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最好不要写，因为历史人物都是多样性的（况且你也没见过，只能从不太真实的所谓史料中找），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诸葛亮，给传成神一般的人了！
正规的论文格式应该是这样的： 1、篇名 篇名应简明、具体、确切，能概括文章的特定内容，符合编制题录、索引和检索的有关原则，一般不超过20个字。必要时可加副篇名，用较小字号另行起排。篇名应尽量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 2、作者署名及工作单位 文章均应有作者署名。作者姓名置于篇名下方，译文的署名，应著者在前，译者在后，著者前用方括号标明国籍。各种补白短文，作者姓名亦可标注于正文末尾。 中国作者姓名的汉语拼音采用姓前名后，中间为空格，姓氏的全部字母均大字，复姓连写；名字的首字母大字，双名中间加连字符，姓氏与名均不缩写。 示例： ZHANG Ying(张 颖)，WANG Xi-lian（王锡联），ZHUGE Hua（诸葛华） 对作者应标明其工作单位全称、所在省、城市名及邮政编码，单位名称与省市名之间以逗号分隔，加圆括号置于作者署名下方。 多位作者的署名之间用逗号隔开；不同工作单位的作者，应在姓名右上角加注不同的阿拉伯数字序号，并在其工作单位名称之前加注与作者姓名序号相同的数字；各工作单位之间连排时以分号隔开。示例： 熊易群1，贾改莲2，钟小锋1，刘建君1 （1.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系，陕西 西安710062；2.陕西省教育学院 教育系，陕西 西安710061） 3、摘要 论文应附有中英文摘要。摘要应能客观地反映论文主要内容的信息，具有独立性和自含性。一般不超过200字，以楷体字排在作者署名与关键词之间。英文摘要的内容一般应与中文摘要相对应。中文摘要前以“摘要：”作为标识；英文摘要前以“Abstract：”作为标识。 4、关键词 关键词是反映论文主题概念的词或词组，一般每篇可选3－8个，应尽量从《汉语主题词表》中选用。未被词表收录的新学科、新技术中的重要术语和地区、人物、文献等名称，也可作为关键词标注。关键词应以与正文不同的字体字号编排在摘要下方。多个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中英文关键词应一一对应。中文关键词前以“关键词：”作为标识；英文关键词前以“Key words：”作为标识。示例： 关键词：《左传》；语言艺术；修辞；交际语言 5、分类号 应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对每篇论文标引分类号。涉及多主题的论文，一篇可给出几个分类号，主分类号排在第1位，多个分类号之间以分号分隔。分类号排在关键词之后，其前以“中图分类号：”作为标识。示例： 中图分类号：A81；D05 6、文献标识码 按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规定，每篇文章均应标识相应的文献标识码：A 理论与应用研究学术论文；B 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总结；C 业务指导与技术管理性文章；D 动态性信息；E 文件、资料。中文文章的文献标识码以“文献标识码：”作为标识。示例： 文献标识码：A 7、文章编号 凡具有文献标识码的文章均可标识一个数字化的文章编号；其中A、B、C三类文章必须编号。文章编号由每一学报的国际标准刊号、出版年、期次号及文章篇首页页码和页数等5段共20位数字组成，其结构为：XXXX-XXXX（YYYY）NN-PPPP-CC。其中文标识为“文章编号：”。示例： 文章编号：1672-0059（2003）01-0001-03 8、收稿日期 收稿日期是指编辑部收到文稿的日期，必要时可加注修改稿收到日期。 收稿日期采用阿拉伯数字全数字式日期表示法标注，以“收稿日期:”作为标识，排文末，并用10字距正线与正文分开。 收稿日期：2003-08-18 9、基金项目 获得基金资助产出的文章应以“基金项目：”作为标识注明基金项目名称，并在圆括号内注明项目编号。多项基金项目应依次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基金项目排在收稿日期之后。示例：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96BJL001） 10、作者简介 对文章主要作者的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等作出介绍，其前以“作者简介：”作为标识。置于收稿日期（或基金项目）之后。同一篇文章的其他主要作者简介可以在同一“作者简介：”标识后相继列出，其间以分号隔开。示例： 作者简介：乌兰娜，1968年生，女，蒙古族，内蒙古达拉特旗人，内蒙古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博士。 11、正文 文内标题力求简短、明确，题末不用标点符号（问号、叹号、省略号除外）。层次不宜过多，一般不超过5级。大段落的标题居中排列，可不加序号。层次序号可采用一、（一）、1、（1）、1）；不用①，以与注释号区别。文中应做到不背题，一行不占页，一字不占行。 用字应符合现代汉语规范，除某些古籍整理和古汉语方面的文章外避免使用旧体字、异体字和繁体字。简化字应执行新闻出版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1992年7月7日发布的《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以1986年10月10日重新发表的《简化字总表》为准。 标点符号使用要遵守GB/T15834-1995《标点符号用法》的规定（参考文献著录中的标点作为标识的用法另据后文规定），除前引号、前括号、破折号、省略号外，其余都应紧接文字后面，不能排在行首。夹注及表格内的文句末尾不用句号。著作、文章、文件、刊物、报纸等均用书名号。用数字简称的会议或事件，只在数字上加引号；用地名简称的，不加引号。外文的标点符号应遵循外文的习惯用法。 数字使用执行GB/T15835-1995《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凡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时刻和各种记数与计量（包括正负数、分数、小数、百分比、约数），均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星期几一律用汉字。非公历纪年用汉字，并加圆括号注明公元纪年。多位的阿拉伯数字不能移行。4位以上数字采用3位分节法，即节与节之间空1/4字距。5位以上的数字尾数零多的，可以“万”、“亿”作单位。数字作为语素构成定型的词、词组、惯用词、缩略语，应使用汉字。邻近两个数字并列连用所表示的概数均使用汉字数字。 插图和照片应比例适当，清楚美观；图中文字与符号一律植字。插图应标明图序和图题，序号和图题之间空1字；图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仅有1图者于图题处标明“图1”；图题一般居中排于图的下方。图一般随文编排，图较多时也可集中排在文末或其他适当位置。插图的横向尺寸不超过版面2/3者，图旁应串文。图需卧排时，应顶左底右。插页图版可另编页码，并在图版上方标识文章篇名和所在页码。 表格应结构简洁，具有自明性。尽可能采用三线表，必要时可加辅助线。表格应有表序和表题。序号和表题居中排于表格上方，两者之间空1字。表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号，仅有1表者，于表题处标明“表1”。表内数据一律采用阿拉伯数字，个位数、小数点位置应上下对齐。相邻行格内的数字或文字相同时，应重复填写。表一般随文编排，先见文字后见表。表格的横向尺寸不超过版面2/3者，表旁应串文。表需卧排时，应顶左底右；需跨页时，一般排为双面跨单面；需转页时，应在续表上方居中注明“续表×”，表头重复排出。 文稿中的计量单位应严格执行GB 3100-3102-93《量和单位》的规定。 文稿中的数学公式应简明、准确地表达各个量之间的关系，一般另行编排，主辅线须区分清楚。在不引起误解的前提下，某些公式也可夹在文句中间。数学公式的编排，应遵循量、符号的书写规则。 每篇文章应尽可能排在连续页码上。确需转页时应在当页最末一行标点停顿处注明“下转第×页”；在接转部分之前注明“上接第×页”，字体与正文区别，加圆括号。转页应尽可能少，并不可逆转。 分期连载的长文，应在每期篇名之后加注连载序号，文末加注“待续”，最末一期加注“续完”。 12、致谢 致谢是作者对认为需要感谢的组织或个人表示谢意的文字，排于注释及参考文献之前，字体应与正文有所区别。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行文格式没有太大要求，写出独到观点，分析到位就行。分析人和分析事物本质上是一样的。主要写作方式还是沿袭大套路来。例如你想写李时珍。他的职业是医生。那么就可以开始了。、可以按段子列。先搜集资料。他的最高成就，他的生平，他的影响，他的家乡，关于他正面的评论，关于他负面的评论。好，我们就拿上面的东西做模型。列出大纲。首先明确，你是写评析，那么切忌乱下定语，因为很多固定旋律的历史定义材料是必须站位的，比如“冈村宁次”，日本人和中国人写评析就必须站位，否则是冒世人之大不讳。除非你想标新立异。正因为人物评析中有很多很多这样明显的立场站位，所以尽量做到多方面评价和分析，少下肯定词。但定位是必须的，含糊其辞的评析是找不到中心点也得不到任何方的共振的，这样就必须借助你资料中最精确，最详实，最有说服力的材料进行评析定语。例如“冈村宁次在中国人眼里是刽子手”，这样的结论就不会有错。具体落实到写作，还是以李时珍为例。先列出大纲。如：李时珍是位伟大的名医，关于他的传说种种，医术的高劣暂至今仍为人争论。他所著的医书《本草纲目》，虽然本草纲目有其谬误及局限性，但仍不失为中医历史上伟大的丰碑。好了，“李时珍是伟大名医，其人被很有争议。”这一段论点交锋的评析就出来了，添入资料充实即可。“本草纲目的成就及谬误、局限性”，这第二段也出来了，写人，尤其是要注重写成就，并着重寻求成就创造过程中所展露的种种，所以这一段应该用他尝百草，走万里寻方的艰辛来充实。谬误的负面评价是文章获得客观感的必要部分，也是文章最有味道的地方，一定要充实。“医学上的丰碑”，这就是肯定了，因为这的确无法否定，无论前面的负面评析有多少，必须咬紧这一点，那么，评析就出来了。
