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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旅游资源其实就是相当于保护生态环境嘛，因为中国和这个地球都是需要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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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要保护我们没有资源，因为经商经商经商就是旅游资源，也是金山银山
珠海作为全国唯一以整座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的风景旅游区正在进行旅游资源的大开发，也就是旅游环境容量的大扩容。对此，我们应如何确定扩容的方向、内容、层次、深度，以达到既有内涵的提升，又有外延的扩展？在扩容的过程中又要注意哪些问题？本人认为，主要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特色性原则。特色即差异性。鲜明的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生命力所在。只有特色，才会有注意力。旅游经济本身就是注意力经济，要注意旅游景点之间的差别性，体现人无我有的特色。开发利用旅游资源的实质就是要寻找、发掘和利用旅游资源的特色。经过开发的旅游资源，不仅应使它的原有的特色得以保持，同时，还应使其原由特色更加鲜明和有所创新和发展，绝对要避免在开发后的旅游资源使原有的特色遭到破坏。（二）共生性原则。就是这一旅游项目与另一旅游项目之间是共生的。旅游项目是外部性很强的项目，有正向和负向外部性之分。所谓正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容的、互补的、协调的，看了这一景点之后，有一种再去游览另一景点的渴望。所谓负向的外部性是指旅游项目之间是相克的、类同的，而不是呈现合作形态。旅游资源的共生性，包括自然资源与自然资源之间、自然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源之间的共生性现象，而且不同的旅游项目，其共生现象是不同的。如展览馆与宾馆、商场、交通设施、自然景点、人造景点相互之间是共生的。所以，要注意各种旅游景点在某一小区域内的协调。（三）网络化原则。旅游业是一个扩大化了的网络，是自然网络。在珠海旅游业的发展问题上，我们经常强调要有大珠三角的观念，要发挥珠三角各市的旅游资源优势。实际上，如果某地有独特性的旅游亮点，即使人为阻止也是不行的，游客还是会千里迢迢去游览，会千方百计解决道路不畅、住宿饮食不便等问题。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我们的旅游景点有没有形成亮点，有没有形成网络，各地的旅游景点在大区域范围内有没有产生互补效应。从珠海的旅游实际情况看，存在着以下三个网络。首先是小网络，即中心城区旅游景点的大扩容。我们要考虑景点之间的共生性，要强调内涵的挖掘，包括实施市区西部和东部的旅游大开发，重点开发建设唐家湾古村镇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原唐家旧镇、共乐园、淇澳白石街、金鼎会同村等，珠海国际赛车、珍珠乐园等旅游资源也有待于整合）、现代教育科技文化旅游景区（包括大学园区、南方软件园、科技创新海岸等）和南湾旅游新区（包括南屏科技工业园工业游、北山杨氏大宗祠、湾仔花卉公园、海鲜干货市场购物游等）、横琴特色旅游区。其次是中网络。也就是“两区一岛”，即斗门区、金湾区和东区海岛的旅游开发。斗门区的白藤湖旅游区已经配套成熟；御温泉也已名扬海内外；黄杨山-金台寺旅游区正在完善之中；生态农业游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挖掘。金湾区虽然成立时间短，但旅游开发也呈现良好势头。亚马逊热带风情园起步看好；平沙温泉由于香港中旅注资改造气势恢弘；飞沙滩也渐渐游人如过江之鲫；长达30千米的珠港大道不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工业园区，也将串联起一个个新的旅游区……但目前整个大西区的旅游线路安排还是单向的，没有形成环线。我们应将珠港大道、湖心路、黄杨大道构成的“U”字形结构变为“O”字形结构，使之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小的闭环，将湖光山色、寺庙温泉、港口海滩等山水景观和文化景观、城市景观串联起来，而后向外辐射。东区海岛开发还需加大力度。从目前已开发的东奥岛、桂山岛、万山岛和外伶仃岛看，基础设施不足、水电供应、交通、污染等问题有待解决，旅游项目的开发尚待挖掘，动植物资源保护有待加强。特别是要乘港珠澳大桥的契机，加强与香港、澳门合作，形成珠江口海域特色旅游环线。第三是大网络，就是整个大珠三角旅游资源的连线成网。要最大限度的利用别人的资源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把本地资源与外地资源进行整合，取长补短。广深珠和粤港澳的旅游资源是完全可以整合的。今年初推出的广深珠万人美食游就是一个好的开端。以上观之，要实现旅游景点的特色性、共生性和网络化，自身的核心景点建设就显得非常重要。但目前我们许多旅游景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这关键在于景点扩容的思路、设计理念和开发主体上存在着问题。从设计理念上讲，自然资源的开发，不仅要求有独特性，同时还要强调资源开发上的文化内涵。俗话讲，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对景区也是这样，景不在大，有文化内涵则荣，有民族和地方特色就会昌盛。小尺度的自然景点开发如果没有文化，就会失去内涵，就不会令人流连忘返。有些旅游景点建设的低水平，主要是表现在这一方面。就文化景观而言，主题公园是最容易重复的。为什么会是开发水平太低，而且互补性不强呢？关键是许多主题公园的文化原型没有对路。历史文化、宗教文化、民族文化、幻想文化（游乐园）之间都存在互补性，有些是延伸，有些是转换，有些是对比，相互之间的关系如没有处理好，景点规划就难以落到实处。二、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模式珠海旅游景点另一扩容方向，应该是由城市走向乡村，这是符合人类回归自然大趋势的。在这一过程中，就要大力发展生态旅游，要处理好自然资源的开发和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一关系的处理上，存在着四种模式；而发展生态旅游则应注意三大问题。（一）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模式选择1、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消极的，已是被实践所否认的。为保护而保护，这是文物部门的职责，而不是地方政府目的，特别不是旅游业的目的。2、为开发而开发。这是盲目的，是小农意识。就像农民在水乡养猪、河里养点鱼一样，养大了卖出去，取得个人利益，而对水体造成的污染则全都不管。还有的地方把非常好的景观地带搞成墓地，能卖出去收点钱就行，根本不考虑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发展，实际上是毁了聚宝盆去讨饭。3、为保护而开发。如果这个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必须是通过保护来开发的。