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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学毕业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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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大学毕业论文发表

Flying Flower Fashion Design --- Dunhuang Description Abstract: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Flying is a business card is a symbol of Dunhuang art. As long as fly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art. 492 caves of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lmost cave painting Cave Flying. According to Mr. Chang Shuhong "Dunhuang Flying" large album art, said the preamble, "are a total of more than 4500." Their number can be said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caves, preservation of the largest caves Flying. Key words: Dunhuang art, clothing designs, magnificent momentum, singing and dancing, elegant从网上翻译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吧。

中国古代的文人雅士,素来是“精神贵族”,穷也罢,富也罢,永远在精神上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发展到极端就是阿Q 式的自欺与自慰。但是,王梵志的诗中则很少见到这种优越感,他能正视自己的不幸,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平民诗人”的意识。我想,这或许是他的诗在初唐以后一直被正统文人视为“下里巴人”,却为民间接受的重要原因。不过,尽管妻室儿女“邂逅暂时贫,看吾即貌(邈) 诮”,但王梵志是“吾贫极快乐”的,他在斯○七七八《他家笑吾贫》中更是通过一种“深沉的戏谑和痛苦的调侃”来写的。如前所引全诗所述,一方面,谴责了贫富之间的不公平,而另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那种洒脱与豁达的情怀。楼主的话可以从王在穷困中仍能拥有乐观意识入手写吧,毕竟这个对现在的社会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希望我的回答对你能起到帮助,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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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 文化 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由专业人员挖掘或设计出来,满足旅游者特定需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产品。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旅游文化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 教育 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 方法 。

关键词:旅游文化;特征

现代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旅游文化的繁荣,“一带一路”(以下简称为“OBOR”)是21世纪初中国为了实现“加强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进沿线各国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而提出的战略构想。随着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外交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文件,OBOR战略开始付诸行动。OBOR分为陆路与海路。陆路从西安向西,横穿西亚抵达欧洲荷兰的鹿特丹。海路从长三角、珠三角沿东南亚向西,经非洲过黑海最后抵达欧洲的鹿特丹。因此,新世纪下的OBOR一端为日益崛起的中华经济圈,另一端连接着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共同体———欧州联盟,中间是经济潜力巨大的西亚、东南亚和非洲。在OBOR战略构想下,经济的发展与文明的对话,必将促进国内外旅游业的发展,研究OBOR战略下的旅游文化特征,对促进旅游、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各方面均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OBOR背景下旅游文化特征研究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在合作重点中明确指出“加强旅游合作,扩大旅游规模,互办旅游推广周、宣传月等活动,联合打造具有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提高沿线各国游客签证便利化水平。推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邮轮旅游合作。积极开展体育交流活动,支持沿线国家申办重大国际体育赛事。”因此,OBOR战略沿线必将呈现出人类古代文明繁荣的鲜活再现、为欣赏旖旎风光的丝绸之路特色的国际精品线路游、沿线OBOR友好城市互办旅游推广活动游、体育活动交流观光、参与、体验游和“新海上丝绸之路游轮游”等5大特征,相应的文化也呈现出这五大特征。

人类古文明的鲜活再现

丝绸之路是跨越文明、贯穿古今的古代经济发展之路,对丝绸之路的重游是对人类古文明的探索与考察,具有旅游和文化挖掘发现的双重意义。2014年,由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中国三国联合递交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路网》成功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将丝绸之路沿线的人类古文明推向新的历史舞台。透过OBOR,不仅可以探索考察中国自秦、汉至清的灿烂文明与文化,而且还可以探索考察西亚、中亚、欧洲诸国的文明发展史,对比中外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差异。

博大丰富的汉前文明

OBOR的陆路起点西安,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发祥地,其历史变迁是华夏文明发展的缩影。以西安为中心辐射出的旅游圈,能充分体现中华古文明。西安早在汉朝以前就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曾是周、秦的都城,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第一座城市。西安高陵杨官寨遗址将人们带回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秦始皇兵马俑则展现出了大秦帝国的强盛国力。对OBOR起点城市的考察,人们可以领略汉前中华文字的形成变化、陶器制作工艺、古建筑的特征、古代天文体系、别树一帜的中国数学及丝绸文化等等。

影响深远的汉文化

汉代是中华历史上科技与文化发展的一个辉煌时期,从汉代建立到灭亡的四百多年间,汉代王朝与古罗马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大帝国,汉王朝雄踞东方,开拓了OBOR的丝绸之路,开辟了东西经济文化技术交流的走廊。而且在汉代,西南丝绸之路也在这个时期开辟,从天府之国的四川成都,到缅甸、印度,将汉朝先进的文化技术传播到东南亚。因此,汉代是OBOR战略的起始朝代,考察旅游OBOR的内涵与文化功能在于探索和考证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汉代文化。其中著名的建筑文化,有著名诗歌“秦时明月汉时关”为证,可见汉代的建筑科技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还有史学瑰宝的《史记》和《汉书》;蔡伦发明的造纸术,如今在成都、西安、安徽宏村、浙江等地还保留着这种比较原始的造纸术,对人们了解汉代科技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汉代的《九章算术》、《伤寒杂病论》以及地震仪等都对后世影响深远。深入了解和考察探索汉代文化,对OBOR旅游品质的提升、内涵建设、转型升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辉煌的隋唐文化

隋唐时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以强大国力为依托,以蓬勃发展的世俗文化为主体,表现出了内容丰富、思想兼容、形式多样的特点,而这种特点大量汲取少数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多的表现出对外文化的输入输出,加强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这其中丝绸之路OBOR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和平台作用。辉煌的隋唐文化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便是东西文化交流的畅通和频繁。考察OBOR线路,不少历史遗迹和名胜景点都是对唐朝文化的重新认知。就科技而言,隋唐发明了火药,将印刷术发展到雕版印刷,代表作有《金刚经》,建造了辉煌的长安城和赵州桥。唐朝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个历史时期诗人辈出,影响深远,如初唐的陈子昂、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李白、杜甫,田园山水诗人王维、孟浩然,边塞诗人高适,晚唐诗人杜牧和李商隐等。OBOR线路考察诗人的出生地、作品等,对认识和发扬古代文化,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提升了OBOR区域旅游的品质与内涵。位于OBOR线路上的文化旅游景点众多,其中有著名的敦煌莫高窟,集绘画、书法、乐舞于一体,有很高的旅游、考察、研究价值。辉煌的隋唐文化促进了亚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而隋唐文明遗留至今,保留完好的大多分布在OBOR,因此对OBOR旅游线路的开发,是中国旅游改革发展、转型升级的新领域。

鼎盛的宋朝文化

宋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鼎盛时期,是品质旅游和文化旅游的重要内容。宋朝时期,文学、科学、理学、史学等都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宋代有大文豪苏轼,还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 散文 家范仲淹等。宋代的四大书法家,对中华后世影响深远。宋代还有无数的著名画家,最能代表中 国画 最高艺术水平的就是宋代 山水画 的博大意境,如今被制作成3D技术重现的《 清明 上河图》等。此外,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史学,陶瓷窑为代表的手工业,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对南北宋时期文化的OBOR综合规划,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提升途径。

文学艺术空前的元、明文化

元、明是中国疆域广阔、国力强盛的时代。元朝进行了大一统,促进了少数民族的融合和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外交通发展,各民族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特别是产生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研究考察元代文化,对当今国家发展战略乃至世界和平共处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因此,重回元朝时代的OBOR线路,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都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明继承元代文化,文学艺术空前繁荣,呈现出平民化与世俗化。在文学方面,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三部《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均在明朝完成。在明朝,宗教方面,天主教传入中国,出现了西学东渐的萌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OBOR的南线,明朝文化深远的影响着东南亚和南亚。随着丝绸文化的不断影响,中国的庭院建筑随之传入西方。