对曹操的评价（1）曹操统一北方的积极作用。前已叙及，东汉王朝后期，由于政治黑暗，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无法生活，终于爆发了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继之而来的是东汉王朝的解体和军阀混战。在混战中，不仅董卓、李傕等凉州军阀到处屠杀人民，抢劫财物，就是打着勤王旗号的东方将领也“纵兵钞掠”。因而普遍出现了“民人相食，州里萧条”的荒凉景象。这种情况的造成，除了应当归罪于东汉王朝的反动统治外，镇压农民起义和破坏社会生产的军阀，自然也是不可饶恕的罪首。但相对的说，各军阀之间，毕竟还是有所差别的。拿曹操来说，他虽然镇压过农民起义和滥杀过无辜人民，但从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的表现来看，他比被他消灭的那些军阀还是胜过一筹的。比如他推行屯田，兴修水利，实行盐铁官卖制度，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经济的整顿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将在谈论经济时再介绍。曹操一开始走上仕途就试图用比较严格的法律改变当时权豪横行的情况。但由于祸害根子在中央，操无法施展自己的意图。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以后，才得全面推行抑制豪强的法治政策。他说：“夫刑，百姓之命也”；“拨乱之政，以刑为先”。他起用王修、司马芝、杨沛、吕虔、满宠、贾逵等地方官吏，抑制不法豪强。如果把袁绍和曹操在冀州先后推行的治术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两种不同的情况：“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在袁绍的宽纵政策下，“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炫鬻家财，不足应命”。这样，自然不能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所以袁绍虽地较大、兵较多、粮较足，终为操所败。操得冀州后，立即“重豪强兼并之法”，因而收到了比较能使“百姓喜悦”的效果。我们只要翻看一下《三国志·魏志》，就可以看出在操统治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面貌和社会风气都与以前有所不同。朝中既少有倾轧营私的大臣；地方上恣意妄为而不受惩罚的官吏和豪强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司马光说操“化乱为治”，并非无据。而且操用人不重虚誉，他选用的官员要“明达法理”，能行法治。操还提倡廉洁，他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于是社会风气有所好转。与推行法治政策相辅而行的是操力图集权于己，不容许臣下有结党行为。他下令说：“今清时，但当尽忠于国，效力王事，虽私结好于他人，用千匹绢，万石谷，犹无所益”。操为了监视群臣，设置“校事”。这件事受到大臣反对，认为“非居上信下之旨”。操对此加以解释说：“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所谓“贤人君子”，主要指世家大臣，他们累世为官，枝连叶附，名望和势力很大。操对之一方面不能不加以笼络，使之居上位而不予实权；一方面也利用出身微贱的校事来检查他们的行动。至于这样做有无必要呢？我们可以用日后孙权的话来回答。孙权说：“长文（陈群字）之徒，昔所以能守善者，以操笮其头，畏操成严，故竭心尽意，不敢为非”。孙权也仿效操设校事一职，可知在当时情况下，设置监视大臣行动的校事，以防汉末和袁绍集团内大臣结党拉派的重演，还是不无道理的。从曹魏政权的内部结构看，世家大臣最多，潜在的危险也较重。曹操为自身及子孙计，设置校事以伺察大臣，虽有些苛刻和搞权术，但不这样，是难以制服他们的。史称：“曹公性严，掾属公事，往往加杖”。操还令诸将家属居邺，以防其叛己外逃，都是操与属下存在着隔阂与矛盾的反映。总起来看，黄河流域在曹操统治下，政治有一定程度的清明，经济逐步恢复，阶级压迫稍有减轻，社会风气有所好转。所以我们说操之统一北方及其相应采取的一些措施还是具有积极作用的。（2）曹操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首先，操善于驭将；如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东击孙权，退军时，留下张辽、乐进、李典三将及护军薛悌镇守合肥。次年，操于出军西击张鲁前，派人给薛悌送去教令，封面写明：“贼至乃发”。不久，孙权亲自率领大军十万来攻合肥，薛悌等开函看教，乃是：“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这时合肥守军总共才七千余人。敌众我寡，如果分兵出战，是否上策，诸将疑惑。张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闻言，当即表示赞同。于是辽、典当夜招募敢从之士八百人，杀牛犒飨。次日天亮，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己名，直冲至孙权麾下。权见辽来势凶猛，大为惊恐，其左右亦不知所措，只好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呼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兵少，聚众围辽数重。辽一再突围，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早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辽等乃还修守备，众心遂安。权军经此一战，锐气顿失，守合肥十余日，即撤军退。大众既去，权和数将尚留逍遥津北。张辽从高望见，即率步骑前来捉权，极将甘宁、吕蒙、凌统等竭死格斗，权始乘骏马逃去，几被活捉。史家对操教令，颇为赞扬，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孙盛认为操之本意是勇怯调配，“参以同异”。我以为：张辽作战固极勇锐，乐进也以“骁果”显名，常先登陷阵，“奋强突围，无坚不陷”。如果把乐进说成是“怯”者或仅能“持重”的人，恐怕是不妥的。操的本意，料知孙权来时必自恃人马众多，合肥守兵寡少，必然骄忽轻敌。正可乘此给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突然袭击。即如张辽所说“及其未合，折其盛气”，如此而已。盖兵贵神速，掩其不备，操之知将料敌，固极高明。由于孙权经常进兵侵犯合肥，所以曹魏一些靠近合肥的州刺史也带兵屯戍于此。建安二十四年（219年），操令屯戍在合肥的兖州刺史裴潜等作好行军准备。因这时合肥方面并无军事气氛，故裴潜等动作不速。扬州刺史温恢暗自对裴潜说：“此必襄阳之急，欲赴之也。所以不为急会者，不欲惊动远众。一二日必有密书促卿进道，张辽等又将被召。辽等速知王意，后召先至，卿受其责矣！”于是裴潜赶紧作好快速行军准备。果然不久接到快速进军的命令。接着张辽等也收到诏书。说明操对诸将约束甚严，不容有忽慢诏令和动作迟缓的事。由上可知，操善于用将，对之要求也很严格，但能得到他们的拥护。甚至连孙权都说操之“御将，自古少有”。证明操是善于御将的。曹操还富有韬略、足智多谋，在战略、战术方面，常能应付裕如。操在战斗时，常能根据敌我情况，临机决策，变化多端。如前所述。操在对于毒农民军、吕布、张绣、袁绍、马超、韩遂等一系列战争中，常用声东击西、避实就虚、埋伏、包抄、突袭、离间、劫粮、攻彼救此、弃物诱敌等方法，谲敌致胜，转弱为强。在战略方面，操能集中部属智慧，择善而从，少有失误。例如当操与吕布争夺兖州，相持不下时，徐州牧陶谦病死，操欲乘机袭取徐州，然后再击吕布。荀彧劝阻之。操乃改变主意，以全力击败吕布，平定了兖州。接着徐州也归附了。建安六年（201年），即官渡战后下一年，操因粮少，不足略定河北，欲因绍新破，以其间击刘表。荀彧说：“今绍败，其众离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兖、豫，远师江、汉，若绍收其余烬，承虚以出人后，则公事去矣”。操从之，终究平定了冀州。由上可知，荀彧在战略决策方面屡次纠正操的疑误想法，因而对操的成败存亡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其他谋臣如荀攸、郭嘉等亦有同样功勋，为操所称誉。足证操对战略部署极为重视，事先都与群僚仔细商讨。他能采纳别人的正确策略，说明他的判断力是很强的。当操与袁绍起兵讨伐董卓时，绍问操：“若事不辑，则方面何所可据？”操曰：“足下意以为何如？”绍曰：“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庶可以济乎？”操曰：“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操又对别人说：“汤、武之王，岂同土哉？若以险固为资，则不能应机而变化也”。操之所以能克敌致胜，主要原因之一是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任天下之智力”，即充分发挥臣下的智慧和将士的战斗积极性。所谓使“贤人不爱其谋，群士不遗其力”。无论曹操在战略、战术上做得怎样出色，如果其军队没有较强的战斗力还是不行的。吕布的军队号称勇悍；袁绍的军队人数最多，经过多次较量之后，都为操所败，说明操军的战斗力是很强的。操军战斗力之所以强，乃由于操一贯采取精兵、简政、重视粮食生产及运输等措施。操曾说：“孤所以能常以少兵胜敌者，常念增战士，忽余事，是以往者有鼓吹而使步行，为战士爱马也；不乐多署吏，为战士爱粮也”。操自言当官渡会战时，袁绍有铠甲一万领，他只有二十领；袁绍有马铠三百具，他连十具都不到。操军人数虽少，装备虽差，但操治军带兵，比较重视纪律，赏罚比较严明，结果打败了袁军。一次在行军途中，操传令不得让马践踏麦地。如有违犯，一律斩首。于是士兵皆下马步行，惟恐踏坏了麦子。可是操自己所骑的马却因吃惊而踏了麦田。于是操即拔剑割下自己一撮头发，做为处罚，这虽只是做做样子，但也可说明操在军中持法是比较认真的。操起兵初期，打过不少败仗，但军队始终没有溃散，就是因操治军严整，而且在政治、经济各方面也能较好地配合和支持军事。所以终能转危为安、变弱为强。其他军阀如袁绍则“御军宽缓，法令不立”；吕布则“勇而无计”、“轻狡反复”；刘表则“不习军事”、只“保境自守”；袁术则“奢淫放肆”、“无纤介之善”。所以操终能将他们各个击破。由此，我们说曹操可以称得上古代卓越的军事家。（3）曹操的为人和作风。操在中国历史上是为人熟知的人物之一，人们对他的看法纷纭错杂，毁誉不一。毁者把他说成白脸的奸臣、专门玩弄权术、“宁我负人，勿人负我”的极端利己者：誉者则目之为命世英雄、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有关史书记载，既善恶错出，真假难辨。我们如果片面地依据某些记述，断章取义，纵然再多发表评论文章，亦无济于事。评论历史人物，应当从有关的可靠记述中归纳出居于主流的东西（如德、才、功、过、善、恶、作用、影响等），从而得出确切的结论。不仅要把这一人物与他同时的人相比较，也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与同一类型的人相比较，这样便不难估计其在各方面的价值，以确定其历史作用。比如曹操的忠与奸的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做过分析，曹魏政权是曹操在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自己苦心经营出来的。当时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汉朝还有什么可供曹操篡夺呢？曹操确实是玩弄了一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但这样做，还是为汉朝延长了二十余年的名义上的国柞。