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东坡突围》里有很多：1、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2、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3、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4、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酌贪泉而觉爽,处河辄以由欢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此时无声胜有声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毛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苏轼: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苏东坡突围》里有很多：1、贫瘠而愚昧的国土上，绳子捆扎着一个世界级的伟大诗人，一步步行进。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2、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一部中国文化史，有很长时间一直捆押在被告席上，而法官和原告，大多是一群群挤眉弄眼的小人。3、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在无法对话的地方寻找对话，于是对话也一定会变得异乎寻常。像苏东坡这样的灵魂竟然寂然无声，那么，迟早总会突然冒出一种宏大的奇迹，让这个世界大吃一惊。4、成熟是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一种不再需要对别人察言观色的从容，一种终于停止向周围申诉求告的大气，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一种并不陡峭的高度。勃郁的豪情发过了酵，尖利的山风收住了劲，湍急的细流汇成了湖，结果—— 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可以写苏轼充满光明与阴影的人生光明包括苏轼的诗、词、文、书、画五个方面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各个州郡的出色政绩，您可以一一举例，突出他的辉煌阴影包括苏轼的乌台诗案和之后在各个州郡的贬迁生活，突出他的不幸
苏东坡，即苏轼，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同时，他善绘画，喜作枯木怪石。苏东坡自称平生有三不如人的事隋，即喝酒，下棋及唱曲子，但他的诗文、书、画却名垂后世。 一，书香世家 苏轼，字子瞻，又宇和仲，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即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母程氏是大里氏木(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程文应的女儿，书香门第出身，因从小耳闻目染，故品德、学识都相当好，苏轼很幸运有这样的母亲，因此他能够受到良好的家教。祖父苏洵等人对他的出世都感到欣喜不已。三年后其弟苏辙也诞生了。如果依照苏洵编纂的"苏氏族谱"记载，苏家的祖先最远可以追溯到唐朝的著名文人苏味道，然而真相难以确定，但可证实苏轼的祖先可追溯到五代前的苏斩。 苏轼的父亲苏洵志在科举，然而他开始做学问的时间太晚了，大约是在苏轼出生后的时期，他己经年过而立，结果是屡试不中，只能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因此他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期望很大。苏轼出生后不久，苏洵便到京都去游学，所以苏轼一直到八岁都没有受到过父亲的言传身教。他最早由母亲启蒙，后来因程氏深信道教，便命他拜天庆观道士张易简为老师，与镇上的百余名幼童一起学习。苏轼和其后成为当地小吏的陈太初经常受到私垫先生的褒奖。当时中国官宦人家的子弟通常是聘请家庭教师在家传授学业，苏轼与镇上的孩童并坐读书的道观私垫则是非常平凡的庶民教育场所。在私垫里就读的孩童都是商人和农民子弟，苏拭在私垫里度过了童年，这培养了他的庶民性格，对他日后的为官做人有很大的益处。 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垫里读了三年，十岁时母亲教他念《后汉书》，读到《范傍传》时，他感慨很深。不自觉地就叹息起来，并对母亲说:"做儿子的如果也像范谤，母亲高兴不高兴?"程氏说:"你如果真能像范谤一样，我难道不能像范谤的母亲一样感到光荣吗？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因此他在母亲的教导下进步的非常快。 二、名震京城 苏轼在二十岁前一直在故乡眉山专心学习。仁宗嘉枯元年(公元1056年)，他同其弟苏辙在父亲的陪伴下初次离开眉山，并赶赴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一年顺利地考上预备考试的两兄弟，又一起参加第二年春季的科举，苏轼一举进士及第。