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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摘 要] 莫高窟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于一体的艺术殿堂,它吸收了外国宗教艺术的精华,并将其民族化、世俗化,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精品——雕塑为东传佛教造型艺术之精品,洞窟是中西宗教建筑艺术之合璧,壁画则达到了唐宋绘画艺术的极致。[关键词] 莫高窟;雕塑;壁画;洞窟在祖国西部戈壁瀚海中有一片绿洲,驰名中外的文化名城敦煌就在这里。敦煌之所以闻名中外,主要是在它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段的崖岩上有着蜂窝状的上千洞窟,即莫高窟。莫高窟是一个宝藏富赡的文化艺术宝库,是集雕塑、壁画、洞窟三位一体的艺术殿堂,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陈列馆,其现存492个石窟中保存着北魏至宋元明清千余年间的彩雕塑像2415身、壁画3000余堵,共45000平方米,木构建筑5座;还有许多绢画、佛雕、法器和5万多卷文书、经卷的写本和印本——这是具有高度文艺价值和研究古代社会的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研究莫高窟的这笔遗产不仅对研讨我国文化艺术、弘扬爱国主义主旋律大有裨益,而且也是研究人类文明所不可缺者。一莫高窟今存2415身塑像,按时代计:魏塑318身;隋塑350身;唐塑最多最精而今余670身;五代24身;宋塑74身(含西夏如第234窟和第400窟);元塑7身;清塑970身,虽多而粗滥。这些塑像的时间跨度已逾千年,各个时期的塑像都融进了那一时期艺术家的美学情趣和理想,展现出不同时代不同的艺术风格,从这些塑像上可以窥见中国雕塑艺术发展演进的痕迹,可见出佛教艺术传入之后所引起的中国雕塑艺术变化,这些雕塑本身就是一部形象直观的中国雕塑艺术发展史。在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清8代的塑像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魏雕和唐雕了。故仅对魏和唐的塑像作一简要分析。魏塑(以第254、259、260窟为代表)多为站像,其特征是额宽鼻隆、眼细眉长,嘴唇薄而面颊瘦削,发髻卷曲似波,体格清瘦劲挺,而缺乏柔和的曲线美。佛身裹着拖地的长袍,菩萨袒露着上身,从紧紧贴身而多褶皱的丝绸服装下隐约可见瘦削的躯体,给人以刚从水中走出的感觉,故后人以“曹衣出水”来比况。这时的塑像无论从面相、体格、衣着来看,并非中国的神像,而是中国与印度犍陀罗艺术的混血儿,尽管衣服式样已中国化了。隋代时间很短,仅37年。但与文学史上由南北朝向唐代过渡的情形相似,在造型艺术方面隋塑正体现了由外国人(主要是印度人)的模样向中国人模样的过渡特征。促成这一转变的基因在于中国人(其实世界各民族亦然)需要创造出自己的神这种心理。固然,各民族的文化艺术都不可能排除他民族文化艺术的影响,但也绝不会生吞活剥地吸收外来的形式,而总是在吸收其养分的同时加以改造,融进本民族的特色,使其民族化。从隋代的第275号、283号、427号等窟的塑像来看,已开始追求雍容华丽的气度,不再是隆鼻削颊的清癯形象,鼻梁低了,面相丰满而轮廓线条柔和了。但亦有缺点:头大、上身长、下身短,体形比例虽不甚匀称,却给人以亲切憨敦之感。这个转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它表明塑像向着中国化演进。唐代,随着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造型艺术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塑像经历了初唐盛唐的发展,至中唐已趋炉火纯青的胜境。其演进趋势沿着从外国的神佛向中国的神佛、从神佛向人的路子——亦即造型艺术的民族化、世俗化。如果说以第77号、322号、332号等窟为代表的初唐塑像主在改变隋塑头大身短、比例失调的缺点,发展了追求衣饰华丽、线条柔和的特征,塑造出宝冠霞帔、璎珞垂胸、手与足腕带有环钏、衣裙着彩、面庞丰满、体形匀称的菩萨像和戴盔被甲、英气勃勃的天王像的话,那么盛唐雕像(以第45号、126号、217号窟为代表)则在此基础上使之定型和精巧化。到了中唐,塑像则臻精妙入神的境界,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鲜明特色。第35号、194号、285号、320号等窟正证明了这一点。今举285号窟右侧的菩萨像为例便见一斑。此像“肌体细腻,眉清目秀,富有绸质感的衣裙似要被清风漾起,尤其是那安详而恬静的微笑极为动人,充分体现了女性的美丽、善良和尊严。这尊菩萨比起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并不逊色,然而却要比这幅名画早1000年”[1]。莫高窟的菩萨像千姿百态,或沉思冥想,或微笑静观,眼神和嘴角极为传神;丰腴的面庞,袒露的手臂,极富柔嫩的弹性——这一切均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应该说,她们是唐代美女的标本。应该指出的是,印度千千佛、万万菩萨均属男性,而唐代的菩萨显然女性化了,这可能是因为女性的温柔形象更使人觉得可亲可近,更便于“普渡众生”的缘故吧。与女性阴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敦煌莫高窟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分别是早期中期和后期，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作以及艺术特点详解如下：一、概述：敦煌莫高窟的创始年代，据初唐武周时代的“李君修佛龛记”碑文载，当始于前奏符坚建元2年（公元366年），后经历代开凿，蔚为大观。虽经一千六百余年的人为和自然的摧折，如今它仍保留下492个洞窟，万平方米的壁画，如果排列起来，可以组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这些丰富多彩的壁画，昭示着中古时代艺术家的丰富想象力和伟大的创造力，是世界现存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根据莫高窟壁画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大致可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二、分时期介绍如下：1、早期壁画：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36个洞窟的壁画，满布于各窟的四壁、窟顶及塔柱各处，除了少量纯装饰性的题材外，主要题材包括具有情节性构图的佛传故事、佛本生故事、因缘故事，还有大量的菩萨、飞天、伎乐天、药叉等的形象。讲述佛祖出世前经历的佛本生故事和佛出世成道后的佛传故事，内容丰富，情节生动，用以宣扬佛家忍让、善良与因果报应思想。