假若操是奸臣的话，那末，二袁、刘表、刘备、孙权……谁是忠臣呢？如果找不出一个能维护汉政权的忠臣来，还能说操是奸臣吗？至于曹操对人是否奸诈？专门倾人利己呢？传说中曹操所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是否真实呢？据《三国志》卷1《武帝纪》注引《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字刃击杀数人。《武帝纪》注又引《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武帝纪》注又引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根据《魏书》的说法，操杀人系于被劫之后，这种杀人，不能说是负人，而只是惩罚歹徒的行为。《杂记》所说操夜杀人，乃是怕别人杀害自己，所以先下手为强，这还可以说是“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行为。但操过后，还是很快就感到凄怆伤怀，说明这次杀人是属于误会，并非操本性即安于做负人之事。而且，“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之语，只见于此书，其他二书均未道及。可知这话是不可靠的。从当时实际情况论，操恐惧出奔，方逃命之不暇，安能轻易做杀人惹祸之事。他当时如畏人图己，就应趁人无备时逃走，何必杀人以增罪累而稽行期？以上三书所记大相径庭，陈寿既不采用，裴注虽引出，但未置评，仅备遗闻。所以我们不宜视之为真实材料，与其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远不如从操许多比较确凿的行事中寻找答案。比如：陈宫，原来是拥戴操为竞州牧的有功大员，操“待之如赤子”。但后来陈宫趁操东征徐州牧陶谦之际，叛操而迎吕布为兖州牧，使操几遭灭顶之灾。后来陈宫与吕布一起被操禽获，“宫请就刑，操为之泣涕”，颇有故人依恋之情。宫死后，“操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抚视其家，皆厚于初”。又如建安十九年（214年），蒯越病死前，托操照料其家，操报书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举，行之多矣，魂而有灵，亦将闻孤此言也”。可见操对死者的嘱托，并无背负之事。王粲的儿子因参与魏讽谋反，为曹丕所诛，操闻叹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无后。”操以金璧从南匈奴赎回蔡文姬之事更为人所熟知。操还自言：“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负”，可知他是怕负人的，似不可能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话。吕思勉谓：“操之待人，大致尚偏于厚”。这种讲法，是符合事实的。那些述说操倾人的传闻、轶事，多非历史的真实。但这种讲法从何而来呢？首先，操用兵善“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吕布与操作战时，曾告诫部属：“曹操多谲”。因此，有人就把操用兵时的“多谲”，扩大到其为人和作风上；其次，陈寿说操“少机警，有权术”。“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他在政治上搞的权术，赵翼言操用人系以权术相驭。操在用人上，确实有用权术的地方，但说他用人全靠权术，就以偏概全了。封建政治首脑有几个不用权术的？有几个没有滥杀过人？袁绍早就让操杀杨彪、孔融、梁绍。就以孔融为例，他何尝不随意杀人！当他任北海相时，仅因“租赋少稽”，就一朝杀五部督邮。孔融既不能自力保境，又不肯同邻近州郡合作，因此，左承祖劝他“自托强国”，仅因这个建议，就被孔融杀害。至于历代开国帝王，因铲除异己，而滥杀错杀的更史不绝书，如果只责操谲诈负人，是不公允的。操的污点，首先是他参与镇压黄巾起义，关于此事，前面已多处提及，不再详述。其次是他有过屠杀徐州人民的罪行，此事前面也说过。关于操攻徐州牧陶谦的原因，各书说法不一。即使操父真为陶谦所杀，操也不该大量屠杀无辜人民。陈寿于《三国志》中叙述曹操之事，从不做过分的贬抑，对操攻徐州的暴行，所述亦较他书为简，然亦不能不承认：“所过多所残戮”。操还曾有“围而后降者不赦”的法令，操及其手下诸将常有“屠城”之事，这是不应宽恕的。其他如当操攻围吕布于下邳时，关羽屡向操求取布将秦宜禄之妻杜氏，操“疑其有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在此事稍前，操在宛收降张绣时，亦曾纳张绣的从叔母，以致引起张绣的叛变。诸如此类的事，在当时虽算不上什么很坏，但总是欠缺的。陈寿在评论曹操时，极称赞其谋略、权变、法术和用人、创业的功绩，从无一语赞及他的品德。陈寿论到刘备时，认为备“机权于略，不逮魏武”。可是极力称颂刘备的“弘毅宽厚，知人待士”。说明陈寿是善于抓住曹、刘在德才上各自特色的。许多人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军事家，我很同意。有些人还认为曹操是我国古代卓越的政治家，我觉得有点偏高。因为曹操有过滥杀无辜人民的暴行。一个卓越的政治家应当不这样。另外，在个人品德作风上，曹操也有些欠缺，不足为后世法。既然称作历史上的政治家，就应当对后世能起榜样作用，曹操在这方面还不够规格。
嬴政是中国历史上很冤的皇帝，统一中国后，知识阶层的谩骂、诅咒就开始了，他的坟墓成了最大的垃圾场，任何人都可以把个人的怨气和社会弊端倾倒在上面。帝制社会两千多年，对嬴政的控诉没什么创意，翻来覆去都是盗版贾谊的《过秦论》，士大夫们并非不了解嬴政的功过是非，为了杀鸡给猴看，让当政的皇帝更宽容更仁慈一些，就危言耸听，睁眼说瞎话。当政皇帝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贬低嬴政也就等于抬高自己，所以睁一眼闭一眼，乐得其果。君臣双方对嬴政的话语权是各打各的小九九。帝制社会结束后，向往民主制度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海外的精英们又发明了一个新罪名：“专制主义的祖师爷”。把中国十八世纪衰落的病根移植到嬴政身上，认为嬴政是限制中国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的大毒瘤。这个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被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高举起来，怎么看都滑稽。看来哲学也好，历史也罢，在功利主义者手里都是随意掀动的门帘。 先说焚书，按司马迁的“《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记载，嬴政不是把《诗》《书》百家语等竹简全部烧掉，而是烧毁非博士以外的人拥有的这些书籍；事实也应该如此，倘若全部烧毁，今天的《诗》《书》以及百家语从何而来？很多学者认为今天的《诗》《书》是汉初文人凭记忆或口传再创作的，学术上不应过分重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的几次大考古证明，汉代的《诗》《书》与先秦的《诗》《书》是一脉相承的。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所谓“焚书”造成了文明断代的猜疑。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叹息：“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把埋葬六国历史的罪名指向了嬴政，问题是谁能否定这些失踪的六国史籍不是楚霸王这个纵火犯的杰作呢？再看看嬴政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等技术书籍”命运，有几部流传到今天？一部没有，最早的技术类典籍是《汉书?艺文志》。为什么嬴政焚毁的书大多传承下来，而他保护的却一本也没发现。这说明文明传承与断裂并非嬴政一人之功过。再说坑儒，嬴政此前准李斯奏，颁布法规，严禁厚古薄今，严禁背后诽谤皇帝。而算卦先生侯生、方生行失败后大骂嬴政并相约逃跑，这不是藐视法律吗？活埋四百多名知识分子是事实，依法处罚也是事实，这与后来秦二世、朱元璋等皇帝罗织罪名迫害忠臣枉杀无辜完全是两种性质。再说被活埋的真是儒生吗？后世学者以扶苏劝诫嬴政“诸生皆诵法孔子”为儒生依据，怎么又忽视了司马迁“坑术士”的结论呢？嬴政聘用的儒学博士淳于越、伏胜、叔孙通、羊子、李克、圈公谁被活埋了？与朱元璋、秦二世相比，嬴政是一个很君子的暴君，即使在敌视嬴政的史籍中，也只记载了嬴政两次随意杀人的经过。第一次是征服赵国后，他亲自赴邯郸将母亲的仇人全部活埋；第二次是他对李斯奢靡的不满言论被周围人泄密，嬴政将身边人处死。这两次以外的杀人事件都可以在秦律中找到处罚依据，第一被告应该是《秦律》。后人认为即使嬴政是有法可依，也是一个该上断头台的暴君，因为《秦律》本身就是暴政的工具和象征。姑且这个说法有道理，但是《秦律》不是秦统一后凭空捏造的，而是商鞅修改后的《法经》延续，是秦国实现民富国强统一中国的决定性因素。嬴政把秦国成功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主观上错了吗？你指望他实行六个亡国的法律还是一千五百年后的英国《大宪章》？万里长城、骊山墓、阿房宫是指证嬴政大兴土木奴役百姓的三大罪恶。大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嬴政动用了三百万人力大兴土木，其中戍边的扶苏、蒙恬大军三十万、建长城五十万，骊山墓和阿房宫一百五十万，凿灵渠五十万，加上其他杂役二十万，劳工总数占全国总人口15%。汉初的晁错更认为“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按比例推算，劳工占总人口40%。这个1+1=2的简单计算足以把嬴政永远钉在耻辱柱上，但是事实绝非如此。看看太史公的嬴政年表就会知道，这些并非同一年开工的土木工程以及戍边移民被史学家们重复计算了。比如始皇帝三十二年，北击匈奴，南凿灵渠。三十三年，蒙恬三十万大军打败匈奴后开始修建长城，建设者还是北击匈奴的三十万大军。《过秦论》说得很清楚，“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贾谊没说再动用其他劳工啊，司马迁也没说过。难道秦朝时期中国军队已经职业化了？赶走匈奴后只负责站岗不搞建设？至于修建阿房宫和秦陵是嬴政三十五年的事情。长城虽然不会完工，三十四公里长的灵渠经过近五年建设应该竣工了，劳工们自然去转修骊山墓。骊山墓不假，阿房宫却是谎言堆积出来的奢华宫殿。最新的考古证明，文人墨客渲染的 “蜀山兀，阿房出”充其量是一个一千四百多米长五百米宽的大土堆，一个只建设了广场和围墙的半拉子工程，被焚烧了三个月的宫殿不是阿房宫而是咸阳宫。司马迁叙述的阿房宫规模是嬴政的蓝图，后人却把它变成了事实。怎么连起码的判断都丧失了？不用说两千年前，就是在今天，四年时间建设的宫殿能豪华哪里？长安街上的大贝壳？再说贾谊、司马迁也没说过用七十多万劳工建阿房宫，更没说过楚霸王焚毁了阿房宫。司马迁的原话是“隐宫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骊山。”