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明智的决定。一是因为蒙古经济强大了的话，军事自然跟着强大，对于我们来说是威胁。二是因为经济制裁本身就比战争更能毁了一个国家。
从名字上来说，我们可以知道贸易之战，就是为了贸易，为了经济，为了能让生活过得更好，所以打蒙古是很有必要的。
明朝与北方蒙古是敌对关系。
元朝末年，蒙古统治者残暴无道。1351年，元廷征调农民和兵士十几万人治理黄河水患。“治河”和“变钞”导致红巾军起义爆发。
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后进行北伐和西征，同年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命徐达、常遇春等将北伐，攻占大都（即北京），元顺帝北逃，彻底结束蒙古在全国的统治，中国再次回归由汉族建立的王朝统治之下。
朱元璋即位后采取轻徭薄赋，恢复社会生产，确立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整顿吏治，惩治贪官污吏，促使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
同时朱元璋多次派军北伐蒙古，取得多次胜利，最终在捕鱼儿海之役平定北元，消除外患。
永乐时期武功昌盛，天下大治，收复安南设交趾布政司，朱棣又亲自率兵五征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
朱棣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见瓦剌中兴之势，又助鞑靼讨伐瓦剌，不使任何一方独大。
同时授予兀良哈蒙古的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卫所自治权。朱棣还于1406年和1422年对兀良哈蒙古进行镇压，以维持这一地区的稳定。
朱棣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
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亦失哈并于1413年视察库页岛，宣示明朝对此地的主权。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明朝
非常有必要，每个朝代最痛苦的就是边境的安稳，而蒙古越来越强大的话，对中原始终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在经济上限制也是一种手段。
著作： 1．《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与何龄修等（本人承担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2．《中国古代史料学》，与陈高华等，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3．《清代全史》10卷，任第3卷分卷主编（本人写17万字）；担任第二、三、四卷写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再版4．《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撰写5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5．《海上丝绸之路》，与陈高华等，海洋出版社，1991年6．《中国屯垦史》下册，与王毓铨等（本人承担10万字），农业出版社，1991年7．《清朝典制》，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6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8．《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与李中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中国史稿》第七册，合著（与何龄修共同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7万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康熙帝本传》，与杨珍（29万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1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代卷》，主编并参与写作，本人承担8万字，齐鲁书社，1996年11月1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编》，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3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重印13．《中国航运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4．《中国屯垦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5．《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4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16．《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史》，参加农业编第二、三章写作（14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17．《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40万字），与李中清等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8．《水利史话》（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再版19．《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35万字），与定宜庄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20．