酱油、醋、香油，制成蘸水，蘸吃菜蔬外，更有以青鲜者入锅焙熟，再加油、盐、酱等佐料，做成“鱼鳅辣椒”，美味可口。每到秋季，选取鲜红辣椒，加姜、蒜以刀宰碎，加盐入坛密封做成酸辣椒，用以炒菜，酸辣适宜，味特鲜美。 壮侗语族各族和苗族、瑶族，日常主食多以大米为主食，喜吃糯食，每逢年节打制糍粑、耳块、蒸黄粑，吃法分烧吃、煮吃、煎吃、炸吃等，有的还以煮熟后之汤圆或糍粑，放在炒熟捣细的黄豆粉内反复翻滚，入口亦别有滋味。 安顺一带的屯堡人，还用糯米制成一种“粑果”，颇似近年市场出售之虾片，烹炸或热炒后，迅速膨胀，入口香甜酥脆，亦颇具特色。壮侗语族各族还爱吃酸菜，独山制的盐酸美味可口。 黔东南一带的苗族、侗族有制作腌鱼、腌肉的传统，其制法是将新鲜猪肉或鱼类和蒸好的糯米饭，一样一层地装入坛内，密封储存，数日后取出食用，略带酸味，十分鲜美。彝族住地多高寒山区，主食以玉米、荞、麦为主，副食除一般菜蔬外，爱吃酸菜煮红豆汤。
侗族萨玛节流传于贵州省榕江县、黎平县、从江县及周边的侗族地区，主要以榕江县车江侗族萨玛节为代表。 萨玛节是贵州南部侗族地区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有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留。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侗人“至一二百人为曹，手相握而歌”，“多耶”祭萨。节日规模最为盛大的当属榕江县车江大坝的三宝侗寨。李顶郎带着官兵随后追来，把“弄堂概”围得水泄不通，战斗越来越激烈。款众使用的滚木、檑石、刀剑越来越少，官兵步步逼上山来。款众拼死抵抗，伤亡越来越大，但仍然坚持打退官兵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石道吩咐杏妮守住山顶，自己率领部分款众冲下山腰杀敌。混在款众中的王素突然对准冲在前面的石道张开弓箭，九库眼明手快，立即对准王素狠狠地放了一箭。石道英勇地倒下了，王素也被九库的箭牢牢地钉在一棵大树上。
吴玉康 21民本 2021410067 “萨玛节”是南部侗族现存最古老而盛大的传统节日，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萨玛系侗语，“萨 ”即祖母，“玛” 即大,萨玛汉译过来就是大祖母的意思。萨玛是侗族人民信奉、崇拜的至高无上的女神,她代表了整个侗族共同的祖先神灵的化身,是侗族唯一共同祭祀的、 本民族自己的神。同时萨玛又是古代侗族女英雄，在侗族古代社会的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侗家人认为萨玛能赋予他们力量去战胜敌人、战胜自然、战胜灾难，赢得村寨安乐、人畜兴旺。-般是农历十月、二月，但有时也根据生产、生活或其他重大活动情况改为其它月份举行。平时每月初一、十五由管理萨堂的人打扫萨堂，敬供香茶。而一年一度的重大萨玛节祭萨活动，各村都请专门的祭师来主持祭祀仪式。我收集了从2002年至今为止有关侗族萨玛文化的论文（文章）四篇，下面以这些论文（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进行综述。 2010年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人的《镇远侗族“萨玛之歌”》，主要是关于萨玛文化由来和作用，讲述了一位名叫贝芬的侗族少女带领侗族人民反抗封建地主统治的故事，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勇敢的少女便把她的故事口口相传下来，以激励侗族人民们吃苦耐劳、勇斗邪恶,敢于自我牺牲,奋发向上。“萨玛之歌”中的十一个小标题展示了贝芬带领侗族人民为追求美好生活所付出的艰苦代价。以我找到的资料来看对于萨玛文化由来的准确消息并没有过多的准确消息，更多的是在人们口口相传中流传下来。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表明了张泽忠先生的观点：以文化自觉的责任意识重新审视萨玛神的意义信息，有助于认知和理解这一具有人类文明标识意义的”大神母“神话遗存的实际意义。张泽忠先生认为侗语词语中称女性长者为”玛“，与希腊神话中称”大地女神“为”玛“皆源于对”大神母“的尊称。但我找寻资料后发现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她的原型却是一位女首领，并没有被神化。萨玛神对于侗族人民来说是有血有肉的一位带领者。 2016年刘畅在《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中指出萨玛节的功能主要有几点：1：文化传承功能；2：社会教化功能：3：民族认同功能；4：群体凝聚功能；通过举行“萨玛节”，祭祀了逝去的先人们的灵魂，向族魂进行了祷告，表达了心愿，对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人财两发、富贵双全的期望得到了最大的满足。这一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也成为侗家人共同的选择和合理的诉求。刘畅先生表明如今的“萨玛节”内容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对侗族“萨玛节”功能进行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侗族社会历史发展，了解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了解侗族同胞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对侗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我查阅资料后中所发现举办萨玛节对于侗族人民的意义有些夸大了，萨玛节的举办参与者只有寨老和已婚的妇女，他所覆盖的人员并没有很大，受到影响的人并没有很多，刘畅先生对于萨玛文化的作用我认为是有一些的夸大了 2017年粟文清、吴文君的《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指出人们对萨玛节存在着两个重要误区:1、在没有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先验地认定萨玛节为侗族“原生态文化”，并以榕江县萨玛节最为典型。2、普遍认为萨玛节是侗族母系氏族社会时期风俗的遗存。吴文君、粟文清在对三宝地区实地调研所获得的资料，和黎平侗族进行比较，重新审视了三宝地区的萨玛文化，提出了下面的观点：1、在湘黔桂交界的广大侗族地区，三宝侗族的萨玛文化与众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2、地处迅速城镇化榕江县城，当下三宝侗族的文化正在急剧.变迁，但变迁并不是刚刚开始，而是自古就有,变迁也不仅仅源于现代化对古老侗族文化的冲击的单一向度，而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后粟文清和吴文君根据在三宝侗寨的考察期间获得的有关村寨的民俗生活的材料，特别是口头传说中有萨玛的故事和传说等，质疑了三宝萨玛节的”母系氏族遗存“和”原生态“等普遍说法，并且提出了在侗汉民族居住交界处文化”多维度变迁“的新的分析思路。