此次科举考试的知贡举(监考官)是当时著名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及梅尧臣，欧阳修一心提倡古文，以挽救当时文坛浮华不实的流弊，当他读到苏轼的《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时，十分惊讶，以为是自己的学生曾巩的作品，本来想取第一名的，考虑很久，为了避偏袒之嫌，终于取了第二名(后来原先应是第二的曾巩，反倒成了第一。)，苏轼的春秋对义则考了第一。殿试(皇帝亲自口试)时，他献上二十五篇进策，很得仁宗皇帝的欣赏，于是将苏轼评为翰林学士。欧阳修当时对人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意即 "我要避开他，好让他出人头地"，可见欧阳修当时拨摺后进的爱心。后来，苏轼及苏辙均拜欧阳修为师。 东坡在赴京考试以前，已经在家乡结了婚。苏轼母亲程氏，在嘉佑二年四月生病去世，苏家嘉佑四年，丧期已满，父子三人再度塔船循泯江、长江水路赴京都。嘉佑六年，苏轼、苏辙二人在恩师欧阳修推荐下参加制科考试，这一年举行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谦科的考试。苏轼以三等、苏辙以四等的成绩分别考中人选。制科的成绩分为五等考核，在宋朝尚无以一、二等的成绩考中之例，通常都以三等为最高分。相传当时仁宗曾满心喜悦地向皇后曹氏说道:"肤为子孙得两宰相。"仁宗所说的两人就是指苏轼和苏辙。苏家两兄弟一心所期待的就是有朝一日能登上宰相之位，他们的亲苏洵也为此欣喜不已。 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也就是知府的助理官，相当于副知府。去上任时，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通往西边的郑新门才依依不舍地与兄长分手道别。后来苏轼把当时所作的一首 《留别诗》收集在自编《东坡集》四十卷的卷首，表示这首诗是自己的处女作。 他在凤翔府判官任内的第二年春，由于很长时间不下雨，严重的旱灾使百姓们生活困难。后来奉上级的命令到太白山上求雨。后来果然下雨了，于是就在扶风官舍的北边筑了一个亭子，名?quot;喜雨亭"，他也有感而发的为这件事作了"喜雨亭记"，并以轻快的笔调抒发了久旱得雨的喜悦心情。 三、反对变法 英宗继位以后，韩琦做了山陵使，他表面上爱护苏轼，其实有点妒忌他的才华，所以苏轼办事格外小心。为了应付山陵的需要，他编了不少木筏、竹筏，想顺渭水东下，可是水太浅，木筏便停滞住了，他非常着急，花了五个月的时间才设法运出。后来又碰上西夏人侵，边境上的老百姓非常恐慌，他日夜奔波，供应军粮民食，十分的辛苦。 除了疲于工作，苏轼还得应付官场上的种种关系。由于之前所学的圣贤教诲与政治现实差距甚远，作为一位初任官职的热血青年，他感到无比的忧虑。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冬，凤翔的任期届满后，苏轼迫不及待地奔回了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翌年他深爱的妻子死了(妻子王弗，是本乡贡进士的女儿，知书识礼，能诗能文，十六岁嫁给东坡，后来生下儿子苏迈，可惜红颜薄命，二十七岁就死了)，不到一年，父亲也跟着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枢回到了故乡眉山。 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满了丧期的苏轼离开故乡。翌年，出任监官浩院(掌管官吏辞令书的官)。此时，政治上己有了新的局面，神宗为挽救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并推行其所提倡的新法。苏轼的政治思想较为保守，他虽不满当时的社会现状，但也不完全支持王安石的改革思想，他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较缓和的方式改革，若要变法，也应逐步进行，而非如王安石的变法般地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中的旧法派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三十六岁的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反对也没有用，并且他也不愿意陷人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调杭州（今浙江省杭州市)，但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和挫败感。 杭州是个风景秀丽之地，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他在此地不但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的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以诗人的身份，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从此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苏轼自愿调任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县)，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他在密州也作了许多烩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 《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密州出猎》等。 