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智力劳动产生的成果所有权,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以及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它有两类:一类是版权，另一类是工业产权。 版权是指著作权人对其文学作品享有的署名、发表、使用以及许可他人使用和获得报酬等的权利； 工业产权则是包括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名称或原产地名称等的独占权利。 按照内容组成, 知识产权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两部分构成，也称之为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 所谓人身权利，是指权利同取得智力成果的人的人身不可分离，是人身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例如，作者在其作品上署名的权利，或对其作品的发表权、修改权等，即为精神权利； 所谓财产权是指智力成果被法律承认以后，权利人可利用这些智力成果取得报酬或者得到奖励的权利，这种权利也称之为经济权利。它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一是知识产权的独占性，即只有权利人才能享有，他人不经权利人许可不得行使其权利。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产权，它是指智力创造性劳动取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劳动者对其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种权利。这种智力成果又不仅是思想，而是思想的表现。但它又与思想的载体不同。权利主体独占智力成果为排他的利用，在这一点，有似于物权中的所有权，所以过去将之归入财产权。 二是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人的智力的创造，属于“智力成果权”，它是指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领域从事一切智力活动而创造的精神财富依法所享有的权利。 其客体是人的智力成果，这种智力成果属于一种无形财产或无体财产，但是它与那种属于物理的产物的无体财产(如电气)、与那种属于权利的无形财产(如抵押权、商标权)不同，它是人的智力活动(大脑的活动)的直接产物。 三是知识产权取得的利益既有经济性质的也有非经济性的。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因此，知识产权既与人格权亲属权不同，也与财产权(其利益主要是经济的)不同。 四是知识产权的地域性和时间性，知识产权的地域性是指即除签有国际公约或双力、多边协定外，依一国法律取得的权利只能在该国境内有效，受该国法律保护；知识产权的时间性，是指各国法律对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一定期限，期满后则权利自动终止。即独占性或垄断性；除权利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外，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这表明权利人独占或垄断的专有权利受严格保护，不受他人侵犯。只有通过“强制许可”，“征用”等法律程序，才能变更权利人的专有权。知识产权的客体是人的智力成果，既不是人身或人格，也不是外界的有体物或无体物，所以既不能属于人格权也不属于财产权。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是一个完整的权利，只是作为权利内容的利益兼具经济性与非经济性，因此也不能把知识产权说成是两类权利的结合。例如说著作权是著作人身权(或著作人格权、或精神权利)与著作财产权的结合，是不对的。知识产权是一种内容较为复杂(多种权能)，具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两方面性质的权利。因而，知识产权应该与人格权、财产权并立而自成一类。学历有限只能给你点资料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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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何其难近年来，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新课题，比如基于云存储的新技术为广大用户快速便捷地提供大量内容，但也由此引发诸多视频内容版权纠纷；新技术新应用在创新过程中引发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讨论。本文从版权保护与反不正当竞争角度对热点案件进行分析，特别对不正当竞争案件，从技术、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探索解决路径，希望能为互联网环境下复杂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提供一些思路。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百度、快播因聚合平台纷争再起，腾讯、金山与360公司互诉对方不正当竞争……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互联网环境下的不正当竞争已经成为影响产业界探索发展新模式的拦路虎，也是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疑难问题。近日，在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和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五届首都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论坛”上，产业界代表与北京市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提出“从不正当竞争角度规制聚合平台问题”“有关法律的适用将向完善知识产权审查机制、减轻和减少对权利人的利益分流、促进各方利益分享模式的创新方向发展”等设想。规制聚合平台问题多所谓聚合平台，其核心是第三方应用平台通过链接汇聚整合多种资源，以实现快速、准确地服务用户的目标。最常见的聚合平台是对视频网站的聚合，有些网络电视客户用户端或者播放器向用户提供播放下载的功能，大部分内容都是通过嵌套链接等方式，将第三方拥有版权的内容通过播放器提供给用户，在业内也被称为聚合类视频网站。此前搜狐视频、优酷土豆与百度、快播之间的争议也就在此。据介绍，嵌套链接是随着云存储发展而来的新技术，其涉及的法律问题，学术界和司法界还在探讨中。关于聚合平台与用户、链接网站之间的法律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巫霁认为，对于普通用户而言，通过聚合平台可以快速、准确、简便地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对于平台而言，用户的点击量意味着其经济利益，所以双方之间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对于权利人来说，两者之间的关系分为不同情况。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的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本身就是侵权的，聚合平台设置的链接也是未经许可的链接。这种情况下，权利人既可以起诉聚合平台，也可以起诉被链接的网站。因为聚合平台的侵权事实与被链网站的侵权事实不是同一事实。有的聚合平台链接网站上存储的信息是获得授权的，被链网站与聚合平台之间也签署了合作协议，但该合作范围超出了被链网站从权利人处所获得的授权范围，聚合平台的链接行为致使网络用户直接从平台上获得信息，侵犯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被链网站来说，其与聚合平台的关系也分为两种情况：在许可链接的情况下，如果聚合平台的链接未超出许可范围，可能不涉及侵权问题，如果链接超出了被链网站的许可范围，被链网站可以基于合同或者侵权来起诉聚合平台；在未经许可链接的情况下，被链网站获得了相关版权内容的权利，而聚合平台未经许可链接就直接获得了相关信息，被链网站可以直接起诉聚合平台。据介绍，目前权利人起诉聚合平台时，大部分是用著作权法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规制。有观点认为，从本质上分析，聚合平台的基础是链接。目前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了链接服务提供者在“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应该承担以过错为前提的间接侵权责任。如果链接服务提供者能够证明其仅提供网络服务，且没有过错的，适用“避风港原则”，不能认定其构成侵权。但在司法实践中，有些聚合类视频网站打开之后直接播放内容，并不显示链接的实际地址，也没有跳转页面，没有非常明显的来源显示，其链接的特质并不是非常明显。如果在不能证明它是链接的情况下，能不能就此认定其属于直接侵权?另外，聚合平台可能对被链对象进行分类、整理，以达到使用户更便捷地获得信息的目的。聚合平台对作品进行选择、编辑、推荐，能否就此认定它构成“应知”情况下的间接侵权?这些问题都还有待深入探讨。虽然现有案例多是在著作权法的框架内讨论聚合平台的法律问题，但也有学者提出，能否以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利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聚合平台的行为?他们认为，聚合平台事实上利用了其他网站可能投入巨资引入的内容资源，汇聚整合到自己的网站上，吸引用户的点击量，同时也吸引广告的投入，而用户的点击量和广告的投入，正是现在大部分视频网站的盈利来源。聚合平台和视频网站是否构成竞争关系?前者的行为侵占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是不是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这些问题的答案还需要明确。