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献研究版本后秦?僧肇：《肇论》，《大正藏》册四十五，页一五○下—一六一中。陈?小招提寺慧达：《肇论序》，《大正藏》册四十五，页一五○上—下。唐?元康：《肇论疏》，《大正藏》册四十五，页一六一下—二○○下。元?文才：《肇论新疏》，《大正藏》册四十五，页二○一上—二四三中。陈?慧达：《肇论疏》，《卍续藏》册一五○，续藏经会编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页八三三上—八九六下。宋?遵式：《注肇论疏》，《卍续藏》册九十六，续藏经会编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页一九九上—三六六下。宋?净源：《肇论中吴集解》，《丛书集成续编》册四十六，新文丰出版公司，页四三二上—四六九上。元?文才：《肇论新疏游刃》，《卍续藏》册九十六，续藏经会编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页四六七上—五七六下。明?德清：《肇论略注》，《卍续藏》册九十六，续藏经会编印，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一九九三年，页五七七上—六五四上。洪修平：《论僧肇哲学──魏晋玄佛合流的终结和中国化佛教体系的初创》，收录于《中国佛教学术论典》册十九（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二○○一年初版，页三二七—四四八（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论文，一九八四年）。刘贵杰：《僧肇思想研究──魏晋玄学与佛教思想之交涉》，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八月初版。李润生：《僧肇》，台北：东大图书公司，一九八九年六月初版。洪修平释译：《肇论》，高雄：佛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初版。单培根：《肇论讲义》，台北：方广文化，一九九六年初版（原载于《内明》一六八期－一八五期，一九八六年三月－一九八七年八月）。大光：《僧肇与肇论之研究》，收录于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三论宗专集之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四十八））（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页二四五—二六六。安乐哲：《僧肇研究》，收录于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三论宗专集之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四十八））（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页二六七—二八二。澄璧：《试译僧肇 “物不迁论”》，收录于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三论宗专集之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四十八））（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页二八三—二九三。石峻：《读慧达 “肇论疏”述所见》，收录于张曼涛主编：《三论典籍研究（三论宗专集之二）》（现代佛教学术丛刊（四十八））（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八月，页二九五—三○七。张春波：《论发现〈肇论集解令模钞〉的意义》，《哲学研究》第三期（月刊），一九八一年三月，页六十—六十六。吴希声：《肇论宗本义述解》，《中国佛教》第二十五卷第八期，一九八一年五月三十日，页三十八—四十三。廖明活：《僧肇物不迁义质疑》，《内明》第一二六期，一九八二年九月，页三—六。束际成：《一篇宣传形而上学宇宙观的宗教哲学论文──析《物不迁论》》，《杭州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二期，一九八三年二月，页十七—二十一。周齐：《僧肇《般若无知论》简析》，《齐鲁学刊》一九八三年第六期（总第五十七期），页二十六—二十九。田文棠：《论僧肇佛教哲学思想及其理论渊源──兼论鸠摩罗什的般若思想》，《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二期（季刊），一九八四年二月，页七十三—八十二。张炳阳：《僧肇 “不真空论”释论》，《中国佛教》第二十八卷第五期，一九八四年五月，页二十一—二十七。蔡惠明：《僧肇大师与 “肇论”》，《内明》一六七期，一九八六年二月，页三十—三十二。贺其叶勒图：《僧肇“不真空论 “的逻辑问题》，《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一期，一九八七年，页四十六—四十七。钱伟量：《僧肇动静观辨析──读〈肇论?物不迁论〉》，《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页一○三—一○七。洪修平：《僧肇 “三论”解空的哲学体系初探》，《世界宗教研究》第三期，一九八七年，页九十二—一○二。刘国梁：《试论老庄思想对僧肇的影响》，《齐鲁学刊》第四期，一九八七年，页八十三—八十七。余崇生：《僧肇之 “有无同异”思想》，《东方宗教研究》第一期，一九八七年九月，页三十一—四十一。