历史大学者们怎么只记住了贾谊、司马迁控告嬴政的罪行，而忽视准确的记载去凭空想象呢？按《史记》叙述，即使在徭役最严重的嬴政去世当年，给嬴政干私活的劳工也没有超过八十万，加上长城等社会基础工程建设，劳工总数应该是一百二十万上下。晁错的意思应该这样理解：在秦朝十余年的统治期间，一个五口之家先后有两人服过劳役。按全国人口两千万计算，共有八百万民众服过劳役，平均每年六、七十万。这个数字大体吻合《秦律》中每个公民六十岁前要服徭役两年的规定，也符合“秦与汉初徭役大体相当”的结论。范文澜、翦伯赞、白寿彝这些学富五车的大师们之所以犯错，能够想到的原因是先入为主，主观先否定嬴政，然后把汉以后有关嬴政的罪恶拣出严重的进行重复。其中白寿彝更滑稽到把嬴政一千年后的杜牧诗赋做为严肃史料写进《中国通史》。这些严重的错误甚至罪恶愈演愈烈， 2004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本历史垃圾把范文澜等人的错误又进行了剪刀加浆糊的加法计算，控诉嬴政八宗罪，嬴政成了比阎罗还可怕的魔鬼。这哪里是叙述历史，简直是天马行空，胡说八道。说一句不尊重的话，唯物主义的历史巨匠们在嬴政问题上连起码的道德都不及格。相对公正的司马迁对嬴政的评价也有商榷之处，行文前后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比如坑儒事件，前面借扶苏的劝谏，指出被坑杀的是孔子门生，后文又用“坑术”做结论，而且只记录了被坑杀的人数却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不是太史公的治学精神。事实如果按司马迁描绘得那样严重，被坑杀的不可能都是无名之辈，嬴政为了“天下知之，以惩后。”怎么会不通告天下被坑杀者的姓名？如果百年后这些人的姓名遗失了，被坑杀的人数就准确吗？姑且是事实，这就说明嬴政坑杀四百六十人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罪行了。这个罪行与后来暴君枉杀成千上万相比哪个更严重？再有，司马迁认为嬴政心胸狭隘，残暴酷虐，但是列举的事实不充分且值得怀疑，比如为了泄愤调集三千刑徒砍光了湘山的树木。湘山大多？三千人可以砍光所有树木？相反司马迁的很多记录反而证明嬴政是一个礼贤下士、不计前嫌、知错就改的宽容皇帝，比如对客卿李斯的发现和使用，比如采纳修建郑国渠的水利工程师郑国的建议，比如对商鞅的谦恭，再比重用公开或私下反对过自己的尉缭、淳于越。有人分析司马迁之所以刻意贬低嬴政，是为了讥讽宫刑自己的汉武帝。在东扩西征、不惜民意这一点上，刘彻确实是嬴政的嫡传弟子，所以司马迁借古讽今之论也不是没有道理。嬴政在贾谊、司马迁、班固、妙笔生花的大文豪、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笔下一步步走上了断头台，他为后世开创的伟大福祉被唾液淹没，成了一个很冤的皇帝。转载的，请笑纳，我自己的太长不好打
评价拿破仑，我们需要新的眼光！ 在一代枭雄拿破仑留给后世的诸多名言中，"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大概算得上最脍炙人口的一句。自从中国进入经济社会，为了鼓励竞争，这句话更是为众人竞相引用。 这句话被父母用来指责子女：人家能考100分，你凭什么只考90分？言下之意，不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就不是好学生。 这句话被妻子用来指责丈夫：钱赚得那么少，没出息！你看别家男人一个个都发了财，你为什么还这么穷？至于什么叫穷？没有定义。反正眼下有比你更有钱的人，我就说你穷。言下之意，不想发财的男人就不是好男人。 记者把话筒凑到刚获了铜牌的运动员跟前，问道：你没有获金牌，是不是觉得很遗憾？言下之意，不想拿金牌的运动员就不是好运动员。 从小学起老师就给学生灌输竞争意识，教得年轻人个个都想当老板，不想屈居人下，尤其不愿意做基层工作。总之，社会到处都在鼓励人们往上爬。其依据正是这条"拿破仑定律"。 可是"拿破仑定律"竟然也有撞墙的时候。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丁肇中甚至说，为拿诺贝尔奖金而工作是非常危险的。如此看来，"不想拿大奖的科学家就不是好的科学家"，这个说法就不对了！Google公司全球副总裁李开复最近也说，他不想自己开公司。如此看来，“不想当老板的员工就不是一个好员工”，这个说法也不对了！其实，幸好拿破仑麾下的士兵真相信这句话的还不多，要是百分之三十的士兵都想爬上来当将军，他那支大军也会乱了套。是否每个人都应该一辈子无休无止地冲锋陷阵，是否任何追求安定的想法都属于没有出息的表现？特别是说，人生是不是应该为了赚钱而竭尽心力。赚钱固然是一种利益，但安定的生活也是一种利益。球迷看比赛，角逐双方的拼杀越激烈越好看。但是一旦自己置身于社会竞争，却不能不考虑避免过于残酷的淘汰。所以，成功的人生最要紧的是找准自己合适的社会定位。不能说赚钱多的就一定比赚钱少的更为成功，官做大的就一定比官做小的和不做官的更为成功，或者开私家车的就一定比乘公交车的更为成功。这不是说不要竞争意识，而是说要寻找一个适合于自己的竞争层次和竞争强度。拿破仑是一个惟有从无休止的征战中才能汲取快感的人，他压根儿是不求安定的。要是他当年不在莫斯科、莱比锡和滑铁卢遭遇惨败，他的兵马还会继续一路冲杀，直到在另一处战场上全军覆没。所以，“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其实是属于这么一位对人生绝无安定欲望的人物的信条。我无意于彻底颠覆“拿破仑定律”，我只是以为，社会的需要是多元的，社会需要将军，也需要士兵，能够兢兢业业地做一个好的士兵，也不见得就委屈了这一生。在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中也有好士兵。
是诸葛亮和吕布的猛男吕布传吕布字奉先，三国第一猛将，又号飞将，据传乃是匈奴于汉人的混血儿，生得人高马大威风凛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享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美誉。他在《三国演义》的第三回登场，第九回陨落，是《三国演义》前期中名至实归的BOSS级人物。今天，在下就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位神鬼皆惧的三国第一猛男。吕布第一次在演义中亮相的时候就很是高调。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对上视君主如玩物，对下视群臣百姓如草芥，甚至在酒桌上向群臣公开批斗皇帝，欲试探群臣对自己废帝立新的看法。并州刺史丁原不满董卓的专横，带其义子吕布兵讨董卓。两军对战，吕布以一人的武勇势震董卓全军，让董卓输得很是没有面子。兵败后的董卓回去后狠狠地做了一番反思，听从了帐下谋士李肃的建议，让李肃带着各种金银珍玩和名马赤兔说降吕布。吕布见利忘了义，甚至将其义父丁原的脑袋砍了下来，作为礼物回赠董卓。更无耻的是，刚刚杀了自己义父的吕布在与董卓相见后，竟然下跪在董卓面前，认董卓做了自己的第三人老爸(除去吕布的亲父和刚刚被他杀死的丁原，董卓正好是吕布的第三个父亲）。这就是吕布在演义中刚刚登场时的剧情。在下第一次读三国的时候，曾经满心欢喜，以为吕布能以一个超级大英雄的身份，去消灭董卓。但吕布却比董卓还要无耻，前后的巨大反差让人很是不舒服。三国是一个乱世，生命在许多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名词，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够将自己亲人的生命视若无物的人，也只有吕布这种稀有人渣了。但这个时候的吕布还只是在董卓身边为虎作伥，多以董卓保镖的身份负责保安工作。想杀董卓的人不少，因此死在吕布手下的人也不少，吕布的武勇没能与伸张正义挂钩，却从侧面反映出了董吕二人的凶残。狗仗人势，人仗狗威，董卓愈发专横残杀了不少朝廷中的保皇派。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正义的化身登场谋刺董卓，结果却没能成功。逃亡的曹操在陈留起兵，发檄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联盟军一路高奏凯歌，直逼虎牢关下。董卓只好派吕布领军，镇守虎牢关。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PK大赛就此上演。吕布武勇无敌，出战后连败各路诸侯帐下骁将，却惹恼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飞。大家对张飞的性格应该多少了解一些，此人性烈如火，当时又因为大哥刘备的名气不够而在各路诸侯中倍受冤枉气，而吕布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尽抢风头。不爽，那就干吧！高手之间总会有某种默契，不是惺惺相惜，就是你死我活。张飞与吕布单挑了一百多个回合，演义中却没有对二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一向自认天下无敌的吕布遇到了一个有能力战胜自己的人，心中肯定会震惊，出手多少会有一些不顺;一向虎气朝天的张飞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不爽的发泄对象，肯定会不余遗力大打出手，并伴随着心中的一阵怒骂。但吕布就是吕布，无敌的方天画戟，无敌的武功，无敌的人，张飞的武力还是被压了下去。演义中并没有这么写。但是我们知道，高手过招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有外人插手。除非有一个关心张飞，又敢于和吕布单挑的人看出张飞处于下风，才会有为了胜利而不惜以二敌一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关羽，他在张飞战吕布不下的时候前来助阵，以二人之力又和吕布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吕布在这个时候可谓是强弩之末了，胜负之分已经没有了悬念。关张的大哥刘备没有放弃这个大出风头的机会，也适时地登场，正好凑了一个三英战吕布.吕布败退，联盟军士气大涨，一举拿下了虎牢关。董卓只好放弃帝都洛阳，带着皇帝兵退长安。董卓在临走时还不忘在洛阳放了一把火，将洛阳的民间财富也搜刮一空。其实，联盟军是因利而聚，当然也要因利而散。董卓迁都后，联盟军也因为各自利益的需求而解散，但董卓却低估了身边潜在的威胁。有吕布做自己的保镖，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天天快活，但是面对着某种利益的驱使，保镖就可以在瞬间变身成为刺客。东汉末年董卓专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徒王允为了杀死董卓重振朝纲，利用貂蝉的美色挑拨离间董卓与其心腹大将吕布之间的亲密关心，最后成功诱使吕布杀死了董卓。在这场情杀大戏中，有江山，有美人，但就是没有英雄。如果要硬挤一位英雄出来，那位美人貂蝉倒是有一点英雄的样子。谈吕布，不如谈貂蝉，因为大家在了解貂蝉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吕布这个人。在下的情商比较低，也无法对掺杂着爱情的政治阴谋做出明确的定义。