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长江下游经济区特别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盛况学术界研究成果颇丰，这里不作重复。透视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可以发现，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具有以下特点： 1.这种商品经济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结构的内部，是下游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促成下游地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主要原因，一是由于明中叶以来农业生产力的回升、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二是由于人口的增殖，人浮于地，使大多数的小农家庭面临着生存压力，同时也在农村中出现了过剩的劳动力。三是由于江南地区自唐宋以来一直是国家的重赋区，到了明清时期，在农业资源和技术资源充分利用的情况下，重税浮粮已成为江南人民的一大负担，为了交纳"比限日严"的国家赋税，小农们不得不用有限的土地从事多种经营，或者把家内自给之外的剩余纺织品推向市场，最终在市场经济利润的刺激下，人们开始以经济作物排挤粮食作物，出现了"每村庄知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棉者，则有十分之七、八"的现象（注：皇清奏议卷61，奏请海疆禾棉兼种疏。），同时心灵手巧的农村妇女们也"通宵不寝"，尽可能织出更多的剩余纺织品。 2.这种商品经济以下游经济区强大的农村基层社会需求为基础。长江下游经济区内部"自生"的商品经济在它孕育、产生的过程中，耕织结合的传统经济结构经历了多层次的分化瓦解，这不仅表现在农产品商品化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趋向的扩大，而且表现在商业性农业内部出现了地域分工、集约经营；手工业商品生产内部出现了行业分工、专业分工，几乎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小商品生产者在进行着种类有别的小商品生产，小商品生产原料的获得，生产工具的添置和生产的各个环节几乎都和市场发生关系，城乡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手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内部的交换进一步扩大。广泛存在于长江下游经济区内的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交换，在农村基层社会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下游经济区的市场网络型商品经济正是建筑在这种强大而广泛的有效需求之上。在这里，小商品生产者生产和消费需求的满足、商品交换中心的兴起和发展，不再单纯地表现为大都市的集中化发展，而是以小城镇和以农村为依托的集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明清时期，下游江南地区这样的市镇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它们的种类也各异，有的是当地的手工业中心，如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吴江的盛泽镇、黄家溪市；湖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以某种手工业品的生产而闻名。有的是原料集散地或商业中心，如湖州的乌青镇、菱湖镇，太仓鹤王市，海盐的沈荡镇等，"五谷、丝布、竹木、油坊、贸店、大贾往往云集"（注：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市镇数量之巨，以及市镇种类的多样性充分体现了基层社会需求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3.在这种商品经济中，各种层次的市场相互交织，形成了密集的商品市场网。明清时期，在市镇和农村集市广泛发展的基础上，长江下游经济区原有的城市也在扩大规模和增强经济功能，这些大、中城市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内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从中心都会到农村基层社会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农村市场、小城镇市场、中小城市市场和大都市市场等一系列多级层次的市场连结成的市场网络，这些市场在不同层次上发挥着交换流通功能，又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从而使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连成一体，整体走上商品经济的发展道路。 总之，长江下游经济区的商品经济是区域内部"自生"的，它以农村基层社会广泛的生产和消费需求为基础，并且形成了市场网络，因而这种商品经济比较稳固，能够持久，不会因较小的外力作用而大起大落。 二、长江上游经济区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及其特点 明清时期，在长江上游经济区这个封闭的地理单元里，同样也存在着因区内自然经济内部结构的变动而产生的商品经济，特别是清中叶后，四川等地的商业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了较快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村中较为普遍，家庭手工业也出现了"机声轧轧常彻夜不休"的火热场面；商品交换也有所发展，据四川有关方志的记载，四川省明代共有集市场数1000多个，到了清乾隆年间已有3000个（注：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专题1994年第6期。）。但总的来说， 上游经济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的规模和程度远不如下游经济区。在有限的商品经济总量中，源于上游经济区区域内部需求的商品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小。上游经济区商品经济的主要方面体现为因外部市场需求刺激而发展起来的"特产型"商品经济。它的特点是： 1.从进入市场的主要商品来看，大多数为本省特有的产品或优势产品。长江上游经济区是我国主要的农业区，粮食作物是本区的一大优势之一，糖、麻、桐、茶、药材等经济作物更是本区特有的优势。明清时期，随着长江下游及其他地区城镇的繁荣，非农业人口的增多以及全国商品市场的形成，上游地区的粮食成为全国市场的急需品，各类特有的经济作物及其加工品也成为外部市场的抢手货。上游川省人民便顺应这种需求，将粮食和山货转化为商品。重庆是四川粮食的集散地，凡外省到四川买米之商贩，皆"接踵而至"，然后，"外贩、又运下江，络绎不绝"。据记载，乾隆十八年四川运往江苏、浙江的粮食达40万石，乾隆二十三年运往山东的粮食亦达40万石（注：李龙潜：明清经济史。）。一些县志也有大量的本地物产运往外地的记载。如綦江县所产之山丝、枳桔、桐油、竹纸、药材、靛蓝，岁销本省及楚、黔等地，"易外属之钱，不可以数计也"（注：同治綦江县志卷2。）； 南川县"邑产除稻、椒、麦、黍及寻常日用，足供一邑取携外"，药材、茶、笋、漆、蜡、煤、铁、硝、磺、桐等"较他处为良者，不一而足，邑人力农之余藉资贸易，负贩络绎于途，岁获其利"（注：光绪南川县志卷2。）。 2.商品生产结构受外部市场需求的调节。在外部市场需求吸引下，上游经济区总是选择具有区域优势的物品投入市场。明清以来日益强大的外部市场需求促使上游地区扩大原有优势物产的种植和生产规模，或者因地制宜，拓展新的生产优势，从而改变商品生产结构。乾隆以来直到清末，四川省在稻米等粮食作物优势之外，经济作物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具有一定规模的商品种植（生产）优势。一些地域产生了棉、桑、蔗、菸、茶、果等专业种植区，如，潼川、顺庆等府形成了养蚕区域，"蜀中墙下种桑，宅内养蚕以为常业"（注：皇朝经世文编卷40。）；成都平原的一些府县多种烟草，新津"邑人业烟草者甚多，良田熟地种之殆遍"（注：道光新津县志卷29。）。以本地特产为原料的手工业形成一定规模，如隆昌、荣昌一带"比户皆绩"所产夏布"富商大贾购贩京华，远逮各省"（注：光绪荣昌县志卷16。）。道光以后四川省开始大量种植鸦片，鸦片的种植和贸易成为近代四川商业性农业的主要方面，尽管这是一种罪恶的畸形状况，但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种现象也正体现了外部市场对上游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调节作用。 3.商品的流通对商人和商路依赖性大。长江上游经济区地形的复杂，地理环境的封闭性，使该区的商品流通受到很大限制。该区的商品外运以水路为主，长途贩运往往以一些河流为依托，与一些城市相连，形成了一些固定的贩运路线。如成都府16州县的盐、白蜡等物品靠岷江运出；重庆、合州等城市则靠嘉陵江、渠江、涪江的河道输出茶、桐油等，这些物产依靠木船由支流集中在长江干流而下，运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全国各地市场。四川盆地也有几条通往外地的陆上运输线，分别是北大路、西藏路、云南路、两湖路，但是这些山路运输条件非常艰苦，只能靠挑夫和驮畜组成的商队，翻越盆地边缘的山道（注：彭泽益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封建政府为谋取暴利，往往加重长江水运路线的商税，迫使许多商品的运输由便利的水运转向艰难的陆运，这种流通渠道的畸形现象从反面说明了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路的依赖。 同时，由于这种商品经济主要面向外地市场，商品的流通主要经过长途贩运，商品生产者不能直接完成交换的全过程，而是经过一些商人或商帮的采办。在长期的商品流通过程中，一些重要商品的采办也形成了相对固定的模式，相对固定的商帮或商人。如：四川的生漆，清以前采办者主要为西帮，到清代广东帮及川帮均有采办；川东秀山的桐油，清初由陕帮商人购运，以后湖北、江西两帮商人来得较多；四川的黑木耳，乾隆时由汉口帮采办（注：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这种采办方式说明上游地区"特产型"商品经济对商人也有一定的依赖性。
