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思想看古代教育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大到足以写出一部甚至多部专著。我这里只想试图解答“钱学森之问”：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但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解答另一个难题——“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我认为，只有解答了“李约瑟难题”，才能真正找到解开“钱学森之问”的钥匙。本文试图就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一、什么是儒家思想？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一、什么是儒家思想？我提出这个问题有两层含义：其一，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其二，真正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在谈论儒家思想的时候有必要先弄清一个问题：我们在谈论谁的思想？因为儒家思想的演变至少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先秦儒学、两汉儒学、宋明清儒学和现代儒学。但只有先秦时期孔子的学说才是最原始、最本质的儒学。此后的儒学都是后人对孔子思想所做的变通和曲解。① 甚至孟子的思想也已与孔子不同。所以，所谓真正的儒家思想是指孔子本人的思想。至于后人对孔子思想进行了哪些继承、发展以及曲解，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那么，孔子思想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仁”。在《论语》这部短短的文献中，“仁”就出现了100多次。那么，什么是“仁”呢？其实，孔子并没有对“仁”做出明确的界定（概念不清，是古代中国人思维的统病，详见后文）。但通过孔子对“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孔子所说的“仁”，涵盖了对于人的好的品质的所有要求。换句话说，几乎所有孔子所讲的好的品质都可以叫做“仁”，如：忠信、正直、宽容、勇敢、智慧等等。所以朱熹有“本心之全德曰仁”的解释。为什么孔子那么重视“仁”，为人设定了那么高尚的道德标准呢？那是有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孔子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历史进行大裂变的时代，标志之一就是“社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表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从而导致整个社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形成的礼乐文化遭到很大破坏。作为一个思想家，孔子陷入了深刻的思考，并最终得出结论：礼坏乐崩，社会动荡，天下无序的原因主要在于君主的失政和社会道德规范的丧失。因此，社会秩序的重建必须从君主政治和人伦规范两方面入手。关于前者，孔子提出施行“德政”：“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至于后者，孔子提出要强化礼制，“克已复礼”，重新恢复传统的礼乐文化对人们行为的规范。而对于如何才能施行好“德政”，孔子极力推崇以身作则。孔子的政治哲学是，君子必须身体力行，用自己崇高的品德做出表率，就自然能对“民”产生教化的作用。所谓“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回》）。“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对于人伦规范，孔子认为人类社会应效法天道：天地二元，但却不是平等的，天在地之上，天尊地卑，这就是自然法则。因此，人类社会必须遵循上下尊卑之分，君尊臣卑，官尊民卑，男尊女卑。所以，恢复周礼，就是遵循天道，这样社会才会长治久安。而不管是君王的德政还是臣民的正礼，都要依赖于人的“德”，这就是为什么“仁”成为孔子思想核心的原因所在。显而易见，孔子思想的出发点是救世治国。孔子为了实现他的伟大理想和抱负，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到处宣传他的政治主张。他一生都渴望求得一个官位，以期实施他的救世方略。可是，由于在春秋乱世中，天子衰微，政局动荡，诸侯力政，在这样一个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乱世，孔子不可能找到适合推行自己主张的国度，用司马迁的话说，孔子“已而去鲁，斥平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返鲁”，最终还是落得“无所遇”，终不被用的结局。二、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比较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西方的历史进程，有一个令人深思的疑惑。古代西方在经历了古希腊、罗马的繁荣之后，虽然一度步入近千年的中世纪，遭遇到暂时的倒退、混乱和衰败，但历史的进程仍然呈现出上升演进的趋势，到1500年左右，中世纪时代临近结束时，欧洲的技术与政治和经济结构已在世界上所有其他文明中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以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近代科学如朝霞般喷薄而出，极大地推动并加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近代西方的繁荣和强盛。反观我国的历史进程，到唐代时中国曾一度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然而，唐之后，中国就开始衰败，衰败了千百年，衰败得让中国这个若大的民族任人欺辱、任人宰割。为什么古希腊、罗马繁荣得以延续，甚至整个中世纪都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唐朝盛世之后就一蹶不振，衰败千年？为什么近代科学在西方中世纪结束之后能迅速兴起，而在中国却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儒家思想导致的。近代科学技术的重要形态就是科学技术的研究必须以严密的理论体系为前提，而科学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理性思维并由此而产生的哲学体系。理性思维是人的认识的最高阶段，而从感性到知性再到理性，这一认识过程的实现靠的是运用形而上学方法的形式逻辑，没有形而上学的方法，人类的认识不可能从感性认识经过知性达到理性认识。西方先哲们正是运用了形而上学的方法，发明了“发明的发明”——科学的思维工具，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哲学体系和科学体系，为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难怪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对“李约瑟难题”的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古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事实上，在古希腊，自然科学一开始就是和哲学融为一体的。哲学包容万象，自然科学都属于哲学范畴，所以西方古代的大哲学家多是科学家。从德谟克利特、毕达哥拉斯、柏拉图到理士多德，他们无不集哲学家和科学家于一身。所以，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有了理性思维的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不仅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法论基础，而古希腊人对真理的热爱，对探求自然奥秘的巨大的好奇心和大胆的批判精神更是为近代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而纵观中国古今，尽管出了许多大思想家、理论家，却没有出过一位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学说。儒学志在明道救世，其价值目标和终极关怀始终是社会的长治久安，对于有关社会治乱和国家大事以外的自然奥秘和宇宙本源少有论及，而对于彼岸世界更是毫无兴趣。从孔子开始，儒家只讲具体的“道”。不谈抽象的“道”，特别是没有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道”，无论是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还是孟子的“得天下有道”，都只局限于六合之内。荀子也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道也者何也？曰：礼义辞让忠信是也”《强国》，“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君子之所道也”（《儒效》）。儒家的这种务实思想，表现在思维方式上是重实际而轻玄想，重形象思维而轻抽象思维，表现在价值观上是以实用为上。