四，漂泊流离 苏轼后来被调任到徐州(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有一天，突然闯进一位朝廷钦差，不容分说便把他捉拿进京，原来是一群和苏轼有嫌隙的御史，为了讨好王安石，便指称他在诗文中歪曲事实，诽谤朝廷，并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人狱中，这就是著名的 "乌台诗案"。 苏轼在杭州作通判时的确作了不少诗讽刺新法，譬如《山村五绝》的第四首:"杖黎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这首诗就是讽刺青苗法的执行不力，官吏强迫农民借钱，然后又在当地开设赌场、妓院，把钱捞回来的丑恶行径。但这毕竟是诗，本不应构成罪状，但是围绕新法所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己演变成争权夺利的宗派斗争，苏轼的诗得罪了那些青云直上的新贵，就难免获罪。 对苏轼的审问进行了一百多天，苏轼的政敌李定等人，千方百计罗织罪名，妄图把苏轼置于死地，他们的卑鄙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除湖州、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苏轼祈福外，前太子少师(太子的老师)张方平、前吏部侍郎范镇 替他上疏求情，于是情势缓和下来。再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又有生病的曹太后(神宗祖母)为他说情，最后只定了苏轼 "讥讽政事"之罪。是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判他流放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苏轼终于免于一死。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刚到黄州，生活困难、没有薪傣，连住的地方都成问题。后来，只好暂居定惠院里，天天和僧人一起吃饭，一家大小靠仅剩的钱节俭过活。老友马正卿实在看不过去，替他请得可城东营防废地数十亩，让他耕种、造屋。他汗流陕背地在东坡上辛勤耕作，妻子王氏则在一旁打下手，夫妻二人同甘共苦。 由于苏轼亲自在东坡开荒种地，所以便对这个曾经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赞扬这东坡如同山石般坎坷坚硬的道路，要自己也必须不避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行。他把东坡看做是自己个性的象征。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其名为 "东坡雪堂"，从此自号 "东坡居士"。 苏轼在经过了此次的文字狱冲击后，胸中郁积着无数要说的话，他虽然一直压抑自己的激情，不想再写诗惹祸，但创作的激情岂是能压抑住的?他一面在诗中倾诉自己的冤屈与不平，一面又在张罗日常茶饭的生活中寻找淡泊自得的喜悦，以保持心理平衡。一有空，他就到处寻幽访胜，悠闲度日。这段期间对苏轼而言，是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 原因有二:一、在这些年中，他刻苦读书，因而在知识方面有了新的拓展。二、由于 "乌台诗案"给他打击很大，从而他深深体会到自己在做人方面有些欠缺，因而写了不少与修养有关的文章，如 《前赤壁赋》，即在探讨人生的变与不变的道理。除上述《前赤壁赋》外，他还作了如 《念奴娇·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作品，来阐发自己旷达的人生态度。此时的苏轼，不仅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达到了顶峰，而且在做人的原则上也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苏轼的文章汪洋恣肆，明白畅达，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擅长行书、楷书，取法李邑、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能自创新意，有天真烂漫之趣。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今河南省汝南县)团练副使。路过金陵(今南京市)时，遇到当年政敌王安石，两人谈得很投机，这时的东坡对王安石仍不客气，亲切地责备王安石不该连年在西方用兵，又在东南造成大刑狱，而违背了祖宗仁厚的作风。这个时候的王安石已经历尽沧桑，胸襟也开阔多了，不但不见怪，反而对别人说:"真不晓得再过儿百年，才能出现像东坡这样的人物!" 五、政事艰难 元丰七年，苏轼四十九岁时，宋神宗为他恢复名誉，任为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仅十余日，又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这年腊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大力推行新法的神宗在位十九年后崩逝，年仅十岁的哲宗即位，高太后垂帘，大力提拨旧派人物，东坡奉召还朝，太后命坐赐茶，又撒御前金莲烛台送他回院。