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们很难想象，30年前，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泱泱中国，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土地管理和利用的法律。30年过去，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已初步建立，土地权利保护、土地登记、土地用途管制等诸多重要方面，均从法律上得以规范。在市场化配置土地资源的历史进程中，我国广袤的城乡土地激情拥抱法治。零的突破：选择市场，选择法治，土地管理和利用步入有法可依的轨道土地管理法制建设，合着改革开放的节拍而动。改革始于土地，改革唤醒了对法治的需求。1978年12月，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的包干协议一举掀开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新的历史，农村土地从人民公社的集体化大生产转变为以户为单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1982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土地管理法制化进程不断加快。1982年，国务院决定在农牧渔业部内设置土地管理局，作为依法统一管理全国土地的职能机关。同时，《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建设用地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出台、实施。然而，这些规定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土地分散管理、政出多门的局面。1985年，全国耕地净减少高达100万公顷，唤醒了人们对耕地资源的严重稀缺及加强耕地保护紧迫性的认识。1986年是新中国土地管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3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滥用耕地的通知》，提出要“建立和完善土地管理法规”，“抓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4月，农业部上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经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后提请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6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6月25日公布，1987年1月1日起施行。依据这部法律，我国对城乡土地集中统一管理。1986年8月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诞生，代表国务院对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土地实行统一管理。随后，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土地管理机构也相继建立，我国土地管理队伍不断壮大。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步伐不断加快。1987年12月，深圳经济特区敲响了土地拍卖第一槌，突破了当时《宪法》对出租土地的禁令。法随事变。1988年4月，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同年12月29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国有土地和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这次适宪性修改，一举扫清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面临的法律障碍，为土地作为生产要素进入市场开辟出一条法治之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后，以《土地管理法》配套法规建设为中心，形成以《土地管理法》为基本法律的法规体系框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86年8月到1992年年初的5年多时间里，国务院先后制定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外商投资成片开发经营土地暂行管理办法》、《土地复垦规定》等；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制定颁布了《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审批管理暂行规定》、《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土地登记规则》等。土地管理有法可依，并不意味着高枕无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特别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逐渐显现，土地管理面临严峻挑战。法律规定的分级限额审批制度，在现实生活中大打折扣。各地通过“化整为零”、“下放土地审批权”等办法，大量占用耕地。据统计，1986年到1996年，因各项建设占用、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灾毁等原因全国共减少耕地约亿亩，而同期开发复垦的耕地只有7368万亩，10年间，耕地净减少2898万亩。严峻的现实，迫切要求土地管理法制与时俱进。关键之举：确定用途管制的法律地位，土地管理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变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法制变革打下坚实基础。1996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经过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历时10个多月的调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政策性意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明确提出，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此时，《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也正式启动。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 8月18日修订草案上报国务院。经国务院第64次、第65次常务会议讨论审议原则通过后，形成了《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1998年4月11日，由国务院正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4月2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听取国务院就《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作的说明。8月29日上午，出席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的141名代表按动了表决器，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139票赞成获高票通过。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以立法形式明确肯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确立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和土地利用规划的法律地位。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继续向前推进。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出台，明确规定四类经营性用地一律实行土地使用权招标、拍卖和挂牌出让。但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征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问题的土地信访数量不断攀升，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日益突出，社会各界对改革和完善征地制度的呼声十分强烈。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决定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这一修正，不仅将原来的土地征用区分为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而且从《宪法》层面上强调无论征收或者征用都要给予补偿，体现国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同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对《土地管理法》的部分条款进行了第三次修正，主要是将总则第二条第四款的“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同时，将《土地管理法》中的“土地征用”全部修改为“土地征收”。随着土地管理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国土资源部门依法行政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以《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全民意见的成功尝试为起点，国土资源部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法律草案，积极采取听证会、论证会、座谈会等形式多方听取意见，奉行“开门立法”。对一些技术性较强的立法，认真组织专家咨询论证。《征用土地公告办法》、《国土资源信访规定》等规章在出台前，都全文公布，向社会征求意见。作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的重要内容，《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第一部严格规范国土资源系统听证工作的规章。2004年1月9日经国土资源部第12次部务会议通过后公布，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它是最早的由部门制定的听证规定。颁布并实施《国土资源听证规定》，是国土资源系统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以层级监督和行政救济为重点的国土资源行政复议工作不断得到加强，探索建立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制度，有效化解因征地补偿安置引发的群体性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法律的创新和变革，使我国土地管理走上法治轨道。新的起点：土地管理制度改革面临新形势，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担负新使命进入新世纪，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不断提速，土地问题成为各方关注的热点。2004年6月，国务院领导批示要求，在抓好土地清理整顿的同时，着手研究制定管理制度。7月，国土资源部先后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和专家座谈会，专题研讨国土资源制度建设，继而成立了加强土地管理制度建设领导小组，保证《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各项制度真正得到执行。当年10月，《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出台，决定重申，要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形势的发展，出现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过大、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土地地方违法用地比例很高、出现新的违法形式如“以租代征”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中央下定决心，要运用土地政策，切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下发，从调整利益机制、完善责任制度和健全法律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经过多年的积极摸索，土地管理改革方向越来越明晰，就是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并举，建立土地管理的长效机制。