萨玛文化在经过长时间的演变甚至是发展下来，已经极具现代化因素，但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到底是如何来的我觉得这并没有很重要了，但不可否认是萨玛文化对于侗族文化来说还是极具特色的，这不是意味着萨玛文化可以作为侗族地区的一个特色旅游节目而得到更多的人认识呢？还可以带动侗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这是不是萨玛文化所能带来的效应呢？值得思考。 综上所述，侗族萨玛文化的由来是一位侗族女首领带领侗族人民跟地主的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侗族人民为了纪念这位侗族首领而举办的节日，萨玛节寄托着侗族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萨玛文化也跟希腊的神的文化有着相同之处，但在人们口口相传的信息中却能深究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对于萨玛文化的由来又有着另一种说法，但不可否认的是萨玛文化已经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跟侗族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已经成为了侗族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对于萨玛文化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并传承起来，赋予它经济的理念在现代社会是不是更能有助于萨玛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参考文献 杨先民、杨宗有、张实裕等《镇远侗族“萨玛之歌”》2010年衫乡文学第六期 张泽忠《萨玛神的“元信息”解读——侗族大神母研究系列之一》2010年百色学院学报第五期 刘畅《论侗族“萨玛节”的功能》2016年凯里学院学报第五期 粟文清、吴文君《论古州侗族萨玛文化的地域特色与时代变迁》2017年贵州民族研究第三期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地貌复杂，民族众多。由于地理环境的巨大差异，生活在各自不同环境区域中的各族人民，身着各式各样的绚丽多彩的民族服饰，无不体现着所处的地理环境特色和民族风情。总体可以概括为北边长南边短，北边宽南边窄，北边厚南边薄。 同时，不同民族、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反映在民族服饰情感语言文化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但都体现着实用文化与审美文化的集中统一，体现着各自民族符号性的文化选择。 青藏高原地区，主要人口为藏族，他们生活的地方，海拔高，气温低，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因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着长袍，冬季皮袍，夏季棉袍，袖长宽松，白天当衣，晚上当被。为了生活方便不论男女都将右膊裸露在外，袖子别在腰间。每逢节会，欢歌四起，长空舞袖。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这是黄土高原的真实写照。由于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严酷的气候条件，使黄土地上人们的服装另有一番情景。冬天人们穿着老羊皮袄，头上裹着白羊肚手巾。夏季白布的尕汗褡儿，青布的黑夹夹儿，是这一地区典型的民族服装。 生活在新疆天山南北地区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俄罗斯等少数民族兄弟的服饰，则明显的带有西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特色，这显然是由于地理环境因素而形成的。 例如：维吾尔族传统的民族服装为男子穿绣花衬衣，外套斜领、无纽扣的“裕袢”，“裕袢”身长没膝，外系腰带。在北疆因天气较寒冷，外套常常有纽扣，妇女则喜欢穿色彩艳丽的连衣裙，外面往往还套穿绣花背心。男女皆喜欢头戴绣花小帽，脚穿长筒皮靴。维吾尔族在此服装用料上喜欢选用纯毛、纯棉、真丝、真皮，妇女喜欢艳丽的衣物，并以耳环、戒指、手镯、项链等饰物点缀。手工刺绣是维吾尔族的传统工艺，衬衣、背心及小圆帽上所绣的花纹图案都十分精美。 居住在云贵高原的苗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彝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也与他们生活的地理环境和传统文化习习相关。最具特色的是侗族，他们的蜡染闻名于世，成为贵州地区亮丽的风情线。由于这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山大沟深，林木茂密，溶洞暗河遍布。长期以来与世隔绝，交通不便，为了生存，他们自己纺纱织布，加工洗染。这种用传统手工艺制作的布料厚实、美观、耐用，可穿、可佩、可戴、可提，不仅有实用价值，更有观赏价值，近年来又成为旅游开发项目之一。作为重要民族的傣族，他们的传统服饰，男子多穿对襟或大襟无领短衫，肥筒长裤，也有少数人穿深色筒裙，用白、青、浅蓝、淡黄色的布包头。女子服饰因地域不同而有明显差异。西双版纳的妇女上穿白色、绯色或淡绿色紧身窄袖短衫，下着各种花样的长及脚面的筒裙，束银腰带，喜欢留长发，并挽髻于顶，插上梳子或鲜花，典雅大方；也有用大布巾包头的。德宏和耿马的妇女上穿齐腰短衣，下着色彩艳丽的筒裙，发髻位于脑后，余发散拖一绺在背后。服饰衣料过去为土布，现多为丝绸、细花布，更显傣女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身材。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对江南地区的形容和向往。河流密布，湖海相连，雨量充沛，气候湿润，地势平坦，植物茂盛。在这种地理环境中生活的各民族同胞，他们的服饰天人合一，环境造就，典雅别致，小巧玲珑，以薄、短、轻、柔、艳而著称。 彩云之南的傣族、僳僳族、白族、哈尼族等少数民族，由于生活在祖国的西南边疆，这里气候宜人，山川秀丽，天蓝水碧，风景如画。他们的服饰色彩艳丽，轻柔飘逸，女人们的裙子有摆裙，有长裙，有褶裙。特别是傣家妇女穿的筒裙，五颜六色，美丽得像孔雀开屏，不仅好看而且合身适用。由于这里地处边陲，过去封闭落后，观念保守，所以，很少有短裙。瓦族妇女的裙子也是筒裙，但没有傣族筒裙长，色彩以黑、红相间为主，这与她们生活的地理环境有关。 我国广大的平原和丘陵地区，是重要的农耕地带和人口集中区域，生活在这里的广大同胞以汉族为主，服饰介于高原和水乡之间。