由于太后废除新法，政局的情势开始逆转，原为政权中枢的新法派群臣被排斥。司马光等昔日的重臣们又得以重新执政。后世史家称之为 "元枯更化"，旧法派继续当权执政。 第二年，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语，同时兼任侍读。苏轼迸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升了三次官，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人京以后，苏轼发现实施了十几年的新政，有一部分己经有相当的成果，司马光上台后，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完全废止，他有点不以为然。东坡本来也是反对新政的健将之一，但是他的言行和主张，是对事不对人的，现在他和王安石又有了进一步的交情，对新政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的态度自然有所改变。他认为新政中的 "免役法"尤其出色，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力劝司马光采用，司马光坚决不肯。这样一来，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可是新法派的也并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成为夹缝里的人物，两面都不讨好。 这年九月，旧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去世，使得旧法派四分五裂，陷人了丑陋的派阀之争。集宋朝理学之大成的程颐领导的洛党相苏轼等人的蜀党势不两立，朔党夹杂其间，也纠缠不清，派阀之争愈演愈烈，甚至涉及到对私事的诽谤。 元枯四年，苏轼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便请调转任杭州叶知事，上任时，杭州人焚香列队欢迎，不料苏轼刚到任就遇到严重的天灾和病害。后来，他在此地修建了我国第一所公立医院。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与白居易的白堤齐名的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是遭到作风激进的朔党的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而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扬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这是苏轼从政以来的最高职位。 六、诗人之死 苏轼的职位越升越高，而对立的党派对他的攻击也愈演愈烈，甚至有人对其以前的文字狱(即乌台诗案)大作文章。郁郁寡欢的苏拭请奏调任江南之地，但末获批准。元枯八年九月，苏轼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高太后崩逝，"元佑更化"也随之宣告结束了。 元佑八年九月，十八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其父神宗所主张的新法。政权又转移到吕惠卿等新法派人士的手里，于是又对旧法派展开了严酷的弹劾。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五十九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义受命流放惠州(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得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他对这一切安之若素。他有两句诗写道:"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 不料京城朝廷的奸人仍不肯罢休，再度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他。这次苏轼竟被放逐到有天涯海角之称的儋州。儋州在海南岛，是一个人迹罕至，瘴疬丛生之地。而苏辙当时则被贬在雷州，两地间隔着海峡，两人要分手时，苏轼还打趣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 到了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为了糊□，他连酒器都卖掉了。可是他没忘了读书，这一段时间他最爱读柳宗元和陶渊明的诗。他还常常带上个大酒瓢，在田野里边唱边走，作诗自娱。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闲了就去串门，跟野老饮酒聊天，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苏轼晚年流放海外的岁月很艰苦，但他仍然超然洒脱，并自得其乐。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大赦天下，皇太后向氏摄政，试图促成新旧两派的和解。五月，苏轼被赦免了流放海外之罪，并被提举为成都玉局观。在自惠州后七年的流放生活中，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开朗、富有朝气。苏轼六月渡过琼州海峡返北，月在悍江边时，他吟诵道:"我心本如此，月满江不湍。" 百姓并没有忘记这位大诗人。苏轼北还，经过润州、前往常州时，运河两岸拥满了成千上万的百姓，他们随船前行，争着要看看这位久经磨难的大诗人的风采。然而，此时的苏轼因旅途劳顿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一代才子就此陨落，死时六十六岁。