与中央的部署相一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物权法》，作出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规定。如：建立了不动产统一登记制度，完善了土地征收补偿制度，构建了以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为主要内容的土地物权体系；依据宪法，按照党和国家关于征地补偿安置必须保证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的原则，对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进行了完善；贯彻平等保护的原则，在土地物权体系方面作出了多项创新性规定。结合《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国土资源部部署开展了相关部门规章的制定工作。2007年12月30日，《土地登记办法》正式向社会公布，并于2008年2月1日起施行。《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规定》等规章的制定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决定》同时明确，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积极稳妥和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的任务迫切，《土地管理法》已进入新一轮修订。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拟将《土地管理法》修改列入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国土资源部党组对《土地管理法》的修改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土地管理法》修改工作方案和修改思路，目前，《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的起草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据部有关负责人透露，起草工作坚持四项原则。一是既要全面总结和回顾现行《土地管理法》实施以来取得的经验、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又要展望未来土地管理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构建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新机制提供法律武器。二是注重将党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党中央、国务院在土地参与宏观调控、完善征地制度、提高新增用地成本、节约集约用地等方面已经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将通过法律修改使之上升为法律制度。三是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将被实践证明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共同责任制度、国家土地督察制度等上升为法律制度。四是坚持开门立法、民主立法。这是我部立法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原则，也是保证立法质量的关键环节。起草《土地管理法》修订草案，除了由部机关主要司局参与起草外，还特别委托中国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起草专家建议稿，委托广东等省厅联合起草地方建议稿。最终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稿，将综合考虑专家和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的意见，并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30年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正站在一个崭新的起点上，我国土地法治之路必将走得越来越顺畅。（
[摘 要]土地作为物，是极为重要的社会经济资源。本文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从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法学、经济学的、历史的、世界的角度和眼光考察大陆传统民法物权和民法典理论，主张物权法可以缓行，制定土地法，更加合乎我国的国情，从长远看，也更加维护了物权制度体系的完整和民法典的稳定。 [关键词]土地 土地法 一 土地法律制度建设的意义 农业税的取消有划时代意义，已经引起极大关注和广泛称赞。但是根本问题不在农业税，而是土地法律制度问题。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土地，中国有 60%的耕地处于中等产量，需要有大量的投入；农民问题最核心的就是收入问题。世界发达国家土地都是私有地，土地法律制度非常完善和稳定。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民增收的关键。农民上访，农村的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不稳定有关。土地法律制度是农村的基本制度，不解决，国家的农村政策难以贯彻，法治、人权目标也无从达到。解决农民低收入问题，应该从土地入手。即使农业税真正取消，等于平均每亩土地增收20元。如果我们能够稳定土地法律政策，农民必然会主动增加对土地的投入，其增收远远超过20元，难度和成本也远远小于取消税赋。 国家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留于农业，也可以帮助农民而鼓励他们转到工商业同时鼓励其他力量投资农业建立更开放的市场。第二条路更好更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目前制定物权法的重大障碍是民法典的稳定性，和政治、经济的制约如国有企业制度，土地制度之类的重要制度遭遇现代化、全球化年代。而“在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而且最能够体现各国的本国特色”。 [1]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采用物权的概念，而用“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现实性就在于土地法律制度的不成熟不稳定。而如果盲目追求概念体系的形式完美并急于求成，反而会损害法律的尊严并在实践上造成对社会关系的破坏从而最终侵害人民的利益。 土地是重要的自然资源，是大多数其他财产的来源。从古到今，东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重视关于土地制度的立法。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土地法》这样一个总揽性的土地法律文件，我认为未来的土地立法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拟定一部《土地法》，代替或统领目前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和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 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确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若干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抵押登记的若干规定，土地登记规则、土地违法案件处理暂行办法 等。 而作为民法典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物权法则可以缓行。 土地法是社会法，不同于单纯的私法性质的民法或单纯公法性质的土地管理法。我所构想的土地法应该具有类似知识产权法在民法典中的地位，属于但不捆绑于，有一定的独立性，出于现实、时代和适用的考虑使其游离于民法典这一文件之外；而婚姻法则应该回归民法典，因为婚姻法本身比较起土地法更具有私法的性质，同时婚姻纠纷更加的有法可依，人们对婚姻制度有相当的信仰，现代婚姻制度已经基本建立和深入人心，未来所需要的将是细微的修改。而土地法律制度则处于一个相当变动的年代，无论是制度上还是人们的心目中都是不可信赖的。在民法典物权编中解决土地制度的立法固然是良好法治的一个重大设计，然而在当前却不大现实，只会耽误民法典的出台和损坏民法典的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书》及《地方法规汇编》是《民法典》的归宿，《民法典》必须与法律规则体系相协调，这一点也很难达到。在一个权力缺乏必要控制的社会，权力必然要蚕食人民的宪法权利，民法规范必然被管理法制渗透、误导和破坏； 详尽的 民事法律这一现代社会主体性法律的处境是完全不利的。立法者一定要制定出包容一切的《民法典》，可以预计的是，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废除掉管理法制的侵扰性规定，即使民法典颁行后进行法律清理，但是没有宪政体制的法制，不可能完成对固化权力的管理法的清理。包容一切的《民法典》纳入现有管理型法律体系内，暴露在管理法制侵袭之下，必然根本落空。物权法的重要任务是要理顺国家与国有企业的财产关系；物权法应当解决集体所有制的主体、内容、及权利的行使问题， [2]这其实是作为私法的物权法无能为力的。在当前的改革年代，土地法是变动不居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19 28年12月湘赣边界政府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和各地起义后制定的《土地问题决议案》等，29年4月的《兴国土地法》；30年5月的《土地暂行法》；30年8月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土地法》，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抗日民主政权的减租减息条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1947年9月的《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49～1952年的土改，53年开始的初级农业合作社，56年开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58年开始的人民公社，62年“人民公社16条”，1978～1982年的“大包干”，88年修改宪法和土地管理法，1997年后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每次间隔太短。土地调整非常频繁，已经严重威胁到了土地的稳定。可以想象未来民法典物权制度的变动性。 土地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土地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土地法律制度的调整对象是土地的归属关系、利用关系、流转关系和管理关系。 [3]土地法要确定土地的各项权属，并尽可能地将土地的一些权属界定给农民。权利不仅要界定清楚，还必须能够有效地保护。如果在法律上界定给农民的权利，农民并不能全部地拥有，或者说全部地拥有代价太高，那么这项措施也不是根本解决土地纠纷和税费负担沉重的行之有效的方法。要想使这种方法奏效，国家必须严格执行各项法案，并有效地监督基层严格地执行这些法案。很明显，在目前中国农村的政治环境、行政环境、法律环境约束下，低成本地保护法律赋予的农民的权利是不太可能的。 土地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土地法，是一切的和土地直接有关的法，狭义的，则指为实现一定土地政策所为关于土地分配，利用及改良的法律规定及其附带规定的总称。土地法从广义上说不仅包括了专门的土地立法，还包括其他法律制度中的有关土地的规定，这当然也包括了大陆物权法和英美财产法中的不动产制度的规定。土地法体系是由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旨在调整因开发、利用、保护、改善土地和土地市场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其他法律渊源所组成的系统。土地法体系不是指某个具体的土地法律、法规或法律规范，而是指所有土地法律规范，土地法律、法规和其他土地法律表现形式，其他土地法律渊源的总和，包括土地权属，土地的合理开发、利用，以及土地保护、治理、管理等十分丰富的内容，涉及民法、经济法、环境法和资源法。狭义的土地法，仅指综合性的《土地法》，也即专门的土地立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如前苏联、朝鲜、罗马尼亚和柬埔寨等国的《土地法》。