白藤湖地带，既有沼泽地，又不完全是湿地，带有天然与人工池塘相结合在一起的特征。在珠海城区存在这样的一块地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这里，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统一，这在整个中国城市中也是难以找出第二个来的。白藤湖水乡这样的景观是唯一的、独特的、不可再生的，如果被破坏了，是无法恢复的。对于这样的旅游资源，不能由一家企业进行垄断开发，必须是政府进行垄断，在高起点的规划指导下，以企业为主体分片分期进行开发。旅游资源开发的主体可分成三类：一是完全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二是政府与企业进行垄断性开发。像威尼斯一样，将白藤湖水乡内的道路、桥梁由企业为主体兴建。小游船的经营权则由政府垄断，拍卖给企业经营。三是完全由政府为主体开发。如城区中的古村落的改造、水体的保护等。重要的旅游资源应取后两种开发模式。4、为开发而保护。如石溪山的石刻、高栏岛的摩崖石刻等，只有通过开发才能得到保护。可以选择在政府严格规划的前提下，以企业为主体进行开发。有些项目规划好以后，可以将项目30年的经营权公开拍卖，国有资产就可以实现最大化，而且是一次性收入。上述石刻和东区海岛等项目的开发经营权，如进行公开拍卖，就可卖到很高的价钱，而后由业主们自行招商，精心策划开发。这就是政府对项目的所有权垄断，经营权放开。项目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时，要设立谁最具有开发能力，谁设计的开发方案最好这两个标的。第一个标的由拍卖评定，第二个标的由专家组投票评定。把这两个标的统一起来，最后确定开发单位。如为开发而保护，就要停止“石头经济”、“泥沙经济”、高山蔬菜、木材加工的发展，把郁郁葱葱的山头搞成癞痢头，那是对自然资源的极大破坏。这些低层次的开发、破坏性的开发，必须停止，要进行结构性调整。（二）开发生态旅游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生态旅游是珠海的重头戏。珠海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资源，而且与广州、深圳和香港、澳门是互补的。在发展生态旅游问题上，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生态旅游的对象是原生的、和谐的生态系统。在我国旅游景点的开发上，要补上这一课。在西方国家有一门大地景观学的学科，强调将整个自然大地看成为一个宏观层次的景观，而不是微观层次的一个院落。而我国通常是把自然景观神化，带有一些神秘的文化色彩。所以在景观中，必须是人与自然、文化与生态和谐共处的状态。
论转变旅游资源开发方式 [摘要]本文在论述旅游资源开发要重视外部不经济问题的基础上,针对四川旅游资源开发的实际,提出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切实转变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实现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由单点式向系统化转变,由简单化向生态化转变,促进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 旅游资源开发对于发展旅游经济,促进落后地区文明进步等方面具有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开发方式不当,其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对于旅游资源开发中的问题,我们可以从“公地的悲剧”中得到启示。“公地的悲剧”是美国学者哈丁在同名论文中提出来的。在哈丁所描述的模型中,有一个牧民们共同所有和进入免费且没有限制的草场。在这个草场生态系统中,牧场是公有的,奶牛是牧民们私有的。牧民们为了使个人的近期利益最大化都尽可能地增加自己的奶牛头数。但是,草场的载畜量是有限的,超过载畜量的奶牛会给草场带来损害,这种损害必须由全体牧民共同承担。牧民们增加奶牛饲养头数的结果就是使草场退化,直至毁灭。因此,这个模型的结论就是:虽然从近期利益来看,牧民们有收益,但是从远期利益来看,牧民们“损人不利己”,确实是一个“悲剧”[1]。 在“公地的悲剧”中,哈丁的简洁描述实际上提示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众多微小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所构成的集合,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哈丁的“公地的悲剧”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区域经济发展中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外部不经济的问题,是很有启迪的[2]。在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类似于“公地的悲剧”这类外部不经济现象是经常发生的。改革开放以来,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不顾全局,不顾长远,对旅游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造成了部分资源的破坏。有的单位不按规划建设,乱搭乱建,严重破坏旅游环境;有的旅游区废物随地乱扔,恣意污染环境;有的在一个狭小区域低水平重复建设同类旅游产品,既浪费旅游资源,又分割客源市场。这些悲剧就是各区域市场主体在追求自我效用最大化时形成的外部不经济。 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对地处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的四川省而言可以带来诸如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等众多的外部经济效应,但在旅游资源开发的同时,也不可忽视旅游资源开发给旅游资源环境的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一是环境污染。旅游是一种个人的社会行为,对生态环境依赖程度较高,当众多的旅游者把旅游资源当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去消费时,其认识上的差距和行为上的不当,就会造成旅游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损坏和污染,加剧甚至激化旅游与资源、环境的矛盾,破坏甚至会摧毁区域旅游业。在许多景区,旅游者常常图一己之便,随手丢弃各种垃圾,造成环境污染;有的甚至偷猎珍稀动物、盗窃重要文物、毁坏景观建筑物等,给旅游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破坏。一些生活在景区的居民由于缺乏环保意识,对自然资源掠夺性开采造成的破坏也令人触目惊心。二是文化冲击。很多到四川民族地区的旅游者,为的是了解当地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接触那里原生态的自然景观,以增长知识、陶冶精神,但是,随着四川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特别是商业行为的冲击,四川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日益受到削弱甚至面临湮灭的危险。