历史巨变中的清代文化

中华民族领先世界文明几千年,而到了清代,由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和自大,直接导致了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未能影响中国,从而使中国沦为后来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为了防止明朝复辟,清关闭了南方的泉州、宁波等重要港口,在北方驻扎重兵,严重影响了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与科技的交流。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国内安定,因此这一时期的小说、戏剧和绘画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清代后期逐步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反封建思想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和特征。神秘的中西亚文化中西亚位于亚非欧三洲的交界地带,素有“五海三洲”之名,是OBOR的重要枢纽和中间连接点,承担着连接亚洲中华经济圈和欧盟两大经济体的作用。中西亚气候干旱、水资源缺乏,但富有石油资源。中西亚还是人类古代文明发源地之一,有辉煌灿烂的古巴比伦,是伊斯兰教、__和犹太教的发源地。研究考察OBOR线路,不仅可以考察探索文明古国中国,还能接触神秘的中西亚文化,最后抵达体验欧洲的近代文明,因此,OBOR是一条古今文明的文化之旅。

精品线路文化兴起

OBOR大战略下,国内旅游将此作为旅游转型升级发展的契机和平台,各地纷纷以OBOR为依托,出台《XXX旅游总体规划纲要》,形成精品线路游,并以精品线路为平台,提升精品线路文化。精品线路将极大的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丰富旅游文化的内涵,促进文化的交流。随着三部委联合推出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颁布,建设精品线路的步伐在加快。OBOR是世界最精华的旅游资源带,汇集了世界4/5的文明,古代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古罗马均被OBOR有机的整合在一起,向世人展示人类古文明的历史及进程。据新华网报道,国家旅游局将2015年确定为“OBOR旅游年”,推动了国际旅游的发展。北方线路上,甘肃出台《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大景区总体规划纲要》,计划至2020年建成20个游客容量为300万人次的大景区,形成华夏寻根线、黄河风情线、民族风情线、中医药养生线、红色旅游线等主题精品品牌线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依靠OBOR战略体系,着眼于优越的旅游资源和天然的区位优势,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及欧洲和非洲开放的最前沿,把丝绸之路做成品牌,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大旅游概念。此外,湖北、湖南、四川、重庆、陕西、浙江、海南、福建等地均以OBOR发展战略为契机,加快把OBOR线路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开拓旅游文化发展新境界。

沿线城市文化交流频繁

OBOR战略体系下,国内城市之间,国际城市之间,OBOR线路带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宽广深入。OBOR战略前提下,形成全新的四大城市文化交流线路体系:

西北方向的新亚欧陆桥城市文化交流

从西安经兰州,通过乌鲁木齐 出国 境线,连接哈萨克及其中亚、西亚、中东欧等国家。乌鲁木齐将利用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作用,成为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西北方向城市间的文化交流内容广泛,涵盖教育、城市交通、宗教信仰、城市文化等,有利于促进城市、区域的共同繁荣。

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城市文化交流

以福建大中城市为核心区,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海峡西岸等地区的港口、滨海地带和岛屿共同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等沿岸国家或地区。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包括了中国最有活力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区,连接了日本、韩国等许多大中城市,对东亚的稳定和促进东亚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了解和合作有着重要作用。

西南方向的中国-南亚-西亚城市文化交流

从成都、重庆经云南、广西连接巴基斯坦、印度、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促进南亚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

东北方向的中蒙俄城市文化交流

从东三省向东连接绥芬河、海参崴出海口,向西连接俄罗斯赤塔,通过老亚欧大陆桥抵达欧洲。目前,东北方向已开通“津满欧”、“苏满欧”、“粤满欧”、“沈满欧”等“中俄欧”铁路国际货运班列,并基本实现常态化运营。随着OBOR线路高铁的建设运营,东北方向的经济带将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城市间的文化交流、文化推广将出现繁荣鼎盛的新局面。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

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对促进国家之间、城市之间、民族之间的了解和文化交流有着重要作用。20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就曾经以“小球撬动了大球”,通过兵乓球的比赛展开了对美国的外交。如今的国际化体育赛事如NBA、F1、奥运会、洲际运动会、 足球 等,都是国家和民族展示各自文化的平台。OBOR战略体系下,体育活动文化交流是文化交流的先行者,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文化交流,加深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了解,对实现区域和平稳定共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通道,起始于秦代,繁荣于隋唐,鼎盛于明代,以广州为起点,连接日本及东南亚诸国,其中最为著名的郑和下西洋。2013年,国家主席提出了建设“新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从而拉开了建设新的贸易与文化交流通道的序幕。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交流既包括古代文明的交流,也包括现代文明的交流。新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对区域经济的交流与合作、区域一体化、区域繁荣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并与亚投行遥相呼应,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两大战略举措。

2OBOR旅游文化新内涵及其发展趋势

OBOR战略体系下,随着高铁的建设发展、亚投行的建设运行,OBOR旅游承载着传播古代文明,发扬人类文明,建设现代文明的重任。在体验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体验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明文化。OBOR集中了世界4/5的文明,新OBOR旅游呈现出旅游文化互补、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等新内涵与发展趋势。

国内国际旅游文化互补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精华。目前,旅游文化已经趋于大众化,对旅游文化的研究也进入瓶颈阶段[1]。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旅游文化的单一和旅游文化的互补性不强。实际上,旅游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体现,是广泛存在于旅游活动中的[2]。旅游文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旅游目的地对旅游兴趣产品、服务的开发、再生产及营销;(二)不同类型的旅游者特征、体验模式及行为。就这两点而言,只有旅游文化互补,旅游文化才能发展。OBOR线路涉及众多的城市和全世界主要的人类文明和现代文化,因此,出现极强的旅游文化互补,能更好地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旅游蓬勃发展。随着国内外旅游的发展,对外文化输出趋势明显,而对内文化输入、吸收、演变的趋势缓慢,这就呈现出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不平衡发展的现象。国内很多景区接待的游客多为境内游客,境外游客较少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出境游方面,出境游甚至超过了经济发展增速[3],远远高于入境游,不仅产生了国际旅游的不平衡发展,也导致了国际旅游文化失衡现象。OBOR战略下,境内境外旅游有机结合,成为系统旅游下的两个有机部分,这两部分各有特色,但又高度统一在OBOR下,因此国内外旅游文化输入输出成为OBOR旅游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两部分,将出现均衡发展的态势。

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

OBOR是贯穿古今文明的线路,将中国古文明与现代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中国古代文明与现代文化共同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博大精深、辉煌灿烂,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5000年的文明中,天文、算术、教育、哲学、科技、学制等,都有着历史意义,与现代文明一起,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文化发展推动社会发展

OBOR战略体系的目的在于促进沿线沿路城市和区域的共同发展,用文化的发展来推动社会的发展。新的文化带来新的旅游消费观念,人们在日益国际化的旅游文化中,逐步提高公民意识,发扬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通过在旅游活动中帮助他人、自觉排队、低碳出行等行为,影响和推动交际文化的发展。为适应OBOR战略体系的发展,教育、外交、建筑、交通等也融合了国际文化内容,这些新的内涵特征一起推动社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和区域发展创造条件。

3启示

对OBOR旅游文化特征及新特征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启示:

加强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实现文化的交流互鉴

OBOR是实现区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战略举措,必须加强国际间的战略合作,相应的,在文化上也要加强国家间、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在依托亚洲,促进亚非欧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目前,中国已同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卡塔尔、科威特等多个国家签署了同OBOR建设相关的合作协议,有60多个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对参与OBOR建设表达了积极态度。随着OBOR建设中的互通互联,泛亚洲高铁网的建设,国际间的战略合作将进步一步加强,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共同发展主题。