关于土地法的具体内容，不同国家由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存在很大差异。例如，英美法系国家主要的土地法律制度包括彼此联系并不紧密的三项制度：地产制度、信托制度和特殊土地财产权制度 .大陆法系各国土地法律规范中核心内容都是直接渊于罗马法中的土地物权，其内容包括土地所有权、役权、永佃权、地上权、质权和抵押权。本文所指的体系参考综合了各种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的学术体系，希望通过比较和争鸣，可以促进土地法现行体系、目标体系和其他体系的优化、健全和发展。 二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及评析 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由宪法、基本法律和土地法构成。宪法是根本的法律文件，是土地立法的基础。基本法律如民法，刑法，行政法对土地问题作出的重要的规定，是制定下一层次土地法的主要依据。土地法是土地法律体系中的主体法。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土地法》――以致于群众、媒体和干部在不同场合把《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都分别叫做“土地法”――而只有管理性质的《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具有较多管理色彩的民事法律文件《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环境法方面的一些文件等等。中国的土地法律框架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来划分。从纵向关系看，它包含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由国务院颁布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与宪法和基本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的地方性土地法规；由国务院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及其他各部（委）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制定的土地规章，如 2002年4月3日国土资源部第11号令于2002年7月1日起施行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等；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的土地规章。从土地法的横向关系看，应包括所有与调整土地关系有关的法律，如《城市规划法》、《测绘法》、《铁路法》、《森林法》、《水土保持法》、《农业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水法》等。这些法律从不同的侧面，规定了法律的调整对象与土地关系的协调问题。 农村土 地私有化是可行的和必行的。土地的所有权应该界定给农民， 农村土地承包法 的宗旨其实就是如此。 私法性质最浓的农村土地承包法 在维护农民的权益方面，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例如，在总则部分，强调农民，亦即承包方，有平等的承包和不承包的权利，特别强调发包方不得单方面解除承包合同，不得假借少数服从多数强迫承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得以划分“口粮田”和“责任田”等为由收回承包地搞招标承包，不得将承包地收回抵顶欠款，强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转包费、租金、转让费等，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协商确定。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截留、扣缴。并尽量避免土地使用权的频繁更迭。鉴于有些地方农村干部常常任意改变机动地的面积，操纵其分配和使用而牟私利，严重侵犯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第 63条规定，“本法实施前已经预留机动地的，机动地面积不得超过本集体经济组织耕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不足百分之五的，不得再增加机动地。本法实施前未留机动地的，本法实施后不得再留机动地。”这些规定有利于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农民保卫自己对土地的使用权、转包权、出租权、互换权、转让权、继承权等权利，使农民在承包期内捍卫自己对土地的排他性使用，强调了土地权利的物权性。 从效率的角度，特别是从促进要素的充分流动性和自由组合性的角度，这部法律似乎缺乏前瞻性。农村土地的流转必须大大加速，才能有助于农村人口的大部分彻底离乡离土，有助于耕地尽速向种地能手集中，有助于农业经营的平均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结构的深刻改变，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农业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农贸市场上发挥比较优势。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世界上绝大部分实行土地农户所有的国家还有较大的区别。中国仍然坚持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先进国家没有一个采用中国的这种独特的土地制度的。这种土地制度会在中国与世界接轨和向真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历史过程中，逐渐显示其局限性，不利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和私有制下的土地流转相比，其规定不但使土地流转变得更为困难，而且容易政治化。《土地管理法》和《土地法管理实施条例》中对土地的控制权规定不明确，容易造成上级和下级的管理混乱。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权限没有划分清楚，就会造成权力缺位或者权力越位，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对农民权利的损害而已。《土地管理法》和《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农民和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界线划分不明确，国家和农民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处于农民之上。在国家征用土地的时候，法律上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国家依法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但是，国家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划拨国有土地使用权的除外”，“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但是，至于政府应该怎样有偿使用，法律上却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或者解决原则。农民的土地权利没有得到法律的有力保障，农民的土地权利在国家权力面前变得非常脆弱。而在农民和政府之间关于土地问题���苁保�┟衲岩哉业揭桓龊侠淼慕饩龇桨浮！锻恋毓芾矸ā酚搿锻恋毓芾矸ㄊ凳┨趵�返牟蛔悖��踅缯�圩罹缌业木褪桥┟竦耐恋厮�腥ㄎ侍狻Q�踅缂负跻恢氯衔��ǎ可对农民与土地郑夸的相互关系没有能够清常跨定＃壳当矗咯民龋浚寇害、龋咯问题难决的关迹浚口。应该福咯民以确切的土地耍啃权＃竣在罚可在明确福胯保障。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珍惜保护土地；只有剑苛地权永久性地赋予农民＃咯民才会真眨磕实现土地的自由买卖＃矿规?呐┮稻？貌拍芄挥行У亟？小？/SPAN> 而且目前 农民对土地公有的法制观念非常淡薄，一些人片面认为，土地是集体的，如能用来建房就变成了自己的，于是千方百计多占宅基地，甚至将承包的责任田当成私有土地，未经许可随意侵占或调换建房 .现在农村大量空闲宅基地问题， 在老村之外又聚集成新村，致使旧村出现了大量闲置、废弃的宅基地和空白带， 而新的民宅布局散乱，占地面积过大，宅基规模一年超过一年。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个个庞大的 “空心村”。 如何让 “空心村”实起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不仅是基层组织面临的新课题，更是国家土地立法的大问题。土地私有化就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三 横向对比考察 德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土地所有制度和物权制度可能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体系。美国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为了处理西部拓殖中的土地问题，美国国会通过了多个土地法。 1785年土地法是第一个付诸实施的联邦土地法。它规定了土地国有制和向移民出售的原则。在出售公地的过程中，联邦政府从1796年至1820年间，采取了部分信贷和延期付款的优惠政策。从1806年至1832年间，国会又通过了多个《救济法》，来延缓未付款土地被没收的期限。这些措施对贫苦农民获得土地起了一定的作用。 1861年 5月20日通过的著名的《宅地法》是西部开发中最具民主色彩的一部土地法，它实际上为每个或每户合乎条件的定居者无偿分配了一块160英亩的安身立命的宅地，从而大大加速了西部的土地开发。1866年，联邦政府将土地出售政策扩大到了矿产地，推动了采矿业的资本主义开发。从1823年起，联邦政府为公路、运河及铁路的修建，拨赠了大量的土地，推动了西部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在美国，一个以农为业的小康之家，需要拥有的一级农地大约是中国的三百亩。今天中国一户农家的耕地太少，还要交承包租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大量地弃农从工，中国的农民不可能达到小康。 法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大得益于拿破仑的法典。土地制度改变，农奴就变成自由民，人身依附关系也即消灭。俄罗斯总统普京上台，首先就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的私有所有权，是基于既定约束下的成本最优或收益最大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在交易成本不为零的条件下，将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将比界定给政府或国家会产生更大的收益。任何制度或契约能够顺利施行，不仅需要清楚地界定所有权，而且还要有效地保护所有权，否则制度或契约将难以执行，违约、越权及各种侵权行为都会发生。 四 历史考察和 土地私有化思路 土地私有制的确立代表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深远的制度更替；土地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同时中国历史上因土地制度政策的失误导致灾难性后果的教训也值得吸取。 [4]中国传统是土地私有，从井田制到明清，私有是一个传统。而且，民国以来，土地私有就已经制度化了，而在清朝，皇帝还可以没收土地。 中国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土地法》。当然，当时的《土地法》有其局限性，比如限制租赁、限制租金比例、强制永佃权等，行政权力过大。自秦汉至清末的二千多年间，耕地始终是在国有――私有――国有的三轮大循环中变化着，每一次由私有土地向国有土地转化都伴随着社会动乱与逆转；而由国有土地向私有土地转化则促使农业经济恢复和国家强大。与此相适应，通过土地买卖兼并转移产权，利用租佃制经营又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关系的主要内容。非耕地一般属于国有，基本上不加入产权流动的领域[5].我国封建制度中的土地私有产权曾长期存在并允许在较大范围内自由流转，起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土改彻底废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建立起土地平分的农民家庭私有制，允许私有土地产权自由买卖、出租、典当、抵押、赠与等，并受到国家土地法律制度的有力保护。