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从吾（1894～1970）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894年10月7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夏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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倚诺原创:姚启圣，浙江会稽（今绍兴马山姚家埭）人，字熙止，号忧庵。明朝诸生（诸生：明清时期经考试录取而进入府、州、县各级学校学习的生员）。生于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年）。十岁能文，十三岁补弟子员（系秀才的一种）。貌魁岸，性豪放不羁。清顺治初年（1644年，时年21岁），明南北两都相继覆亡，绍兴南明鲁王监国政权亦一载而散。公知人心已去，无可挽回，遂放弃无谓抗争，出游四方。游通州，为土豪所侮，于是游说清军，声称愿以家财充军，得授通州（扬州府）知州。任通州知州，执土豪杖杀之，弃官而归。喜任侠。顺治十六年（1659）游肃山，遇二健儿掠一女子行，其父随之哭，牵持汹汹，公怒，夺佩刀杀二健儿，纵翁与女子去。膂力过人。用20石弓，双手能勒住奔马。治军有方，赏罚分明，所养奇才剑客，皆能拼死效力。临阵应变如神，常能出奇制胜。性慈，不妄杀戮。请开海禁，撤兵开界，复民田庐，让降卒垦荒为生，所复田庐以万万计，功德于闽尤深。平生慷慨仗义，尤恤文人，各属皆置学田。康熙元年，姚启圣以布衣上疏，请八旗开科。公于康熙二年（1663）中举，八旗乡试第一，授广东香山知县。前任因负课数万下狱，姚启圣代为偿还。其时，澳门人霍侣成弄兵作乱，姚以计擒之，俄而逃去，又率奇兵缚以归，海乱才告平息。督抚忌才。康熙七年（1668年），新任广东总督卢兴祖揭发平南王尚可喜等广东官员走私澳门，且多从香山县境出海。由是，姚启圣以“擅开海禁，私通澳夷”被罢官，“识者多悲其不遇，而公之志浩然不衰”。罢官以后，姚启圣充分发挥了他的经商才能，短短七年间就积累了数以十万两银子计的巨额财富。姚启圣的擅开海禁之举，在清初汉人官吏中是绝无仅有的。他后来在福建总督任上再次开启海禁，在台湾回归中原政权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于闽叛清，兵入浙江境内，陷温州，及台、处州诸属县。康熙命康亲王杰书统兵进讨，姚启圣与子仪募健卒数百，赴亲王幕下效力，得以复职为诸暨知县。同年，耿精忠部何九、徐维英以枫桥为据点攻扰诸暨县城，姚启圣率兵与数万叛军先战于新店湾，叛军不敌向枫桥败退，又大战于枫桥，悉平叛军。康熙十三年，姚启圣任处州府知府。康熙十四年，因剿平紫琅山土寇，且“屡献奇谋，亲王甚器重之”，康亲王疏陈姚启圣劳绩，超擢浙江温处道佥事。从都统拉哈达剿平松阳、宣平县叛兵。康熙十五年，偕同副都统沃申、总兵陈世凯等协剿耿军，攻打石塘，焚其木城，斩获甚众，乘胜收复云和县。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清军击败浙江、江西境内的耿精忠部队，分道入闽。十月，姚启圣父子随康亲王军合战精忠。姚启圣为清军前锋，姚启圣使子仪破精忠将曾养性于温州。师入仙霞关，趋福建。耿精忠见势不利，欲降，又恐不为清廷所宥，犹豫不决。姚启圣单骑入福州劝降，胸藏韬略，议论恢闳。耿精忠瞻其风仪，深为折服，说：“是殆李抱真之流，定不欺我。”遂降。从此，福建清军得以全力对付郑经。姚启圣以功升福建布政使。早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就从荷兰人手中收复了台湾。时耿逆初平，而海氛未靖。姚启圣自备衣粮，招募壮勇，有澄清海外之志。尝曰：“国家声教无外，今逆藩虽已削平，而以台湾一弹丸廑宵旰忧，使沿海居民不遑宁处，罪将谁归！”时郑成功子郑经踞漳州、泉州、兴化，清军进讨。姚启圣勤于公务，事无大小皆亲自处理。入闽时年54岁，“发浓黑，两眼如炬”，任总督后，仅3年时间，“鬓发皓白”。姚启圣除处理军务外，也关心地方行政。当时，大批八旗兵驻扎福建，经常骚扰居民，“淫其妻女，系其老幼，喑恶叱咤。稍不如意，棰楚横至，日有死者”。姚启圣蒿目伤心，在郑经退至沿海岛屿时，就上疏要求调回八旗军队。及至厦门克服，请益力，终将大部旗兵调离福建。旗兵撤离时，将驱使被虏掠的2万余名百姓同行，姚启圣又以重金贿赂康亲王，请其下令：“军中敢有挈归良民男妇者斩。”并出资30万两银子，赎回被掳百姓，让其回乡。在收复沿海岛屿后，即请“开海界，复民业”，以使闽人重获“耕渔衣食之资”。姚启圣任总督先后捐出十七八万两银子为军费，还捐资为各府、县购置学田共1000余亩。任上整顿吏治，“贪官即刻参处，蠹役立毙仗下”；并“革除大珰，严禁火耗，开浚河道，修理桥梁”等。康熙十六年（1677年），姚启圣从康亲王先后收复被郑经部占据的邵武、兴化、泉州和漳州等地，兵临广东潮州，郑经逃回厦门。据守潮、惠的郑经大将刘进忠派陈文弢谒康亲王，窥探虚实。姚启圣与陈文弢有旧交，乃合谋招抚刘进忠。下半年，叛军吴三桂将领韩大任，欲突围至汀州，下海投靠郑经。姚启圣以韩大任是骁将，“不可弃以资贼”，又单骑至其营劝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二月，韩大任降清，姚启圣选其精锐2000人作为亲军。同年春，郑经用刘国轩、吴淑、何佑等统兵反攻，连战皆捷，把清军主力围困于海澄。福建总督郎廷相见势不妙，要求康亲王急调姚启圣部来援，表示“愿以位代”。六月，清廷任命姚启圣为福建总督，筹解海澄之围。不数日，海澄食尽城陷，3万清军全部被歼，形势极为严峻。姚启圣连上十疏，请调各路大军赴援，并密陈郑经所以能在福建得手，“盖闽人为之用也”，建议“当先有以固闽人之心，而后贼可退”。康熙帝览奏大悦，对诸阁臣道：“闽督今得人，贼可平矣。”特降玺书褒扬。康熙十七年，将军喇哈达、赖塔，总督姚启圣，巡抚吴兴祚，提督杨捷分道并进，贤、镐、子威以舟师会克平和、漳平、惠安，复解泉州围。七月，姚启圣偕海澄公黄芳度由永福进兵，收复平和、漳平二县，并调各路援军逼近泉州。经将刘国轩等进逼泉州，立营于蜈蚣岭。姚启圣率壮士出战，将军赖塔、都统沃申等夹击，连破其寨，斩其部将郑英、刘正玺等十余人。国轩兵败逃遁，姚启圣乘胜克复长泰县。因功授正一品。九月，刘国轩放弃泉州，集中兵力转攻漳州。姚启圣率兵8000人出城迎战，冲破刘国轩的营垒，俘斩4000余人，扭转福建战局。姚启圣率部乘胜进攻，连克长泰、同安，刘国轩退守海澄。鉴于海澄与厦门、金门、海坛相首尾，不可猝下，姚启圣先后派遣张雄和黄志美到厦门与郑经议和，皆未成功。同月，姚启圣复遣其子仪进兵同安，巡抚吴兴祚率兵赴援，攻复永春、德化。姚启圣会平南将军赖塔督大兵进攻国轩。国轩攻泉益急，而萧琛遣人驰报将军喇达哩（喇哈达、拉哈达）、提督杨捷统满汉兵、兴祚帅闽安水师并至，众将士益惧。国轩恐内变，遂断南门二桥遏追兵。全军道南安金鸡桥、雪岭抵同安。知琛妄报，以告经。遂斩琛，流其妻子于淡水。 姚启圣等遂入泉州、攻海澄，败国轩于江东桥，又败之于潮沟。十一月，姚启圣在漳州设立修来馆，专门招抚郑氏官兵，凡来投诚者一律发给银牌以示奖赏。有官职的上报吏部以原职起用，有逃走再来冒领奖赏者也不追究。两年内，共招抚郑经官员5153名，士兵35677名，或就地入伍御敌，或随行征剿，推心置腹不疑，异于郎廷相之怀疑闽人而不敢用。姚启圣奏请复设福建水师提督，统一指挥各地水师；又与巡抚吴兴祚造船300艘，用投诚的郑氏官兵充水师员弁，很快组成2万余人的水师队伍。年底，姚启圣奉命在福建再行迁界。于是，“上自福宁，下至诏安，赶逐百姓重入内地，或十里，或二十里。”在界线上安营扎寨，严禁百姓以物资接济郑军。十八年三月，侯袭爵败杨金日等于山头仔。喇达哩破东石寨，陈深战死。十八年夏四月，国轩屯玉洲，吴淑屯萧井寨相犄角。丁丑（十三日）夜，大雷雨，淑为寨墙压死；国轩驰往恸哭曰：“是又断吾一臂矣！” 五月，国轩攻江东桥，击败清军。康熙十八年七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上疏请求重新设立福建水师提督，并先后两次上疏，极力保举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靖海将军，将万正色从水陆提督改为陆路提督，以谋伐台湾。经过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并决定，恢复设立水师提督（原设水陆提督，此后分设水师提督、陆路提督）的建议被采纳，但任命万正色为水师提督，而非施琅。十九年二月，姚启圣与赖塔及总兵赵得寿、黄大来等分兵7路合击。二月，杨来嘉乞降。姚启圣会水师提督万正色出闽安，兴祚会宁海将军喇咯达、总兵王英等自同安分三路并进。郑经命诸镇将防御，人莫有斗心。乙丑（初五日），国轩率三镇拒海坛，正色麾众大破之；国轩力整营垒为自守计。癸酉（十三日），姚启圣会平南将军赖塔统水陆军七道并进，守将皆闻风纳款。丙子（十六日），水师将军朱天贵自海坛遁还，劝经速渡台湾。丁丑（十七日），国轩遂弃海坛，与苏堪、陈昌分守玉洲、石马、海澄，天贵守平海屿，郑经与施凤守铜山，左武卫林升等分守湄州、南日、平山、崇武诸屿，江机等分守金、厦左右十九寨。