旅游者的行为态度在不知不觉中冲击了当地传统文化、道德观念,旅游经营者出于利益的驱动可能会让服饰、歌舞、节庆和手工艺品等带上利益的色彩来迎合游客的需要,使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影响。三是开发不当。目前,在开发利用中缺乏生态保护和环境保护意识,一方面造成旅游资源的过度开发和浪费,另一方面,又造成旅游资源开发的恶性循环,使旅游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受到一定影响”‘。如川西北高原及岷江上游的森林采伐过度,整个地区的水资源锐减,景区水位明显下降,部分景观已名存实亡。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景区小气候已受到影响,不少特有动植物的生息繁衍已面临威胁。随着旅游业的开展,生活垃圾增多,且处理欠佳,容易造成二次污染[4]。四川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充分认识外部不经济行为对四川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切实转变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努力减少和避免旅游资源开发给旅游资源环境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旅游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变 粗放型旅游资源开发方式本质上是一条低层次重复性的数量扩张的发展道路,造成旅游资源的严重破坏和旅游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一是低水平。有的地方旅游业缺乏总体规划,造成旅游资源开发存在特色定位不明,景区功能不清,资源开发失控、设施建设失衡等问题;有的地方对人文旅游资源的开发缺乏对民族、地域文化的深入考察,不少地区的人造景观粗制滥造,杂乱无章。例如平武白马藏寨景区,山门左侧建了一座高高耸立的长颈鹿塑像,右边是一个现代加油站,这二者与整个景观和气氛极不协调,与白马人的文化生态环境格格不入[5]。二是破坏性。有的旅游区的政府和企业为了本地和集体的利益,不顾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实际承受能力,采取掠夺式的开发经营方式,以获取局部的短期的利益;有的把风景区当作野外游乐场和“吃喝玩乐综合体”进行开发,结果造成风景自然度、美感度和灵感度的下降,原貌严重受损,使那些传世数千年的风景区遭到破坏;有的景点所建的高层建筑、宾馆、发廊、桑拿等设施,往往与风景格调不和谐,破坏了景区的文化氛围。三是重复性。以九寨沟、黄龙旅游线上汶川、茂县、松潘、红原、理县等6县为例,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存在着随意开发、重复建设的问题。九黄线上的自然景区,无论是叠溪一松坪沟、大录神仙池;还是卡龙、牟尼沟等景区,如果单就某一个具体景区而言,都可以说美不胜收,但由于这些景区在地质地貌、海拔气候、自然风光、动植物资源方面与九寨、黄龙基本类似,属于同质性旅游资源,这些景区(点)既不及九寨沟、黄龙那样精美、典型,与著名,又与九寨沟、黄龙相距不远,重复开发这些景区(点)的结果是分流客源,分割市场,加剧竞争,浪费投资。 四川旅游资源开发方式要吸取粗放型开发的教训,走出粗放型开发的误区,实现由粗放型向精细化的转变。一要打造精品。克服县县搞开发、乡乡抓旅游的现象,认真贯彻四川省委、省政府关于培育旅游支柱产业的决定,重视和加强以品牌为主的旅游资源开发进程,树立大旅游观念,努力使旅游资源开发向规模化、精品化方向迈进,培育旅游龙头景区和拳头产品。二要丰富内涵。在不增加或基本不增加景点和景区外延的情况下,以艺术、文学、民俗、建筑、宗教、政治等文化因素为内涵,对原有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再开发,这既是旅游资源文化内涵 深层次挖掘的过程,也是旅游产品的更新过程和深层加工过程。以甘孜州为例,甘孜州是藏族传统三大区域(卫藏、安多、康区)之一——康区的核心和藏族三大古文化中心,是川滇藏三省区联手打造的中国香格里拉生态旅游区的核心区,自古为“茶马古道”的中心,是英雄格萨尔王的故里[6],要深入挖掘康巴文化内涵,推出民风民俗之旅、民间节庆之旅等特色旅游线路,做好“康巴狂欢节”、“国际赛马节”等大型节庆活动,打造康定情歌、茶马古道、格萨尔故里、德格印经院、丹巴古碉藏寨、泸定铁索桥六大文化旅游品牌。三是关注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四川一些景区(点)给外地游客留下不好的印象,并不是景区资源不吸引人,而是人性化考虑不够,对细节关注不够,引起了游客反感,破坏景区形象。要按照旅游星级厕所标准新建和改造好景区(点)厕所,解决好景区(点)厕所的水源和排污问题;要建好景区(点)游道、桥亭和休息凳椅,让游客既能安全游览观光,又能适时休息调整;要完善旅游标识和警示标牌,方便游客游览和提示游客遵守相关规定;要建设无障碍通道和各种紧急救援机制,方便残疾人旅游,妥善处理各种突发事件,真正把四川旅游区建成文明安全旅游区。 二、由单点式向系统化转变 四川旅游资源开发起步较晚,各地普遍缺乏科学合理、协调发展的旅游发展规划指导,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存在随意开发、遍地开花的问题。有的地方只从自己狭小的市场半径认识自身的资源优势,只要属于旅游资源就竞相开发,几乎三州地区县县搞开发,都在发展旅游,这种同类资源的单点式分散开发,既无鲜明特色,又无规模效益;既浪费了资金,又破坏了资源;既分流了客源,又分割了市场,造成景区竞争加剧,游客无所适从。 四川旅游资源开发方式要吸取单点式开发的教训,走出单点式开发的误区,实现由单点式向系统化转变。一要统筹规划。要在各市州、区县做好本行政区旅游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突破行政区划的界限,按照旅游经济区域的划分和旅游线路的形成,上级政府要统筹协调各方,制定旅游资源区和旅游经济带(线)总体旅游规划,对旅游资源具有同质性、旅游经济具有关联性的相邻空间范围内的旅游景区(点)在开发上的轻重缓急、旅游服务设施的空间布局、旅游行业的协调管理、旅游产品的联合促销等内容进行合理部署、有序安排,以避免单点开发导致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破坏、资金浪费,实现资源整合,发挥资金最大效用。二要联动互补开发。联动互补开发模式是利用中心景点的较高知名度,进行旅游资源的滚动式开发,形成聚集规模经济的旅游资源开发利用模式。中心景点之所以在众多的旅游吸引物中处于中心地位,在于其一般同时具备资源的稀缺性、垄断性和市场号召力,中心景点既可以是旅游资源、旅游产品开发的“龙头产品”,也可以是景区开发的“中心产品”,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心景点享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产生较强的品牌效应。联动互补开发模式的实现,能够充分利用中心景点的品牌效应,以无形资产辐射带动有形资产的互补式聚集,起到以热点促冷点的效果,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形成区位规模经济[7]。当然,联动互补性开发切忌近距离重复建设和小范围项目雷同,切忌不顾环境容量的超负荷开发,为避免联动互补开发模式下的过度聚集现象,地方政府必须依法运用行政、经济和法律手段对聚集规模和聚集结构进行控制和调整。