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农地私有制，具有很强的生产激励作用、农地配置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随后，我国确立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隐含着土地平分机制，它直接刺激农村人口快速增长，反过来又使人地比率下降，造成农地经营规模的细碎化，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和土地报酬率递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继续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通过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使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国家始终没有给农民下放土地私有的财产权。因此，下一步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彻底恢复土地作为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要素的性质，引入市场经济机制，发挥市场在配置农业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真正使农村土地流转起来。通过积极培育和逐步完善农村土地市场，来提高农地利用水平，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投入产出率，提高农业市场化、国际化程度，不断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繁荣。我国下一步继续进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必须建立科学有效的土地法律 制度。 我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体制下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长期虚置，形成行政权大于农地所有权或使用权的传统，导致农村耕地资源大量流失，侵犯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要按照农民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与经济上相统一的原则，重构产权清晰的农村土地市场主体，并从宪法和有关土地法律制度上予以保护。 据1996年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分析，国有土地面积占，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面积占，尚未确定土地权属的面积占[6].由此可见即使把农村集体所拥有的土地面积全部私有化，也不会彻底改变我国土地资源的社会主义公有性质；相反若继续维持现行的国家土地征用制度，只能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往城市国有土地所有权单向转移，直接造成农民所拥有的农用土地资源存量的净减少。农村土地私有化使城乡土地市场的产权关系更加明晰，便于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来优化配置资源，促进可耕地在农户之间自由流动，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水平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和农村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农村土地私有化有利于耕地规模适度的集中经营，可以更好地发挥土地作为增加社会财富母体的再生功能，将会培育出大量的新型合作经济实体和合作经济组织，建立 和发展新型的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土地不是私有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意味着农民如果永久性地离开土地，就将丧失土地的权利。所以打工在外，他要定期回去，政府对农村土地按照婚嫁生死3、4年调整一次。调整意味着没有真正的私有产权。调整的权力，完全在政府手中。 农民人口一定要大幅下降，弃农转工商。 中国几亿农民都要从土地里面走出来。中国现状却是农民走了，就会丧失对土地的权利。所以现在农民抛荒现象非常严重。把土地交回村里以后，丧失权利；却又不能买卖租赁，因此他宁愿荒着，出去打工。 土地制度应该公有还是私有，其实这是农民的权利问题， 他应该能自己决定土地是公有还是私有。宪法规定，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就是说，那这个村集体里的人应该能决定将它们分了或者出租或者出卖。没有完全的私人产权，没有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地价不能形成。土地私有化，以及取消户口制度、把人变成自由民。这是两件重大且急迫的事情。如果土地是他的，他就可以永久移民。因为他的地即使不卖掉，也可以委托别人管理、出租。 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举家进城居住、务工或经商的农民日益增多，建新房弃旧房日多，农村集体土地上农民卖私宅的情况越来越普遍。由于没有产权证而无法办理过户手续，拆迁时如何确定受偿主体，由此引发的纠纷越来越多，主要原因是我国现行法律对此类财产的买卖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既没有规定农村集体土地上的私宅不得买卖，也没有规定农村私宅如何买卖。因为这些房屋没有产权证，买卖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导致大量农村私宅闲置，进而由于无人居住、无人修缮而倒塌。另外，土地法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农民土地包括宅基地、自留地和自留山，属于农村集体所有，出售宅基地实际上是对农村集体组织所享有土地所有权的侵害。而在农村，以出卖房屋为名出售农村宅基地非法谋取利益的现象也比较突出。农民的房屋财产缺乏保护，不利于农村人口的流动和农村经济的市场化发育。私有化使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私宅能够合法、有序地买卖，以促进农村人口有序流动，推动农村经济健康发展。 土地所有权私有化可以在改革中逐步实现，在此基础上在建立成熟完善的物权法体系和民法典。正是 向来枉费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2002年土地承包法案而言，已经明确地将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流转权界定给了农民，但是农民并没有完全得到法律上赋予他们的各项权利。 当然与私有化应该同时进行的是加强基层民主化进程。另外可以取消、削弱或者淡化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因为村委会和乡政府在目前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并且就其所起的作用看已经是弊多利少。目前农村村委会的工作绩效看是非常差的。农村土地的所有权界定给农民。农民行使土地权利将不再与村委会签约，而只是与国家签约，是社会契约（ SOCIAL CONTRACT）。 五 结语 民法的各基本制度中物权法最需要也最能够体现本国特色。物权法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一国对本国资源的分配和利用的范畴。况且，我国是资源相对短缺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向重视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不能不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更多的强调从本国的国情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概念出发，所以要研究中国的物权，必先研究中国的土地权利；要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物权法，必先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权利制度。[7]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物权法、民法典不能急于求成，现实的做法可以考虑先建立完善的土地法律制度这并不意味这我们停滞不前。而是在不断前进不断完善中要注意立足现实，一步一个脚印，才能真正有利于民生和国计。 [1] 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6页 [2] 王利明，《物权法专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3] 王卫国，前书，第3页 [4] 王卫国，前书，第2页 [5] 江平， 《 中国土地立法研究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第96-97页 [6] 刘育成， 《 中国土地资源调查数据集 》 全国土地资源调查办公室印制， 2000，第38页仅供参考
1、半殖半封开始时期：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在土地方面，根据“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和“无处不均匀”的原则，以户为单位，按人口和年龄平均分配土地（土地私有制）；在产品方面，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原则，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产品分配公有制）。基本没怎么实行。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政治纲领（三民主义）中包含“平均地权”（民生主义）规定现有地价归原主，增涨地价归国家（卖主变为资本家，买主就是资本家，国家财政有保障）。这是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基本没怎么实行。3、国共十年对峙时期：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路线规定：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意义：调动了一切反封建因素，保证了土地革命的胜利。4、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的土地政策：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意义：减轻封建剥削，提高农民抗日和生产积极性；保障地主利益，有利于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5、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按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田，农村人口平分。贯彻解放区土地改革总路线：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消灭封建剥削，发展农业生产。意义：使解放区一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到了土地，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成为解放战争迅速取胜的可靠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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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长时期内，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将会是我国保险资金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阵地，主要投资方式未来可能从信用借款转向PPP等项目融资方式。2006年以来，中国保监会发布了一系列保险资金运用政策，支持保险机构通过债权、股权等多种形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保险资金主要采用间接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由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发起设立信托型投资计划，向保险公司募集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项目。截至目前，保险机构通过发起设立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项目资产支持计划等投资计划，投资各类基础设施项目超过万亿元，主要投资项目有中石油西气东输项目、南水北调工程、京沪高铁等国家重大工程及城市轨道交通、保障性安居工程、棚户区改造项目等重大民生工程。债权投资计划已经发展成为企业年金、银行理财资金等保险业外资金争相配置的重要金融产品，成为部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核心业务和重要收入利润来源。