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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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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

鲁迅----《朝花夕拾》 冰心-----《寄小读者》《南归》《平绥沿线旅行记》 张爱玲——《流言》梁实秋——《雅舍小品》

曾经在德国包豪斯学院任教的瑞士画家伊顿曾说过:“色彩就是力量”,色彩在所有艺术行为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书籍装帧设计也不例外。书籍封面设计属于创作,它是科学和艺术的有机结合,贵在创新,展现出书籍封面设计的艺术风格,而封面设计风格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封面色彩的个性。色彩是人类生活中美的表现元素,随着物质生活现代化的高度发展,人们对书籍色彩的审美品位越来越高。因此,设计者应该掌握书籍封面色彩个性,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风格的书籍封面。书籍封面设计风格有很多种类型,如有简约型、古朴型、自由飘逸型、艳丽型、端庄典雅型、民族传统型等。下面就色彩个性与它们之间的关系来加以阐述:一、色彩个性对简约、雅致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歌德曾说过:“简洁和天才是孪生姊妹。”的确,简洁要求设计师具有很高的审美能力和视觉语言表现力,简洁、雅致的设计语言相当于文学中的“一语惊人”,是装帧设计理念的最高境界。这一类型的设计风格主要运用在文学类书籍上,在文学类书籍封面设计中的色彩应单纯、简洁,少用色彩种类或用色相、明度、纯度都比较接近的色彩搭配,能够使作品具有较高的品位,如用一些白色、灰色、绿色与金黄、白色搭配。法国的布封有一句名言:“风格即人。”我国历来有“文如其人”、“诗如其人”等说法。陆智昌正是这样一位有个性风格的书装家,他有自己独到的语言,独特的表现手法,简约雅致的风格。如他装帧设计的小说《洛丽塔》(200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色彩的运用上独具匠心。该书的主体色即底色为鹅黄色,花和英文签名为白色,吸管和可乐瓶为橙色,其余文字部分为黑色宋体。书名以白色英文字母连笔的书写,显得飘逸,鹅黄色表现出了年轻的朝气蓬勃、活跃和俏皮,橙色则突出了吸管和可乐瓶,也体现着年轻的活力,白色的花朵象征了纯洁无瑕。1981年出版的《九叶集》,是一本中国新文化运动初兴年代的九位诗人的合集,设计者曹辛之先生用一棵大树九片茁实的叶子比喻九位诗人,寓意深邃,启人遥想。全书构图平稳,树叶错落有致,设色单纯、雅致,把该书的内涵,含蓄而诗意般地呈现给读者,体现了一代大师的功力。古代文学书籍的封面设计风格一般比较简单典雅,封面常用花青、国槐绿、宝蓝、玉脂白、胭脂红等有中国味道的颜色。近现代文学书籍的封面常用古代元素与现代元素的融合而表达出时期的特殊性。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小说卷),在其封面设计上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图腾纹样元素和淡宝蓝色,配合现代的印刷仿宋体文字,来表达这一过渡时期。有些反映近代中国人们苦难生活与反叛的思想抗争的文学,在书籍的设计上色彩比较暗淡,封面图案较少。比如中国妇女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鲁迅著作《夜秋�6�1两地书》,该书的封面以灰蓝色为主色调,仅用一张很小的鲁迅肖像作为装饰,白色的文字在灰色的色彩背景下更显突出,表达出作者对当时社会制度抗争的迫切精神。当代文学书籍的封面在当代多元化文化并存下,设计元素也倾向多元化,设计的风格趋向简洁明快而大气。比如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黄永林著作《中国民间文化与新时期小说》,这本书的封面以白色为底色,给人感觉整体比较明快,配合少量的民间剪纸图案与脸谱彩图来提示书籍的内容。小说类书籍装帧大多精良考究,古典小说更注重“文人气质”,设计格调清雅,素而不俗。比如2009年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古典小说《四大名著珍藏精装版》(四本),四本书封面以灰白色为主色,用红、蓝、绿、黄四种辅色分别代表《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二、色彩个性对古朴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这类型的书籍主要有历史、社会科学类。色彩多用黑、白、灰。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书成为一个驾驭时空的能动的生命体。读者从中领悟深邃的思考、生命的脉动、智慧的启示、幻想的诱发,体会情感的流露、视觉传达的规则、图像文字的美感,从而享受到阅读的愉悦。书籍设计师在完成内容传达的同时,仍不忘营造书籍设计中从整体到细节,从无序到有序,从空间到时间,从抽象到物化,从逻辑思考到幻觉遐想,从书籍形态到传达语境。在《马克思手稿影真》一书的设计中,吕敬人通过纸张、木板、牛皮、金属以及印刷雕刻等工艺演绎出一本全新的书籍形态,尤其在封面不同质感的木板和皮带上雕出细腻的文字和图像,更是别出心裁,趣味盎然,古朴雅拙。