聚合平台一方面不断革新技术，汇聚整合其他网站的内容，满足了用户更便捷获取信息的需求，获得了经济利益；另一方面，聚合平台利用了其他网站的资源，挤占了其他网站的市场份额，可能会导致这些网站降低技术投入，更愿意趋向链接，而不愿意趋向内容本身。长此以往，互联网将失去创造更多更新内容的动力和机制。法律专家认为，在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和不断发展的互联网技术面前，利益和技术应成为推动双方彼此促进、妥协的动力，以实现各方的合作共赢。对于聚合平台，是进行收费，形成有价值的产业链，还是通过向权利人一次性收费，获得一揽子的授权，或者使用其他模式，有待业界共同探索。反不正当竞争难度大近年来，网络著作权案件在知识产权案件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呈现明显增长的态势。同样出现明显增长的还有涉及网络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就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统计来看，虽然这类案件的绝对数量目前还不是很大，但是增长很快，争议比较大，审判难度高，调解难度大。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法官曹丽萍介绍，目前不正当竞争主要有四大类型：第一类是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纠纷，这类案件占网络不正当竞争数量的一半以上。第二类是虚假宣传与商业诋毁有关的纠纷，这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明确规定的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互联网是一个传播高效的媒体平台，因此虚假宣传和商业诋毁的问题在互联网领域也非常突出。第三类是互联网企业同类产品兼容性问题引发纠纷。第四类是围绕商业模式引发的纠纷，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来看，这类纠纷又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技术措施破坏他人的商业模式，二是因为复制他人的商业模式引发的诉讼。法律专家分析，目前这些案件审理难度比较大主要有3个层面的原因：对技术的认识、市场的把握以及法律适用方面都存在问题。从对技术的认识层面来看，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但法院审判人员的知识结构往往缺乏相应的技术背景，对新技术的认识和理解不足，使得法院在审理涉及浏览器过滤广告、竞价排名等技术性比较强的案件时，通常非常谨慎。从对市场发展的把握来看，大多数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之所以告到法院，是因为经营者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竞争区分竞争手段的高低优劣，需要通过司法裁判对此做出规则的引领。可见，司法规则对市场发展方向、竞争规则的形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对于法官来说，要凭借自身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评价瞬息万变的互联网市场，是非常困难的。从法律适用来看，目前法律适用单一。因为网络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远远超出了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时预设的情形。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对反不正当竞争法作出了相关司法解释，但目前一半以上的互联网不正当竞争案件还是只能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性条款，即第二条：“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然而，在解释“诚实信用原则”“商业道德”时，往往不是特别清晰。此外，赔偿数额也是不正当竞争相关案件中非常突出的问题。争议双方往往无法通过提交有力的证据证明原告的损失或者被告的获利，最后只能由法官进行酌定。法官介绍，目前法院在审判不正当竞争案件时，首先会审查原告是否有受法律保护的竞争利益。需要注意的是，商业模式本身不具有法律的可保护性，如家乐福与沃尔玛，肯德基和麦当劳，他们采用基本相同的商业模式各自经营，这种同业竞争有利于向用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但商业模式所带来的正当利益属于法律可保护的范畴，当事人有权对此进行主张。其次，法院会审查原被告双方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互联网环境下的市场竞争已经不限于同业竞争关系，应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考虑两者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此外，法院会审查行为正当性，并注重考虑被诉不正当竞争一方是否具有主观上的错误。只有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主观过错，不正当竞争行为才能纳入民事侵权的范畴。实践中，主观过错一般体现为故意做出夸大虚伪的宣传，行为对原告具有针对性、歧视性，或者为迎合部分用户短期需求做出破坏他人商业模式的开发设计等。为进一步加强互联网环境下的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张雪松认为，加强司法机关与互联网企业的交流互动，有利于人民法院立足网络环境、企业实际，共同探讨互联网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中国互联网协会调解中心秘书长王斌表示，作为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纠纷调解工作的执行机构，在日常纠纷调解工作中力求通过各种形式提供互联网知识产权服务，并愿与产业内各环节企业进行交流，以特色服务为企业创新发展保驾护航。------------------------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与突破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的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1我国现行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网络知识产权指在网络环境下权利人就其创造的具有创新性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独占权。网络的无国界性使得网络知识产权的地域性被削弱。伴随着网络的发展，网络知识产权的客体范围出现了新类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也变得复杂化。例如2014年6月14日，搜狐起诉“今日头条”,索赔金额1100万元;国家版权局等部门在2014年第10次“剑网”行动中公布了如黑龙江“第一教育网”侵犯影视作品着作权案等30余起案件。可见，近年来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频发。虽然我国先后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等10多个国际条约，但这些条约都缺乏关于网络知识产权方面的专门规定。国内在立法方面已有相应规定，2005年信息产业部与国家版权局联合发布《互联网着作权行政保护办法》，虽然只是着作权方面的立法，但作为全国首部网络知识产权法无疑是立法的一大进步;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平衡权利人、网络服务商、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起了一定协调作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36条对“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方式作了专门规定;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公布了《意见》，出台了网络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的认定标准。我们可喜地看到，最高院2012年11月26日通过了《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共16条，对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作出了界定，更加细致地划分了网络侵权方式和侵权责任，并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行为作出了较为清晰地界定，但该规定只是司法解释。不难看出，我国目前关于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够完善，体现为分散式立法，即分散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多体现为多部门联合发布或司法解释，而缺失专项立法。2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困境1公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薄弱基于历史和文化等种种原因，大多数公民已经习惯免费使用网络资源，如QQ、微信、各种影视视频软件等，导致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淡漠，在使用免费网络资源时根本不注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护。