以阿坝州为例,要重视和加强以九寨沟、黄龙品牌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化开发进程,在努力把九寨沟、黄龙培育成为四川省的国际旅游拳头产品的同时,充分利用九寨沟、黄龙的品牌效应和市场影响力,围绕自然生态和民族文化两条主线,促进九黄沿线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互补开发和旅游经济的错位发展,使九黄线民族地区旅游产品形成功能互补耦合效应,既减轻九寨、黄龙中心景点的游客压力,又让周邻其他景区达到客源分享效果,既形成了聚集规模经济,又避免了简单重复开发。三要合理配置资源要素。旅游是吃、住、行、娱、游、购六大要素的统一体,发达国家国内旅游收入中“吃、住、行”与“游、购、娱”基本上各占一半,而四川旅游业仍以“吃、住、行”为主,“游、购、娱”的比重还低。据2001年国内旅游者在川人次花费及构成统计表明:国内旅游者在川“吃”占4%,“住”占8%,“行”占19%,而“游”仅占6%,“购”占4%,“娱”占1%[8]。四川在旅游资源开发中要克服就景区说景区的单向思维,认真研究六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组合。要加快旅游交通路网建设,尽快改善通往景区的支线公路,重视和加强信息传输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切实解决景区的可进人性问题;要重视和加强对旅游商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组织专门力量去设计和开发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旅游商品,精化工艺,改进包装,提高旅游商品的附加值和竞争力。要加快景区宾馆、游乐等配套设施建设,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文化演出,挖掘四川地方美食文化,让游客游在四川、乐在四川。 三、由简单化向生态化转变 四川旅游资源开发过去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简单化现象,有的地方缺乏旅游规划,打着“边开发边规范”的旗号,实则进行破坏性开发;有的景区在开发过程中,不重视人文内涵的保护,致使随着景区开发,当地原有的民族文化被迅速破坏;有的地方在开发过程中乱砍乱伐,致使景区森林采伐过度,景区水位明显下降,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上述现象近年来有所改观,但并未完全杜绝。四川旅游资源要吸取过去曾经走过的简单化开发路子,实现由简单化向生态化开发方式的转变。一要严格保护。生态环境学有关环境容量的理论研究已经表明,一个旅游地区(点)游人的增加或超量进入,必然导致旅游服务设施超载,废弃物、污染物以及对旅游区(点)生物种群干扰现象的增加,造成生态环境质量的下降乃至恶化。旅游区(点)的旅游资源会受到破坏,造成吸引力锐减,并逐渐衰亡。为此,四川生态旅游开发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压力,达到将游人分流的目的,以维护旅游地生态平衡。二要科学开发。四川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生态旅游资源科学开发的原则和思路,做好总体规划与区域规划。其中的重要环节,是在规划阶段对各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进行客观评价,既要考虑旅游资源开发建设、合理布局设施和维护生态平衡等,又要紧密结合区域所在的重点发展目标、相关行业配套,减少在实施项目中的盲目性、局限性及不必要的损失,求得科学与协调发展。三要持续发展。为了保证生态可持续发展,四川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思路,对景区进行功能分区,坚决执行“区内游、区外住”的布局原则,以达到有效控制和减轻污染的目的。缓冲区和核心区内不能修建任何餐饮及住宿设施,以减少对生态旅游区的污 染和破坏。加强旅游区(点)及周边生态环境建设,如加速实施绿化工程,提高植被覆盖率;抓好天然林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草)工程,建立绿色天然屏障,从而改善生态大环境,实现生态良性循环[9]。四要生态与人文并举。就四川的生态旅游资源来说,体现于自然层面的地域特点和体现于人文层面的民族文化特点息息相关,并存在结构性的内在联系。自然负载了人文,人文渗透于自然,并经自然而得以体现,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共同营造出四川境内的生态旅游资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一种特有氛围。四川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人文与自然有机结合。 四川旅游资源得天独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是四川变比较优势为竞争优势、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的现实途径。因此,既要提倡大力开发旅游资源,积极发展旅游业,在发展中提高发展质量,又要强调在资源开发中,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转变旅游资源开发方式,合理开发,优化利用。对多数旅游资源富集且具备发展条件的地区,应通过积极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业促进旅游资源保护;对少数生态环境脆弱、敏感的地区,实行封闭式的保护管理。切实做到有能力开发的就要很好地开发,暂时没有能力开发的,要很好地保护起来,等待后人去开发。那种绝对的保护、所谓纯自然主义的方式,既不利于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也不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所以,四川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应该和谐地结合为一个整体指导思想和行动方案,以发展为前导,以保护为支撑,既使当代人脱贫致富,又把青山、绿水、蓝天留给子孙后代,这才是真正的、完整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美)C·哈丁公地的悲剧[J]科学,转引自[美]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M]北京:三联书店,714— [2] 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J]改革与战略,1997,(4) [3] 傅岳瑛,刘琴我国西部生态旅游的现状和开发建议[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2) [4] 《九寨黄龙一线民族地区旅游业及其资源开发研究》课题组关于进一步发展九寨黄龙一线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意见建议[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7) [5] 李左人四川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对策研究[J]中共四川省党校学报,2004,(3) [6] 何志华,王康,陈晓莉浅析甘孜州旅游资源开发[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4) [7] 陈实旅游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式设计[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5) [8] 徐蓉从资源优势看四川旅游业[J]四川省情,2003,(2) [9] 鄢和琳,包维楷川西山地生态旅游开发及其持续发展初步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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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确立一个论点。