这样，儒家从一开始就把中国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务实，引向了功利，而不是像西方古希腊的先哲们那样，从一开始就把人的价值追求引向了求真。在古希腊人看来，“爱智慧”（从事哲学活动）是追求人生境界的体现，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亚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我们追求它（智慧），并不是为了其它效用”。儒家的这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价值观由此而影响、形成并主导了中国人后来几千年的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从生存方式上讲，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人们普遍追求的价值取向。古代中国人对与功利无关的事情不感兴趣，他们关心和研究的多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去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天人合一”也仅仅是想说明“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因此，只要是有用、有利，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甚至求神拜佛都带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无非是要神保佑自己实现各种愿望，因而，常常是，用得着时，才去拜佛，用不着时就想不起来了。为什么“做官”自古以来就成为中国人的主要价值追求，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功利目的。所以古代中国人读的都是四书五经，想的都是功名利禄。而一旦功利成为主要的价值追求时，对真理的追求，对自然的热爱和好奇就逐渐被削弱甚至湮灭了。出于生存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实用、名利，把做事和工作当作一种手段，所以中国人好走捷径，好碰运气，总是心存侥幸心理和投机心理，而对精神的东西，纯粹的活动，对现实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没有探索未知领域的热情。一个人的生存方式决定着他的思维方式，同样，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也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中华民族由于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实用性、目的性的人生观、价值观，从而逐渐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模式：重感性，不重理性，重臆想，不重论证，对于事物只满足于笼统的、粗浅的描述，而不求深层思考和精确分析，因而中国人的思维往往概念模糊不清，不证而论，以类比为主，由上而下，从大到小，缺乏思维的严密性、逻辑性，满足于对现象进行整体的表象的描述，不解释原因，不追问为什么。如孔子的《论语》，只告诉你应该做什么，从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正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从一开始就缺乏严密性、逻辑性，不讲究对概念进行抽象的解释，因而很难产生形式逻辑，也就难以产生哲学和科学体系。正如尼斯贝特所说：“中国人对范畴不感兴趣，这就使得他们难以发现真正可以解释各种事物的规律。”②在古希腊产生理性之光的时候，中国虽然也一度形成了学术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春秋战国时代），但由于儒家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导致中国人对感性知识以外的东西不感兴趣，一切都是为了实用。如果说古希腊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的，那中国人则是为了实用而追求利益，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苏格拉底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献出了生命，孔子则是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忧郁而亡。这两种价值取向必然导致中西方思维方式乃至中西方思想文化不同的发展方向。所以，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的传统，中国从古至今没有出现过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家，更不可能产生哲学体系。而“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③反映在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方向上也是如此。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注重现象记录，直觉猜测，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因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中国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的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黄帝内经》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明代徐光启在谈到勾股定理时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难怪美国人亨利·罗兰在100年前就忠告美国科学界：“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求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难怪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一书中说：“看来中国人缺乏心智的伟大之光，对证明的艺术一无所知，而满足于靠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的工匠所掌握的那种数学。”④ 狄德罗在分析中国没有出现欧洲那样的近代科学天才的原因时指出：主要在于东方精神的束缚，只囿于最切身的利益，对成俗不敢逾越，对事物缺乏热烈的渴求，而这一切恰恰与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精神格格不入。显而易见，正是这一切的一切，导致了近代科学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从而导致了中国近代千百年的衰败。三、儒家思想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新中国建立60多年，改革开放30多年，应当说，各项事业均取得重大成就，科学技术领域的面貌也取得巨大变化。但在作为人类认知客观物质世界的原始性重大创新方面，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贡献甚少。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国还没有诞生过深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系统科学理论，在中国本土的中国人至今从未获得过诺贝尔科学奖。钱学森老人在逝世之前对温家宝所提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引发了社会热议。温总理在2009年教师节与教师座谈时说：“应该说，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并且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是为什么成效还不够明显？”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破解这个命题不仅关乎中国的教育事业，更关乎中国的未来发展。显然，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决不是简单的素质教育的问题，它有着极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文化根源。钱兆毕在《西方科学的文化基因初探》一文中指出，科学的发展和杰出人才的成长至少需要以下几个方面的文化基因：1、为了求知和摆脱愚昧而不是以实用为目的，热衷于探索自然界的奥秘；2、热衷于探索寻找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3、擅长运用理性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重视逻辑和实验方法；4、追求思维的严谨性、明晰性和精确性，注重对概念的严格定义；5、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6、重视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等等。