苏轼，字子瞻，一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 、坡仙 汉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美食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
苏轼婉约词的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诗案之前，自1071年任杭州通判以来，苏轼历任密州知州、徐州太守和湖州太守，政绩卓著。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我们看到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期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其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益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轼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轼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
苏轼，一个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一位风流倜傥的才子，一名政绩显耀的官僚。他是中国士大夫完美个性和人格的化身，他的诗词更是流芳千古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赏析：这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哲理诗，“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迷在局中者看这个世界，就像庄子笔下的井蛙与夏虫一样，永远看不清事情的真相。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冯 通：凭)壬戌年秋天，七月十六日，我与友人在赤壁下泛舟游玩。清风阵阵拂来，水面波澜不起。举起酒杯向同伴劝酒，吟诵《明月》中“窈窕”这一章。不一会儿，明月从东山后升起，在斗宿与牛宿之间来回移动。白茫茫的水汽横贯江面，水光连着天际。放纵一片苇叶似的小船随意漂浮，越过浩瀚无垠的茫茫江面。浩浩淼淼好像乘风凌空而行，并不知道到哪里才会停栖，飘飘摇摇好像要离开尘世飘飞而起，羽化成仙进入仙境。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在这时喝酒喝得非常高兴，敲着船边唱起歌来。歌中唱到：“桂木船棹啊香兰船桨，击打着月光下的清波，在泛着月光的水面逆流而上。我的情思啊悠远茫茫，眺望美人啊，却在天的另一方。”有会吹洞箫的客人，配着节奏为歌声伴和，洞箫的声音呜呜咽咽：有如哀怨有如思慕，既像啜泣也像倾诉，余音在江上回荡，像细丝一样连续不断。能使深谷中的蛟龙为之起舞，能使孤舟上的寡妇为之饮泣。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我的神色也愁惨起来，整好衣襟坐端正，向客人问道：“箫声为什么这样哀怨呢？”客人回答：“‘月明星稀，乌鹊南飞’，这不是曹公孟德的诗么？这里向西可以望到夏口，向东可以望到武昌，山河接壤连绵不绝，目力所及，一片郁郁苍苍。这不正是曹孟德被周瑜所围困的地方么？当初他攻陷荆州，夺得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麾下的战船首尾相连延绵千里，旗子将天空全都蔽住，面对大江斟酒，横执长矛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2《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展开全文3《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展开全文4《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展开全文5《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展开全文6《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昵昵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怨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展开全文7《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前瞻马耳九仙山。