商品经济大发展，资本主义萠芽初现，行业协会应运而生。
1，农业经济高度发达，解放了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和手工业。2，科技、机械的发展，手工业、制造业水平上升，催生了商品经济的腾飞。3，对外贸易的出超地位（尤其是明代，出口大量丝绸瓷器），以及远洋航运业、朝贡互市体系的建立，导致西班牙银元大量流入中国，活跃了中国的货币经济。4，城市化的发展，如江南市镇等商业点的建立。5，国内交通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为国内长途贸易提供了保障。6，大型商团、行会的建立，比如晋商、徽商等商业团体的形成。7，金融业雏形初步形成，各地票号的建立，使货币流通更加便利。（如乔家大院里的票号）纯手打，望采纳!
商人利用天然的乡里、宗族的关系联系起来，互相支持，和衷共计！
1．《论清朝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的“求抚”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2．《义和团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1期3．《胡光墉籍贯考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4．《论李鸿章的“和戎”观》，《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5．《〈崇陵传信录〉记刚毅回京日期有误》，《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2期6．《关于刚毅从涿州回京日期的更正》，《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5期7．《“圣库制度”考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8．《也谈历史人物评价的相关理论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3期9．《夏燮〈粤氛纪事〉的史料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2期10．《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辨误》，《历史档案》1990年第1期11．《李鸿章“一生功过在和戎”辨》，《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12．《“公车上书”：康梁编造的历史神话》，《历史教学》2002年第10期13．《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太后心态分析》，《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14．《柏文蔚与二次革命》，《民国档案》2005年第1期15．《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史学月刊》2007年第第2期16．《那拉氏集团与义和团运动》，《山东师院学报》1980年第6期17．《从创办福州船政局看左宗棠的自强思想》，《安徽师大学报》1982年第2期18．《论同盟会中部总会》，《求是学刊》1984年第2期19．《略论左宗棠的洋务活动》，《安徽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20．《清朝顽固派与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安徽师大学报》1987年第4期21．《粤湘鄂三省资产阶级与粤汉铁路》，《南开史学》1989年第2期22．《论张之洞的军队建设思想》，《人文杂志》1989年第4期23．《略论杨秀清早期“代天父传言”的作用》，《安徽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24．《“义和拳”更名“义和团”探析》，《历史教学》1990年第9期25．《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民族斗争性质》，收入《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4月版26．《浅析左宗棠思想的两面性》，《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1年第1—2期27．《安徽志士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安徽师大学报》1991年第4期28．《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社会意识的变迁》，《安徽史学》1992年第2期29．《辛亥革命在安徽的三个中心与三个阶段》，《学术界》1992年第3期30．《论启新洋灰公司的经营特点——周学熙集团企业个案研究》，《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31．《晚清中日文化交流概论》，《日本学刊》1994年第3期32．《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关于鸦片危害的量化分析》，《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33．《张之洞洋务思想论析》，《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34．《略论李鸿章的社会改革思想》，收入《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安徽人》，黄山书社1994年6月版35．《关于清季安徽省情问题》，《学术界》1995年第1期36．《义和团运动起讫时限之界定——兼论并无“反清复明”、“扫清灭洋”阶段》，《安徽师大学报》1995年第2期37．《略论收回粤汉路权运动》，收入《成长中的新一代史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2月版38．《从“扶清灭洋”到“奉旨灭洋”——论义和团运动的两个阶段》，《安徽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39．《启新洋灰公司成功的奥秘——周学熙企业集团经营之道管窥》，《安徽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3期40．《试论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之间的矛盾》，收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论丛》（洋务运动讨论专辑），1982年第2辑41．《厚重有赖真知·质朴难掩灼见——评宝成关著〈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近代中国》1997年第7辑42．《李鸿章与近代唯一的平等条约》，《安徽师大学报》1998年第2期43．《刘铭传抚台施政方案平议》，收入《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论文集》，黄山书社1998年5月版44．《〈中西纪事〉的时代特色与个性色彩》，《安徽师大学报》2000年第1期45．《平原起义与封建统治阶级的态度》，收入《义和团平原起义100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2000年9月版46．《义和团运动时期慈禧的态度与清政府的内外政策》，收入《义和团运动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山东大学出版2002年4月版47．《辛亥革命前无政府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业余宣传”》，《安徽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48．《安徽辛亥革命在全国的地位》，收入《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论文集，民国档案杂志社2002年4月版49．《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50．《唐廷枢：中国第一位近代企业家》，《安徽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51．《20世纪中国史学的论争与发展》，《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2期52．