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调桄桄剧目丰富，曲牌大约有200多首，陕西人民非常喜欢在戏楼观看汉调桄桄，它的形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明万历年间非常的繁盛。汉调桄桄在我国的戏剧文化中，它具有重要的价值。下面的陕西文化为你带来别具一格的陕西戏曲汉调桄桄，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汉调桄桄又称桄桄戏，是明代末年关中秦腔传入汉中地区与当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结合而形成的梆子声腔剧种，主要流行于陕西南部的汉中、安康一带，并曾流传到川北、陇东、鄂北等地。 汉调桄桄剧目丰富，传统剧目有七百多个，其中本戏五百六十多本，折子戏一百七十多出，其中《刘高磨刀》、《镔铁剑》、《夕阳山》、《水灌晋阳》、《红缨披》等百余种剧目为汉调桄桄所独有，《帝王珠》、《无影剑》、《呢喃阁》、《草坡面理》等剧目在其他剧种中已经失传或残缺。 汉调桄桄的唱腔属板腔变化体，既有秦腔的高亢激越之美，又体现出陕南地方音乐优雅柔和的特点，旦角唱腔高昂，讲究唱“硬三眼调”；花脸擅用“犟音”，声高八度，多以假声演唱，尾音拖腔较长，人称“老少配”。唱腔的板路包括二流、慢板、尖板、拦头等多种，且有“软”、“硬”、“快”、“慢”之分。“软”为表现悲凉情绪的苦音，“硬”为表现欣悦情绪的欢音，“快”为快板，“慢”为慢板。汉调桄桄的伴奏有文、武场之别，文场原以盖板二弦为主奏乐器，后改为板胡，另有京胡、海笛、三弦等与之配合；武场使用尖鼓、平鼓、钩锣、铙钹、梆子、牙子、木鱼等打击乐器。 汉调桄桄的表演追求大幅度夸张，有“箍桶”、“撒莲花”、“耍椅子”、“棍架子”、“吊毛盖”、“变脸”、“换衣”、“揣火”等许多独特的技巧，还有不少刀枪、棍棒、拳脚、腾翻的特有身段。民国以前，汉调桄桄演出时，生、净均不穿靴，常穿草鞋演出；旦角面部搽粉，头上插花即可出场。其服饰和化装虽简单，唱工却十分讲究，当地人习惯于夜听十里大调，且听远不听近，名为“燕过梁”。 2000年以来，汉调桄桄观众日渐减少，班社、剧团纷纷解体，艺人流散，传统剧目、曲牌、表演技艺已经或即将失传。到2006年底，仅有南郑县一个剧团还在维持演出，仍面临经费困难、人才青黄不接的窘境，难以长久坚持下去，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予以抢救和保护。 1、汉调桄桄历史悠久，对研究我国戏曲剧种的源流走向，演变规律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2、汉调桄桄对研究汉水上游（汉中地理位置处我国南北交界之处）文化交流、文化变迁、文化整合及文化特质、大众审美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3、汉调桄桄传统剧目丰富，对研究中国戏剧文学，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上古时期，人们在生产劳动中，就有了“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的歌舞艺术。1976年，在汉中市城固县苏村出土的青铜面具，证明早在商时，已经有了类似戏剧人物面部化妆的专用道具。西周以后，民间歌舞广泛发展，诗歌说唱相应繁荣。至汉代，已出现了“百戏”。在百戏的孕育中，戏曲集歌舞、诗歌、说唱的要素，并加入了情节故事，则形成戏曲独特的综合艺术。到了唐代，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又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宋元杂剧奠定了基础。也催生了以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剧种的形成和发展。并在西秦旧地（即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地区）形成了“西秦腔”。 据《陕西省剧种概观》记载，“西秦腔”于1465～1487年（明成化年间）、1506～1521年（明正德年间），先后传入洋县、南郑等地，在吸收当地口语，配以说唱歌调及其它民间音乐的基础上，逐步衍化为地方声腔，再经过艺人们的不断创造，唱腔有了鲜明的乡土特色，表演和伴奏亦有独特的地方风格，形成了以洋县、城固为中心的东路桄桄和以南郑、汉台为中心的西路桄桄。新中国建立后正名为汉调桄桄。 汉调桄桄在其自身发展的漫长历程中，由于汉中毗连四川，水路直通湖北武汉，又与川剧和汉调二黄进行了艺术上的不断交流，致使汉调桄桄既保持秦腔高亢激越的特点，又融入川剧和汉调二黄柔和婉转等长处，使其特点也显得更为突出。
请查阅山东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郭学东的，山东曲艺音乐概论、或山东曲艺音乐风格区的划分两文，其中有相关论述。
郑州，地处中华腹地，九州之中，万里母亲河黄河南岸，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中东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和国家综合交通枢纽。中原地区大都会，河南省省会，郑州位于河南省中部偏北，黄河下游，现辖6区4县级市1县，全市总面积7446.2平方公里，其中市区面积1010.3平方公里，市区建成区面积354.7平方公里。郑州是中原经济区建设的主要城市、全国文明城市、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国家卫生城市，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故里，夏商都邑，河南省政治、经济、教育、科研、文化中心。 中国郑州是华夏文明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94年被中国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历史文化名城。河南博物院做为国家级重点博物院，是展示中原历史古文明的重要场所，黄河郑州段以“悬、浊、荡、阔”为特点构成了独特的自然风光。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河南豫剧在郑州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河南电视台的戏曲节目《梨园春》在本地有较高的收视率。因此，郑州的文化主要体现为黄河文化、商都文化、拜祖文化、武术文化以及戏曲文化。 郑州面食名吃有：合记羊肉烩面、萧记三鲜烩面、杨记牛肉拉面、蔡记蒸饺、葛记焖饼等。郑州人以面食为主，有蒸馒头、摊煎饼、油炸的菜角，郑州号称“烩面之城”，烩面馆遍布全市的大街小巷。 豫菜是郑州颇具地方特色的菜系。如“鲤鱼焙面”、“桶子鸡”、“套四宝”是当地的豫菜代表。郑州比较著名的豫菜酒楼有河南食府和豫顺楼饭庄等名店。 河南是戏曲大省，除传统的豫剧、曲剧和越调三大剧种外，还有十多个地方剧种，几百年来戏曲一直都是郑州城乡居民文化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对老百姓的生活起着伦理教育和审美娱乐作用。省会郑州的戏曲氛围在河南省外其他城市很难见到，20世纪初，郑州火车站附近的老坟岗汇聚了坠子、相声、评书、戏法、戏曲和拉洋片的艺人，如今郑州市内各大公园和文化宫成为戏曲爱好者的乐园。 郑州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且处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和七朝古都开封之间，文物资源众多，有古城、古文化、古墓葬、古建筑、古关隘和古战场在内的遗址遗迹达1万余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38处43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28处。其中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世界文化遗产，共8处11项：观星台（最早的天文建筑）、中岳庙（最大的道教建筑群）、东汉三阙（太室阙、启母阙、少室阙）、会善寺、嵩阳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嵩岳寺塔、嵩山·少林寺建筑（少林寺常住院、塔林、初祖庵、十方禅院），威震海内外的中国功夫从这里走向世界。
天津快板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纩、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深受天津人的喜爱，也为其他省市群众所喜爱。 二人转也叫“蹦蹦”，产生并盛行于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受到东北群众、特别是农民的喜爱。它是一种有说有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的走唱类曲艺形式，迄 今大约已有二百年的历史。 它的唱本语言通俗易懂，幽默风趣，生活气息浓厚、富有地方特色。它的音乐唱腔是以东北民歌、大秧歌为基础，吸收了东北大鼓、莲花落评戏、河北梆子等曲调而构成，高亢火爆，亲切动听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音乐永远是民族文化中的那唯美的一面，在乐器的缓缓鸣奏中，表达的是作者的情感，无形之中乐曲的深处流淌着的是民族文化血脉深处的精髓。。。每每听着古典音乐的响起，那种悠扬，那种独特的中国风，心灵深处的有着不一样的触动，虽然听不出《高山流水》的知音难觅，品不到《春江花月夜》的清丽奇幻；但是依旧为凄凉忧伤的《二泉映月》而伤怀，被《霸王别姬》的悲凉豪迈而震撼。。。。他们再现了古代的情感生活，过往的抑郁悲愤，那时的英雄儿女，跨时代的哲理思考，都是那么地多情，那么的发人深省。 中国民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在四五千年前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就产生了原始的歌舞和歌曲，到殷周奴隶主统治的时代，音乐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音乐不断得到发展。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音乐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中国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情感、意志、力量、幻想和追求。 中国民族音乐基本上由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四部分构成。 宫廷音乐：一部分是典制性音乐，如各类祭祀乐、凯歌乐、朝会乐等；另一部分是娱乐性音乐，如各种筵宴乐、行幸乐。这两大部分音乐体现了宫廷贵族文化的两个侧面，一是皇权至上自我形象的塑造，二是贵族阶层的精神享乐。 文人音乐：文人音乐包括古琴音乐与词调音乐，它与书、绘画、诗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人文化，琴、棋、书、画，琴居首位。古琴音乐追求的是超尘脱俗的意境天人合一的思想，“清、幽、淡、远”的浪漫色彩，这种音乐最符合封建社会的“中和”思想，成为古人修身养性，塑造人格的最好手段。 宗教音乐：一、体现了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特点，佛教、道教、基督教、萨满教，在各自的文化基础上宗教音乐各有特征； 二、外来的宗教带来的外来音乐和乐器不断与本土音乐的融和； 三、较浓的民间风格，大量的宗教音乐以民间歌曲为基础加以改动使之仪式 化、教仪化。 民间音乐：民间音乐分为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以综合艺术为主。独特的中国传统文化孕育了独特的民族民间音乐的体裁、形式、风格、内容，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基础。 如今古典民族音乐的现状不容乐观，中国历来重视音乐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普通教育中将音乐作为正规课程列入期间，则是清末才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以“请开学校折”上书光绪帝，提出了废八股遍设学校的主张。戊戌政变后，梁启超等人积极提倡在学校中设立乐歌课。此后几年间，新式学堂陆续开设了唱歌课，从而在普通学校中形成了以教授新式歌曲和欧洲音乐常识为主要内容的音乐教育，至此，学堂乐歌成为我国一个新文化即将实行切换的关键时期。1927年采用德国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建立的上海国立音乐院，均依照德国音乐院校的课程内容上课，学生们演奏我国传统乐器也是用现代方法演奏。 当时以西方音乐为主体的中国学校音乐教育虽然对建立和发展近代中国音乐文化起到了重大作用，做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学校中的音乐教育未能把传承中国音乐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责，因而对多数教育者来说，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阻隔和影响。虽然在各个方面做了一些有利措施，但从学校音乐教育的整体来看，民族音乐尚未能取得其应有的主体地位。这不仅对民族音乐文化传承是个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今后的民族音乐教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多年来形成的教育体制和观念及外来文化的侵入，使得我国学校音乐教育与民族音乐教育传承之间存在割裂、脱节现象，这就造成了国民对民族音乐的不重视，而使民族音乐文化处于不断滑坡状态。