媒体往往更倾向于对侵权人侵权技术的赞赏，这无疑对网络侵权的泛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那些侵权者也只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技术成就，沉迷于植入他人程序产生的快感中，根本不知或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违法性。而且网络侵权和犯罪不够直观，使人们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认知不到位，即使知道自己被侵权，能真正扞权的却是少数。[1]“让侵权人以为在网上找到了为所欲为的自由天堂。”[2]网络在不断更新发展，目前我国仅有的些许立法，公众无法理解也无从得知。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不够，起步也晚，再加上公众的法律意识淡漠，使得网络侵权行为日益猖獗。2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方式新型化网络知识产权载体的无纸化、无形性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可复制性增强、专有性削弱[3],使得网络侵权形式日益多样化，网络侵权行为新型化，涉及领域愈加广泛，从原先着作权侵权发展到涉及网络域名权纠纷等。网络侵权案同时涉及技术和法律等多层次因素，不断挑战着网络知识产权司法实践[4],中国互联网发展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2010年“3Q大战事件”很能说明这一点。我国目前虽已制定了相关法规，但由于法律本身的保守性和稳定性，立法较网络技术的发展还有相当的滞后性。传统三部法对网络侵权行为和侵权责任认定并没有作出规定，立法的严重滞后容易导致执法力度不够，也会阻碍权利人正当权益在网络侵权中得到保护。3网络知识产权纠纷的认定难度加强网络侵权行为的无国界性、隐蔽性强等特点，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被发现难、法律关系认定难、证据留存难、最终责任落实难、法律赔偿难上难。利用网络工具实施犯罪的衍生与泛滥，给相关司法认定带来种种难题。[5]无纸化、新型化、多样化等特征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判断标准模糊。证据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经常是决定诉讼成败的关键所在，在网络侵权案件中，当事人需对侵权行为、索赔数额出具有力证据，但证明侵权的证据一旦被删除，便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网络技术更新使得信息传播的时间和空间距离缩短，也使得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变得复杂化。“3Q大战”使得网络消费者感到不安，从360和QQ两公司的口水大战中，我们明显的感觉到了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权利受到侵犯，却无法界定网络侵权行为，也无法进行取证，只待两大公司和解后，才又同时享有使用二者的权利。3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困境的突破路径1提升网络使用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意识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及网络的普及，使得网络犯罪比现实犯罪显得更容易和轻松，这成为网络知识产权被侵频发的一大原因。人们对网络侵权行为表现得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7],故亟需普及全民网络知识产权知识和提升法律保护意识，加强网络道德建设及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宣传。通过多举办专题讲座等方式，积极倡导和鼓励全民自觉维护网络秩序，提升全民对网络知识产权的重视程度和保护意识。法只是一种外在约束，自觉遵守法律需内心意识的提高及自律，能够做到发现侵权时自觉维护、抵制和打击。全民自我防范意识提升了，网络知识产权侵权问题才会减少。2设立专项立法对网络知识产权进行保护目前，针对网络知识产权的立法较分散，缺少专项立法，且立法级别低，均体现出现有立法调节力度不够，因而，尽快出台专门的《网络知识产权法》是必要和必须的。《网络知识产权法》应包括总则、分则两部分，总则部分包括立法宗旨和原则，通过分则确定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对界定网络知识产权的内涵、网络知识产权侵权定义、明晰责任主体、确定侵权类型、规定侵权范畴、厘清侵权责任等方面做出规定。如果出台专门立法时机还不够成熟，目前也可以在现有立法基础上完善相关规定，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专门立法，在北上广设立专门知识产权法院，使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更专业化，也使认定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的专业程度提高。具体完善措施如在电子证据方面，可指定专业技术人员作为电子证据收集主体;在证明责任上，可在一定情况下要求网络经营商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如知识产权权利人证明“违法所得”和“实际损失”的难度较大时，还可立足本国国情，汲取国际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之先进经验，寻求与国际接轨的保护体系。3加强执法监管力度和行业自律同我国现阶段很多问题一样，中国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也需执法监督机制。在现有立法的基础上，执法监管力度加大，同样能起到保护网络知识产权的作用。国家版权局已开展了多次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使我们看到了政府打击网络侵权案件的态度和做法。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新型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和犯罪行为不断涌现，在严厉打击这些行为的同时[9],还需要注重规范互联网企业和相关网站对作品的使用行为，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大监管力度，探索建立长效网络知识产权监管机制。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加大执法力度，积极探索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3Q大战”使得上亿网络用户受损，在利益的驱动下，这些企业就会丧失起码的商业公德。企业必须自律，在作家维权联盟状告百度文库案件中，百度清空了一些非授权作品。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离不开业内充分合作，只有行业自律，才能取得网络保护知识产权的最终胜利。参考文献[1]许子薇网络经济时代知识产权的保护[D]长春：吉林大学，[2]崔立红网络时代知识产权犯罪问题研究及对策[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3]王迁论着作权意义上的“发行”[J]知识产权，2008(1)：25-[4]蔺巍由3Q大战看网络知识产权保护[J]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3)：69-[5]苏江丽挑战与应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创新-从“谷歌事件”说起[J]新闻界，2010(1)：13-[6]刘丹丹论网络着作权侵权及法律保护[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7]郭素竹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思考[J]法制与社会，2012(4)：234-[8]周植明论我国网络知识产权的现状与保护[D]长沙：湖南大学，[9]雷山漫网络环境下着作权刑法保护研究[J]法学评论，2010(6)：12-
知识产权（英语：Intellectual property），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主要分类有：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 广泛使用该术语“知识产权”是一个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最近几年才变得常见。简称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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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罪过 刑法学界一般认为，知识产权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类罪。这是因为：第一，从刑法理论上看，知识产权犯罪可归入法定犯。法定犯作为一定的社会现象，其本身并不一定蕴含着法律所禁止的性质或为社会所责难的性质，国家之所以认为这种行为是犯罪行为，完全是出于某种行政的社会政策的需要。法定犯由于其伦理道德上的可谴责性较弱，不宜对其主观犯意过于苛责，行为人只有在出于故意的情况下，才宜作为犯罪对待。过失行为则通常作为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这是刑法人道和刑法谦抑的价值取向的必然要求。第二，从刑事立法来看，考虑到刑事立法以惩罚故意为原则、过失为例外和犯罪故意一般不作规定，过失则明确规定的立法原则，本类犯罪应属故意犯罪无疑。 我国刑法学界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主观故意的要素和内容还有不同的认识，尤其表现在对于违法性认识和犯罪目的的看法上。 第一，关于违法性认识。对于违法性认识是否为故意的要素，各国刑法有不同的规定，刑法学界争议较大，实际部门也有不同的认识和做法。在此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和态度对于定罪量刑有重要意义。 