其中艺术性最高的当数第254窟《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贸鸽》、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故事》、第257窟《九色鹿救溺》以及第290窟《佛传故事》等。 254窟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采用“异时同图”的构图方式，将三王子山林中游猎，发现母虎饥饿不堪欲食其幼崽，遂发悲悯之心，坠崖舍身饲虎，其父母兄长悲痛欲绝，拾骨筑塔等情节统一组织在一个画面上。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把不同时空发生的事情穿插组合，而主题却十分突出。人物和虎的造型十分生动，线条亦粗壮有力，由于时间久远，色调变得更加沉郁丰富，画面笼罩着强烈的悲壮气氛。 同一窟内的《尸毗王割肉贸鸽》壁画，表现尸毗王为从鹰口中救出鸽子的性命，愿割自己腿肉为赎的画面。壁面主体部分刻画尸毗王单腿垂坐，正在被割腿肉，上部一鹰正在追逐鸽子，右侧眷属惊惧哀劝，左为臣民敬仰赞叹，左下方一着胡服者持秤称肉，画面主题突出，情节完整，鸽子端立于国王手掌上，老鹰在国王脚前仰头陈述，这些细节的描绘，使故事情节更加丰富，独具匠心。“尸毗王本生”和“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是北魏佛教壁画中非常流行的本生故事。这些本生故事都是说佛的前生如何为救助旁人而牺牲自己的故事，借以宣传佛教教义，有着浓厚的宗教情怀。 《九色鹿救溺》是莫高窟第257窟壁画的主要题材。画面以横卷式构图加以处理。情节从左右向中心发展，描述九色鹿将一落水者拯救后，反被此人出卖的故事。它赞扬了九色鹿王的忘我精神，鞭挞了忘恩负义的丑恶人性。艺术家生动地刻画了九色鹿那富有人格化的神态和不向邪恶屈服的倔强性格，增强了惩恶扬善、因果报应这一主题思想。这幅壁画无论在构图、色彩的处理上，都十分巧妙。以山峦、树石为构图上的自然分割物，分段描绘内容复杂的情节，每一个段落都附有文字说明，与汉代壁画相近。全画取横卷式分九个场面表现，人和动物多取侧面，背景山水无皴擦。线条有力，色彩浓重，造型具有装饰性。用深色染外缘，中间渐浅，用白粉点最亮的部分，加强体积感。这是从外来艺术中吸收的“凹凸法”。画中的山水，用土红或蓝绿等色平涂，尚无皴擦，具有装饰意味。树木的枝干是用土红色画的，树叶用绿色大笔涂染。这种艺术表现手法，说明了北魏时期莫高窟壁画，既继承了民族传统，也吸收了外来艺术的优点，并在这一基础上不断发展着。285窟有西魏年代确切的题识，并且表现出传统风格的进一步的发展和莫高窟与中原地区石窟造像的联系。此窟窟顶中央是一“斗四藻井”，四面坡面上画的是日天（伏羲）、月天（女蜗）、雷神、飞廉、飞天，还有成排的岩穴间的苦修者。苦修者的岩穴外面，有各种动物游憩于林下溪滨。窟顶的这些动物描写得真实自然而又富于感情。窟的四壁，大多是成组的一佛与二胁侍菩萨。但窟壁最上方，往往有飞天乘风飘荡，最下方有勇猛健壮的力士。南壁中部是《五百强盗故事图》。这一部分壁画和北魏末年中原一带流行的佛教美术，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例如菩萨和供养人的清癯瘦削的脸型，厚重多褶纹的汉族的长袍，也与顾恺之、陆探微创造出的“秀骨清像”人物造型风格相近。树木的画法正如如唐代张彦远所说的“刷脉镂叶，多栖梧菀柳”。可以代表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美术的新形式。 莫高窟早期壁画，表现方法上用‘凹凸法”渲染，即用深色晕染外缘，到中间渐浅，最亮部分用白粉点染，表现出物像的体积感。设色浓重强烈，多用土红、粉红、蓝、草绿等色。形象轮廓的勾划，屈如铁丝，遒劲挺拔，可看出受到汉代壁画及印度、犍陀罗和中亚其他各国佛教美术的影响，显示了对外来画法的大胆吸收。此外还有一些民族神话题材，例如249窟窟顶的狩猎图中除描绘了活泼的奔驰着的动物、人马，和山峦树木的骑射图像外，并有青龙、白虎、十二首虺龙等异兽以及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与佛教的摩尼珠，阿修罗等穿插交织在同一画面中。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与玄学和神仙思想相结合的反映。说明艺术家们在汉晋绘画的基础上吸收并融合了外来佛教艺术的内容、格式和技法，逐渐创造出中国式的佛教艺术。从绘画风格的演变来看，北魏活泼厚重，西魏以后逐渐趋向文雅，透露出隋唐圆熟画风即将到来的征兆。2、中期壁画：隋唐两个朝代是宗教艺术的鼎盛时期，艺术家们在不断吸收近域与外来影响的基础上，艺术表现技巧更加丰富，创作题材也空前广泛。宗教绘画艺术亦显得更为绚丽多彩。敦煌莫高窟壁画在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意义。 莫高窟现存洞窟半数以上为隋唐创建，其中大型洞窟,如初唐220窟、217窟，盛唐103窟、130窟等，以其壁画规模之宏伟，内容之丰富，造型之准确，色彩之灿烂，均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与前代偏重佛本生及说法图有所不同，这时的壁画布局一反旧式，四壁最下层的药叉不再出现，其位置被供养人所占，或者被通壁大画所代替，四壁上端的天宫伎乐，亦不再沿窟旋飞，而成为“西方极乐世界”的成员。大幅经变故事的完整构图多在左右两壁的中部，洞顶为华丽的藻井图案。藻井图案和经变四周围的长条边饰是敦煌绘画中装饰美术方面的重要成就。 经变故事是以佛教经典为题材而创作的壁画，亦称“经变”或“变相”。经变内容丰富，种类繁多。唐代壁画最为盛行的是“净土变”，宣扬今生来世之间的因果报应。大幅的经变画，特别是大量的西方净土变相，以巨大的场景画出楼台殿阁、七宝莲池、歌舞伎乐的一切美好的景物，可以说是唐代繁荣富庶的社会经济的曲折反映。欢快明亮的气氛，代替了阴森悲惨的情调；喜庆升平的极乐幻想，成为人们理想中的佛国世界。弥勒经变、法华经变、观音普门品等壁画中穿插了行旅、嫁娶、农耕、收获等大量生活场景，简练真实而富有情趣。在172窟绘制的《西方净土变相》，采用自上而下的全景式构图，利用建筑物的透视造成空间深广的印象，层次繁密而有节奏，重点突出。画面以阿弥陀佛为中心，向四面放射。阿弥陀佛安祥地坐在富丽堂皇、复杂环回的宫苑中央，左右坐着观音和势至两大菩萨，周围环绕着罗汉、天王、力士以及众多供养菩萨。佛像前面的伎乐轻歌曼舞，与两旁的乐队互相对比呼应，上下左右飞天回翔，化生童子和神鸟等，似乎也在随声歌舞。加上金碧辉煌的楼台殿阁、宝池莲花、天空祥云，整个画面成了一个花团锦簇、气象万千的极乐景象。 在唐代壁画里，不仅形式多样，反映的生活更加广泛，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刻划也更加深刻，对主题的表现也更加明显。例如220窟《维摩诘经变》是维摩诘和文殊菩萨论辩时种种景象，以及各国王子来听的热闹的场面。维摩诘激动的富有个性的面部表情刻划了出来。维摩变的左右两下角绘有帝王出行参加法会的场面，衣着华丽，随从簇拥，与传世初唐画家阎立本的名作《历代帝王图卷》相比，毫不逊色。 艺术家们不但善于用华丽绚烂的色彩描绘豪华的场面，而且善于用多变的墨线刻画景物。魏晋时代的铁线描发展成兰叶描。在描画人物的面部时，有的线条圆滑流畅，有的粗重枯涩。在运笔时又有轻重徐疾，浓淡枯润的区别。