而所有这一切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失的，其根源就是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首先，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观从一开始就把人们的兴趣和追求引向了现实世界，引向了功名利禄，中国人从此把功利、实用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目标。特别是渴望“做官”，因为在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下，没有政治权力，人身权力也得不到保障，要摆脱这种无权的状态，就只有当官，当官就可以获得权力，可以控制支配别人，可以告别劳作的艰辛，可以发财致富，由此而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为了一官半职，读书人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对功利的追求在多数情况下会剥弱对真理的热爱和执着。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就对现实世界之外的自然不感兴趣，缺乏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而把人生的主要兴趣、时间和精力都消磨在了读“圣贤书”上，连四岁就问出了“天之上是何事物的”朱熹，尽管在童年就显示出他在科学方面的天赋和兴趣，而且终生保持了这种兴趣，但纵观朱熹的一生，和其它方面的兴趣相比，他在这方面的兴趣并不十分浓烈，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这方面的兴趣日益淡薄，在他留下的煌煌数百万言的著作中，论及“理”、“气”以及天文、地理、医学之类的文字不足数万字，也就是说不到百分之一。他最浓厚的兴趣还是集中在伦理道德方面。由此可见儒学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价值观对中国人、对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之大。正因为如此，几千年以来，中国教育都深深地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人们读书受教育，目的只有一个，过去是为了做官（科举制度更是强化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思想），现在是为了谋求一份好工作，好职业。据调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生在大学四年级开始就不上课，外出实习，名为实习，实为找工作，而近几年来，大学生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无心学习了，开始外出找工作。如此下去，中国教育令人担忧，中国未来令人担忧。试问，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怎么可能产生杰出的人才？其次，儒家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对中国教育史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重文轻理成为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主流趋势。从孔子开始就蔑视科学技术。《论语》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为，那么谁钻研科技谁就是小人。《孔子家语》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这种价值取向形成了中国人“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从而导致中国教育的主要内容几千年来都重文轻理。孔子教学时的“六艺”中虽然也有算术，那也只是为了实用，而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四书五经了。纵观中国教育史，清朝之前，中国的学校教育的内容基本上是清一色文科内容，直到1888年清朝政府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不像西方，从古希腊起就重视语言学，修辞学、哲学、数学、医学等方面的教育，甚至在中世纪，西方大学课程中都包含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含语法、修辞、逻辑的艺术课以及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四门学科。中国教育重文轻理的传统导致中国教育始终落后于西方，严重制约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一个典型的例证就是在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始终没有出现正规意义上的大学，直到1898年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成立，才标志着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的诞生，而西方早在中世纪就出现了正规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中国教育的滞后严重阻碍和影响了杰出人才的培养和成长，科举制度和八股文更是造成无数的中国人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在漫长的封建历史中，一切真正具有科学认识价值的知识，都被用作经学和传统巫术的附属品。其结果是，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最后做了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后做了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也都失传了……，中国古代科学就这样自生自灭，科学人才也这样自生自灭。而西方近代史上的许多巨匠如哥白尼、伽利略、培根、达芬奇、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莎士比亚等都是近代欧洲建立的大学培养出来的。第三、儒家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价值观直接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重理性，重经验，重感悟，重直觉，而不善于理性思维，逻辑思维，只关注表面现象，而不问背后的原因，概念模糊，不追求思维的严谨、明晰和精确。这种思维模式很难创造出中国的理性科学，也很难成就科学大师。连“理学家”朱熹也未能幸免。朱熹曾对世界本原问题进行过思考和研究，提出了“理”的概念。其实，朱熹的“理”的概念，在某些场合下，已与苏格拉底的“相”完全一致了，它本来也可以作为理性科学的信念基石，但由于朱熹的思维方式极其缺乏逻辑理性，在论“理”与“物”的关系时，仍然靠经验的直观感受，因而造成了大量自相矛盾的地方。正是这种逻辑思维的缺失，加之他对于世界本原之类问题的兴趣不够浓厚，使他虽然也凭直觉感悟到了西方理性科学的最基础性概念，但却遗憾地与之失之交臂，没有能够更深入地探究下去。朱熹不是偶然的例外，中国的思想家都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从孔子开始，一脉相承，缺少逻辑理性，道德热忱压倒了求真兴趣，因而中国产生不出理性科学，也产生不出科学大师。第四、儒家思想严重制约和影响了中国人的批判精神、怀疑精神和创新精神。众所周知，无论是理性科学的产生还是杰出人才的产生都必须具备这样的文化基因，有批判一切，怀疑一切的勇气和精神以及创造新世界的冲动。而在儒家思想中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中国人从商周之际就有了敬祖的观念。敬祖本身无可非议，它反映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但如果把敬祖演变为对祖先盲目的顶礼膜拜，则会对人的心理和思想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盲目崇拜的结果会使人变得保守，久而久之，就会逐渐削弱人的判断力、自信心，削弱人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并极大地阻碍人的创新精神的培养。而孔子正是盲目崇拜先人的始作俑者。孔子政治主张的前提就是崇拜先人，效仿先人。所以他提出“克己复礼”，呼吁君王们效仿先王之德，恢复周朝之礼制，认为只有这样天下才会太平，社会才会安定，人民才会安居乐业。对先人盲目崇拜的思想渗透在孔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中，比如中国传统的“师道尊严”之风也始于孔子。孔子教学生从来都是学生问，老师答，似乎老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老师讲的都是真理，学生都必须遵循，不容置疑。