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

亚投行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简称,缩写为AIIB,总部设在北京,是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是OBOR支撑的经济战略平台,能为“丝绸之路”基金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战略平台,加强中华文明的国际影响,加快中华文明文化的输出。截止2015年4月,英国、德国、意大利、法国、韩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埃及、瑞典等国先后已同意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员国已达57个,大多数是OBOR战略体系下国家,这不仅为OBOR产业合作提供强有力的经济基础,还有利于OBOR战略体系下旅游文化的健康发展。应充分利用亚投行的经济战略平台,为旅游提供一体化支付等提供经济便利,在此基础上,尽快完善一体化下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行动

2015年,国家旅游局从全局出发,制定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旅游合作发展战略规划》,该规划在组织专家进行3轮讨论后,形成定稿,包括实施重点行动等内容。OBOR核心城市和区域早在OBOR战略提出后,已经做出OBOR的发展布局,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旅游节庆、旅游营销大幅增多。因此,各地加快落实国家旅游局的全局战略规划,有利于国内旅游的健康发展和旅游升级,促进出境入境旅游的平衡发展。

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

随着OBOR战略的实施,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便成为当务之急,这既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教育改革的契机,是实现文化的展示与传承的途径与方法。培养能面对不同文化,不同习俗的旅游者的专门人才,不仅要求具有很好的处理旅游行业的专业综合知识,包括接机、酒店入住、报关、旅游景点导游等素质,而且要求具有很好的一门或者几门外语能力。在此基础上,培养能冷静面对各种问题,灵活机智的解决风俗文化问题,友好周到有耐心的处理导游过程问题等多方面能力素质,是培养高素质的旅游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内在诉求。

参考文献

1、旅游文化与文化旅游: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问题徐菊凤旅游学刊2005-07-18

2、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陈传康,王新军旅游学刊1996-01-18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关键词:旅游文化;现代旅游经济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刘赵平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2-01

2、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研究张海燕;王忠云;资源开发与市场2010-04-20186 有关旅游文化毕业论文相关 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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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舞是一面丝路的镜子,它主要以佛教中的人物为主,结合西域地区的文化特色所编创出来的舞蹈。近代的编舞家和学者们前往敦煌地区考察后,仔细观察莫高窟里的壁画后,把所收集的人物绘画和雕像编辑成一出舞剧——丝路花雨;由甘肃省歌舞团演出,演出后即受好评和喜爱,尔后又陆陆续续在全中国和世界各地演出,也带来许多的震撼与新风貌!

我的家乡敦煌,是我国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重镇。它就像一颗绿色的明珠,镶嵌在茫茫的沙海上。敦煌,它不仅物产丰富,名胜古迹更是引人注目。鸣沙山在敦煌城郊十里。是一座沙粒堆成的小山,最高处约有二百五十米。登上鸣沙山,坐在山脊上,从高处迅速滑下,沙尘随着身体的移动也飞扬起来,当沙流量不断增大时,会听到嗡嗡的声响,随流沙的增加,声音会逐渐增大到嗡嗡如雷鸣。山下有一月牙形的小湖,四面都是流沙,而千百年来,湖水从未干涸过,也未被流沙所淹没。原来细沙在泻到山下之后,晚风又会将它们重新吹向山顶。风儿轻拂着岸边的杂草,湖水就像一块绿色绿色的绸缎,映着蓝天,映着白云,映着鸣沙山,静静地漾着迷人的微波。闻名中外的佛窟——敦煌莫高窟,就位于鸣沙山1500米长的陡壁上。一股清澈的泉水从鸣沙山脚下涌出,逶迤流去,消失在沙砾中。这儿到处是花草,古木参天,鸟儿争鸣,整个莫高窟掩映在一片绿的怀抱里,景色秀丽而幽静。呵!多神奇,像被神斧斩过一般的悬崖陡壁上,凿满了大大小小像蜂窝、像鸽舍一样的洞窟,一层层上去直到崖顶。石窟外面的木构廊檐,悬空的栈道,使整个石窟浑然一体,格外壮观。据古代碑文记载,公元366年,一位名叫乐樽的和尚云游到敦煌。黄昏的时候,他手拄锡杖,行至敦煌附近的三危山下,只见夕阳下山顶上一派金光,仿佛显现出千佛的形象,他相信这片灵山必将是佛祖的圣地,于是决定在山对面的崖壁上开凿一个佛洞,这就是敦煌的第一个洞窟。紧接着又有僧人,在这座洞窟旁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由此诞生。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间陆续修建,成为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洞窟最多、保存最完好、艺术价值最高的佛教艺术石窟群。莫高窟现存有壁画雕像的石窟共四百九十二个,彩绘泥塑2410多个,壁画更是浩如烟海,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如果将这些旷世奇珍展开排列,可形成长达50华里的画廊。在这里游人可以看到轻歌曼舞的飞天仙女,她们是能歌善舞,变化自如,是古代最美丽、最善良的象征,表现了古代艺术家超凡的艺术想象力;还可以看到众多泥塑,有的朴实温顺,有的文静清秀,有的威武强壮,他们形态各异格局,栩栩如生;还可以看到精美的壁画,其中的反弹琵琶伎,形象生动,舞姿婀娜,是敦煌艺术的代表作。家乡敦煌,正以它那丰富的物产,奇异的景色,尤其是誉满世界的敦煌艺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来观光游览,正在为传播世界文化遗产作着重要的贡献。

感谢佳昕老师几期的精彩分享,对舞蹈一知半解的我,收获了很多舞蹈专业知识,受益匪浅……下面就三个流派浅谈一下自己的拙见…… 神韵派舞蹈是与西域豪迈奔放风格揉和于一体的舞蹈,刚柔并济,神韵相生。遵循“欲左先右,欲上先下,欲开先合”等从反面坐起的运动规则,与“平圆,立圆,八字圆”三圆路线相结合,加上“形、神、劲、律”基本动作要素的表现形式,使它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艺术美感……汉唐派舞蹈是以中国古代文明史中最辉煌的汉、唐、魏晋精神和艺术气质为审美主干,以汉唐和明清戏曲舞蹈为支点,并坚持自主创新,以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舞蹈文化为目的而创建的中国古典舞学派……敦煌派舞蹈源自敦煌壁画,是古代丝绸之路上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交融荟萃的结晶,其动态神韵,在汉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凸显中原与河西一带的舞蹈素材,恰当地融入西域特色风格,形神兼备,具有“西域、中原、地方”三结合的特点,以古西凉乐风格为主要旋律,是一种独具艺术魅力的舞蹈流派……敦煌派舞蹈是我最喜欢的舞蹈流派。 敦煌舞大概分为“大S”“三道弯”“四道弯”等形式,凸显女性形体的柔美,还原唐代美女的美态。曼妙的舞姿,华丽的服饰都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我最喜欢的是代表作品《千手观音》。 《千手观音》是聋哑演员们用“心”表演的舞蹈。它的最大特征是选材的典型性,构思的形象性、独特性,表演的情感性、真实性。舞者以圣洁灵动的舞姿演绎了“盛世开屏”的画面,千只纤手曼颤,千只慧眼闪烁,华美而又祥和的氛围,天光人舞呈现的祥瑞美好的景象,不由让人击节赞叹,观赏愉悦的同时,带给人心灵深层的情感激荡,精妙绝伦,感动亿万观众,它是人们爱和创造力的象征,美哉,《千手观音》……在中国古典舞的历史长河中,不同流派不同的起源与发展,形成了不同的艺术特色和独具异彩的审美特征,不同流派发挥各自所长,中华大地才能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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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毕业论文敦煌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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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女朋友是不是学服装设计的,如果是的话,就是应该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敦煌飞天是仙女的意思,你可以在百度里搜一下,有关的图,然后设计一个敦煌飞天服饰.估计主要是设的服装上要有敦煌艺术效果,飘逸、气势绚丽?要不就是,关于敦煌飞天服饰毕业论文?没太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希望对你有帮助啊?