碧连天。晚云间。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莫使匆匆云雨散，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去翩翩。点轻烟。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莫忘使君歌笑处，垂柳下，矮槐前。8《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 美人微笑转星眸。月花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9《江城子·腻红匀脸衬檀唇》腻红匀脸衬檀唇。晚妆新。暗伤春。手捻花枝，谁会两眉颦。连理带头双飞燕，留待与、个中人。淡烟笼月绣帘阴。画堂深。夜沈沈、谁道连理，能系得人心。一自绿窗偷见后，便憔悴、到如今。10《浣溪沙》风卷珠帘自上钩。萧萧乱叶报新秋。独携纤手上高楼。缺月向人舒窈窕，三星当户照绸缪。香生雾縠见纤柔。11《浣溪沙》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将苏轼的诗词与人生联系起来，起伏不定的政途带给他什么，性格变化、思想变化、出事态度等等，他整个人生分为哪几个阶段，所写的诗词里面融入了诗人怎样的情感，对我们现实生活有什么意义和帮助。
词是随着隋唐燕乐的流播，由诗歌与音乐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兴格律诗体。它有着既属于音乐，又属于诗歌的双重属性。 诗与乐的结合，在其初期音乐明显地占着支配地位。从五代至柳永，词为艳科，填词以协律为要，表意以婉约为宗，词附庸于音乐。作者要制词，必须先依曲子的节拍长短，倚声入调。到苏轼时代，词逐渐脱离音乐而变为“不歌而诵”。特别是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与诗的渊源这一角度，力求摆脱音律对词的束缚，使词风突变，解放了词体，开拓词境，提高了词的品格，使词摆脱了附庸的地位而蔚为大国，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 苏轼“以诗为词”的艺术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其一，词境的拓展。 苏轼革新词体，内容和题材不断扩大，突破了词为“艳科”的旧藩篱，使词从“花间”“尊前”走向广阔的社会人生。苏轼不仅以词写男女之情、离别之恨、羁旅之愁等传统题材，而且把诗人惯写的怀古感旧、伤时论世、纪游咏物、悼亡赠友、谪居谈禅、咏史游仙、农事村景、说理议政等等题材和内容全部纳入词的创作领域，凡可为诗者皆可入词，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艺概》）的境地。 五代、宋初之词，题材狭窄，内容贫弱。在苏式看来，诗的表现疆域，是一个海空、无拘无束的大自在。诗既然如此，作为诗之苗裔的词也理当如此。因此，他不满时人以“艳科”为绳索，对词分横加种种束缚。许多时人认为应该在诗中表现的题材和内容，他都一一纳入词中，彻底冲破了词为“艳科”的牢笼，把词从相思眷恋、离愁别恨的狭小樊篱中解放了出来，引向广阔的社会人生。为宋词的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艺术天地，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力。 其二词风的改革。 苏轼打破了“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扫旧习，以清新雅练的字句，豪迈劲拔的笔力和纵横奇逸的气象来写词，使词作仿佛“挟海上风涛之气”（《花草蒙拾》），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形成了与苏诗风格相似的词风。如〔八声甘州〕“有情风万里卷潮来”，笔势如“突兀雪山，卷地而来” （《吷庵手批东坡词》苏轼不仅以诗文句法入词，且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突破词的音律束缚，以便更充分地表情达意，使词为文学而作，不尽为应歌而作。 唐五代以来，词在风格上专主柔曼婉媚。从温庭筠到柳永，这一期间许多词家的众多词作，虽也有雅俗之分，但词风的总体倾向于婉媚，而且词从的内容到形式都依附于音乐。苏轼对此颇为不满。突破词的音律束缚，将诗的风格引入词中，推动着对词的内容与形式的纯文学的追求。这一重要的转变，正是词的文学生命重于音乐生命之始，大大提高了词体的表现力。这也是苏轼对词的一大贡献。 其三，风格多样化。 唐五代以来，词以婉约为宗，风格单一。苏轼认为，词的风格不应偏侧于婉媚一隅，而应如诗一般刚柔兼具，多姿多彩，横竖烂漫。苏轼对弥漫词苑的浮艳柔媚之气极为不满，于柳永与婉约词派之外，另立一宗，成为宋代豪放词派的卓越开创者。但苏轼的词不只有雄放的一面，而是随意境的变化，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写佳人欢笑而搅动墙外的春愁，风情妩媚动人，于真挚细腻之中独凝重淳厚之笔。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曰：“恐屯田缘情绮靡，未必能过，孰谓彼但解作‘大江东去’耶？” 开创豪放风格，诚然是苏式革新词风的重要方面，但其革新词风的旨意和功绩却不尽在于此。苏轼革新词风，并非单纯反对婉约，而是要改变婉约风格独主词坛的局面，使词的风格由一元化朝多元化发展，形成婉约、豪放、清丽、韶秀、旷远等多种风格同秀共荣的局面。 