未来一段较长时期，我国仍将处于快速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积极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规模巨大，均对中长期投资资金的需求很大。与银行、证券、信托等其他金融部门相比，保险业可以提供期限更长、供应更加稳定、资金成本较为合理的巨额资本，有条件成为经济新常态下长期投资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外部环境挑战从外部投资环境看，保险机构投资基础设施项目还存在一些挑战因素：一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凸显。目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基础设施项目的主要投融资主体，以平台债务融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不可持续。大部分平台主要从事投资回收期较长的基础设施和园区建设等公益性或准公益性项目，难以依靠项目及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偿还贷款，维持资金链条主要依托土地财政。地方财政提供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担保是包括保险资金在内的各类社会资金向平台提供融资的主要动因。从长期看，地方财政收入有下滑趋势，地方政府还款能力可能进一步下降。部分地方政府契约精神和信用意识较为淡薄，还款意愿较低，甚至存在“新官不认旧账”、“管借不管还”以及通过行政手段逃废平台债务的现象。在部分区域，地方政府通过多个融资平台集中举借巨额债务，借新还旧、平台相互担保等情况比较严重，部分城市需偿还的债务本息已经远超过其可支配总财力。近年二、三线城市土地出让净收益普遍大幅度下降，土地财政难以持续，区域性投资风险逐步显现。二是股权投资权益保障机制难以落实。例如，2007年平安资产发起设立股权投资计划募集保险资金，成为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并委派了董事和监事。由于京沪高铁存在治理结构、关联交易、核心资产划分等问题，影响了京沪高铁的发展质量和运营效率，京沪高铁作为优质资产会计报表连年亏损，极大损害了保险等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三是缺乏配套支持政策。例如，保险资金股权投资计划取得的收益为目标公司的税后分配收益，应免征企业所得税。但目前税收法规存在滞后性，实务中保险公司面临重复征税的问题，严重影响了保险资金的投资收益和投资积极性。又如，不动产投资计划的资产抵质押登记制度尚未明确，在国内大部分地区无法办理不动产抵质押登记，严重限制了投资计划的风险管控和权益保障能力。监管政策制约从监管政策层面看，2012年10月发布的系列监管政策大幅度拓宽了险资投资计划的运作空间，政策效应已经显现。从市场主体反映的情况看，还需要进一步修订监管政策。目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一是监管政策立法层级过低。目前投资计划主要依据是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还有一些非正式的监管口径，缺乏上位法支持。监管政策对微观具体事项规定过细过严，修订不及时，缺乏制度弹性，限制了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产品创新空间。二是投资行业范围较窄。监管政策限定了交通、通讯、能源、市政、环境保护等5个可投资行业，与实体经济的重点投资行业并不匹配。现有投资计划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和不动产3个行业，合计占比超过90%。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中，投资额占比前五名的行业依次是制造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用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三是高度依赖外部信用增级。符合监管政策免于信用增级要求的偿债主体较少。按2013年中国500强公司排行榜，年营业收入不低于500亿元的公司不到100家，其中还有部分公司净资产低于300亿元，不满足监管要求。如此，绝大多数债权投资计划都需要有非常强的外部信用增级，显著增加了融资主体的融资成本，造成对信用资质好的融资主体的挤出效应。一方面，降低了专业管理机构选择优质偿债主体的空间，降低了投资计划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债权投资计划的第一还款来源普遍较弱，形成风险隐患。市场主体问题从市场主体层面看，保险机构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行业文化的制约。保险业长期存在重视前端销售、强调当期激励、忽视能力建设的文化缺陷，对保险资产管理产品领域的负面影响表现为：低价竞争与同业抢夺项目，投资协议不规范而存在法律风险，以高当期激励争夺行业内有限的专业人员，普遍忽视后续管理与风险管控，急于拓展业务而忽视能力建设、风险控制和投后管理等。二是投资管理能力普遍不足。目前，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投资模式单一、投资期限较短、创新意识不强、专业团队相对分散、投资风险管控能力较弱。基础设施重点项目的资金需求量较大，投资期限较长，涉及较多的法律问题和投资风险，协调管理成本较高，投资风险难以控制，需要积聚行业力量来对接重大项目，提升专业管理机构的投资能力。三是保险资金负债成本逐年走高。近年，保险与券商、基金、信托、银行理财等金融机构和产品的竞争加剧，推高了保险产品的渠道销售费用和负债成本。保险资金对投资计划的收益率要求超过企业年金和银行理财产品，制约了保险资金通过投资计划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能力。由于投资计划的收益率不能覆盖其负债成本，部分中小保险公司大量投资高风险高收益的信托计划，潜伏了较大风险。创新路径思考首先，保险机构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保险资金作为保险公司的负债，是保证其履行保险赔偿或给付义务的准备金，是中产阶级的风险储备金和养命钱。与信托、私人银行、私募基金等针对高净值客户的金融产品相比，保险资金更加强调投资安全性。由于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规模大，投资回收期长，资产流动性差，信息透明度较低，存在较大投资风险，因而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对投资管理能力的要求远高于股票、债券等公开交易品种。为有效管理投资风险，专业管理机构应当在项目储备、尽职调查、信用评级、项目评估、交易结构设计、决策审批、组织实施、产品销售、后续管理等重点业务环节具有较强的专业水平，建立具有项目投资、法律、会计、审计、资产评估、信用评级、风险管理等方面从业经验的专业团队，建立相互制衡的运作机制，减少对个人专业能力和业务资源的过度依赖。保险资产管理机构需要实现专业化运作，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设计专业化运作流程，积聚专业人才和资源，有效提升投资管理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其次，保险机构需要加强业务创新。最近几年，保险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大力开发准标准化的债权投资计划金融产品，锻炼了队伍，积累了业务资源，建立了销售渠道。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管理，地方政府隐形担保及刚性兑付逐步打破，地方融资平台面临转型与分化。财政部与发改委等部门正在积极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可以预计，符合价格调整机制相对灵活、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投资规模相对较大、需求长期稳定等特点的经营性及准经营性基础设施项目，未来可能主要通过PPP方式进行融资运作。保险资金要顺应这种变化，适时将投资计划的发展重心从公司融资或平台融资转变为项目融资，创新交易结构和产品形态，以项目本身的经营性收入作为偿债资金来源，减轻对银行担保等外部信用增级的依赖。通过投资计划直接对接优质投资项目，投资期限与项目投资回收期相匹配，偿债安排与项目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相匹配。由此减少偿债主体的再融资风险及保险资金的再投资风险，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提供中长期稳定性投资资金的比较优势。再次，保险行业需要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一是行业协会需要发挥更大作用。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已经成立，债权投资计划等金融产品注册查验工作将主要由行业协会承担，监管部门将更多关注系统性区域性风险防范。行业协会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挥好维权、服务、创新和自律的功能作用，积极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规范发展。二是尽快建设投资计划交易清算平台。由于投资计划个性化特征较强、信息披露不足，目前流动性较低，缺乏市场化定价估值机制，亟须建立相应的市场基础设施。包括：建立或选择资产交易场所，让资产流动起来，盘活存量；要有专门机构进行产品登记和确权，建立登记中心和行业管理平台；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对相关利益主体的约束力，不断提高信息披露的时效性、连续性、全面性。三是建立行业性母基金。保险业通过成立行业母基金的方式开展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投资，可以构建行业平台和公司平台两级专业投资管理平台，统筹行业力量，提升行业整体投资能力和风险管理水平，同时还能有效实现投资分散度，平滑投资风险。最后，进一步改进监管方式与机制。按照“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总体要求，加强和改进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一是完善监管政策。尊重市场主体，鼓励行业创新，根据市场情况及发展需要及时修订、整合及简化监管政策，提高监管效率和弹性。在政策层面支持保险机构扩大投资空间，丰富投资工具，加强风险管控，确保投资风险可控。二是完善配套政策。主动加强与国土、住建、财政、税收、环保等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沟通协调，推动相关部门尽快出台支持保险资金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配套支持政策。三是加强风险管控。持续监测保险资金投资风险，确保保险资金安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解析土地财政土地财政”是 “寅吃卯粮”，其制度弊端已越来越明显、突出，理应退隐历史舞台。出路在于组建“土地国资委”，分离政府经营土地职能;同时，放开“农地入市”土地财政，从收入来源看，主要包含两大类：一是与土地有关的税收，如耕地占用税、房地产和建筑业的营业税、土地增值税，等等。