尤煌杰：《由僧肇 “物不迁论”申论中、西哲学传统对动、静观念的见解》，《国立台北护专学报》第五期，一九八八年六月，页八十一—一○八。释继声：《僧肇的中观论及其论证方法》，《香港佛教》第三四八期，一九八九年五月，页十—十三。余崇生：《僧肇 “体用相即”思想述论》，《国际佛学研究》第一期，民一九九一年十二月，页六十九—八十四。刘成有：《僧肇佛学理论的宗教归宿——兼及《涅盘无名论》的归属》，《广东佛教》一九九二年第五期（总二十七期），页四十一—四十四。刘国梁：《僧肇的“动静未始异 “初论》，《广东佛教》一九九二年第五期（总二十七期），页四十五。龚隽：《〈肇论〉思想新译》，《人文杂志》第五期，一九九三年，页六十六—六十九。彭文林：《僧肇的 “运动”概念》，《法光》第六十三期，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日，三版。彭文林：《僧肇的 “运动”概念》（下），《法光》第六十四期，一九九五年一月十日，四版。徐小耀：《僧肇 “有无观”、 “体用论”之探讨──兼谈佛教中国化问题》，《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第一期，一九九五年，页三十一—三十七。黄俊威：《禅与境界管理──以〈肇论〉的〈涅盘无名论〉为中心》，收录于《第一届禅与管理研讨会论文集》（北县：华梵人文科技学院工业管理学系），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七日，页一七五—一八三。黄夏年：《僧肇时寿之我见》，《闽南佛学院学报》一九九六年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六月，页五十四—五十六。彭文林：《〈肇论?不真空论〉释义》，收录于《一九九六年佛学研究论文集──佛教思想的当代诠释》（台北：佛光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八月，页一八○—二二○。胡晓光：《僧肇大师中观思想》，《慧炬杂志》三八八期，一九九六年十月，页三十六—四十二。李养正：《试论支遁、僧肇与道家（道教）重玄思想的关系》，《宗教学研究》第二期，一九九七年，页六十四—七十三。陈赟：《简论僧肇的佛学思想》，《黄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第十三卷第一期，一九九七年三月，页二十一—二十三。张琨：《僧肇哲学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世界宗教文化》第一期(总第十七期)，一九九九年，页五十一—五十二。沈顺福：《僧肇哲学与玄老思想比较研究》，《东岳论丛》第二十卷第一期，一九九九年一月，页一○○—一○六。蒋海怒：《僧肇对玄佛体用论的扬弃》，《人文杂志》第三期，一九九九年，页二十一—二十四。牧田谛亮著，释依观译：《关于肇论之流传（上）》，《妙心杂志》第四十四期，一九九九年八月一日（网络版）。牧田谛亮著，释依观译：《关于肇论之流传（下）》，《妙心杂志》第四十五期，一九九九年九月一日（网络版）。杜保瑞：《肇论中的般若思维》，收录于《第十一届国际佛教教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华梵大学）（抽印本），一九九九年七月（网络版）。邱敏捷：《从僧肇到印顺导师──《肇论》研究史的回顾与检讨》，收录于篮吉富主编：《印顺思想──印顺导师九秩晋五寿庆论文集》（新竹：正闻出版社），二○○○年四月十六日，页三二九—三四三。卢桂珍：《僧肇 “狂言”说的理论与实践》，收录于《第三届中国语文教育之学理与应用研讨会论文集》，二○○○年十二月一日，页一—二十九。黄淑龄：《《肇论》思想体系探析──兼论其与魏晋玄学中几个主题的关系》，《宗教哲学》第七卷第一期，二○○一年三月，页一五○—一六三。沈顺福：《论僧肇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五期，二○○一年，页四○—四十五。王月秀：《僧肇〈不真空论〉对般若三宗 “有”、 “无”概念之驳正》，《辅大中研所学刊》第十一期，二○○一年六月，页七十九—九十八。钱奕华：《修辞哲学中转识成智过程之析论──以僧肇《不真空论》为例》，收录于《第三届中国修辞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桃园：铭传大学），二○○一年六月一日，页一○六四—一○八七。罗因：《僧肇〈物不迁论〉后设基础的检视》，《中国文学研究》第十五期，二○○一年六月，页七十五—一○八。王月秀：《僧肇之动静观再议》，收录于《现代佛学的研究──第十二届佛学论文发表会论文集》（嘉义：南华大学佛学研究中心），二○○一年九月，页一○七—一二六。孙炳哲：《《肇论》对时空真假的认识──以〈物不迁论〉与〈不真空论〉为中心的探讨》，收录于《诠释与建构──汤一介先生七十五年周年华诞暨从教五○周年纪年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十二月一刷，页三一九—三二五。王仲尧：《僧睿、僧肇、周颙合论——中国佛教般若学之理论建设》，《中国文化月刊》二六七期，二○○二年六月，页四十一—六十二。王仲尧：《僧肇般若学与王弼易学》，《普门学报》第十四期，二○○三年三月，页六十五—九十八。卢桂珍：《僧肇哲学论述中 “狂言”之研究——兼论其思想史上的意义》，《鹅湖学志》第二十九期，二○○二年十二月，页二十七—六十六。孙长祥：《僧肇对动静问题的辨治——〈物不迁论〉析义》，收录于《第七届儒佛会通暨文化哲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华梵大学哲学系），二○○三年九月，页二四六—二五四。林传：《僧肇的“物不迁论 “与文化交流的意义》，《哲学研究》，页一一○—一一四。黄淑满：《论肇论对三宗之批判》，华梵大学哲学系第一届学士论文，二○○○年。正美：《肇论浅释》，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七○年八月。冯健生：《僧肇、吉藏、智顗三家维摩诘经注疏中── “不思议”义的发展》，香港大学新亚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七六年八月。何充道：《僧肇三论哲学研究》，香港能仁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八三年九月。蔡缨勋：《僧肇般若思想之研究──以 “不真空论”为主要依据》，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论文，一九八四年。