《朱熹榜书千字文》是他的得意之作。在构思这一书籍的形态时,吕敬人认为朱熹的大字遒丽洒脱,以原大复制既可保持原汁原味,又可创造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形态。在内文设计中,他用文武线为框架将传统格式加以强化,注入大小、粗细不同的文字符号,以及粗细截然不同的线条,上下的粗线稳定了狂散的墨迹,左右的细线与奔放的书法字形成对比,在扩张与内敛、动与静中取得平衡和谐。封面的设计则以中国书法的基本笔画点、撇、捺作为上、中、下三册书的基本符号特征,既统一格式又具个性。封函将一千字反雕在桐木板上,仿宋代印刷的木雕版。全函以皮带串联,如意木扣合,构成了造型别致的书籍形态,形成一种古朴的设计风格。再如吕敬人的作品《梅兰芳》《共产党宣言》,亦俱是成功之作。三、色彩个性对自由飘逸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这种风格类型的书籍主要有艺术类书籍,其色彩要求具有丰富的内涵,要有深度,切忌轻浮、媚俗(女性书刊的色调可以根据女性的特征,选择温柔、妩媚、典雅的色彩系列;体育杂志的色彩则强调刺激、对比,追求色彩的冲击力);色彩配置上除了协调外,还要注意色彩的对比关系,包括色相、纯度、明度对比。封面上没有色相冷暖对比,就会感到缺少赌气;封面上没有明度深浅对比,就会感到烦闷而透不过气来;封面上没有纯度光鲜对比,就会感到古旧和平俗。我们要在封面色彩设计中控制住明度、纯度、色相的关系,同时用这三者关系去认识和寻觅封面上产生弊病的缘由,以便提高色彩涵养。这种类型风格的书籍封面色彩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读者进入书店浏览图书时,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色彩。色彩中红、黄、蓝、灰、黑、金、银等各种不同的色彩构成了艺术类书籍封面五彩缤纷的世界。例如用灰色作为背景,可以衬托严厉的文字、图形,既协调又显亮丽,纯度高的色彩排列在一起,特别刺激和活跃,和谐统一的色调让人感到温馨、安逸,利用纸张的原色为色调,给人的感觉自然、清新,等等。四、色彩个性对艳丽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这种设计风格类型的书籍主要是一些儿童读物,色彩在儿童的成长启蒙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本成功的儿童书籍装帧设计离不开色彩的装饰,没有色彩,孩子就无法识别和感受五彩缤纷的世界。一般说来,设计儿童类书籍的色彩,要针对孩子单纯、天真、可爱的特点,色调选择高调,减弱对比力度,强调柔和感觉。这是因为,儿童认识世界往往是从色彩开始,先入为主,对色彩的喜好是孩子的天性,长期生活在绚烂的色彩世界中,使他们对色彩具有一定的感知力。儿童时期好奇心强,喜欢艳丽绚烂的色彩,各年龄阶段的儿童对色彩的感知不尽相同。幼儿时期的儿童能认识红、黄、蓝等基本颜色,但不能区别色度,不能把颜色和颜色的名称进行一一对应;中班儿童能认识紫、橙、黑、白等多种颜色,逐渐能区分颜色的明度和纯度,并偏爱各种色系;大班儿童色彩辨别能力强,具备了比较丰富的运用色彩的表现能力,对混合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比较喜欢鲜艳的对比强的色彩。儿童对色彩的感受力很强,丰富绚丽的色彩将有助于儿童愉快的感受。儿童都喜欢强烈、张扬、鲜艳的色彩,偏爱那些描绘熟悉的物体、色彩明快的艺术作品。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色彩是他们判断作品好坏的两个主要的标准。由上述阐述可知,儿童类书籍封面设计应以鲜艳的色彩为主。由于儿童类书籍具有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故此类书籍封面设计的色彩表现形式追求生动,优秀的儿童书籍封面装帧色彩设计不仅使他们感受到美的享受,同时能够培养他们欣赏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由于儿童类书籍封面设计内容广泛,题材多样,无论运用抽象、夸张的绘画手法,还是细致精美的装饰画,其共同之处在于色彩的运用上大多以红、黄、蓝等鲜艳夺目的色彩为主,画面整体明亮、鲜艳,给人以活泼、跳跃、分外醒目之感。这是由孩子们的天性所决定,也是儿童书籍封面设计与成人书籍封面设计的不同之处。儿童的喜好成为设计的关键。研究认为,多色彩、高亮度对儿童的视觉吸引力最大。因此,在设计中,大胆使用红、橙、黄、蓝、绿等强烈色彩,会收到很好的效果。随着时代的进步,儿童书籍封面设计已呈现图文互动的趋势,色彩的取舍,不同明度、纯度的搭配,色彩层次的变化,会更加受到儿童与家长的喜爱。五、色彩个性对端庄典雅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这种类型风格的书籍主要是科技类和经济管理类书籍,色彩要端庄、严肃、高雅,体现权威感,不宜强调高纯度的色相对比,如红色、黑色等。科技类书籍的色调要强调科技感、神秘感,如蓝色、绿色等。由于色彩不仅对读者具有视觉上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能够通过心理的暗示作用影响读者在心理上对于该图书的认可及内容的认知,因此正确地使用颜色非常重要。这种书籍的封面通过形式、颜色的单一来形成一个视觉整体。