这样，儒家思想不仅形成了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教育价值观，同时也形成了中国人盲目崇拜先人、师长的心理，从而严重影响和削弱了中国人的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缺乏创新意识的根源所在，也是当今中国教育中，教师总是满堂灌、一言堂，学生总是被动接受、不爱思考，缺乏创新思维的根源所在。所以，在中国，后人的成就和影响从来没有超过前人的，孟子超不过孔子，荀子超不过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就没有谁的影响能超过孔子。而反观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一代比一代强，柏拉图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亚里斯多德的成就超过了他的老师柏拉图。而到了近现代，思想巨人、科学巨人更是层出不穷，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等。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钱学森之问”为什么在中国本土至今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世纪难题了。结束语本文只限于对儒家思想给中国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毫无疑问，影响中国教育现状，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封建制度、小农经济等等。但我认为，儒家思想的影响是最根本的。我以为只有找到了中国教育的病根所在，才能对症下药，有效解决。如何有效解决是我们教育工作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有待进行深入研究。但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决不意味着对儒家思想的否定，批判是一种扬弃，扬弃是为了去其糟粕，更好地继承和发展其精华。本文对儒家思想的批判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的，从现实的角度看，不容置疑，儒家思想中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挖掘，特别是对完善道德的要求和理想人格的追求和倡导，都是十分宝贵的，尤其在人类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儒家思想中的这些精髓显示出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不看到，科学进步在推动社会历史向前发展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和挑战。科学的物化形式在提供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压迫自然的现成的工具和手段，人类非理性的贪婪和任意索取不仅造成了地球上许多物种的灭绝，打破了人与各物种之间的平衡，而且也直接导致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日趋恶化。可以断言，如果我们物质文明继续进步而心灵不成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只能是更加危险。不敢说儒家思想就一定能够拯救人的心灵，但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倡导完善道德和理想人格无疑有着积极的作用和价值。正如爱因斯坦1937年在他的一封信中所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术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人类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的宣道士置于客观真理的发现者之上。”我想，这正是为什么人类进入21世纪后西方思想家开始对儒家思想产生兴趣，试图从孔子思想中寻求拯救西方经济危机的途径的原因所在。作为中国人，我们更有责任对儒家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出我们应有的努力。
论文摘要：建构主义作为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兴起的一种当代教学思潮，它在教学观、学习观、知识观、教学评价四个方面与中国传统教育存在显著的差异。 论文关键词：建构主义,教学观,知识观,教学评价,学习观 1什么是建构主义 1.1建构主义的由来 建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理论流派，而是一个理论思潮，兴起于欧美国家，康德（Kant）的不可知论已经有了建构的元素，苏格拉底著名的“产婆术”无疑是建构教学的成功范例。建构主义思想来源于人们对科学的态度、皮亚杰的认识发生论、维果斯基的语言习得理论以及美国心理学家凯利的个人建构理论等。 1.2建构主义的主要类别及其基本特点 关于建构主义的分类有许多不同的方法，马修斯(Matthews)把建构主义大致分为三类：即教育学建构主义、哲学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建构主义。本文只对与科学教育密切相关的建构主义给予探讨，教育学建构主义可分为个人建构主义、激进建构主义、社会建构主义。 2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看中国古代教育 2.1教学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教学不能无视学生的背景经验，另起炉灶，从外部装进知识，而是要把学生原有的知识经验作为新知识的生长点，引导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转换，在中国教育的课堂中，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将现有的老师认为正确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老师是权威，知识是绝对真理，不可反驳的，完全采用的是行为主义的刺激和反应的教学方式，学生自由思索的时间和空间都缩小了，没有正确的教学方式，学习的兴趣也下降了，学习变成了无意义的机械僵化的固定模式，训练的次数增多了，两者之间的固定联接也就增强了，教师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也就变成自动化了。虽然在最后的学绩测试中学生得到了优秀的成绩，但是他却丧失了最宝贵的财富―创新批判的思维方式，而建构主义所采用的教学方法则与中国课堂教育的方式存在差别，例如抛锚式教学主要目的是给学生提供一个完整的真实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部动机，产生学习的需要，并通过学习共同体中成员间的相互交流，即合作学习，建构主义将学习视为用知识理解经验的过程，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重视四个方面的因素，即社会互动过程、理解经验和现有知识教师考虑到如何通过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以及学生的生活经验加深他们对所学内容的理解；这个过程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兴趣，还教给了学生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真理不是固定不变的知识。 其次是教师的角色不同。在中国的教育中教师是主体、是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古代时期，便有视老师如父母的习惯，尊师重教是中国的优良传统，尊重教师并没有错，如果把教师当作课堂中的主体与权威，学生就失去了与之交流沟通的机会，老师也失去了了解学生的机会，何谈根据学生已有的经验，正确掌握教学进程？建构主义中认为教师是学生的协助者、支持者而非权威的代言人，在学习的过程中，师生互动，相互了解彼此的想法，相互质疑，没有绝对的正确与错误，在相互的交流中达成对问题的一致看法和具有相对确定性的认识。学生不仅明白了知识的真谛，还培养了勇于挑战、批判的精神。在具体的教学中，建构主义保证了学生有机会接触有效的学习经验，使他们在正确的指导下进行知识建构，让学生相互帮助，没有理解好的学生可以通过同学简单易懂的说明找到更好的学习方法，而学习好的同学可以通过自己的讲解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2.2学习观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是教师向学生传递知识，而是学生建构自己的知识的过程。学习不是被动的信息的吸收者，而是有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2.2.1从学习观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 首先，学习方式不同。建构主义强调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通过自己原有经验和新知识经验的反复相互作用，最后达到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建构主义者对学习者有了新的认识，学生不在是一快等待着老师描绘的“白板”，在学习之前，孩子已经有了自己的经验世界，学习是在他们已有的知识和基础上进行的，老师根据学生理解的风格，指导他们找到可行的方法，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比正确的答案重要的多，为了激活学生的思维，建构主义认为应该给学生足够的空间去思考，让他们在纠正自己错误的过程中去学习，必须创设有利于思考的学习环境，让他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科学的快乐。