生活在东南沿海地区的渔民，服饰与其他各地区民族的服饰相比较，则是最简洁不过的了。渔民们长年生活在气候温热湿潮的水上作业，捕鱼打捞，穿着简练、轻便、易于晾晒的服装，这完全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 贵州东南部地区的妇女，将多种图腾崇拜的形象融合于一体，以水牛的头和角、羊胡、虾须、蛇身、鱼尾等整合为意象中的“苗龙”形象，刺绣在自己的衣服和围裙上，表达自己的民族信仰。 这些视觉信息传达符号不仅对服装起着装饰美化的作用，使服装呈现千姿百态、靓丽夺目的艺术效果，同时更重要的是它以形象化的创造性语言，记录下了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情感世界的演变，为研究民族服饰艺术提供了极具史料价值的佐证。同时，这些信息符号也反映了勤劳智慧的苗族超凡的艺术概括和对装饰艺术的大胆追求。 我国北方民族喜欢在嫁妆的鞋垫、肚兜上刺绣鸳鸯戏水、喜鹊登梅、凤穿牡丹、富贵白头、并蒂莲、连理枝、蝶恋花及双鱼等民俗图案，以隐喻的形式，将相亲相爱、永结同心、白头到老的纯真爱情注入到形象化的视觉语言之中，反映了朴素纯洁的民俗婚姻观，同时，赋予纹样造型以生命的律动，表现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勃勃生机。而方胜、如意纹、盘长等造型符号和纹样，则反映广大劳动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和真诚期盼，表达朴素纯真的审美情趣。 从上面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服饰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标志，也代表了一个地区的形象。它的功能一是遮风祛寒，二是装饰美观。但是，由于受到地理环境和情感的影响，千差万别，千变万化，无不打上这一地区的烙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地理环境和情感造就了民族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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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饮食文化伴随着这个城市的兴衰繁荣而变化，温州的小吃文化便在温州城市空前繁荣成为全国十大造船基地的时候诞生。清初之时温州地位有所下降，温州小吃文化大全也日渐低迷，不过如今通过各方努力，温州的小吃又重新焕发活力。 温州风味小吃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有松糕、箬糕、马蹄松、鱼丸、温州鱼丸、县前头汤团、中亚大包等小吃，有些还曾通经过全国名小的认定，声名远播，这些不仅仅是驰名的品牌，更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温州鱼饼最早主要原料是豆腐、山粉、肥肉，打成长条，放在蒸笼里蒸熟，而后再放在油锅里去炸，人们称他为“鱼饼实”。现在鱼饼制作法又有了进一步的改进，做时先刮取少刺多肉的鱼肉剁成肉泥，加入酒料，拌人豆腐、菜泥、葱、姜等和番薯粉揉成粉团，然后作饼形，上蒸笼，或下油锅炸至焦黄再入锅炖熟，可单独食用，也可以切成片块煮，或切丝加佐料翻炒。 鱼丸以鱼肉或海鳗肉为主料，切成细条，用酒、味精、盐渍片刻，加白淀粉，用手揉透，然后用手指摘入沸水中，上浮便熟。食时连原汤舀入小碗中，加米醋、味精、胡椒粉和葱花。 温州鱼面，先是刮取黄鱼、鳗鱼等色白质细的鱼肉，剔刺去皮，稍蘸番薯粉或散粉用棒敲打成薄片，烤熟后或切成菱形、方片，或切成挂面、细丝面等形式，晒干收存，用时入汤煮，则柔滑如面，味鲜爽口，通常则用鱼圆和面合煮，称“鱼圆面”。 鱼皮馄饨用色白细腻的鱼肉，敲成小薄片，制作如饺子皮大小，裹以肉馅，捏成荷花形状，或蒸熟备用，或入沸水煮熟撩出，加调味食用，俗称“鱼皮馄饨”。吃起来鱼肉片透明、光滑，形似花朵，味鲜爽口。 矮人松糕瓯菜名点，因创制人张月波矮小而得名。此糕均选用纯糯米，过水磨成细粉（越细越好），拌以腌渍了几天的猪臀肥肉丁，并配以上等桂花和白糖拌匀，炊熟成板，切成方块出售。松糕既松又软，甜中有咸，清香可口，不粘牙，很是爽口。 县前头汤圆历史悠久制作的汤圆洁白晶莹、滑糯爽口、皮薄馅大、馅心香馨、汤清味美。温州民俗“冬至”家家户户必吃汤圆，以示全家团圆、欢乐、幸福。汤圆品种多样，以白糖芝麻为主制作馅心的甜汤圆和以鲜猪肉为主制作馅心的咸汤圆最受市民欢迎。汤圆吃法不同，有水煮、清蒸、油煎、拔丝、酒醉、豆粉滚等各种，但以水煮最为普遍。 三丝敲鱼温州民间传统佳肴，直至今日，每到逢年过节，亲朋相聚，常以敲鱼款待客人。取新鲜鱼鱼肉，蘸淀粉，用木制敲鱼槌敲制成极薄的敲鱼片，在开水中一焯，洁白光滑，呈半透明状，故又有“玻璃鱼”之称。“三丝”指的是鸡脯丝、火腿丝、香菇丝。敲鱼、三丝加清汤烹制而成“三丝敲鱼”，汤清味醇，鲜嫩爽滑，色泽调和，独具风味。 胶冻以黄鱼胶或其他鱼类的膘作原料，加水（50克千鱼胶加2500克水）煮沸，溶化后冷却即成。吃时用刀切成小块，用酱油、味精、米醋、麻油、胡椒粉等调味。口感清凉、滑润，有鲜酒功效。 长人馄饨馄饨皮薄，用碱得当，馅心新鲜，配料讲究，有紫菜、蛋丝、肉松、酒浸虾米等。所煮馄饨，汤清见底，形似花朵，美味爽口。因其创始人个子很高，人称长人馄饨。
国家的历史有长有短，疆域有大有小，实力有强有弱，人口有多有少，民族构成、宗教信仰、政权性质和经济结构也有差异，故而各国的饮食文化是不一样的。 中国饮食文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中医营养摄生学说，还有文化艺术成就、饮食审美风尚、民族性格特征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创造出彪炳史册的中国烹饪技艺，形成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 从沿革看，中国饮食文化绵延170多万年，分为生食、熟食、自然烹饪、科学烹饪4个发展阶段，推出6万多种传统菜点、2万多种工业食品、五光十色的筵宴和流光溢彩的风味流派，获得“烹饪王国”的美誉。 从内涵上看，中国饮食文化涉及到食源的开发与利用、食具的运用与创新、食品的生产与消费、餐饮的服务与接待、餐饮业与食品业的经营与管理，以及饮食与国泰民安、饮食与文学艺术、饮食与人生境界的关系等，深厚广博。 从外延看，中国饮食文化可以从时代与技法、地域与经济、民族与宗教、食品与食具、消费与层次、民俗与功能等多种角度进行分类，展示出不同的文化品味，体现出不同的使用价值，异彩纷呈。 从特质看，中国饮食文化突出养助益充的营卫论（素食为主，重视药膳和进补），并且讲究“色、香、味”俱全。五味调和的境界说（风味鲜明，适口者珍，有“舌头菜”之誉），奇正互变的烹调法（厨规为本，灵活变通），畅神怡情的美食观（文质彬彬，寓教于食）等4大属性，有着不同于海外各国饮食文化的天生丽质。 