《清代民间婚书研究》（28万字），与定宜庄，人民出版社，2005年21.《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45万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7月22.《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71万字），杭州出版社，2010年11月论文：1．《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2．《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与张泽咸、王曾瑜，《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3．《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4．《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5．《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6．《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7．《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康乾盛世》，《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9．《明末的三饷加派》，《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清代田土计量种种》，《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11．《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12．《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13．《郑成功和施琅》，与何龄修，《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4．《怎样学习清史》，《书林》丛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5．《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16．《清朝的会典和则例》，《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17．《清前期天津的海上交通》，《天津史志》，1985年第3期18．《清代的粮食贸易》，《平准学刊》第1辑，1985年19．《川剧“拉郎配”史实考》，《学林漫录》第11辑，中华书局，1985年20．《简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1期21．《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22．《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23．《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24．《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25．《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26．《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平准学刊》第3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27．《珍贵的资料、丰富的收藏——介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台湾家谱资料》，《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28．《清代牛租剥削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29．《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30．《犹他家谱学会和它收藏的中国资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31．《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32．《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33．《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34．《述康熙整饬吏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35．《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平准学刊》第4辑（下），1989年36．《花生别称小考等二篇》，《平准学刊》第5辑（上），1989年37．《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国外来船等三篇》，《平准学刊》第5辑（下），1989年38．《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39．《孔姓家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谱牒学研究》第1辑，1990年40．《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1．《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42．《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43．