在生活中充分的感知周围的事物，对每一件东西都倾入自己的感情，这样知识就变成能动的、有灵性的，才能真正成为孩子自己的东西，杜威还强调要使学校生活成为儿童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契和点，从而使教育合乎社会的需要，有益于儿童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造。从生产实践中学习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仅有助于更好更快的融入社会，还让他们获得了探求客观世界的精神，培养科学思维的方式，做到实事求是。 其次，学习目的不同。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中，一般的仁人志士要当封建君主的顺民，而具有非凡才能的、品德高尚的人则作为封建王朝的臣子，统领顺民，为封建专制服务。古代的学子热衷于考取功名，枯燥的八股文让总多青年学子为了功名枉费心机，但不是由此都能得志，有的人终生努力难求，也难以实现愿望，“结首入学，空首而归”则是对这种状况的真实写照。森严的等级制度，“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想，让学生受害匪浅，由此看来儿童变成了考试的工具，学习变成了通往仕途的捷径，古语中“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则印证了现实。中国教育中的伦理关系演变成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伦理政治化，而西方教育培养主体良好的美德，以求真为目的，探求世界的真理，自然的本原，即伦理本质化，促进了科学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培养，使儿童超越了功名的羁绊，勇于向自然开战，攀登科学的高峰，而中国教育缺乏创新精神与学习的功利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3知识观 建构主义者一般强调，知识并不是对现实的准确表征，它只是一种解释，一种假设,它并不是问题的最终答案；其次知识不可能以实体形式存在于具体个体之外，学生对知识的接受只能靠自己的建构来完成，以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信念为背景来分析新的知识及其合理性。学生学习不仅是对新知识的理解，而且是对新知识的分析、检验和批判，学习知识不能教条式的进行。 2.3.1从知识观看中西方教育的差异 首先，知识内容不同。古代中国教育内容以儒家思想为主，以培养人的高尚人格为目标，知识内容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以个体自己的悟为主要手段，达到对事物的精确理解，并应用于实际生活中，作为个体为人处事的原则。知识内容重人文、轻实证，在古代，作为代表小生产者利益的墨家与儒家是相对立的学派，墨家主张消除社会等级，强调社会实利在教育上的作用，信奉经验与实践，讲究思维训练，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价值，但随后因墨家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便销声匿迹。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发展的，是内在建构的，是以社会和文化的方式为中介，学习者在认识、解释、理解世界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知识，也需要在人际互动中通过社会性协商建构知识，不能将知识与学习者和学习发生的情景分开，不能将知识视为将要被学习的独立部分，课程源于文化，所以在课程设置时，不能不考虑到这一点，科学教育的宗旨是发展学生的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的核心内涵在于对科学的理解―科学的主要概念、科学探究的过程、科学与文化的关系，通过这三个方面形成对科学本质的理解。 其次，对知识的态度不同。在中国古代教育中知识以外界固有的事物作为真理，不会怀疑被大家视为经典的儒家思想，认为孔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忽视了事物的运动发展规律，把知识看作静止不动的实体，用静止片面地眼光看问题，犯了形而上学地错误，而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是学习者基于个体经验活动的产物，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境中形成的，知识存在于认知主体的心中，在书本上的知识只不过代表一些可以被施以不同解释的符号，没有认知主体，就没有知识。考虑科学课程不能脱离学习者，理解科学是辩证的过程，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国与西方对待知识的态度可用信息处理理论与建构主义理论加以比较，首先，信息处理理论的观点：使得我们对世界确切的表征。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知识观是静态的、固定不变地，而建构主义地知识观则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不断的接近客观的本原。静态的知识观不利于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创新思维的养成。 2.4教学评价 在中国教育的历史上，对学习结果向来是十分重视的，而评定学习结果的方式古代有科举考试，现代有高考、中考各种形式的笔试测验，学习成绩是结果，不管过程如何，只重视结果，在现实生活中，教师虽然重视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但更关注学生能否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而这必须依靠优异地成绩作保证，所以教师虽然意识到理解过程很重要，但又不得不向“升学率”妥协，根据课程内容和考试要求设计自己的教学，以便学生可以高效地掌握考试的内容，在学绩测验中夺得优异的成绩，这种重分数轻能力的目标，必然导致教学方式的机械和僵化，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欲望，形成不恰当的评比之风，学生学习不是因为学习本身，关注的只是个人的名次和分数，从建构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教学环境是不利于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学习不能受限于分数名次的评比，尽管评比是建立良好学习环境的重要环节，但是合适的评价方式更有助于学生的学习，建构主义的教学方式采用的是过程和结果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过程寄予结果之中，不仅重视最后的成绩，而且关注问题解决过程中学生的表现、思维方式、态度等方面。加德纳（Gardner）的多元智力理论说明了在学习过程中不仅要重视一般智力的培养，更重要的是综合素质地提高，应该认识到评价的功能不仅仅是甄别与选拔，更重要的是激励和反馈。评价的内容应注重发展多方面的潜能，评价技术更重视质的分析，关注学生的个别差异，更多采取多样式和开放化的方式进行评价，而不是只依靠纸笔测验，评价的角度应倾向过程性和发展性，关注学生的现状、潜力和发展趋势。 3结论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创新精神又是科学发展的关键，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动力，当代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多是知识应用型人才，缺乏创新意识，但是建构主义强调学习者的自主建构、自主发现、要求将这种自主学习与基于情景的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结合起来，特别有利于创新思维、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尽管建构主义的观点有益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但是建构主义提供的教学方法也并非完美，它适合于高级知识的学习，但是不利于初级知识的传授，我国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利于初级知识的学习，而不利于高级知识的学习，如果学校的教学改革能以先进的教学理论为指导，改革原有的教学方式和教学评价，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同时与传统的教学相结合，使两者同时发挥优势，互相补充，我相信国家的教育改革会上一个新台阶。 参考文献： [1]丁邦平.《建构主义与面向21世纪的科学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1：5-7. [2]林崇德，冯忠良，伍新春等.教育心理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59-169. [3]赵蒙成.