从影响看，中国饮食文化直接影响到日本、蒙古、朝鲜、韩国、泰国、新加坡等国家，是东方饮食文化圈的轴心；与此同时，它还间接影响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像中国的素食文化、茶文化、酱醋、面食、药膳、陶瓷餐具和大豆等，都惠及全世界数十亿人。 总之，中国饮食文化是一种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悠久区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100多万年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在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等方面创造、积累并影响周边国家和世界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 中国饮食文化特点 中国是文明是国，亦是悠久饮食文化之境地。吾存于世，吃喝二十余年，有所心得有所感悟，现将饮食文化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望大家见教： 第一，风味多样。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各地气候、物产、风俗习惯都存在着差异，长期以来，在饮食上也就形成了许多风味。我国一直就有‘南米北面’的说法，口味上有‘南甜北咸东酸西辣’之分，主要是巴蜀、齐鲁、淮扬、粤闽四大风味。 第二，四季有别。一年四季，按季节而吃，是中国烹饪又一大特征。自古以来，我国一直按季节变化来调味、配菜，冬天味醇浓厚，夏天清淡凉爽；冬天多炖焖煨，夏天多凉拌冷冻。 第三，讲究美感。中国的烹饪，不仅技术精湛，而且有讲究菜肴美感的传统，注意食物的色、香、味、形、器的协调一致。对菜肴美感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无论是个红萝卜，还是一个白菜心，都可以雕出各种造型，独树一帜，达到色、香、味、形、美的和谐统一，给人以精神和物质高度统一的特殊享受。 第四，注重情趣。我国烹饪很早就注重品味情趣，不仅对饭菜点心的色、香、味有严格的要求，而且对它们的命名、品味的方式、进餐时的节奏、娱乐的穿插等都有一定的要求。中国菜肴的名称可以说出神入化、雅俗共赏。菜肴名称既有根据主、辅、调料及烹调方法的写实命名，也有根据历史掌故、神话传说、名人食趣、菜肴形象来命名的，如‘全家福’、‘将军过桥’、‘狮子头’、‘叫化鸡’、‘龙凤呈祥’、‘鸿门宴’、‘东坡肉’…… 第五，食医结合。我国的烹饪技术，与医疗保健有密切的联系，在几千年前有‘医食同源’和‘药膳同功’的说法，利用食物原料的药用价值，做成各种美味佳肴，达到对某些疾病防治的目的。” 古代的中国人还特别强调进食与宇宙节律协调同步，春夏秋冬、朝夕晦明要吃不同性质的食物，甚至加工烹饪食物也要考虑到季节、气候等因素。这些思想早在先秦就已经形成，在《礼记·月令》就有明确的记载，而且反对颠倒季节，如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必有天殃；当然也反对食用反季节食品，孔子说的“不食不时”，包含有两重意思一是定时吃饭，二是不吃反季节食品，与当代人的意识正相反，有些吃反季节食品是为了摆阔。西汉时，皇宫中便开始用温室种植“葱韭菜茹”，西晋富翁石崇家也有暖棚。这种强调适应宇宙节律的思想意识的确是华夏饮食文化所独有的。这种意识残留到现代的大约仅有节日食俗了（中医中药里也有一些，但未受到重视）。 “阴阳五行”说是传统思想所设定的世界模式，也被认为是宇宙规律。人是“三才”之一，饮食是人类生活所不可少的、制作饮食的烹饪必然也要循此规律。因此，不仅把味道分为五，并产生了“五味”说（其实人能感觉到的“味”不止有五，但二三千年前，能分辨出五种也不算少），而且还削足适履地把为数众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的谷物、畜类、蔬菜、水果分别纳入“五谷”“五肉”“五菜”“五果”的固定模式。这使人感到荒诞。更令人惊奇的是还有“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礼记·郊特牲》）。并认为只有饮和食与天地阴阳互相协调，这样才能“交与神明”，上通于天，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效果。因此在祭天时要严格遵循阴阳五行之说。这种说法被后来的道教所继承，成为他们饮食理论的一个出发点，如认为吃食物是增加人体阴气的，如“五谷充体而不能益寿”“食气者寿”等，要修炼、要获得阳气就要尽量少吃、最佳境界是不吃，走“辟谷”的境界。 中和之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的审美理想。“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者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什么叫“中”？不能简单地用“中间”来概括它。这个“中”指恰到好处，合乎度。有点像河南话中的那个“中”。“和”也是烹饪概念。《古文尚书·说命》中就有“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的名句，意思是要做好羹汤，关键是调和好咸（盐）酸（梅）二味，以此比喻治国。《左传》中晏婴（齐国贤相）也与齐景公谈论过什么是“和”，指出“和”不是“同”，和是要建立不同意见的协调的基础上的。因此中国哲人认为天地万物都在“中和”的状态下找到自己的位置以繁衍发育。这种审美理想建筑在个体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之上。这种通过调谐而实现“中和之美”的想法是在上古烹调实践与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下产生的，而反过来又影响了人们的整个的饮食生活，对于追求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的古代文人士大夫，尤其如此。 与“中和”相反的是极端，极端在烹饪上也不被视为正宗，那些“咸过头，辣过头，酸过头”的食品虽然会受到一些身体处在不正常状态下的人们的追捧，但从长远看来它对身体是有害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极端主义其弊更是不可胜言。 如上所述，华夏民族的饮食生活体现了传统文化的特性，尽管有些特性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或者说不太科学（近百年来，“科学”二字在中国几乎成为宗教信仰，它只是衡量一切领域是非的一把尺子，而它本身却不能受到质疑），但饮食生活难道仅仅是“科学”二字所能说尽的吗？如果我们再关注一下“文化”，那么研究中国人的饮食生活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必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成为研究中国文化的一把钥匙。 