第二，关于犯罪目的。对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目的内容，尤其是是否“以营利为目的”，目前，在刑法学界争议甚大。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认为：知识产权犯罪在主观上，行为人须是出于故意，且以营利为目的；以营利为目的是这类犯罪的共同主观特征，同时也是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14](P．460～461)。 第二种认为：侵犯商标权、专利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基于故意；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在主观方面除了是基于故意之外，还必须是以营利为目的；侵犯商业秘密权的犯罪也不需以营利为目的。 第三种认为：侵犯著作权犯罪的犯罪构成的主观方面是以“营利为目的”，这个范围限制过窄、过死，建议除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外，考虑到行为人在抄袭、剽窃、假冒他人作品时是以秘密方式进行的，是否可增加“以盗窃他人名誉为目的”或“以诋毁他人名誉为目的”等表述，适度扩大对犯罪主观方面的规定。 四、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 在我国刑法中，有些犯罪行为事实只要符合某法定犯罪构成关于犯罪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四个要件的规定，则构成犯罪，这被称为行为犯。但有一些犯罪行为，却要求具备诸如“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等条件才成立犯罪，这被称为情节犯或结果犯。为便于研究，我们将前述四个要件称为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它们对于任何犯罪的成立都不可缺少；将“情节严重”、“后果严重”称为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它们对于情节犯、结果犯等的成立不可缺少。由于我国采取犯罪构成的“立法既定性又定量”的模式（这不同于外国刑法犯罪构成的“立法定性、司法定量”模式），犯罪构成的描述性要件作为立法定量的表现，在司法实践中通常被直接作为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判断标志，其规定是否适当，意义重大。 我国刑法典对知识产权犯罪的犯罪构成描述性要件的规定有以下5种情况： 以“造成重大损失”作为要件，如侵犯商业秘密罪。 以“销售金额数额较大”作为要件，如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以“违法所得数额巨大”作为要件，如销售侵权复制品罪。 以“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作为要件，如侵犯著作权罪。 以“情节严重”作为要件，如假冒注册商标罪，非法制造、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罪，假冒专利罪。 可以预见，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必将面临日益严重和复杂的知识产权犯罪问题。如何完善知识产权的刑法保护是摆在刑法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我们期待着关于知识产权犯罪的研究进一步深入。
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P90-9仅供参考，请自借鉴。希望对您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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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产权起源于封建社会的“特权”。这种特权，或由君主个人授予、或由封建国家授予、或由代表君主的地方官授予。----------------------------------------------------------------------1、知识产权法（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这是在中国的称呼，台湾称智慧财产权法，日本称知的财产法），是调整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法律规定的统称。一般认为，知识产权法属于广义的民法学范畴。其内容基本包括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法）等特别法。2、中国知识产权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制度及执法体系。从1980年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相继制定了商标法、专业法、技术合同法、著作权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列等等，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然而，实施监督、保障各项知识产权法制度执行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关法律及法规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知识产权，指“权利人对其所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有权利”，一般只在有限时间期内有效。各种智力创造比如发明、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在商业中使用的标志、名称、图像以及外观设计，都可被认为是某一个人或组织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据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Mark Lemley教授，广泛使用该术语“知识产权”是一个在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后出现的，最近几年才变得常见。知识产权事实上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它更像是一种垄断特权——在一段时间内对于智慧活动成果的垄断。实证经验表明，知识产权的保护能够确保智慧活动创造者的利益受到保护，并鼓励更多智慧活动的产生，从而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推进作用，其他公众也能从知识产权保护中受益。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可以通过对使用者收取费用，或在一段时间内禁止他人抄袭、竞争来获得保护。通过授予这种垄断权利，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能够获得对其劳动成果的补偿。例如一个厂商可能为了开发一种新产品而投入了10年的精力与资金，如果没有知识产权对其新产品的保护，则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在其新产品推出后，其他厂商可以在没有任何成本的情况下立即抄袭其成果，从而也因此能够以更低价格出售相同或类似产品，损害原创作者的利益。这种例子现在常见于制药业：许多发达国家的药厂抱怨，他们在花费多年心血与大量资金投入后开发出来的药物，最终却可能被第三世界国家的药厂仿造，使这些原创药厂的利益受损,然而，第三世界人们受益。知识产权的存在能够保护创造者利益：在规定的时间内，原创者将获得相对垄断权（反专利)法理对滥用知识产权有制约作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参与相同产品的制造，除非获得权利人的授权。原创者可以对使用者收费。而从长期来讲，公众也将受惠：虽然在短期内他们无法享用更加便宜的产品，但是这样却能激励对原创性创新的更多投入，导致未来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的诞生。而知识产权中的相对垄断也被认为是良性的：智慧活动的创造者若将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只可能刺激其他厂商开发类似但是更便宜的产品，最终受害的是创造者自己，而消费者则永远是受益者。不过近年来，很多人开始相信，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过度扩张，知识产权这个概念创立之初的宗旨已经改变：知识产权的目的已经从保护公众利益变为保护知识创造者的利益。在忧心知识产权已经触犯公众利益的人中，最著名的就是自由软件运动的发起者理查德·斯托曼。知识产权分为两类：工业产权，它包括发明（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以及原产地地理标志等。专利保护期一般20年，工业设计保护至少10年，而商标则可无限期保护； 著作权，它包括文学和艺术作品：诸如小说、诗歌和戏剧、电影、音乐作品；艺术作品诸如绘图、绘画、摄影和雕塑以及建筑设计。与著作权相关的权利包括表演艺术家对其表演的权利、录音制品制作者对其录音制品的权利以及广播电视组织对其广播和电视节目的权利。著作权持续到作者逝世后至少50年。 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企业可以认定任何信息为“商业秘密”，禁止能够接触这些机密的人将秘密透露出去，一般是通过合约的形式来达到这种目的。只要接触到这些秘密的人在获取这些机密前签署合约或同意保密，他们就必须守约。商业秘密的好处是没有时限，而且任何东西都可被认定为商业秘密。例如可口可乐的配方就属商业秘密，100多年来外界都无法获知可口可乐的全部成分。知识产权具有以下特点：@专有性：除权利人同意或法律规定外，权利人以外的任何人不得享有或使用该项权利。这表明除非通过“强制许可”、“合理使用”,或者“征用”等法律程序，否则权利人独占或垄断的专有权利受到严格保护，他人不得侵犯。 @地域性：即除非国家间签有国际公约或双边互惠协定外，经一国法律所保护的某项权利只在该国范围内发生法律效力。 @时间性：即法律对各项权利的保护，都规定有一定的有效期，各国法律对保护期限的长短可能一致，也可能不完全相同，只有参加国际协定或进行国际申请时，才对某项权利有统一的保护期限。 一般立法保护知识产权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保护创造者对其创造的道义和经济权利及公众利用这些创造的权利； @促进创造性及其结果的传播与应用，鼓励公平交易，从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 @推动以外国直接投资、合资经营和授予许可证的形式转让技术。 这些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可以被转让、出售、出租，在一些国家甚至还能与普通资产一样被抵押。但是知识产权一般有一定的限制，如期限的限制以及其他特殊情况（如合理使用等）。知识产权保护的是权利，而不是产品。一个专利权可以被出售或转让，但是该专利权的产品并不受知识产权影响。因此有些人认为“知识垄断”是一个更合适的词。事实上知识产权就是经政府授权对某些技术、设计或知识进行垄断。*强制许可（或称强制授权）是指政府强制专利、版权或其它具有排他性权利的持有人，允许政府或他人使用。通常而言，权利人根据法律，或者通过仲裁，可以得到一定特许费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界定了合理使用，摘录如下：第二十二条在下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二）为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 （三）为报道时事新闻，在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中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四）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其他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已经发表的关于政治、经济、宗教问题的时事性文章，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五）报纸、期刊、广播电台、电视台等媒体刊登或者播放在公众集会上发表的讲话，但作者声明不许刊登、播放的除外； （六）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但不得出版发行； （七）国家机关为执行公务在合理范围内使用已经发表的作品； （八）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 （九）免费表演已经发表的作品，该表演未向公众收取费用，也未向表演者支付报酬； （十）对设置或者陈列在室外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 （十一）将中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已经发表的以汉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翻译成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作品在国内出版发行； （十二）将已经发表的作品改成盲文出版。 前款规定适用于对出版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的限制。----------------------------------------------------------------------知识产权现在甚至已经被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同时，知识产权对科技进步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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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内容摘要: 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基本原则,而且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与规范之中。它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体现了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将该原则确立为知识产权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其正当性。该原则具有重要功能,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进行正确分析和定位,能够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应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关键词: 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正当性/制度创新知识产权是私权,是民事权利的新型类型之一。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产生有赖于知识产权的立法活动。在知识产权立法中,遵循着一项重要的方法性原则,即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该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全过程和各个方面。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没有同其他一般民事权利那样实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是充分地实行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这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显著特点。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不仅具有充分的根据,而且具有其正当性。一、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内容（为了论述方便,本文中“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中的“法”以及“知识产权立法”属于广义上的使用,既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也包括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条约、国际公约等）综观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可以发现,知识产权立法的一个共同规律是始终贯穿着知识产权法定的原则。该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点之一,并通过知识产权规范及其制度得到深刻地体现。（一）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从一般意义上说,“知识是关于一切新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信息、管理、美感、善德等等具体知识的一般抽象形式”[1]。对于知识产权的内涵和外延,理论界并没有取得一致的看法。（如郑成思教授认为,知识产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作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包括工业产权和版权两部分；详见郑成思:《知识产权法》（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8-63页。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人们基于自己的智力劳动创造的成果和经营管理活动中的标记、信誉而依法享有的权利。详见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1—4页。）尽管如此,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界定,这已是知识产权立法的共性所在。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都对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予以规定,以此表现一个国家对本国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态度以及所确定的不同保护范围,或者用以表现参与缔结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的不同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所持的共同态度或者确认的共同标准。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的内涵和类型法定,即一国国内或者国际上的知识产权内涵和类型都由知识产权立法予以直接规定,当事人不得自行约定知识产权的内涵,也不得自行创设知识产权的类型。（二）知识产权关系的构成法定知识产权关系由主体、客体和内容构成。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采用国际公约、条约的形式,还是采用国内立法的法典法形式（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单行法形式（如我国著作权法、商标法、专利法等）,对构成知识产权关系的三要素都会予以明确规定。具体来说:其一,知识产权的主体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一般都对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资格和条件予以明确规定,不是一切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知识产权的主体,一般说来（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原始主体而言）,只有实施智力劳动并取得创造性智力成果的主体,才能成为享有知识产权的主体。