戊寅（十八日），平南军径取铜山。凤等思内应，执经以献。凤故经所最亲信者，傅霖密告经，经急执凤等诛之。然顾左右皆莫测，遂弃铜山，遁厦门，诸将降去。同日，姚启圣抵海澄，堪、昌皆开门纳降。国轩遁厦门见经，相持恸哭，出姚启圣、兴祚招书先后数十道，曰：“诸将皆如是，奈何！”庚辰（二十日），康亲王帅玉洲等降将为先道，进取金门、厦门。平南军还屯潮州。辛巳（二十一日），正色破天贵于平海屿；宁海军分克南日、湄州、崇武诸屿。壬午（二十二日），经率诸心腹乘舰东渡，尽以两岛委国轩、天贵。甲申（二十四日），王师克云霄，英等破海门。康熙十九年三月庚寅朔，姚启圣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会平南军分攻湾腰山、观音山、展旗等十九寨，皆破。己亥（初十日），兴祚督王英等会宁海军进攻厦门，五营将军江机等争先迎降，国轩手刃数人不能止，仅与天贵等出战，士卒不用命，天贵负重创先遁。姚启圣会诸军竞进，众益溃叛。国轩夜弃厦门，退泊辽罗，文武千余员、水陆兵数万出降。大军遂取金门，俘获无算。 康熙知道姚启圣了解东南沿海情况，且能担大任，便起用姚启圣征讨郑经，率兵收复台湾。姚启圣上任后，与地方官员和各路军队通力合作，大败郑军主力。同时采取招抚政策，瓦解郑军内部，先后大约有十三万郑氏官兵归顺清廷，从而使台湾郑氏集团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姚启圣也因此功而官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正一品。康熙十九年，兴祚出同安，与姚启圣、捷会师，自陆路向厦门。提督万正色以水师攻海坛，分兵为六队前进，自统巨舰继，毁经师船十六、兵三千，余入水死，郑经部将朱天贵引退。正色督兵追击，斩经将吴丙、林勋；湄洲、南日、平海、崇武诸澳皆下，天贵出降。副都统沃申击破经将林英、张志，水陆并进趋玉洲；国轩走还思明，经将苏堪以海澄降。姚启圣分遣总兵赵得寿、黄大来从赖塔击破陈洲、马洲、湾腰山、观音山、黄旗诸寨；兴祚复与喇哈达等逐经兵至浔尾，遂克厦门、金门。经还台湾。夏五月，天贵穷蹙乞降，姚启圣待之有加礼，表为浙江平阳镇总兵。复遣人持书币招国轩。国轩谢使者曰：“善报熙止，努力事事，勿复以国轩为念。海水若涸，我心则降。士为知己者死，国轩受延平两世信任，无有贰参。且天下多才，何伋伋于二姓臣是贵？若天不殄明，延平再振，国轩敢不束矢操戈，追随熙止以畣嘉贶也。” 在清军收复厦门、郑经逃回台湾时，姚启圣主张乘胜追击，攻取台湾，曾请求清廷“亲率舟师，剿灭台湾，永除后患”，但未被采纳。康熙十九年（1680年）八月，清廷与郑经议和，许郑经准其以“不必剃发，不必易衣冠，称臣纳贡可也；不称臣，不纳贡圣亦可也”。郑经允议，要求以海澄为互市公所，因姚启圣反对，和议未成。康熙十九年十月，姚启圣计招宾客司傅为霖内应，高寿、蔡恺附之。建威后镇朱友发其事，为霖等伏诛，怀安侯沈瑞，亦被屠家。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为施琅长子施齐、侄施亥谋擒郑经被杀一案，做了大量、深入的调查，复与吴兴祚、杨捷“合疏密题”，题请“从优恤奖，以阐忠魂”。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中风死去。子克臧自经出师时为居守，永华请于经，号监国。年未冠，明察能治事；顾乳媪子，锡范等意不属，先构罢永华兵，永华郁郁死。及经卒，遂共缢杀克臧，奉经次子郑克塽嗣为延平王。郑克塽幼弱，事皆决于锡范。姚启圣因遣使吊丧，阴以多金赂左右，使为闲。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福建总督姚启圣、巡抚吴祚先后具疏，请开边界以便沿海。康熙二十年六月，姚启圣以全家老少一百二十一口人的性命再次担保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第四次提议），称：“破台湾非水师（即海军）不可，习水师非（施）琅不可，请用琅为水师提督”。 康熙皇帝在得到郑经病死和台湾内乱的密报以后，认为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到来。于当年六月果断作出了进军台湾、澎湖的战略策略，并将原来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调任为陆路提督，把具有丰富水战经验的施琅，任命为福建水师提督。十月，施琅抵厦门赴任。琅及将军、总督等进取彭湖及浯屿，遇国轩大战。正色军先败遁去，吴潜追至嵩屿（海澄东北），又败之。国轩窘琅于嘉禾，几获琅。姚启圣先在丹霞降建威后镇朱友，使向导前进援琅，琅得逃海门。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原水师提督万正色、左都御史徐元文却攻击诬陷姚启圣贪霸。其中左都御史徐元文奏劾姚启圣“侵占民利，扣克军饷”，在攻打台湾问题上“始欲养寇，继欲穷兵”，奏称：福建总督姚启圣、水师提督施琅自去年率兵进剿台湾，至今尚无成效，为其供应军需已极为困苦，因而应谕令总督、提督暂行停止进剿。姚启圣在复奏中为自己辩解：“臣自入仕京师，未有产业。而军前捐银十五万有奇者，香山罢官后贸易七年，得积微资，并臣浙江祖产变价，及亲朋借贷，经年累月而有。”而事实上，在姚启圣担任总督以前的布政使任上，便捐银六万六千八百两，后来又陆续捐私银十五万二千九百余两。以朝廷颁布捐银晋赏规格：捐五百两加升一级，姚启圣可以晋升四百余级。这些，对姚启圣的实际升赏，其实并无任何作用。也可见，姚在耿精忠反兵入浙江境内时“以家财募兵”并非虚言。同时证明万、徐二人实在是无耻之尤。此时清廷内反对武力征台的呼声再起，康熙下旨暂停进剿台湾。康熙二十二年，施琅进兵台湾，时国轩以二万人守澎湖。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军乘南风从铜山官前湾（平海澳）出征台湾，入八罩屿，攻澎湖。二十二日，遂克澎湖。击沉师船二百，斩将吏三百七十有奇，兵万余；国轩以小舟自吼门走台湾。七月，郑克塽使请降。琅疏闻，上降敕宣抚，郑克塽上降表。琅遣侍卫吴启爵持榜入台湾，谕军民剃发。八月，琅督兵至鹿耳门，水浅不得入；泊十有二日，潮骤长高丈余，群舟平入台湾，人咸惊谓无异成功初至时也。郑克塽及国轩、锡范率诸将吏出降，诣京师，上授郑克塽公爵，隶汉军正红旗；国轩、锡范皆伯爵。诸明宗人依郑氏者，宁靖王术桂自杀，鲁王子及他宗室皆徙河南。上以国轩为天津总兵，召对慰勉；眷属至，赐第京师。郑克塽请为成功子聪、经子克等叙官，上特许之。八月，琅定台湾，姚启圣还福州。姚启圣作为清廷在福建的最高长官，他和施琅尽管在征台的策略上看法不一，但在施琅出兵以后，他在后勤保障方面，以及后来安排郑氏官员的善后工作中都全力配合。同时，他对施琅成功收取台湾也是褒扬有加，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他写道：施琅“六月渡海，深入不毛，提臣施实为人所不敢为；而身亲行阵督战带伤，提臣施实又为人之所不肯为——六十年巨寇一旦平定，外域悉附版图，海国克奏肤功，提臣之勋，真莫大焉。”姚启圣之所以能如此做，是因为其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始终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在平台过程中的功绩也将永垂史册。据传，当郑成功父郑芝龙起事时，厦门有石文云：“生女灭鸡，十亿相倚。”解者谓：“十亿”，兆也；加“女”，姚也。“郑”从“酉”，“鸡”也；“灭鸡”，灭郑也。郑氏初踞海上，公始生；郑氏传四世六十年，而为公灭。呜呼！康熙二十二年十一月底，公疽发背薨，年六十。关于姚启圣之病，有如下记载：予又闻公之病疽也，始于平厦门之岁。时有鼓山异僧者，善医，延之既至，曰：“疾不足忧也，天之生公，将为闽疆奏荡平也。今事尚有待，公未死也。”果不逾时而愈。及台湾既定，疽复发仍延之，则辞曰：“疾不可为矣，夫闽疆既定，公将死矣，老僧虽在无益也。”呜呼！孰意天责公以闽事，既成而即翦其命，天亦谓之何哉。姚启圣死后归葬于越（现在绍兴县漓渚镇棠一村相家塔），丧归之时，军民哭送者数万。（《碑传集》卷15）姚启圣关心故乡绍兴建设，曾修郡邑庠及三江闸、西江塘，《清史稿》有传。有《忧畏轩遗稿》、《忧畏轩奏疏》及诗文多篇传世。摘自绍兴E网论坛>绍兴杂谈>拯救古城（责任编辑：郑文燕）
邓广铭,王曾瑜,袁腾飞