该类书籍读者的群体年龄较轻,有良好的数理学科背景,逻辑思维较强,比较理性,对抽象的艺术形式有较好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因此该类书籍设计风格形式要简约、抽象、典雅,图案和色彩要力求单纯、鲜明并具有标志性特征。如“精通”系列书设计:底色为单一的淡黄色,封面顶部绘制数条较粗的、黑色平行装饰线,经封面、书脊至封底,在前后两端书口处出血,系列书名采用勾边的大黑体字嵌入装饰线中,形成了典型的标志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管理类图书是直接面对和研究经济问题的,似乎更应责无旁贷地首先在装帧设计中体现出“经济改革大潮”的汹涌澎湃和波澜壮阔。再加上现代电脑设计的运用,为装帧设计打开了一扇新奇广阔的桌面创意空间,使经济管理类图书的封面设计成为一个颇具视觉冲击力的封面群体。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的“经典教材系列丛书”,封面上以黑、白、灰三色加一单色,通过几个高低错落排列的不规则形状的色块,加上一些弧线、直线,构成点、线、面相互穿插的一幅抽象图案,比较符合时下讲究通过点线面的丰富变异来形成新异的图案之风尚,讲究时尚语言,颇具现代感。对经济管理类书籍而言,要做到构思新奇而不怪诞,画面引入时尚而不过于浮躁,面向大众而不哗众取宠。做到这些,也就是提高了设计的格调、档次。在这一点上,近几年的图书设计整体水平较10年前又有了进一步提高。“噪音式”的设计日见减少。一大批构思新颖、画面精巧、颇具品位的设计纷纷涌现出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作为一家大学出版社,以出版教材和学术专著为主,在封面设计上,为把握好教材、专著自身科学性、学术性强的特点,必须注意从书的内容出发,注重体现其庄重、典雅的一面。一般而言,要有“书卷气”之美,通过含蓄而有寓意、有联想的画面去提示内容和书的个性气质。例如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最新推出的一套“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核心课经典系列教材”,这套丛书多由一流专家、教授撰写。为体现其权威性,封面采用了黑底色;为体现其内容的丰富性,在黑色纸上加上了几条彩色条纹,打破了大面积黑色容易造成的沉闷感;书名字用大黑体,反白字,显得庄重、突出。整个画面庄重大方,很有分量,充分体现了丛书的性质和内涵。同时,简洁的构成,鲜明的色彩对比亦体现出了一定的端庄典雅的风格。六、色彩个性对民族传统型书籍封面设计风格的影响在民族传统书籍封面设计中色彩的配色素材的来源非常广阔,色彩个性也很独特,可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中,从一些原始、古典、传统、民间、少数民族的艺术中寻找灵感,如原始岩画中单纯、拙朴、强烈的色彩,工笔重彩中浓烈、华丽的色彩,宫廷及上层社会使用的器物中象征权利与富贵的富丽、浓艳的色彩;或者象征了中国文人出世超脱的精神境界的含蓄、淡雅、清新的色彩古朴而典雅的“青铜色”色等,虽然色彩本身难以构成独立的形象,但它所营造的氛围却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使书籍装帧设计作品更富有表现力。具体而言,民族传统视觉元素在现代书籍设计中的应用与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中国绘画、汉字、书法、篆刻、印章、图腾、祥云图案、中国结、秦矶汉瓦、京戏脸谱、皮影、中国漆器、汉化竹简、文房四宝、风筝、如意纹、中国刺绣、凤眼、彩陶、紫砂壶、中国瓷器、石狮、唐装、筷子、金元宝、如意、八卦等能成为现代书籍设计的运用素材。书籍设计中的承传、应用以及创新这种方法后,在设计领域的体现以及在设计审美上所追求的自然、意境和神韵的书卷气设计风格就是中国这种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实在现代书籍设计中,就不难看到在传统水墨艺术运用时,也重视将古典情感与现代设计理念进行融合,体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的和谐对话。书籍封面设计的民族传统风格最具代表性的因素在于笔(毛笔)、墨(水、墨),这二者是最符合民族美学“空”与“灵”的精神的。一个民族的气质总是最内在又是最表层的。内在是一种素有的内涵,表层则洋溢着炫目的光华。陶元庆夙擅中国画,他固有的东方情调自然而然地流露在他的作品中;孙福熙水墨尤擅,他设计的初版《小约翰》就是一例;司徒乔不仅构图新颖大胆,而且笔墨奔放不羁,有毛笔速写的味道,《饥饿》是一例;丰子恺虽然表现手法大抵是漫画,但笔法则重在水墨;钱君精通金石书法,他为万叶书店设计的封面作品蔚为大观;郑慎斋、庞熏琴,国画和图案均极有修养;何佩珠也深谙书法,《家》是一例。这些装帧艺术家使我们民族最具代表性的美学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延续与发扬。这都是我国书籍装帧民族传统风格的本质而又朴素的流露。现代书籍封面设计与民族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其受制于所属的民族文化,无论是书籍装帧设计的形式要素、设计要素以及文字要素等无不被包容于文化之中,也就决定了其设计必然要被烙上民族文化的印痕。所以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设计都不能脱离自己民族的东西,它是我们设计的最神秘的灵感。当读者第一次接触书籍时,最先攫取其注意力的,往往是书籍封面的颜色。