《凤凰周刊》是不太可能在邮局买到的，据我所知，在很多地方邮局还有文化市场都是把它封禁的，报刊亭都要偷着卖，特别是哪一期又是敏感内容。如果真想要收藏《凤凰周刊》，可以去凤凰周刊官网看看，据说是订阅平邮免费，不过我没有试过。 首页有在线订阅
就业岗位增多。世界经济恢复性发展，将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因此就业岗位的增多是一个特点。
第一个是世界经济有望延续低位复苏态势，主要呈现在发达经济体复苏形势有所分化，新兴经济体复苏面临困难较多，全球贸易投资恢复较为缓慢，国际金融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震荡回升。第二个是2021年全球宽松政策环境可能延续，主要体现在美国推动新一轮应对疫情财政支持政策，欧盟和日本进一步扩大宽松政策支持力度，更加注重发挥宽松货币政策作用
回答 你好， 1、《求是》是社科双高期刊 第三届(2005)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 2、《求是》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是党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担负着深入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完整准确地宣传阐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中央的决策部署，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促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任务。社科双高期刊，第三届(2005)国家期刊奖获奖期刊，北大核心。 3、在众多高校，此期刊为权威期刊 1、求是杂志社是1993-02-16在工商总局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注册地址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2号。 2、求是杂志社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是911000004000032436，企业法人夏伟东，目前企业处于开业状态。 3、在工商总局，相近经营范围的公司总注册资本为4321689万元，主要资本集中在 5000万以上 和 100-1000万 规模的企业中，共9693家。本省范围内，当前企业的注册资本属于一般。 更多6条
你好，你是《发现》杂志 读者迷？可以认识下吗？我也喜欢看这个杂志……
第一，给明星拍的宣传片非常唯美，第二，为了迎合欧美这些国家的需求，第三，丑化中国女性，第四，所拍摄的作品都看起来像僵尸，第五，选取的色调不对。
《凤凰周刊》是不太可能在邮局买到的，据我所知，在很多地方邮局还有文化市场都是把它封禁的，报刊亭都要偷着卖，特别是哪一期又是敏感内容。如果真想要收藏《凤凰周刊》，可以去凤凰周刊官网看看，据说是订阅平邮免费，不过我没有试过。 首页有在线订阅
2021年12月中旬即时影响因子IF=8, 2022首个影响因子稳过20。
论《离骚》的自我形象 《北方论丛》1986（6）。论屈原艺术想象的独创性 《东北师大学报》1988（4）。先秦国家观念与屈原的宗国意识 《东北师大学报》1989(4)。春秋战国时代“士”阶层的类型分析 《延边教育学院学刊》1990(1—2)。“生王之头不若死王之垄” 《甘肃社会科学》1991(1)。先秦“士”阶层的文化心态与历史命运 《贵州文史丛刊》1991(2)。《离骚》审美价值的层次分析 《延边大学学报》1992(2)。屈原社会理想与儒法两家的关系 《东北师大学报》1992(3)。《招魂》作者补证 《社会科学战线》1993(3)。楚辞：诗歌形式的纵深拓展 《人文杂志》1993(3)。中国礼乐文化初论 《东北师大学报》1993(6)。《九歌》“二湘”异辞同源说 《松辽学刊》1994(1)。话说《橘颂》 《名作欣赏》1994（2）。楚辞《招魂》的结构特征与语言特征 《苏州大学学报》1994(3)。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 《东北师大学报》1994(5)。中国诗歌中渔父意象的发轫之作——读楚辞《渔父》 《文史知识》1994(12)。屈原人格的背景、内容与价值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1)。中国古典小说中诗文融合传统的渊源与发展 《中国文学研究》1995(2)。公木的诗学世界 《人民日报》1996年6月27日第十一版。广阔的视野，崭新的高度 《社会科学战线》1998（3）。读诗札记（六则）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6）。