因此，学校教育应该作为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的主要渠道，传承民族音乐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大历史使命。 民族音乐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富有民族特色的各种文化形式的综和，同时又是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音乐文化里包括了多种文化，涉及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因为各种类型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劳动中创造出来的,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现象,其中也体现了各个时代各个地方的文化、民俗、语言、美学观点，同时也寄托了一种文化的情思,其所涵盖的情感和精神是这个民族的灵魂与思想,是这个民族精神的载体。匈牙利音乐家柯达伊这样说过:“民族传统有机的继承,唯有从我们的民间音乐中才能找到。”意思是说,作为文化的民族民间音乐具有继承的价值，民族音乐教育同时也具有爱国主义教育的积极意义。 音乐教育是教育的一部分，民族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教育和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文化的教育是不可行的,没有教育的文化就失去了它的实际存在价值，教育和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民族音乐传承与学校的音乐教育是分不开的。 毋庸置疑，民族音乐文化在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几千年来的中国音乐史及现代的音乐教育现状看，我国音乐要得到真正的发展和提高，必须以中华民族本土音乐为主，如果把西方或者其他流行音乐当成主流，而将民族音乐作为附庸的话，必然会带来民族音乐衰退乃至消亡。学校教育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要使民族音乐文化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得以很好地传承，就要强调民族音乐教育在音乐教育中的重要性，所以要加强民族音乐教育，改善教育措施是关键。 我国音乐教育的发展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传统民间音乐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就像我们的母亲河每年断流一样，民间音乐中的许多品种也出现了断流，濒临绝灭。流行音乐充斥着中小学音乐课堂，民族音乐教育被忽视。专业艺术院校招生和业余器乐考级中，报考西洋乐器和报考民族乐器的人数惊人的悬殊。更令人痛心的是多数学生都不会欣赏民族音乐的美，甚至对教材中的民族音乐持排斥态度。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用历史追朔法分析这些现象不难发现： （一）近二十年来受外来文化、市场经济的影响，各种媒体播放民族音乐的比例较少，流行音乐所占比例较大，加上港台流行音乐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大一部分学生趋之若鹜。致使我们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追星族与歌迷越来越多，而民族音乐的爱好者却越来越少。青年学生只知道四大天王、超级女生，对民族音乐知识可以说了解甚少，说不出几种民族乐器的名称、叫不出几位中国民族音乐家的姓名； （二）应试教育长期不重视音乐教育，音乐课的情况无人问津、无人监督、无人指导音乐教学。致使音乐教育无法执行教学大纲，更无法完成规定的内容。音乐教学科研不足，教学观念陈旧，教学模式没有改变，致使学生对音乐课丧失兴趣。 二、发展民族音乐教育的具体措施 长此以往，没有青少年对民族音乐的喜爱和发扬光大，民族音乐将会失去它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发展民族音乐教育，提高民族音乐素养”显得尤为重要。学校责无旁贷地成了弘扬民族音乐文化、振兴民族音乐的主要阵地。在教学中发挥民族音乐教育的优势，陶冶学生情操，增强民族意识，让绚丽璀璨的民族音乐自立于世界之林，乃是当前音乐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怎样落实呢我认为应主要从以下几点抓起： （一）以情感教育为主线，培养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深厚感情。通过学习一些带有典型民族风味的歌曲，在掌握和灌输民族音乐知识的同时，让学生明白音乐离不开民歌，民歌是一切音乐创作的源泉的道理，使学生从心理上崇拜民族音乐，提高学生对民族音乐的感情。我国民歌浩若烟海，内蒙民歌的豪放、辽阔，江南民歌的婉转、秀丽，陕北民歌的高亢、奔放，云南民歌的明丽、清新，新疆民歌的活泼、欢快，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从中得到丰富的体验，体味到各民族的风俗民情和鲜明的地域色彩。学生对这些民歌创作根源的追溯，会对民族音乐产生由衷的热爱之情。有了这样美好的感情，就会对学习民族音乐产生浓郁的兴趣，为学校进一步实施民族音乐教育打下浓厚的情感基础。 （二）以民族音乐的欣赏为契机，增强学生的体验能力，体验民族音乐所塑造的意境，开拓学生的艺术视野，提高学生的艺术感受力、鉴赏力和创造力，以学生自我感受为基础，启发学生展开形象的翅膀，令学生将民乐与自我的情感认识不断协调起来，使民乐的欣赏成为学生情感体验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令学生自我振奋、自我感动。教师有意识地选择欣赏曲目，做到有浅到深、由表及里地对学生实施教育。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怀着由衷的喜悦去吸收民族音乐的营养，接受民族音乐文化的熏陶。 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世界很有市场前景，关键是要有好的作品和市场运作。我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存在着创作和市场两个问题，需要下大功夫解决。“中国民族音乐的作品不够丰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由于民族管弦乐的乐器和编制的特性，你不能用西洋的配器方式来写中国民乐作品，而当代作曲家的作品有许多却还是从西洋乐团的配器移植过来的，这样的作品并不适合民族乐团演奏。民族音乐的市场开发问题也十分明显，从我们在欧洲和美国的演出看，实际上民族音乐有市场，但国内缺少推广民族音乐的机制,没有专门的人才和经纪公司向世界各地推广中国民族音乐。” 古典民族音乐的传承也许还要走很远，但是我们必须不停的寻找契机，为民族的文化作出应有的保护，更要作出应有的创新，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去认识我们的音乐文化。
音乐不同于其他的艺术表现形式，它在时间中展开，又在时间中消失，是直接表达人类情感的抽象艺术。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音乐学博士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音乐学博士论文篇1 浅析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音乐创作的创新策略 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包含较多，例如音乐改编、舞曲的编制、歌曲音乐串烧、为活动创作主题歌曲等音乐创作活动。但是在基层群众文化活动音乐创作的实际工作中，因为一些原因使得音乐创作者在音乐的创作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会影响群众文化活动中音乐创作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现阶段群众文化音乐创作的现状 1.音乐创作的质量与风格差异显著 因群众文化的主体为群众，群众文化中的音乐艺术创作者也大多为普通的人民群众或是音乐创作的业余爱好者，不同创作者的音乐专业知识、受教育程度、个人音乐素养及文化素质存在差异，导致了群众文化工作中的音乐创作质量及作品水平差异显著，参差不齐，一定程度上对群众文化的音乐创作工作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另外，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群众文化音乐创作中呈现了较为繁荣的局势，但能够真正在广大的人民群众间起到号召力的歌曲少之又少，在对这些歌曲进行创作时，音乐创作者不但要耗费相当大的精力与时间，还要为这些歌曲的上市投入一定的财力，逐渐脱离了音乐创作本身具有的乐趣和意义。 2.缺乏专业音乐创作人才 基层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工作面对广大的群众，为提高音乐创作效果，需要专业的音乐创作人才及专业设备。专业的音乐创作人员可以根据活动主题及具体要求，在确保音乐符合活动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独立的音乐创作;音乐创作人员在创作音乐的过程中需要专业的设备。专业人员及专业设备是确保音乐创作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条件，但基层的文化馆单位因为自身规模限制以及经济因素的影响，缺乏专业的人才及设备，进而影响了音乐创作工作的顺利展开。 3.资金不足 虽然现在政府大力的支持基层群众的文化活动，但还是跟不上群众文化活动的多变性。在资金不足或完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是很难完成创作的，基层群众人员会因为资金的缺乏而买不起专业书籍或是上不起专业课程，从而阻碍了作品的创作。 二、解决文化活动中音乐创作问题的主要策略 1.完善音乐创作所需的硬件 基层群众文化活动中音乐创作所需要的硬件是指音乐乐器：钢琴、吉他、小提琴、二胡、笛子等等或者是电脑设备声卡、软件等。再加上专业老师的指导，能使大家更快的去学习并完成音乐创作。同时由专业人士带动，更能调动大家想要学习的欲望和学习氛围，再加上乐器的使用，使得整个音乐创作过程中其乐融融。现如今也有许多人采用电脑制作的方式来创作音乐，电脑制作相比传统的方法来说轻便快捷易于整理，但却缺乏了集体的合作意识，在整首曲子大概创作完成之后还需要去录音棚试音，这时应该有专业的录音棚或者录音室来供大家试听自己的歌曲。现代化的创作方式比传统方法要更费资金，如果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使用传统的音乐创作方式会更加得体。 2.做好基层文化活动音乐创作前的基层调研工作 为解决基层群众的音乐、文化水平差异对基层文化活动音乐创作带来影响的问题，基层的文化组织和音乐创作人在进行活动音乐创作前，应该在辖区内先开展仔细的调查研究工作，详细了解各种群众对音乐和文化的需求。同时做好文化活动的策划工作，找到适合大部分人音乐认知的切入点，作为音乐创作的出发点，创作出符合大部分群众喜欢的音乐作品。同时在活动结束后，可以再进行第二次调研工作，找到本次创作工作中的优点和不足之处。这种调研工作既包括了与居民的直接对话交流，也可以是通过社区问卷、网络调查等各种间接的调查形式。最后将调研的结果进行汇总，以便在下次创作工作中提高创作水平。 3.引进专业音乐资源 专业的音乐创作人员是基层群众文化音乐创作的主力，但也是基层文化组织中比较缺乏的资源。传统的工作模式中，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上级文化部门指派专业音乐人才，这种方法造成音乐人才来源单一而且基层单位没有选择的权利。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部分基层文化组织开始利用社会资源选择专业的音乐创作人才，比如：在文化活动中使用音乐志愿者，这样不但可以宣传志愿活动，还能提高音乐创作的质量;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大专业设备的投入力度，基层文化组织除了利用上级拨款外，也可以利用社会资源力量，最常见的就是与企业、学校及社会等进行文化共建，实现音乐资源共享，进而促进音乐创作工作的顺利开展。 4.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应做到共性和个性的融会贯通 在处理群众文化音乐创作的共性及个性关系上，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首先，在群众文化音乐创作所依赖的生活化土壤中培养提炼新灵感，突破原有的艺术创作限制及瓶颈。其次，大胆运用本民族的音乐形式及音乐风格，在继承的基础上着力创新，提升群众文化音乐创作的魅力。第三，在群众文化音乐创作技法的使用上，要加以缜密思考，选取最成熟最具特色的技法表达方式。 三、结语 总之，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中意义重大，作用显著。在群众文化音乐创作实践中，一方面要重视数量与质量，另一方面为避免群众文化创作陷入误区，应注重在创作形式、创作思想、创作内容上加以创新发展，使群众文化音乐成为助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 音乐学博士论文篇2 浅析中国流行音乐中的民族音乐元素 流行音乐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音乐类型，因其形态丰富、风格多样而迅速被西方人们所喜爱。改革开放以来因为欧美文化的影响，我国流行音乐创作人也越来越多，但是其中不乏“口水歌”的出现。