Flying Flower Fashion Design --- Dunhuang Description Abstract: The Dunhuang Mogao Grottoes in Dunhuang Flying is a business card is a symbol of Dunhuang art. As long as flying to see the beautiful. People will think of the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art. 492 caves of Mogao Grottoes at Dunhuang, almost cave painting Cave Flying. According to Mr. Chang Shuhong "Dunhuang Flying" large album art, said the preamble, "are a total of more than 4500." Their number can be said that the world and the Chinese Buddhist temple caves, preservation of the largest caves Flying. Key words: Dunhuang art, clothing designs, magnificent momentum, singing and dancing, elegant从网上翻译的,你看看合适不合适吧。

敦煌毕业论文答辩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 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 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 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 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 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 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 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 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 2.吐火罗文 3.印度古代文学 4.印度佛教史 5.中国佛教史 6.中亚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 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 12.德国及西方文学 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 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季羡林简介:季羡林,字希逋,又字齐奘。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作家。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留德十年》)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 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先后出版的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学术著作有《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兼外国语言文学评议组组长、第二届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名誉会长、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委员和《语言文字卷》编辑委员会主任等等。其学术成就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中世纪印欧语言的研究上颇多建树。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季先生长年任教北大,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现在即使在病房每天还坚持读书写作。季羡林先生为人所敬仰,不仅因为他的学识,还因为他的品格。他说: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书,不仅是老先生个人一生的写照,也是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历程的反映。季羡林先生备受关注的《病榻杂记》近日公开发行。在书中,季羡林先生用通达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头上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这三项桂冠的,他表示:“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70年代后期以来担任的学术回体职务有: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1978年)、中国南亚学会会长(1979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0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1981年)、中国语言学会会长(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1983年)、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1984年)、中国作家学会理事(1985 年)、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5年)、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杂忆》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 4月草稿,1992年 6月定稿)。出版界认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曾被“2006年感动中国”获奖人物之一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他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1934年毕业后,在济南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季羡林的学术研究涉及的范围:1.印度古代语言,特别是佛教梵文2.吐火罗文3.印度古代文学4.印度佛教史5.中国佛教史6.中亚佛教史7.唐史8.中印文化交流史9.中外文化交流史10.中西文化差异和共性11.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12.德国及西方文学13.比较文学及民间文学14.散文及杂文创作

声音一会像黄莺在花下啼鸣婉转流利,一会像泉水在冰下流动滞涩不畅。接着又像在凝成冰的泉水又冷又涩不能畅流,弦似乎凝结不动,凝结不动声音暂时停歇了下来。“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作者笔锋一转,把读者的思绪从高亢凝重中带入到优雅暗昧中来。花底的黄莺间间关关──叫得多么流利,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黄莺,未见其形,只闻其华丽婉转的间间关关之声于花间;泉流,未睹其迹,却听得哀怨凄凉的幽咽之声透过寒气彻骨的冰层发出艰涩沉闷的低吼。此处形象两两交错迭出,乐音则在意象的交错与滑移中奏出细腻而丰富的变化,传达出心灵深处的欲望与呼告。