从《诗经》看周代天命观念之兴衰 《江海学刊》1999（2）。“平淡”：陶诗风格之阐释 《社会科学战线》1999(2)。《诗经》对答之体及其历史意义 《文学遗产》1999(2)。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古典文学研究片论 《文学前沿》第一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孔子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0（6）。从“兮”字用法看楚辞《九歌》的音乐特性 《社会科学辑刊》2001（2）。中国上古诗歌的历史文化观照 《社会科学战线》2001（1）。睹新春之景 咏乡思之情——读王湾《次北固山下》 《名作欣赏》2001（1）。夏夜的图景 丰年的欢乐——辛弃疾《西江月》赏析 《古典文学知识》2001（3）。青春溪水里的一朵浪花——读李清照《如梦令》 《名作欣赏》2001（4）。仰望泰山 志在高远——杜甫《望岳》赏读 《古典文学知识》2001（6）。从《生民》到《离骚》——上古诗歌历史发展的一个实证考察 《文学遗产》2001（4）。中国古典诗歌中“生命意识”的内涵与泛化 《深圳大学学报》2001（6）。中国古典诗学的抒情理论 《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7日。屈原的诗学 《深圳大学学报》2002（6）。道家语言哲学对中国古典诗学的影响《学术研究》2002（12）。夏商时代的天命观念及其文化形态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2）。性善·仁政·浩然之气——孟子精神世界的再认识 《深圳大学学报》2005（3）。一个哲学悖论的诗学消解——老子“道”本体的无限性及其审美转向 《文艺研究》2007（11）。流芳千古的一代文宗欧阳修 《文史知识》2007（12）。眼观风云浩荡 胸怀日月运行——读曹操的《观沧海》 《古典文学知识》2008（2）。
【原创】岳飞词《满江红》 在线观看，【原创】【岳飞词《满江红》】红阳台是红阳电视台的姊妹台。/playlist/index_html 2011-7-9 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岳飞之孙岳珂知道祖父的《满江红》 李宝柱 一、对吾师邓广铭先生考证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回顾。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 臣子恨，何时灭？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壮志饥餐胡虏肉， 笑谈渴饮匈奴血。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满江红》） 在古今词人的作品当中，传诵之广、之久，影响之大、之深，大概没有能与上面这首《满江红》词相比并的了。历来相传，人们都以为这首词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所作。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来没有人对此词是否为岳飞所作提出过疑问。到三十年代末，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辩证》出版，该书在辩证四库馆臣对明人徐阶编《岳武穆遗文》提要时，首次断言徐阶收入《岳武穆遗文》一书中的这首《满江红》词，并非岳飞所作。其言略曰：至《满江红》词，则[弘治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实始付刻，其字为[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然宽不言所据为何本，见之于何书，来历不明，深为可疑。……《满江红》词不题年月，亦不言作于何地，故无破绽可指，然不见于宋元人之书，疑亦明人所伪托。……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然以伪为真，实自徐阶始。阶不足道也，四库馆诸臣何其一无鉴别也哉！ 余嘉锡先生此论一出，即得到学术界很多人的接受。著名的诗词研究专家夏承焘先生即其中之一人。夏先生在1961年写了一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已收入中华书局出版的《月轮山词论集》中），除接受余先生的论断外，还进一步作出新的论断，不只以为“这首《满江红》词不是岳飞之作”，而且以为是“出于明代人之手”，并且认为其真实作者“可能会是王越一辈有文学修养的将帅”，“或者是边防幕府里的文士”。 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先后提出上述观点之后，很久很久没有人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这两位先生的观点成了不易之论。 而吾师邓广铭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宋史研究专家，对于岳飞《满江红》词著作权之被剥夺，早就耿耿于怀。后来，先生终于在1981年，先后写了两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的文章。那年春天，先生先是写了一篇短文，论证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知识》第三期上。