所以只好先跑一下提，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对貂蝉的描述来看查一下吕布的为人。貂蝉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下甚至认为她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中最聪明的女性。她会放弃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在吕布和董卓二人之间周旋，为的是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但她不是王允手中的提线木偶，她在入住董卓府后，是用自己的智慧挑拨离间二人。王允不可能在貂蝉入董卓府中前告诉应该怎么做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情事不是政治，王允没有那种智慧算出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下敢说貂蝉就算不是演义中最聪明的女性，至少也是最懂男人心的女性。可惜在乱世三国中，女性的地位是可怜的，聪明的女性更是可怜，因为她们常被自以为聪明的男性当成是利用工具。就像王允一样，虽然铲除了董卓这个祸首，却被董卓势力的残将李催郭巳所杀，吕布也带着貂蝉兵败逃亡了。吕布逃亡后先是和曹操大战，失败后到徐州投靠了刘备，并将刘备驱逐出境，自己占领了徐州。贪心不足的吕布到了徐州后又纳了一个小妾，貂蝉会怎么想？她应该是不在乎的，自己现在除了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汉室没有保住，唯一的亲人王允也死了，自己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喜欢自己却不爱自己的吕布了。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或许貂蝉曾经因为吕布为了自己的付出感动，看着吕布的背影悄悄地说一声谢谢。或许吕布曾经为了貂蝉去战斗，甚至是为了貂蝉去争夺天下，但也只是一时。乱世中只有滥情没有爱情，当戏子在台上独自哭泣时，台下的观众或许会叹息，但他们无法改变剧本。吕布最后在曹操和刘备的合击下兵败，被曹操绞死在白门楼，貂蝉的下场却无法在演义中找到。或许罗贯中本人也只是当貂蝉是一个跑龙套，毕竟是军事历史小说，不是爱情剧，只是利用一下这个角色而已。其实，江山好比是“利”，美人好比是“情”。生逢乱世，要想得利，必须要同时间的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得情，却必须同时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吕布得过“利”吗？得到过。吕布带着貂蝉逃出长安后，利用曹操兵出徐州的机会，偷袭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濮阳得手，谓之天时；有了地盘，吕布就可以向其他诸侯一样有了称雄一方的资本，谓之地利；吕布虽有“三姓家奴”的骂名，但他确实有资格为自己的武勇而自傲，也确实帮助汉室诛杀了老贼董卓，因此还是多少有一些人缘，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完善，所以他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称雄一时，最后却不得不亡。吕布得过“情”吗？也得到过。吕布为了貂蝉，放弃了继续在董卓身边发展的机会，谓之天时；吕布最后是因为貂蝉和他的三号老婆却他固守城池以保护一家老小，因此才没有采用谋士陈宫的计策，丢失了唯一的根据地下呸城，谓之地利；同样是因为貂蝉的缘故，吕布在手下的心中树立了一个‘贪图女色而不关心士卒死活’的形象，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利”与“情”只是一时。原因很简单，因为吕布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寻找机会，而不是乘火打劫；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气度和领导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不是通过武力和莫须有的行动证明自己；真正的英雄，会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天时和地利留住并扩大自己的地利，而不是随机取巧。还是那句话，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所以，乱世英雄的情不是对自己的情侣，而是天下苍生！所以吕布有着秦始皇的野蛮，西楚霸王的武力，却也和他们一样没有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他们都不是英雄,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英雄，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吕布是三国第一猛男，但不是三国第一人。气质，风度和智慧，这些就是肌肉男与富有心计的绅士之间的区别。我们感慨吕布，叹息吕布，甚至崇拜吕布，但是千万不要学习吕布。自私的人或许有人们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自私。是乱世的背景？是利益的贪婪？还是人性本就自私？呵呵，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信念有所不同。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自己的本质，一个人自己的态度决定了他是否处于一个乱世，他是否配做英雄。历史如此，生活如此，人生如此……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是诸葛亮和吕布的猛男吕布传吕布字奉先，三国第一猛将，又号飞将，据传乃是匈奴于汉人的混血儿，生得人高马大威风凛凛，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帅哥，享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美誉。他在《三国演义》的第三回登场，第九回陨落，是《三国演义》前期中名至实归的BOSS级人物。今天，在下就和朋友们聊一聊这位神鬼皆惧的三国第一猛男。吕布第一次在演义中亮相的时候就很是高调。东汉末年董卓专政，对上视君主如玩物，对下视群臣百姓如草芥，甚至在酒桌上向群臣公开批斗皇帝，欲试探群臣对自己废帝立新的看法。并州刺史丁原不满董卓的专横，带其义子吕布兵讨董卓。两军对战，吕布以一人的武勇势震董卓全军，让董卓输得很是没有面子。兵败后的董卓回去后狠狠地做了一番反思，听从了帐下谋士李肃的建议，让李肃带着各种金银珍玩和名马赤兔说降吕布。吕布见利忘了义，甚至将其义父丁原的脑袋砍了下来，作为礼物回赠董卓。更无耻的是，刚刚杀了自己义父的吕布在与董卓相见后，竟然下跪在董卓面前，认董卓做了自己的第三人老爸(除去吕布的亲父和刚刚被他杀死的丁原，董卓正好是吕布的第三个父亲）。这就是吕布在演义中刚刚登场时的剧情。在下第一次读三国的时候，曾经满心欢喜，以为吕布能以一个超级大英雄的身份，去消灭董卓。但吕布却比董卓还要无耻，前后的巨大反差让人很是不舒服。三国是一个乱世，生命在许多人的眼中只是一个名词，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能够将自己亲人的生命视若无物的人，也只有吕布这种稀有人渣了。但这个时候的吕布还只是在董卓身边为虎作伥，多以董卓保镖的身份负责保安工作。想杀董卓的人不少，因此死在吕布手下的人也不少，吕布的武勇没能与伸张正义挂钩，却从侧面反映出了董吕二人的凶残。狗仗人势，人仗狗威，董卓愈发专横残杀了不少朝廷中的保皇派。曹操在这个时候作为正义的化身登场谋刺董卓，结果却没能成功。逃亡的曹操在陈留起兵，发檄各路诸侯讨伐董卓。联盟军一路高奏凯歌，直逼虎牢关下。董卓只好派吕布领军，镇守虎牢关。三国演义中最为精彩的PK大赛就此上演。吕布武勇无敌，出战后连败各路诸侯帐下骁将，却惹恼了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飞。大家对张飞的性格应该多少了解一些，此人性烈如火，当时又因为大哥刘备的名气不够而在各路诸侯中倍受冤枉气，而吕布却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尽抢风头。不爽，那就干吧！高手之间总会有某种默契，不是惺惺相惜，就是你死我活。张飞与吕布单挑了一百多个回合，演义中却没有对二人的心理活动进行描写。我们不妨猜想一下：一向自认天下无敌的吕布遇到了一个有能力战胜自己的人，心中肯定会震惊，出手多少会有一些不顺;一向虎气朝天的张飞找到了一个令自己不爽的发泄对象，肯定会不余遗力大打出手，并伴随着心中的一阵怒骂。但吕布就是吕布，无敌的方天画戟，无敌的武功，无敌的人，张飞的武力还是被压了下去。演义中并没有这么写。但是我们知道，高手过招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有外人插手。除非有一个关心张飞，又敢于和吕布单挑的人看出张飞处于下风，才会有为了胜利而不惜以二敌一的场景。这个人就是关羽，他在张飞战吕布不下的时候前来助阵，以二人之力又和吕布战了三十多个回合。吕布在这个时候可谓是强弩之末了，胜负之分已经没有了悬念。关张的大哥刘备没有放弃这个大出风头的机会，也适时地登场，正好凑了一个三英战吕布.吕布败退，联盟军士气大涨，一举拿下了虎牢关。董卓只好放弃帝都洛阳，带着皇帝兵退长安。董卓在临走时还不忘在洛阳放了一把火，将洛阳的民间财富也搜刮一空。其实，联盟军是因利而聚，当然也要因利而散。董卓迁都后，联盟军也因为各自利益的需求而解散，但董卓却低估了身边潜在的威胁。有吕布做自己的保镖，自己可以高枕无忧天天快活，但是面对着某种利益的驱使，保镖就可以在瞬间变身成为刺客。东汉末年董卓专政，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司徒王允为了杀死董卓重振朝纲，利用貂蝉的美色挑拨离间董卓与其心腹大将吕布之间的亲密关心，最后成功诱使吕布杀死了董卓。在这场情杀大戏中，有江山，有美人，但就是没有英雄。如果要硬挤一位英雄出来，那位美人貂蝉倒是有一点英雄的样子。谈吕布，不如谈貂蝉，因为大家在了解貂蝉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观察吕布这个人。在下的情商比较低，也无法对掺杂着爱情的政治阴谋做出明确的定义。所以只好先跑一下提，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对貂蝉的描述来看查一下吕布的为人。貂蝉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在下甚至认为她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中最聪明的女性。她会放弃自己的青春和幸福在吕布和董卓二人之间周旋，为的是报答义父王允的养育之恩。但她不是王允手中的提线木偶，她在入住董卓府后，是用自己的智慧挑拨离间二人。