在对103窟壁画中的维摩诘形象刻画上，工匠们用不同的线条画出须发和衣袍，达到“虬须云鬓，数尺飞动，毛根出肉，力健有余”和“天衣飞扬，满壁风动”，笔墨极具表现力。 另外如445窟（盛唐）北壁的弥勒经变中表现剃度的场面，也同样细致地刻划了人物形象，渲染了故事的情节。画家非常巧妙地把六组男女剃度场面交错地、互相对称而又有变化地描绘在画面的中下部。这里有不同年龄身分的各种人。但是画家不具简单地只依靠服饰、须发或外部的动作来区别这些男女僧尼，而是同时运用不同的情态神采刻画他们之间的不同性格与身份。供养人的画像也是唐代壁画重要内容之一，大部分供养人的画像被绘在经变的下方，也有被安置在经变里聆听说法，这类形象描写了真正的现实人物，但也按照这一时代的审美理想加以美化了的。唐代中后期，供养人的地位在壁画中逐渐重要起来，尺寸变大，而且是作为独立的作品加以精心描绘的。130窟中盛唐时期乐庭瓌和他的妻子王氏的供养像是优秀的代表作。人物仪态优美、衣饰华丽，有亲属奴婢协侍，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女供养像和菩萨像在脸型上有共同点。中唐以后在描绘供养人中，有进一步夸耀供养人的豪贵生活的作品，如有名的156窟《张议潮夫妇的出行图》，以乐舞为先导，随以仪仗车骑，富有威仪声势的漫长行列，都以巨幅画显示其权势地位的显赫，为研究唐代社会历史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唐代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取材范围更扩大了，表现形象更真实生动，构图更丰富复杂，技术更纯熟，充分表现了宗教艺术中世俗艺术的契机。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代画家的艺术智慧和熟练的绘画技巧，既继承发展了汉、魏以来的壁画转统艺术，同时又吸收了外来艺术的长处，把壁画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性，把主观想象和现实生活结合起来。壁画作品愈发注意反映现实生活和刻划人物的精神气质，造型由粗犷而进入精细，形象准确生动，男子宽衣博带，气象雍容；女子体态丰腴，容貌端丽。尤其是菩萨形象，戴宝冠，穿天衣，生动有姿，光彩照人。衣装多用中间色晕染，层次浓淡富于变化，恰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现实生活中女性之美的认识和愿望。壁画大多线条熟练酣畅，飘逸自由而有韵律，设色灿烂绚丽，又很调和悦目。所描绘的歌舞欢乐场面，也正是当时帝王贵族生活的反映。唐代伎乐十分盛行，富贵之家都养着女乐伎以侍奉主人及同宾客共娱乐。《西方净土变》之所以显得那么动人，主要在于这种幻想中的“西方极乐世界’，是按当时现实生活的模样，加以渲染夸张描绘出来的。这些均表明隋唐时期的绘画，与现实生活联系密切，艺术家非凡的创造力和高度的写实技巧，使隋唐宗教绘画的现实主义因素，得到充分地发挥。3、晚期壁画：时间跨度历五代、宋、西夏、元四个时代。五代的敦煌壁画承袭了晚唐余韵，洞窟中仍有规模宏伟的钜制。如98窟的《劳度差斗圣变》，壁画采用左右对称的构图形式，画出了劳度叉与舍利弗各坐一方，劳度叉惊惶失措，而舍利弗则泰然自若，在他们之间穿插着各种斗法的情景，形象地向信徒们展现了佛教的法力无边。这些经变故事画内容丰富而多变化。其中很多动人的场面和情节都被处理得真实有趣。全图统一在摇撼一切的狂风中，可以看出构图技巧的能力。 宋代敦煌壁画的代表性作品是“五台山图”，以40多平方米的尺幅描绘了五台山为中心的城镇与乡村，其中有山川、河流、寺庙、市井、各色人物、各色建筑，对地理特点和标志性建筑物的描绘基本写实。五代和北宋时期的供养人往往尺寸极大，如真人甚至超过真人大小，敦煌地区的统治者曹议金也摹仿张议潮画了自己的出行行列。 元朝管辖敦煌时期，第3窟的壁画艺术有着独特的地位。此窟可以说是一个观音洞，大大小小的观音画满了壁间，尤其是南北两壁的“十一面千手千眼观音”，她面部端庄慈祥，千臂珠圆玉润，素装无华，婷婷玉立。线描的运用是这幅画的最大特点，可谓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集铁线、兰叶、钉头鼠尾于一体，变化丰富。观音的衣裙轻柔细润，似有风动之感，可见创作者的线描功夫之深。此窟壁画的敷彩，与以往艳丽厚重不同，而是出之以简淡润泽，因而就更突出了线描的造型功能，堪称独一无二的上乘之作。 从以上三个时期敦煌莫高窟壁画的艺术特征与风格流变来看，莫高窟壁画从各个方面都表现了古代艺术家的创造才能和成就，而这些成就总是在继承了前代的优秀传统，观察研究了生活，以及进行辛勤的劳动才有可能获得的。古代艺术家这些伟大的创造，曾经丰富并推进了当时的文化、思想。而今天它仍然给我们以美的享受和艺术创作上的巨大启发。
一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二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化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其时已是二十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记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三1900 年 5 月 26 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嗬，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趴在洞窟里随手捡翻。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学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土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钮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帐，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他们都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只是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我好恨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阴森幽暗的古堡晨光微露的旷野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离开如云的战阵决胜负于城下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姑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时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遭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四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敦煌莫高窟作文500字 敦煌莫高窟作文怎么写我来答有奖励飞跃精灵 2020-莫高窟敦煌莫高窟是祖国西北的一颗明珠。