当年秋天，先生又写了《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后来发表在中华书局编印的《文史哲》杂志1982年的第一期上。邓先生的第二篇文章，以铁的事实和铁的证据，彻底推翻了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的论断，科学论证了岳飞就是这首《满江红》词的作者。 邓先生在《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一文中，举出了两个关键性证据，一个是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一个是明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编辑的《精忠录》一书。 1981年，我正在北大历史系读本科三年级，正在邓先生的指导下学习宋史。因此，对先生写这篇文章的过程，知道得比较详细。 （一）关于汤阴岳庙所存明天顺二年（1458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先是这年春天，师兄张希清，老家在汤阴县，探家时顺便去了汤阴岳庙，岳庙管委会仰慕先生德望，以本庙所藏明天顺二年岳飞《满江红》词刻石的拓片相赠，托这位师兄转呈。先生见此拓片，如获至宝。因为，这个拓片证明，在河南汤阴县的岳庙中，至今还矗立着一块刻着这首《满江红》词的石碑，是汤阴县一个名叫王熙的秀才，在天顺二年（1458年）所写。全词共写了五行，只有末句作“朝金阙”，与通行本之作“朝天阙”稍异，余俱同。在此五行之后，明确地写有“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共十五个字。杭州岳庙中的那块《满江红》词刻石，乃是明孝宗弘治十一、二年（1498、1499年）内所写刻，汤阴县岳庙王熙的这块刻石，最少要比它早了四十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七十八年。有这一件实物作证，则余嘉锡、夏承焘两先生所提出此词首次出现于弘治年间之说，以伪为真始自徐阶之说，便都不攻自破了。 先生为了发表文章时要附上汤阴岳庙王熙写刻的岳飞《满江红》词石碑拓片的照片，嘱我将拓片找人拍摄成照片。这一拓片长约2米，宽约60厘米，材质为白麻纸，一般照相馆都是翻拍不了的。后来，我找了我的三哥李宝芝，他是个搞印刷的专家，他帮助联系了北京印刷二厂，我跑到该厂，请制版车间的师傅将拓片拍摄成照片。（后来，先生收藏的《开封府题名碑》的拓片，也是请印刷二厂翻拍的。）事情办妥之后，我将拓片和拓片的照片交给了先生。同时，告诉先生，我自己保留了一张拓片的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珍藏着，现在提供出来，供大家观赏。（见下图） （二）关于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1981年春，先生由商辂的《精忠录序》，查到袁纯曾经编有《精忠录》一书，并且得知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当时，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行动不是很方便，加之恰好要出席全国政协的会议，所以，先生就嘱我到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代为查看《精忠录》一书。于是，我到历史系办公室开了介绍信，择日去了北图善本室。善本室的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看了介绍信以后，就很快就将《精忠录》一书拿了出来，那是1769年朝鲜所印的铜活字本，保存得十分完好。此书的第三卷即收录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我将这首词，以及书中几篇序跋，抄录下来，作了若干卡片，并于当天下午，到京西宾馆交给了先生。后来，先生依据《精忠录》的有关情况，作出了如下推考：汤阴之有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二年内（1450、1451年），经由徐有贞倡议、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之后，袁纯接着就又“辑庙祀事始末”，选录岳飞的部分诗文，以及后代人纪念和歌颂岳飞的诗文，编为《精忠录》一书（此据商辂《精忠录·序》），而此书的第三卷即把岳飞的这首《满江红》词收录于内。据书中的几篇序跋文看来，知《精忠录》之付刻虽在景泰六年（1455年），而其编辑成书却在景泰二、三年（1451、1452年）内。这与王熙写刻的《满江红》词石碑相较，又早了七、八年。是则此词的出现，至晚应在十五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徐阶所编《岳集》卷三，摘录了赵宽的重刻《精忠录》的序文，据知袁纯所编之书又在杭州重行刻印。然则杭州岳庙中那块由赵宽书写的《满江红》词刻石，如果没有其他书作为依据，则必即是从袁纯书中照抄来的。这样，似乎就不应当说“来历不明，深为可疑”了。袁纯把《满江红》词收编在《精忠录》中，我们说这是这首词的首次出现，这只是就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范围来说的；南宋以来的一些著述，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而致失传的，不知已有多少，其中有许多，我们是连书名和作者也全不知道的。因此，我们今天虽然查不出《精忠录》所收录的这首词的“来历”，但其必有“来历”，必非出于袁纯或王熙或与他们同时代人的伪造，却是肯定无疑的。