白居易《琵琶行》“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中的“水下滩”,因版本异文而产生四种不同的理解与训释:①“水下滩”,②“冰下难”,③“冰下滩”(“滩”指气力尽),④“冰下滩”(“滩”指流动或水奔)。本文认为“水下滩”本自平常,无须深求,自从段玉裁将“幽咽泉流”与“水下滩”捏合一块,且以“属对”刻板要求,从此治丝益棼。本文考证“水下滩”就是“似水从滩上流下的声响”,释作“冰下难”?勉强亦通,而释作“冰下滩”无论释“滩”为“气力尽”还是“水奔”、“流动”,都不符合唐诗原意,不能成立。?关键词?水下滩?冰下难?冰下滩?《琵琶行》?唐代诗人白居易《琵琶行》通行本有云:“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其中“水下滩”三字,论者注说纷纭,至今莫衷一是。究其所以,就在于因版本的异文而产生的不同理解与训释。请看版本的异文:?①作“水下滩”——明万历三十四年马元调刊本《白氏长庆集》,清康熙四十三年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清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②作“冰下难”——汪立名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扬州诗局刊本《全唐诗》在“水”下注“一作‘冰’”、在“滩”下注“一作‘难’”;北京图书馆藏失名临何焯校一隅草堂刊本《白香山诗集》;??③作“冰下滩”——明隆庆刊本《文苑英华》在“水”下注“一作‘冰’”,《四部丛刊》影印日本那波道圆翻宋本《白氏长庆集》;??④作“水下难”——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宋绍兴本《白氏文集》,清卢文弨《群书拾补》校《白氏文集》。??再看各家的解说(为了说明问题,引用从详):(一)首先对通行本“水下滩”发难的是清代的段玉裁,他在《与阮芸台书》中从属对的角度认为当作“冰下难”:??近读唐诗,校得三事,为先生陈之,有承讹千年而莫之省者……白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泉流水下滩”不成语,且何以与上句属对?昔年曾谓当作“泉流冰下难”,故下文接以“冰泉冷涩”。“难”与“滑”对,“难”者“滑”之反也。莺语花底,泉流冰下,形容涩滑二境,可谓工绝……凡古书不知何人始缪写流传,遂使千秋不见真面目,至为可惧。唐诗如此,何况乎经史之大哉??(二)陈寅恪先生(1978)赞同段玉裁说,并且“更申证其义”:?一与本集互证。白氏长庆集陆肆筝云:??霜佩锵还委,冰泉咽复通。??正与琵琶引此句章法文字意义均同也。??二与与此诗有关之微之诗互证。元氏长庆集贰陆琵琶歌中词句与乐天此诗同者多矣。如“霓裳羽衣偏宛转”,“六幺散序多笼捻”,“断弦砉騞层冰裂”诸句,皆是其例。惟其中:??冰泉呜咽流莺涩。(可参元氏长庆集壹柒赠李十二牡丹花片因以饯行七绝?“莺涩馀声絮堕风”之句。)??一句实为乐天“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二句演变扩充之所从来。取元诗以校白句,段氏之说,其正确可以无疑。然则读乐天琵琶引,不可不并读微之琵琶歌,其故不仅在两诗意旨之因革,可藉以窥见。且其字句之校勘,亦可取决一是也。??又微之诗作“流莺涩”,而乐天诗作“间关莺语花底滑”者,盖白公既扩一而成二句,若仍作涩,未免两句同说一端,殊嫌重复。白诗以滑与难反对为文,自较元作更精进矣。??又元氏长庆集贰陆何满子歌(原注云:张湖南座为有熊作。)略云:?我来湖外拜君侯,正值灰飞仲春琯。缠绵叠破最殷勤,整顿衣裳颇闲散。冰含远溜咽还通,莺泥晚花啼渐嬾。??又同集壹捌卢头陀诗序云:??元和九年,张中丞领潭之岁,予拜张公于潭。??旧唐书壹伍宪宗记下云:??〔元和八年冬十月己巳〕以苏州刺史张正甫为湖南观察使。?据此,微之何满子歌作于元和九年春,而乐天琵琶引作于元和十一年秋,是乐天必已见及微之此诗。然则其扩琵琶歌“冰泉呜咽流莺涩”之一句为琵琶引“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之二句,盖亦受微之诗影响。而乐天筝诗之“冰泉咽复通”乃作于大和七年。在其后,不必论矣。??复次,元氏长庆集贰肆新题乐府五弦弹云:??风入春松正凌乱,莺含晓舌怜娇妙。呜呜暗溜咽冰泉,杀杀霜刀涩寒鞘。白氏长庆集贰秦中吟五弦云:?大声麤若散,飒飒风和雨。小声细欲绝,切切鬼神语。??同集叁新乐府五弦弹云:??第五弦声最掩抑。陇水冻咽流不得。(李公垂悲善才“寒泉注射陇水开”句,可与此参证。)五弦并奏君试听。凄凄切切复铮铮。铁击珊瑚一两曲,冰写玉盘千万声。杀声入耳肤血惨。寒气中人肌骨酸。曲终声尽欲半日,四座相对愁无言。座中有一远方士,唧唧咨咨声不已。??寅恪案:元白新乐府此两篇皆作于元和四年,(见新乐府章。)白氏秦中吟亦是乐天于任谏官即左拾遗时所作,(见白氏长庆集壹伤唐衢二首之贰。)俱在乐天作琵琶引以前,亦可供乐天琵琶引中摹写琵琶音调一节之参考者也。??(三)钱钟书先生支持“冰下难”说,且证明从元代开始误为“水下滩”。据周祖撰先生(1999)回忆:??清华中文研究所毕业考试的办法是比较特殊的。它规定在论文答辩之前还得先通过学科考试……1952年6月,我参加学科考试,本校外系请的是钱锺书和历史系周一良先生,外校本系请的是北大俞平伯和游国恩先生。……在这次答辩考试中,钱先生问我的问题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一句“幽咽流泉冰下难”,一本作“水下滩”,哪种本子是正确的?有什么根据?这个问题陈寅恪先生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曾作了详细的考订,我就按其所言作了回答。钱先生说:“很好。但我还要问你,这一版本上的错误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瞠目不知所对。钱先生随后列举了不少宋人诗和词中的有关句子,证明宋代流行的本子都作“冰下难”,没有错。到了元人散曲中,开始出现了“水下滩”这样的字眼。可见这一版本上的错误始于元代。??(四)宋红先生(1983)从日本为“冰下难”找到了版本根据:?日本龙门文库所藏清原宣贤笔录《琵琶行》(简称龙本)作:?幽咽?泉流?冰下难??エツタル?ノハ?コホリ?シタ?ナャム??清原宣贤(1475—1550)是日本室町时代末期的著名学者。……龙本《琵琶行》是他五十五岁至六十九岁之间(1529—1543)——相当于我国明代嘉靖八年至二十二年间的手抄本。龙本“冰下难”比段玉裁的推断早出二百多年。……龙本不是清原宣贤的臆改,而是有版本依据的。??首先,白氏文集在白居易生前即传入日本。白居易七十四岁时,即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四、五月间,日本留学僧惠萼上人在苏州南禅院抄写了白乐天奉纳本。……成书于平安朝时代(794—1192)的世界第一部长篇宫廷小说《源氏物语》和与之同时的著名笔记文学《枕草子》都曾涉及此诗。从白氏文集传入日本之早看来,龙本的祖本完全有可能是早于我国现有最早的南宋绍兴刻本《白氏长庆集》的某一本子。??其次,在龙本之前确有“冰下难”的版本流行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平安朝时代的歌谣集《新撰朗咏集》(大约成书于1070—1140年间)曾将白居易诗抽句改写成日本歌谣,其中“幽咽泉流”一句即作“冰下难”。《新撰朗咏集》成书可能略早于南宋刻本《白氏长庆集》,且与南宋本“水下难”有别。据此可推断,在南宋本之前即有“冰下难”版本在日本流行。《太平记》卷四(据日本学者考证,《太平记》前九回在1280—1356年间即已写成)在形容琵琶音色之妙时亦套用了“莺语”、“泉流”的句子,其中“泉流”句作“冰底难”,应是从“冰下难”演化而来的。由此可知:龙本之前《琵琶行》即有“冰下难”版本流传于日本。这种本子很可能就是龙本的祖本。??(五)蒋礼鸿先生(1982)则不同意段玉裁的观点,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流动:?我以为段说实在不完全正确,这一句应该依日本那波本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滩字应作流动解。“花底”和“冰下”都是处所词,处所词必然要和动词联系在一起,这两句里可以作动词的只有滑和滩字。《广韵》去声二十八翰:滩,水奔;奴案切,又他丹切。水奔就是水流。泉水在冰下流,泉声被冰所隔,所以幽咽,莺语也因在繁花之中,所以声音也是曲折传达出来的。??(六)郭在贻先生(1985)也不同意段玉裁说,认为应作“冰下滩”,“滩”指气力尽:?首先,水字必是冰字之误,因为“泉流水下”的说法是不通的,泉也是水,不能说水流于水下。从诗的结构来看,上句说“莺语花底”,下句说“泉流冰下”,对应得异常工整。其次再看滩字,段玉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冰当为水——引者注),且何以与上句属对?”这是因为他不知道滩字是唐代的一个俗语词,有其特殊的含义,而按照滩字的一般义训去理解,当然是讲不通了。今按:此滩字乃是气力尽的意思,其本字当为痑,又写作瘅。《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韵:“痑,力极。”桂馥《札朴》卷九《乡里旧闻·杂言》:“力极曰痑”,注云:“音摊。”《太平广记》册五,卷二一二“资圣寺”条:“棱伽効之力所瘅。”力所瘅即力尽之意。《敦煌变文集·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气力滩即气力尽。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则是用本字。字书又有勯字,训为气力尽,当是痑的或体。??“幽咽泉流冰下滩”这句诗中的滩字跟敦煌变文中的那个滩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指的气力尽。泉流冰下,鸣声幽咽,仿佛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不是很可以讲得通吗?上句的滑字,状莺语花底之流丽婉转;下句的滩字,写泉流冰下之涩滞濡缓,对仗既工整,文理亦畅达。但是如果不知道滩字有气力尽的意思,这句诗便不好讲,无怪乎段玉裁要说“‘泉流冰下滩’不成语”了(冰当为水——引者注)。至于《全唐诗》在滩字下注云:“一本作难”,这要么是因形近而讹,要么是因后人不懂得滩字的特殊义训而妄改,是不足为据的。??(七)蒋礼鸿先生(1997)此后赞同郭在贻先生的意见:?破魔变文:“鬼神类,万千般,变化如来气力滩。任你前头多变化,如来不动一毛端。”(页349)“气力滩”就是气力尽。……案: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七,俱舍论第一卷音义引《尔雅》释天“涒滩”的李巡注道:“滩,单,尽也。”“单”通作“殚”,“殚”也是尽。《说文》“滩”是“汉鸟”的俗体,“汉鸟,水濡而干也。”又引《诗》“汉鸟其干矣”。水干就是水尽,水尽叫做滩,力尽也叫做滩。?徐复说:以上只推究语源,未说本字。“气力尽”另有专字作“瘅”,《说文》疒部:“瘅,劳病也。”又作“痑”,《广韵》上平声二十五寒:“痑,力极,他干切。”与“滩”同音。“力极”就是“倦极”,都是说的“气力尽”。……郭在贻说:皮日休上真观诗:“襹褷风声癣,跁跒地力痑。”“痑”即“滩”之本字。则是用本字。白居易琵琶行:“幽咽泉流水(当作“冰”)下滩。”“滩”字承幽咽,当亦气力尽之意,段玉裁改为“难”字,失考。礼鸿案:唐玄度《新加九经字样》:“痑,音滩,马病也。今《诗》作啴。”综徐、郭两君之说,“气力滩”的滩字本字当作“瘅”、“痑”、“勯”,是为力尽;“幽咽泉流冰下滩”的滩字即《说文》的“汉鸟”字,是为水尽。两者义类相同而字源非一。琵琶行的“水下滩”,日本那波道圆本作“冰下滩”。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可证冰字为是。??(八)景凯旋先生(1999)虽然赞同“冰下滩”,但释“滩”为水急:?案段氏谓水下滩不成语,且与上句不属对,此言良是。但若作“泉流冰下难”,一是与下文“冰泉冷涩”同说一端,语义重复;二是从诗歌的语言看,“滑”字形容精妙,而“难”字却非一描写性的词,显得笨拙空泛,并不高明。??案此义与上文“滑”字词性属对,但与下文“冰泉冷涩弦凝绝”的语义仍嫌重复,且据段玉裁《说文》注,水尽乃滩字古义,而白居易此诗多用俗语,如“呕哑嘲哳难为听”即是,这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所以此解仍不免失之牵强。??以上二说都认为“水”当作“冰”,从属对的角度看,这是对的。欧阳修《李留后家闻筝》诗:“緜蛮巧啭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亦可证冰字为是。问题在于,此句末字作“难”亦或“滩”字解作水尽,于诗歌意蕴的阐释上都终觉犹有未达。??其实,“滩”字在隋唐时期除了指水滩(他干切)外,还有另外一个用义,即指水急。《广韵·翰韵》:“滩,水奔。”《集韵·换韵》:“滩,水奔流貌。”这大概是隋唐的一个俗语,如吴融《书怀》:“滩响忽高何处雨,松阴自转远山晴。”即是一例。由此可知,《琵琶行》这句诗确实应作“幽咽泉流冰下滩”,意谓水在冰下呜咽而疾流 冰下的泉水幽幽咽咽——流得多么艰难!流水冻结了,也冻结了琵琶的弦于,弦子冻结了,声音也暂时停止