目前，地方政府重点征收的是房地产税和建筑税，有些地方这两项税收甚至占地方总税收收入的百分之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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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2 完善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探索3 政府责任视角下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研究4 社会保障基金筹资模式的比较研究5 “城中村”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6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管理问题研究7 我国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的问题及对策研究8 社会转型期弱势群体生存保障问题研究9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研究10 论中国社会保障基金的保值增值11 工会组织在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作用研究12 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3 关于构建我国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研究14 农村土地产权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5 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研究16 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7 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研究18 女性农民工劳动权益保障研究19 基本养老保险逃费现象的成因及对策研究20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区域差异化研究21 河南省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构建22 我国社会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风险及其控制23 “三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中的企业年金研究24 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研究25 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的影响与对策36 论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对就业的影响37 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问题研究38 人口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保险制度研究39 养老保险基金投资风险与防范机制研究40 中国农村养老资源的需求与供给研究41 构建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体系研究42 转型条件下中国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保障研究43 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及其可持续发展问题探索44 民间养老服务机构运行机制和养老保障功能研究45 应对老龄化的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研究46 养老保障中的政府角色研究47 东亚国家养老保障模式比较研究以及对我国的启示48 新时期我国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问题研究49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与发展研究50 中国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研究51 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及其运行模式研究52 城镇弱势群体的医疗保障问题初探53 论我国医疗保障事业中的政府责任54 农村新型医疗保障制度及其构建路径研究55 制度边缘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研究56 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研究初探57 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研究58 社会医疗保险费用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59 中国社会医疗保险费用控制研究60 我国医疗保险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及其控制61 社会医疗保险中的医方道德风险问题研究62 河南省医疗保险运行状况分析及对策研究63 我国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改革问题与对策研究64 医疗保险制度的国际比较65 农民工医疗保险制度研究初探66 我国现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及控制对策研究 67 医疗保险费用控制机制研究68 社会医疗保险基金的风险管理研究69 医疗保险费用支付方式探究70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政府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研究71 论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政府责任72 我国流浪儿童社会救助问题研究73 论我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问题研究74 农民工社会救助制度缺失与对策研究75 城镇弱势群体社会救助问题研究76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社会救助问题研究77 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社会救助问题研究78 我国城市反贫困问题研究79 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80 建构城市贫困大学生统一社会救助体系81 构建农村社会救助体系的思考82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改革研究83 中国农村社会救助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84 社会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研究85 城镇灵活就业问题研究86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问题研究87 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88 公务员养老保险问题研究89 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问题研究90 家庭功能变迁中养老模式的选择91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研究92 人口迁移中农村养老问题研究93试析我国医疗费用增长过快问题94我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刍议95论医疗保险道德风险的防范与管理96论完善我国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的机制97论城乡一体化的居民医疗保险98论我国工伤保险的预防职能 99论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100论我国社保基金的监管机制101论我国社保基金的运营102医疗保障的政府责任研究103医疗保障的政府投入问题研究104养老保险的政府投入问题研究105论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106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保障107论医疗保障水平的地区差异108 我国失业人员社会保障问题研究109 对完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思考110 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管理研究111 对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制度的思考112 论我国社会保障中政府的责任113 社会保障基金与资本市场互动关系研究114 我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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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失地农民日益增多。目前，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各地也对一些失地农民杜会养老保险问题进行了探索，为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构建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要与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具有可街接性。政府要承担制度建设的责任，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步伐明显加快，大量土地被征用，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在2006年4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劳动保障部关于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及2007年4月28日(关于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指导下，全国许多地方已经建立了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但是，制度在实施过程当中不断显露弊端。如何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使其今后的生活无后顾之忧，并顺利地被城市化，分享城市发展带来的利益，是农村社会稳定的关键，也是确保城市化得以顺利进行的关键。1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状况及存在的问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状况20世纪80年代、1992年前后和2003年前后，中国先后兴起了三次轰轰烈烈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侵蚀了大量的耕地。据资料显示，1987年至2001年，全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万亩，2002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529万亩，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再次净减少3806万亩。截至2004年底，全国开发区占地万平方公里以上，已经超过现有城市建设用地总量。这场运动正在制造着大批“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失地农民。目前，全国失地农民总数估计在4000万人左右，每年还要新增200多万人。izl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一般每征用一亩耕地，就伴随着个农民失业，这意味着我国“失地农民群体”将从目前约4000万人剧增至2030年的亿人，失地农民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在对他们的土地征用过程当中，各级政府和部门主要采用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的办法，试图在短期内解决征地所带来的问题。由于该办法简单易行并给有关部门带来较大收益，所以被许多地方普遍采用。但最近两年这种办法的弊端不断显露，在国务院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指导下，一些地区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这些制度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计问题。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在具体的做法上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一般来看，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全面负责的社会养老制度;中等发达水平地区，可以为失地农民建立起政府、集体和个人三方或者其中两方缴费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不发达地区，则可利用失地补偿金为失地农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与商业保险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例如:(1)大连模式。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将失地农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凡是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全部被纳入到社会养老保障范畴，完全由政府或集体出资，个人不必交纳任何费用，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2)青岛模式。