赵乃抟（1897~1986），字述庭，号廉澄。浙江杭州人。著名的经济学家、教育家。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获文学学士学位。1923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攻读经济理论，192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北京大学担任经济学系教授达55年、系主任达18年，著名经济思想史专家。1986年12月17日逝世。 1930年携妻、子归国，应聘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研究教授。后历任经济学系主任、北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长沙临时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系主任至1949年夏。此后，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赵乃抟从教55年来，对欧美经济思想史和我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有很深的学术造诣。主要论著有《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欧美经济思想史》、《欧美经济学史》、《披沙录》等等。其中《欧美经济学史》是他几十年研究和讲授经济思想史的结晶，为其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所作；当时他在昆明住的是茅草房，吃的是白水煮青菜，就在这样艰苦的日子里，他一边教书、一边著书，写出了《欧美经济学史》。1949年新中国解放后，其致力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编成旷世巨著、大型中国经济思想史资料专辑《披沙录》5卷。《披沙录》取“披阅万卷，沙里淘金”之意，其凝聚了赵乃抟毕生心血，被誉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一块基石”，也实现了他誓“做淘沙者、拓荒者，为后人铺路架桥”的宏愿。 在55年的长时间里，赵乃抟始终坚持在学术岗位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经济科学的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他是一位学贯中西、治学严谨、锲而不舍、诲人不倦、老当益壮的学者。他早已桃李满天下，学术著作也早已传播到海内外。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其中许多人早已成为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和国内外知名的学者。 赵乃抟担任角色儿子 学生 丈夫 父亲 老师 同事 朋友 父亲赵绳武 吴震春 妻子骆雯 儿子赵凯华 钱学森 蒋梦麟 龙 云 母亲朱氏 钱家治 邓力群 周炳琳 霍揆彰 马寅初 范长江 胡 适 薛暮桥 蔡元培 千家驹 李四光 郭大力 赛利格曼 傅骊元 刘半农 狄超白 米契尔 陶继侃 徐志摩 王学文 理查德·琼斯 厉以宁 周作人 陈振汉 汤用彤 赵 靖 陈岱孙 胡代光 徐毓楠 范家骧 冯友兰 巫宁耕 丁文江 张友仁 冯祖荀 洪君彦 郑天挺 ·1897年3月28日即丁酉年二月二十六日出生于浙江省杭州江干。·1903年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习古文。·1915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21岁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同年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免试升入北京大学本科。同年参加蔡元培发起组织的进德会，此后一生恪守进德会的道德规范,专心致志从事学术研究与教育。同年参加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1922年25岁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赵乃抟为钱学森辅导中文和英文，骆雯为钱学森辅导数学、物理、化学。同年赵乃抟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1923年骆雯毕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化学系，并与赵乃抟结婚。是年8月赵乃抟26岁时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1924年27岁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7年30岁《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博士论文初稿写成。·1929年5月32岁参加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答辩会，取得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同年骆雯取得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究部营养学专业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30年33岁博士论文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于美国各大图书馆。同与妻、子归国。·1931年5月接到北京大学聘请他为经济学系教授的聘书，其到北京大学任教是出自北大校长蒋梦麟的提名，并得到法学院院长周炳琳的同意。 本年34岁。·1933年36岁时北京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赵乃抟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当然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图书委员会委员、财务委员会委员和学生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等。·1936年为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160周年，赵乃抟写了《国富论学说述原》。·1937年40岁时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被迫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41岁时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老年教授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此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赵乃抟被大家推选为旅行团团长，众人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1938~1945年先住在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东院，后因日机频繁轰炸，改在昆明北郊岗头村茅草房内住宿。房子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再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发生一二·一惨案，赵乃抟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并挽联一幅“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殒命，谁偿此赤血；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以悼念死难烈士。同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经济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北京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时年48岁。·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同年赵乃抟始住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1947年5月4日上海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并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要饭吃、要和平、要自由”的口号。5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同时在南京、天津殴伤并逮捕学生百余人，制造五·二零血案。