所以我国流行音乐必须开始本土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借鉴我国传统的民族音乐，让我国的流行音乐更加具有审美性。在这种结合实践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也看到了未来流行音乐发展的新方向。 一、民族音乐作品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 我国民族音乐的珍贵之处不仅是韵律上的优美，还有精神的传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民族音乐依然屹立不倒，不仅没有被时代所抛弃，还在历史长河的冲刷下显得更加璀璨耀眼。而我国流行音乐要想具有一定的特色，融入一些民族音乐元素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中将二者相结合，做到“推陈出新”，一定会给观众们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在这其中，首先就是对传统民族音乐的改编和结合。比如，宋祖英的《浏阳河》就被曾格格和冯晓泉改变为《小河淌水》;对传统民族曲目的“老歌新唱”，比如韩红老师的《北京的金山上》等;运用流行的现代化唱法，更多的融入Hip-Hop、Rap、Blues、Jazz以及R&B[2]，在这基础上传唱民族元素的代表性歌手有：周杰伦、许嵩等，许嵩[3]的《清明雨上》《庐州月》《半城烟沙》都充满着深厚的民族元素，听起来娓娓动听、洋洋盈耳。 二、民族乐器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 我国对于乐器的创造要追溯到远古时期，后经殷商的进一步创造而得到发展，和这些各具特色的乐器一起流传下来的便是不同的演奏形式。在社会发展的今天，不应该一味的只去追求西方的音乐，而是应该将目光放在民族乐器的使用上。在我国，极具特色的乐器有很多，最为常见的有埙、磐、古筝、琵琶、二胡、古筝等，这些乐器表现力各不相同，极具特色。 所以，对于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乐器的使用是必不可少的，这将是一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为民族乐器中所表达的独特性，会让歌曲整体变的个性十足。比如王勇在进行《往生》的创作时就加入了古筝、柳琴等民族乐器，而后成为了我国摇滚乐的代表之作;花儿乐队在《化蝶飞》这首歌曲的创作之中，就是利用我国著名的民族器乐《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完成的;还有吴克?t的《将军令》，歌曲的取材就是来源于戏曲《将军令》中，在原戏曲中对于大小锣和钹的使用都给予保留，这样将二者相结合古今韵味皆在，也能够更加被观众所接受甚至喜爱。 三、戏曲艺术元素在流行音乐中的运用 戏曲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元素的一大类型，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现代流行音乐中融入一些戏曲的元素也会发生很多奇妙的反应。 比如说著名的作曲家姚明，他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对他来说京韵大鼓信手拈来，所以你在听《前门情思大碗茶》和《故乡是北京》时，就可以听出那充满京味儿的曲调;刘欢的《情怨》、王力宏的著名歌曲《花田错》，还有赵传的《粉墨登场》就是摇滚乐和京剧的有机结合;再比如前几年流行的《新贵妃醉酒》，副歌就是京剧的旋律再结合李玉刚的花旦扮相，古色古香立刻尽显。因此，戏曲艺术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是灵感的资源库，利用合适，就可以让歌曲的风格特点得到很好的强化。 唱腔也是戏曲中一个丰富的系统，现在的流行音乐也有很多在借鉴这种唱腔，比如朱德荣在《梦北京》中，就有一段京剧唱段，利用京剧来表达“梦北京”这个主题十分的巧妙。还有《反过来走走》，在这首孙燕姿的歌曲中，开场就使用了京剧唱腔，瞬间让人耳目一新，之后的演唱加说唱更让人觉得歌曲充满了戏剧化。 四、民族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文创作中的作用 我国的民族文化一直都是将文字作为发展的载体，我国从古至今的全部文化大部分都是通过文字来见证的，这是我国中华民族的审美观念、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态度。音乐作品是否能成称得上优秀，文本内容也是评鉴的重要部分。所以，在现代的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元素的融合中，不仅是音律的融入更是，民族性特征的融合，让听众能在音乐中找到一些民族归属感。可是这说起来异常简单，要做也是相当不好拿捏尺寸的，如果融合的文本过于普通，反而不会受到听众的喜爱，相反可能会产生一种厌烦的感觉。因此，流行音乐创作人在进行两者结合的创作中要注意从大众的角度出发，在文本的选择上一定要具有特色且典型性强。 比如张也老师在创作《枉凝眉》[5]时，就是将元曲和我国四大名著中的《红楼梦》相融合;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运用比较好的歌手就是JAY了。他的《菊花台》，《红尘客栈》都是将歌曲最大限度的古典化，最后形成他自己的一种独特的中国风，并深受青年们的喜爱;歌后王菲《水调歌头》也是由苏轼的同名的词句所改编的。 五、未来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相融合发展 (一)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相互依存发展。 在我国2009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宋祖英与周杰伦的“英伦组合”就将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首次碰撞。在相关的调查中，此节目成为了当年春节联欢晚会中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流行音乐与民族音乐的融合会是一个双赢结果。传统民族音乐需要发展，现代流行音乐需要创新。两种音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不仅能让我国的流行音乐逐步迈入世界级别，还能保证我国传统民主音乐也能长久的发展和继承下去。 (二)融入民族音乐元素的流行音乐在未来的商业性。 所谓的流行就是大众，这种音乐不受地域和题材的限制。而音乐可以帮助人们在特定的场合转换心情。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也为流行音乐带来了无限的商业性。就比如近几年异常火爆凤凰传奇，这个组合非常受欢迎。其中最著名的就属《最炫民族风》了，这首歌的风靡程度较高，更成为了广场舞大妈的：“心头爱”，不仅如此，就连国外也会将这首歌曲当成健美操训练的背景音乐。下载量和播放量的数据更是惊人。这异常火爆的光环背后和民族音乐的融入是分不开的，将其融入到流行音乐中，确实把我国流行音乐的发展空间扩大了。这也需要音乐创作人在进行歌曲的创作时，也注意自身历史知识的累计。相信不久的未来，我国流行音乐一定会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六、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元素可以很好地在流行乐上得到多种多样的发挥，完全可以把民族音乐中的优美旋律与民族文化运用在流行音乐中。但要注意的是，把握好尺度，不能为了用而用。不能随意扭曲或者修改民族音乐中的精髓，在不同音乐风格上发挥不同的作用，这种就不只是在形式上的模仿。让民族音乐元素在流行音乐中恰当的发挥作用，我国的流行音乐才能够更加具有民族性、特殊性以及审美性。 猜你喜欢： 1. 音乐系毕业论文范文 2. 对博士学术论文的学术评语 3. 音乐学毕业论文范文 4. 博士毕业论文评语集锦 5. 博士论文评语大全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戏曲文物指与戏曲相关的有价值的历史遗存，对它的研究肇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展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后呈现出繁荣局面。后一时期以研究专著的出现、研究队伍的形成、研究方法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为显著标志。今天，戏曲文物研究已经成为曲学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无法替代的领域。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研究，打破了曲学界以文献为唯一资料来源的单一研究方法。大批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戏曲研究的许多空白。它们不但印证了某些文献记载，而且补充了文献资料之不足，纠正并完善了戏曲研究中某些既定看法。戏曲文物研究还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戏曲观念的丰富与更新，彻底改变了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单一研究局面。就戏曲文物研究状况而言，区域性、断代性研究较多，整体性研究较少。介绍性、微观性研究居多，理论性、宏观性论述偏少。就事论事者居多，由文物的发现而引发的对戏曲史的重新思考比较欠缺。戏曲文物的发现对戏曲研究的贡献还未得到认真总结。所以，对二十世纪戏曲文物的发现与研究进行总结，并从宏观上重新认识中国戏曲史是非常必要的。同时，系统全面的资料搜集整理工作也尚未进行。本课题的研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开始。戏曲文物是按属性分类法从文物中分离出来的，本文据形态分类法，将其分为戏台、雕塑、碑刻、戏画、抄（刻）本、舞台题记、其它，共七类。文物条目以单种（或组）器物为单位，共得1500余条，列表介绍，作为附录部分，字数约30万。内容包括“名称”、“时间”、“内容简介”、“发现地”、“公布情况”、“研究状况”六项。曲学有狭义广义之分，本文取其前者，主要指宋元明清戏曲研究。考虑到学位论文以论为主、要有创新的要求，本文既注重学术史的总结，又力争从材料中得出新的观点。第一章介绍戏曲文物发现与研究概况。戏曲文物之真正发现，戏曲文物研究的自觉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介绍为主。主要发表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月刊》、《国剧画报》等刊物上。抗战开始后的十余年间,戏曲文物的发现处于停滞状态.从五十年代开始，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展开，戏曲文物的发现有了长足的进步。种类除了戏台、戏曲碑刻、戏曲绘画外又增加了戏曲雕塑、出土戏曲剧本两类。八十年代以来，戏曲文物的发现进入了全面丰收的新时期。地下宝藏频频面世，地上文物被广泛调查介绍。文物种类又增加了“舞台题记”一项。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编纂《中国戏曲志》，各省分卷编撰人员随即展开了首次全国范围的戏曲文物调查。戏曲文物研究亦可分为三个时期。三、四十年代为发轫期，研究以文物介绍为主。五十至七十年代为发展期，研究范围扩大，专业研究人员出现，研究力度加深。本期共发表带有戏曲文物的报告29篇，戏曲文物研究论文16篇。兼收戏曲内容的碑刻集1部。戏曲版画集1部。八十年代以来为繁荣期。文物考古刊物大量增加为戏曲文物的公布创造了条件。以戏曲文物研究为主的集刊《中华戏曲》问世。本期共发表有关戏曲的文物考古报告260余篇，研究论文280余篇。研究专著的出现是一个学科形成的重要标志。本期出版的专著有：刘念兹《戏曲文物丛考》、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廖奔《宋元戏曲文物与民俗》、杨健明《中州戏曲历史文物考》、周华斌《京都古戏楼》、陈历明《〈金钗记〉及其研究》黄竹三、王福才《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景李虎《宋金杂剧概论》、廖奔《中国古代剧场史》、《中国戏剧图史》。论文集：《河东戏曲文物研究》、黄竹三《戏曲文物散论》。研究队伍的出现与壮大是一个学科形成发展的首要条件。上一期的研究者中已有不少专家，但多数对文物仅是偶尔关注一下，所以这一时期还谈不上形成“研究队伍”。本期情况则大为改观，有戏曲文物研究专著者7人，发表论文者140余人，其中论文数量在5篇以上者23人（包括有专著者5人）。一支数量可观的、稳定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由戏曲文物的发现而引出的剧场史研究，开拓了曲学研究领域。王国维、青木正儿的戏曲史研究均不涉及剧场史。周贻白的《中国剧场史》也颇为简略。真正比较完备的剧场史研究始于八十年代以后，其成就主要得益于戏曲文物的发现。本文第三、四章描述古代“庙台广场”式剧场的发展演变轨迹。宋金元时期，祠庙里开始建筑“舞亭”“乐厅”等固定表演场所，庙台广场形制开始创建。明代祠庙戏台从面积到布局都有发展，过路戏台与二层看楼出现。清代，戏台建设全面繁荣，数量增多、建筑宏丽、形制完善。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现存古戏台绝大多数在祠庙（会馆亦供奉神灵，亦为祠庙之一种）内，勾栏剧场与其它演出场所（如堂会等）仅见于文献记载，相关研究也比较充分，所以本文着重以已发现的古戏台为对象描述祠庙剧场之发展史，兼及戏园与宫廷戏台。最后一节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庙台广场是中国古代剧场的基本形制。然后探讨庙台广场式剧场形制对戏曲特征形成的作用。庙台广场功能驳杂，具有开放性、嘈杂性、简陋性等特点。