《制度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44．《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5．《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与李新达，《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6．《康熙帝玄烨》，《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7．《清代湘西苗区屯田》，《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48．《清代江南大侠甘凤池》，《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49．《清初四川“招民垦荒”和经济发展》，《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50．《明代的内河航运》，《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51．《清代山东粮食亩产的估算》，《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52．《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53.《刷新政治、改革经济的清世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海南出版社，1993年54．《小农经济运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5．《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6．《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2期57．《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58．《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59．《近世商业观念的转变》，（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0．《漫谈清代的人口政策》，（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1．《清前期内河航运考略》，《清史论丛》，1994年62．《读〈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63．《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4．《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65．《清代的皇族》，《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66．《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6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日）《中国史学》第6卷，1996年68．《清代的纳妾制度》，《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69．《清宗室的等级和特权》，（台湾）《历史月刊》第109期，1997年2月70．《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数的大体估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1．《清代的童养媳——55例刑事案例抽样分析》，（韩）《东洋学研究》，1998年4月72．《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湾）文教基金会，1998年2月73．《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74．《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75．《清代婚姻关系的变化与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2期76．《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77．《补阙拾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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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作者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1981年页数：680内容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继《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之后,又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部新编的论文集,收集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内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共十八篇.论文集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问题,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货币的积累和去向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问题等.(2)关于行会制度的研究,如中国行会组织的特点,清代的手工业行会,鸦片战争以前上海行会性质的变化,会馆的性质和作用等.(3)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性,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