她坐落在甘肃省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布满沙丘，492个洞窟像蜂窝似的排列在断崖绝壁上。莫高窟保存着两千多尊彩塑。这些彩塑个性鲜明，神态各异。有慈眉善目的菩萨，有威风凛凛的天王，还有强壮勇猛的力士。有一尊卧佛长达16米，他侧身卧着，眼睛微闭，神态安详。看到这一尊尊惟妙惟肖的彩塑，游人无不啧啧赞叹。莫高窟不仅有精妙绝伦的彩塑，还有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宏伟瑰丽的壁画。壁画的内容丰富多彩，有记录佛教故事的，有描绘神佛形象的，有反映民间生活的，还有描摹自然风光的。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成百上千的飞天。壁画上的飞天，有的臂挎花篮，采摘鲜花；有的怀抱琵琶，轻拨银弦；有的倒悬身子，自天而降；有的彩带飘拂，漫天遨游；有的舒展双臂，翩翩起舞……看着这些精美的壁画，就像是走进了灿烂辉煌的艺术殿堂。莫高窟里还有一个面积不大的洞窟--藏经洞。洞里曾藏有我国古代的各种经卷、文书、帛画、刺绣、铜像等六万多件。由于清王朝腐败无能，大量珍贵的文物被帝国主义分子掠走。仅存的部分经卷，现在陈列于北京故宫等处。莫高窟是举世闻名的艺术宝库，这里的每一尊彩塑、一幅壁画，都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写作技巧：
首先写自己是如何见到敦煌莫高窟，然后写自己在敦煌莫高窟见到的景象并抒发自己对敦煌莫高窟的敬佩之情，最后呼游客们保护敦煌莫高窟景区，并由衷赞美敦煌莫高窟。
范文如下：
八月，天气晴好。我和好朋友们一起去敦煌莫高窟游玩。
莫高窟里有许许多多的小窟，有些小窟是僧人打坐用的，有些小窟则是有雕塑和壁画，都是佛像和菩萨，栩栩如生、十分精美，人物的衣服也雕塑得十分精致，线条自然如行云流水，还贴了金片。因为唐朝的人物审美是以胖为美的，所以佛像都显得微胖且优雅美观。
雕塑的制作分五步。第一步，用木头摆出雕塑的大致形状；第二步，在木头上盖一层麦秆；第三步，在麦秆上再盖一层泥巴；第四步，雕塑；第五步，上色，之后就成了色彩鲜艳、精美绝伦的雕塑了。
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也十分精美。壁画有些是用铅做材料的，所以时间久了变成黑色了。有些是从丝绸之路运来的宝石制作的，人们把宝石中的杂质去掉，做成颜料，至今还未褪色。壁画上画的都是佛、人间故事，还有荷花——荷花出淤泥而不染，是佛教的象征。
著名的壁画《反弹琵琶》也用荷花点缀了，画了一个个乐队，一个女子在反弹琵琶形象生动，至今仍未褪去鲜艳的颜色。
一个制作精美的石窟需要花上30年的时间才能大功告成。当清代人看到雕塑和壁画褪色后，就重新修缮了一次，可惜他们不懂艺术，结果弄巧成拙，反而使许多艺术珍品被他们破坏了。幸好一些晚发现的石窟里仍是唐代的原作。
敦煌莫高窟真是一个值得去的好地方！
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艺术特色】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高深，而且与壁画相融相衬，相得益彰。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我的家乡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它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沙海上。敦煌，它不仅物产丰富，名胜古迹更是引人注目。鸣沙山在敦煌城郊十里。是一座沙粒堆成的小山，最高处约有二百五十米。登上鸣沙山，坐在山脊上，从高处迅速滑下，沙尘随着身体的移动也飞扬起来，当沙流量不断增大时，会听到嗡嗡的声响，随流沙的增加，声音会逐渐增大到嗡嗡如雷鸣。山下有一月牙形的小湖，四面都是流沙，而千百年来，湖水从未干涸过，也未被流沙所淹没。原来细沙在泻到山下之后，晚风又会将它们重新吹向山顶。风儿轻拂着岸边的杂草，湖水就像一块绿色绿色的绸缎，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鸣沙山，静静地漾着迷人的微波。闻名中外的佛窟——敦煌莫高窟，就位于鸣沙山1500米长的陡壁上。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鸣沙山脚下涌出，逶迤流去，消失在沙砾中。这儿到处是花草，古木参天，鸟儿争鸣，整个莫高窟掩映在一片绿的怀抱里，景色秀丽而幽静。呵！多神奇，像被神斧斩过一般的悬崖陡壁上，凿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像鸽舍一样的洞窟，一层层上去直到崖顶。石窟外面的木构廊檐，悬空的栈道，使整个石窟浑然一体，格外壮观。据古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敦煌。黄昏的时候，他手拄锡杖，行至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下，只见夕阳下山顶上一派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佛的形象，他相信这片灵山必将是佛祖的圣地，于是决定在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一个佛洞，这就是敦煌的第一个洞窟。紧接着又有僧人，在这座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莫高窟现存有壁画雕像的石窟共四百九十二个，彩绘泥塑2410多个，壁画更是浩如烟海，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旷世奇珍展开排列，可形成长达50华里的画廊。在这里游人可以看到轻歌曼舞的飞天仙女，她们是能歌善舞，变化自如，是古代最美丽、最善良的象征，表现了古代艺术家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还可以看到众多泥塑，有的朴实温顺，有的文静清秀，有的威武强壮，他们形态各异格局，栩栩如生；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伎，形象生动，舞姿婀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家乡敦煌，正以它那丰富的物产，奇异的景色，尤其是誉满世界的敦煌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观光游览，正在为传播世界文化遗产作着重要的贡献。