这些特征对古代戏曲戏无定本、程式化、脸谱化以及高亢嘹亮的音乐、唱白等特征的形成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演出史本应成为戏曲史中心之一，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它一直被置于戏曲史的边缘。戏曲文物，尤其是大量乡村赛社演剧文物的发现，显示出古代戏曲演出的繁盛。演出的繁荣不但产生于有大量剧作传世的地区，而且出现于那些创作并不繁荣的地方。后者在以戏曲文学为主的“戏曲史”中往往是一片空白。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本文第五、六章主要勾勒赛社演剧的历史轮廓。 宋金元时期，赛社演剧制度基本确立。明代，赛社演剧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与规范。赛社演剧的普及与繁荣，则是入清以后的现象。第六章最后一节，探讨赛社献艺与戏曲生存发展的关系。原始性宗教祭祀，尤其是民间宗教祭祀，在古代中国历史悠久、绵延不断。作为“古代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迎神赛社是中国古代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它以民间活动为主，官方与民间相互渗透、融合。而赛社献艺是这一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赛社演剧是古代中国公共性戏曲活动的主要方式。作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而存在，是它能够长盛不衰的主要原因。所以，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古代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在宋代的兴盛是戏曲形成于宋代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以前有关戏曲形成问题的研究中是不被重视的。第七章简略追述戏曲观念史。大致而言，宋元时期，文人士大夫仅承认戏曲的讽谏作用。元代戏曲家正式提出戏曲的教化功用。专门性戏曲碑刻的出现标志着戏台在祠庙中单独新建的开始。入明之后，主流社会对戏曲的看法有了明显转变。戏曲被纳入“一代之文学”的行列，并被称为“正音”。教化说被进一步强化。祠庙碑刻中多从悠久的祭祀、礼乐传统中寻找赛社献戏的合法性，戏台多被命名为“乐楼”。戏曲的起源被追述到先王所制之古乐。入清以后，一些文人将戏曲提高到与经史并肩的地位。戏曲的历史借鉴作用的阐述臻于完备，劝善惩恶、移风易俗的教化功能也被发挥殆尽。同时，戏曲的娱乐作用也得到了有限的承认。戏曲被认为是沟通神人的最有效媒介。赛社演剧变成了祭祀神灵、祈福禳灾的充分必要条件。戏曲的起源由古乐被进一步追述到天道，从而获得了本体论式的解释。至此，戏曲存在尤其是赛社演剧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完全确立。受王国维与吴梅的影响，二十世纪曲学研究形成了以文学与音律为中心的特点。五十年代以来，各大学中文系将古代戏曲纳入古典文学领域进行教学与研究。这一制度客观上巩固并加深了上述倾向。戏曲文学研究遂成为戏曲研究的绝对主流，而戏曲作家作品研究又成为戏曲文学研究的重心。戏曲史被描述为戏曲作品创作史加音律声腔演变史。戏曲文物的发现引起了曲学研究方法与领域的拓展。文物考察、田野调查之风日盛，由此导致更多珍贵文物资料的出世。除剧场史、演出史研究的深化外，近年来，各种地方戏、幸存的古老剧种、宗教祭祀剧等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这些研究活动与成果彻底打破了戏曲研究中以文学加音律为中心的传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多样化的繁荣局面。由此，重建中国戏曲史的呼声日益响亮。以舞台艺术、演出形态为中心的戏曲史观受到了广泛的赞同。戏曲演出活动的历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的核心。
豫剧在中国传统戏曲艺术中被列为除京剧、评剧、越剧、黄梅戏之外的五大剧种之一，除了它具有二、三百年的历史沉淀之外，它的传播广度、受众数量、剧本质量以及在唱腔、舞台表现力等方面着实有着其它戏曲种类所不具有的优越性。豫剧产生的具体时间已无可考，自清代乾隆朝以后开始大面积的衍生、发展。豫剧的产生与发展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是草台班社阶段。如果从乾隆时期开始算起，至少昆曲、秦腔乃至汉剧、徽剧等这些老的剧种已经为豫剧的形成做好了程式和样板，所以说，豫剧产生的起点是比较高的。第二个阶段为半职业到职业艺人的产生阶段。豫剧开始有了“书会”、“社会”的构成，艺人有了较为稳定的收入，优秀的剧本不断产生，艺术形式不断翻新，唱腔被不断改良，影响力越来越大。第三个阶段为旧戏向新戏的转变，也就是戏曲改良阶段。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以樊粹庭、王镇南为代表的改革家将豫剧中的低俗成分逐渐摒弃，提高了剧种品质。（有完整的）
编辑本段戏曲的起源 中国戏曲源远流长，它最早是从模仿劳动的歌舞中产生的。先秦时期 （一）先秦——戏曲的萌芽期。《诗经》里的“颂”，《楚辞》里的“九歌”，就是祭神时歌舞的唱词。从春秋战国到汉代，在娱神的歌舞中逐渐演变出娱人的歌舞。从汉魏到中唐，又先后出现了以竞技为主的“角抵”（即百戏）、以问答方式表演的“参军戏”和扮演生活小故事的歌舞“踏摇娘”等，这些都是萌芽状态的戏剧。唐中后期 （二）唐代（中后期）——戏曲的形成期。中唐以后，我国戏剧飞跃发展，戏剧艺术逐渐形成。宋金时期 （三）宋金——戏曲的发展期。宋代的“杂剧”，金代的“院本”和讲唱形式的“诸宫调”，从乐曲、结构到内容，都为元代杂剧打下了基础。元朝时期 （四）元代——戏曲的成熟期。到了元代，“杂剧”就在原有基础上大大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戏剧的基本特点，标志着我国戏剧进入成熟的阶段。其中最为杰出的作曲家为关汉卿，他的代表作《窦娥冤》历来被后人称颂。明清时期 （五）明清——戏曲的繁荣期。戏曲到了明代，传奇发展起来了。明代传奇的前身是宋元时代的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是在宋代杂剧的基础上，与南方地区曲调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的戏剧形式。温州是它的发祥地）。南戏在体制上与北杂剧不同：它不受四折的限制，也不受一人唱到底的限制，有开场白的交代情节，多是大团圆的结局，风格上大都比较缠绵，不像北杂剧那样慷慨激昂，在形式上比较自由，更便于表现生活。可惜早期南戏的本子保留下来的极少，直到元末明初，南戏才开始兴盛，经过文人的加工和提高，这种本来不够严整的短小戏曲，终于变成相当完整的长篇剧作。例如高明的《琵琶记》就是一部由南戏向传奇过渡的作品。这部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地表现了一个故事，并且有一定的戏剧性，曾被誉为“南戏中兴之祖”。明代中叶，传奇作家和剧本大量涌现，其中成就最大的是汤显祖。他一生写了许多传奇剧本，《牡丹亭》是他的代表作。作品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死生离合的故事，歌颂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幸福爱情，要求个性解放的反抗精神。作者给爱情以起死回生的力量，它战胜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取得了最后胜利。这一点，在当时封建礼教牢固统治的社会里，是有深远的社会意义的。这个剧作问世三百年来，一直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直到今天，“闺塾”、“惊梦”等片断还活跃在戏曲表演的舞台上，放射着它那艺术的光辉。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正是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华戏曲应运而生。高度发展的政治、经济为戏曲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社会条件，蓬勃发展的文化艺术又为戏曲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物质基础，从而大大地推进了它的形成历程。 戏曲遭受外来文化的影响。随着现代科技和现代信息传媒技术的迅速发展，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深入，西方一些国家利用其经济优势、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实施“文化霸权”、“文化渗透”和“文化侵略”，继续进行其“文化殖民化”和“西方化”,向我们推销他们的意识形态和人生价值观。高校大学生由于求知欲旺、好奇心强,接受新鲜事物快,容易受到多元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给我们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严峻挑战。特别是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袭,使一些高校学生“无意识”地认同和接受西方的价值观,进而怀疑和否定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应当预防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素因为西方价值观念的侵袭而变质,从而失去持续存在和发展的空间的危险。3.戏曲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在我国,受网络文化影响最深、最广的莫过于有较高文化层次的大学生了。网络文化一方面以其雅俗共赏、信息量大、知识性与趣味性强、观念开放等特点，极大地吸引着高校学生，给高校教育拓展了新的空间，开辟了新的途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过于开放性以及过多的现代娱乐项目，也给戏曲传统文化教育带来了新的竞争
戏剧是描写人生的艺术，真实应是它的第一要素，人们常说，艺术是真善美的统一。在我看来，真是戏剧的基础，是生命；善是这个生命的意义、价值；美使得这个生命有持久的可以品味的艺术魅力。 何谓真实？它是有一些基本品质的。第一，它能使观众信以为真。观众明知戏是假的，舞台所演是个虚构的世界，看戏是娱乐，是一种精神游戏，为什么又很乐意在心理上接受戏剧的支配，做“介于信与不信之间的有意识的自欺”呢？原因就在舞台上表现的人生，能使观众产生可以出入于自身经历的种种联想，从而加深对人生的体悟。有了这种联想、体悟，就会获得虽假犹真的审美愉快。美国剧作家阿瑟·密勒说：“戏剧与任何艺术相比更要求中肯恰当。如果一出戏能令人相信‘事情正是这样的’，那么，即使它缺点很多，仍不失为好戏。”如果一出戏连可信这一关也过不去，观众在看戏过程中不断产生疑问，就难以进入审美状态，有时甚至感到智力受了伤害。这样的戏还谈什么真实呢？第二，戏剧的真实还必须是动人的，是情感化了的真实。在社会科学中，真实可以用理性来直接表达。但在戏剧中，理性隐藏在情感之中，是靠情感的真实来影响观众的。明代作家袁于令说得好：“剧场假而情真。”这个“情真”，先由艺术家体验到了，他先被自己的体验所激动，才有可能打动观众。而戏剧的情感，是感性状态的理性，总是包含着是非判断的。表现美好的情感或邪恶的情感，都是经过了艺术家理性之光的照耀，是审美化了的东西，不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所以看莎士比亚的悲剧，不会染上麦克白的野心、理查三世的残忍、奥赛罗的猜疑。戏剧中的真总是要通向善的。现代戏曲在对人性的描写上，会超脱于过去的价值判断，其表现方式也不一定黑白分明，有些作品还着力于表现“灰色地带”，仍然不会泯灭是非善恶，泯灭理性精神。那种不包含是非善恶的愉快，只是一般的消遣性娱乐，成不了高尚的娱乐，不是戏剧真正的审美愉快。因而第三，戏剧的真实，还应当是有力量、有力度的。这种力量，源于戏剧的真实、真情，不是细琐的、卑微的，而是表达了某种“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旨趣”（黑格尔语），或者如恩格斯说的“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我们不能要求许多作品都有思想力度、深度，但如果太缺少这类作品，现代戏曲就没有脊梁骨了。 真实不同于事实，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真实是一种感受，是来自客观又对于客观有认识意义的主观感受。真实不同于事实。历史学要靠事实，戏剧艺术要靠真实。戏剧所以要写“事实”（故事）只是为了让观众感受真实，并非为了“事实”本身；而这个“事实”一般也不必是现实中的事实（或称实事）来支持的。鲁迅论讽刺艺术时说：“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艺术离不开虚构，允许幻想，甚至可以出神出鬼。写历史剧，在历史事实与艺术虚构之间，艺术家可以自由摆动。摆动的自由，服从于能表现出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的可能性”（莱辛语），并且，它是和艺术家的意图紧紧地连结在一起的，达到情与理的相互渗透和自由转换。我们似乎有一种重事实、轻真实的倾向，如所谓重大题材，以为找到了它就可以获得巨大的真实了，客观效果常常并非如此，因为受实事的束缚较多，就难以在真实的开掘上获得充分自由。在过去传媒不发达的年代，写时事新闻的戏很有号召力，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情况了。对于观众来说，戏中的“事实”在时间上离我们是近还是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的贴近。