目前，饮食文化还是个模糊概念。有的研究者笼统地说，它包括吃什么、怎么做、怎么吃这三方面的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饮食文化学孕育出六门科学，即烹调学、食品制造学、食疗学、饮食民俗学、饮食文艺学、食品制造学；有的研究者还主张加上饮食美学、饮食商业学、饮食用具学等等。本人才疏学浅，对于这么多学科未能涉猎。我所理解的饮食文化主要指饮食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所以我在《中国饮食文化史》中虽然也讨论食物、肴馔、食品加工、烹饪、饮食习俗乃至进餐环境、食具、餐具等等，但都围绕着它们与人、人群的关系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意义等方面加以介绍和评介，至于与人关系不大的纯工艺过程、除了必要的知识介绍外，大多略去，意在突出饮食生活给人们带来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享受，以及中国饮食文化在这两方面的刻意追求。
饮食文化论文人生在世，吃穿二事，很早我们就知道了这句话。人虽然作为高级动物，但仍需要与普通动物一样：“吃”。所以，零零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美食也孕育而生，从古至今，长盛不衰。饮食行业也成为三百六十行常展长新的行当，而饮食业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说的更直接些就是一种“吃”的文化。 中国有着5000年的悠久历史，中国有着灿烂丰富、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中国人注重“天人合一”，中餐以食表意、以物传情的特点。所以也就使得中国传统的饮食美食都“食出有门”如中华饮食文化理论奠基人??孔子的《论语》中就有关于饮食“二不厌、三适度、十不食”的论述。直至两千年后的今日，仍具有极高的理论指导性。中华茶道始主??陆羽认为茶道在中华饮食文化中的地位几乎与酒等量齐观，他曾遍访名茶产区荐评品第，又精研泉水，次第品级。中华食文化之圣??袁枚其《随园食单》经历五十年才写成，成为中华饮食史上光前裕后之作，也有中华饮食文化“食经”的美誉。还有以味道治国的大臣??伊尹将饮食的“色、香、味、形”与治国相融合，所以就有了 “治国若烹小鲜”之说。 由此，这就形成了我们传统的饮食有“四重”的特点： 1、重食：古人就有：“民以食为天”之说，见面常问“吃过没有？”足见饮食文化的地位。 2、重养：以“五谷”养“六脏”，饮食中重视人体养生保健。 3、重味：中华饮食最注意食物的味，讲究“色、香、味、型”。各种味道差异构成各种菜系的基础。 4、重理：注意各种食物的搭配，以相生相克、相辅相成等阴阳调和之理性认识指导烹饪。 正是由于中华饮食讲究料、作、食等等的精细，内容丰富且博大精深，民族特色鲜明，既兼容又特别，从古到今，历代相传又推陈出新。 不同的饮食习惯造就了不同的饮食文化。中国人大而全的一贯作风，吃饭时自然是七大盘、八大碗，一是显示了富足，二是摆足了排场；近而各地比吃、全国争雄，最终形成了八大菜系，也就是吃方面八个不同的“高手”；说得虽有些低俗，但还是很能传情达意的。 因此，中华饮食文化就其深层内涵，可以简单概括成八个字：精致、悦目、坠情、礼数。这八个字，反映了饮食活动过程中饮食品质、审美体验、情感活动、社会功能等所包含的独特文化意蕴，也反映了饮食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密切联系。 精致；我们在得意时都喜欢在酒馆、餐厅里点几个精致小菜，或自己做几个精致小菜来犒赏自己与亲戚友人，而这时就需要吃出一种气氛、品位甚至是文化来。饮食既然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吃”的文化，精品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精神，却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地渗透、贯彻到整个饮食活动过程中。选料、烹调、配伍乃至饮食环境，都体现着 “精致”。尤其是现在非常注重个人身体保健的现代社会，更是要求我们的饮食向精致化发展，使饮食中融入文化，透出文化，从而“吃”出文化来，避免和摒弃那种“过之屠门而大嚼”不雅行为和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 悦目；这是将“吃”的文化与内涵进行升华的高级阶段，体现了饮食文化的审美特征。中华饮食之所以能够征服世界，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美，它令食者有“三月不知肉味”的同时，更令人拍案叫绝和赏心悦目。这种悦目，是指中国饮食活动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统一，是指它给人们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和精神享受，首先是味道美。孙中山先生讲“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将对“味”的审美视作烹调的第一要义。 令人悦目的美味佳肴作为饮食文化的一个基本内涵，它是中华饮食的魅力之所在，悦目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中。 坠情；这是对中华饮食文化社会心理功能的概括。因为菜系和饮食中蕴藏着各种感情在其中。做的人付出心血和真情用心去做，而吃者更是品味到自己喜欢的饮食则抱着的是一种感激与赞赏。吃吃喝喝，不能简单视之，它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媒介，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社交活动。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可以做生意、交流信息、采访。朋友离合，送往迎来，人们都习惯于在饭桌上表达惜别或欢迎的心情，感情上的风波，人们也往往借酒菜平息。这是饮食活动对于社会心理的调节功能。过去的茶馆，大家坐下来喝茶、听书、摆龙门阵或者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心理按摩。 中华饮食之所以具有“抒情”功能，是因为“饮德食和、万邦同乐”的哲学思想和由此而出现的具有民族特点的饮食方式。对于饮食活动中的情感文化，有个引导和提升品位的问题。我们要提倡健康优美、奋发向上的文化情调，追求一种高尚的情操。 礼数；是指饮食活动的礼仪性。中国是礼仪之邦，而这种礼仪与礼数也渗透到了饮食当中。而饮食讲究“礼数”，这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很大关系。生老病死、送往迎来、祭神敬祖都是礼。《礼记?礼运》中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礼数”中也讲究着一种秩序和规范，比如在重要场合坐席的方向、箸匙的排列、上菜的次序、有些菜的象征、来历等等都体现着“礼数”。 