感谢佳昕老师几期的精彩分享，对舞蹈一知半解的我，收获了很多舞蹈专业知识，受益匪浅……下面就三个流派浅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神韵派舞蹈是与西域豪迈奔放风格揉和于一体的舞蹈，刚柔并济，神韵相生。遵循“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开先合”等从反面坐起的运动规则，与“平圆，立圆，八字圆”三圆路线相结合，加上“形、神、劲、律”基本动作要素的表现形式，使它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美感……汉唐派舞蹈是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最辉煌的汉、唐、魏晋精神和艺术气质为审美主干，以汉唐和明清戏曲舞蹈为支点，并坚持自主创新，以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蹈文化为目的而创建的中国古典舞学派……敦煌派舞蹈源自敦煌壁画，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其动态神韵，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凸显中原与河西一带的舞蹈素材，恰当地融入西域特色风格，形神兼备，具有“西域、中原、地方”三结合的特点，以古西凉乐风格为主要旋律，是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舞蹈流派……敦煌派舞蹈是我最喜欢的舞蹈流派。 敦煌舞大概分为“大S”“三道弯”“四道弯”等形式，凸显女性形体的柔美，还原唐代美女的美态。曼妙的舞姿，华丽的服饰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最喜欢的是代表作品《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是聋哑演员们用“心”表演的舞蹈。它的最大特征是选材的典型性，构思的形象性、独特性，表演的情感性、真实性。舞者以圣洁灵动的舞姿演绎了“盛世开屏”的画面，千只纤手曼颤，千只慧眼闪烁，华美而又祥和的氛围，天光人舞呈现的祥瑞美好的景象，不由让人击节赞叹，观赏愉悦的同时，带给人心灵深层的情感激荡，精妙绝伦，感动亿万观众，它是人们爱和创造力的象征，美哉，《千手观音》……在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不同的起源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和独具异彩的审美特征，不同流派发挥各自所长，中华大地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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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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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女朋友是不是学服装设计的,如果是的话,就是应该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敦煌飞天是仙女的意思,你可以在百度里搜一下,有关的图,然后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估计主要是设的服装上要有敦煌艺术效果,飘逸、气势绚丽？要不就是,关于敦煌飞天服饰毕业论文?没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Flying Flower Fashion Design --- Dunhuang Description Abstract: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Flying is a business card is a symbol of Dunhuang art. As long as fly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art. 492 caves of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lmost cave painting Cave Flying. According to Mr. Chang Shuhong "Dunhuang Flying" large album art, said the preamble, "are a total of more than 4500." Their number can be said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caves, preservation of the largest caves Flying. Key words: Dunhuang art, clothing designs, magnificent momentum, singing and dancing, elegant从网上翻译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吧。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唐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声音一会像黄莺在花下啼鸣婉转流利，一会像泉水在冰下流动滞涩不畅。接着又像在凝成冰的泉水又冷又涩不能畅流，弦似乎凝结不动，凝结不动声音暂时停歇了下来。“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作者笔锋一转，把读者的思绪从高亢凝重中带入到优雅暗昧中来。花底的黄莺间间关关──叫得多么流利，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黄莺，未见其形，只闻其华丽婉转的间间关关之声于花间；泉流，未睹其迹，却听得哀怨凄凉的幽咽之声透过寒气彻骨的冰层发出艰涩沉闷的低吼。此处形象两两交错迭出，乐音则在意象的交错与滑移中奏出细腻而丰富的变化，传达出心灵深处的欲望与呼告。
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中的“水下滩”，因版本异文而产生四种不同的理解与训释：①“水下滩”，②“冰下难”，③“冰下滩”（“滩”指气力尽），④“冰下滩”（“滩”指流动或水奔）。本文认为“水下滩”本自平常，无须深求，自从段玉裁将“幽咽泉流”与“水下滩”捏合一块，且以“属对”刻板要求，从此治丝益棼。本文考证“水下滩”就是“似水从滩上流下的声响”，释作“冰下难”?勉强亦通，而释作“冰下滩”无论释“滩”为“气力尽”还是“水奔”、“流动”，都不符合唐诗原意，不能成立。?关键词?水下滩?冰下难?冰下滩?《琵琶行》?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通行本有云：“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其中“水下滩”三字，论者注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究其所以，就在于因版本的异文而产生的不同理解与训释。请看版本的异文：?