心灵的贴近对艺术家和观众都很重要。而且还应看到，时间距离恰恰是创作上拥有较大自由度的有利条件，京剧《曹操与杨修》、梨园戏《董生与李氏》就是很好的例子。 真实靠正确的形式支撑黑格尔有句名言：“艺术家之所以为艺术家，全在于他认识到真实，而且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供我们观照，打动我们的情感。”艺术家要传递给观众的真实，或者说，能被观众感受的真实，都是经过形式中介的。艺术家是用形式同观众打交道的。所谓“放到正确的形式里”，也可以叫做正确地进行形式化，进行形式创造。联系到戏剧，这个形式怎样才是“正确的”呢？有几个基本观点可说。 首先，在戏剧中，形式化就是动作化。从艺术分类学的角度来说，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它有两个基本品质：（一）“动作就是实现了的意志”；（二）“动作在本质上须是引起冲突的”（黑格尔语）。戏剧动作不等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谈举止，对于后者，必须经过选择、提炼，被赋予以上两个品质，才成为戏剧动作。而意志和冲突，产生于过去又直接指向未来，其当下的感性过程就是戏剧情节，就是性格的历史。因为动作是实现意志、引起冲突的，就会“导致动作和反动作”，就有了戏剧性。我们看戏，觉得“平”、“冷”，觉得“没戏”，多半是由于缺少真正具有戏剧意义的动作。没有动作化的真实，不是戏剧的真实。 其次，戏剧动作是有不同形式的。对于演员来说，动作不是单指形体动作（表情、姿态），而是语言、心理、形体的总和。其感性呈现就是角色形象。戏剧所以会有不同的样式，如话剧、歌剧、芭蕾舞剧、戏曲（要说“剧种”，这才是真正的剧种分类，我们戏曲中的所谓“剧种”，有许多是地方性因素，并不都具备样式类别的意义），归根到底，在于动作有不同的形式。话剧的动作是接近生活本来形态的，它的重点是语言，是口语化的台词。歌剧的重点是歌唱和音乐，舞剧的重点是舞蹈和音乐。歌剧不以舞作为动作形式，舞剧不以歌作为动作形式。而戏曲的动作是一种有歌有舞的综合形式，通常称之为唱念做打。不管是哪一种戏剧样式的动作，包括写实主义的话剧在内，都是“第二自然”，是人工的自然，都是经过了精心处理的艺术形式。所以，要“把真实放到正确的形式里”时，有个先在的条件，只能“放在”特定戏剧样式的动作形式里，因而动作化时，有没有样式意识，是能否“正确”的一个重要关键。观众看有些戏曲常要批评它是“话剧加唱”，多半是在整体的形式化中缺乏样式意识。有明确的样式意识，是创作上的一种本体自觉。 其三，动作形式既有继承性也有变易性。以戏曲而言，无论唱念做打，都具有历史地积累下来的形式技巧，其规范化形态通常叫做程式。形式既然是艺术家和观众的特殊关系的体现，因而在形式化过程中，重视剧种的样式特征，充分运用固有的程式技巧，是同尊重观众的欣赏需要相一致的。然而这种继承性又是相对的，它会随时由于表现真实的需要，作出某种幅度的变易。所以形式化不可以简单地等同于程式化。形式化大于程式化，形式化中可以吸纳、融入非程式的因素。说得再大胆一点，在现代戏曲的创造中，形式化乃是程式化和反程式化的多样统一。现代戏曲的形式化，还包含一个新的任务：要实行形式上的更广泛的新的综合。有了这种更广泛的新综合，才能在同一种戏剧样式中，实现演出样式的多样化。演出样式的核心是演员的动作，是动作的样式特征，但光有这个核心还不够，还要有它的外延部分，包括听觉方面的音乐、音响和视觉方面的化装、服装、布景、灯光。另外，还可以在观演关系上作特殊的空间处理。有了这些因素的积极而又“正确”的介入，演出样式才能获得个性鲜明的艺术风格。而这方面的经验，戏曲自身较少，要靠借鉴外来经验，这是戏曲现代化中不能跳开的过程。引进外来经验，常常会产生不协调，吸纳容易消化难呀，却又不能因噎废食。艺术上的现代化，有创新和破坏的两面性，要尽量保护创新，减少破坏。这要靠实践经验的积累，培养出一批艺术大家，才能逐渐减少混乱和痛苦。真实的形式化一旦获得整体性成功，会给观众以极大的审美愉悦。到了这儿，真又通向了美。观众看戏，既要由真带来感动，又要由善带来心灵的净化、升华，还要由美带来反复的品味，持久的陶醉。但满足于感动以至心灵的震撼，还不是戏剧审美经验的全部，能够达到朱光潜说的“内容沉没下去，形式浮现出来”（沉没不是消失，浮现出来的形式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时候，才可以说，我们真正是把戏曲当艺术品来欣赏了，才能深入体会戏曲艺术的无穷
戏曲的地域性与语言艺术探析论文
“地方化”不仅仅是戏曲艺术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不断扩张的一种重要方式,更是“当代戏曲的一大特色”,在“戏曲”这个大的艺术门类之中,各个地方剧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殊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地域性”成为中国戏曲“传统”的重要特点之一。
此外,地方戏曲作为由一定区域内的民众共同创造、共同欣赏的区域性剧种,它体现了一个地区民众的总体审美趣味,是该区域内所有民众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能高高在上地站在“保护文化艺术多样性”的立场,空泛地给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点下定义,也不能不切实际地考虑到不同地域的民众对本地戏曲的审美和民俗需求。对一定区域内的演员和观众来说,地方戏曲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是他们休闲娱乐、情感交流及宗教祭祀的必需品。以陕西省宝鸡地区民间秦腔演出活动为例①,庙会请戏不仅带有原始的“娱神”意味,更是村民们联络乡情、丰富农闲生活的需要;同时,在演出中还能够通过吉庆剧目,来表达一种质朴而单纯的、对幸福生活的期望。葬礼请戏,往往是因为逝去的老人多为秦腔戏迷,子女们希望通过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孝心;同时,这也是为了犒劳为举办葬礼而辛苦忙碌的乡亲邻里。至于各种企业开业、周年庆典请戏,一是企业希望借上了妆、带有“神气”的戏曲人物避邪求福,再则也给附近的居民(也即企业的潜在消费者)提供一场免费看戏的机会,企业方面可以借此机会表达“对父老乡亲的感谢”,是一种巧妙的广告策略。又如,笔者曾对兰州市区内主要茶园进行过调查,发现当地的茶园演出和业余自乐班活动,对于相当一部分中老年市民来说,听着熟悉的秦腔唱段喝茶、谈生意、拉家常,正如年轻人进KTV消遣一样,是他们日常娱乐、交际生活的一部分。而自乐班中各个年龄阶段的业余秦腔表演爱好者聚在一起,吹吹打打、弹弹唱唱,更是他们文化娱乐消遣、甚至是精神寄托的主要形式。
同样地,全国各地的戏曲演出均各有其符合地域文化和风俗习惯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只有针对这个区域内的民众才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把东北二人转搬到苏州水巷茶楼上去,把昆曲小调放在陕西尘土飞扬的庙会戏台上,其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各地方剧种就像不同品种的花卉植物,只有在适合自己的地域文化土壤中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如果硬生生地把他们拔出来,“移植”到另外的土壤里,除了日益干枯僵死,别无出路。
与戏曲的剧种多样性相表里的,是它的民间性,“民间”这个词除了通常意义上含有的,与“官方”、“正统”、“贵族”等带有社会阶级性的词汇相对立的意思之外,更有“地域性”的含义。因为“民间”归根到底是民众的民间,不同地域的民众物质生活、精神世界的多样性,决定了“民间性”具体所指的多样化和地域性差异。以往研究者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已经指出戏曲在表达民众的思想情感、[2]审美娱乐需求、[3]民俗生活需要[4-6]等方面呈现出的“民间”特性,但对民间性的思考还不能就此打住,因为所有这些需求还具有地域限制性。如果只强调笼统意义上的“民间”而忽略了“民间”内部的多样性和民众群体的.复杂性,就很容易造成对真正“民间性”和具体民众群体需求的漠视。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曾指出,如果将广大知识阶层、贵族阶层或者说城市统治阶层的“传统”视为“大传统”,而将底层民众的“传统”视为“小传统”,那么,这两种“传统”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存在着这一种长期的相互影响的关系。“大传统”会对“小传统”形成“下渗”作用,而“小传统”既有积极向“大传统”靠拢的愿望,也会对“大传统”产生重要的影响。[7]29也就是说,“传统”有着自为的生存空间和发展倾向,传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们热爱并且需要它们;传统的变迁“起源于传统内部,并且是由接受它的人所加以改变的”,这种变迁“并不是由‘外界环境’强迫他们作出的,而是他们自身与传统之关系自然成长的结果”[8]229。如果从理论研究的角度出发,为了保持某种演出形式的“民间性”而否定这种演出形式自身的发展要求,无疑是对遗产传承的自然链条的一种粗暴的人为破坏。戏曲的民间性,是具体、集中地体现在一群活生生的民众之中的,地方戏曲就是为了满足不同地域民众各种层次的需求而形成多种剧种形态的,我们必须尊重这种建立在地域差异基础上的剧种差异性。
以往学者对民间戏曲的研究,多是从文化分析、艺术欣赏、历史研究的层面展开的,但对于地方民众而言,戏曲的意义也许并不在此。比如,对于陕西民众来说,“请戏”、“唱戏”,首先是一种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传统,是婚丧嫁娶、庙会祭祀以及各类庆典上必不可少的活动项目。其次,“看戏”则是一种能够带给人以愉悦感的娱乐活动和一种与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交流机会。此外,广大农民观众们,还相信传统秦腔剧目大部分都是讲述真实的历史故事。笔者田野调查时,剧团演员常常叮嘱我,要记住每出戏讲述的故事发生的年代,因为他们认为“这在历史上都是真事,人家是有记载的”。从《闯宫抱斗》、《太和城》到《八义图》,再到《出汤邑》、《金沙滩》、《二进宫》,几乎每次演出历史戏,演员们都会向我强调这一点。
传统秦腔戏剧目确实是以历史剧居多,而且很大一部分剧目都是基于历史演义而发挥出来的,其中包含了一些历史真实的成分。虽然这些民间传说和曲艺作品中的历史,对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都是“戏说”、“歪说”,但在广大民间观众中却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传统的秦腔历史戏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赢得了演员和观众的“尊重”。特别是那些讲述民族英雄和忠臣烈士英勇事迹的历史戏,无论演员还是观众都会对其中的主人公抱有崇敬之情,而对奸臣逆贼则嗤之以鼻。典型的表现是,一出秦腔传统历史戏中,戏分最多的肯定是忠臣义士而不会是奸贼,团里台柱级别的须生演员很少饰演坏人,而演员也往往不愿以自己饰演反面角色的戏作为自己的拿手戏①。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一般不会为“坏人”的表演而鼓掌叫好,更不会为饰演反面角色的演员“搭红”、放鞭。②[9]72如秦腔传统剧目《八义图》(即《赵氏孤儿》———笔者注)演出时,饰演为救孤儿而慷慨赴死的卜凤、公孙杵臼、程婴等正义人物的演员都会被“搭红”、放鞭,而屠岸贾的饰演者,即使被有些观众称赞“演得好”,也不会得到这样的待遇。也就是说,戏曲的“教化功能”其实不仅仅是上层统治阶级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对戏曲提出的“非分要求”,也不仅仅是文人创作者从主观态度出发的“一厢情愿”,同时还是广大观众心中已然形成的一种观赏需求。戏曲在民间传播,确实起到了知识传播和道德培养的积极作用。戏曲剧目的“历史讲述”和“道德教化”特点,对地方民众思维方式、价值判断的培养和塑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这也是戏曲地域性特点的一个重要方面。
总而言之,戏曲“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不仅体现在不同剧种形态各异的表演方式和艺术风格上,更体现在各剧种与他们所属地区民众的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密切关联之中。我们不应该只站在“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保持戏曲艺术多样性”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立场上,对如何保护、如何发展指指点点,而应该认识到,这种“多样性”的形成和发展首先取决于民众多样化的审美娱乐需求。应该首先弄清楚观众需要什么,并尊重他们的需要,给他们传承或者改变自己的“传统”的自由。
所谓“口头性”,是借鉴了英文单词Oral/Orality的译法,包括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承两层含义,在OralandIntangibleHeritage(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和OralPoetry(口头诗歌)这两个相关的重要概念中,“口头”(Oral)均同时包含这两层含义。有学者指出,应将其译为“口传”更为合适,[10]36诚然,“口传”固然强调了传承方式的非文字性和动态性特点,却忽略了艺术创作过程中的即兴发挥和口头创造性。因此,笔者以为,反倒是“口头”这个似乎比较含混的词语更有概括力。虽然借用了英文词汇,但并不是说中文语境中就没有这一概念;恰恰相反,我国文化传统中,强调“口头”材料价值的历史要更为久远:如汉语中“文献”一词中的“献”字,朱熹曰:“文,典籍也;献,贤也。”即,“文”原是指书面的文字记载,“献”则指博闻的贤人的口头传闻。[11]12可见,文化传统的“口头性”特点,是人类文明的共有特征。