王允不可能在貂蝉入董卓府中前告诉应该怎么做的，因为男女之间的情事不是政治，王允没有那种智慧算出来会发生什么，所以在下敢说貂蝉就算不是演义中最聪明的女性，至少也是最懂男人心的女性。可惜在乱世三国中，女性的地位是可怜的，聪明的女性更是可怜，因为她们常被自以为聪明的男性当成是利用工具。就像王允一样，虽然铲除了董卓这个祸首，却被董卓势力的残将李催郭巳所杀，吕布也带着貂蝉兵败逃亡了。吕布逃亡后先是和曹操大战，失败后到徐州投靠了刘备，并将刘备驱逐出境，自己占领了徐州。贪心不足的吕布到了徐州后又纳了一个小妾，貂蝉会怎么想？她应该是不在乎的，自己现在除了活下去还有什么希望呢，汉室没有保住，唯一的亲人王允也死了，自己所能依靠的也只有喜欢自己却不爱自己的吕布了。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或许貂蝉曾经因为吕布为了自己的付出感动，看着吕布的背影悄悄地说一声谢谢。或许吕布曾经为了貂蝉去战斗，甚至是为了貂蝉去争夺天下，但也只是一时。乱世中只有滥情没有爱情，当戏子在台上独自哭泣时，台下的观众或许会叹息，但他们无法改变剧本。吕布最后在曹操和刘备的合击下兵败，被曹操绞死在白门楼，貂蝉的下场却无法在演义中找到。或许罗贯中本人也只是当貂蝉是一个跑龙套，毕竟是军事历史小说，不是爱情剧，只是利用一下这个角色而已。其实，江山好比是“利”，美人好比是“情”。生逢乱世，要想得利，必须要同时间的天时地利人和。要想得情，却必须同时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那么，吕布得过“利”吗？得到过。吕布带着貂蝉逃出长安后，利用曹操兵出徐州的机会，偷袭曹操后方的大本营濮阳得手，谓之天时；有了地盘，吕布就可以向其他诸侯一样有了称雄一方的资本，谓之地利；吕布虽有“三姓家奴”的骂名，但他确实有资格为自己的武勇而自傲，也确实帮助汉室诛杀了老贼董卓，因此还是多少有一些人缘，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天时地利人和并不完善，所以他就像一个暴发户一样称雄一时，最后却不得不亡。吕布得过“情”吗？也得到过。吕布为了貂蝉，放弃了继续在董卓身边发展的机会，谓之天时；吕布最后是因为貂蝉和他的三号老婆却他固守城池以保护一家老小，因此才没有采用谋士陈宫的计策，丢失了唯一的根据地下呸城，谓之地利；同样是因为貂蝉的缘故，吕布在手下的心中树立了一个‘贪图女色而不关心士卒死活’的形象，谓之人和。但是，吕布的“利”与“情”只是一时。原因很简单，因为吕布不是英雄。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智慧寻找机会，而不是乘火打劫；真正的英雄，会通过自己的气度和领导能力得到他人的认可，而不是通过武力和莫须有的行动证明自己；真正的英雄，会通过真正意义上的天时和地利留住并扩大自己的地利，而不是随机取巧。还是那句话，生逢乱世，有人可以为了霸业而战，有人可以为了仕途奋斗，但是没有人是在为了爱情战斗。所以，乱世英雄的情不是对自己的情侣，而是天下苍生！所以吕布有着秦始皇的野蛮，西楚霸王的武力，却也和他们一样没有对百姓的怜悯之心。他们都不是英雄,自私的人不可能成为英雄，等待着他们的只有失败。吕布是三国第一猛男，但不是三国第一人。气质，风度和智慧，这些就是肌肉男与富有心计的绅士之间的区别。我们感慨吕布，叹息吕布，甚至崇拜吕布，但是千万不要学习吕布。自私的人或许有人们值得同情的地方，但是不要忘了他为什么会自私。是乱世的背景？是利益的贪婪？还是人性本就自私？呵呵，一切都只是因为人的追求有所不同，信念有所不同。所以，关键还是一个人自己的本质，一个人自己的态度决定了他是否处于一个乱世，他是否配做英雄。历史如此，生活如此，人生如此……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刘备：陈寿对刘备的评价是：“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二，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但他“折而不挠，终不为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描写成“仁”的代表，汉室皇权正统的继承者，因而对刘备的仁爱、宽厚和知人善任的性格特征着力描画，极尽夸张，但在突出其“仁爱”时却又落入了“无能”一面，给人以“无能”和“虚伪”的感觉。电视剧中的刘备常常以泪洗面，哭与泪虽然表现了刘备的“仁”，但又给人以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印象，扭曲了刘备是“枭雄”、“人杰”的真实形象。 关羽：历史上的关羽为“万人之敌”一虎将，傲上而不悔下，恩怨分明，以信义著称，但“刚而自矜”，勇猛有余，智略不足。马超投降刘备后，封为平西将军。时关羽督荆州，修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答信时，称马超虽为一世之杰，但不如关羽的“绝伦逸群”，关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这是典型的有勇少谋的武将性格。但在《三国演义》中，因为他是刘备阵营中的人，又有讲信义的特点，所以，就被塑造成“义”的化身。他跟随刘备，不避艰险。下邳被俘，投降曹操，但心系刘备，只是有感于曹操待他甚厚，因而在离曹归刘前为曹操杀了袁绍的大将颜良，解白马之围。但是《三国演义》中写关羽下邳投降时相约三事、曹操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厚礼待他等却是子虚乌有。总之，在《三国演义》中，作者是不惜笔墨，把关羽刻画成“义重如山之人”，因而其形象也被严重的扭曲了。 曹操：历史上的曹操性格非常复杂，陈寿认为曹操在三国历史上“明略最优”，“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曹操御军三十余年，但手不释卷，登高必赋，长于诗文、草书、围棋。生活节俭，不好华服。与人议论，谈笑风生。“勋劳宜赏，不吝千金；无功望施，分毫不与”。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在《三国演义》中，曹操性格品德中这些好的方面被忽略了，而对他残忍、奸诈的一面又夸大了。因此，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是奸诈、残忍、任性、多疑的反面人物典型。 周瑜：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谦让服人，有“雅量高致”。刘备称他“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孙权则赞他有“王佐之资”。但在《三国演义》中，周瑜成了诸葛亮的垫底人物。写周瑜，是为了抬高诸葛亮。因此，《三国演义》中的周瑜气量狭小，智谋也总是逊诸葛亮一筹，根本不像苏轼所歌颂的周瑜“雄姿英发”，是“千古风流人物”。 鲁肃：如果说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刘备、诸葛亮、关羽等人的性格、形象虽被扭曲，但多少还有些根据的话，那么，鲁肃这个人在《三国演义》中除了名字外几乎就全是杜撰了。历史上的鲁肃“虽在军阵，手不释卷”，“思度宏远”，“有过人之明”。他初见孙权，就提出了建国方针：鼎足江东，北拒曹操，待机剿除黄祖，进发刘表，竟长江而有之，然后建号称帝以图天下。这与诸葛亮的《隆中对》有相似之处。曹操大军南征荆州时，孙权部属都主降，唯独鲁肃主张抗曹，劝孙权召回周瑜，共商战守大计。赤壁战后，他又力主扶刘抗曹。在东吴历史上，鲁肃实为诸葛亮式人物，孙权对他也极为欣赏。吴国的建立和发展基本上是按照鲁肃提出的政略、战略方针进行的。但在《三国演义》中，鲁肃成了诸葛亮与周瑜两人智斗的牺牲品，被愚弄、受欺侮的典型。
你问的是评价历史事件还是评价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人物：第一部分：用一句话概述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例：XX者，XX也（这是古代的搞法，你不要这么文绉绉的开篇，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XX家，历任XX官职，死后谥号XX侯），再写生卒年月（哪年生那年死），什么族、历史对他的评价（史家和民间两方面任选，例史家称刘备为先主，民间称李白为诗仙，或者引用史书对他的评价）第二部分：介绍他的生平事迹（几个重大的事件，作为论题），再以他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环境分析人物性格，说明他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要搞这些“大事”，同时他在经历这些事的时候又留下了那些文章或语录，又反映出他此时什么样的心情和感触以及志向。第三部分：他对历史进程和后世的影响评价历史事件：第一部分：交代它发生的历史环境（时间、朝代、地点），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 这部分简写，作为整篇的论点。第二部分：根据所发生的历史环境（有针对性选择性的细化）分析此事件为什么发生（为什么在这个时段发生？有哪些人组织？事件的进展分析？因为什么结束？什么结果？），如果是写学术论文，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主要人物的生长环境和心理特征，细化上述的几个方面，最好引用史书原话以佐证，阐述的观点也最好引用一部分同类论文的同类观点，但要标清出处。第三部分：对历史进程和后世的影响（从政局更迭方面、从经济文化方面、从生活技术方面），要写全，最好引用历史人物对此事件的评价，增加你所阐述观点的说服力，也可以用马克思哲学的辩证角度阐述，但不能过多，否则学术论文就成了官方发布会。这三部分不是三大段，不要搞成了八股文，第二部分重点于记叙，详尽说明此段历史的成因，第三部分重点于论述，全面分析此段历史的意义。
1,要确定历史人物的时代背景.在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时,都要把他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考察,即寻找该历史人物个人活动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之间的关系.2,要确定历史人物的阶级属性.3,要确定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看他是否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是否推动或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及人类社会进步.4,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或活动对其做出应有的评价,防止以偏概全.5,注意把握历史人物的总体特征.对历史人物,不仅要一分为二,还要有一个总结论,亦即对历史人物做出定性判断.6,注意运用比较的方法分析和点评历史人物,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把历史人物放在世界大环境中去认识,采用中外对比的方法.