我们谈“礼数”，更应把它理解成一种精神，一种内在的伦理精神，这种精神，贯穿在饮食活动过程中，从而构成中国饮食文明的逻辑起点。 饮食中的精致、悦目、坠情、礼数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概括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本内涵，换言之，这四个方面有机地构成了中华饮食文化这个整体概念。但是，它们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相互依存、互为因果的，四者环环相生、完美统一，便形成中华饮食文化的最高境界。而中华饮食也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用嘴“吃”出来了一种文化，一种浓厚的中华饮食文化，这种文化已经得以前仆后继的不断弘扬，已经影响到了我们自己和身边，影响到了全世界的饮食行业。
贵州是个多民族共居的省份，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旅游业极有发展前途。在贵州，每年有类型不同大小各异的民族节日重删除次；许多民族聚居区有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民族建筑；文物众多的旅游景点，吸引着中外游客。特别是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异彩纷呈的民俗风情更在全国乃至世界上独具一格，它与外界有着独特的交流渠道。在贵州的重点文化旅游景点中，大多是贵州独有的，如贵州各民族独特的民族建筑、众多的风物特产、可口的美食餐饮、历史名人文化、贵州龙文化、苗侗原生态文化、沙滩文化、阳明文化、奇石文化、屯堡文化等等。这些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并与独特的喀斯特风光构建起贵州旅游文化的灵魂，使贵州的山山水水充溢着浓浓的文化氛围，成为别人无法比拟的优势旅游资源。贵州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以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产品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力巨大。但贵州的旅游业起步较晚，过去，人们对贵州少数民族的文化了解甚少。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各方面人士来贵州各风景名胜区观光旅游的逐年增多。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贵州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被越来越多国家的人们所认识。侗族的多声部无伴奏合唱“侗族大歌’’在法国巴黎首次亮相，便引起了震动；苗族的木鼓舞从大山深处的田间地头跳上世界舞台，便以狂放的风格被称为：“东方迪斯科”；苗族服饰以其精美的工艺和丰富的文化信息承载功能被称为“无字的史书”；六枝梭嘎苗族社区因其文化独特并保存良好，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被国际戏剧界称作“戏剧活化石”的地戏、傩戏等，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极大关注。丰富多彩的民族节日，以风情浓郁内涵丰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贵州高原山区这一特定的地理环境内，各民族承袭着自己的传统，经历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积累，创造了绚丽多姿的文化，它们之间有相通性，但又各自独立，每一种文化经验和智慧以及信息库藏都是其它文化无法完全替代的。这一切都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通过开发少数民族地区丰富的旅游文化资源，兴办经济实体，借助旅游业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可以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群众快速脱贫致富。与“信贷扶贫”、“民政扶贫”等其它扶贫方式相比，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是一种全新、高效的扶贫方式。它有其理论依据：从旅游业的产业特点来看，旅游业是典型的资源依托型产业，其发展的前提在于旅游资源；作为高度关联的经济型产业，能够带动市场需求，树立地区整体形象，带动物流、财流、信息流及新观念流，从而带动相关部门及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其劳动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能够为少数民族地区带去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可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的富裕劳动力问题。此外，作为窗口性行业，通过发展旅游业可加强与外界交流，增进了解，促进招商引资。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旅游开发这一命题不是人为的，而是旅游业作为经济产业的本质特征决定的。正因为如此，国家旅游局在《中国旅游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将旅游扶贫纳人重要的工作议程，明确提出“加强对资源条件和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西部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以旅游业带动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总体规划中，发展旅游业也是重中之重。因此可以相信，旅游扶贫在缩小东西部差距、帮助“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中将发挥更大作用。这个行吗??