①作“水下滩”——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清康熙四十三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②作“冰下难”——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在“水”下注“一作‘冰’”、在“滩”下注“一作‘难’”；北京图书馆藏失名临何焯校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③作“冰下滩”——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在“水”下注“一作‘冰’”，《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④作“水下难”——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校《白氏文集》。??再看各家的解说（为了说明问题，引用从详）：（一）首先对通行本“水下滩”发难的是清代的段玉裁，他在《与阮芸台书》中从属对的角度认为当作“冰下难”：??近读唐诗，校得三事，为先生陈之，有承讹千年而莫之省者……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凡古书不知何人始缪写流传，遂使千秋不见真面目，至为可惧。唐诗如此，何况乎经史之大哉？?（二）陈寅恪先生（1978）赞同段玉裁说，并且“更申证其义”：?一与本集互证。白氏长庆集陆肆筝云：??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正与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均同也。??二与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贰陆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捻”，“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惟其中：??冰泉呜咽流莺涩。（可参元氏长庆集壹柒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七绝?“莺涩馀声絮堕风”之句。）??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诗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又微之诗作“流莺涩”，而乐天诗作“间关莺语花底滑”者，盖白公既扩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涩，未免两句同说一端，殊嫌重复。白诗以滑与难反对为文，自较元作更精进矣。??又元氏长庆集贰陆何满子歌（原注云：张湖南座为有熊作。）略云：?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嬾。??又同集壹捌卢头陀诗序云：??元和九年，张中丞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旧唐书壹伍宪宗记下云：??〔元和八年冬十月己巳〕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据此，微之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然则其扩琵琶歌“冰泉呜咽流莺涩”之一句为琵琶引“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之二句，盖亦受微之诗影响。而乐天筝诗之“冰泉咽复通”乃作于大和七年。在其后，不必论矣。??复次，元氏长庆集贰肆新题乐府五弦弹云：??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白氏长庆集贰秦中吟五弦云：?大声麤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同集叁新乐府五弦弹云：??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李公垂悲善才“寒泉注射陇水开”句，可与此参证。）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寅恪案：元白新乐府此两篇皆作于元和四年，（见新乐府章。）白氏秦中吟亦是乐天于任谏官即左拾遗时所作，（见白氏长庆集壹伤唐衢二首之贰。）俱在乐天作琵琶引以前，亦可供乐天琵琶引中摹写琵琶音调一节之参考者也。??（三）钱钟书先生支持“冰下难”说，且证明从元代开始误为“水下滩”。据周祖撰先生（1999）回忆：??清华中文研究所毕业考试的办法是比较特殊的。它规定在论文答辩之前还得先通过学科考试……1952年6月，我参加学科考试，本校外系请的是钱锺书和历史系周一良先生，外校本系请的是北大俞平伯和游国恩先生。……在这次答辩考试中，钱先生问我的问题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幽咽流泉冰下难”，一本作“水下滩”，哪种本子是正确的？有什么根据？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作了详细的考订，我就按其所言作了回答。钱先生说：“很好。但我还要问你，这一版本上的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瞠目不知所对。钱先生随后列举了不少宋人诗和词中的有关句子，证明宋代流行的本子都作“冰下难”，没有错。到了元人散曲中，开始出现了“水下滩”这样的字眼。可见这一版本上的错误始于元代。??（四）宋红先生（1983）从日本为“冰下难”找到了版本根据：?日本龙门文库所藏清原宣贤笔录《琵琶行》（简称龙本）作：?幽咽?泉流?冰下难??エツタル?ノハ?コホリ?シタ?ナャム??清原宣贤（1475—1550）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的著名学者。……龙本《琵琶行》是他五十五岁至六十九岁之间（1529—1543）——相当于我国明代嘉靖八年至二十二年间的手抄本。龙本“冰下难”比段玉裁的推断早出二百多年。……龙本不是清原宣贤的臆改，而是有版本依据的。??首先，白氏文集在白居易生前即传入日本。白居易七十四岁时，即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四、五月间，日本留学僧惠萼上人在苏州南禅院抄写了白乐天奉纳本。……成书于平安朝时代（794—1192）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宫廷小说《源氏物语》和与之同时的著名笔记文学《枕草子》都曾涉及此诗。从白氏文集传入日本之早看来，龙本的祖本完全有可能是早于我国现有最早的南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的某一本子。??其次，在龙本之前确有“冰下难”的版本流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歌谣集《新撰朗咏集》（大约成书于1070—1140年间）曾将白居易诗抽句改写成日本歌谣，其中“幽咽泉流”一句即作“冰下难”。