一、 现实主义概念的源起  现实主义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中最常见的术语之一。这个术语一般在两种意义上被人们使用:一种是广义的现实主义,泛指文学艺术对自然的忠诚,最初源于西方最古老的文学理论,即古希腊人那种"艺术乃自然的直接复现或对自然的模仿"的朴素的观念,作品的逼真性或与对象的酷似程度成为判断作品成功与否的准则。瓦萨拉的《画家的生活》曾叙述了一些有趣的艺术史轶事:孔雀啄食贝那左尼画得太逼真的樱桃;乔托的老师用刷子驱赶乔托在一幅人物肖像上增添的苍蝇。这种现实主义概念雄霸人类艺术史近两千年,至今仍残留在日常生活中。另一种是狭义的现实主义,是一个历史性概念,特指发生在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运动。历史地看,现实主义发端于与浪漫主义的论争,最终在与现代主义的论战中逐渐丧失了主流话语的位置。  R·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现实主义的概念》追溯了现实主义术语在欧美各国的发生史:这个概念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运用是1826年。法国一作家撰文宣称忠实地摹仿自然提供的范本的现实主义信条日益增涨,它将是19世纪的写实文学。而这个术语的流行与画家库尔贝和小说家尚弗勒里的积极应用有关,库尔贝将自己被拒绝的作品贴上了现实主义的标签引发了一场论战,尚弗勒里1857年出版题为《现实主义》的文集,捍卫现实主义信条。同时其友人迪朗蒂又推出文学评论杂志《现实主义》,虽然昙花一现只出了六期,但其文风具论战性而产生广泛影响。被20世纪的现代主义先锋派视为保守的现实主义,在19世纪诞生之时也具有挑战文学成规的前卫品格。迪朗蒂曾明确地说:"这个可怕的术语'现实主义'是它所代表的流派的颠覆者。说'现实主义'派是荒谬的,因为现实主义表示关于个人性的坦率而完美的表达;成规、模仿以及任何流派正是它所反对的东西"。准确地说,现实主义挑战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成规,卫姆塞特和布鲁克斯在《西洋文学批评史》中就把现实主义理解为19世纪中叶的一种逆动,它抵制"不现实的各种事物",迪朗蒂和尚弗勒里继承了30年代普朗什抵制浪漫主义的思想,尖锐地攻击雨果、缪塞、维尼等浪漫派作家,指责他们"无视自己的时代,企图从往昔的岁月里掘出僵尸,再给它们穿上历史的俗艳服装。"现实主义者则拒绝这种诗的谎言。因此现实主义是作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和论辩敌手出现的,它本源地含有反对幻想和伪饰崇尚真实的意义。  二、现实主义的理论涵义  现实主义经过泰纳、恩格斯、别林斯基直至20世纪卢卡契等理论家的发展和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伟大作家的文学实践达到高潮。现实主义理论日趋完善,形成一套完整的话语成规。它包括以下层面的涵义:  第一,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这是现实主义术语的最根本的意义。达米安·格兰特用"应合"理论解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成规,他称应合为一种文学的认真心理,"如果文学忽视或贬低外在现实,希翼仅从恣意驰骋的想象汲取营养,并仅为想象而存在,这个认真心理就要提出抗议。"这强调的是文学对现实的忠诚和责任。R·韦勒克从现实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文学史背景来诠释这层涵义:"它排斥虚无飘渺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这个意义上,企望真实地呈现社会生存的本真样态。作为浪漫主义的论辩敌手,作为社会边缘贫困小人物的代言,现实主义理论强调披露真实,戳穿伪饰现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现实主义抵制作为布尔乔亚知识分子话语形态的浪漫主义,转而追求客观性,为那些堕入贫困被边缘化的弱势族群或阶层发声。显然具有素朴的人间情怀和人道精神。  现实主义"客观再现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论涵义在卢卡契的论述里得到了最深入的阐释。这位现实主义最忠诚的信仰者和最后的辩护师撰写了大量论著,总结现实主义艺术经验,回应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受的挑战:《现实主义历史》(1939)、《巴尔扎克,司汤达和左拉》(1945)、《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者》(1946)、《欧洲现实主义研究》(1948)、《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1958)等等。首先、他从认识论的高度重新阐释了现实主义客观性的涵义:"艺术的任务是对现实整体进行忠实和真实的描写。"卢卡契提出了对现实进行整体描写的现实主义艺术要求,所谓整体描写就是反映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追求文学描写的广度,从整体的各个方面掌握社会生活;向深处突进探索隐藏在现象背面的本质因素,发现事物内在的整体关系。