全文围绕这一论点展开论证。对“开卷有益”这种说法，既不能全盘否定，写驳论文；也不宜全盘肯定，写成立论文。因为这种说法既有它正确的一面。又有它不够全面的地方，所以对这个看法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肯定其有益的一面，否定其有害的一面，从中总结出正确的论点来。只有这样才能对这一说法作出合乎事实的评价，最终达到以理服人的目的。2、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进行分析，要防止出这样一个毛病：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开卷有益，一会儿说开卷有害，令人不知所云。为了避免这种现象，文章中还要将二者的联系点明，才算把道理真正说透。3、从论证方法看，如果所读的书是坏书，则开卷未必有益，这里可以采取例证法，并辅之以引证法和喻证法，用前几年社会上黄书泛滥成灾毒害青少年作为事实论据，用名人名言作为理论论据，充分论证黄书的害处和读好书的益处。在此基础上，再把这两者辩正地统一起来。说明我们中学生既要多读书，又要慎重地加以选择、读好书。这样从正反两方面进行论证，就将问题说得比较全面而深刻，文章也就具有了不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导思：这是一篇给材料作文。该题虽然规定了作文题目，但仍给学生思维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从文体来看，写议论文是最好的选择。学生可以从是非观、处世态度、治学精神等方面谈自己的看法，阐述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要写好议论文，必须做好以下三点：1、确定论点。根据命题提供的材料，可从不同角度提炼出诸多观点，但短短600字的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一定要选准一个论点充分论证。2、选好论据。论据能起到充分证明论点的作用，论据选择要遵循两个原则：①真实确凿，不能有虚假成分；②具有典型性，有说服力，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3、组织好论证结构。最常用的结构一般为“提出问题（引论）——分析问题（本论）——解决问题（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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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论文没有西湖就没有杭州。白(居易)堤苏(东坡)堤，还有几近湮没不为人知的杨(孟瑛)公堤，使为民生治理西湖的人流芳百世…… 西湖原是一个海湾，由海湾而演化成为一个泻湖，由泻湖而形成一个普通湖泊。关于这个过程，前辈学者已经早有论述，并由一九七五年的钻孔证实了西湖底部的海相沉积。为此，西湖的上述发展过程，已经毋需再论，值得继续探讨的是，从海湾、泻海而至于湖泊以后，自然发展的过程并不就此结束。对于一个天然湖泊，因为注入这个湖泊的河流的泥沙冲积，在地质循环和生物循环的过程，必然要发展泥沙淤淀、葑草蔓生而使湖底不断变浅的现象，而最终由湖泊而沼泽，由沼泽而平陆，这就是湖泊的沼泽化的过程。但西湖从其成湖之日起直到今日，仍然一湖碧水，这当然是由于它的沼泽化过程受到了人为遏制的结果。也就是竺可桢在他的《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所说的“人定胜天”。为此，历史时期人为活动对于西湖的影响很有讨论价值。特别还要看到达这个地区，许多古代湖泊，如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宁波的广德湖等，它们的面积，有的比西湖大至数十倍，但都循着沼泽化的发展规律，最后遭到人为的围垦而淹废。即在西湖附近，也有不少古代湖泊，如北面与西湖相连的下湖以及临平湖、诏息湖和尚有争论的明圣湖等等，也都循着沼泽化的过程先后淹废。对比之下，何以西湖能够众废独存？此中因果，也很值得分析研究。 西湖原是个天然湖泊，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假使社会条件没有特殊的变化，则必然与这个地区的所有湖泊一样，由其本身的沼泽化过程，加上日益强烈的人为活动的影响而淹废，这是不庸置疑的。西湖是钱唐县境内的一个湖泊，所以称为钱唐湖（从唐朝开始，“钱唐”改为“钱塘”），又因为在它的北部还有一个与它连接的湖泊，水位比它低，称为下湖，故西湖又相应称为上湖。钱唐县是秦会稽郡二十六县之一，其位置据刘宋县令刘道真所撰的《钱唐记》一书中所说“县在灵隐山下”，当在今西湖群山之中。当时，钱唐湖在县境东部，自然绝无西湖之名。假使钱唐县的地理位置长期不变，稳定在西湖群山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湖泊一直以钱唐湖为名，则它必然如同这个地区的其他许多湖泊一样，早已淹废成为农田。 西湖之所以能够众废独存，从地名上说，恰恰是因为它最后能冠上西湖这个名称。西湖这个名称的获得，则是钱唐县的历史发展与地理位置变迁的结果。为此必须首先把钱唐县的发展稍加探索。秦钱唐县之所以不建立在土地广阔的平原地带，却要局促到狭隘的崎岖的西湖群山之中，这当然是因为平原地带当时尚无堤塘，潮汐直薄，土地斥卤。也就是刘道真在《钱唐记》中所说的“昔一境逼近江流”。在这样的地方，当时连饮水与燃料等基本生活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必再说垦殖土地，发展生产了。但是，时日推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口的增长，水土资源丰富的平原地区，毕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到了后汉，这里就开始修建了“防海大塘”。假使当时县境仍在西湖群山之中，则修塘就并非必要。在古代技术条件甚低的情况下，要修建如此一条堤塘，正是说明人们对平原已经垦殖利用，修塘已经成为当务之急，也说明后汉的钱唐县治有可能迁入平原。即使后汉钱唐县是否已经迁入平原的问题尚缺乏佐证，南北朝初期的钱唐县可以肯定已在平原地区，因为刘道真在《钱唐记》中已经明白写出：“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这个“县”是后汉钱唐县当然还可商榷，但它是刘宋的钱唐县却是无可置疑的了。假使当时县治仍在秦代的西湖群山之中，或者按照一般的解释，在今灵隐寺附近一带，则向东一里许，绝对到不了与修防海大塘的江边或海边，这说明刘宋钱唐县必已进入平原，只是由于记载不详，故其具体位置，现在不得而知。 