《新撰朗咏集》成书可能略早于南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且与南宋本“水下难”有别。据此可推断，在南宋本之前即有“冰下难”版本在日本流行。《太平记》卷四（据日本学者考证，《太平记》前九回在1280—1356年间即已写成）在形容琵琶音色之妙时亦套用了“莺语”、“泉流”的句子，其中“泉流”句作“冰底难”，应是从“冰下难”演化而来的。由此可知：龙本之前《琵琶行》即有“冰下难”版本流传于日本。这种本子很可能就是龙本的祖本。??（五）蒋礼鸿先生（1982）则不同意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流动：?我以为段说实在不完全正确，这一句应该依日本那波本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滩字应作流动解。“花底”和“冰下”都是处所词，处所词必然要和动词联系在一起，这两句里可以作动词的只有滑和滩字。《广韵》去声二十八翰：滩，水奔；奴案切，又他丹切。水奔就是水流。泉水在冰下流，泉声被冰所隔，所以幽咽，莺语也因在繁花之中，所以声音也是曲折传达出来的。??（六）郭在贻先生（1985）也不同意段玉裁说，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气力尽：?首先，水字必是冰字之误，因为“泉流水下”的说法是不通的，泉也是水，不能说水流于水下。从诗的结构来看，上句说“莺语花底”，下句说“泉流冰下”，对应得异常工整。其次再看滩字，段玉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冰当为水——引者注），且何以与上句属对？”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滩字是唐代的一个俗语词，有其特殊的含义，而按照滩字的一般义训去理解，当然是讲不通了。今按：此滩字乃是气力尽的意思，其本字当为痑，又写作瘅。《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韵：“痑，力极。”桂馥《札朴》卷九《乡里旧闻·杂言》：“力极曰痑”，注云：“音摊。”《太平广记》册五，卷二一二“资圣寺”条：“棱伽効之力所瘅。”力所瘅即力尽之意。《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气力滩即气力尽。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则是用本字。字书又有勯字，训为气力尽，当是痑的或体。??“幽咽泉流冰下滩”这句诗中的滩字跟敦煌变文中的那个滩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的气力尽。泉流冰下，鸣声幽咽，仿佛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不是很可以讲得通吗？上句的滑字，状莺语花底之流丽婉转；下句的滩字，写泉流冰下之涩滞濡缓，对仗既工整，文理亦畅达。但是如果不知道滩字有气力尽的意思，这句诗便不好讲，无怪乎段玉裁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了（冰当为水——引者注）。至于《全唐诗》在滩字下注云：“一本作难”，这要么是因形近而讹，要么是因后人不懂得滩字的特殊义训而妄改，是不足为据的。??（七）蒋礼鸿先生（1997）此后赞同郭在贻先生的意见：?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任你前头多变化，如来不动一毛端。”（页349）“气力滩”就是气力尽。……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俱舍论第一卷音义引《尔雅》释天“涒滩”的李巡注道：“滩，单，尽也。”“单”通作“殚”，“殚”也是尽。《说文》“滩”是“汉鸟”的俗体，“汉鸟，水濡而干也。”又引《诗》“汉鸟其干矣”。水干就是水尽，水尽叫做滩，力尽也叫做滩。?徐复说：以上只推究语源，未说本字。“气力尽”另有专字作“瘅”，《说文》疒部：“瘅，劳病也。”又作“痑”，《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痑，力极，他干切。”与“滩”同音。“力极”就是“倦极”，都是说的“气力尽”。……郭在贻说：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痑”即“滩”之本字。则是用本字。白居易琵琶行：“幽咽泉流水（当作“冰”）下滩。”“滩”字承幽咽，当亦气力尽之意，段玉裁改为“难”字，失考。礼鸿案：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痑，音滩，马病也。今《诗》作啴。”综徐、郭两君之说，“气力滩”的滩字本字当作“瘅”、“痑”、“勯”，是为力尽；“幽咽泉流冰下滩”的滩字即《说文》的“汉鸟”字，是为水尽。两者义类相同而字源非一。琵琶行的“水下滩”，日本那波道圆本作“冰下滩”。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可证冰字为是。??（八）景凯旋先生（1999）虽然赞同“冰下滩”，但释“滩”为水急：?案段氏谓水下滩不成语，且与上句不属对，此言良是。但若作“泉流冰下难”，一是与下文“冰泉冷涩”同说一端，语义重复；二是从诗歌的语言看，“滑”字形容精妙，而“难”字却非一描写性的词，显得笨拙空泛，并不高明。??案此义与上文“滑”字词性属对，但与下文“冰泉冷涩弦凝绝”的语义仍嫌重复，且据段玉裁《说文》注，水尽乃滩字古义，而白居易此诗多用俗语，如“呕哑嘲哳难为听”即是，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所以此解仍不免失之牵强。??以上二说都认为“水”当作“冰”，从属对的角度看，这是对的。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亦可证冰字为是。问题在于，此句末字作“难”亦或“滩”字解作水尽，于诗歌意蕴的阐释上都终觉犹有未达。??其实，“滩”字在隋唐时期除了指水滩（他干切）外，还有另外一个用义，即指水急。《广韵·翰韵》：“滩，水奔。”《集韵·换韵》：“滩，水奔流貌。”这大概是隋唐的一个俗语，如吴融《书怀》：“滩响忽高何处雨，松阴自转远山晴。”即是一例。由此可知，《琵琶行》这句诗确实应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意谓水在冰下呜咽而疾流 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流水冻结了，也冻结了琵琶的弦于，弦子冻结了，声音也暂时停止