《略论安徽公学的兴办和影响》，《安徽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53．《稽隐索微辨是非·追根穷源探因果——评马陵合教授著〈晚清外债史研究〉》，《安徽师大学报》2006年第3期54．《20世纪初立宪派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介绍》，《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55．《百年来福州船政局研究综述》，《黄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第4期56．《太平天国的“圣库”与“国库”是不是一回事》，《历史教学》1982年第10期57．《刘铭传在台湾的改革和建设》，《历史知识》1986年第5期58．《与袁世凯斗争不止——宋教仁遗电析》，《社会科学报》1987年6月4日59．《林则徐禁烟二三事》，《历史知识》1988年1期60．《中法战争时期张之洞的军事思想》，《中学历史》1989年第6期61．《鸦片输华始末》，《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2年第9期62．《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访安徽师范大学校长张海鹏教授》，《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4期63．《悬案：义和团源流》，《中学历史教学参考》1993年第8—9期64．《史德丧失之社会原因浅析》，《安徽史学》1995年第4期65．《考试研究的第一部通史》，《安徽日报》1995年8月25日66．《高屋建瓴·洞彻本原》，收入《李时岳先生纪念文集》，辽宁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67．《安徽公学的兴办和影响》，收入《安徽辛亥革命论文选》，安徽省政协文史委员1992年8月印行68．《柏文蔚与安徽的二次革命》，《安徽文史通讯》1997年第4期69．《太平天国在苏南地区的土地政策》，《池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70．《〈两淮戡乱记〉的内容与特色》，《捻军研究》2000年第2辑71．《略论王茂荫的币制改革方案》，《芜湖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72．《困境中形成的“门户开放”政策》（校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23辑73．《笼罩白宫的阴影：美国总统与越南战争》（校译），《安徽师大学报》1994年第4期74．《治水与清政府的决策程序》（校译），《安徽史学》1996年第2期75．《20世纪初革命派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安徽师大学报》2007年第2期 1．《李鸿章幕府》（独撰），岳麓书社2001年9月版2．《中国社团史》（合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版3．《中国近代史》（合著），黄山书社，1989年9月版4．《安徽文化史》（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5．《贪官传》（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 4月版6．《冤臣传》（合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7．《安徽历史》（合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 7月版8．《学生辞海》（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4月版9．《安徽百科全书》（合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2月版10．《世界著名悬案集粹》（合著），黄山书社1995年12月版11．《中国老字号》（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版12．《中国近代史专题》（主编之一），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版13．《清朝通史·光绪宣统朝》（合著），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1月版14．《粤氛纪事》（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3月版
清朝的反清复明是以农民为全体起义。最终结果无疑都是以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反清复明也是不例外的。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朝代都会有农民起义的这些事情发生。清朝的初期的反清复明是因为明朝走向灭亡，清朝政府来接管之后,引起了当时汉人的不满所以他们才才会出现反抗斗争的出现。
反清复明出现的时间与否并不是很重要。我们在谈论反清复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抗外族侵略者的一个本质。反清复明，他的初期都是由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来组成的，然而农民起义没有正规的统治者，也没有领导者，那么他们最终会以失败而告终的，这也是我们在农民起义中所看到的最常见的现象也是我们能够所想象的。后的结果回顾中国历史长河中所发生的农民起义，不止一次两次的出现，而多次的在各个朝代中都会有的，只是一群不自量力的人在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活动而已。
清朝真的要比明朝差嘛，不一定，只是当时明朝的老百姓认为明朝的统治者比较好一些，要达到推翻满清的统治，只是对于外族侵略者的一种不满。清朝在入关之后取代了明朝，清朝开始实行了满汉一家人满汉通婚的各种说法，当时的清朝也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朝代，它能让两个不相容的民族完全的融合在一起。虽然满族人民的一些不良的气息影响到了汉族的人民，但是因为清朝他是满族人，他擅长的是骑马打仗，是一些草原的野路子，所以对于中原生活的汉族人民来说，可能达不到汉族人们的满意，以至于人们开始对于清朝有了一些不平等的禁忌和不满。今天入关以后，汉族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清政府做了开始做最后的垂死挣扎。
在清朝入关之后经常建立的前期老百姓因为各种各样的运动，死伤无数，老百姓成了某种势力和政治中心的牺牲品。也因为当时满人进关，对于清朝，对于明朝的老百姓并不是特别的重视。随着清朝政府的局面逐渐稳定起来，这些人们也认清了反清复明，不再是匡扶明朝的大业，虽然也有一些顽固的人依然以卵击石，但是他们之间乙方不能够坚定的这个信念，所以清朝政府的群稳定也就注定了反清复明最终以失败告终。
我觉得这种运动算是爱国运动吧，他们并不想亡国，所以才这么做，可以理解
从中国来看，贯穿清朝近三百年的反清复明潮流，既是阶级矛盾的体现，又是民族矛盾的体现。但是如果细说的话，又完全可以归为阶级矛盾。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当时所谓的民族矛盾仅仅是中华民族内部的矛盾，并不同类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的矛盾。由此，其更多的体现的是阶级矛盾下的一种反抗
著作： 1．《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与何龄修等（本人承担8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9月2．《中国古代史料学》，与陈高华等，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再版3．《清代全史》10卷，任第3卷分卷主编（本人写17万字）；担任第二、三、四卷写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出版；方志出版社，2007年4月再版4．《中国政治制度史》，白钢主编（撰写5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5．《海上丝绸之路》，与陈高华等，海洋出版社，1991年6．《中国屯垦史》下册，与王毓铨等（本人承担10万字），农业出版社，1991年7．《清朝典制》，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6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8．《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与李中清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9．《中国史稿》第七册，合著（与何龄修共同负责通稿，本人承担17万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康熙帝本传》，与杨珍（29万字），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11．《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清代卷》，主编并参与写作，本人承担8万字，齐鲁书社，1996年11月12．《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清代编》，与李新达等（负责通稿，本人承担30万字），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修订重印13．