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合作,本人撰写3万，万字)人民出版社 1985年侗族文学史 (主编并撰写12万， 万字)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年神判论 (万字)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年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合作, 全书万字，本人撰写15万)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1月侗族通览 (合作,全书 万字，总纂并撰写7万)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5年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 (万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1995年9月 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学的主要特征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3年第3期关于侗歌的翻译问题 (万字)《民族民间文学论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关于侗族文学发展史的分期问题 (万字)《民族文学动态》1985年第1期历史的足迹 科学的印记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款词 (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2期侗族革命文学的开拓者 (万字) 《民族文学研究》1985年第3期古代女英雄的颂歌—《嘎萨岁》(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3期侗族民间歌师吴朝向 (万字)《民族文化》1985年第6期侗族文学史上的丰碑 《珠郎娘美》(万字)《民族文化》1986年第1期侗族文学小史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侗族南北文化差异的历史根源 (万字)《民族纵横》1986年第3期侗族曲艺源流略考 (万字)《侗族曲艺》1986年第5期《侗族文学史》编写中提出的几个问题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5期侗族款词传承情况和社会影响的考察 (万字)《民间文学论坛》1986年第5期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6年第6期侗族革命文学的开创者—苗延秀 (万字)《黔东南报》1986年9月27日神话究竟是什么 (万字)《<神话新探>论文集》1986年第10期“鼻饮”辨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弯弯曲曲的坦途—对当代侗族作家文学的思考 (万字)《鼓楼》 1987年第3期《祖公上河》的成因与侗族族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学报》1987年第4期论“嘎想”的伦理道德教育作用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民族艺术的绚丽花朵—侗族大歌 (万字)《中国文化报》1987年4月8日《珠郎娘美》搜集整理方法 (万字)《中芬民间文学论文集》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国各民族文学的化合反应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8年第2期吴勉起义的性质浅探 (万字)《铲平王吴勉》1988年第8期公正呼？科学呼？—与朽木次郎商榷《越人歌》的族属(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89年第2期论侗族“约法款” (万字)《中南民族学院学学报》1989年第2期侗族文学人物形象的历史演化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5期“萨”神试析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原始宗教 (万字)芬兰《赫尔辛基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90年5月神判之源考释 (万字)《民间文学论坛》1991年第4期理性认识的曙光 (万字)《侗族文化新论》1991年第8期当前侗族民间文学的女性化倾向 (万字)《苗岭风谣》1992年第1期关于跨国民族文学史编写问题 (万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通讯》1992年第1期侗族地区商品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万字)《黔东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桃源深处是侗乡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4期；《苗侗文坛》1992年第4期侗族“约法款”对现实生活的影响 (万字)《贵州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文学史的五个建设阶段 (万字)《民族论坛》1993年第1期中国比较文学史建设问题 (万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从杨再思的族属看湘黔桂边界的民族关系 (万字)《怀化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1期侗款的历史变迁 (万字)《民族论坛》1994年第2期关于民间文学作品的生存年代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4年第3期 论多民族共同语文学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4期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 (万字)《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培养多种多样的侗族人才—兼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万字)《苗侗文坛》1996年第3-4期世纪之交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建设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古老的民族与古老的文化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社会概况与文学综述 (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民间诵词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民间歌谣 