明清小说的结构特点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到了明清时期步入了成熟期。就文学理念、文学体式和文学表现手段而言，明清小说以其完备和丰富将叙事文学推向了极致。从明清小说所表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场景、丰硕的艺术创作成果和丰富的社会政治理想而言，明清小说无疑铸就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最后的辉煌。 本讲以明清小说的题材开拓和艺术探索为视点，试图在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描画出明清小说的梗概面貌。 一、明清小说与传统文化 从思想内涵和题材表现上来说，明清小说最大限度地包容了传统文化的精华，而且经过世俗化的图解后，传统文化竟以可感的形象和动人的故事而走进了千家万户。传统文化给明清小说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而明清小说又将传统文化空前地发扬和丰富，在艺术形象和艺术细节的衍绎中予以创造性的阐说。 1、史传色彩--世俗文学的历史依傍 中国的史官文化异常发达，源出于“纪实”的传统小说，与史官文化有着血肉相连、密不可分的密切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史传的烙印，史传性是中国传统小说最重要的民族特征。尽管明清小说带有浓厚的市民文化色彩，但无论从衍说故事之形式还是从讽寓教化之动机出发，都深深地受到了史传文化的决定性影响。 题材的史传性 观念的史传性 小说艺术的史传性 2、惩劝教化--儒家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小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久深远，而将这种影响合理化、具体化者，则是小说理论中的“惩劝教化”说。几乎可以说，“惩劝教化”模式笼罩了整个封建时代的小说创作。 重视小说的教化作用 惩劝模式牢笼创作 3、神妖仙道--佛道思想的濡染 佛教自东汉末传入中国后，一直在文化形态上深刻地影响着文学创作。而道教是唯一在中国本土上产生发展成长的宗教，它与古代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肉关系，尤其在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对古代小说影响深刻。佛道所创造的神仙境界，仙、道、妖、鬼等意象，奇谲变幻的仙道法术，因果业报的结构，以及由此孕育的小说母题，无疑为小说世界带来了奇观异彩。 小说描写空间的拓展 小说人物画廊的丰富 小说情节的奇谲变幻 二、明清小说的内容拓展 就题材而言，明清小说可谓是包罗万象，空前丰富。明清小说全方位地展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表达了人们的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叙事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特点，使文学对社会生活的表现，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宽广和深入。城市经济和市民阶层的凸起，新的价值观念和新的社会理想又给文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内涵。 1、题材内容的空前丰富 题材丰富，内容多样是明清小说的突出特点。除了在民间流传蕴育多年而经文人加工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用魔幻的方式反映生活的神魔小说外，小说作者的笔触更是切近了现实生活。直接描写社会世态人情的世情小说的出现，是小说题材开拓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小说创作进入了成熟发展的新阶段。 世情小说 历史演义 英雄传奇 神魔小说 讽刺小说 侠义公案小说 2、世俗生活的全面展现 明清文学观念的演进，使世俗现实生活日渐成为小说关注的焦点，以现实生活为描摹对象，通过家庭、爱情、婚姻的纠葛变化、盛衰兴亡，来反映社会人际关系，展现时代风尚面貌，提供生动完整细腻的社会生活画卷，这是明清小说的突出贡献。 爱情婚姻，家庭盛衰 官场黑幕，社会丑态 科举礼教，人生百态 日常生活，世情风貌 3、社会理想的全新探索 中国古代小说素有理想探索的传统，在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往往通过幻想浪漫的手法，表现理想。明清小说作家在创作过程中，一方面力求真实地描摹世态，批判社会；一方面则探索社会出路，塑造理想人物，展现理想境界。两者相辅相成，表现出对社会现实人生的热忱关注。 社会政治理想 爱情婚姻理想 人伦关系理想 三、明清小说的艺术成就 到了明清小说，叙事艺术已趋向成熟和完美。先前那种故事式的作品已衍化为繁富的鸿篇巨制，其间有宏大精致的结构，引人入胜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丰富多彩的语言，无微不至的描绘。文学的表现力达到了从未有过的完备，《红楼梦》的问世，更是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走到了它的巅峰。 1、完备精湛的叙事结构 作为叙事文学的典范作品，明清小说在叙述方式和情节结构上的成就不同凡响。无论是章回体的长篇小说，还是精巧绵密的短篇作品，都各有优长。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结构宏伟，能在尺幅之间，舒展历史风云，饱览英雄人物，追寻历史进程。世情小说则脉络清晰，精巧细密，逼真地反映现实生活，展示生活样貌。 从事件结构到人物命运结构 从平铺直叙到立体交错 从单线纵深到全方位铺展 从主线突出到一线两描写 2、性格丰满的形象塑造 从历史传奇中人物刻画的类型化、平面化，到英雄传奇的个性凸现，直至世情小说注重平常人的典型性格的塑造，明清小说在人物形象刻画上成就非凡。将情节事件发展与人物性格密切相连，细腻委曲地传递人物的情绪心声，在对比映衬中凸现性格，描绘出人物的心灵成长史……明清小说中风韵独具、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显示了叙事文学在人物塑造上的突飞猛进。 因人设事 曲尽人情 相依相存 发展变化 3、曲描细叙的艺术刻划 由叙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为主，明清小说在艺术描写上渐趋细腻逼真，无论形象塑造、环境描写、细节刻划，还是人物心理情感的揭示，都力图描摹生活，笔参造化。追求洞察深微、见微知著的概括作用和艺术感染力。