《建构主义的教学方法评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2、29（9）：15-19. [4]吴式颖，李明德，单中惠等.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6]钟启泉.《建构主义“学习观”与“档案袋评价”》[J].课程.教材.教法,2004、10：20-21. [7]熊艳，丁邦平.《建构主义给科学的课堂带来了什么》[J].比较教育研究，2005、10：73-76. [8]薛国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实践影响及效果分析》[J].外国教育研究,2003、30（11）：5-7. [9]辛自强，林崇德.《创新素质培养的建构主义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06、5：5-8. 致谢 时间如梭，四年的大学生活伴随着这篇毕业论文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写作的过程中有许多让我感激和感动的人。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宋福钢。在论文开题前，对论文题目和写作方案给予认真指导;在写作过程中，对修改论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老师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谆谆教导让我由衷的钦佩，在此特地感谢宋福钢老师。
儒家教育思想对中国教育发展的影响
你定好题目没？？要是还没思路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网上找些关于这类的（职业教育）等等找下你的思路！
《浅谈中国教育发展》、《从中国教育简史看现代中国教育》。
论中国科举制对世界教育及官僚体制的影响
《浅谈中国教育发展》、《从中国教育简史看现代中国教育》。
关于教育学论文题目
教育是对人的完善，就是实现人的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统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关于教育学论文题目，希望你会喜欢！
1、城区学生与农村学生的对比研究
2、传统教师评价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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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改进小学课堂教学效率的策略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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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研究
1、家庭环境对学生个性养成与心理成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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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教师发展对教学质量提升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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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教师发展于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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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教师发展在专业化进程中的价值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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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如何适应新课程背景下的职业生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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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师职业发展阶段界定与标志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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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教师智慧发展内涵与策略的思考
10、教师自我教育的途径与策略探究
11、教学组织形式：小班化教学研究
12、教育类专业学生就职前的知识储备研究
13、教育类专业学生就职前的专业思想形成研究
14、教育类专业学生就职前角色转变过渡的相关研究
15、教育实习后的专业认同变化研究
16、课程改革与小学语文学科课程关系的研究
17、课改背景下的“好课”标准的研究
18、课改背景下的学生作业的研究
19、课改背景下的语文课程发展性教育评价研究
20、课堂教学改革困境的研究
21、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师德问题研究
22、课堂教学新境界的研究
1、教育资源差异化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
2、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困境及救助对策研究
3、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启示
4、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家庭义务教育决策的影响
5、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6、辽宁省农村义务教育教师资源优化配置研究
7、绿色教育视野下华德福课程思想研究
8、大学和中学孝廉文化教育有机衔接研究
9、HW公司互联网教育商业模式研究
10、浅谈卢梭的教育思想及在实践中的应用
11、西部大开发以来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分析
12、教育信息化中数据处理与数据可视化研究
13、基于教育传播学视角的高中地理课堂多媒体教学研究
14、家庭因素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作用
15、远程教育运用于羽毛球教学的方法研究
16、现代远程教育中学生管理问题研究
17、盲聋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现状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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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我国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构建与实证分析
20、高中生异性交往中理想异性的特征现状调查及教育对策
21、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政府角色研究
22、城市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23、初中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城乡差异分析
24、视频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25、铁岭市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现状调查及对策研究
26、高中积极心理健康教育课程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27、基于体感交互的教育游戏的设计与开发
28、心理游戏在中小衔接心理教育中的策略探究
29、基础教育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建构研究
30、数字化游戏的教育价值及其课堂实践研究
31、云南边疆地区卫校学生心理健康及教育干预研究
32、县域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33、普通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34、县域政府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35、二战后台湾原住民语言教育政策变迁研究
36、初中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37、江西省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研究