可以设想，自从秦在西湖群山中设置钱唐县以来，历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县治可能早已迁离山区，逐渐进入平原。但后世明确知道秦以后的钱唐县治所在，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后期的隋代。隋文帝开皇十一年（五九一），钱唐县治移到凤凰山麓的柳浦，在行政等级上并且升为杭州的州治。这就是说，城市中心已经迁移到今江干一带。按地理位置，西湖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偏北地区。当然仍无西湖之名，而西湖以东的今市区中心，当时也仍然荒芜尽管秦钱唐县治逐渐迁入平原的路径今天还不清楚，但从隋代州治建于今江干一带这个事实中可以得到启发，即迁移的路线是循着今钱塘江北岸地带进行的。县治为什么只沿着钱塘江边平原比较狭隘的地带移动而不进入西湖以东即今市区中心所在的广阔地带，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前者还比后者优越得多的缘故。县治沿江边移动，显然是依靠着从今白塔岭到凤凰山这条沿江分布的山麓线的。在这条山麓线上，地理形势是南临江海，北负山丘，它既能发挥平原的地利，却仍并不远离山区。这一带，山坡和山麓的高燥地带，可以建立宫室和聚落，而在燃料和饮水方面都不虞匮乏。山麓以南的沿江平原，由于当时钱塘江自南大门出海，今江干一带的江岸偏南，比目前广阔，可以垦殖发展农业。相反，今西以东地区，地形低洼，土地斥卤，又缺乏可以作为立足点的丘陵冈阜，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建立城市，显然相当困难。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隋初把钱唐县升为杭州州治，特别是接着而来的江南运河在公元七世纪初的开凿，从此，杭州到中原，有了直达的水路交通。杭州成为江南运河的终点，又是运河与钱塘江的交汇处，而作为州治的柳浦，恰恰又是南渡去会稽的要津。这样，杭州就是一跃而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就是《隋书·地理志》所描述的：“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凑。”当时，今江干一带的繁荣状况可以想见。而这个地区的土地毕竟并不广阔，人满之患，也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城市的外围，聚落开始向西湖以东的今市区扩展，也就势所必然。当时，在西湖以东建立聚落，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给水。在整片斥卤的土地上，井水和河水都是咸水，这就使得初期建立在这里的聚落不得不紧靠西湖，否则，供水就是一个严惩的困难。可以设想，今市区范围内，从紧靠湖边的聚落出现开始，直到市区逐步扩展，由于给水问题的难以解决，必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由于商业发达，户口增加，西湖以东的广阔地区，聚落渐增，生齿日繁，对解决给水问题愈来愈感迫切。这才促使唐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所谓“六井”的出现。 以上只是略述了从秦钱唐县到隋迁钱唐县至柳浦并升作州治的过程，还没有涉及西湖的事。也正是因为在这段历史的过程中西湖在杭州尚不足轻重，所以史籍极少记载。隋建州治于柳浦，杭州开始迅速发展，唐朝初年，杭州的户口已经超过十万，聚落与居民势所必然地要向今市区移动。这样，城市开始与西湖发生关系，出现了西湖为城市解决给水的详细记载，这就是刺史李泌修建的著名的“六井”。所谓六井，其实不过是六处蓄水池，蓄水用瓦管或竹筒从西湖引来。从六井的分布来看，它们离西湖都并不很远，这反映了当时这个地区聚落街市分布的大体范围。当然，它为城市的进一步扩大创造了条件。虽然是小小的六处蓄水池，它们所分出的水量只占西湖总水量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值，但其意义却十分巨大，从以后的发展中可以证明，它几乎成为西湖能够免遭淹废的决定力量。因为从六井开始，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西湖以它的一湖甘水促进了城市的扩大与发展，而城市的不断发展，反过来巩固了西湖的存在，有效地阻止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 西湖的沼泽化过程实际上是相当迅速的，长庆二年（八二二），当诗人白居易到杭州作刺史时距李泌修六井不过五十年左右，但湖中已经出现了葑田数十顷。白居易充分明白西湖对于杭州城市的重要性，于是他主持疏浚了西湖，并疏通了六井的阻窦，使之恢复充沛。为了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白居易在石函桥附近即少年宫一带修筑湖堤，比原来的湖岸高出数尺。这里原是上湖和下源的连接之处，西湖水位本来高于下湖，白居易这一筑堤，造成了上下湖水位的更大差距。尽管下湖早已淹废，但这种人为的地形差距，从今少年宫附近西湖湖岸北至少年水电站和东至环城西路这两个方向上，还都明显地存在。白居易在九世纪初期的这一次修筑湖堤，对西湖的发展来说是划时代的，因为从此以后，西湖的性质已经改变，它已经从一个天然湖泊演变成一个人工湖泊了。 这里需要述几句的是，历史地理学者常常重视地名在历史上的演变，习惯于用某一时代的地名称呼当时的地理事物。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来说，这样做是科学的。因此，对于有关西湖名称及其湖泊的性质，就必须作如下的说明：西湖在其海湾和泻湖时代，由于没有历史记载，所以没有留下名称。西湖作为一个天然湖泊，它的名称应该是钱唐湖（唐朝起作钱塘湖）、上湖或者是另一个尚有争论的明圣湖。西湖一名，正如以下还要提及的，在官方文件中始见于北宋，民间何时开始流传则不得而知。但是西湖因白居易的筑堤而改变了湖性，而白居易仍称此湖为钱塘湖。因此，可以肯定，当西湖这个名称流行之时，西湖早已是一个人工湖泊了。所以今天我们说西湖是人工湖泊，按照历史地理学与地名学的角度，都是正确的。这正是竺可桢所说的“人定胜天”。 当然，人工湖泊同样存在沼泽化的过程。上述余杭的南下湖、萧山的临浦、绍兴的鉴湖和宁汉的广德湖等，都是在天然洼地上经过人工围堤筑塘而形成的人工湖泊，它们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里先后淹废。西湖成为人工湖泊后，沼泽化的速度也相当可观。在白居易浚湖以后不到一百年，西湖又被葑草蔓合，湖底淤浅，面积缩小。当时，杭州是五代十国的吴越国的首都，为了西湖的深广和六井的弃沛，吴越国王钱镠因此建立了一支一千人的专职疏浚队，称为“撩湖兵”，日以继夜地从事疏浚，才有效地阻制了西湖的淤浅，并且畅通了六井。在吴越国的八十余年中，杭州城市得到了较大的扩展，西湖也获得了较好的整治，城市与西湖的这种唇龄相依的关系，较之前代更为明显。 吴越国时代对西湖的整治，无疑大大地延缓了西湖沼泽化的过程，但当然并不是改变了自然发展的规律，湖泊的淤浅仍然是日积月累毫不休止的过程。北宋以后，杭州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任务。例如景德四年（一零零七）的知州王济，他不仅疏浚了全湖，并且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接着是宋仁守时代（一零二三——一零六三）的知州郑戬和沈遘，前者动用了上万民工，斥废湖中葑田，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后者则为了增加城市居民与日俱增的用水需要，在六井之外，添设了一处供水量特大的新井，即后人所称的沈公井，特别值得黎道的是苏轼。