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是年50岁。·1948年51岁时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交正中书局出版。同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1949年于北平解放后，新开“政治经济学”和“价格概论”课程，并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设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同年夏天，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该年52岁。·1951年赵乃抟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深刻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1952年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决心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同年夏，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年10月，赵乃抟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并虑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从当年始赵乃抟开始收集、整理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原始资料。·1953年赵乃抟受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邀请到中南海怀仁堂看戏剧《萧何追韩信》，感触颇深。·1955年中央文委范长江到北京大学作知识分子报告后到燕南园29号看望昔日老师赵乃抟，使赵乃抟更加下定决心：虽然英语极好，但其决心去啃当时不少领域尚为空白的文化史中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他要“肩负起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来报答党的关怀”。他虽已58岁，但他想，“天假我以年，我是可以干的。我要做淘沙者，做拓荒人，为后来人铺路架桥”。故断然从研究欧美经济学史领域，转入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同年赵乃抟、骆雯夫妇为了祝贺学生厉以宁即将毕业，邀其同游香山。·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经济思想史”课程教案，送还赵乃抟教授。彼时61岁。·1962年65岁时因患甲状腺肿瘤住院，未等病愈即出院。·1963年66岁他又因肝炎再次住进医院，病情稍有好转，他又要求老伴送书送卡片，中国经济思想史料第一部分的许多卡片即在病床上整理抄写出来的。·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空前浩劫席卷燕园，赵乃抟被造反派诬蔑为“白专”典型，还被攻击为“死抱着封资修的东西不放”。造反派冲进赵乃抟家里进行抄家，很多资料惨遭洗劫，书籍被撕毁，早年从事教学工作时写的讲义全部被抄。此时69岁。·1980年83岁的赵乃抟与骆雯其夫妇邀请心爱弟子厉以宁同游陶然亭。·1983年86岁高龄的赵乃抟不辞辛苦地继续从事《披沙录》多卷本的修改定稿工作。·1986年《披沙录（一）》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本卷约40万字，第1版印行10000册。该书的出版，不仅受到中国经济思想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好评。同年赵乃抟脑病发作，住进北医三院专为一级教授加盖的铁皮病房。是年12月17日晨于北京逝世，骨灰安放于八宝山公墓。享年89岁。·1987年《披沙录（二）》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07年由其儿子赵凯华于北京大学出版社自费印行《赵乃抟文集》。 赵乃抟1897年3月28日出生于钱塘江畔的杭州江干。父亲赵绳武，在浙江省1897年的乡试中考取为举人，长期担任杭州江干小学校长，辛亥革命后在浙江省教育厅任秘书。母亲朱氏，也是一位读过一些经书和诗文的知识分子。赵乃抟自幼就在父母的督促下读书和练习书法，受到良好的旧式家庭教育。 赵乃抟6岁时拜曾任翰林的吴震春为启蒙老师，入私塾，学习古文。赵乃抟191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3年预科学习，每年的成绩都是第1名，因而年年获得奖学金。1918年他以优秀成绩毕业于北京大学预科，升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取得免试入北京大学本科的资格。当时，北京大学本科经济、商学门的主任是马寅初教授，赵乃抟受到他的创新思想的影响，选择了经济学作为自己的专业，准备进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继续深造。 蔡元培校长为了改变旧中国的社会风气和旧北京大学学生追求升官发财的腐朽习气，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进德会。这个会德戒条按照会员种类有所不同。会员分为三种：“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之外，加不做官吏、不做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进德会还“公开罚章”，违反戒条的要受到处罚，并且推举出纠察员来执行。赵乃抟在北京大学参加了进德会，做了乙种会员。他一生恪守进德会乙种会员的戒条，这对于他后来坚持不参加反对党派，不担任反动官僚，专心致志地从事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赵乃抟教授在担任北大研究生教授时，待遇较一般教授为优，月薪为大洋500元。他为了解决学生中的经济困难，提出每年拨出一笔款项为他的母亲朱氏设立“赵母奖学金”，奖励北大经济学系学业优秀而又家境清寒的同学（见《北京大学周刊》 1936年6月 13日）。为此，成立了由胡适、周炳琳、陶希圣三位教授组成的董事会，并由董事会来决定获得奖金的人选。为了这件事，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给赵乃抟教授，信中说：“廉澄先生：手书敬悉。先生设立助学金，纪念令先母，这是最可敬佩的孝思。我很愿意追随诸公之后，做一个董事。我不久要出国，在出国期中，董事的事情请枚荪先生（按即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教授）代表我，敬复。即祝双安。胡适敬上廿五、六、廿一” 马寅初协助提倡“兼容并包”进行北大改革的蔡元培校长，增聘学有专长的专任教员，解聘不学无术的旧官僚教师。在经济、商学门的办学中，各种学派的经济学说都得到开课讲授的平等地位。赵乃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扎实求学，为他以后研究经济思想史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并且，他受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立志不做官，专心研究学问，做一名有知识的劳工，即脑力劳动者。 可是那时他接到了父亲寄来的要他回浙江到衢州中学教英文并兼教务主任的来信和聘书，他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准备前往工作。离开北京前，他到当时任教育部参事的前浙江第一中学校长钱家治（钱学森父亲）先生处辞行，告以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升学，将回浙江就业。钱老师听了十分为之惋惜，提出要为他留意找个工作机会，使他能一面读书一面工作。在他刚回到浙江的第二天，就接到钱老师拍来的电报，说已经为他找到在晚间课余当家庭教师的职务，劝他返京升学。于是，他才得以在1918年秋天顺利地入北京大学本科学习。 192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科经济门（经济系），获文学学士学位。