最早对于琵琶的记载是汉代刘熙《释名·释乐器》:“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意即枇把是骑在马上弹奏的乐器,向前弹出称做批,向后挑进称做把;根据它演奏的特点而命名为“批把”。在古代,敲、击、弹、奏都称为鼓。当时的游牧人骑在马上好弹琵琶,因此为“马上所鼓也”。大约在魏晋时期,正式称为“琵琶”。而这只是人们对琵琶名字的由来做出的一个记录,琵琶本身到底是怎么演变而成的,或者说琵琶的前生又是什么?它经历了怎样的洗礼才发展到现今人们使用的乐器呢?根据参考文献琵琶在古时候被分为直项琵琶与曲项琵琶。首先来看直项琵琶(秦琵琶)它是土生土长的由我国人民创造的一种园体、直项、四弦,根据历史上的记载传说琵琶产生于乌孙公主下嫁时,汉武帝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于武帝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昆弥,念其途中思念之苦,令知音的工人参照了琴、筝、筑、箜篌之属,作马上乐,制成了直项琵琶。可见只能说秦琵琶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乐器。而秦琵琶之后却发展为阮咸(晋朝时因晋代竹林七贤中的阮咸善于弹奏被改称为“阮咸”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阮)。那如今的琵琶到底是由什么演变而成的呢?我们只能从曲项琵琶的历史演变或者前身中研究。曲项琵琶梨形、曲项、四弦、横抱用拨子弹奏。这种琵琶起源于波斯(今伊朗),叫“乌德”,(根据一位古代伊斯兰科学家Al-Farabi研究,乌德琴是由创世纪中的传说人物,亚当的第六代孙Lamech所创,传说中Lamech悲伤的将其儿子的尸体吊在树上,而第一个乌德琴的创造就是来自其儿子的骨骼形状。)汉朝的武将张骞的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9——公元前126)逐渐打开了一条通往中国的丝绸之路、使得西域诸国的多元化得以进入中原,它对我国南北朝至隋唐的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音乐历来都是各个国家交流的方式,因为它不需要语言的交流就可以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所以它被历代的统治者所重视。同样丝绸之路的开通也促使着中西方的音乐交流,因此经过长时间的音乐文化交流乌德琴经龟兹(新疆库车地区)在南北朝时期(公元420年——公元589年)传入中原成为曲项琵琶。而传入西方逐渐演变成吉它、曼多林、琉特琴等乐器。传入日本演变成当今的五弦琵琶、乐琵琶、荒神琵琶、盲僧琵琶。第一个高潮时期:隋唐时期。在隋唐九、十部乐中,曲项琵琶已成为主要乐器,对盛唐歌舞艺术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从敦煌壁画和云冈石刻中,仍能见到它在当时乐队中的地位。到了公元五、六世纪随着中国与西域民族商业和文化交流的加强, 横抱琵琶用拨子演奏。 琵琶在唐朝时期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代表人物:苏祗婆(北周至隋代著名的音乐家,我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是当时的宫廷音乐家)、康昆仑、曹善才等。代表作品:《霓裳曲》、《六公》、《明妃曲》、《杨柳枝》从一些文学作品也可以看出当时琵琶的发展程度如:刘景复《梦为吴泰伯作胜儿歌》“倒腕斜挑掣流电,春雷直戛滕秋鹘”,形象地描绘出琵琶演奏者运拨斜挑时如闪电般的快利,声振如春雷,其艺术效果令人叫绝!第二个高潮时期:明清时期。在宫廷音乐中其主要作用的琵琶开始走向民间;成为说唱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变横式弹拨为竖式弹拨,进一步丰富了演奏手法和表现力;艺术风格出现了“文曲”、“武曲”使得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在富有的江浙一带,优秀的琵琶名家、世家辈出,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这一时期虽然没有像唐代涌现出那么多盖世绝伦的诗篇,然而琵琶艺术却扎扎实实在广大演奏者的手中传承并发扬光大。代表人物:张雄、李近楼、陈牧夫、王君锡、鞠士林等。流派:崇明派、无锡派、浦东派、平湖派、汪派等。代表作品:《华秋萍琵琶谱》、《南北派十三套琵琶新谱》等。比如《阳春白雪》、《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霸王卸甲》、《月儿高》第三个高潮时期:随着国家的繁荣康胜,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人们也逐渐提高了对传统文化的发展与追求。无论是从乐器的制作。人才的培养、到琵琶本身的艺术表现力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国家培养了千千万万的琵琶专家、学术研究者、表演家也在不断推动着琵琶的发展与创新。代表人物:刘德海、林石城、曹安、杨大钧等。代表作品:《彝族舞曲》、《狼牙山武状元》、《春雨》、《渭水情》等。琵琶,这个富有丰富艺术表现力的优秀民族乐器,从古至今,充分体现出我们华夏民族对文化艺术的至高追求和卓越贡献,是华夏音乐文化宝库中的一枝奇葩。也是值得我们去推崇去学习的宝贵文化产物之一,让我们从中继续探寻它经久不衰的原因,启迪着我们探寻它海纳百川的精髓奥秘,也让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不断去找寻事物发展的真相。