曾有学者将戏曲归结为“语言的艺术”,并从“文学性”的角度对戏曲的“现代化”提出要求。自然,大部分戏曲剧目都有大量可以以文字的形式进行创作和记录的唱词、念白,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元杂剧”、“宋元南戏”、“明清传奇”和“地方戏”都是一种“戏曲文体的概念”[12]4,似乎也未尝不可。接着,如果从文学角度出发对戏曲的唱词和念白进行分析,认为其具有“诗的韵律、节奏”,从而将元杂剧、宋元南戏都纳入“抒情诗”[13]8的范畴,这个逻辑也大体不谬。这也是很多学者斥责清末以来以京剧为代表的地方戏,“使戏剧文学性和思想内容大大‘贫困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14]5但笔者以为,即使考虑到戏曲拥有大量韵律化和节奏化的唱词和念白,故而承认“戏曲文学”的存在、承认“戏曲”的抒情诗本质、承认戏曲是在表达某种思想和情感,也必须认识到,这是一种“口头文学(Oralpoetry)”,它遵循着“口头诗学(OralPoetics)”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口头诗学”理论源自西方文学理论界对荷马史诗的形成及其传播形态的讨论,20世纪30年代,帕里和洛德在对南斯拉夫地区口头史诗的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世命名为“帕里洛德”理论的观点。自此以后,有关口头诗学理论的方法,“已经影响了散布于五大洲的、超过了150种彼此独立的传统的研究”[15]5,这一理论在大量人类学调查材料的基础上,强调被传统的研究方法所忽略了的史诗文学的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特性。“口头诗学”理论,对我们认识中国曲艺和中国戏曲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戏曲的成熟和完善得益于唱讲文学提供的足够多的、情节足够丰富的故事本事,当前许多盛行的剧目,无论是元杂剧、宋元南戏还是明清传奇、地方戏曲剧本,都和唱讲文学有很大的关联,甚至有学者提出,许多地方剧种完全就是在地方说唱艺术的基础上形成的。当然,有关唱讲文学对戏曲艺术所产生影响究竟有多大的问题,相关的研究仍需进一步深入;但可以肯定的是,戏曲从唱讲艺术中吸收了很多珍贵的养料,其中就包括“口头性”特征。由于唱讲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艺术样式,“一般来说,说唱的文本就是这样从无数艺人的口中产生的‘口头创作’的阶段成果”[16]48—49。对民间说唱艺人来说,“与文字相比,戏剧或说唱的词句首先是作为‘声音’存在的”,而且艺人还常常“得到师父口头传授书词”[17]84。即使对于现成的演出本,“艺人们也一般不将其书词全部背诵下来,而仅仅是记住其故事情节和成为‘赞’、‘套’、‘赋’的某种韵文就登场了”[18]87。那些认为戏曲源自唱讲艺术、戏剧剧本来自说唱文本的观点,至今有一个问题无法解释,那就是,为什么从说唱文本到戏曲“剧本”之间的“链条仍有一些缺环”?有学者将完善这些“缺环”的希望寄予“文献发现”[18],其实,这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戏曲艺人的口头创造。既然唱讲文学本身,允许艺人对底本进行口头的即兴创作,当它转为另一种形式不同却拥有更加突出的“表演”本质的艺术所用时,这种被实践证明极富创造力和实用性的创作方式,自然会被继承下来。从“口头诗学”的角度来思考,也更容易理解中国戏曲幕表制、条纲戏的演出形式何以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如果考虑到戏曲唱词、念白的“文学形式”,从文学角度理解戏曲的“传统”,这也未尝不可,但必须认识到戏曲剧本不仅仅“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19]1,而且是可以直接在场上以口头方式创作、并且以师徒之间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下去的。
戏剧是由“文本”和“表演”共同组成的一种“综合艺术”,两者缺一不可,互相依存。上文已经分析指出戏曲“文本”的口头性质,那么接下来,则需再来探讨“表演”的口头性质。事实上,用口头诗学的理论分析戏曲表演的口头性仍有一定的局限,因为舞台表演已经远远超越了口头讲述、口头表演的唱讲艺术范畴,而具有肢体表演艺术的特征。笔者此处只是借鉴口头诗学的理论思维,反对将戏曲艺术文本化、将演出凝固化,认为戏曲的舞台表演具有类似于口头表演的临场创造性和口头传承性特征。笔者在对宝鸡新声剧团及宝鸡秦腔民间演出形态的调查中发现,同样的一个剧目,从来不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演出。正如有老艺人明确指出的那样,有些戏“根本没有啥本子”,“不同班子有不同班子的演法”。唱词和念白部分尚且如此,具体的身段表演就更加具有灵活可变性了。新声剧团丑角演员杨宝国的表演就很能体现这一点,作为该团唯一当行的丑角演员,他饰演的刘媒婆、杨三小、花仁义、赵飞等角色,时常令观众捧腹大笑,而同样的这几个角色每一场他都有不同的演法、不同的台词和动作,每一场都会增加自己临时发挥的“活口”。当笔者问他这些活口是如何编排出来时,他笑着回答:“这都是胡说八道呢,没有啥道理。见啥人说啥话么!”但又随即严肃地说道,“虽然不存在编排那一说,可也不能真的胡说,要心里有底,说得干净利落、适可而止。”①
其实,理解戏曲的口头性特点,也只能是作为理解戏曲唱词、念白等语言性表演部分的一个新切口。凝结着更多戏曲“传统”的表演的口头性,则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切入,那就是师徒之间“口传身授”的技艺传承方式。由于戏曲演出纯粹依靠演员高度技艺化、繁难化[20]的肉声演唱和肢体表演,因此,从根本上来说,戏曲是完全诉诸场上的一种表演艺术。它的许多身段程式不仅无法用文字来记录、表达,甚至也是“口传”都说不清楚的。和其他所有类型的文化传统一样,在世代延传过程中的“那些弦外之音(over-tones),不言而喻的知识(tacitknowledge)成分,以及洞见之类不宜应用原理和规则的东西,是不能以明确的语言进行传授的,而要通过内心联想,通过对动作执行者的典型行为的移情来获得”[8]23。具体至戏曲艺术中,就需要老演员的亲身示范,也就是“心授”,演员们习惯称之为“带着走一遍”。演员“跟着铜器点子”、“跟着师父走一遍”之后,很多困惑便可以得到解决。
同样以宝鸡新声剧团为例,该团大部分年轻演员毕业于各类戏曲学校,三年的在校学习仅能掌握基本的表演技法,进剧团后,要想上台表演还需要由老演员对其作具体的指导,这种指导便都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进行的。笔者在调查期间发现,这种技艺传授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发生,灵活性很强、形式也比较多样,比如年轻演员在台下观看老演员的现场表演,休息时听老演员“说戏”,等等。如今,随着各种视频影像资料的普及,年轻人还可学习其他知名演员的表演。但这样“看”、“听”、“说”仍然不够,还需要“做”,即老演员的动作示范和年轻人自己的舞台实践。总之,老演员的口传心授和年轻人的身体力行,是戏曲表演技艺得以传承的两个根本要素,二者缺一不可。这一点,从新声剧团老团长李扶中对现在大部分演员不认真练功,只想偷懒地看看、听听,“上台后学样样”的现象表现出的强烈不满也可以体现出来。正如他情绪激动地感慨道:“不是说所有东西都是你看就能看会的,这需要功夫,没有功夫,你演的就算是对的、没错,也不好看、不合式,行家一看就看得出来你这个演员的水平”②。
事实上,认为戏曲是“语言艺术”和认为戏曲是由“剧本”和“演出”共同组成的“综合艺术”这两种观点,笔者均不敢苟同。但上文仍然在肯定这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分析戏曲“传统”的口头特征,只是为了强调认识“口头性”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戏曲不仅仅具有口头艺术的特性,更是一种纯粹的表演艺术,无论是其体现为“文学形态”的唱词和念白、还是最终以“表演”为本质的成品———一次具体的演出,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舞台表演艺术就是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瞬间结合,它的本质就是intangible”,也就是“无形性”、“转瞬即逝性”①[21-23]。而戏曲之所以具有这种intangible之特性,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以演员在场上的“在场表演”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师徒之间的口传心授为主要传承方式,既不囿于剧本、灯光、舞美等物质工具,也不会停滞于任何一个固定状态,整个创作、传承过程都依赖“人”的创造力,长期处于不断更新、不断变动的发展过程中。
以剧种多样化和民间性为主要表征的地域性,和以口头创作为主要创作方式、以口传心授为最佳传承模式的口头性,是戏曲“传统”最为突出的两个特征。其中,剧种多样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至今仍然在继续。口头创作和传承的灵活性、创造性也体现出强烈的活态特性。因此,戏曲的“传统”绝对不是已经僵死的、固定不变的、“跟不上时代”的“旧传统”,而是内在的蕴含着无限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一种“活”的传统。遗憾的是,这一点却常常为传统戏曲研究所忽略。[24]96因此,笔者以为,回归“传统”,肯定“传统”的活态性和创造性,发掘古老“传统”对当下戏曲传承、发展的重要意义,从“传统”中汲取力量,是解决当前戏曲困境的根本出路。
如果楼主觉得多，可以自己删。戏剧起源关于戏剧起源，有九种说法。在此，我们只详细讨论各种关于戏剧起源的歌舞说的观点。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三种：（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狩猎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狩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狩猎动作的模仿。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狩猎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狩猎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的见解。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俳优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假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娱乐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开元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在这里叙述了歌舞说的观点，希望关于戏剧起源有更多的人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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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非常有名的戏曲,根据流派的不同,唱词也略有不同,分析一下范派和傅派.在戏曲的第一场,叙述了一位待字闺中的小姐祝英台,非常渴望女子也能和男子一样有着相同的身份和地位,为了争取,她想去读书,可是当时的封建社会是不允许的,代表封建势力的父亲不同意,因此她设计使得自己女扮男装能去读书,在读书的途中遇到了善解人意的梁山伯.并结伴去书院读书,由于志趣相投便结拜为兄弟,这里为他们产生爱情埋下了伏笔,因为爱情是有共同兴趣和爱好的.第二场叙述了梁山伯对祝英台非常地好,祝英台十分眷恋他,并且自己也喜欢梁山伯,为了体现梁山伯的诚实的美德,也交代生活了三年,怎么能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子的疑惑,通过耳环痕的对答充分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也埋下了十八里相送的伏笔,因为父亲让回家的信到达了.第三场则是祝英台知道梁山伯不清楚自己是女子,很苦恼,想表达爱意,却碍与情面无法表达,丫鬟银心献计,让师母出面叙说真情.为梁山伯下山去寻祝英台埋下了伏笔.第四场则比较有名,就是十八里相送,虽然师母做媒,但祝英台要离去,还是很担心,放心不下,为了更多地能争取到双方的爱情,自己想吐露情思,所以一路上以物作比喻,可惜梁山伯性格木纳,未曾理解其中的含义.因为性格的原因这也导致了他后面死掉的悲剧色彩.第五场逼婚.父亲代表了封建势力的家长制,自己许配了婚姻,让祝英台嫁给马文才,这本是门当户对,如果不是祝英台去读书遇见了梁山泊,恐怕也就答应了,但是自己的爱情不能破灭.因此极力地争取,可惜她是弱女子,怎么能对抗以父亲代表的整个社会,因此妥协了.第六场下山,这出戏只是为回应了十八相送.本无多大意义,只是为了增加戏曲的可看性.第七场.楼台会.通过这出戏.深刻地描写了梁山泊对爱情的坚贞不俞,只是他无法面对整个黑暗的社会,只能以死来抗争,运用吐血来揭示了对人的摧残,以及最后死亡的悲剧.而祝英台心意更加坚定,不再妥协,准备殉情的决心.第八场梁山伯之死和哭坟,这个只是对剧情的延续,回去后梁山伯再收到祝英台的信后便死了.而祝英台也很快结婚,再迎娶途中,祭奠了梁山伯.哭诉了生不能同床,死定同穴的愿望.第九场:化蝶,这是最后一幕,是点睛之笔,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只是人们美好的愿望.