在校期间，赵乃抟很喜欢外文，其英语诗作曾被选登在校刊上，其他各科成绩亦于班上名列前茅。赵乃抟还参加了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的进德会，还参加了1918年反对北洋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爱国罢课斗争。为了给自己筹措学杂各项费用，赵乃抟在大学本科期间，兼做了几项工作。从1918年开始，他在晚清名相翁同龢的后人翁振伯家里担任家庭教师，在晚间给翁同合的几位孙子教课，历时4年，直到1922年。这就是前面所说的钱家治先生替他找的工作。同时，他经过同学余九恒介绍，在北京安徽中学担任高级英文教师。大学本科学习期间，赵乃抟还被由蔡元培先生兼任馆长的国史馆聘请为国史馆编辑，具体任务是翻译一部《希腊史》的部分书稿，以供编写中国历史的参考。 赵乃抟于1922年取得浙江省留美官费生资格后，就向美国申请大学研究部的入学准许。当时位于美国纽约市区北部的哥伦比亚大学十分著名，又在中国有着重要影响。赵乃抟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作研究生的入学许可后，就于1923年8月乘轮船离开中国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研究经济理论。赵乃抟的博士论文选择了英国制度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的理查德·琼斯进行研究。他收集到的琼斯的经济学著作有16种之多，又收集到琼斯的大量书信，并且还有有关琼斯的书籍74种和论文52篇。他对这些资料进行了认具的研究后，才开始书写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是《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现在被全世界经济学界普遍采用的“制度经济学”这个术语，就是赵乃抟在他1929年的博士论文《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中，率先概括和使用的 。论文对琼斯经济思想的渊源、体系作了探讨、阐述。论文英文本全文10余万字，分为8章。第1章，制度学派的经济学；第2章，琼斯生平和一般背景；第3章，琼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第4章，地租论；第5章，工资论；第6章，利润论；第7章，琼斯的其他理论贡献；第8章，琼斯的批评家和琼斯的影响。该论文初稿写成于1927年，经过多次修改，于1929年定稿，印成大样，提交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院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审定。博士论文答辩会于 1929年5月举行，会议由赛利格曼教授任主席，密契尔教授任副主席，答辩委员会由校内外专家十余人组成。他们不断提出问题，赵乃抟都作出令人满意的答辩。答辩会进行了3个小时，经过表决，论文获得通过，他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这篇博士论文于1930年在纽约正式出版，存放在美国各大图书馆中。这篇博士论文，对琼斯生平和经济学说的研究，超过了以前的著作。赛利格曼教授在“经济思想史”课程讲到琼斯的经济思想时，总会说到“一位中国留学生赵乃抟博士对琼斯研究的贡献”，赛利格曼把赵乃抟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并且将赵乃抟的这篇论文指定为参考书，要学生阅读。赛利格曼教授为15大卷《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在该书的“琼斯”这一辞条中，将《理查德·琼斯：一位早期英国的制度经济学家》一书，列作参考书目中的第一部参考书。可见，赵乃抟的博士论文在琼斯经济学说的研究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期，赵乃抟被图书馆的浩瀚藏书所吸引，因此，尽管在美求学时间长达3年，但他却未看一场电影，而是把美好的青春时光花在了读书学习上。赵乃抟的书桌上有一牌子，上书：“言谈以十分钟为限”；其旁放一只老式钟表，他惟恐时间在闲聊中白白逝去。虽说他是官费生，可官费有限，根本无钱买书，他说每天清晨到一家饭馆刷盘子，以挣上一点儿钱，并把这钱的大半部分用来买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于日军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3校先是迁往湖南长沙。1938年初武汉告急，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从长沙到昆明，相隔3000余里。年富力强的教授们和大学生一起过崇山峻岭到昆明，中老年教授们组成旅行团，坐汽车经桂林，出镇南关（现名友谊关）到越南同登，改由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个行程要两次出入国境，事务繁多。大家推选赵乃抟为旅行团团长，周炳琳教授负责外交，魏建功教授负责文书，章廷谦副教授负责伙食，姚从吾、张佛泉两教授负责行李。大家于1938年春天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赵乃抟和陈岱孙轮流担任经济学系主任。赵乃抟开设“经济思想史”必修课和“商业循环”、“社会主义”、“当代经济思潮”3门选修课程。这3门选修课程，每学期各开2门。同时，赵乃抟发表文章的风格有了很大转变，正应了他自诩“不将心事付烟霞”的题诗。在昆明，赵乃抟住在才盛巷2号北京大学办事处的宿舍里。那原是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公馆的东院，龙云让给北京大学使用。龙云同北大教授们的宿舍是同一幢砖木结构的2层楼房。龙云住在最西头楼下，赵乃抟住在东头楼上第4间。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北大在昆明北郊岗头村修建了临时宿舍，教师们都搬到那里住宿，赵乃抟住在一间茅草房内，房子是夯土为墙、稻草为顶、泥土为地、木格为窗，窗上糊以批改过的出国留学生试卷。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一二·一惨案，死难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4烈士，师生们都极为愤怒。赵乃抟前往4烈士灵堂致祭，并且手书“魂兮归来”大字横幅一张，以及挽联一幅，声讨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同学的滔天罪行。挽联的词为：徒手的学生中手弹而殉命，谁偿此赤血； 无党之青年受党棍之欺压，惟诉诸青天！1946年12月19日西南联大召开本年度第7次教授会，会议推举由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位教授共同草拟“教授会决吁请政府对此次事变之行政首脑人员速予以撤职处分，务期达到目的”，并通过规劝学生“星期四一律照常上课”的文告——《教授会告同学书》；会议还推举周炳琳、冯友兰、赵乃抟3教授代表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会与卢汉省主席、霍揆彰省警备总司令接洽，要求严厉惩办凶手及其主使人，并确保大学师生今后的安全，还要求他们以地方军政当局的名义发表声明，“对合法之自由决予尊重”，“本校罢课已将届月，其中所经过的惨痛之事实，已为国人所共见。本会之措施已屡经议决执行。关于本月一日之惨案，现在除军事负责首脑人员已经政府先行停职议处外，本会并请求政府对行政负责首脑人员先行撤职，决以去就力争，促其实现。关于非法禁止集会之禁令，已于本晚推举代表与现军政当局洽商，望其对合法之自由予之尊重。同学诸君心怀冤抑，同人深有同感，但默察校内外之情势，如学校早日恢复常态，同学对于政府之要求亦可早日实现，如坚持罢课，则前途演变恐有不忍言者。同人爱护同学，爱护学校，本中心之热忱，经屡次之会议，已请学校定于十二月二十日务必复课，务望同学诸君于是日晨照常上课。其有因故不能上课者，亦勿对上课同学有拦阻之举动，否则同人在校所司何事，尸位之讥，义不能受，亦当有以自处，谨此忠告，惟同学诸君察之。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年底北京大学派赵乃抟等人提前回到北平，赵乃抟担任北京大学复校委员会委员。西南联合大学于1946年5月4日宣布结束，开始复员北返。赵乃抟回到北京大学后仍担任经济系教授、系主任和经济研究所所长，并兼任大学一年级课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这时北京大学一年级和先修班设在北京宣武区原名国会街北京大学第四院（现新华通讯社社址），赵乃抟又是那里的主任。