《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大理段氏总管时期的诗文作品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南方少数民族文人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文人创作与文学批评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近代南方少数民族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南方少数民族的现代文学 (万字)《中华文学通史》华艺出版社 1997年宋词寻根-南方少数民族对词的贡献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4期回顾与前瞻 (万字)《风雨桥》1998年第1期 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读新时期的侗族小说 (万字)《苗族文坛》1999年第2期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兴起 (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南方少数民族汉文创作的兴起 (万字)《社会科学战线》1999年第4期民族文学交流的使者：苏轼—兼记民族文学交流史上的“精神互补” (万字)《民族文学研究》1999年第3期人物形象与民族命运—谈改革时代的侗族小说 (万字)《苗侗文坛》1999年第2期李白与长江流域的浪漫诗风 ( 万字)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1期王昌龄与侗蛮乞诗 (万字) 《黔东南社会科学》2000年1期柳宗元与柳州峒氓（万字）《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2期
潘年英，男，侗族，1963年生于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1984年毕业分配到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发表过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先后加入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作家协会等学术团体。1994年荣获庄重文学奖，1997年3月调厦门大学任教，1997年获贵州省民间文学奖、广西民间文学奖，2000年获首届侗族文学“风雨桥奖”。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 有哲者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战斗号角。在人文生态普遍受到关注而文坛低迷文学在低谷徘徊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年英先生用人类学和文学完美合璧筑起的精神家园。是的，潘年英以其独特的天赋、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类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据统计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有13部之多，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本丰厚的读不透的奇书。
潘年英，侗族，1963年生于贵州天柱盘杠村。在故乡生活17年。1980年考入贵州民族学院，攻读汉语言文学专业，1984年毕业，分配至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1997年10月调入福建泉州黎明大学从教。2003年7月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现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湖南科技大学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大学期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主要创作小说和散文，同时发表过少量诗歌。作品散见于《上海文学》、《民族文学》、《青年文学》、《山花》、《花溪》、《天涯》等刊。199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4年当选为贵州省作协理事，1995年至今，任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2005年任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1994年获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部分作品被译成法文和英文。主要结集出版的著作有： 《我的雪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民族·民俗·民间》（贵州民族出版社1994）《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扶贫手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寂寞银河》（贵州民族出版社1998）《边地行迹》（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故乡信札》（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木楼人家》（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伤心篱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文化与图像》（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雷公山下的苗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5）《保卫传统》（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在田野中自觉》（民族出版社2005）《顿悟成篇》（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西南田野笔记》（东方出版中心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