一个千古传颂的故事，一段柔美、深情地旋律，打动了多少爱乐人的心。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就是这样一首令欣赏者为之倾倒的我国优秀的音乐作品之一。作品创作背景简析：这是一部以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为题材，以越剧音乐为素材而写成的单乐章小提琴协奏曲。如今已列入世界名曲，Butterfly-loves（《蝴蝶的爱情》）。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以下间称为《梁祝》）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成功地创作了这部单乐章、带标题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描述了梁、祝二人的真挚爱情，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愤怒的控诉与鞭笞，反映了人民反封建的思想感情及对这一爱情悲剧的深切同情。乐曲的结构为奏鸣曲式，由引子、呈示部、展开部、再现部组成。作品从故事中择取“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和“坟前化蝶”三个主要情节，分别作为乐曲呈示部、展开部及再现部的内容。运用西洋协奏曲中的奏鸣曲式，很好地表现了戏剧性的矛盾冲突。并吸收了我国戏曲中丰富的表现手法，使之既有交响性又有民族特色.下面依结构欣赏作品引子：乐曲一开始由长笛奏出了华彩的旋律，呈现出一派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景象。 由双簧管奏出的主题音调，取自越剧的过门音乐。呈示部：主部主题——在竖琴的伴奏下，小提琴演译出纯朴而美丽的“爱情主题。”（这段旋律在整部作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少人听了段旋律都为之陶醉。作者在选取这段主题时可是费了一番苦心。当年他们还是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学生。何占豪曾在杭州越剧团当演员，他对越剧音乐既熟悉又喜爱。在创作《梁祝》时，故事流传在浙江一带，越剧是浙江的代表剧种，他决心从越剧音乐中取材。据平时的观察，许多越剧名演员，不论他们演出任何剧目，只要唱到一段唱腔时，台下都会博得热烈地掌声为之呼应。作者抓住了这段唱腔作为《梁祝》中“爱情主题”的基本音调。这段主题是全曲的核心的音调。）副部主题：与柔美、抒情的主部主题形成鲜明的对比。音乐转入活泼、欢快的回旋曲。独奏与乐队交替出现，描写梁祝同窗共读时的生活情景。（传说中祝英台女扮男装去读书，在途中与梁山伯相识后两人情投意合，结拜为兄弟。这段音乐主题就是表现梁祝同窗三载共读共玩时的情景。）在这段快板过后，音乐转入慢板，副部主题中的结束部。在弦乐颤音的衬托下，梁祝二人同窗三载就要分别，音乐表现十八相送、长亭惜别的依恋之情。（传说中二人在临别时，祝英台假意说家中有个妹妹愿嫁与梁山伯，约梁山伯去探望。故事就这样发展了下去。）低沉的音响预示出不详的事情就要发生。展开部：由三部分构成，抗婚、楼台会、哭灵投坟。（祝英台的父亲逼祝英台嫁与官僚马府少爷马文才，祝英台抗婚不嫁。）铜管乐奏出了表现残暴的封建势力的主题。紧接着小提琴采用戏曲的“散板”节奏，奏出英台惶惶不安和痛苦的心情。乐队以强烈的全奏，衬托着主奏小提琴猛烈的切分和弦奏出反抗主题。逐渐形成了矛盾冲突的高潮，越来越激化，但音乐突然停顿下来，又转入慢板乐段——“楼台会”（传说中正在此时，梁山伯来祝家探望，得知祝英台为女子也得知祝英台的痛苦，二人楼台相会互诉衷肠。）这时大提琴与小提琴对答式的手法“一问一答”，如诉如泣的曲调。 接下去音乐急转而下——哭灵投坟，乐曲运用戏曲中的紧拉慢唱的手法，将祝英台悲切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至。（传说中在梁山伯归家后不久病故，祝英台得知后悲痛万分，她已下定了决心选择了一条道路，她与父亲约定，穿素服上花轿，并绕道梁山伯的坟前祭奠，父亲同意。那天祝英台来到坟上向苍天哭诉后碰碑自尽。）锣、鼓、管、弦齐鸣表现祝英台纵身投坟，全曲达到了最高潮，乐队奏出赞颂的音调。再现部：乐曲出现了引子的音乐素材，而这已不是人世间的美景，而把我们带入了神化的意境。“化蝶”（当祝英台撞向石碑，墓穴突开，祝英台纵身投入后，从坟墓中飞出一双蝴蝶），我们又再次听到了那段熟悉的“爱情主题”。许多艺术家用不同的艺术形式表现这一动人的情节。所有的人都被梁祝二人所感动，对他们的命运给予同情，人们不甘于悲剧的结局，因为我们都憧憬未来美好生活。一双彩蝶翩翩起舞，飞向远天，去寻找真正属于他们幸福，而给人间留下了无限地遐想。我们与故事中的主人公同命运共呼吸，是那动人的音乐调动了我们的情感，让我们时而欢喜、时而忧伤、时而悲愤、时而憧憬等等。人的一生所能经历的情感是有限的，而置身于音乐之中，我们的人生就会丰富了许多许多，通过这首作品，也告诉我们人间最可贵的就是真情。《梁祝》小提琴协奏曲乐曲介绍版本:俞丽拿/英国广播音乐会管弦乐团/李坚 指挥/时长:25’43)《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一部单乐章奏鸣曲式的小提琴协奏曲 它把民间传奇故事浓缩为“草桥结拜”、“同窗三载”、“长亭惜别”、“逼嫁”、“楼台会”、“投坟”、“化蝶”等7个主要情节。〈引子〉钢琴引出秀丽的长笛声声(0’45) 和弦乐的演奏，展现出一派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音画世界。一、“草桥结拜” (1’12)自1’12秒起小提琴奏出优扬、柔情的音乐，(1’53)随着大提琴声的息息相通，(2’38)发展为大、小提琴的一段协奏，好似兄弟情投意合，(3’08)弦乐的齐奏将此情深意笃的情感推向了高潮，(3’59)音乐还续上了一段柔和而又令人陶醉的乐章。 与其是从“草桥结拜”的故事情节中去理解音乐，还不如从爱情主题来理解为好。独奏小提琴那纯朴而又含蓄的爱情主题，确实使人如醉如痴。二、“同窗三载” (4’51)以欢快、跳跃和激情的三分钟时间的音乐分别讲述了三年的同窗学习情景和如胶似漆的友情。三、“长亭惜别” (7’33)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在长亭惜别时的依依不舍的乐句，很有情感，令人缠绵悱徊。四、“逼嫁” (10’18)不安的音乐带出铜管乐器那凶暴的主题，显示以祝员外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威逼。 (11’21) 小提琴以散板形式奏出的音调，揭示出祝英台的痛苦心情。 强烈的切分和弦构成的反抗音调，与凶暴的主题交替出现，(12’20)导致英台抗婚的乐曲高潮，隆隆的鼓点以示汹涌澎湃的心潮和愤怒的对抗以结束此乐章。五、“楼台会” (14’07)小提琴与大提琴那对话般的乐章，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两人在楼台相会时的互诉衷情，难依难舍、委婉动情。六、“投坟” (16’32)急转直下的音乐，从戏曲借鉴来的散板和快板乐章，是英台在山伯坟前向苍天的控诉。 在一片寂静中，(19’33)唯有一个小提琴独奏出悲愤的绝句，(19’46)凄惨和悲壮的钹和锣声令人心碎……。(20’09)随之是管弦齐鸣，讴歌英台反封建精神。七、“化蝶” (20’18)晶莹的竖琴、(20’38)清脆的长笛，将人们引入了秀丽的意境，(21’25)装有弱音器的独奏小提琴再现了爱情主题，使之成为带有神奇色彩的终曲。音乐展现了人们对梁、祝两人化蝶的美好遐想和祝愿。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东晋永和年间，在风景秀丽的善卷山南，有一个祝家庄。庄里有一户殷实富户，人称祝员外。祝家族规，财产传男不传女。因祝员外没有儿子，为继承家产，祝员外将女儿英台自小男装打扮。英台才貌双绝、聪颖好学。到了读书年龄，祝员外便把英台送到附近的碧鲜庵读书。在碧鲜庵读书时，有一位同学叫做梁山伯，家住善卷山北西去五里的梁家庄，两人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引为知己，遂于善卷后洞的草桥结义金兰，兄弟共勉，相互提携。英台与山伯在碧鲜庵同窗三载，期间曾同往齐鲁谒拜孔圣，又同到东吴游学。两人日则同食，夜则同眠，诗文唱和，形影相随。山伯不仅才高学富，而且为人忠厚正直，深得祝英台的爱慕。然而，三年之中，英台始终衣不解带，山伯虽屡起疑惑，但均被英台支吾过去。山伯始终不知英台为女子。三年的同窗生活，梁祝情深意笃，祝英台对梁山伯产生了爱意。三年后，梁山伯要继续去余杭游学，而祝父因英台年届及笄，不许英台前往。二人依依不舍，互赠信物。山伯赠与英台古琴长剑，英台回赠山伯镏金折扇，亲书“碧鲜”二字。在山伯去杭城时，英台相送十八里，途中英台多次借物抒怀，暗示爱慕之情。但忠厚淳朴的山伯浑然不觉，不解其意。临别时，英台又假言做媒以家中九妹许于梁山伯，并约定时日，请山伯来祝家相访求婚。英台学成回家后，岂料其父母已将英台许配邑西鲸塘马氏。山伯从余杭游学回来，到祝家造访，英台红妆翠袖，罗扇遮面，前来相见，山伯方知其为女子。当得知英台已聘马氏后，柔肠寸断，悲痛至极。两人临别立下誓言：“生不能成婚，死也要成双。”梁祝泪别后，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卒葬村西胡桥。英台闻讯悲痛欲绝，决意以身殉情。出阁当日，坚持要经胡桥祭奠。轿至胡桥山伯墓时，英台上前祭吊，恸哭撞碑，突然狂风大作，天空混沌，飞沙走石，地忽裂丈余，英台堕入其中。风停雨过后，彩虹高悬，有二只硕大的蝴蝶，蹁跹起舞，传为梁祝两人之精灵所化，黑者即祝英台，黄者即梁山伯，情侣依依，形影不离，比翼双飞于天地之间。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笔者曾看到过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从此敷衍出动人的传说。近年，浙江越剧团的傅派传人陈艺主演了新版《梁祝》的“祭坟”和“化蝶”两场。总之，经典就是经典，仿佛有演不完的故事，说不完的意韵，道不完的感叹。现在已是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陈钢说：尽管迄今为止已有无数中外小提琴家演奏过《梁祝》，但我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位。第一位是俞丽拿。《梁祝》1959年5月在上海艺术剧院首演时，担任小提琴独奏的就是俞丽拿，其时年方十八，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俞丽拿的演奏特点是身心极为投入，肢体语言和表情丰富，颇具现场感力她演奏的《梁祝》唱片、音带和CD目前已发行了200多万张。第二位是日本小提琴家西崎崇子。早在1979年，西崎崇子就灌录了第一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唱片。为了让海外听众更好地理解《梁祝》，西崎崇子将《梁祝》改名为《蝴蝶情侣》。西崎崇子采用的是国际化的小提琴演奏语言，音色优美，力度好。她迄今灌录发行的唱片、音带和CD有六个版本，将近1000万张。第三位是旅美青年小提琴家吕思清。吕思清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悟性，加之他的演奏技巧一流，具有时代感，他对《梁祝》的演绎别具一格，颇受新一代的青年观众欢迎.