其次,卢卡契并没有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理解为排除任何主观因素的纯客观性,他不是把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视为一面静止的镜子。卢卡契肯定了主观认识的重要性,强调客观性和主观性的统一、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的统一。卢卡契两面作战,一面为现实主义的纯洁而与自然主义战斗,把福楼拜和左拉那种缺乏整体性的琐碎客观性排除出现实主义阵营;另一面又要回应现代主义的挑战,批评乔依斯、普罗斯特和其他现代派作家,认为他们使所有内容和所有形式都解体了。因此,现代主义达不到对现实整体的真实反映。  第二,广为人知的典型理论。典型论构成现实主义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概括而言,典型论欲求解决的即是文学人物的特殊与一般的关系问题。黑格尔和谢林为典型论的流播奠定了美学基础,黑格尔认为性格是理想艺术表现的真正中心,一个性格之所以引人兴趣是它的完整性,而完整性则"是由于所代表的力量的普遍性与个别人物的特殊性融会在一起,在这种统一中变成本身统一的自己。"据韦勒克的历史追溯,典型术语的最初使用者是谢林,意指一种象神话一样具有巨大普遍性的人物。浪漫派首先广泛使用这个概念,典型概念从浪漫主义转移到现实主义,与巴尔扎克和泰纳的转用相关。在《人间喜剧》的序言里,巴尔扎克自称为社会典型的研究者,泰纳则频繁使用此术语讨论社会阶层人物的性格,逐渐演变成现实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概念。典型也是别林斯基论俄国小说时常用工具,他甚至认为:"典型性是创造的基本法则之一,没有它就没有创造……必须使人物一方面成为一个特殊世界人们的代表,同时还是一个完整的、个别的人。"果戈理笔下的科瓦辽夫少校不是一个科瓦辽夫少校,而是科瓦辽夫少校们,即使是描写挑水人也不是仅仅写某一个人,而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典型的本质。鲁迅的《阿Q正传》发表后让许多人不安,总以为写的是自己,独特的这一个阿Q拥有了巨大的共性,甚至成为国民性的代名词。现实主义把这种个性和共性的完美结合的文学形象称为典型形象。  第三,历史性的要求。在韦勒克看来,历史性是现实主义理论中比较可行的一个准则,他援引奥尔巴赫对《红与黑》的评述说明这一点:"主人公'植根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总体现实中,这个现实是具体的,同时又是不断发展的'"。韦勒克的看法是对的,现实主义确有历史性的维度。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说"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置身于一个政治、社会、经济的具体的总体现实中刻画才能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的高度。而且,这个具体的总体现实还是不断发展的,就象卢卡契所阐述的现实主义要塑造那些生动的辩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本质转化为现象并在现象中显示自己;它还塑造着这过程的那个侧面,即现象在过程运动时揭示着自己的本质。另一方面,这些个别的因素不仅包含着辩证的运动,互相转化,而且彼此间不断相互影响;它们是一个不间断的过程的诸因素。真正的艺术从而总是通过塑造这些因素的运动、发展、展开来表述人类生活的整体的。"简单地说,现实主义的历史性维度即是要求真实摹写复杂的社会关系,并且反映出复杂的社会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现实主义的历史性要求,实质上是以社会分析为核心,即以摹写人的社会经验和社会本身的结构为艺术原则。而且现实主义竭力通过人的现实矛盾去揭示人与社会的辩证法则,现实主义确认:对社会现实观察得越仔细研究得越深入,对事件及细节的相互关系和矛盾运动理解得越透彻,就越能获得真实的力量。  就西欧说,现实主义(Realism)是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文艺思潮和创作方法,也是西欧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以及确立政治统治时期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  作为文学的一个专门术语,现实主义最早出现在十八世纪德国的剧作家席勒的理论著作中。但是,"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文学流泥和创作方法的名称广则首先出现于法国文坛.法语中的Realisme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alistas(现实,实际)。现实主义名称的出现和这种文艺思潮的存在完全是两码事。在法国,现实主义之称始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最初,由法国小说家商弗洛利(1821--1599)用现实主义当作表现艺术新样式的名词,他于1850年在《艺术中的现实主义》一文中,初次用这个术语作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标志。