他于熙宁二年（一零六九）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到任之初，他就悉心研究西湖水利，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他于熙宁五年（一零七二）（注应为七年）卸任离杭，但就是在这一年，知州陈襄对六井进行了一次很有成效的修理，这无疑就是苏轼悉心研究的成果。元佑元年（一零八六）（注应为四年）他第二次来杭州任知州之职，虽然相隔不过十六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确实是很惊人的。根据苏轼的观察，对比他十六年前离杭时的情况。他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面临着这样的严重的威胁，苏轼立即着手制订疏浚西湖的方案，向朝廷上了《乞开杭州西湖状》的奏章。顺便指出，这个奏章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西湖”这个名称，说明杭州城市已经整个地建立在西湖以东，西湖之名已经普遍流行了。苏轼在这个文件中，说明了西湖必须疏浚的许多道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说：“唐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势必耗散。”这条道理把西湖的存在与杭州城市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假使西湖淹废，杭州居民势必耗散，城市当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苏轼的这段话里，可以反证我在前面的论述，六井的修建，开始无非是引西湖之水供应沿湖聚落居民，但其结果却成为西湖本身继续存在的关键。苏轼主持的这次疏浚工程是规模空前的，他拆毁湖中私围的葑田，全湖进行了挖深，把挖掘出来的大量葑泥在湖中偏西处筑成了一条沟通南北的长堤，又在全湖最深处即今湖心亭一带建立石塔三座，禁止在此范围内养殖菱藕以防湖底的淤浅。同时，他又修复当时已经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用瓦筒取代竹管，并盛以石槽，使底盖紧密，经久耐用，并且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进一步密切了西湖与杭州城市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此外，他又在西湖和纵贯城市南北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不受江潮的干扰，达到了潮不入市的目的，并且疏浚这条运河，使之深达八尺。于是不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得到改变，而河水又可为居民所取用。这样，就使这个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市对西湖的依赖关系发展到了顶点，为西湖的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到了南宋，杭州成为国家的首都，从十二世纪三十年代到十三世纪七十年代，长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城市人口骤然增加，乾道年代（一一六五——一一七三）增加到五十余万人，到了南宋末期而超过百万。城市随着迅速扩大，市面繁荣，商业发达，成为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这在至今尚存的《繁胜录》、《都城纪胜》、《梦梁录》等南宋著作中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当时，这个庞大城市的基本供应来源是“南柴、北米、东菜、西水”，西湖仍是杭州的唯一水源。而且首都城内的河流如大河（盐桥运河）、小河（市河）和西湖（清湖河）等，也都由西湖供水，西湖成为百万人口的命脉所系，所以在南宋一代，对西湖的整治，确是不遗余力的。特别是还应该指出，南宋一代，西湖除了作为首都百万生灵的蓄水库的职能外，随着杭州城市职能的变化（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它的一项新的重要职能——旅游业。 南宋以前，西湖除了它的天然胜景外，湖山之间的人工雕琢是不多的。在吴越国建都的八十多年中，虽然也不无建设，但内容限于寺院、浮屠等佛教艺术。南宋一代中，由于这里是首都所在，举凡王室、官臣、城市富商等等，都竞向西湖从事宅院、园苑、亭台楼阁等各种建筑，大型的娱乐场所如钱湖门瓦子、赤山瓦子、行春桥瓦子等，也都在湖山各处开始营业。西湖被迅速地开辟成为一个风景区，这个风景区的总体布局即是别具一格的“山外青山楼外楼”，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现在。事实上，在这个庞大的首都之中，上至官家豪富，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有这样一个供人游憩的大公园。从此，西湖就成为杭州城市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了。 如上所述，西湖是这样地以它的一湖甘水扶植了杭州城市，反过来又因杭州城市的发展而有效地阻遏了它的沼泽化过程使之继续存在。南宋以后直到明朝前叶的二百多年中，由于长期失修，使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苏堤以西，葑田连片，六桥流水如线。但是，由于西湖和杭州城市的唇齿相依的关系已经深入人心，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尽管盗湖为田的人多为权贵，但知府杨孟瑛仍能排除阻难，于正德三年（一五零八）拆毁葑田三千余亩，疏浚全湖，使复唐宋之旧。在杨孟瑛上朝廷的奏疏中，最重要的仍然是：“唐宋以来，城中之井，皆藉湖水充之……若西湖占塞，水脉不通，则一城将复卤饮矣。”就数这一条最有力量。从苏轼到杨孟瑛，西湖始终以它自己的一湖甘水保存了自己。 本文在开始时就已经指出，在这个地区的大量古代湖泊中，西湖是一个废独存的例子。我们不妨举一些这个地区的其他人工湖为例：余杭的南下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北宋；萧山的临浦和渔浦，兴建于南北朝，淹废于北宋；绍兴的鉴湖，兴建于后汉，淹废于南宋；宁波的广德湖，兴建于唐代，淹废于北宋。淹废较晚的还算富阳的阳陂湖，它兴建于唐初，淹废于明初。所有这些湖泊，都曾经在当地的农田水利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其本身却在沼泽化的过程中，最后被围垦而成为农田。这些湖泊淹废之后，由于各地在农田水利上随即又进行了新的部署，因此，总的说来，在农业上都未曾出现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围垦所得的土地都甚为可观。以绍兴鉴湖为例，围垦的结果，获得了肥沃的湖田二千多顷，使山会平原增加了四分之一的耕地面积，而今天，古代鉴湖地区土地平整，河渠纵横，大面积的耕地都能旱涝保收，稳产高产。