究竟它是来源于南宋人的著述，抑或是来源于元代人的著述呢？我们在目前虽还不能确说，然而我们却可以断言：二者必居其一。在这些铁证面前，在邓先生这些鞭辟入里的分析面前，余嘉锡、夏承焘两位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全都是无法站立得住的。 二、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铁证如山 （一）《精忠录》的史料应是来源于《褒忠录》。在明代，袁纯所编《精忠录》一书，并不是第一部关于岳飞与岳庙的专著，在其之前，还有一部《褒忠录》。这还得要从商辂的《精忠录序》说起。现将《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彰德府艺文一（卷四百六）所载商辂《岳精忠录序》全文引录如下：宋中兴良将，鄂国岳武穆王，以锐志恢复中原，为权奸所忌死狱，后世冤之。钱塘旧有庙祀，实王葬地。而相之汤阴王故乡，庙祀阙焉。正统己巳秋，今佥都御史徐有贞，以翰林侍讲假节出镇汤阴，间以立庙意，讽其士庶。时学谕袁纯，欣然请倡为之。越明年庙成，敕赐额精忠，命有司春秋致祭，定为例。纯复虑无以昭远，乃辑庙祀事始末，及士大夫悼王所为诗文，类次成编，题曰《精忠录》。暨入朝为监察御史，持以示辂，因请序。辂过钱塘，尝拜王祠墓，及观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至于庙祀载严，枌榆有光。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缙绅之徒，担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为世教之助大矣。王之忠义，具载史传及庙碑，兹不复述。 据这篇序文，我们知道，商辂在见到袁纯所编《精忠录》书稿之前，他曾经到过钱塘，也就是杭州，参拜过岳飞的祠墓，而且在那里看到了杭州岳庙“所为《褒忠录》，知王之忠义，至我朝始益显白”。据商辂所说，“而‘精忠之录’，又继《褒忠录》以传，则王之忠义，真可与日月争光，虽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我们又可以得知，《褒忠录》是一部与《精忠录》内容完全相类的书,而且，《褒忠录》一书当时还存世，商辂在杭州岳庙还曾亲眼看到此书。经本人查证，《褒忠录》一书，是明初人吴讷所编。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袁纯编辑《精忠录》一书时，当然要尽其所能，搜集许多有关岳飞与岳庙的书籍来作参考，因此，《褒忠录》一书必定是他所依赖的最主要的参考书之一。当时，商辂能看到《褒忠录》，袁纯理应也能够搜集到此书。据此推测，《精忠录》中收录的岳飞《满江红》词，极有可能就是抄自于《褒忠录》一书的。（二）岳飞之孙岳珂肯定知道祖父的《满江红》。对岳飞《满江红》词，持“伪作说”的人，举出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鄂国金佗稡编》一书中，没有收录岳飞的《满江红》词。对此，邓广铭先生早已指出：“我认为，不能因为我们不曾见到，就断言宋元人书中全未出现过这一作品。”他举出了宋人《宾退录》中所载岳飞的绝句，就未曾被《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所录为证。《宾退录》记载，岳飞在新淦县青泥市《萧寺题诗》说：“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雠。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的作者赵与峕说：“今寺废壁亡矣。其孙（按：指岳珂）类《家集》，惜未有告之者。”邓广铭先生据此推断，岳飞的《满江红》词，应与《萧寺题诗》情况相同，是由于岳珂未见之也。而岳珂未见，并不能作为岳飞未曾创作《满江红》的证据。我的师兄王曾喻先生曾经考证：岳珂《鄂国金佗稡编·续编》，在南宋最后一版是端平元年（公元１２３４）。《藏一话腴》成书年代，在端平元年之后，自然是反映了在岳珂的《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成书后的新发现，故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不载此词，就可以得到解释。其实，岳飞的《满江红》词，不论是发现在岳珂编撰《鄂国金佗稡编》之前或是之后，岳珂对于其祖父的这首词，都是知道的。证据如下：其一，《四库全书》中，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载：“《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这一史料，明确指出：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并同时标明这段话是出自《话腴》一书。所谓《话腴》一书，就是南宋人陈郁的《藏一话腴》。查现存《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内编卷下载：“岳鄂王飞《谢收复河南赦及罢兵表》略曰：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垂，犹云可也。欲长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又曰：身居将门，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又曰：尚作聪明而过虑，徒怀犹豫以致疑。与无事而请和者谋，恐卑辞而厚币者进。