其二,知识产权的客体法定。一定时期内存在于社会中的知识产品类型及其总量极其繁多,但并不是所有的知识产品都能被纳入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之内。为此,就需要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范围予以选择,划定知识产权客体的范围。其三,知识产权的内容法定。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精神权利和经济权利两方面。但具体说来,知识产权立法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了其各自不同的内容。（三）知识产权的利用、使用、限制和转让等法定首先,知识产权立法的价值在于推动知识或者智力成果的利用、使用,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增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为此,其对促进和推动各种知识和智力成果的高效率利用和使用做出了周全的规定；其次,知识产权立法在赋予知识产权主体以知识产权的同时,也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等方面的考虑,而对知识产权给予不同方面的法定限制。如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强制许可使用等限制；我国《专利法》规定的强制许可（包括防止专利权滥用的强制许可、为公共利益目的的强制许可、交叉强制许可）、不视为侵犯专利权行为的情形等限制。再次,为了实现国家对知识产权的干预和管理,维护经济秩序的安全、有序和高效,知识产权立法对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的转让条件、程序都予以规定。（四）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法定其一,知识产权的受保护条件和程序法定。并不是一切知识或者知识产品都能够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知识产权立法对其所保护的知识或者知识产品的类型和范围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知识产品只有符合法定保护条件并履行相应的程序时,才能获得知识产权立法的保护。其二,知识产权受保护的地域范围法定。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一般规定,在一国赋予的知识产权,只在该国领域内受该国知识产权法的保护,而对超出该国领域范围的知识产品不予保护,并由此形成了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原则。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条约的规定,则是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法定的例外。其三,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法定。知识产权立法对各种受保护的知识产品都规定了特定的保护期限。对于在法定保护期限内的知识产权给予保护,而对于超过法定保护期限的知识产权不给予保护。其四,知识产权的救济制度法定。知识产权立法为了强化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保护知识产权制度做出了充分规定。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类型法定、侵犯知识产权责任的归责原则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责任类型法定、不同类型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承担方式法定、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额法定,等等。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贯穿于知识产权立法的始终,贯穿于知识产权的所有制度和规范之中。可以说,在民事权利体系中,没有其他类型的民事权利像知识产权这样能够将权利法定原则体现得如此彻底,运用得如此充分。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已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特色之一,并成为其重要的方法性原则。由此也使其确立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成为必要。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正当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是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基本原则,又是知识产权立法的方法性原则。所谓方法性原则,即为了科学、完整地表述知识产权立法内容而采用的方法或者技巧的原则。方法性原则不仅涉及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本身,而且涉及知识产权的立法技术,是准确表述知识产权制度内容而采用的必不可少的立法方法,是一种对知识产品以法定方式予以赋权的方法。知识产权立法之所以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基于实现对知识产品保护的需要,具有其充分的根据和正当性。（一）知识产品“天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保护的前提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其一,知识产品具有无形性。知识产品是一种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其存在不表现为一定的外在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由此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天然”非排他性。人们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2],即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实际控制。一项知识产品“可以为若干主体同时占有,被他们共同使用。知识产品一旦传播,即可能为第三人通过非法途径所‘占有’”[3]。法律对民事权利予以保护的条件之一是该权利客体应具有排他性。权利客体只有具有了排他性,才能确保权利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和支配该权利,实现自己的利益,并排除他人的不法侵犯。在知识产品不具有“天然”排他性的情况下,要实现对知识产品的法律保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以法律排他性,即依靠法律的强制性而使知识产品具有排他性。正是从此意义上说,“知识产权制度是一种赋予当事人对一部分知识财富有权排除他人利用的法律制度”[4]。其二,知识产品具有源自其无形性的利益界限模糊性。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导致难以确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进而使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无法实现其利益,无法依靠自身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知识产品的无形性决定了“它的保护范围无法依其本身来确定,而要求相关法律给予特别的规定。在限定的保护范围内,权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可以行使各种专有权利”[5]。因此,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明确界定知识产品的利益界限,即它“是由立法者人为界定的一个无形的利益边界”[6],“是由法律强行为权利人划出一道无形的边界”[7],为知识产权的创造人实现其利益提供条件,并依此确定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范围,防止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发生。（二）知识产品的社会特殊属性决定了对其进行保护的必要条件是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品具有源自于知识的外部性或者公共性。“知识的外部性就是私人所生产的知识成果,容易扩散或者溢出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成为社会所公有的知识的性质。知识的外部正效果能够给知识的非产权所有者带来巨大的潜在利益”[8],知识的外部性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外部性。而知识产品具有的外部性,决定了“通过私人手段很难控制,即具有难以控制的特性”[9]。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克服知识产品的外部性弊端,赋予知识产品以私人性,以法律形式赋予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或者相关的特定主体享有对于知识产品的垄断性权利或者享有基于知识产品而垄断市场资源的权利,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赋予知识产品以财产属性或商品属性所必需的一种标的要成为一种财产,一种利益或者权利要成为一种财产权,应具备有用性、稀缺性和可界定性三个条件。