论八股文取士制不容忽视的一个历史作用
在中国古代，通过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明代正式形成，一直沿用至清末。
对这一制度的评价，今人几乎都持否定甚至全盘否定之见，认为在历史上它从来没有起过积极作用。
如有的学者说：“八股的考试制度……残酷地愚弄了和腐化了中国的聪明和智慧的学者至五个世纪的久长。
”它“是专制君主愚民的政策”[1]。
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全面论述，容俟他日，本文仅就这一制度一个不容忽视而又并非小小的作用，略陈己见，作为献给尊敬的何兹全先生九十大寿的一份薄礼。
我以为评价八股文取士之制，除着眼于立法意图、制度利弊、直接作用外，还不应忽略一个视角，即将这一制度与明清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联系起来，加以考虑。
毫无疑问，我国古代的平民，绝大多数是文盲、半文盲，文化为极少数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所垄断，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是十分低的。
可是在明清几百年中，却出现、发展了一个突出现象，即广大平民中的一部分人拼命识字、读书，读《四书》、《五经》，逐渐摆脱了文盲、半文盲境地，转化成为士人。
关于这一可喜的进步，远的不说，将宋金元的士人数目与明清的士人数目加以比较，便可了然。
据《文献通考》卷三一《选举四》，北宋仁宗年间行“四年一贡举”之制，全国各地经府州解试，贡举至京师者“恒六七千人”；英宗改为三年一试，贡举名额减少，“四分取三”，当为四五千人[2]。
同书载欧阳修“上言”，当时解试“东南州军……百人取一人，……西北州军……十人取一人”。
由于东南文化发展，西北落后，如全国取人按高比例计算，平均八十取一，则可推知当时应举士人约40万[3]。
金朝占领北方，士人数量大减。
据《金史》卷五一《选举志一》，金朝中期最下级的乡试等于虚设，后且罢去；其上府试、会(省)试录取比例多为5:1，而每次会试中试者五六百人。
由此可以算出：参与会试者每次2500人至3000人[4]；则参与府试者仅有1.5万人。
当然，如考虑到北方经长期战乱，一些汉族士人隐居不仕，士人实际数量应多一些，但不会有很大变化，也是可以肯定的。
南宋情况则不同。
由于未经大的战乱，北人大量南下，文化又比较发达，士人数量显著增加。
据《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五》，南宋省试为17人取1人。
每一次录取名额据学者研究平均当为474人[5]，则参加省试者约8000人。
府州试录取如全按北宋“东南州军”百人取一比例计算，全境应举士人当有80万[6]。
也就是说，南宋与金之士人比北宋约增加一倍多一点。
元朝士人数量回落。
王圻《续文献通考》卷四四《选举考·举士二》：自元仁宗行科举至元亡50多年，开科16次，每科取士多者百人，少者35人；“旧例……会试三分内取一分”，则取士百人，参加会试者只有300人。
其乡试(等于宋之府州试)比例即使按百人取一计，全国投考士人总数也不过3万人。
再看学校。
同上书卷六○《学校考·郡国乡党学》：元世祖末年司农司上报全国学校2.13万余所。
这或可被引作元重儒学之证。
其实情况并非如此。
一是所上学校绝大多数应是设于农村，属于启蒙性质的“社学”，远非宋金以来培养、提高士人以应科举的府州县学，所以才由掌农桑等包括“立社”以劝农桑的“司农司”而非礼部上报[7]。
二是即使就少数的府州县学包括书院言，实际生员人数也很少。
如据一史料记载：元成宗大德年间在文化发达的建康路，除路学达64人外，涉及的明道书院、南轩书院、上元县学、江宁县学，其生员多者14人，少者7人，4学一共仅40人[8]。
而且同一时期的郑介夫上奏更说“今内而京师，外而郡邑，非无学也，不过具虚名耳”。
学校已为虚设[9]。
其所以如此，是整个蒙古统治集团重吏轻儒政策所决定的[10]。
所以虽元仁宗一度重儒，元朝后期社会风气依然是“时人翕然尚吏”[11]；“今学者仅能执笔，晓书数，其父兄已命习为吏矣”。
苏天爵以为这是“天下之通患”[12]。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无论是行科举，或是设学校、书院，都很难收到多大实效，元朝士人数量回落的大势是无法改变的。
由此推定其总数应远少于南宋与金之和——80万，当无大误。
为什么在明末清初时期会出现志怪小说 志怪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产生最早的一种古典文言小说形式，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产生和流行于魏晋南北朝，与当时的社会宗教迷信和玄学风气以及佛教的传播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类小说的大部分作品或血神仙道术，或记巫鬼神怪，或夸殊方异物，或谈佛教灵异，目的在于证明幽冥世界的存在和鬼神的威灵。部分以民间故事为主的作品，虽然也染有神秘色彩，却客观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是其中的精华。在艺术上，志怪小说想象丰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气息。志怪小说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炫耀地理博物的，如东方朔《神异经》等；一类是记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故事的，如托名班固的《汉武故事》等；最后一类是讲说鬼神怪异的迷信故事，如东晋干宝《搜神记》等。不过，当时人并不把它当做小说来写，如干宝在《搜神记序》中说，他写书的目的是用来“发明神道之不诬”，就是说是为了证明神怪是存在的。