38、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的现状及对策研究
39、孟子人性论在当代道德教育中的价值
40、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化研究
41、农民工随迁子女基础教育公平的问题探究
42、基于儿童本位理论下学龄前儿童教育类APP的交互设计研究
43、农民工随城子女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44、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现状与对策研究
45、新媒体环境下中学语文教育网站建设研究
46、高职学生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对总体幸福感的影响及教育对策研究
47、美国“家庭学校”教育方式在中国的推行方案研究
48、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职业能力需求与胜任的分析
49、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课程观形成的叙事研究
50、凉州区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
51、智能教育物理平台中基于前向推理的解题子系统的研究
52、农村学前教育教师信息素养现状与改进路径研究
53、我国教育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问题研究
54、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55、家庭教育对青少年价值观的影响研究
56、我国义务教育政府支出责任分担机制研究
57、城乡发展一体化进程中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58、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研究
59、教育救助法律制度研究
60、中国民办培训教育办学规制问题研究
61、微视频在心理健康教育课中的应用研究
62、湖北省基础教育信息化投资效益分析
63、基于情境创设的移动学习资源设计研究
64、基于云计算的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65、美国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路径研究
66、教育信息化背景下农村教学点发展案例研究
67、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求学现状调查与对策研究
68、留守儿童教育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69、中芬义务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对比研究
70、农民工子女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71、湖北省黄梅县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实证研究
72、聋哑学校科任教师参与班级管理的现状和对策研究
73、盘锦市农村贫困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74、后现代视角下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问题研究
75、延边州义务教育信息化建设调查研究
76、延吉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队伍现状及对策研究
77、城乡教育资源不均衡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78、毛泽东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研究
79、黑龙江省教育考试机构发展改革研究
80、武威市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81、民国时期公民教育研究
82、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特岗教师教育信念研究
83、财政性教育经费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84、基于政策视角的广州高职院校心理健康教育问题研究
85、义务教育阶段教师交流制度研究
86、游戏教学在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中的应用研究
87、教育管理视角下的高中生学习倦怠研究
88、高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现状及管理对策研究
89、解构基础教育的性别迷思
90、人际与群际视角下青少年慈善捐助归因的特点及其教育干预
91、中国和新加坡的英汉双语教育政策比较研究
92、全日制教育硕士专业学位课程体系优化研究
93、学校教育传承民族传统文化的有限性研究
94、台湾新移民子女教育政策评述及启示
95、教育转移支付对义务教育供给及均等化影响的研究
96、基于信息技术的`义务教育阶段酸和碱教学研究
97、全球化时代澳大利亚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研究
98、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镇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99、农村失学儿童的受教育权保护现状及救助对策
100、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投资收益与风险研究
101、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心理素质教育模式创新研究
102、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的青少年逆反心理研究
103、学校教育中劳动教育对学生全面发展的作用研究
104、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保障问题研究
105、教育不公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106、无锡市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问题及对策的研究
107、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108、公共政策视角下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流入地义务教育同城待遇研究
109、洛克的自由教育思想及其对我国家庭教育的影响
110、孔子与耶稣教育哲学思想比较研究
111、我国财政分权对地方义务教育供给的影响
112、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失范归因及应对策略研究
113、教育虚拟社区伦理失范预警模型构建研究
114、学校教育中民族文化传承困境研究
115、基于增值评价的教育公平研究
116、呼和浩特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的问题研究
117、基于教育技术学语境的先秦儒道技术思想价值阐释
118、初中心理健康教育的问题分析及策略研究
119、我国青少年的孝道问题与教育对策研究
120、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程供需关系研究
121、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研究
122、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影子教育治理的政策研究
123、日本对非洲数学和科学教育援助研究
124、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125、S教育培训公司知识型员工激励问题研究
126、民国时期福建省教育视导制度研究
127、基于学校教育视角的家校合作的个案研究
128、大数据背景下网络教育发展的困境和出路
129、论自我认识、自我教育与自我发展
130、课堂教学中的性别教育研究
131、消费文化语境中青少年社会责任感教育研究
132、积极心理学视角下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进展研究
133、教育信息化背景下中学教师计算机焦虑的状况研究
134、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惩戒问题研究
135、社区数字化教育资源建设研究
136、杜威的道德教育方法及其当代启示
137、教育手段的正当性研究
138、同侪互助在提升教师教育技术能力中的案例研究
139、基于移动终端的微资源设计与开发
140、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随迁子女教育问题研究
141、江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对策研究
142、适应素质教育的小学建筑更新改造的设计研究
14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教育观念的变迁