《中国航运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4．《中国屯垦史》，与张泽咸（20万字），文津出版社，1997年15．《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45万字），商务印书馆，2000年16．《中国经济通史·清代经济史》，参加农业编第二、三章写作（14万字），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5月再版17．《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40万字），与李中清等合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18．《水利史话》（11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再版19．《辽东移民中的旗人社会》（35万字），与定宜庄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20．《清代民间婚书研究》（28万字），与定宜庄，人民出版社，2005年21.《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45万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0年7月22.《中国妇女通史·清代卷》（71万字），杭州出版社，2010年11月论文：1．《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清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79年2．《略论我国封建时代的粮食生产》，与张泽咸、王曾瑜，《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3期3．《清初封建国家垦荒政策分析》，《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0年4．《论“摊丁入地”》，《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5．《清初人口统计中的一些问题》，《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华书局，1982年6．《清代国内的海运贸易》，《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7．《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康乾盛世》，《文史知识》，1983年第3期9．《明末的三饷加派》，《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清代田土计量种种》，《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11．《清代地方志的纂修》，《中国地方志通讯》，1984年第2期12．《清代的人口增长和人口流迁》，《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13．《郑成功和施琅》，与何龄修，《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14．《怎样学习清史》，《书林》丛书《怎样学习中国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5．《清代的量器和量法》，《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16．《清朝的会典和则例》，《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4期17．《清前期天津的海上交通》，《天津史志》，1985年第3期18．《清代的粮食贸易》，《平准学刊》第1辑，1985年19．《川剧“拉郎配”史实考》，《学林漫录》第11辑，中华书局，1985年20．《简评〈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1986年第1期21．《从宗谱资料看清代的人口迁徙》，《清史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22．《古籍所载有关玉米别称的几点辩证》，《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23．《番薯在浙江的引种和推广》，《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24．《清朝政府对明军屯田的处置和屯地的民地化》，《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第4期25．《玉米、番薯在中国传播中的一些问题》，《清史论丛》第7辑，中华书局，1986年26．《清代的亩制和流行于民间的田土计量法》，《平准学刊》第3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6年27．《珍贵的资料、丰富的收藏——介绍美国犹他家谱学会所藏我国台湾家谱资料》，《台湾研究集刊》，1987年28．《清代牛租剥削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987年第1期29．《清代人口问题与婚姻状况的考察》，《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3期30．《犹他家谱学会和它收藏的中国资料》，《中国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4期31．《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88年32．《清初四川外来移民和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4期33．《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历史档案》，1989年第1期34．《述康熙整饬吏治》，《故宫博物院院刊》，1989年第4期35．《康熙禁航南洋和雍正重开南洋贸易》，《平准学刊》第4辑（下），1989年36．《花生别称小考等二篇》，《平准学刊》第5辑（上），1989年37．《康熙五十五年至六十一年国外来船等三篇》，《平准学刊》第5辑（下），1989年38．《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39．《孔姓家谱和孔氏家族组织——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谱牒学研究》第1辑，1990年40．《清代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41．《明清两代诏选“淑女”引起的动乱》，《故宫博物院院刊》，1991年第1期42．《清代的贵州古州屯田》，《清史研究》，1991年第1期43．《制度史研究的新成果——〈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44．《清初的更名田》，《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5．《清代蠲免政策中有关减免佃户地租规定的探讨》，与李新达，《清史论丛》第8辑，中华书局，1991年46．《康熙帝玄烨》，《清代皇帝传略》，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47．《清代湘西苗区屯田》，《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48．《清代江南大侠甘凤池》，《文史知识》，1992年第11期49．《清初四川“招民垦荒”和经济发展》，《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50．《明代的内河航运》，《明史论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51．《清代山东粮食亩产的估算》，《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52．《清代农村伙种关系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53.《刷新政治、改革经济的清世宗》，《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物》，海南出版社，1993年54．《小农经济运作中的几个关系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5．《清前期南方稻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56．《清代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分类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年第2期57．《清代粮食市场和商品粮食数量的估测》，《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58．《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59．《近世商业观念的转变》，（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0．《漫谈清代的人口政策》，（台湾）《历史月刊》第81期，1994年61．