1947年国民党政府抛出所谓“经济改革方案”，妄图挽救国统区的经济危机。周炳琳、赵乃抟等15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经济改革方案〉之意见》，指出：“此方案对于过去种种错误，未尝虚心检讨”，“此方案对于目前经济危机，并无救治之能力”。对国民党反动派反人民的经济政策，加以揭露和抨击。1947年5月20日北京各大学和中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1947年5月29日周炳琳、赵乃抟等北大、清华教授共102人发表《为反内战运动告学生与政府书》，这份宣言认为参加5·20惨案游行的青年学生“情绪熟练热情，精神勇敢，行动严整而有规律，……动机天真纯正”，“我们又不得不置憾于某些当局措置失当，有纵容暴徒摧残学生之嫌”。宣言指出：“政府当局则应深切省悟。政治败坏之责任本在政府而不在学生。学生由苦闷积愤而发生之呼吁及运动，只能善导而不应高压。”同时，又劝说学生“实应珍重其血肉，宝贵其精神。……不废学业，避免无谓牺牲。”（天津《大公报》1947年5月30日）赵乃抟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讲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课程长约20年之久，他将经济思想史的讲稿整理成《欧美经济学史》一书，请周炳琳评阅后，于1948年交上海正中书局出版，1949年上海解放，正中书局迁往台北，此书在台北发行了8版之多，而在大陆却极为罕见。赵乃抟在本书序言中写道：“本书……付梓后又承门人北大讲师熊正文君、讲员叶方恬君、助教张友仁君为我悉心校对，多方考证，他们为我耗费了无数的精力与时间，衷心殊感。在本书写成之后，蒙三十年前之窗友和二十年来之同事周炳琳、周作仁两先生于严寒的冬夜和酷暑的夏日，为我评阅，并提出很宝贵的意见，加以删改。他们的友谊，使我感激不尽。又本书初无问世之意，重以周炳琳先生之敦促鼓励，又承老友吴俊升先生之竭力帮忙，始得刊行。他们的热情爱护，尤使我铭感万分。” 1948年北大经济系孟宪功、李恭贻同学被北平警备司令部非法逮捕。赵乃抟深为愤慨，他两次前往特种刑事法庭私设的监狱进行探视和慰问。在探视中他还对国民党特务的无理要求大声地严厉地加以驳斥。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南京政府要将北京大学迁往南方，赵乃抟和广大师生都一致反对。国民党政府看中了他的才能，北平解放前夕，曾3次拉他去台湾，并以高官厚禄引诱他，而赵乃抟却向往劳动人民的新中国，最终坚定地留在了北京大学，从而实现了他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出绵薄之力的强烈愿望。 1949年赵乃抟在北平解放后，在北京大学停开了“经济学概论”课程，新开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和“价格概论”课程。他还接受同学们的建议，积极延聘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狄超白、千家驹等经济学家来校开设新中国经济建议迫切需要的各门课程，1949年夏天开始，他辞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职务，专任教授。1951年党号召知识分子参加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赵乃抟也报名和北大经济学系的师生们一起到广西柳城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通过土改，他具体体会到了中国封建剥削的残酷和惨重。在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赵乃抟作了比较深刻的思想检查，表示要彻底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术思想，争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1952年夏，我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是由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3所大学的经济学系的政治经济学专业调整而成。赵乃抟等都被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分配在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从1946年到1952年院系调整以前，赵乃抟住在东四十条北大教授宿舍。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等处迁到西郊燕园，赵乃抟于1952年10月间迁到北大燕东园一幢独立小楼居住。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新的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教师队伍得到扩充和增强。这时“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教学工作已经后继有人，赵乃抟考虑自己年事已高，就大力扶持后进，将几十年来积累的教学参考资料毫无保留地提供给当时担任“经济思想史”课程教学工作的中年教授徐毓楠长期使用。这些教学材料直到1958年徐毓楠教授病故后，才由资料员杨瑛从徐毓楠的研究室中整理出来，送还赵乃抟教授。
在北大求学期间，邓广铭遇到了对他此生学术道路影响最大的两位导师，一位是胡适，另一位是傅斯年。胡适自1932年起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至“七·七事变”后才去职。在此期间，他为史学系讲授过中国哲学史、中国中古思想史、中国文学史概要等课程。邓广铭上四年级时，选修了胡适开设的一门“传记文学习作”课。这门课要求每位学生做一篇历史人物的传记，胡适开列了十几个历史人物供学生选择，其中宋代人物有欧阳修和陈亮。邓广铭在此之前曾写过一篇有关浙东学派的文章，于是便决定写一篇《陈龙川传》，作为他的毕业论文。1936年春，邓广铭完成了这篇12万字的毕业论文，得到胡适的很高评价，胡适给了他95分，并写下这样的评语：“这是一本可读的新传记。……写朱陈争辨王霸义利一章，曲尽双方思致，条理脉络都极清晰。”胡适还到处对人称赞这篇论文，“逢人满口说邓生”，这对初出茅庐的邓广铭是一个极大的鼓励。这件事情对他以后的学术道路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他之所以选择宋史研究作为其毕生的学术事业，他之所以把一生的主要精力用来撰写历史人物谱传，先后写出《陈龙川传》、《岳飞传》、《辛弃疾》、《王安石》这四部奠定其学术地位的宋人传记，与胡适都有很大关系。可以说，一部《陈龙川传》，基本上决定了邓广铭一生的学术方向。邓广铭在《怀念我的恩师傅斯年先生》一文中曾经说到，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前辈学者是胡适、傅斯年和陈寅恪，“而在他们三位之中，对于我的栽培、陶冶，付出了更多的心力的，则是傅斯年先生。”邓广铭与傅斯年的师生渊源始于大学时代。傅斯年的本职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30年，北大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因采用一中学教师编写的中国近代史教材作为自己的讲义，受到学生攻击，因而去职，遂由傅斯年代理系主任。在邓广铭入学后不久，系主任一职便由研究西洋史的陈受颐接任，但傅斯年仍长期担任史学系兼职教授。傅斯年在北大史学系先后开设了史学方法导论、中国古代文籍文辞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上古史择题研究、汉魏史择题研究等五六门课。其中“史学方法导论”这门课给邓广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课堂上再三提出“史学即是史料学”的命题，并且常常把“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句话挂在嘴边。前几年，邓广铭在一次访谈中谈到傅斯年的史学观念对他的影响时说：“傅斯年先生最初在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时提出这一治史方针，后来又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声明这是办所的宗旨。