1背景，这个人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角度来分析。2过程 他具体的做了什么3影响 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积极和消极·局限性）只是个人意见~
李鸿章历史定位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著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左宗棠少时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竟因此成为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平叛陕甘同治回变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 正面阐述纵观左宗棠的一生，最辉煌的是收复六分之一的国土。这是他个人的荣耀和骄傲，更是国家之福。浙江巡抚、左宗棠的老友杨昌浚在清廷恢复新疆建省后到西域，所到之处，杨柳成荫，鸟鸣枝头，人来车往，百业兴旺，当即吟出一首《恭诵左公西行甘棠》：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与唐代诗人王之涣慷慨悲凉的“春风不度玉门关”相映照，玉门关外，何止是杨柳撩起的春意呢？我上小学时就读过这首诗，小小心田，对英雄无限景仰。后来我去新疆，在照忠祠见到左宗棠题写的集唐句门联：日暮乡关何处是，古来征战几人还。我知道，我的这位老乡自从请缨西征，白发临边，就没有打算过还乡的。他在给家人的信中抒发了这样的抱负：“天下事总要有人干，国家不可无陕甘、陕甘不可无总督，一介书生，数年任兼折，岂可避难就易哉！”他早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纵然是万丈深渊，也百折不回，宁愿马革裹尸。一个人一旦将自己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一起，他就荣辱皆亡，名利皆亡，他的人格就伟大了，撑起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左宗棠本来是一个文人，然而却是一个为政而活的文人。戎马倥偬间，留下了不少的对联和诗意，忧国忧民之情，读来荡气回肠。左宗棠是一个官吏，然而却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官吏。他的官做得够大的了，从一个布衣到一品大员，威风八面。假如他拿着俸禄，鱼肉百姓，或者换一种活法，那么，中国历史就会少了一个民族英雄，我们今天可能会站在历史的彼岸叹息祖国的河山残缺。一个民族成员的人格不仅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品格与精神风貌，而且直接影响到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与其说是破碎山河成就了左宗棠的功名，不如说是左宗棠创造了这一段历史。第一次赴京会试，二十二岁的左宗棠就打量西北，关注新疆的置省和屯垦。他写诗说：石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收复新疆了，左宗棠曾专门到福建林则徐祠拜谒，在林公像前默默悼念，他没有忘记完成这一使命是林公当年的嘱咐和期待，他甚至以陶澍、林则徐的继承者自居，在陶林二公祠写对联：三吴颂遗爱，鲸浪初平，治水行盐，如公皆不朽；卅载接音尘，鸿泥偶踏，湘间邗上，今我复重来。正是这位注重于经世致用而不是娴熟八股的人，担当起了匡复社稷主权的重任。左宗棠的历史存在，深邃地透视出民族之魂。左宗堂精神、左宗棠人格，典型又真切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精髓。可以说，左宗棠以他全部的生命之火塑造了传统文人的精神典范。我们深情地呼唤左宗棠，呼唤忠烈品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都需要英雄品格的净化。侧面反应各国对其态度就在慈禧太后下达诏谕后的一个夜晚，福州暴雨倾盆，忽听一声劈雷，东南角城墙，顿时被撕裂一个几丈宽的大口子，而城下居民安然无恙。老百姓说，左宗棠死了，此乃天意，要毁我长城。左宗棠死了，左公行辕标着“肃静”、“回避”字样的灯笼。已被罩以白纱的长明灯代替，沉重的死亡气息，压得人透不过气来。这盏盏白灯，宣告着时代强音的终结，这是一个奋起抗争、抵御外侮的时代，左宗棠是中流砥柱。而拥有“二等恪靖侯、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一等轻骑都尉、赏穿黄马褂、两江总督、南洋通商事务大臣”等七个头衔的左宗棠，这个风光了半生的男人，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法国人松了一口气。他们在攻占台湾岛，他们的军舰还在东海耀武扬威。左宗棠与他们摆开了决战的架式，发出了“渡海杀贼”的动员令。他们吃过左宗棠的大亏，知道他是雄狮。一头狮子领着一群羊，个个是狮子；而一群狮子被一头羊领着，个个就成了羊。左宗棠一死，便群龙无首了。英国人松了一口气。英国领事在上海租界竖有“华人与狗，不许入内”的牌子，左宗棠发现，下令侍卫将其立即捣毁并没收公园，逮捕人犯。端坐在八人抬的绿呢大轿中的左宗棠，身穿黄马褂，头戴宝石顶戴，三眼花翎，手执鹅扇，面容饱满，威严无比。只要他进入租界，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外国兵警执鞭清道。左宗棠死了，就不需要对中国人那么恭谨有加了。
袁世凯具有代表性，去百度搜，关于他的正反面评价多的是，好吧还是我帮你搜一篇吧。以下内容为百度知道网友回答:对政治人物，与其追究其道德，不如认真关注他在制度建设上的取向和作为，那才是影响深远的东西。 史学家们大都会同意，在大清帝国袁世凯是个颇为前卫的人物。从1895年开始的变法维新运动中，他是强学会的支持者，严复的朋友；除了小站练兵成绩突出外，所上奏章，谈论国事也颇有见地。进入20世纪，身为北洋大臣和直隶总督，推行新政成绩最为显著。 大清王朝最后10年推行新政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废除科举，实行新的教育制度。促使朝廷当机立断，在1905年开始永远废除科举的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而兴办学堂最多的也是他所管辖的直隶（今河北省）。他的精明之处还表现在吸取过往改革受制于原有官吏而失败的教训，非常重视“开官智”，把现有官吏的重新培训摆在突出地位。 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社会管理体系方面，直隶也走在全国前列。全国首次地方选举是1907年的天津市政选举。这是他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运动的成果之一。义和团事件后，规定中国不准在天津地区驻军，精明的袁世凯训练三千警察进驻这个地区，维护了主权和地方治安。用警察取代衙役管理社会治安，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在经济领域，发展工商企业也用力很勤，成绩显著；有的项目至今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中国人今天仍热情传颂詹天佑修京张铁路的功绩，但往往不了解这条铁路的决策、资金筹措，包括决定用中国人和中国资金修建等等主要是袁世凯的功劳。一位美籍华人史家说：“它（京张铁路）是由袁发起、提出和取得的惊人成就。” 以往史学家认为袁世凯是被政治错误埋葬的。但即使在政治领域，也有许多事件是值得推敲的。一是袁世凯的称帝问题。他的称帝是君主立宪，是有别于封建的帝制的。他是参考了当时比较强大的英日等国的国体。二是签订21条。随着日本等国一些档案的解密和观看袁世凯签订21条的手迹及签订21条前后他的言行，袁世凯在此事件中是没有大错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唯一能作的，也就是用艰苦的谈判，来换取一些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条件。在当时，即使换了别的势力，别的人当政，也只能这样了。所以最后21条被迫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接受了。国家定为国耻纪念日，说是奇耻大辱，这确实是的。不过在签字之前的日，袁世凯就向全国通报，说不得已，只有签了，这实际上是奇耻大辱。在国人说这是奇耻大辱之前，他都承认这是奇耻大辱。在签订以后，袁世凯又下了一道手令:不经政府批准，有租让给外国一寸土地者，以国贼论处。当时的这种谈判，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留学海外的精英胡适就说：这个谈判应该说在之前中国的历史当中，是没有过的，该柔的时候柔，该刚的时候刚，争取到了对自己最大的退让。王芸生在30年代初编辑的《60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时候也说，在回顾整个谈判，袁世凯的指挥和领导，应该说是没有大错的。当年的一些历史学家也都肯定了当时21条的交涉。所以说他拱手卖国，是没有历史依据的，陈伯达给他的窃国大盗的“谥号”也是偏颇的。至于出卖戊戌变法和暗杀宋教人，更是缺乏确凿证据。 除此之外，在政治领域反而有一些是应该肯定的： 首先，执政第一年就制定了《国会组织法》，接着又依法进行选举，并在1913年初召开了国会。 其次，1913年1月9日公布《文官考试法》，表明他有意建立现代国家机关。其中规定文官高等考试，以国法学、刑法、民法、国际公法、行政法、经济学和财政学七种为主科，一定要考。商法、政治学、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通商约章等五种为附科，应试者自择其一。 再次，他推行军民分治，一再下令军警不得干预政治，也是完全正确的。 总的看来，他在制度层面的施政有可取之处，不能一概抹煞。