《清前期内河航运考略》，《清史论丛》，1994年62．《读〈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沿革史〉》，《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8期63．《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64．《清代北方旱作区的粮食生产》，《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1期65．《清代的皇族》，《文史知识》，1995年第12期66．《清代绅衿阶层婚姻状况的考察》，《华夏文明与传世藏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6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婚姻、家庭史研究概述》，（日）《中国史学》第6卷，1996年68．《清代的纳妾制度》，《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第4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6年69．《清宗室的等级和特权》，（台湾）《历史月刊》第109期，1997年2月70．《清代的劳动力状况和各从业人数的大体估测》，《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71．《清代的童养媳——55例刑事案例抽样分析》，（韩）《东洋学研究》，1998年4月72．《18、19世纪的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台湾）文教基金会，1998年2月73．《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4期74．《清代男女的初婚年龄》，《庆祝王钟翰教授八十五暨韦庆远教授七十华诞学术论文合集》，黄山书社，1999年75．《清代婚姻关系的变化与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0年第2期76．《清代403宗民刑案例中的私通行为考察》，《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77．《补阙拾遗 以小见大——读〈清代科举制度考辩〉》，《史学集刊》，2000年第3期78．《嘉庆间图钦图敏信奉天主教论处案——兼及宗室苏努获罪被纠史实拾遗》，《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年79．《介绍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明清档案和曲阜孔府档案》，（台湾）《近代中国》第139期，2000年80．《清代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2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0年81．《清代的寡妇转房》，《清史论丛》1999年号，2001年82．《寻找真正的活历史：人口统计、田野调查和历史文献结合的新尝试》，与定宜庄，《婚姻家庭与人口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3．《清代妇女的守节和再嫁》，《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84．《明清时期的粮食生产与农民生活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85．《清宣统年间北京城内人口死亡情况的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3期86．《从赘婿地位看入赘婚的家庭关系——以清代为例》，《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87．《开展性别史研究需要做大量基础工作》，《历史研究》，2002年第6期88．《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清史论集：庆祝王钟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89．《读〈清代科举家族〉》，《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90．《情理法的矛盾：清乾隆朝妇女奔逃案件中的情欲因素》，《情欲明清·达情篇》，（台）麦田出版社，2004年91．《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明清史论丛——孙文良教授诞辰七十周年纪念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92．《清代男女生育行为的考察》，《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93．《清代小农家庭规模的考察》，《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吴承明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94．《清代的妇德教育》，《清史论丛》2007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95．《自杀与社会：以清代北京为例》，《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辑，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96.《清代社会变动和妇女的思想行为》，《纪念许大龄教授诞辰85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97.《清代的灾害和农业：兼及农业外延式发展与生态的关系》，《中国古代灾害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98.《清代的山西商人：根据136宗个人样本所作的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Frontiers of History in China》,Higher Education Press,Volume4-Number2-June2009)99. 《清代的任官回避制度》、 《清代的“黄宗羲定律”效应》、《清代的“农转非”》《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1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100.《清代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经营的新概念》，《清史镜鉴：部级领导干部清史读本》第2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101. 《清代的自耕农和自耕农经济》，《清史论丛》2009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02. 《政策与效应：清中叶的农业生产形势和国家政策投入》，《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103.《清代北京的山东移民》，《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104.《农民进城和我国早期城市化：历史的追溯和思考》，《浙江学刊》，2011年3期史料整理：1．《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明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2．《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三编（清代档案史料）》，合作项目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1985年3．《古代中越关系史料选编》（清代部分），与陈智超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4．《有关玉米、番薯在我国传播的资料》，与邓自燊，《清史资料》第7辑，中华书局，1990年
《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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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作者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年份：1981年页数：680内容介绍：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继《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出版)之后,又完成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文集》的编辑工作.这部新编的论文集,收集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一年内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论文共十八篇.论文集的内容,主要包含以下四个部分: (1)关于理论问题的研究,如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问题,雇佣劳动的性质问题,货币的积累和去向问题,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问题等.(2)关于行会制度的研究,如中国行会组织的特点,清代的手工业行会,鸦片战争以前上海行会性质的变化,会馆的性质和作用等.(3)关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如农业资本主义萌芽的社会经济条件,发生的具体过程及其特殊性,明清农业经济关系的变化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