现在我们把志怪杂传称做小说，一方面是参照了宋朝以来书目的分类法，另一方面，也是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源流来看的。 关于“志怪小说”产生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是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人们对现实产生深深的恐惧感。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恐惧等紧张情绪往往会导致人类非理性主义滋长。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武侠玄幻等非现实的文学，都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反映。后来佛教传入，神灵怪异和信徒作品显赫一时。文人也不是自觉创作，他们认为神灵怪异与写人记事没有什么区别。承认人鬼同时存在。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是驳杂混乱的。处于小说发展初期的“志怪小说”一般还只是粗陈梗概，目的在于证明上天和幽冥境界的存在和感灵，但也有粗具短篇小说规模的作品，如《搜神记》中的《干将莫邪》就以短小的篇幅记录了一个惊险曲折的故事。清朝，《聊斋志异》将中国文言小说推至高峰，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也取得巨大成就，诞生了《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一批经典之作。清中叶之前，英雄传奇小说占主流。陈忱的《水浒后传》写了32位幸存的梁山好汉再举义旗，抗击外来侵略者，后到海外创业的故事。书中的人物既继承了《水浒传》中的性格特征，又在现实斗争中有所发展。全书在继承了《水浒传》反抗官府精神的同时，又增加了表现爱国主义的主题。明末清初时期，我觉得出现这样的小说的首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历史背景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而这历史背景主要是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着三个方面所形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封建社会的危机日益加深，资本主义萌芽在某些地区出现并得到缓慢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此形势下，涌现了一批进步思想家，士大夫面对危机，寻求改革方案; 提倡以史为鉴，提倡研究与结合现实，形成经世致用的思想。主要是因为当时封建社会日趋没落，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加上连年的灾荒，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通过小说来抒发自己对社会的不满和寄托自己的社会理想.在明末清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主要反映的思想是批判科举制度对人才的摧残和埋没，揭露官场黑暗；吏治腐败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等。蒲松龄一生的经历使他对科举制度的不公和黑暗了解最为深刻 。因此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深刻而广泛地批判科举制度的知识分子 。如 《贾奉 雉》、《司文部》、《王子安》、《于去恶》等都是这一主题的成功之作 。 《王子安》 写东昌名士王子安被科举弄得神魂颠倒 ,精神恍惚 ,以至醉中望报心切 “为狐奚落”充分展示了秀才落第的复杂心情 。《叶生》 中的叶生 “文章词赋 ,冠绝当时 ; 而所不偶 , 困于名场”是蒲松龄自身的写照，最后抑郁致死 ,死后托魂中举的丁公子 “借福泽为文章吐气 ,使天下人知道半生沦落 ,非战 之罪” 。他通过这类故事鞭挞了科举取士 , 考官不公和考场黑暗对知识分子的身心造成的摧残 ,发出科举灾难大于战祸的深痛叹息 。蒲松龄31岁时曾在宝应县县令孙惠手下做了一年幕僚 ,县衙门即官场的缩影 。他作为县令的左右膀 ,对官场的黑暗 、 腐败了解至深 。而且蒲长年生活在下层农民之中 ,对吏治腐败给百姓带来的灾难也非常了解 。以 《梦狼》 为例 ,作 者通过白翁梦中来到儿子白甲的衙门的描写 ,充分展示了官府 、 衙门吃人的虎狼本性 ,作者在其 “异史氏曰” 中进一步点题 “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 ,比比也 。即官不为虎 ,而吏且将为狼 ,况 : 也猛于虎者也” 。同类主题的作品如 《向杲》 《席方平》《 促织》《 公孙九娘》《 红玉》 石清 《虚》 《辛十四娘》等勾勒出无辜者被虎狼豺所吞噬的血淋淋的场面 ,不能不激起读者对当权者 深恶痛绝 ,对无辜百姓的深切同情 。蒲松龄恨“世道人心之浅薄 ,道德伦理之沦丧”，身为一名饱读经书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封建社会的知识份子 ,他目睹世风日下 ,传统伦理道德的沦丧 ,既痛恨又焦虑 。因此 ,他一方面揭露其罪恶 ,同时又塑造理想的人物来教育世人。如《胡四娘》《凤仙》等写出了金钱代替骨肉情,《局诈》写集团处心积虑的手段《黎氏》,写继母虐待前妻的孩子《韦公子》，揭露嫖娼等行为,而《翩翩》则塑造了浪子改过自新《王六郎》,歌颂了“仁人之心”等。热情歌颂基于爱情的自由婚姻，蒲松龄对婚姻的态度是严肃的 ,其妻寿终正寝时 ,他所作的 《述刘氏行实》情真意切 ,发自肺腑 ,催人泪下 。蒲松龄不满于道学先生对青年男女的种种,清规戒律的束缚 ,鄙视为财势而结合的畸形婚姻 ,向往自由恋爱的美好生活 。在《聊斋志异》中,他把人人之恋、人鬼之恋、人神之恋等编织成了一个个美丽动人的故事 ,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幅自由恋爱的幸福画面。而《婴宁》中天真无邪的婴宁公开说出了夫妻之性爱为“天伦之乐,人所皆有,何讳焉?”是对宋明以来理学的“存天理 、灭人性”的虚伪礼教的公开批判。