孙中山，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幼名帝象。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先驱，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9年6月1日，根据其生前遗愿，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钟山中山陵。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他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都受到敬重的革命家，中华民国尊其为国父、中国国民党尊其为总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称孙中山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高中历史论文一篇《评价武则天》600字左右 从武则天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她的功与过等方面来评价 提问时间: 2005-02-09 12:49:27 评论 ┆ 举报 最佳答案 此答案由提问者自己选择，并不代表新浪爱问知识人的观点 回答：大力水手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氏政绩 武则天从以皇后掌权，到由皇帝退位，共当政五十年。总的说来，她是一个有才能有作为的封建统治者，她在当政期间，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在发展的。她的政绩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继续推行改革，打破关陇（今陕西、甘肃一带）士族控制政治的局面，引用庶族地主参加政权。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是进步的。 唐朝前期，当权集团主要是关陇士族。武则天在夺取政权时，就是遭到这个集团的反对。如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极力反对武则天为皇后，认为她出身寒微，没有资格做皇后。武则天当皇后后，此二人都遭贬逐，先后死去。唐高宗死，武则天临朝听政，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后来唐的宗室李贞等也在河南、山东等地起兵。都先后被武则天镇压下去。武则天更加紧残酷地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杀掉唐宗室贵族数百人，杀大臣数百家。在这些被杀的人中，许多人是关陇士族，或属于关陇士族势力。从此，关陇士族更加衰落。 （二）重用庶族士人。武则天重用庶族士人，采取了如下三项重要措施。其一，在她为皇后时，通过唐高宗下令修改《氏族志》为《姓氏录》。《氏族志》是唐太宗时修的、内容虽是以唐朝官爵高下作等级，但很注意考究其是否属于士族，旧的士族观念很浓厚。《姓氏录》消除士族界限，完全依照宫品高下为准叙录，这就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庶族官吏的政治、社会地位。其二，武则天进一步推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录用人才。其中大量的人才出身于庶族。其三，武则天破格用人，如她曾令九品以上官吏及百姓，皆可自我荐举求用。武则天确实选拔了一批人才，如她的名相狄仁杰和张柬之，后来开元时期的名相姚瓃和宋蹋等都是她重用或选拔的。 （三）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武则天一再下令劝课农桑，奖励地方官吏注意发展农业生产。境内田畴垦辟、家家有余粮的州县长官，可得到升迁。为政苛滥、户口流散的州县长官，要受惩罚。在这期间，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从户口增长情况来看，唐太宗时，户口为三百八十万户，至武则天统治的末年，已增至六百十五万户。 武则天统治时期，也有不少问题存在。她任用了周兴、来俊臣、索元礼等一批酷吏，株连冤杀了很多无辜的人。她用人太滥，冗员太多，官僚机构过分庞大，又崇信佛教，大修寺庙，给人民增加了沉重负担；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农民破产逃亡。 揪错 ┆ 评论1 ┆ 举报 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文章 其他回答 如果有了满意的回答请及时采纳，不要辜负了回答者 怎样采纳答案 回答：brooks级别：学弟2005年2月9日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皇帝，历史上也只有一个武则天。可是 千百年来，人们对她的评价尽管有赞叹，可总离不开贬责。但以愚之见，那些贬责很多都是无中生有，强加之罪。 人们总说武则天是个热衷与权利的女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是个野心勃勃的阴谋 家，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武则天14岁入宫，正值青春年华，美丽聪慧，却得不到太宗的宠爱，屈膝当了10多年才人，太宗死后，又被遣送到感业寺当了5年的尼姑，她怎 能不感叹上天的不公？所幸的是，在当才人时她认识了李治，并使这个未来的帝皇对 她死心踏地，在登基后把她从感业寺接了出来，立为昭仪。 武则天这样聪慧的女人在等了李治多年后，怎甘心只当个昭仪？十几年的宫廷生活，让她深知后宫的残酷，为了自保，更为了满足她压抑在心底十几年的欲望，她必须取得皇后的位置。李治是个多情而又懦弱的男人，他对比他大几岁的武则天几乎是 言听计从。从感业寺出来仅一年，她就挤走了王皇后，并由此开始了她的权力生涯。 李治不但懦弱，而且根本不善于治国。当他发现武则天的才干和魄力后，几乎把 所有的政务都交给了她，武则天也乐在其中---没有几个人会对权力说不！尤其是武则天这种有才能的女人，在那种封建的时代，更会捉住一切机会。 李治死后，武则天的“靠山”倒了，那些之前对她暗怀不满，却畏于李治的默许而不敢公然反抗的臣子必然有所动静。武则天断然不会让权。这个被养大了胃口的的女人勇于挑战封建陋俗，自己称帝。这是武则天的前半生，不断挑战封建，不断巩固自己权力的时期。 称帝后，武则天精图励治，善用人才，把整个国家管理得仅仅有条，不愧为一个 英明的皇帝，。纵观历史，少有人比与其媲美。 然而人们在评价她时，总有意无意地忽略这些，而把目光放在其他地方，比如说她 专制的管治和淫乱的私生活。须知，武则天再怎么厉害，仍是个女人。在女人被极端压抑的年代，她的称帝实属大逆不道，不管她把国家管理得如何，她仍是许多人的眼中钉。于是，她不得不采取高压政策，以图国家的安定，这实在是不得已的下下之策。至于她的私生活，其实是小问题，只是许多人不能容忍一个女人居然也有“三妻四妾”而故意污蔑。武则天也是个人，并且是个大胆的女人，她为什么不能拥有对情感对性的欲望？也许正是她的身分使她觉得心灵空虚，在国事之余，不得不把精力转向，只是调剂罢了，再说，她的男宠也不多吧？只有薛怀义和张易之兄弟等几个而已，比起历代帝皇的三千粉黛根本算不了什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她养男宠也是在昭告世人她的皇威，显示自己的权力和男人一样。 总之，武则天是个英勇有为的帝皇，一个敢做敢当的女人，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 一道风景线。也许有人会质疑我，因为武则天曾亲手掐死自己的女儿。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到什么来替她辩护，我只能说也许宫廷里的残酷生存竞争逼得她不得不如此，必经没有哪个女人恨自己的女儿。再说，金无赤足，人无完人，谁没有缺点呢？ 以上只是我个人对武则天的简单评价，哪位看倌对她有更深刻的看法，可以拿出来交流交流哦！
英语系写历史论文呢？还是随便可以在古代史、近现代选题的。你是不是给中国近代史纲要写作业啊？如果那样的话，估计不用写的很专业啊。那就选择人物评价好了，近现代的有争议的历史人物很多，比如：林则徐 李鸿章 孙中山 袁世凯 。先去中国知网查找相关人物研究综述，然后自己再选定方向。做基础材料积累后，成文比较容易。
好吧，供你参考：“帝纣资捷辨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这是史记对商纣王的评价，可见，商纣王广闻博见，知识渊博，思维敏捷，身材高大威猛，力量无穷，可以徒手和野兽搏斗。他又是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他的智慧足以拒绝拒绝忠言，他的言谈足以掩饰过错。他非常善辩，明明做错一件事，经他一说，好象立了功一样。他的能力足以向臣下自夸，他的声望足以轻视世人。大家一直认为商纣王，商朝最后一位君主是一位一无是处的暴君。历史上的商纣王他宠信妲己，如史书上说“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而且“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骄奢淫逸，视天下万民为草芥，以天下成其一人之欲。用炮烙堵百官之口，封进谏之道，百官莫敢言。昔年一介忠臣·比干，见商纣暴虐荒淫，遂至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商纣王问其何以自持，比干曰：“恃善行仁义所以自持。”纣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遂杀比干，视其心。纣王暴虐可见一斑。纣王的行为自然使得大臣离心离德，像那有名的箕子，就逃到了朝鲜半岛，一直有这么一个传说，朝鲜半岛有一支就是他的后代。又如，纣王的太师，那是一个对王朝很重要的人物，就带着祭祀的礼器，乐器投奔了周。他把祭祀鬼神的乐器，礼器给带走了，卷走了。这在我们看来不就是丢了一些礼器乐器吗，古人可不这么看。祭祀的礼器是神圣的，把力气丢了，这个国家也差不多完了。当然客观的看，也有很多人认为，他并不一定那么差，这个帝王当然荒淫，暴虐，残酷，但是也做了一点是从比较长的历史阶段来看，还是有利的。譬如，第一，他开拓了山东，淮河下游和长江流域。商纣王派兵出去打仗，这个人孔武有力，想法也多，就把当时还没有开发的山东，长江流域给开发了。商朝疆界的拓展，促进了华夏文明的传播，有助于华夏大地的生产发展。第二，商纣王曾经也推行过一系列革命的措施，反对神权，改革旧的风俗。在商朝这可是不得了的，鬼神之事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帝王连鬼神都不拜，老百姓就会认为你不合法，大家会觉得你太过分了，而且，他还不祭祀，自然就会民心不稳，政局动荡。第三，它打破了奴隶主世俗贵族的世袭制，大量的提拔新人。这在当时相当的不简单，不仅是破除一种封建礼教，而且要平衡个大家族的利益，从中寻找突破口。第四，有一部分人认为，商纣王为古代中国的最终统一，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思想和物质基础，是统一中国的一位先驱。当然这最后一点评价，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公认，但有不少人确实在提这个看法。这也说明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恶人都要具体分析。这些现在看来在后来的历史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是却导致了商朝的灭亡，所以说，历史具有两面性，一件看似不合时宜的事也许对后世有不可思议的美妙影响。总的来说，商纣王是商朝历史上的一位暴君，它葬送了商朝五百年的统治，但与此同时，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是时代的先驱。打字好辛苦啊。。。纯手打，望给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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