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他们两人一南一北，推动史学朝这个方向发展，史学界由此也形成一种重视史料的风气和氛围，我置身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中，受到这种风气的浸染，逐渐在实践中养成自己的治史风格，形成自己的治史观念。”如果说邓广铭在学术方向的选择上主要是受胡适的引导，那么他的学术风格和治学方法则留下了傅斯年史学观念的烙印。不过要说傅斯年对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还是在毕业以后的十年。若是就狭义的专业领域的师承关系来说，不论是胡适还是傅斯年，对宋辽金史都谈不上有什么专门研究。大学时代，邓广铭也上过两门属于这个领域的专业课，一门是蒙文通讲授的宋史，另一门是姚从吾讲授的辽金元史。但这两位先生都没有给他后来的学术研究带来什么重要影响，他对这两位学者的评价也比较低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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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从吾（1894～1970）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894年10月7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夏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邓广铭先生（1907—1998），字恭三，山东省临邑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当代宋史研究泰斗。193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寅恪、傅斯年、胡适等名师。1943－1946年，曾任复旦大学副教授，1946年到北京大学执教。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及执行主席、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一、二、三届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教委古籍整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早在1937年，邓广铭教授就以《〈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一文为学术界所瞩目。1939年，他完成了《辛稼轩年谱》、《稼轩词编年笺注》和《稼轩诗文抄存》三部书稿，奠定了在史学界的地位。随后，又完成了《宋史职官志考正》、《宋史刑法志考正》两部著作。这是《宋史》成书600年来的第一次认真清理，得到史学界的高度评价。他的学术专著《王安石》、《岳飞传》，是研究北宋改革家王安石和南宋民族英雄岳飞的开创性著作，也是研究宋代历史的重要著作。他晚年还计划修订《陈龙川传》、《辛弃疾传》，由于疾病而未竟其志。邓广铭100余篇学术论文，结集为《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和《邓广铭治史丛稿》出版。国际宋史学界权威斯波义信斯波义信先生1953年本科毕业于东京大学，1962年获得东京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东京大学教授及东大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等职务，2000年以来，担任日本东洋文库理事长。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宋史、中国经济史、中国城市史、东亚海上贸易史。主要著作有《宋代商业史研究》（日、中、英文）、《宋代江南经济史の研究》（日、中文）、《中国史》（五代宋元卷）（日文）、《中国都市の历史的研究》（日文）、Crisis and Property in Sung China（合著，英文）、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合著，英文）、China Among Equals （合著，英文）、Cambridge Chinese History (Song economy) （英文）、Max Weber, Der Historiker（合著，德文）、《华侨》（日文）《函馆华侨资料集》（日文）。斯波先生是日本著名学者周藤吉之的得意门生，日本战后第一位中国史博士学位获得者，日本学士院（科学院）中唯一的中国史学者。王曾瑜(1939—)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市人。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大学毕业后长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主要从事宋辽金史研究。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著作有《鄂国金佗（左禾右卒）编、续编校注》、《尽忠报国———岳飞新传》、《宋朝兵制初探》、《宋朝阶级结构》、《金朝军制》，论文集《锱铢编》，历史小说《靖康奇耻》、《河洛悲歌》、《大江风云》、《关山怅望》、《忠贯天日》等。 姚从吾（1894-1970）姚从吾是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着眼于民族融合的“国史扩大绵延观”，认为在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广大绵延，形成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辽金元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融合时期，在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姚氏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深入研究辽金元史，建立起辽金元史体系。他进而倡导宋史与北亚、中亚史的研究，写成《余玠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及所辑《蒙古与南宋争夺巴蜀始末》的专题资料，开宋蒙关系研究之先。1958年，他又倡导组成台湾“宋史研究会”（后改名为“宋史座谈会”）。姚从吾本通蒙文，晚年又学习满文，并倡导组成“边疆语文研究会”，积极推动北亚及中亚史研究。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河南大学、台湾大学执教三十六年，桃李满天下。 程应镠，1916年11月4日（旧历十月初九）出生于江西省新建县大塘乡。程应鏐的史学著作主要有《南北朝史话》、《范仲淹新传》和《司马光心新传》，学术论文结集为《流金集·学术编》。 张家驹（1914～1973）上海师范学院的宋史研究，是由张家驹奠定基础的。张家驹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自20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发表宋史论文，他的《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两宋经济中心的南移》等论著，曾在宋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宋史研究开创期的重要学者之一。50年代，张家驹到上海师院任教，教授宋辽金元史，同时继续发表《论赵匡胤》、《沈括》等有分量的论著。1973年去世以前，他是上海师院二十四史标点组中标校《宋史》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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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浙江海盐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