最早对于琵琶的记载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枇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而这只是人们对琵琶名字的由来做出的一个记录，琵琶本身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成的，或者说琵琶的前生又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洗礼才发展到现今人们使用的乐器呢？根据参考文献琵琶在古时候被分为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首先来看直项琵琶（秦琵琶）它是土生土长的由我国人民创造的一种园体、直项、四弦，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传说琵琶产生于乌孙公主下嫁时，汉武帝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于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昆弥，念其途中思念之苦，令知音的工人参照了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制成了直项琵琶。可见只能说秦琵琶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乐器。而秦琵琶之后却发展为阮咸（晋朝时因晋代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善于弹奏被改称为“阮咸”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阮）。那如今的琵琶到底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我们只能从曲项琵琶的历史演变或者前身中研究。曲项琵琶梨形、曲项、四弦、横抱用拨子弹奏。这种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叫“乌德”，（根据一位古代伊斯兰科学家Al-Farabi研究，乌德琴是由创世纪中的传说人物，亚当的第六代孙Lamech所创，传说中Lamech悲伤的将其儿子的尸体吊在树上，而第一个乌德琴的创造就是来自其儿子的骨骼形状。）汉朝的武将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公元前126）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得西域诸国的多元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音乐历来都是各个国家交流的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就可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所以它被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同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使着中西方的音乐交流，因此经过长时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乌德琴经龟兹（新疆库车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传入中原成为曲项琵琶。而传入西方逐渐演变成吉它、曼多林、琉特琴等乐器。传入日本演变成当今的五弦琵琶、乐琵琶、荒神琵琶、盲僧琵琶。第一个高潮时期：隋唐时期。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仍能见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到了公元五、六世纪随着中国与西域民族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横抱琵琶用拨子演奏。 琵琶在唐朝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代表人物：苏祗婆（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乐家，我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是当时的宫廷音乐家）、康昆仑、曹善才等。代表作品：《霓裳曲》、《六公》、《明妃曲》、《杨柳枝》从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出当时琵琶的发展程度如：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滕秋鹘”，形象地描绘出琵琶演奏者运拨斜挑时如闪电般的快利，声振如春雷，其艺术效果令人叫绝！第二个高潮时期：明清时期。在宫廷音乐中其主要作用的琵琶开始走向民间；成为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变横式弹拨为竖式弹拨，进一步丰富了演奏手法和表现力；艺术风格出现了“文曲”、“武曲”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富有的江浙一带，优秀的琵琶名家、世家辈出，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像唐代涌现出那么多盖世绝伦的诗篇，然而琵琶艺术却扎扎实实在广大演奏者的手中传承并发扬光大。代表人物：张雄、李近楼、陈牧夫、王君锡、鞠士林等。流派：崇明派、无锡派、浦东派、平湖派、汪派等。代表作品：《华秋萍琵琶谱》、《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等。比如《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第三个高潮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康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也逐渐提高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追求。无论是从乐器的制作。人才的培养、到琵琶本身的艺术表现力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国家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琵琶专家、学术研究者、表演家也在不断推动着琵琶的发展与创新。代表人物：刘德海、林石城、曹安、杨大钧等。代表作品：《彝族舞曲》、《狼牙山武状元》、《春雨》、《渭水情》等。琵琶，这个富有丰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民族乐器，从古至今，充分体现出我们华夏民族对文化艺术的至高追求和卓越贡献，是华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值得我们去推崇去学习的宝贵文化产物之一，让我们从中继续探寻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启迪着我们探寻它海纳百川的精髓奥秘，也让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去找寻事物发展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