直到今天才真正完完整整地看完这部电影，多少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也许是徐克作品中罕有的爱情片吧，也没有丁点儿的打斗和武侠情节，所以当初无论是在露天电影还是在VCD上，都未曾看过这部电影。虽然没有了具体的楼台相会和十八相送等情节，也删除了马文才这个看起来必不可少的人物，但这个故事的凄美婉转丝毫未减价，尤其是祝夫人找梁山伯写信给祝英台那段对白，可以说就是故事悲剧性和原因的精辟总结：“你不写？你以为愤怒就会改变跟英台的命运吗，你以为很不满胡人就会忍让南面的汉人，要怨就怨你们生错了地方，生在我们这个汉室没落的时候，人人都这么虚伪、迂腐和势利，要怨就怨你们太多想法，年少无知到了以为你们不喜欢就可以改变周围的人，以为靠你们两个就可以改变这个时代！”祝夫人。“够了，你不是再说我们，你这是在自怨自艾”梁山伯。“县令大人（梁山伯此时已是县令，无奈依然是权职卑微），我能为英台跪下，你又能为英台做些什么呢？”祝夫人。徐克在本片充份发挥了"旧瓶装新酒"的能耐，将一个传诵多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成功地年轻化和现代趣味化，并适度加上了当时流行的同性恋话题，吸引住新一代观众，而结局的悲剧气氛亦能感动传统的观众，称得上是雅俗共赏的佳作。这个重拍版本与前不同的地方是鲜明地写出祝英台之父为了巩固朝中地位，藉女儿的婚姻攀附权贵的马家，祝英台女扮男装到崇绮学院读书，其实是继承祝夫人未竟之志，而她爱上男同学梁山伯的故事亦与其母当年的行径如出一辙。至于围绕在梁山伯身上发生的同性恋疑云，更是突破传统的新安排。吴奇隆与杨采妮的搭档擦出火花，两人成为新的金童玉女。"梁祝与小提琴协奏曲"经改编后作为本片的配乐基调，效果相当动人。相比前两天看过的濮存昕胡慧中版《梁祝新传》，那真算是一场闹剧了，但似乎也不能一棒子打死，故事大家都已耳熟能详了，怎么去演绎每个人自己的想法，三级的《梁祝》自然是对这样一个传诵多年的经典爱情故事的无耻糟蹋，但也有人会心怀好奇地去看，他看爽了可能会闭嘴偷乐，不爽了也可能会大骂一通，以显示自己维护传统文化的高尚情操。以下援引自网友的一篇评论，自己的笔触还是有限啊！现代唯美说《梁祝》：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至原发表讨论处》作者：远2003/11/05一对翩翩翻飞的蝴蝶，一曲优美的《梁祝》。从小就偏爱蝴蝶，就为了这《梁祝》。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桃花盛开，春光明媚，鹊儿吱吱喳喳，车子呀呀伊伊。英台，乘着春风，沐着阳光，来到注定和山泊缘聚之地。书库初识，饶有情趣，说笑打闹，同床共眠，不知你是男是女？一碗水，见证了光明磊落，无猜无忌。夜读，山伯那么认真，英台是不知所以。敲钟，有趣，挤眉弄眼，你望着我，我望着你。糟了，要考试，怎么办？作弊！纸条伸手拿不到，山伯把它轻轻一踢，悄悄的到了英台手里。老师望过来了，山伯往他身前一站，快把视线挡住，“请问老师，诗经一共有多少篇，可以怎么解释？”“头悬梁，锥刺股”，山伯是因为我，英台长这么大，还是头一遭，没办法，豁出去了。课堂打瞌睡，山伯为英台顶罪，（嘻嘻！搞点小把戏糊弄老师，古时候就有好例子。）英台罚站心委屈，潸然泪下无奈时，一袭白衣映夕阳，暮色霭霭琴声丽。乐韵从手下涓涓淌出，吹皱一池春水，心泛涟漪。念念不忘，魂牵梦萦，少女春心，挥之不去，情愫初起。从此，或促膝长谈，或追逐嬉戏，化妆痴凝，春心已已。心心相印，形影不离。一幅幅美妙的生活图画，青嫩欲滴的爱情是如此真挚。英台要离去，山伯来相送，山坡上，依依不舍，深情相拥，终于捅破了那层窗户纸。原来此山伯非彼山伯，吴氏山伯不是那个呆头鹅，早就知道英台是个女孩子。狂风暴雨，山洞躲避，一句“乱就乱吧！”冲破藩篱，男女之情，古今皆一。观音像下，山盟海誓。两情相悦，两心相许。我我我，你你你，两颗心誓要在一起。谈何容易，谈何容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还有对称的门第。 一曲沈痛哀伤的楼台会，如泣如诉，互诉衷情，面对现实。怎么办？逃吧，绝不屈服，那怕只剩一线生机。漫天风雨催新梨，棒打鸳鸯两分离。这边厢，山伯伤重病塌上，杜鹃啼血溅信纸。心不甘啊心不甘，“我还没见到英台呢！”岂能就此别去？软软滑下的手，大大睁着的眼，盍然而逝终不闭。那边厢，英台倚窗盼信息，锵然一声琴弦断，血染信笺明心里。肝肠寸断呼苍天：“为什么，为什么，要先我而去！”眼里淌下的不再是晶莹的泪，白纱巾揩的是从心里流出的殷红殷红的血滴。鼓乐齐鸣，红色的衣服，红色的脸，红色的轿子，红色的嫁妆。红潮喧天，排山倒海铺天盖地。只是感觉不到喜庆，不像送亲，倒像是送殡，弥漫着说不尽的凄凄惨惨戚戚。“山伯，我来了！”扔掉鲜红的嫁衣，露出早已穿好的麻衣素服，任凭泪水雨水，洗掉一切矫饰。字字血，声声泪，“无言到面前，与君分杯水，清中有浓意，流出心底醉。不论冤或缘，莫说蝴蝶梦，还你此生此世，今世前世，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至性至情，生死不渝，没能抵抗人间的封建势力，却能感天动地。乌云满天，狂风疾起，坟墓霍然裂开，英台挺身扑下去。风和日丽，晴空万里，一对蝴蝶，翩翩双飞；莫说莫论，前世今世，传诵千古，还有梁祝。多年前拍的《梁祝》，当时被誉为唯美经典代表之作，现在什么时候重看，都一样令人动容。素有不文之称的黄沾，碰到千古情爱，就成了圣手，香港无人能出其右。一阕《梁祝》，词填得那么旖旎动容。天籁般的音乐绕耳，徘徊不去。张叔平的美指，泼洒得漫天缤纷的色彩，人物的造型，服装的设计，恰到好处，今天看起来仍然不过时。香港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徐克，擅长旧瓶装新酒，对于古装故事，情有独钟，还特别善于利用和翻新以往的叙事模式：假托故事，放手虚构；只求精彩出众，不拘事理考据。并在电影语言与特技手段的运用上全面创新。徐克拍新武侠片是一代宗师，玩弄起爱情文艺片却也是如此拿手。前半部分梁祝相识相恋幽默轻松，明亮活泼；中间十八相送深情缱绻，依依不舍，并开始蒙上忧伤抑郁的色彩；后面抗婚哭坟愤慨激烈，哀伤惨痛。前面的喜更忖托出后面的悲，两厢对比，把悲剧气氛营造到了极至，达到了高潮。色彩背景的运用也很好的为剧情服务，大色块的运用非常有情调，白色明丽是相逢，蓝色浪漫深情是相恋，依依不舍山盟海誓变成了橙色，最后浓烈悲壮的鲜红表现了宁死不屈的抗争，感情浓烈，情景交融，把整部影片渲染得极度华丽唯美。细节的处理也很考究，匠心独到，处处皆围绕着突出主题。英台脚上的绳子代表了封建社会的束缚，脸上浓浓的粉像征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像戴上假面具般的虚伪，更突出了梁祝真心相爱的可贵。画在纸上的蝴蝶，犹如禁锢在封建势力下的梁祝，为后来的冲破束缚振翅飞向自由天地，作好铺垫，埋下伏笔。山伯坐着竹轿去提亲，风吹过单薄的彩礼，和马家隆重的下聘队伍两厢映忖，预示了此去只能是千秋悲剧。最值得称道的还是戏中对这个爱情传说思想内容上的翻新改造，使之既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理想意念，却又以积聚久远的固执，保存着张扬自由爱情理想的中国古典戏曲风韵的核心。首先，是对梁山泊这个形象的颠覆改造，一个充满阳光的梁山伯。虽然仍然是憨厚单纯痴情，但不再迂腐呆板。他幽默开朗，聪明活泼，神采飞扬，有时还会使一点小小的坏。书库里，他会和英台打闹；敲钟时，会挤眉弄眼扮鬼脸；考试时，会机智的帮英台作弊；复习时，能想出头悬墚的巧主意；课堂上，讲义气的为英台背黑锅；球场上，龙腾虎跃充满青春活力；捡到文胸，结合以往种种，能猜出英台是个女孩子；给英台描眉化妆，会情愫萌动，春心初起。这样的男孩，很有一种现代感，才能让今天的女孩子喜欢，才能让今天的女孩子接受。他们之间的同窗共读，耳鬓厮磨的情景，心灵相通，活脱脱是一幅现代校园青春恋曲的画面，现在的青年会觉得很熟悉很亲切。同时，展现了他们的感情是慢慢的发展起来的，为他们刻骨铭心的爱打下了基础，后来的非君不嫁，非卿不娶就顺理成章。其次，十八相送一折，戏剧中的梁山泊只是个“牛皮灯笼——怎么点都不明”的如同白痴般的呆头鹅，两人的交流都局限于英台的一厢情愿。而电影中的相送是互动的，因梁一早就知道祝是女孩子，并已早有爱慕之心，所以祝一旦向他表白，一向掩饰着的感情就如决堤之水倾泻如出，一句“乱就乱吧！”让两人的感情捅破了彼此间的窗户纸，就有了观音像下的山盟海誓，以身相许。两人之间是互相选择，对等的心灵相通，不矫情，不虚伪，感情升华到一定的程度就有相应的表达方式。因此他们感情的表达非常的勇敢，非常人性化，人物个性有血有肉，很符合现代人诠释感情的方式，以后的抗婚，逃跑，以死相殉，也就更有说服力。再有，自古读书人要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是考试中举，登上龙门即能天下知。影片中把梁改成已中并有了一官半职，而梁祝也天真单纯的把希望寄托在山伯高中上。但即便考中又如何？这里一改书生高中必能共偕于飞的俗套，两个年青人的抗争势单力孤。“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出身低微敌不过当时士族门阀森严的政治联姻制度。曾经也有过美好的爱情憧憬，但屈服于现实，反过来作为封建势力的代表压迫下一代的英台母亲说：“你们年少无知到了以为你们不喜欢就可以改变这一切。”残酷的现实注定了他们悲剧的宿命，突显了封建势力的顽固。最值得写上重重一笔的，是由梁山伯的无所作为的抑郁而终，变成梁祝抗婚双双出逃不遂，梁被毒打伤重而亡，形成了该剧的一个高潮。抑郁而终太窝囊，太消极。梁祝两人都变成了敢爱敢恨的人物，他们对美好爱情的忠贞执着，义无反顾，在悲切哀怨无奈的同时，也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情调。他们知道没办法改变英台父母的决定后，毫不犹豫马上出逃；山伯伤重之时，还挣扎着要去找英台，并痛斥祝母，最后才血溅信笺，不甘而逝；这两幕，不由得让人为他们的勇敢拍手叫好，为他们的不幸而扼腕叹息。不知震撼了多少人的心灵，赚取了多少观众的热泪。“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他们对封建婚姻的不满，对封建门阀制度的不屈服，勇敢的不顾一切的争取自己所渴望拥有的东西，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双双出逃就有了很强的反抗意识，更好的突出了反抗的主题，极有现实意义。徐克这一系列情节的改动，真是神来之笔，对传统的《梁祝》很多陈腐观念进行了颠覆。由不得人不佩服。这些现代意识的注入，更能够为现代人所理解，所接受，所感动，更能和我们的现代观点，审美理念产生共鸣。吴奇隆拍该片时很年轻，意气风发，神采飞扬。虽然演技青涩，但胜在松弛，自然流畅，质朴而不造作。和杨采妮一对金童玉女配合默契，很好的诠绎了这个外型俊秀，阳光儒雅，憨厚宽容，聪明单纯，可爱痴情，洋溢着青春活力，有着勇敢的反抗精神和对美好爱情不懈追求，非常人性化，有血有肉的现代版梁山伯的形象。这个吴氏山伯，更为当今青年所爱，因而成为他的一个经典角色。这部电影风格前卫，大胆的重新诠释人物感情的方式比较贴近现代年轻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时代不同了，古老悠久的民间传说也要经过前卫的包装，注入新潮的意识形态和情感理念，才易于为今天的青年所接受，也才会有更强的生命力。梁祝，早就超越了仅仅作为姓氏而存在，他代表了忠贞不渝，至死相随，宁为玉碎，不为瓦存的爱情悲剧，是展示爱情圣殿玉碎宫倾的人生长恨歌。可歌可泣，亘古流传。岁月悠悠，山河依旧。《梁祝》这旧瓶里装的新酒，酿得如此酒香醉人，醇厚绵长，使一个古老民间故事里的人物获得了灵魂的延续。“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一部好电影，一个好角色，真的是历久弥新，魅力长存，天长地久，“双双飞过万世千生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