朱希祖，浙江海盐人，字逷先，又作迪先、逖先，清道光状元朱昌颐族孙，海盐长木桥(今富亭乡)人。历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中山大学及中央大学等校教授，是解放前著名的史学家。他较早地倡导开设中国史学原理及史学理论等课程，并讲授“中国史学概论”，在中国史学史的早期研究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32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史研究所所长，先后撰写《南明之国本与政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中国最初经营台湾考》、《屈大均传》、《明广东东林党传》等数十篇论文，成为研究南明史的权威。
骂名人，你终将成为名人，李敖算是深谙其道，经他抨击骂过的形形色色的人超过3000余人，近有郭美美、韩寒，远的更是多了去，在古今中外“骂史”上无人能望其项背，于是西方传媒送他一个封号：“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是褒是贬你自个琢磨去。 李敖的“骂名”可谓实至名归，年轻时的李敖带个黑框眼镜，穿一件老式长衫，那时候他就已经锋芒毕露了，岳南所著的《南渡北归》中提到：“台北有一位名叫李敖者，谓李济其人的性格中‘悲观’的成分过重，‘严肃而不可亲，气量狭窄小气与态度跋扈专横”“把持职位、学术资料’‘师心自用，不善用人，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外加老而不退，后继乏人，性格狷介，难免走上‘恶恶而不能去，爱才而不能用（或不敢用）”的十字街头等等一连串“罪名’，也就不再是正常的学术批评与道德论述，甚至如同得了病的小疯狗一样狂吠乱咬了。”说李敖是小疯狗，是因他在《李济，他的悲剧与贡献》中如此评价李济，让旁人忍不住站出来为身为考古学之父的李济说两句。 李济和李敖的矛盾由来已久，据李敖说，李在台大历史系读书时，其父突患脑溢血死在家中，由于李氏在丧葬事宜上不按常规出牌，号称特立独行，搞得世人议论纷纷，并背上了“不孝”的恶名，据李自言，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对此，李敖认为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说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当时姚从吾还帮着李敖说话：“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 这个姚从吾也真是，本来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偏偏他又将此话告诉了李敖，这下还得了，以李敖的个性不以牙还牙已经不错了，从此二李便势同水火，之后李敖在言语上更是对李济诸多攻击。而始作俑者，就是这位农民出身“外似忠厚，实多猜忌”且愚而诈的台大历史系教授姚从吾，这个人身上有很多趣事，其中一个说他在河南大学校长任上，共 产 党打开封，他在乱军之中能够逃出，完全是靠吉人天相外加天生一副农夫相，吴组湘老师在《姚从吾今瘁史学》中回忆，说“姚老师当时化装为一老农得以逃出，我看了，一直暗笑，姚者造型原装即一老农，又何须化装啊”， 李敖在《快意恩仇录》倒是没骂他，但着实调侃了一番：“姚从吾老师学名姚土鳖，有一次同我两人照相，洗好后，我送他一张，背面题：土鳖老师惠存等字样，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又看到这张照片，背后“土鳖“两字已被他偷偷涂去，自改为从吾矣。” 说来也怪，古语说祸从口出，可李老先生骂了这么多年也没见惹上什么麻烦，我算总结出来了，要骂就骂有声望的，人家屑于跟你计较，要么骂不如你的，论实力名气难以和你抗衡，可像李敖这样“不断为自己的牢狱之灾大放悲声，像一个神经病或街头泼皮一样，整日连哭加叫地大放厥词，天上地下地痛骂蒋氏父子及其列位臣僚，并不时摆出一堆垃圾状的事例来向围观的看客们证明对方如何卑鄙渺小顽劣，自己如何‘高大全’”，这等行为确实为人所不齿，从《南渡北归》中的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李敖在很多人心目中的形象，以至于岳南拿他（李敖）在60岁时尚生一小儿来戏谑。
姚从吾（1894～1970）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894年10月7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夏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曾任河南大学校长、台湾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
台 湾 图 书 馆的《姚从吾先生全集》未经电子化。利用台 湾的在线资源硕博论文网先找线索，再去 搜罗。超 星网上也有姚从吾著作，前几年下载过单本书，没注意有无全集。
不是的，sci论文≠毕业论文，一定要重视毕业论文，SCI论文只是高校的毕业要求之一，每个高校都会有不同的SCI论文要求， SCI论文并不是博士最重要的考核指标！
毕业论文是一个博士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很多单位的招聘简历和面试都会要求介绍博士毕业论文题目和主要研究内容，而不会去要求你介绍你发表的每一篇SCI论文。有一些高校也会要求研究生期间必须发表一定数量的sci论文才能毕业，当然这并不是硬性要求，很多学校也是没有这类规定的。
发sci要点
1、sci更注重行文逻辑，而不是模型。
定好选题后，从开始写时，就要特别注重写作逻辑，从摘要开始、引言、正文、结论，段内、段与段之间，特别要注重内在逻辑。
2、研读文献时，要注意英文文献写作特点。
国内期刊多与相关政策结合，国外期刊也不例外，能自圆其说就行，任何东西都要有理有据，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目，到你的数据出现在这儿合不合理都要合理。其他的大家在看英文文献的时候再慢慢摸索。摸索总结出来，到自己开始写的时候就要用到当中去。
SCI论文的含金量比国内核心期刊论文含金量要高得多，在国内一些行业的高级别职称评审中，SCI论文是必备项，SCI论文代表着晋升人员的科研能力，发表SCI论文意味着晋升人员的科研能力已经达到国际一流水准。/// SCI是什么？///SCI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的简称，由美国科学信息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简称 ISI）创办的一款期刊文献检索工具，原隶属于汤森路透 ( Thomson Reuters) 公司[1]。被SCI收录的学术期刊称为SCI期刊,收录于SCI期刊的科技论文称为SCI论文。
对。sci也就是学术论文，因为上海大学研究生毕业要求完成学位论文，并取得论文答辩通过，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后，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学位论文报告，所以要求sci是真的。上海大学简称“上大”，位于上海市，是上海市属的综合性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211工程”建设高校。
判断一篇文章是不是sci4的方法如下：
1、网站查询。
当文章是SCI文章，我们可以登录web of science网站就可以查询。如果我们能查询到，那么证明该文章是SCI。Web of Science是搜索SCI收录文章最常用的方法，但网站需要会员登录才能使用。不过大多数学校或图书馆都购买了网站资源，相关人员可到学校图书馆查询。
2、期刊查询。
如果文章是SCI，则表示该文章已发表在SCI期刊上。只要我们查询文章发表的期刊是否是SCI期刊，就可以判断文章是SCI。此外，SCI期刊目录会定期更新。每次更新都会增加新的期刊，也会踢掉一些原有的期刊。因此，在检查期刊是否为SCI期刊时，还应注意文章发表的时间。
还需要提醒的是，有时候一篇文章发表在SCI期刊上，该期刊在SCI上可以检索到，但是检索不到这篇文章，那么那篇文章只是online来，而不能在Web of Science上检索到。
此时，严格来说，这篇SCI论文还没有在SCI期刊上发表。但也可以通过这本期刊是SCI期刊的检索证明和该文章的接收证明间接证明该SCI论文还未上线。
其实SCI论文不光是英文的，一些中文期刊，韩文、俄文、德文、法文的文献都可以在Web of Science上检索到，但是大部分知名期刊当然还是英文的。
如果一篇文章发表在新的期刊上，一般来说，如果是比较知名的出版商，比如Wiley、ACS、RSC、IEEE，即使该期刊在首次发表时没有被SCI收录，迟早会被包括在内。
但是一个比较偏门的出版商就很难说来，所以想看SCI论文可以在选择期刊的时候去选择比较知名的出版商旗下的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