青岛市唠山区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区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充分体现三方共担的原则”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的筹集，以青岛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60%作为缴费基数，按照缴费基数的20%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其中，区政府按照缴费基数的6%给予基本养老保险费补贴，个人和集体按照缴费基数的14%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失地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3)重庆模式。政府依托商业保险公司推出失地农民商业保险的社会养老保障。重庆市探索出“政府+保险公司+农民”的补偿金发放新模式。政府把原打算直接补偿给农民的钱交给保险公司，由保险公司进行资本管理及运作，每月固定发给失地农民180多元钱。(4)四川模式。政府为失地农民提供基本生活社会养老保障。2004年初，四川省出台的省委一号文件规定，从政府土地收益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从2004年起，对因国家征地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民，全部实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制度。这些制度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探索出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的新途径。然而，由于目前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得这些制度只能是在一些地区推行，并不具有广泛性，还有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无所依靠。目前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针对失地农民建立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在我国是一项崭新的尝试，所以这些新生的制度难免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只有进一步认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使我国失地农民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护。缺乏权威有效的法律法规依据。各地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主要是各级主管部门下发的业务性指导文件，对全体失地农民而言，缺乏国家法律规定和政府权威文件的支持。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瘴工作的开展，完全依靠各级政府领导自身的认识，“肯定”则全面推动，“否定”则否定一切。阻碍失地农民的正常流动。失去土地的农民，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必然要走出农村，到城市中寻找工作机会，但是由于各地对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政策不统一，一旦发生社会养老保障的纠纷，就会由于缺乏通畅、公正的解决纠纷的机制，而导致失地农民流动困难，限制了他们的自由流动。制度缺乏前瞻性。各地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运行了一段时间以来，已经逐渐表现出了某些落后性。制度设计没有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对接。各地政府大都从目前的经济状况出发，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采取政府保障、商业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等模式，而没有考虑到失地农民失去土地后，早晚要被城镇化，其社会养老保障也势必要与城镇居民的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缺乏强制性。调查显示，在目前各地实行的各种社会养老保障中，政府强制要求失地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险的仅占参保人数过少，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作用。大部分失地农民都存在着短视行为，他们更注重即时消费，而忽视未来消费。另外，由于他们受到多种因素制约，如理财能力不足，养老观念相对滞后等影响，无法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作出合理的安排。如果政府不强制他们现在就为其老年生活作出理性安排，那么他们进人老年，生活水平将无法保障。基金增值渠道不畅，运营风险较大。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的持续保值、增值，直接关系到基金的壮大和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事业的发展。根据现行的政策，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与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一样，其增值渠道被限制在存银行、买国债的范围内，基金增值在正常的情况下很难达到预定的增值标准。再者，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物价指数波动较大，银行利率的变化也较为频繁。在年利率较低、投资渠道单一的现实情况下，要想使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有效增值很困难。2为失地农民建立与城镇职工相对接的社会养老保障我国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从最初的国家保障到政府、企业、个人三方参与;从各地政策不统一，到全国政策统一等，这些使得我国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日趋完善，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失地农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将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逐渐被纳人到城市人口中，那么在为他们建立社会养老保障的时候，就必然要借鉴城镇职工的社会养老保障政策，避免走弯路。我国应建立与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相对接的、水平略低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立与失地农民情况相适应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来源问题。我国人口众多，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也处于起步阶段，国家的负担很重，完全靠国家出资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势必要从土地收益中来考虑如何解决。有调查显示，目前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收益分配结构中，地方政府和村级组织得到大部分，失地农民获得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这就决定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障资金要由地方政府、集体及个人三方负担。有地方政府和集体参与的缴费，资金来源的稳定性就有了保障。建立全国统一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可行性将更高，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前途将更加乐观，我国今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完善制度，加大推进力度。社会养老保障对象的选择社会养老保障的保障对象，应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失地农民来区别对待。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失地农民，他们达到就业年龄以后，按照城市新生劳动力，进人城市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年龄在巧周岁以上的失地农民没有就业的，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就业的强制参加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年龄在劳动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以上的，一次性交足养老保险费用，从交足费用的次月起领取社会养老金。社会养老金的水平不能低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社会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是整个制度的一个重要部分。失地农民本身并没有多余的资金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其可支配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土地的补偿费。如果把土地的补偿费一次性发放给农民，那么有的农民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把它用光。另外，集体和地方政府部分的补偿费和收益，如果不采取相应的措施，也有可能被挪作他用。为了保证征地补偿款不被挪用，实现专款专用的目的，资金应直接从国土资源部门划拨。资金的筹集模式应借鉴城镇职工基本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模式，选择“三位一体”的部分积累制，即由三方缴费“统账结合”的资金筹集模式，政府出一点、集体补一点、个人缴一点。政府出资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30%，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这部分资金全部进人统筹账户;集体承担部分不低于保障费总额的40%，从土地补偿费中列支;个人承担部分从征地安置补助费中抵缴。集体和个人的缴费以个人的名义存人个人账户。考虑到失地农民收人不稳定的特殊性，缴费时间应具有一定的弹性，他们可以按月缴纳、按季度缴纳、按年缴纳，或者是根据自己的收人情况，决定缴纳时间。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民，必须在个人账户中交费，够巧年以上的才能享受社会养老保险待遇。社会养老保险墓金的管理失地农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是对失地农民的负债基金，是参保农民日后养老的“活命钱”，是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事业运行的基石，其管理和运营的质量直接关系到这项事业的成败。在管理上，政府要积极参与，社会养老保险资金首先必须由政府专职部门统一管理，建立财政专户，单独建账，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或挪用。其次，政府要建立相应的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风险基金，用于应对紧急情况或根据物价涨幅适时调整保障水平，确保失地农民领取的社会养老金不“贬值”。同时，对基金的正常运行要执行严格的监管，采取“收支两条线”的方式进行管理。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障基金管理机构与经营机构分开设置，前者负责对后者的监管和对社会保障市场的调控，后者负责基金的筹集、投资运营等，而且必须保障监管机构的权威性、公开性、科学性和独立性。社会养老保津基金的运营基金的运营要设法把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通过投资经营的方式实现增值。鉴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我们未必要将全部社会养老基金交由私营机构经营管理，可以交由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经营管理。在引进投资机构时，政府相关部门要对这些公司的资质、经营状况和信誉水平等各方面进行认真地考察，同时引进多家投资公司，并引人竟争机制，通过多元经营，分散经营风险。