因此，本文拿这些湖泊的淹废与西湖进行对比，并无因西湖的独存而惋惜这些湖泊淹废的意思，由于地点不同，条件迥异，上述湖泊的淹废，从历史上各该地区农业发展的过程看来，也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当然，西湖的众废独存，较之上述湖泊的淹废就具有更为巨大的意义。因为上述湖泊的淹废，只是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各地农业；而西湖的独存，却为我们创造这样一个举世闻名的花园城市。 缅怀杭州的先贤，为了延缓西湖的沼泽化，曾经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这个有远大发展前途的现代化旅游城市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尽管广大市民早已不再在给水上依赖西湖，但湖山在旅游上给予人们的贡献，将远远超过历史时期给予城市的供水。从今天的技术条件来看，要防止西湖的沼泽化发展已经比较容易，事实上，建国以来，西湖的平均深度不过五十五厘米；而现在，这个数字几乎增加了两倍。此外，在道路敷设、园林布置等许多方面，也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与古代人民在当时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对西湖进行的整治相比，我们今天所取得的成绩实在还并不满意。当然，在今天的社会制度和技术条件下，我们既不忧湖底淤泥，也无虑葑田连片。但是，现代社会有现代社会的问题，例如，西湖环境保护的问题，特别是西湖湖水负营养化的问题，至今已成当务之急。建国以前，湖底虽浅，而浅水的透明度在零点五米以上，清流见底；但现在已经降低到零点三米，影响了湖光山色之美。水质当然也不能与过去相比。北宋苏轼浚湖的时代，用湖水酿造官酒盛极一时，朝廷每年可得西湖酒税二十万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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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旅行社经营体系调整的目标模式 1978年以来，我国旅游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作为旅游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旅行社也从发展初期的寡占行业发展成为现在的垄断竞争行业，行业规模已经基本形成。然而，正如许多学者和业内人士所注意的那样，与我国旅行社市场结构变迁过程相伴而生的是我国旅行社业的发展渐入困境，现行旅行社经营体系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与此同时，《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最终达成和我国政府对加入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在内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坚定态度，决定了我国旅行社业终将直接面对由外国旅行社的进入而对我国旅行社的发展所形成的挑战。本文试图通过对我国旅行社行业特征和现行经营体系的系统分析，提出我国旅行社经营体系调整的目标模式，以使我国的旅行社行业未雨绸缪，更为有效地迎接挑战和参与国际竞争。 一、我国旅行社业经营体系剖析 我国旅行社业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模，并在行业法规、行业制度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下形成了自身的特征：从我国旅行社业的类别结构[1]来看，三类社占压倒优势；从我国旅行社业的规模结构来看，小规模旅行社占绝对多数；从地理分布情况来看，我国旅行社在全国的分布基本合理；行业利润逐年下降，我国旅行社业正逐步成为一个低利润行业。 我国旅行社业现行经营体系是行业政策法规、传统经济体制和现行市场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一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就我国旅行社业发展的实践和趋势而言，其最大弊端是造成下述一系列问题的存在和不断恶化： (1)大型旅行社没有实现规模经济，其规模优势得不到发挥。 大型旅行社在经营中具有旅游产品开发、旅游服务采购、旅游市场拓展、旅游接待以及资金、信息、人才和抵御风险等多方面的优势，因此易于实现规模效益，而在我国旅行社行业中，大旅行社的规模效益并不明显，优势也远未得到充分发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我国旅游业近几年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发展势头，市场持续扩大，旅游收入尤其是国际旅游收入增长很快。而在此情况下，一些大型旅行社的业务发展缓慢，在竞争中面对众多新的商业机会，自身却处于保市场或无奈于市场份额下滑的困境之中。②大旅行社未能在旅游市场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即未能平抑市场的过度竞争，未能起到引导和稳定市场的作用，致使市场的混乱无序成为困扰我国旅行社业发展和造成旅行社资源浪费的顽症，大社自身也未能避免这种市场混乱所带来的负面效应。③在旅行社的内部管理方面，一个突出现象是一些大社内部普遍实行部门承包或变相部门承包，强化部门权益，使得部分大型旅行社实际上成为一些业务上相对独立的小旅行社的集合体，在这种格局下，大旅行社当然发挥不了应有的优势，难以形成规模经济。 (2)中小旅行社缺乏明确的市场定位，发展可谓举步艰难。 就目前我国中小旅行社的总体情况而言，其特点集中表现为有限的接待数量和低下的利润水平。在接待数量方面，近年来我国许多小旅行社处于发展无望而又能勉强支撑的境地。自1995年1月国家旅游局在旅行社行业实施旅行社质量保证金制度以来，很多小型旅行社不堪重负，纷纷退出行业。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众多小型旅行社的经济实力和经营状况，另一方面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业主对行业和自身未来发展的理性预期。在利润率方面，我国以经营国内旅游业务为主的众多中小旅行社多为二类社和三类社。根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1994年这两种类型旅行社的平均利润率不足8%，1995年约为4%，而为数众多的三类旅行社1995年的平均利润率更是下降到24%。这些资料反映的还只是税前利润，如果再扣除所得税，则这些旅行社所剩净利润更是微乎其微了。 有限的接待量和低利润率现象的并存充分说明了当前中小旅行社经营的艰难局面。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从旅行社自身因素来看，绝大多数中小旅行社人、财、物力有限，而其经营活动却涉及从产品设计开发到旅游接待的各个环节。这种经营的多环节必然造成每一经营深度的不足。浅层次的产品开发直接影响其对旅游者的吸引力；促销的乏力使得很多国内游客对旅行社的服务缺乏了解，对利用旅行社能获得的价格实惠及其它便利半信半疑，最终使得国内旅游者对旅行社的利用率偏低，市场范围狭小；接待的不周更是造成或强化了社会公众对旅行社的不良印象，减少了回头客和其它顾客来源。旅行社在这种恶性循环中求生存，必然举步艰难。 (3)旅行社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