刊名：明清小说研究出版地：江苏省南京市;开本：32开ISSN：1004-3330CN：32-1017/I历史沿革：现用刊名：明清小说研究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2012-2013）中文核心期刊(2008)中文核心期刊(2004)中文核心期刊(2000)中文核心期刊(1996)明清小说研究 创办于1985年8月，先以书代刊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共出六辑。1988年国家出版署正式批准为季刊，由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明清小说研究中心主办，一直至今，是国内唯一的明清小说研究专业期刊。 本刊奉行繁荣学术、弘扬传统、百家争鸣、唯文是取的原则，竭诚欢迎海内外相应领域的专家、学者赐稿。本刊优先采用正面进行科学探讨的学术著作，尤其欢迎：一、有文献价值的论著；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论著；三、对某些问题作宏观研究的论著；四、中外比较，并在比较中探寻中国古代小说民族特色的论著；五、进行深入理论探讨，有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论著；六、各级研究课题的成果。本刊发表文章前请求作者承诺无抄袭，未一稿多投。来稿一般请控制在8000字以内，最长不要超过10000字。对于在文献资料方面有突破性发现的著作，本刊优先发表，不限篇幅本刊面向文史研究工作者、大专院校文史专业师生和广大明清小说爱好者，欢迎订阅。除经邮局发行外，编辑部常年存有部分过期和当期刊物，欢迎购买，本刊出具合法的可供报销的收据。每期每册7.80 ，另加邮费2元（存留稀少的过刊价格另定）。汇款请寄：210013 南京市虎踞北路12号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
《求是学刊》创刊于1974年，原名为《黑龙江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改名为《求是学刊》(双月刊)。30余年来，《求是学刊》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办刊方针政策，一贯本着唯实、求是、图新的办刊宗旨。《求是学刊》按学科主要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美学、史学。从创刊至今，《求是学刊》主要开设的专题研究有：“思维科学研究”、“哲学体系改革”、“文化哲学：跨世纪的思考”、“文化哲学：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文化哲学：后现代主义研究”、“文化哲学：全球化的文化反思”、“文化哲学：现代性研究新视阈”、“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 ”、“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20世纪末中国哲学重大问题检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哲学思考”、“关注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海外来稿”、“学术对话”、“生产力经济学 ”、“第三产业问题研究”、“国有企业问题研究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业问题”、“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专栏”、“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法制现代化研究”、“行政法新理念”、“苏联俄罗斯法学在中国”、“社会转型与法律多元”、“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重塑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新视界”、“20世纪中国美学批评”、“美学在当代”、“当代文学思潮前沿问题探讨”、“东北地方史研究”、“史学博士论坛”、“史学理论暨史学史”、“明清史研究”、“中外史学及其比较研究”等专栏 。至2006年止，《求是学刊》已出版中文版33卷174期，发表学术文章3 685篇，年平均发行量2万册左右，位于高校学报前列。《求是学刊》编发稿件质量上乘，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光明日报》等文摘报刊转载、摘编的文章数量一直名列全国学术期刊前10名。《求是学刊》在国外也有很好的影响，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十几个国家都拥有众多的订户。《求是学刊》为繁荣我国的学术文化理论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鱼纹 ，陶瓷装饰的传统纹饰之一，广义上可包含由鱼纹和其它纹样组合而成的纹饰，狭义上仅指纯粹鱼纹或以鱼纹为主体的纹饰。鱼纹早在西安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彩陶中即已出现，河南临汝出土有鹊鱼石斧图彩陶缸，其后的商周青铜器、玉器，秦汉的漆器、彩陶上，鱼纹均得到广泛应用。到了唐代，鱼纹开始用于瓷器装饰。宋代定窑、景德镇窑、龙泉窑、耀州窑、磁州窑都有大量的鱼纹装饰，明清之际景德镇御窑生产的鱼纹瓷种类繁多，最为引人注目。 一、明清时期鱼纹瓷器概述 1、明代鱼纹瓷 明代鱼纹瓷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生产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用鱼纹装饰的瓷器种类丰富，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有：绿釉刻鱼水纹小碗、宣德釉里红四鱼纹高足碗、宣德霁蓝釉白花鱼莲纹盘、宣德白釉鱼藻纹盘、成化五鱼纹高足碗、弘治矾红五鱼纹盘、正德红绿彩四鱼纹盘、正德红釉白鱼纹盘、正德釉里红鱼纹盘、正德孔雀绿釉刻花鱼莲纹大碗、正德青花矾红五鱼纹大碗(彩版一，1)、嘉靖青花鱼莲纹罐、嘉靖仿宣德款青花鱼莲纹菱花式洗、嘉靖款青花鱼莲纹大碗、嘉靖青花鱼藻纹盘、嘉靖青花莲塘鱼藻牡丹纹花式洗、嘉靖青花鱼藻纹出戟尊(彩版一，2),嘉靖青花加彩鱼莲纹罐、嘉靖五彩鱼藻纹罐、万历青花鱼莲纹大盘、万历青花鱼藻纹蒜头瓶、仿定窑印花鱼莲纹碗、仿定窑印花鱼莲纹大碗等。明代鱼纹用在釉里红、青花、青花矾红、五彩、红绿彩、孔雀绿釉、仿定窑白釉印花等种类的器物上，鱼纹成为明代各朝喜绘的纹样。嘉靖时期最普遍，它由前期的单画一条鲫鱼演变到画鲭、鲤、鲌、鲫四种鱼，鱼体肥大。在瓶、罐、或盘、碗的四面各画一鱼，互相对称，空间衬以水草、莲花、浮萍。嘉靖鱼纹在纹饰内容上比元代丰富，艺术处理上比元代进步，能够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将水中的鱼儿、虾、蟹、蝌蚪、深水中的藻类，都通过画面大胆生动地呈现出来，画法细腻，纹饰繁密，用色浓艳，装饰性强，受晚明画风影响，商业性较强。 明嘉靖 五彩鱼藻纹盖罐 明万历 青花鱼藻纹蒜头瓶 明宣德 蓝釉白花鱼莲纹盘 明宣德 釉里红三鱼纹高足碗 2、清代鱼纹瓷 清代制瓷业达到了鼎盛，装饰纹样不仅继承了前朝的优秀传统，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鱼纹瓷的品种、数量和鱼纹的组合都超越前朝。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异常丰富，所见按年号和色釉列举如下： 康熙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90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龙变纹高足盘、青花鱼莲纹葵花式洗、青花鱼龙变纹板沿洗、青花鱼草纹小碗、青花海水鱼龙变纹折沿洗、青花鱼龙变纹盆、青花鱼龙变纹笔筒、青花四鱼纹缸、黄地青花鱼水纹水丞、青花加紫落花游鱼图碗、青花加紫鱼藻纹缸、中和堂款青花加紫鱼藻纹碗和青花红彩三鱼纹碗等。 清康熙 青花鱼藻纹缸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水巫、釉里红双鱼纹瓶、釉里红鱼龙变纹盘口瓶、釉里红海水鱼纹缸、釉里红鱼藻纹鱼缸、仿宣德款粉青釉里红四鱼纹水丞(彩版一，3)、矾红彩鱼纹折腰碗、郎窑红描金鱼藻纹盆和矾红彩五鱼纹盘等。 （3）五彩：五彩鱼龙变纹洗、五彩四鱼纹盘、五彩四鱼花卉纹折腰碗、五彩五鱼纹碗、五彩鱼藻纹缸、五彩开光游鱼斗鸡图银锭杯、五彩里龙外鱼纹盘、双鱼款五彩诗句花卉纹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大盘、在川知乐款五彩鱼藻纹小盘。 清康熙 五彩鱼藻纹棒槌瓶 （4）仿明鱼纹瓷：仿宣德款斗彩外海水五鱼里团花纹盘、仿宣德款霁蓝釉白花鱼藻纹盘、仿宣德款白釉凸鱼龙变图觚、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碗、仿成化款八鱼纹碗、仿成化黄地白鱼纹石榴尊和仿成化款洒蓝地釉里红鱼纹撇口碗。 （5）其它品种：洒蓝描金红鱼纹盘、酒蓝描金鱼纹棒槌瓶(彩版一，4)、霁蓝地白鱼藻纹碗、黄釉鱼式笔山、白釉鱼藻纹钵缸、孔雀绿釉鱼式水注和素三彩鱼草纹碗等。 雍正时期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41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盘、青花鱼藻纹盆、青花加紫五鱼海水纹葫芦瓶和仿成化款青花四鱼纹碗等。 （2）釉里红、红彩：釉里红三鱼纹碗、三鱼纹把碗、三鱼纹高足盘、三鱼纹盘、鲜红三鱼纹碗和红鱼藻纹观音瓶等。 （3）粉彩、五彩和斗彩：粉彩鱼藻纹板沿洗、粉彩花卉四鱼纹盘、五彩鱼藻纹碗、五彩鱼草纹碗和仿成化款斗彩落花流水图杯等。 （4）白釉：双鱼纹瓶(彩版一，5) 乾隆鱼纹瓷 此时宫中所藏共计36件，按釉色品种和器物种类分别有下列几种： （1）青花：青花鱼藻纹碗、青花鱼藻纹盆、青花海水鱼龙变纹高足盘。 （2）釉里红：折枝花双鱼耳洗、五鱼纹盘、三鱼纹把碗、豆青地青花釉里红鱼藻盘。 （3）粉彩：鱼藻纹盆、山水鱼藻纹折沿盆、四系金鱼转心瓶(彩版一，6)、豆青地粉彩外鱼藻里红彩五蝠纹盘、黄地粉彩鱼纹瓶、木纹釉里米色地粉彩鱼龙纹卧足碗。 （4）其它：仿龙泉釉刻鱼纹高足盘、天蓝釉双鱼瓶、黑彩外山水里鱼藻纹方斗杯和仿黑纱鱼藻纹嵌时表葫芦壁瓶等。 二.明清鱼纹瓷文化内涵 明清瓷器大量采用鱼纹的装饰纹样，不是偶然的，是历史积淀的结果，追本溯源鱼纹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如新石器时代鱼纹彩陶盆、父系氏族社会出土的绿松石鱼坠、商代中期龟鱼纹盘、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双鱼瓶、春秋早期刻鱼纹铜盘、秦汉鸟衔鱼纹瓦当、晋代鸟啄鱼纹金饰品、唐宋官服上的鱼袋、鱼符、唐代发兵用的“鱼契”、宋代宫中“鱼钥”、宋代鱼藻图绘画作品、南宋鱼藻纹银杯、明代鱼纹织锦、清代鱼藻纹漆盒、清代象牙镂空雕鱼、清代鱼藻绘画作品、在民间有鱼灯，直至今日还流行“连年有余”、“鲤鱼跳龙门”等年画。其中尤以鱼纹陶瓷最为丰富，历史悠久，距今已有七千年。 鱼，作为水中最常见的动物，为什么能长久地活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它已成为一个文化因子深深地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鱼为什么能与中国历史文化交织在一起，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1、鱼与祭祀宗教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在长期的渔猎经济生活中，原始社会的先民对鱼有了很深的了解，“鱼腹中多子”引发先人对生殖的联想，闻一多认为鱼的象征意义起源于鱼的繁殖力最强，与原始人类的崇拜生殖、重视种族敷衍直接相关。“鲤鱼摆子”一类繁殖事项，启发着人们去幻想借助鱼的旺盛生殖功能来提高和强化人们的生殖能力，以期子孙荣昌，鱼成为生殖崇拜对象。1958年，在西藏日士县发现的叶蕃以前的岩画，展示了类似生殖崇拜观念，其中一幅，绘有日月，男女性器、鸟和鱼等。画面上，一条大鱼腹内孕有十条小鱼，下方有四个戴鸟形面具的人在舞蹈，周围有三条小鱼。画中的日月、男女性器、鱼鸟均表示阴阳对应，对生殖崇拜观念做出了多层面的渲染。半坡的人面鱼纹是寓人于鱼的写照。有人说它是图腾的象征，有人说是“寓鱼于人”，有人则认为是一种早期的宗教祭祀仪式。 根据赵国华《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认为双鱼的外形象征女阴，月经从女阴流出，他们把鱼血象征女性的经血，创造了鱼血祭，以求女性多有经血，多多繁衍人口。远古人类又以水象征女性的月经，月经称作“信水”、“月水”、“经水”，由于女性有月经(信水)，月经又与水相联，人类进入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之后，初民以水象征女性的观念下传，于是鱼血祭演化为祭鱼求雨的仪式。《帝土世纪》:“黄帝出游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能牲以醇之，天乃甚雨”。董仲舒《春秋繁露》中记述的求雨法，在春旱求雨时，用八条活鱼(“以生鱼八”)祭祀共工;在秋季求雨时，还用九条桐木鱼(“以桐术鱼九”)祭祀太昊。先秦典籍中，关于以鱼作祭祀的记载很多，《苟子·礼论》如“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鱼也，豆之先大羹也。”《管子.轻重篇》:“主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鱼以为脯，鲵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征百倍异日”。 2、庄子的“鱼乐”思想 《庄子·秋水篇》云：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鱼出游从容，是鱼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鱼乐”云者，既己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战国时代庄子把水中的游鱼视为可凝想，认同自然生命的象征。庄子在观赏一群跳跃的游鱼时，深深地体会到生命的喜悦。他以“天人合一”的理念去领会鱼的感受。庄子不但可以化鱼，也可化蝶，充分表示在中国文化中，人有能力跨越自然界的范畴和界限，领悟其他不同生物的感受。中国的万物有灵，物吾合一，情景交融的说法，历史悠久，意义深刻。庄子道家这种宇宙观，源自于易经的思想构架。庄子的“鱼乐”思想，在中国古代绘画作品中，如鱼乐图、鱼藻图、游鱼图亦演变成一种独有的绘画主题，是中国特有的。有关鱼乐的绘画作品《宣和画谱》和《盛京故宫书画记》有著录，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有《春溪鱼藻图》、《群鱼戏若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宋代画家易元吉的“鱼藻图”，清代挥寿平的“紫藤游鱼”等，元明清陶瓷上的各类鱼藻图深受上述绘画作品的影响。艺术家以平淡的方式来描写游鱼活泼的姿态。它们有时漂浮徘徊于水藻间，有时突然穿梭于清流旋涡中，有时沉入荷塘，或跃出水面。画家用流畅的笔墨，描绘出自然生命的韵律节凑。而这种对生命力的认同，正是庄子在濠梁岸边，铭感于心，无法以语言沟通，物吾两忘的意境。 3、鱼纹的吉祥寓意 由于鱼象征多产，食鱼可去疾不老，又可乘鱼升仙，金鱼能攘灾避邪，鱼的吉祥之意汉代就有显示。例如汉代铜洗上的“双鲤图”后面配有“长宜于孙”、“君宜子孙”一类吉语。明清以来，运用物象谐音组成吉语，给事物以象征表现又成为新的时尚，鱼以及鱼与其他事物的象征建构，不仅表现着对人口生殖的祝福，而且更多地趋向对农作、物产、年运丰足的 祈求，进而，通过丰兆吉语再演化成迎祥纳福的吉祥图像，如瓷器上大量流行的“连年有余”（鱼和缠枝莲）、“吉庆有余”（渔和戟、磬）、“富贵有余”（鱼和牡丹）、“富足有余”（游鱼）表明，人们对鱼的生殖崇拜已转化为对物的丰收期望。流行于清代的鱼龙变，其意在于鱼可化龙，凡可入圣，这表明由鱼的生殖崇拜、对物的丰收企盼，转化为对时运、前途、机遇的吉祥祝颂了，鱼纹的意义随时代而升华。 正是由于鱼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才使中国百姓、士大夫以及皇室的养鱼之风兴盛起来，从而推动鱼纹瓷的发展。 三.明清鱼纹瓷产生的社会背景 1、明清赏鱼养鱼风尚 中国人赏鱼可能始于唐朝。韩愈诗曰:“老翁真个似童儿，汲水埋盆做小池。一夜青蛙鸣到晓，恰好方口钓鱼时。”“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忽然分散无踪影，惟有鱼儿作队形。”韩愈描述了自己埋盆、喂鱼、赏鱼的情景。到了宋代，赏鱼的风尚更盛，宋人蒋之奇有一首咏金鲫的诗全体若金银，深藏如自珍，应是嗅饵者，固有是常鳞。”蒋之奇将金鲫比作深藏自珍的高士。明代养鱼己相当普遍，一部养鱼、赏鱼、品鱼的专著一《朱砂鱼谱》此时问世，另外宫中也有“赛金鱼”活动。《明官吏》“饮食好尚”篇中记载，每年到了八月中秋，内廷及达官贵人的庭院中，便有“赛金鱼”的活动，各家将精心培育的奇特品种，争相展出，以示富贵。清代养鱼赏鱼是宫廷生活的一部分，故宫的御花园、文渊阁、延禧宫的水晶宫都曾养鱼，《国朝宫史续编》:“御花园七品首领一，执守待八品副首领一，待监、太监二十四，专司园内斗坛、四神祠等处香烛，陪浇花树、饲养池鱼……”①。延禧宫中的水晶宫也曾养鱼，据《清稗史》记述:“宫立中央，凡三层，层九问。又四角各有一亭，计三十九问，以铜作栋，以玻璃为墙，四望空明，入其中者，如置身玻璃世界。墙之夹层中，置水蓄鱼。下层地板亦以玻璃为之，俯首而窥，池中游鱼，一一可数，荷藻参差，青翠如画”②。为了满足宫廷赏鱼之风需求，为此明清的景德镇御窑厂专门为宫廷烧造各式鱼缸，明代的鱼缸十分考究。富豪人家夸耀财富，有用金、玉等材料做缸的;宫中则多用景德镇瓷缸。据《朱砂鱼谱》记载:“缸以瓷州所烧白者为第一，杭州、宜兴所烧者亦可用，终是色泽不佳。”瓷州，即今天的景德镇，宫窑所烧的青花白胎鱼缸，或彩绘的鼓式鱼缸，寇绝一时，深受养鱼人家所钟爱。《浮梁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三年，青花鱼缸六百八十”③。清代鱼缸的烧制空前绝后，有很多珍贵品种，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康熙落花流水红鱼鱼缸、雍正斑竹釉鱼缸，雍正天蓝釉钵缸。明清景德镇烧造了大批鱼缸，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表明两朝养鱼、赏鱼风气的兴盛。 2、帝王对鱼纹瓷的追求 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生产达到了鼎盛，其生产力的发达，工艺的精进，皇室的强大支持，使得它能为宫廷生产繁多的鱼纹瓷器，充分满足了帝王的需求，据嘉靖《江西大志》陶书“御供”记载: “二十一年，青花白地满池娇蜻帕鲤纵水藻鱼罐二百。 