[10]而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三个条件都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予以赋予。其一,知识产品的有用性须由法律加以确认。一般说来,知识产品对其创造人、对他人具有价值性和可使用性,但为了更加体现出他人对知识产品创造人的尊重,仍需由法律对知识产品的有用性加以强调；其二,知识产品的稀缺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品本来具有源自于其非消耗性的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的非消耗性,即知识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不具有物质损耗性,不会因使用而被消耗,“被消耗掉的只是其载体”[11],知识产品“永远不会因为不断使用而减少,反而会越来越完善,越积累越多,是永恒资源”[12]。“知识产品一旦被生产出来后,也就不存在稀缺性了。”[13]因此,知识产品本身不具有天然的非稀缺性。知识产品这种非稀缺性的客观存在导致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本人无法实现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和自我保护。为此,只能依靠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具有“依赖于人工的、自我创造的稀缺”[14]性,以实现对知识产品的保护。其三,知识产品的可界定性须由法律规定。“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作用首先在于使知识产品具有可界定性,成为人们可以拥有、愿意拥有的财产。”[15]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赋予知识产品成为财产的必备条件,进而使知识产权具备了成为财产权的必备条件。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功能确立知识产权法定成为知识产权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具有重要的功能。（一）有利于实现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战略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为了充分鼓励人们进行知识产品的生产和创新,增长社会财富,促进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我国应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的战略意义,对此,我国已于2005年6月正式启动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基于此,应通过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将一切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和战略的政策和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而获得普遍遵守的效力,并以此推动保护知识产权的目的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的实现。（二）更加强化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特殊重要作用知识产品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产品的创造人自己难于依靠自身的力量和能力实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只能依赖于国家的保护,即知识产权的保护对国家有着极强的依赖性。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表明,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取决于国家的意志和政策,知识产权制度中蕴含着国家保护知识产权的价值取向和政策倾斜。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居于核心地位。国家有效的扶持、鼓励措施有利于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国家的强制力能够为之提供坚强的后盾。因此,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更加充分发挥国家在知识产权保护和知识产权制度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最大效益。（三）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知识是资源、是资本、是财富。”[16]知识产品同时又是知识商品,“知识产权是指知识商品的产权”[17]。“知识经济的精髓在于把知识变成财富。”[18]知识产权作为商品,只有转化为产业,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因为知识的价值和知识的经济效益都反应在知识产业上”[19]。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赋予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对知识产品享有排他性的使用、生产和经营的垄断权,为知识产权的权利人提供周全的保护,从而增强了知识产权的权利人充分利用、使用知识产品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商品转化率,进而有利于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平衡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利益关系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对知识产品所享有的垄断权。但是,若对知识产权实行绝对化的保护,就可能会影响或者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为此,就应寻求知识产权保护过程中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点。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能够恰当划清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享有权利的合理界限,划清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范围界限和时间界限。即在法定范围和期限内赋予知识产权人专有的、排他性权利,为权利人实现其个人利益提供充分的保护,而在法定范围和期限之外,知识产权人不再享有专有性权利,可由国家和社会公众对知识产品共享权利,并借此兼顾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五）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有利于解决或缓解知识产权保护中的矛盾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知识产权的垄断使用与公共利用之间的矛盾、知识产权的保护与限制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信息的公开和保密之间的矛盾、知识产品的社会性与专有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的解决和协调,有赖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为不同法律主体配置均衡性的权利、义务、责任关系,设计出能够消除或者缓解各种矛盾的知识产权制度。四、知识产权法定原则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知识经济是一场巨变的社会革命。它不仅要求不断地进行知识创新,因为“创新是知识价值的核心,创新越是高,知识价值也越高”[20],而且要求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因为“知识产权制度是知识经济的主要支柱,没有知识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知识经济的社会”[21]。知识经济时代对知识产权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使得知识产权制度面临着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只有不断地进行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实现其与知识经济发展的与时俱进,才能使之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产权制度的作用。通过对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分析和论证,能为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一）应选取适当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是依靠不同的立法模式得以贯彻和实现的。该原则并不片面强调只采用某一单一立法模式确立知识产权制度。为了更好地贯彻该原则,我国应根据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和知识产权制度设计的需要,选择适宜的知识产权立法模式。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其中既有实体性内容,又有程序性内容；既有私法性内容,又有公法性内容；既有国内法内容,又有国际法内容。