其 后,法国画家库尔贝(Gustave Courbet, 1819--1877)在绘画上提倡现实主义。  一八五五年,库尔贝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引起一场大辩论,文艺史上称为"现实主义大论战"。就在这次沦战中,库尔贝创办了一种定期性的刊物,命名为《现实主义》。一八五七年,库尔贝的热心支持者商弗洛利又把他的文集定名为《现实主义者》,从此在欧洲文坛上正式树立起一面现实主义的旗帜,这一术语也就在法国流行起来了。众所周知,巴尔扎克 (1799--1850)是现实主义这个名词最深刻含义上的作家,他 的《人间喜剧》乃是深刻的规范化的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巴尔扎克正如这一流派的伙伴们司汤达,狄更斯、萨克雷以及果戈理一样,都不曾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标明他们的新型的文学流派。在俄国,首先使用这个术语的是文艺理论家皮萨列夫(见他的(现实主义者》),不过,那已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了。  一般说,凡是在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的,都叫做现实主义作品。法国文学史家爱弥尔·法盖解释说:"现实主义是明确地冷静地观察人间的事件,再明确地冷静地将它描写出来的艺术主张。……要从几千几万的现实事件中,选择出最有意义韵事件,再将这些事件整理起来,使之产生强烈的印象"这同恩格斯所说的"除了细节上的真实之外,现实主义还要求如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定义基本一致。如果我们不把现实主义简单地理解为各种真正艺术所固有的现实性,而是理解为单独具有一整套性格描写的原则和艺术方法的话,那么,在西欧来说,现实主义的形成,一般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从文艺复兴的现实主义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批判现实主义,其中又有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现实主义以描写人物生动的丰富的感情,欲望和感受而著称它表现出人类的崇高,人物性格的完整,纯洁,而且富有诗意。但在分析社会关系方面又不及启蒙时代的现实主义。后者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分析性,强调创作要有明确的社会目的相思想教育作用。  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既是历史的继承,又是现实的创新。它总汇了十八世纪以前的文学经验,补充了文艺复兴时代现实主义历史具体性之不足,摆脱了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克服了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的说教成份和浪漫主义的主观性。它又从文艺复兴文学中接受了性格描绘的具体性从古典主义和启蒙时代文学中接受了社会分析因素,从浪漫主义中汲取了一些激情,但它逐渐丧失了前代文学中特有的乐观主义,却沾染了无法摆脱的悲观主义。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仿佛是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现实主义特点的有机结合;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它能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从人与环境的多种关系中去描写人,特别是它在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再现社会生活的真实,直接分析社会的经济关系,对现实作出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方面,又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世界文学史上,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成了欧洲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发展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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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如果以1949年北平第一次文代会算起,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有了60年历史;如果以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为时间点,那么,新时期文学也已经有了30年,据此,60年的历史又被学界分成了“两个三十年”。近几年来,以变化的历史语境为依托,关于当代文学60年(或者“两个三十年”)的讨论一时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主要话题。