要保证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顺利保值、增值，不能仅限于存银行、买国债，必须实现投资方式多样化，应适当涉足实物投资、银行存款、国债及其他各种债券、股票、投资基金、抵押贷款、外汇、期货和国际投资等，但是这些投资领域的风险和收益具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强投资的监管。基金运营的监管要采取“社会监管”的形式，也就是要通过强化监管，最大可能地降低运营风险，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监管主体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政府要设置专门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监管机构，加强对经营机构的监督，重点应集中于金融、财务和业务方面，督促经营机构建立完善的管理规章。为了防止舞弊行为，要建立市场准人制度，规定基金经营管理机构的最低法定准备金和相应责任，建立财务公开、信用和绩效评级制度以及严格的经济处罚制度。二是设立由投保人代表、村组集体代表和代表村组与个人利益的管理专家组成的监管理事会，理事会既监管经营机构的运作，又对政府监管机构进行监督。这既有利于保证失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又有利于防止政府监管机构的失职行为。社会养老保险金的支付由于社会养老保险基金采用了“统账结合”的模式。养老金的支付也应分为两个部分。养老金二社会统筹部分+个人账户部分。社会统筹部分按照城镇职工社会养老保险的计算公式计算，养老金的水平经常根据物价指数和工资指数定期调整，与当地的生活水平相适应。个人账户部分失地农民能够领取多少养老金完全取决于个人账户基金的缴纳水平和增值状况。缴费达到15年以上，年龄达到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的失地农民可以领取养老金。养老金的发放，由社会保障部门委托指定商业银行按月将养老金直接存人受益人的银行账户，此账户的设立和更改完全与受益人的身份证信息挂钩。参加失地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只要达到法定领取基本养老金年龄，即有权通过当地社会保障机构登记开这一收益账户。同时，由于银行联网制度的存在，受益人不管在何处居住，都可通过居住地的银行取得这笔养老金。
民国时期土地制度承袭清制。孙中山领导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辛亥革命”，推翻清皇朝，但没有改变土地制度。地主封建土地所有制、公常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和佃农、雇农并存。现在所能看到的历史资料，明清以来罕见占田千亩的大地主。地主占有的相当一部分土地只有“田底权”，是因为农民遇到天灾人祸被迫出卖水田时，采用“绝卖留种”方式，即所有权归买方，卖方保留租用权，卖价比清业田稍低，如不积欠租谷，地主不能撤佃。卖主成为佃农，每年承受地租剥削，但不负担田赋和“田赋附加”之类杂捐，有固定的土地可供长期使用，愿作必要的整修水利、改良土壤等基本建设。
这个问题就不对，民国是1912-1949。民国之后是新中国，所以民国之后，中国究竟丢失多少土地，呵呵.........你要干嘛！！！你说的应该是国民政府时期的民国，北洋军政府的民国是继承了满清法统的，意思是北洋从满清手里接过的领土就不包括满清之前割让的（因为满清当时合法政府，又是通过条约割让的）。但所谓的北洋军阀完全的保住了剩下的领土，没丢掉一分，甚至在那样的国力下北洋的徐树铮还收复了外蒙。而且北洋政府是一战战胜国签了一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所以现在的中国还可以对北极进行开发。所以北洋政府不好但也没课本里写的那么差，虽然看起来卖国但是从不买给一家，而且没有真正的卖国。国共两党都推崇的孙中山刚开始也是卖，但大家都是嘴上说说。但毕竟史书是胜利者编的。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经历过抗日战争，以及为清除 中 共 倒 向 美 国 ，国民政府承认了外蒙独立，对外兴安岭，唐女乌梁海更是没办法，所以 南京国民政府没有保住满清留下的土地，反而还丢了外蒙。多说一句，现在一说俄罗斯，苏联就好像和中国很亲切，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且也是最爱背信弃义的国家
民国时期 村土地制度的构成是：土地所有制有四种形式，即国家土地、私人土地、公共团体土地和土司土地；地主土地和国家土地以及公共团体土地主要以出租方式经营，自耕农和佃农主要是以家庭式的小农方式经营其土地，土司土地的经营方式大都采取农奴制；佃农耕种的土地收获物的一部分作为地租交与地主，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生产资料，自耕农的土地收获物一部分和地主地租的一部分作为赋税交与政府，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生活生产资料。民国时期农村土地制度的特点是：土地占有极为不均，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农民土地很少或没有土地；地租赋税沉重；商业资本、高利贷活动猖獗。土地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土地买卖现象更加普遍，土地买卖中的宗法制度被打破，土地日趋集中于地主之手，地租率不断上涨，加之赋税沉重，农民的贫困化加剧，农村生产力停滞不前，严重阻碍了当时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面对农村经济出现的这种状况，抗战时期重庆国民政府曾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时土地制度所存在的诸多弊端。通过以上研究分析，民国时期农村土地占有极不合理，经营方式极端落后，分配方式极不公平，已严重阻碍了当时工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因此，要进一步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必须废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
白色区域为1949后被土匪出卖的国土。
我来完成的可以
今年以来，因贯彻中央“一号文件”，调减农业税，取消部分涉农收费，农民负担得到减轻，粮食价格阶段性回升，种田效益明显增加，农民种田积极性提高，不少地方的农民向集体重新要求承包土地，进而引发了土地承包与流转中的一些矛盾、纠纷，并呈上升趋势。经调查，矛盾和纠纷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前些年，因农民负担重、种田效益差、耕作不方便、发展集体经济等原因一部分组的土地被交由村级经营发包，现在又回过头来要求归还土地承包经营权；部分实行“两田制”的地方没有按规定纠正到位，群众要求将责任田的承包经营权重新落实到户；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要求归还以前抛荒弃耕、甚至当时自愿放弃承包经营权的土地；个别农户要求归还土地流转程序不规范、手续不完备，或者存在强制流转现象的流出土地等。 如何妥善处理当前土地承包流转中的矛盾与纠纷，是各级组织特别是乡 （镇）村两级组织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笔者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认为处理此类矛盾与纠纷心须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江苏省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依据，以有利于发展农村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村社会为目的，既要保护和调动农民的种田积极性，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又要实事求是，妥善处理，防止引发更多更大的社会矛盾。 1、对外出农民回乡务农的，如果在外有稳定的就业，有固定的居住地，集体经济组织首先要做好思想工作，鼓励其继续从事二、三产业。如果农户确实需要土地而原有承包地巳被专业承包的，原则上待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承包地。如果已经将农户承包地平均分配给本集体经济组织其它成员的，可在机动地中予以解决，没有机动地的要尽量帮助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获得土地，实在不能解决的，在下次土地小调整时解决，目前可以通过给予适当补贴的方式处理。对空挂户、口袋户等人员要求承包土地的，原则上在原户口所在地处理，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发包的，待承包合同到期后再予以返还，如果原有承包土地巳经平均分包的，原则上待下次土地小调整时再予以落实。返还、落实承包土地时要补交其承担税费的尾欠。 2、对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没有与农户直接签订土地流转合同的，要全部进行补签，或者完善委托流转手续。原来没有土地流转合同但有约定的，要依法补签；原有流转合同不规范的，尤其是群众意见较大、补偿标准低、流转时间过长的合同，要视情况商定调整补偿标准和办法。对强迫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首先仍然要做过细工作，钝化矛盾，征得群众理解支持后完善必须的手续程序，不能征得群众同意、确需要回土地的，原则上应当协商做好土地返还工作。集体经济组织或其它组织截留、克扣土地流转收益的要全额返还给流转农户。 3、对以划分“口粮田”“责任田”为由，收回农户承包地搞招标承包的，原则上要维护招标承包合同的严肃性，继续予以履行，但对招标收益从现在起根据情况分别处理。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追加投入改造的，原则上全部返还给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巳经增加投入改造的，要在协商一致基础上，在集体与农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已经将承包金一次性收取到位并已经用于还债、办事等方面的，要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可以不予返还。如果集体债务较高、确需继续使用承包金还债的，必须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在群众同意、签字盖章后方可进行。招标合同到期后必须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重新确权到户。 4、对因农民负担过重，粮食价格过低，耕作不方便等原因而带来一部分组自愿将组级土地交归村级并相应扣减相关税费及劳务的，要实事求事加以处理。农户当时已经全部签字盖章的，按照规定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对当时农户没有签字盖章或者只由组长一人代签的，要完善手续，到位后再办理土地所有权变更登记。当时大部分群众没有同意，现在土地仍为集体经营、农户又需要土地的，应当将土地返还给组级重新确权到户。若土地已经发包并且没有到期、暂时无法返还的，从现在起其承包收益要返还到组。如果集体经济组织追加投入改善生产条件的，经过协商，承包收益在村与组或农户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如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没有增加农田投入的，承包收益要全部返还到组或农户。如果承包金在发包时已经一次性收缴并已使用的，要逐年将组级应得收益记入该组积累，待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有能力时再予以返还。专业承包合同到期后要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返还到组到户或委托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发包。对“五老地”、荒地、废地等由村级集中统一开发并发包的，原则上要维护原有承包合同的严肃性，发包主体仍然为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但要根据村级投入情况，在村与组之间进行利益的合理分配。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就解决了。如何保障农民权益，得看是谁在侵犯农民权益，重在监管和执行，谁来耕种都不是问题，重点是为什么要耕种，怎么耕种，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简单问题。
“三农”问题与农村金融改革的思考摘要】 <正>"三农"问题是制约我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瓶颈,而农村金融问题又是制约农村发展的瓶颈。农民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原因查遍、措施用尽,然收效甚微。究其根源,在于农村金融改革超前而农业经济发展滞后,从而使先进的农村金融制度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