愿定规于一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幽燕，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未几，金渝盟，河南复陷。后六十年得金之《南迁録》，见当时金人议论，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吾，归兵于平地。吾保河南，则江必虚。若吾不守河南，则是彼尝见归，吾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吾矣。金谋若此，鄂武穆之料敌，信不妄云。”其中，并没有《御选历代诗余》中所引的“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原因应当是：一是可能被抄录《藏一话腴》的四库馆臣删去了；二是《四库全书》所依据的版本有缺文。而《御选历代诗余》所依据的《话腴》的版本，才是明朝以前的全本，即未被改窜本。《御选历代诗余》所引《话腴》的一段话，证明了南宋人陈郁是知道岳飞的《满江红》一词的。其二，《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的《提要》称：“臣等谨案，《藏一话腴》四卷，宋陈郁撰。郁字仲文，号藏一。临川人，理宗朝，充缉熙殿应制，又充东宫讲堂掌书。始末略见其子世崇《随隠漫录》中。……岳珂序称，‘其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其中讲到，岳珂曾经为《藏一话腴》一书作序。《四库全书》本《藏一话腴》载有岳珂的《藏一话腴原序》。全文如下：“陈藏一，以诗文名世。真西山、刘漫塘、陈习庵交称之，余始过其语。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硏考本末，则则可法度，而风月梦恠嘲谑，讹诞滛丽气习，浄洗无遗，岂非自思无邪三字中，践履纯熟，致是耶。乃知三君子，可谓具眼矣。尝谓近时江湖诗人多，然不夸而诞，则空而迂流于谒者，皆是。惟藏一，闭户终日，穷讨编籍，足不蹈毁誉之域，身不登权势之门。及叩其中，则词源学海，浩乎莫之涯涘。若藏一岂多得哉。诗史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因为藏一诵，而并书之编首云。棠湖翁岳珂肃之。”由岳珂以上序文所说“今观所述《话腴》，博闻强记，出入经史，研考本末，则则可法度，……”，可以看出，岳珂在为陈郁的书撰写序文之前，是仔细阅读过该书的稿本的。既然陈郁《藏一话腴》中，原记有（岳飞）“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岳珂又是在仔细阅读了该书的书稿之后、才为该书作序的，他岂能不知道这书中还记载了其祖父“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据此，我们可以断言，岳珂一定是知道其祖父岳飞是作过《满江红》一词的。考论到此，本人可以斩钉截铁地得出结论：岳飞《满江红》词不是伪作，已经是铁证如山！七八十年来的，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真伪的辩论，应该彻底收场了！书写到此，我不禁深深地怀念我的导师邓广铭先生。吾师为捍卫岳飞对《满江红》词的著作权，花费了毕生的精力，与持伪作说者论辩。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叩慰吾师的在天之灵：先生，您的学生李宝柱，继承您的遗志，已经彻底夺回了岳飞对于《满江红》一词的著作权。撼山易，撼吾师的论断难！撼岳飞著作权难！呈上学生拙文，敬请吾师神鉴。
文学：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史学：比之历史学更加广泛深刻的史学。哲学：哲学，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社会意识的具体存在和表现形式，是以追求世界的本源、本质、共性或绝对、终极的形而上者为形式，以认识、改造世界的方法论为研究内容的科学。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创刊，初为双月刊。7月1日，童书业在第2期发表《中国封建制的开端及其特征》，提出了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西周的观点，在学术界拉开了旷日持久、影响深远的中国古史分期讨论的大幕。9月1日，赵俪生在第3期发表《武训当时鲁西北人民的大起义》。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论文。随后又发表大量农战史研究论文，使《文史哲》成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中一个令人瞩目的中心。11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这是《文史哲》最早发表的一篇在校学生的论文，也是李希凡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文史哲》善于“扶植小人物”的传统由此发端。 1952年3月1日，日知在第2期发表《与童书业先生论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提出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代东方奴隶社会说”，引发学术界热烈讨论。7月1日，为配合思想改造运动，第4期发表了一组“思想改造”文章，标志着这一时期学术思想开始巨大的转型。11月1日，萧涤非在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从1953年第2期开始，《文史哲》改由山大学报委员会领导编辑出版，成为“山东大学学报之一”，不再是“同人刊物”。