特别是2009年,讨论中国当代文学60年的学术会议不断,刊物上发表的无数论文也相对集中在这个话题上。因此,关于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文学批评的反思和作家作品与思潮现象的论述,也就成为2009年文学研究的三大部分内容,而这些内容涉及历史、当下与未来,呈现的是中国当代文学学科整体性推进的轨迹。不妨说,2009年的文学批评集结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关键问题,2009年的文学批评不仅仅属于2009年,文学批评站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因为有了60年的沉淀,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化、经典化成为一种可能,即便是关于当下创作的分析,也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了“历史背景”。这一特点,反映在批评之中,便是重返历史现场。最遥远的历史话题是“五四”,2009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刘再复和李泽厚的对话《共鉴五四新文化》既有交集也有差异,我们未必完全认同其中的一些说法,但再睹20世纪80年代两位思想者的风采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  60年历史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思考,是重返历史现场的主题部分。在新时期文学初期,文学界是以否定“文革”时期的文学为开端的,因为 “四人帮”提出了“十七年文学”存在一条所谓“文艺黑线”,所以在否定“文革”时基本肯定了“十七年文学”。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十七年文学”的批评和否定的声音逐渐增多,近几年分歧更大,也使“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一时成为热点。“十七年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初阶段,其后文学进程的多数重要问题都与这个阶段相关。因此,我特别重视丁帆在本年度发表的《1949:在“十七年文学”的转型节点上》,这是他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关联性》的论纲。十年之前的1999年,丁帆便出版了《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其论点曾产生广泛影响。这些年,丁帆始终以文化批判者的独立精神直面历史与现实问题,以鲜明的价值判断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这篇论文承接了他以往的基本观点,但对历史的论述更为细致、透彻,特别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他的文学史观。这样一个特点,也似乎是南京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风格。在我的短视中,大学的学术研究有鲜明风格的已经越来越少了。王彬彬《当代文艺中的“阶级情”与“骨肉情”》分析了“红色经典”的“阶级情”与“骨肉情”的冲突与沉浮,既理清了文本的内在结构,也探讨了历史语境与文本的关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阐释了“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王尧《“关联研究”与当代文学史论述》对“两个三十年”的比较,颠覆了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结论,他的研究以史料见长,本文亦有这样的特点。但我觉得他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的“关联性”研究,对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的探讨,或许更具方法的价值。  对“近三十年文学”的命名,打破了文学分期的局限,从2008年开始,这方面的论文增多。程光炜这些年一直在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工作,以此重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合法性。他主编的《八十年代研究丛书》,集中了他本人和学界一些同仁的新成果,当引起关注。他的《历史回叙、文学想象与“当事人”身份》,读查建英编《八十年代访谈录》,由点带面,讨论了如何认识“80年代”的问题,其方法与结论都拓展了20世纪80年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研究空间。黄发有《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采用朴素、动态、开放性的“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概念,在多元交叉的文化与审美考察中,对近三十年文学的价值选择、审美逻辑的内在演变进行了深入的文化反思与整体性透视,颇具启发性。