其四，以词陶写情性。 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注入词中，并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在一起。开拓了词的抒情功用，使词于合乐歌唱之外有足以自立的文学价值。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活力。另外，他还从人的情感需要出发，以体现主体情性为主要宗旨。这与传统诗偏重社会政治的功利性不同，而贴进一般士大夫文艺生活和歌词创作的实际。是对传统诗作了合乎人情的修正，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综上所述，苏轼倡导词之诗化，在词的题材、内容、风格、抒情功用，用等领域里所进行的一系列革新，可以归结为一个方面：即注重、开发、增强词的文学属性，使词摆脱附庸于乐的僚属地位而向诗回归。这就势必涉及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怎样看待词的音乐属性？ 苏轼倡导词之诗化，注重词的文学属性，并非不顾词的音乐属性。然而，苏轼重视词之音乐属性，并不意味着对乐曲音律谨守不渝，当乐曲音律的严格要求与歌词文意的表达需要发生冲突时，在词的双重属性之间，两相权衡，他往往更偏重词的文学属性而不愿受音律的严格束缚。 苏轼的这种做法遭到当时及后来一些重音律文人的讥议。《王直方诗话》（《苕溪渔隐丛话》）云：“东坡尝以所作从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这里所说的“先生小词似诗”，并非褒词。更为直截尖锐的是陈师道所作的《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舞，县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指出苏词所以“要非本色”，缘由在“以诗为词”，混淆了诗词的界限，批评堪称激烈大胆。正是在这种氛围下，李清照作《词论》，标举“词别一家”。 如果说，苏轼是以文学为本位来认识词的体性，强调了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和共同之处；那么，李清照则以词应合律为基本立场，强调了词与音乐的血脉联系和词与诗的不同之处，以此来认识、维护词的独特性，严分诗词界限。 首先是词必须合于音律。 李清照认为，词自唐代诞生以来，就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尽管唐以来新的词调层出不穷，词的体式也流变日繁，但词作为“歌词”的性质始终未变。因而，合乎音律，是词区别于诗的首要特点。她以此为绳墨来衡量前人词的长短得失，认为，柳永词虽然“词语尘下”，但却能“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因而“大得声称于世”；而欧阳修、苏东坡等人虽为文坛泰斗，“学际天人”，但他们的词“往往不协音律”，故而流为“句读不葺之诗”。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要求，远远比前人严格。在她看来，非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苏轼词不合要求，就是“左宫右徵，和婉而明丽，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词，也不合规矩。因为李清照对词之是否合乎音律，有着一整套具体的甚或是细致入微的衡量标准： 第一，歌词要分五声。所谓五声，指古代音乐五声音阶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也称五音。自南朝沈约等发现汉字有平、上、去、入之四声以来，论者每欲将字之四声与乐之五声相配。唐代时，刘善经、元兢、徐景安等均有此种说法。李清照所谓歌词“又分五声”，即是要歌词的平、上、去、入，追逐乐曲的宫、商、角、徵、羽，以使字的声调与乐的腔调吻合。李清照认为，诗之声律公分平仄，而词之声律得细分平、上、去、入以与乐曲之宫商相合，较诗远为严格。尤其当词之押韵处，于字声分辨不细，取用不切，“则不可歌矣”。 第二，要分辨六律。所谓六律，是古代乐律中十二律吕的简称。我国古代音乐有一律制：从某标准音高起，把一个音级按三分损益在一个八度内分成由低到高的音分值不完全相等的十二个半音，称作十二律吕。即：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中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其中黄钟、太簇等奇数各律称律，合称六律；大吕、中吕等偶数各律称吕，合称六吕。李清照认为，乐曲音律中的五声，不是一种凝固不变、静止不动的恒定模式，而是随着乐曲所属宫词的不同而迁徙变易、流动不居的。因此，要使歌词的字声吻合于音律，就不能依葫芦画瓢，呆板地以平、上、去、入与宫、商、角、徵、羽对应，而须根据乐曲所属的不同宫调，灵活变通地掌握五声，审音用字，方能使歌词与乐曲音律唇吻一致。 第三，歌词在“分五声”、“分六律”之同时，还须“分五音”，“分清浊轻重”。所谓五音，此指按声母的发音部位而区分的唇音、齿音、喉音、舌音和鼻音；所谓清浊轻重，则是指发声时由声母送气与否、带音与否等原因造成的字声阴阳之差异。清、轻字阴声；浊、重字阳声。这是李清照对歌词字声的又一严格要求。 李清照对词应合律的这些要求，是她用以区分诗词差别的标尺，也是她词“别是一家”之理论的主要基石。