“文史哲杂志社”宣告“于二月一日结束”，编委会也进行了改组。1月1日，第1期发表杨向奎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和吴大琨的《论前资本主义地租的三种基本形态》，分别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殊经济形态说”和“过渡形态说”。 1954年杂志由双月刊改为月刊。1月1日，陆侃如在第1期发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学的主流。4月1日，李希凡在第4期发表《略谈“水浒”评价问题——读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以初出茅庐的勇气对著名历史学家张政烺的《宋江考》一文进行了批评。5月1日，罗尔纲在第5期发表《与叶菲莫夫教授谈太平天国问题》，提出了国内史学界未曾有人提过的太平天国年代问题。7月1日，第7期开始连载陆侃如、冯沅君撰写的《中国文学史稿》，迄1955年第12期止，长达18期，被称为“学术期刊史上也是一个创举”。9月1日，李希凡、蓝翎在第9期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大争鸣。 1955年4月1日，《文史哲》第4期开始连载萧涤非长篇论文《杜甫研究》，“山大杜诗研究的地位一举奠定”。 1959年1月杂志停刊。1961年8月停刊两年的《文史哲》杂志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编辑部工作由刘健飞负责，刘健飞调回山大历史系后，由孙衷文接任，直至1966年停刊。1966年6月1日，《文史哲》第3期出版后再次停刊。1973年4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恢复一些刊物的指示》：“有些刊物为什么不恢复，像《哲学研究》、《历史研究》，还有些学报？不要只是内部，可以公开。无非是两种：一是正确，一是错误。刊物一办，就有斗争，不可怕。” 随后，山东省革委会责成山东大学筹备《文史哲》复刊，并改为季刊，由刘光裕担任编辑部副主编，主持工作。。据刘光裕《1973年〈文史哲〉复刊的回忆》透露，这次复刊“是中央决定后通知学校的，并不是学校自己决定的”。1973年10月，《文史哲》复刊号发行，征订数高达令人吃惊的72万份，为全国所仅有。但由于纸张供应缺乏，只得限量发行，实际印刷24万份。 1974年春，孔繁由北京大学调入山东大学工作，任《文史哲》主编。1977年11月，陆侃如在《文史哲》第4期发表《与刘大杰论杜甫信》，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一书用“儒法斗争”来贯穿中国古代文学史、尤其是曲解事实强把杜甫安排为法家的做法进行批驳。本期杂志还刊登了萧涤非《清算“四人帮”破坏毛主席关于批判继承的原则的罪行——评梁效〈杜甫的再评论〉》，对“四人帮”为了适应篡党夺权的需要、硬把所谓“儒法斗争”扩展到文学史领域、唆使他们的御用写作班子搞所谓“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进行批判。在《文史哲》上进行的“杜甫研究”讨论，被学界看作是“文革”后杜学复兴的标志。 1978年10月15日，第5期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作者胡福明撰写的《理论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以及华飞的《从实践的特点谈真理的标准》，展开“真理标准”讨论。此后，《文史哲》开始大幅度转换办刊方向，由政治斗争的工具复归学术本位，刊登了一批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论文，办刊质量大为提高，逐渐恢复了“文革”前的声誉，对推动“新时期”学术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 1979年，《文史哲》从由限国内发行改为公开发行。4月25日，《文史哲》第2期发表了一组纪念“五四”的论文，庆祝“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从本期开始，《文史哲》开始出现英文目录，并开设了《文史哲》创刊以来的首个连续性专栏“现代美国文学研究”。 1981年，《文史哲》由双月出刊改为单月出刊，篇幅从每期80页增至104页，并从此固定了篇幅，不再像过去那样随意增减页码容量。1986年6月10日至11日，为纪念《文史哲》创刊35周年，《文史哲》编辑部和山东大学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联合在山东大学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学术讨论会”。1987年1月24日，《文史哲》第1期部分篇目出现内容提要。
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表现作家心灵世界的艺术，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剧本、寓言、童话等，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以不同的形式（称作体裁）表现内心情感和再现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域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