何言宏《“正典结构”的精神质询》,重读靳凡《公开的情书》和礼平《晚霞消失的时候》,质疑文学史研究“主流叙述”所形成的“正典结构”,提出了如何将近三十年文学“经典化”的问题。  此类研究的反思性特征,也反映在对近三十年文学批评的回顾中。陈思和《艺术批评·新方法论·学院批评》,是他为《中国新文学大系(一九七九-一九九九)·文学理论卷》所作导言的第三部分,着重回顾了作家作品论的发展。他在文章中提出:“学院派的批评并不意味着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文坛话语,把自己当作与世隔绝的怪物,文学批评的生命力就在投入文学实践,介入社会进步,所以,即使是学院派的批评也不应该躲在学院里萎缩自己的学术生命,或者自命清高脱离实际,对社会不发生实际的影响。我以为要发展学院派的批评,还是需要把握与调整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利用媒体来发出自己的声音。总之,核心的概念就是:学院派的批评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批评与实践、媒介的关系,被揭示为“如何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可以说切中了文学批评问题的要害。南帆《文学类型:巩固与瓦解》讨论的是一个比较纯粹的理论问题,他在界定何谓文学类型的基础上考察了“巩固”和“瓦解”两种倾向,对文学类型本体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一深入的理论思考,延续了他近几年来从历史提供的“关系网络”中发现问题的“真正依据”的学术思路,有助于文学批评的转型。郭冰茹《方法与政治》是她的“新时期文学批评研究”系列之一,论文在反思新时期文学批评之中,对热议中的“政治化”和“再政治化”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特别着重揭示了方法背后的“政治”,显示了年轻一代批评家的理论锐气。  或许,文学批评面貌的细微处见于作家作品论。本年度这类文章中,如王光东与里程的谈话录《我们为什么看不见〈春香〉》,晓华论《我与父辈》,张新颖论《生死疲劳》,李敬泽论《废都》,程德培论迟子建,施战军论范小青,谢有顺论小说叙事,周景雷和王爽论魏微,孙桂荣《论“八○后”文学的写作姿态》,以及张学昕访谈诗人杨炼、唐晓渡等,都值得一读。我还要特别推荐梁鸿的《小城镇叙事、泛意识形态写作与不及物性——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美学思想考察》和金理的《〈平原〉的虚和实》。梁鸿是近几年来发展迅速的年轻一代学院派批评家,金理的出现让我们对“八○后”批评家怀有期待。  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论作家,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翼,这个传统在近几年有所恢复。张炜《谁读齐国老顽耿》论陈占敏小说,王安忆《刻舟求剑人》谈朱天心小说印象,都举重若轻,鞭辟入里,是批评中的“好文章”。作家表达的特别,在创作谈、讲演录中,都常有出彩之处,惊人之语。史铁生《理想的危险》、铁凝《文学是灯》、阿来《我只感到世界扑面而来——在渤海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苏童《八百米的故乡》和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等,在感性的表达中,透露出各自的文学思想。  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一直是个不断探讨的话题,著名外国文学研究专家陈众议的《拥抱情节——当今西语小说概览》,为我们认识当代的文学与批评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王德威《〈诗经〉的逃亡》论阎连科的《风雅颂》,章小东印象夏志清,季进访谈葛浩文以及林源所译三篇海外学者论当代文学的论文,都显示了“西方”研究“中国”的不同路径。这些海外的研究和中国本土的研究,一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 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课程改革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 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 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 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网 LunWenNCom]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 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 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 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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