毕业论文敦煌文化

没有语言和符号,就没有人类文化。人类社会中的许多重要的文化要素,主要是通过语言和各种符号系统来相互传递的。语言人类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人类不同群体之间的沟通方式,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沟通手段与适应策略的关系等问题。 人类社会性的生产和其他活动,是产生语言的先决条件。作为语言本身,与人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能够影响语言的结构以及语言的内涵,而语言的差异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语言也可以反过来影响文化的发展,很显然,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一种相互关联、彼此制约的关系。 藏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一个系统,与创造和使用这种语言文字的民族所处的地域、经济和社会文化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藏族语言和文字符号的功能,以及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变化,都是由这个社会环境中的语言群体所制约的,是属于他们的社会行为。语言文字也会随着藏族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补充和完善,不断走向丰富。客观环境的变化必然会促使人们重新认识自己的语言,调整自已语言的表达方式,使之最大限度地与客观环境和需要相适应,这正是推动藏民族语言文字进步的动力。一、藏语的基本特征语言是原始人类在劳动和互相交际中产生出来的,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的产生表明,人的发音器官已逐渐形成,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即意识也在不断走向成熟。语言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成了人们不可须臾离开的、最为重要的沟通手段。语言一旦形成,就成为社会成员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具有共享性。 当原始部落发展到民族的时候,便出现了民族语言。语言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并且随着民族的发展演变而不断发展变化。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方式也要通过语言来表现。因此,民族语言不仅反映民族经济、历史和文化,就连共同的心理素质也通过语言来表达,而且依靠语言来维系民族内部的联系和情感。因此,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核心。 从民族学的角度看,民族语言既是构成民族的第一要素和重要特征,也是区别民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藏语是藏民族的主要语言。藏语的使用区域主要是在我国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和云南各省区的藏区。一些与我国接壤国家的部分地区也使用藏语。 按照语系分类,藏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根据1998年的统计,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汉藏语系人数占70%以上。汉藏语系中的语言,有着不同于其他语系语言的一些特征:如在语音上,大部分词以单音节词根为基础,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区别意义,声调和声母有一种互相适应的关系,如清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单数调上,浊塞音声母只出现在双数调上;在语法上缺乏形态变化,主要以虚词和词的次序表示各种语法关系;另外,还有一类表示事物或动作天然单位的词又称量词,这是在其他一些语系的语言中所没有的,此外,汉藏语系中的各语言间都有一定数量的同源词。 藏语在汉藏语系各语族、语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中,是价值极高的语言之一。藏语言的历史,实际上是藏民族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藏语的形成与演变,伴随着藏族历史的发展和变化。这是因为语言自身蕴涵了反映社会变迁的机制,社会的变化会促使人们改进语言的表达方式。语言也总是在服务社会,总是在一个动态环境中逐渐走向成熟。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因素以及发展状况,对语言的要求有所不同,因此导致藏语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差异。 国内外学者对藏语发展阶段的界定不尽一致。我国一些藏学者将之划分为五个时期:1.上古时期(公元6世纪以前),即远古部落时期的藏语口语。在吐蕃王朝之前,经历过漫长的原始部落和部落联盟时期,延续了长达31代吐蕃部落王统传承。当时,青藏高原上有着许多小邦国或部落,其分布范围很广,包括现今克什米尔的拉达克、巴尔提等地。这一时期,以古老的象雄文明为代表,产生了藏族原始宗教苯教,并产生了最古老的文字“象雄文”。苯教的传播和发展,构成了7世纪以前藏族文化的主要面貌,并对包括语言在内的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而又持久的影响。2.中占时期(公元7~9世纪),此时为吐蕃王朝时期的藏语口语。松赞于布征服苏毗王朝和象雄王朝,完成了西藏本土的统一大业。这一对期是青藏高原大开放、大发展的时代,是藏民族整体文化的孕育时期,也是藏族语言发展的重要时期。根据研究,藏语声调也是在区一时期产生的。吐蕃时期对外部文化的学习和吸收,对吐蕃及以后藏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极为重要的是,吐蕃时期创制的藏文字从那时起得到了大力推广和应用。从此,藏民族有了用目已的文字撰写的各类文献资料,包括传承至今的敦煌吐蕃藏文写卷,早期的佛经、译著等。文字的出现从根本上克服了语言交际在时空上的局限,不仅使语言得以记录和保存,也大大促进了语言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吐蕃周边国家的语言、佛教的传人对藏族语言文字的形成与演变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3.近古时期(公元9~13世纪)。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治理西藏之前的400年间,西藏大小部落各自为政,不相统属。然而,在古格王朝时期(公元1l世纪)仍然顺利完成了藏文字的第三次厘定,使藏族语言文字步入了规范化的轨道。4.近代(公元13~19世纪)。自西藏归属元中央政府,施行统一治理以来,藏区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藏族社会系统状态的变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量高水平的藏文文献典籍的问世,不仅提升了藏族文化的整体水平,也极大地推进了藏族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创新。5.现代时期(公元20世纪以来)。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藏语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借词和外来词汇愈来愈多等。由于更多新名词和科学术语的出现,不仅使词汇更加丰富,语言的表述也更加准确。 语言是没有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藏族语言的使用范围,不仅限于我国境内的三大藏区和其他地区。除我国之外,如不丹王国、锡金王国和尼泊尔王国等国家的一些地方也在使用藏语,只是他们所使用的藏语同国内藏族地区的语言有着较大的区别。藏民族的语言同世界其他一些民族的语言一样,在其发展与传播过程中,形成这个语言的中心地区往往会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且具有辐射作用。同样,一种语言在某一地区被选择和使用也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连续性。 藏语作为藏民族表达思维活动的口头形式,主要包括语音和词义两个部分。在藏语的语音结构中,声调是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藏语的重要语音特征。在语音系统中,将声调识别为与辅音和元音同等重要的语言要素,并作为特定语音分析层次的一个功能单位来对待。实际上,藏语声调的变化较小,各地的调类和调值比较统一。藏语声调产生和分化的条件清楚,调值与声韵母还保持着比较自然的联系。与此同时,各地声调发展不平衡,现代藏语中几乎保留了声调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形态。复辅音声母是藏语语音的一个重要特点。历史上,藏语有着丰富和复杂的复辅音声母。随着语音的发展和变化,复辅音声母已经逐渐简化和消失。现代藏语方言中所保留的复辅音声母同藏语书面语(藏文)中的复辅音声母比较起来,显然已经简单得多了。但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语言中,除嘉戎语外,现代藏语方言中的复辅音声母还是比较丰富的,它基本上反映了藏缅语族语言这一语音特征。现代藏语三个方言中,安多方言有比较多的复辅音声母,而卫藏方言除一部分地方有带前鼻音成分的复辅音声母外,多数地方复辅音声母已经消失。所以,复辅音声母也是划分方言在语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藏语调类的分合、新音位的产生、浊音的清化、元音的复化等现象,都和复辅音声母及其发展变化有关。古藏语有30个单辅音声母,220余个复辅音声母。古藏语的复辅音系统极为繁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带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二类是带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三类是带前置辅音和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四类是带复合前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第五类是带复合后置辅音的复辅音声母。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极为普遍,第三类占有一定的比例,第四类则较少,第五类只有在个别情况下出现。