这些要求如此严格，反映出她对词之音乐属性的充分重视。李清照提出词“别是一家”，以“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的具体要求，把人们关于词应合乎音律的认识明确化、理论化，为在文体形式上分清词与诗的差异提供标准，以规矩成其方圆，以此维护了词的本色。这标志着词在音乐属性这一方面的新阶段。 其次要词应有自己的审美特点。 一、词要高雅。如对柳永词，她虽肯定其善于“变旧声作新声”，“协音律”，但不满其“词语尘下”，格调低俗。主张为词应象南唐君臣那样“尚文雅”，要有士大夫的清高和情趣。 二、词要浑成，讲究意象的完整和全篇的整体美。李清照认为，张先，宋祁等人工与练句，“时时有妙语”，但刻求语句之心太重，而经营全篇之意不足，所以其词往往有句无篇，未达浑成之境。 三、词要讲究情致。北宋时，诗言志词缘情各有专司，已成共识。李清照此处所言情致，亦即指柔情离怀之类。这从她南渡前的作品可以知之。秦观词“闲雅有情思，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因而得李清照首肯。 四、词要典重，崇尚故实。秦观词虽有情致，但沉溺其中，气度未免柔弱，原因正在“少故实”。贺铸词之缺憾也在于此。然而，词中用故实也要妥溜圆通，如此方见典雅之致，如黄庭坚词一味崇尚故实，反为疵病。 五、词要用铺叙手法，这里指慢词而言词家铺叙之法始于柳永李清照说晏几道“苦无铺叙”，尚无具备当行家里手的全部功夫。 六、不能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才学为词。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学际天人”，“文章似西汉”，有大学问，具大手笔，但以之为“小歌词”，则人必绝倒，因为不符合词的审美特点。 李清照的这些关于词体创作的见解，是在通过对诸多名词家的评论中显现的。在她的笔下，他们总是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从而抓住这点进行评述，丝毫没有意识到认识问题应全面公正的对待。重要的是，她想通过批评名家词的长短得失，使人们认识词的审美特点，以明确词为何“别是一家”？因此我们应当看到，她对北宋词坛的鸟瞰式批评，是为了借此说明词别是一家的具体内涵，而不是在于评述各家词的优劣得失。她所提出的这些审美标准，对后人认识、掌握传统词风的艺术特征，进行填词的艺术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然而，李清照对词所标举的典重、故实、高雅、浑成等要求，同样也是诗歌的传统审美规范。从中我们反而可以看出词与诗的密切联系。 再次，词和诗各自适宜表现的题材和要求。 这是李清照“别是一家”的内涵之一。到了李清照所处的时代，诗言志词缘情已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我们只要比较一下李清照所作的诗词作品，便不能发现其间的明显差异在她的诗作中，我们会发现她对偏安于一隅的南宋统治者的鞭鞑，对侵略者的仇恨，对家乡父老的深切怀念。如《乌江》诗云：“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友，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然而在她的词作中，却看不到这样慷慨悲壮的语句。前期词多写少妇闺怨，词风比较清新如《如梦令》等；后期词则转向悲哀深沉，如《声声慢》、《永遇乐》等。题材、内容与其诗截然不同，就连风格也迥异，此中原因，不在其它，正在“词别是一家”的观念。 总之，诗与乐的结合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词正是在这矛盾中走向成熟、完善。苏轼“以诗为词”的革新，从词与诗的历史渊源，开发了词被合乐应歌而掩埋遮掩了的文学属性，在词这一通俗文艺的形式躯壳中，注入了传统诗歌的灵魂。使词从酒楼歌肆走向书斋案头，从歌儿舞女之口走向士大夫的心灵深处，成为一种抒情诗体。 苏轼不愿恪守音律的严格约束，既有高扬词的文学属性，使词向诗回归的积极用意，毕竟也存在有对词之音乐属性重视不够的缺憾。李青照的“词别是一家”的理论，首先从词与音乐的角度，提出词应合律。并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词要分五音、五声、五律等等，以此来区分词与诗，从而使词的音乐属性较之以前得到了提高与完善。其次从文学角度区分诗与词。然而我们不难看出：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维护词的传统风格，旨在说明诗词界限。词作为一种文艺形式，有着特殊性能和独特风格。它极富变化的句式、句法、声律、叶韵等特点，密切配合乐曲之优长，又确非诗之所有，较诗更适宜表达宛转曲折的感情。因此，李清照主张词“别是一家”，不应将词与诗等同视之，自有其合理的一面。然从词的起源，我们不难发现：词与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意严分诗与词的疆界，反而显得有些过犹不及。我们应该承认词与诗有不完全相同的体性和风格，也应该承认词与诗并非完全不相同的事实。词作为合乐之诗，兼具它的诗歌母体和音乐母体所遗传及赋予它的双重职能，既应抒写情志，以充实的思想内容感动人心，亦应吻合音律，以完美的艺术形式悦人耳目。珠联壁合，方是歌词创作的理想境地。
我怎么记得是以词为诗？记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