为了准确表达知识产权立法的内容,设计出科学的知识产权制度,知识产权立法应采取适宜的立法模式贯彻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通则设立了专节对知识产权做了列举式、概括式规定,并根据不同知识产权的类型分别制定了若干知识产权单行法,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制度内容予以规定。此外,我国已加入了若干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国际条约,进一步扩展和充实了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容。如何处理和链接民法通则、单行法、国际公约和条约等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不同立法模式之间关系,颇值研究。我国目前正在进行民法典草案的起草工作,在民法典草案中是否应规定知识产权制度？如何设计其内容？学者们正在讨论和定位。若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民法典与单行法、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关系如何协调,也需对其科学性、可行性等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二）应不断创设和确认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知识产权以知识产品为客体,知识产权是法律对知识产品确认和确权的结果。对新型知识产品的确认,就意味着知识产权新权利类型的增加和更新。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的深刻变革,知识产品的新类型必将不断产生和涌现。为了更好调动知识产品创造人的积极性、创造性,为了更好地发挥知识产品在知识经济中的作用,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应通过知识产权法定原则及时调整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确认和增加知识产权的新权利类型,如商品化权、基因与转基因专利权、创意权等。[22]即实行知识产权法定原则,既要遵循法定的内容,又不宜将该原则僵化,更不能过分强调“知识产权法定”而封闭知识产权的权利类型和权利体系。（三）知识产权制度应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并符合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知识经济化的特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不仅应符合传统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而且更应适应知识经济的要求。首先,应在知识产权立法中强化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的精神和理念,提升知识财富和知识财产权在财产权体系中的地位。其次,应全面规定和充实知识财产权制度。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知识财产权的内容较薄弱,为此,应予以强化。再次,应确立以知识产权的利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强化和提高知识产权的利用效率,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重心由注重知识产权的静态保护转向注重知识产权的动态利用保护的转变。知识产权是一种重要的财产权。财产法的发展历史启示我们,财产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注重财产的静态所有到注重财产动态利用的转变。在现代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产权制度也应更加注重和提高知识产品的利用效率。与传统的民事权利相比,知识产权属于新的民事权利类型,它具有不同于传统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特征。“相对于以保护物质（能量）的归属和流转为主干的传统民事权利原则理念、规范体系而言,知识产权有着太多的特殊性。”[23]传统民法设计的保护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的制度和规则,不能完全适用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此,我国应创造和构筑符合知识产权特征和保护规律的特殊规则。首先,应更加全面地规定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定内容,及时克服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欠缺和不足。其次,应恰当地确认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针对不同类型的知识产权,分别规定长短不同的保护期限。也就是说,应结合具体情况,使所确定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期限既不能过短,也不易过长,而是长短适中。再次,应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民事责任制度,如应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定赔偿制度,使之更加公平、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最后,应探求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推广知识产权保护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立法应及时吸收通过总结知识经济中知识产权保护的实践而归纳的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律,将凝聚着知识产权保护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内容及时、全面地规定于立法中而加以推广。（四）知识产权制度应符合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趋势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和创新,不仅应符合国际公约和国际条约的原则和国际惯例,而且应吸收其他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成功经验,寻求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共同规律和共同规则,尽可能消除由于不同国家知识产权立法的差别性而给知识产权国际保护造成的障碍,实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合作、相互配合,进而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和一体化。注释:[1]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p13[3]吴汉东知识产权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4]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5]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6]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7]梅夏英财产权构造的基础分析[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8]夏先良知识论[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9]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0]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p47-[11]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2]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3]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p210[14]冯晓青知识产权法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5]龙文懋知识产权法哲学初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6]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7]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8]齐建国,等知识经济与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秦言知识经济时代[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1]郑胜利知识产权法定主义[A]北大知识产权评论:第2卷[C]北京:法律出版社,[22]易继明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运用[J]法学研究,2005,（3）[23]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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嗨 乡村问题太失望 太失望了 太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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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的，这个忙我能帮希望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