到后来,藏语的单辅音声母一般为30个左右。复辅音声母主要有前置辅音加基本辅音,基本辅音加后置辅音两类。在能够反映古代语音的书面语中有180多个复辅音声母,而且还有三合、四合复辅音,但现代藏语中主要是二合复辅音。韵母分单元音韵母、复元音韵母和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三类。 藏语像其他藏缅语言一样,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言。藏语中动词的属性常常能影响句中其他词语语法功能的变化。然而,藏语动词虽居句末,但在用格上常常支配前面的名词。换句话说,藏语动词的性质决定作为主语名词的标记。如A能否控制B,主要表现在动词语尾上,而A对B的控制程度的强弱则表现在主语名词的用不用施格上。就是说,动词上同样需要体现主语名词的一定语法功能,如人称、自主性等,而且用不用标记会改变主语名词与动词的语法关系。 现代藏语的主要特征表现为:1.复辅音趋于简化和消失,只在部分方言土语中保留着带前置辅音的二合辅音。2.浊辅音声母肝清化,现代藏语某些方言中所保留的浊声母均源于古代复辅音声母的浊基辅音。3.单元音或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明显增多;元音有长短之别,且与声调形成了互补关系。4.辅音韵尾趋于简化,从而促使带辅音韵尾韵母的简化和元音的变化。5。除安多方言之外,具有完整的声调系统。6.谓语是后置表系统,属典型的“动居句尾”型语言,而且现代藏语多数方言其谓语的语法意义由谓语之后的语法成分来表示,因而形成了极为丰富的表达语法意义的助词,其作用也在不断增加。7.有丰富的体范畴,也有时式范畴。8.卫藏方言有着严格的敬语与非敬语的区别。9.主要以虚词和词序来表达句子的各种关系。句子语序是主语在前,谓语在后;宾语在主语后,谓语前,若是双宾语,间接宾语在前,直接宾语在后;人称代词、名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前,需加表领属的助词;形容词、数词、指示代词作修饰语时,在中心语之后;动词或形容词的修饰语在中心语前。构词以复合法为主,即通过修饰、联合、支配、表述方式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根语素来构成复合词。 假如我们对属汉藏语系的藏语和汉语进行一些比较,不难发现二者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如藏汉语言都具有以虚词和词序作为表达语法意义的共同框架。藏语以虚词和语序作为主要语法表达手段,从动词虚化而来的辅助动词与虚词、助词有着同等重要的功能。另外,从语言发生学的分类上看,藏汉两种语言也有着亲缘关系。如在词汇的应用上,藏汉两种语言之间有着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上,都有以声母、韵母为单位的独特的语音结构。所不同的是,汉语没有藏语那么多的复辅音声母。二、各具特色的方言民族语言分布的复杂性,以及语言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可以说是研究群体之间社会亲缘关系的基础。所以,这一研究领域也总是受到语言人类学家的重视。 人们生活的地域环境的差别、集居状况的不同,使操持同一种语言的民族出现了语言之间的差异,,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方言。一般认为,隔离是产生语言差异的重要条件。既是在同一区域内,地理距离越大,语言的差别也就会越大。 对藏语方言的划分,主要是以语音的差异以及历史渊源来确定的。研究表明,藏语方言语音的结构特点以及方言在语音上的实际差异,与藏民族的历史扩散及现代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一般以传统的国内地域概念——三大藏区(卫藏、康、安多)来进行方言分类的,即卫藏方言、康方言和安多方言。卫藏方言,指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前藏(拉萨等地)、后藏(日喀则等地)、山南地区和阿里地区的方言。康方言,是指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范围内的方言。安多方言,指青海省大部分藏区(除玉树藏族自治州之外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和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藏族的方言。 因为这里要介绍的藏族方言是一个语言范畴的概念,所以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某一块地域。否则,就很难较为全面地了解藏语方言。为使读者在更广泛的领域内了解藏语方言状况,这里参照江荻先生的论点,以我国藏区地理方位的卫藏为中心,分为中部、东部、西部、南部和北部五大区域,并将临近我国藏区并使用藏语的一些境外地方也囊括其中,采用传统的藏语方言分类和境内外地理名称并用的方式,对藏语方言的语音及其特点进行一些介绍。 总的看,在各地方言中,单元音韵母多少不一。如卫藏方言,在拉萨语中单元音达16至17个,有单辅音声母28个。卫藏方言中有鼻化元音。康方言中的德格语中,单辅音声母有42个。康方言中也有鼻化元音。现代藏语中卫藏、康方言元音分长短,配合声调,并与声调互补。在卫藏、康方言中,复元音韵母主要是二合的复元音韵母。按性质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真性复元音韵母,几个元音并立,不分主次。与此同时,紧张清晰的元音结构,呈现为藏语语音的一大特点。在有的地方话中,如普兰话不仅有非鼻化的真性复元音,还有鼻化的真性复元音。第二种是假性复元音韵母构成的元音。在安多方言中,元音不分长短,单元音的多少不一。如甘肃的夏河话中单元音只有6个。但总的看,藏语是一个单元音占优势的语言,复元音较少,并且多为后起现象。带辅音韵尾的韵母一般为30个左右,可以作尾的辅音有8个。保留韵尾较多的是安多方言,最少的是康方言,而卫藏方言介于二者之间。在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声调数量不等,一般是4个。如拉萨话有4个调,工布话有6个调,木雅话有两个调,安多方言无声调。声调有着区别词义和语法意义的功能。藏语还有一个轻声,主要是音节弱化的结果。藏语中相邻音节的连读,声调会发生相对固定的变化,而且不限于词的内部,词与词、词与语法成分之间也会发生变调。 三、藏文的形成及推广应用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的文字的创制和推广应用所带来的文明成果是多方面的,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甚至会改变一个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字既是文化现象,也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人类正是凭借文字的记录功能,不断积累知识,丰富实践经验,在继承前人劳动成果的基础上,创造出了更加灿烂的文明成果。 藏民族最早的文字是象雄文。象雄文出现在公元前l至2世纪的古象雄王国。象雄王国是曾经雄霸青藏高原的一个古老王国。其疆域最大时,西起今阿里地区的岗仁波齐,东至今昌都丁青。汉史中所谓“羊同部落”,就是指象雄王国。正如《册府元龟》所记:“大小羊同,东接吐蕃,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精兵八九万……”象雄王国在公元7世纪被松赞干布吞灭之前,一直是一个独立王国。象雄文字也叫“玛尔文”,它类似汉族的甲骨文。在那时,“玛尔文”主要用于苯教的咒誓、祭祀、禳祓活动和记载他们的经文等。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文字没有能普及到大众社会。但在藏区一定范围内,这种文字的使用至少延续了千年以上。有资料显示,吐蕃最初也曾使用过“玛尔文”。公元7世纪初,苯教的巫师们仍用象雄文来缮写苯教的经文等。有学者认为,松赞干布最初遣使分别向尼泊尔和唐朝求婚时,书信很可能是用象雄文写成的。也有苯教徒称,早期的许多苯教文献是由象雄文翻译成藏文的,不知真假。还有一些藏学专家认为,藏文是在象雄文的基础上,学习克什米尔和印度的文字而创制成功的。我国藏学专家黎蔷则认为:“目前藏语中的借词,有些是从象雄文转借而来的。而玛尔文(通常称‘象雄文’)同古代的旁遮普文和克什米尔文有很相近之处”。在丹麦学者艾立克•哈尔所著的《来自西藏苯教的语言——象雄语词法词典》,德裔美籍学者劳弗尔所著的《藏语的借语》中也有类似观点。藏学家南喀诺布在《关于藏族古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称:“在西藏的古老寺院里,有不少藏书是古象雄文的手抄本,是用称作‘玛尔体’的高体,短元音的草书写成的……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藏文草书字”。当然,这些看法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众所周知,因在较长的时间里佛教与苯教之间不断进行极为残酷、激烈的斗争,加之后来的统治者推行“崇佛灭苯”的政策,以及其他诸多的原因,导致苯教文献几乎全部被毁或失散在外。时至今日,象雄文在国内几乎很少有人知晓。近年来,国外编有象雄文词汇与藏文、英文对照词典。我们面对这个古老的文字,要做出符合历史的科学结论,还需要考证和深入研究。公元7世纪,在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向民众推广新创的藏文字。自此,形成了藏民族记录藏语的统一的文字符号系统。藏文字的诞生和推广应用在藏民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藏民族为自己的文明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自从有了藏文字,藏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所积累下来的珍贵史料、文献典籍难以计数,其种类之繁、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我国各民族中,藏民族的文化遗存仅次于汉族,位居第二。 藏语的助词基本上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位于词和短语后面表示句子成分之间各种关系的结构助词;第二类是加在动词后面表示时态意义的时态助词;第三类是加在句子末尾或句子中表示语气的助词。结构词在藏语语法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它相当于藏文文法中所讲的格助词;结构助词分施动、领属、存在、趋向、缘由和比较6种。 藏语的数词为十进位,基数词都是单音节的单词。高位数词如“百”、“千”、“万”、“十万”、“亿”等,是用不同的词来表示的。十位数和个位数可以连用,只是个别的语音稍微有点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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