总的来说，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的的原因就是，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统治腐朽，宦官魏忠贤专揽朝政，迫害异己、镇压人民统治者不断加重对人民的剥削，使人们对当时的状况产生了另类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封建思想的残余影响下发生了变化，从而又变成了另外的一种新的思想。而像蒲松龄这样的人把这样的思想表达出来，或者是想把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所引起的情感抒发出来，就以小说的形式描绘出来了。但是由于现实的表现手法无法透彻的表现出自己的感受，所以作者就运用了另类的表现手法，以志怪的形式去表达和抒发自己内心的感受。所以，这个时期的志怪小说就以这样的类型产生了！其实，明末清初出现志怪小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觉得艺术是一个时代的总的表现，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特征，也就是说艺术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和发展状况。所以要研究不同时期的艺术就应该从当时的各个方面去进行透彻的了解。这是每一个研究艺术的人所要做到的。
转：索靖的书法，浓浅得度，内涵朴厚，古朴如汉隶，转折似今草，气势是相当雄厚的，历来被书法家称为上乘。梁武帝萧衍称誉他的字“遒劲而峻险。遒劲处如飘风忽举，鸷鸟乍飞；峻险处如雪岭孤松，冰河危石”。黄山谷也称道他书法为“笺短意长，诚不可及”。有人把索靖的字与张芝的字作了比较，认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芝；妙有余姿，张不及索靖”。两位大师的书法是各见所长。
推荐的题目为：当代书坛宗师 承前启后之启体书法
司马氏于280年灭吴，结束了传奇的三国时代，统一了全国，建立晋朝，史称西晋。 西晋年间，社会动荡、旧道德崩溃。西晋士人尽情享受生活、挥金如土、游山玩水、眷念人生、好谈玄理、放达简傲、标榜争胜。他们用一起办法——文章、言辞、琴棋书画来展现人格与风度。 后世批判西晋“风俗淫僻、耻尚失所”，但这又何尝不是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人的觉醒与浪漫呢。 西晋的书法特点是，书法中心仍在洛阳，旧体、新体共存共荣，同时，南方人士开始接受新体书法。 一、篆书 西晋碑石篆书题额存世的有两种，分别是《郛休碑》↓，此碑结字精整，属严谨的汉篆法； 二是《王君墓神道》↓，此碑结体不整，有美术化倾向。 西晋的篆书也有墓砖、瓦当文字。但最好的研究了解途径是通过西晋官印。 上世纪90年代曾出土的刘弘官印、私印，笔画婉约流动，方头锐尾，是典型的悬针篆。 宣成公章（金质）↓ 镇南将军印（金质）↓ 刘弘私印（铜质）↓ 二、隶书 西晋隶书书法精整者仍沿袭曹魏隶法，与汉隶相近。如： 《杨骏墓志》↓，结字工稳似《曹全》，波磔翻飞如《华山》 西晋隶法还有梁鹄一派。其特点是用笔“尽其势”。西晋变异的写法开始时髦，对原有笔法已经歪曲走样，再不复汉隶沉雄洒脱气质。 三、草书 草书的发展分几个阶段，也包括多种类型，如章草、今草（小草）、狂草（大草）。西晋时的草书仍是章草。其具有一定的书写规则，有连笔，字间不牵连，存隶意。 1、卫瓘的“草稿” 卫瓘善草书，且独具一格，与章草相区分称作“草稿”，多用于往来信件，属“相闻书”。其特点是左低右高，捺笔向下内敛纵引，“流便”、“妍媚”，在章草横展的笔势基础上，变为“纵引”，代表了草书发展的方向。 《州民贴》↓2、索靖的章草 索靖的章草在历史上评价颇高，甚至被誉为“神品”。存世可见的代表作品有： 《月仪帖》↓，此贴最为著名，是写信的参考文范，称“书仪”。 此贴真实性历来存疑。 《出师颂》↓ 《七月帖》↓ 3、陆机《平复帖》↓，此贴是唯一存世的西晋草书尺牍墨迹。其法古朴而非古雅，章法伪略而不正规，其人亦非草书名家。 4、楼兰草书 20世纪初，在罗布泊楼兰遗迹出土了很多文书，里面有各种书写内容，草书字迹虽非名家所书，但贵在真实，反应了当时书法的社会面貌。 四、行书 西晋是行书普及的时代，已用于令史书写，也称为史书。但西晋书家行书存世极少，仅楼兰遗址发现文书若干。 楼兰文书《正月廿四残纸》↓ 楼兰行书的特征可归纳为： 用笔和笔画：横笔收笔不按顿、纵笔向左背右、竖钩不钩直接下引、撇直硬； 偏旁部件：较早定型，后世已无变化，如亻、忄、氵等； 字形与结构：纵长居多，结构多平结。 西晋行书仍有很多借鉴楷书、隶书的笔法，但已逐渐形成特点，为后二王行书奠定了基础。 五、楷书 存世的西晋楷书有： 1、《三国志吴书》↓ 此文稿藏于日本上野家，其文字楷法特征接近成熟的楷书，书写精整，竖画、撇画顿锋起笔，方头，横画、捺画顺锋起笔，尖头，捺笔丰厚。但仍未脱隶意。 2、《法华经残卷》↓ 从敦煌出土的遗迹书法作品看，楷书在西晋用于抄写经文、书籍。 六、西晋书家与书风 西晋的书家处于一个“尴尬”的历史时期。前有曹魏的锺繇，后又东晋王羲之，西晋书家往往被人遗忘。但他们仍有非常典型的特点。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卫瓘、索靖。两人的草书同源而异流，都渊源于张芝，却风格不同。谓“瓘得伯英（张芝）筋，靖得伯英肉”。说的是卫瓘“笔势”胜过索靖，而索靖长于草书“笔法”。 但草书的特点就是依笔势传达神采，如后世狂草最体现笔势。 西晋因索靖的草书章法清晰，故学习者众多；而卫瓘书法的“纵引”笔势却代表了草书发展的方向。东晋二王就是传承了这一笔势，可以说，二王“今草”是卫瓘“草稿”的后继。 概括来讲，西晋时期的正统书体是“古文、篆、隶、草”。行书和楷书虽有发簪，但当时仍属辅助书体，未能与其他书体平起平坐。 西晋的书风的宽松和书法的发展，为东晋书坛繁荣奠定了基础。 下一篇：东晋书法
1、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近代科学是文艺复兴的最大后果。2、宗教改革：将人、人性从宗教束缚中解脱出来，提倡人性、人文主义，崇尚理性、科学，对近 代科学最重要的影响是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3、启蒙运动：在近代科学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产生，近代科学是启蒙运动的前提。