三十年，青花白地蜻帕鲤里云鹤花碗二千三百。 三十三年，里青穿花龙边空穿花龙凤外荷花鱼水藻瓯一万九千八百”④。 以上可见明嘉靖时期宫廷对鱼纹瓷的大量需求。 清朝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瓷都景德镇仍然是全国瓷业生产的中心，产品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清朝首先废除了明代的匠籍制，产品实行官搭民烧。由于工匠制度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客观上促进了陶瓷生产的发展。经过康、雍、乾三朝的刻意经营，我国陶瓷生产进入了全面发展的黄金时代。《陶说》云:“景德镇延裹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借此食者甚众”⑤，反映出当时陶瓷生产的繁荣景象，因此能够为宫廷生产种类多、数量大的鱼纹瓷，清政府还派督陶官，亲理窑务，烧造鱼纹瓷。 《浮梁县志》记载: “康熙十九年九月，内奉旨烧造御器，差广储司郎中减应选，笔帖式车尔德，于二十年二月，内驻厂督造。每制成之器，实估价值，陆续进呈。陶器则有缸、盆、盂、盘、瓶、罐、碟、碗、盅、盏之类，而饰以夔、云、鸟、兽、鱼、水、花、草，或描、或锥、或暗花、或玲珑，诸巧具备”⑥。 至雍正六年，复奉督理烧造，政善工精，具详陶使沈阳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备载于左。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仿龙泉釉宝烧，本朝新制有三鱼、三果、三芝五福四种⑦。 清代鱼纹瓷之精美还与宫廷画家的直接参与密切相关。清宫廷造办处集中了大批具有高深造诣的画家、艺术家，如康熙朝的名画家刘源、高凤翰，他们的作品直接反映在瓷器纹样之中。《清史稿》记载:“刘源，字伴阮，河南祥符人，隶汉军旗籍。康熙中，官刑部主事，供奉内廷，监督芜湖、九江两关。……时江西景德镇开窑，源呈瓷样数百种，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诸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尤各极其盛。及成，其精美过于明代诸窑”⑧。郎士宁，康熙五十四年来中国，历任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宫廷画师，擅长肖像花鸟、走兽。特点是以西洋画法为主，略参中国技法，重透视和明暗，刻划细致，晕染匀称，写实而止于形似。康熙洒蓝描金鱼纹棒捶瓶、康熙釉里红四鱼水巫、乾隆金鱼转心瓶等都能看到其影响。 四.结语 综上所述，明清鱼纹瓷，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也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并有产生的文化背景，它伴随着陶瓷工艺的发展而繁盛，进而成为极具民族特色的传统瓷器。 注释: ①(清)庆桂等编纂：《国朝宫史续编》(一百卷)，北京占籍出版社，1994年。 ②曹荣等撰：《满清稗史》(二十九卷)。 ③(清)程廷济修凌沦锦纂《浮梁县志》(十二卷)，清乾隆四十八年刻本。 ④(明)土宗沐纂修：《江西大志》卷七，“陶书、解运”，明嘉靖三十五年本。 ⑤(清)朱玫撰：《陶说》(六卷)。 ⑥(清)乔桂修游际盛增补《浮梁县志》(二十二卷)，清道光三年刻、十二年增补刻本。 ⑦熊廖主编：《中国陶瓷占籍集成》注释本，第132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⑧戴逸：《清史稿》，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有两篇，都是我们选修课的论文，我留着的。你看哪篇合适就用吧。【一】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的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青花瓷的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青花瓷的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现代景德镇青花瓷器从总体上看，釉质白里泛青，青料发色青翠，造型美观大方，装饰有古朴典雅的艺术效果。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如何继承创新是个争论的话题。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笔者认为这两者关系可以理解为形似和神似的关系。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就像把熊猫放到保护区精心喂养以供参观是一样的，物种的苟延残喘而已，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在青花瓷的传承创新中，只有量变式的模仿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保存古人的文明，实属拿来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并不能为此全盘否定之，其存在是传统文化继承的最原始最基础的方式。质变式的创新升华，是传统文化的实质性的传承，是根植于文化土壤的民族文化史的进步，在该项实践中，可以挖掘现代人的文化潜质，从而为民族文化的可持续性发展留下至深的脚印。所以，青花瓷艺术的真正生命力不可能在于天价的收藏更不在于时尚的简单模仿，这些浮浅而泛滥模仿的“青花热”只能是给古雅的青花瓷艺术本身蒙上污点。青花瓷的文化的传承发展要依靠质变式的创新，用现代科学的设计思维去传达凝练的文化神韵。【二】青花瓷，作为中国瓷中魁冠，其瓷胎骨细腻晶莹柔润，花色清新明丽幽静雅致，釉色光亮洁净白中泛青，气质典雅清新，极具中国传统墨画之神韵。其对于中国文化的阐述，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清代龚轼在他的《陶歌》中这样称赞青花瓷：“白釉青花一火成，花从釉里透分明。可参造化先天妙，无极由来太极生”。青花瓷是艺术殿堂的瑰宝，是文人艺术家手中的爱物，是收藏家的猎物，是博物馆的珍品，是东方中国的传统文化标签。从荧屏热播赵雅芝主演的《青花》到风靡大江南北的周杰伦演唱的《青花瓷》，从奥运会水上项目的“青花瓷”系列颁奖礼服到北京地铁10号线北土城站的“青花瓷”立柱，“青花瓷”已更多地成为彰显中国文化的载体，担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青花瓷如飓风卷入寻常人的听觉视觉甚至触觉，掀起一股“青花热”潮流。随着大量“中国元素”在北京奥运会上的亮相，以“青花瓷”这一闻名世界、充满中国文化元素的设计正越来越多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展一直是炎黄子孙的华夏情结，一般意义上来说，艺术的创新是指艺术在原有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新的突破，它在艺术生命中起着变化、促进、增长、更新的作用。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从性质上来说，可以分为量变式的创新与质变式的创新两个方面。量变式的创新主要是指在一种艺术范围里其发展只是一些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质变式的创新则是指突破了原有艺术的性质和范围，创作出了完全新的艺术作品。保护、收藏、修缮、翻新、展览只是一种保存标本的方式，不是继承，更不是创新发展。目前的演绎的“青花热”潮流，足以窥见我们的方式深值疑问。历史：青花瓷器起始于唐宋，但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制作已经成熟，这是我国制瓷史上的时代的进步。元代以前，影青刻花的运用较为普遍，自庄重浑厚的青花出现以后，影青刻花的装饰变便渐渐退居次要地位。明代永乐、宣德年间，成化年间，嘉靖、雍正、乾隆三朝的青花，以康熙朝的青花最为突出，有莹澈青翠、明亮静丽的艺术效果，因此在明清两代，青花瓷成为中国瓷器生产的主流，备受人们喜爱，成为帝王嫔妃、达官贵人的必备之物。就连欧洲人也常以珍藏青花瓷来炫耀自己的富有。新中国成立后，景德镇的青花瓷器继承历代优秀传统，开发了清新、明丽、具有时代气息的新品种，在礼品瓷、展品瓷盒内外销商品瓷等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成效。生产工艺：青花瓷是一种以天然钴土矿为呈色剂，在白釉坯胎上用毛笔描绘图案花纹，罩透明釉后，入窑一次高温烧成的釉下彩瓷。以江西景德镇为代表。它创烧于唐代河南巩县窑，宋代亦有烧制，到元代臻于成熟。从元代开始，历经明、清，无论官窑与民窑，一直盛烧不衰，成为最具民族文化风格的重要彩瓷品种。特点：青花是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装饰，也是我国陶瓷装饰中较早发明的方法之一。其特点一是着色力强，发色鲜艳，呈色稳定；二是纹饰永不退色；三是丰富多彩，明净素雅，有中国水墨画的艺术魅力；四是不含铅、砷等有毒元素，对人体无毒副作用；五是不但适合装饰餐、茶具等日用瓷，而且也适合装饰花瓶、大缸等陈设瓷；六是其制作原料含钴天然矿物蕴藏丰富。如今在全国掀起的“青花热”，也反映了我们希望青花瓷作为民族骄傲的意愿，以青花瓷独特的艺术手法影响世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敬仰，并能在现代工艺、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传播并创造一定的经济文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