lz,您好！对整个思想：:启蒙思想家有利的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描绘了未来 “理性王国 ”的蓝图 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提供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对法国：对法国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揭露，为即将到来的法国大革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对欧美：启蒙运动还陆续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启迪了人们的思想，动摇着封建统治。.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 对亚洲：启迪思想家们的许多著作也逐渐被介绍到中国和日本等亚洲国家，激励着那里的仁人志士为改造旧社会而斗争
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比较1．相同：（1）产生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相同，都是在西欧封建制度衰亡、资本主义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年代。（2）性质相同：它们都具有反封建的性质，并把矛头对准了天主教会。（3）两者都向古代寻求和吸取养料，人文主义者借助的是古典文化，马丁·路德和加尔文则借助了《圣经》中的原始教义。（4）与统治者的关系相同：人文主义者需要教皇、国王、贵族和富商的庇护；宗教改革与统治者关系更是紧密，马丁·路德等就是得到封建诸侯的保护。2．不同：（1）历史背景不同：宗教改革还与西欧各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关，并且各种社会力量都将斗争矛头指向了封建教会，这是文艺复兴所不具备的。（2）兴起和开展的范围不同：文艺复兴首先从意大利开始，主要在文化思想领域里开展和进行；宗教改革首先从德国开始，它是一场社会各阶层都参加的社会运动。（3）在信仰与宗教宽容的问题上，两个运动是迥然不同的，文艺复兴是一个信仰与思想自由的运动，一开始就容忍了异教文化，而宗教改革不是一个为了自由的运动，各种形式的新教派，几乎都以另一个权威来取代教皇的权威。（4）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文艺复兴认识并揭露教会的腐朽、罪恶，但还是对教会势力抱和解的态度，不愿走上宗教改革的道路。（5）产生的历史作用不同，宗教改革在思想和社会领域里都扫荡了封建势力，其产生的新教思想还为以后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武器。文艺复兴则把人们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比较1．相同点：都注重了人的价值，都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为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经济上的统治地位作了思想准备；他们追求的所谓人类利益都是资产阶级的利益。2．不同点：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的继承和发展。（1）背景：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物，主要是反对教会对人的束缚。启蒙运动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对世俗的君主专制制度提出批评。（2）运动范围：文艺复兴源于意大利，盛行于欧洲；启蒙运动源于英国，盛行于欧洲，以法国为中心，影响世界范围。（3）涉及领域：文艺复兴集中在文学艺术领域；启蒙运动主要在思想政治领域。（4）内容：文艺复兴提倡“人性”（即感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强调“理性”，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5）批判对象：文艺复兴批判天主教神学世界观，不反对封建专制；启蒙运动集中批判专制主义、教权主义、等级制度，反对封建专制。（6）方式：文艺复兴时许多思想家借用恢复古希腊的文化，主要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启蒙运动重在社会哲学方面，提出了新的社会思想。（7）与近代科学关系：文艺复兴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近代科学是文艺复兴的最大后果；启蒙运动在近代科学迅猛发展的前提下产生，近代科学是启蒙运动的前提。（8）影响：文艺复兴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唤醒了人们的进取精神和创造精神，启导了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改革浪潮；启蒙思想是在科学事业发展的前提下出现的，它打击了专制主义的世俗统治，掀起了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联系文艺复兴奠定了文化思想运动的方向性，而宗教改革与启蒙运动则是加速器。正是文艺复兴带来的“个人的发现”为后来的民主革命奠定了观念基础。正是因为有了文艺复兴在前，启蒙运动才得以成功地演变成一系列民主革命。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环环相扣，缺一不可。没有文艺复兴通过文艺的形式把个人的地位确立起来，启蒙运动所涉及到的制度设计和秩序构建，就得不到大众文化观念的支撑。文艺复兴唤醒了人们内心深处对人性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而启蒙运动则向世人描述了一个怎么才能够尊重人性和保障自由的制度框架图景。文艺复兴是向过去要自由的正当性，启蒙运动是向未来要自由的正当性。在基本精神上，两个运动并无二致。启蒙运动砸碎了中世纪思想专制锁链的最后环节。启蒙运动为新思想大厦新添了不少砖瓦，但埋下这一大厦基石的则是文艺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