144、家庭教育方式、家园合作共育对幼儿自信心、独立性的影响研究
145、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管理研究
146、基于罗尔斯正义思想的我国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147、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城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问题
148、农村人口迁移对城市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
149、新疆沿边经济带教育、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150、现代远程教育质量保证研究
151、沈阳市民办教育发展对策研究
152、大连金州新区教育综合改革案例研究
153、话语视角下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反思
154、基于教育生态学视角的教师专业发展问题研究
155、精神分析思潮的道德观及其道德教育价值
156、论教师的教育习惯及其更新
157、国家教育考试舞弊防治及其改进研究
158、外来务工者子女自信心的问题及教育策略
159、秦皇岛市高职生心理健康现状及教育对策研究
160、夏邑县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研究
161、中美教育游戏评价指标体系比较研究
162、城乡一体化视角下的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163、教育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仿真平台设计与开发
164、中韩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的比较研究
165、基于生态学视角的学校道德教育研究
166、我国农村离异家庭儿童道德教育研究
167、城市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168、经验道德认识论及其道德教育启示
169、学校礼仪教育的失落及其可能出路
历史论文最重要的是史实,史实必须准确,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例子.然后,结合一定的理论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你的观点.你可以就你以上的问题,逐一解决.比如:先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层面上分析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深层原因，并结合现代化理论，联系当今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分析要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如何克服我国当前改革中遇到的困难，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中国早期现代化延误的深层原因，------主要是,中国当时的这会制度.还有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所引起的人们的思想.意识.联系当今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现实，------洋为中用,吸收外国好的,摈弃外国的糟粕.在很大程度上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但是,一定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现代化国家------经济,科技,国防,教育等等,都要有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应该知道.如何克服我国当前改革中遇到的困难，解决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你可以参考高中(主要是高一)的政治书.解决了这些问题,再得出你个人的观点,就行了.当然,能够有你的新的观点,你的论文就成功了.
音乐教育是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音乐素养和修养的体现，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音乐教育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中学音乐教育中的民族音乐教学
摘要：
民族音乐是指扎根于各民族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的，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具有该民族的音乐形态特征的传统音乐。民族音乐文化具有两大特点：共同性与延续性。
一、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艺术，民族音乐正在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音乐新课标也明确指出：学习中国民族音乐，使学生了解和热爱祖国的音乐文化，增强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情操;学习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音乐文化，可以拓宽学生的审美视野，认识世界各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有赖于对不同民族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世界著名音乐教育家柯达伊指出：学校音乐教育首先要牢固地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上。我们要用最好的音乐来教育学生，最好的音乐就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民间音乐，充满美丽幻想和儿童式的浪漫主义的民间音乐，最富于人类的真情实感的民间音乐，和最能够使人的生理、心理处于安宁、愉快、积极、健康状态的民间音乐。
二、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现状的分析
根据徐皓、蒋薇两位老师对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小学生普遍喜爱音乐艺术，但不太爱上音乐课。在中小学中，接触最多的音乐形式为现代流行音乐的占83.3%，为西方古典音乐的占10.3%，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占6.3%。可见，学生了解民族民间音乐的渠道和机会很少。弘扬民族音乐文化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责任，更是全社会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接触民族民间音乐最多的学生中，小学生占85%，初中生占15%，而高中生为0%!可见，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兴趣不高，而学校对民族音乐教学重视与否，将会直接影响学生对民族民间音乐的喜好。两位老师感叹道：中小学生对民族音乐的兴趣如此淡漠，关注如此缺乏，情绪如此低迷，实在令人震惊!
三、中小学开展民族音乐教学的有效途径
(一)通过聆听来感受民族音乐
在音乐教学中，应遵循听觉艺术的感知规律，突出音乐学科的特点，将“聆听音乐”贯穿整个音乐教学过程。随着科技发展，现代化的多媒体视听手段进入中小学的音乐课堂，人们普遍认为：教师可以通过运用影视放映、可视形象、摄影照片、图标投影等方法，能够使学生直观、形象的感受音乐形象。但是笔者认为，这恰恰违背了音乐是“声音的艺术，是听觉的艺术”这一基本观点。世界上所有著名的音乐教学法，没有一个是用视觉来引导听觉的，因为视觉会影响听觉。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过程中，只有真正做到让学生去聆听民族音乐，才有可能让民族音乐留在学生的心中，民族文化素养才有可能在学生身上产生质的变化。笔者想大声疾呼：请不要用视觉上的影像来影响学生聆听音乐、体验音乐。
(二)通过律动来体验民族音乐
律动是在听音乐的同时，使学生以身体运动的方式来参与音乐、体验音乐的一种音乐活动。在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中，律动是培养学生兴趣必不可少的有效途径之一。教师要不断搜集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代表性动作，作为民族音乐教学的律动素材，例如采集生产活动场景中的经典动作。例如朝鲜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民间舞蹈中都有他们各自的律动特点，或粗犷豪放或悠长委婉。在教学中可以使用这些素材来引导学生领悟民族音乐的美，可以极大地提高了他们对民族音乐的了解和热爱。
需要注意的是，律动不是模仿动作，不注重身体姿态或外表的形式。所以，律动的重点在于参与，在于体验，在于感受，在于创造。这样，学生将会体验到当自己的身体与音乐产生共鸣时的那种发自内心的快乐。
(三)通过节奏来体验民族音乐
节奏是音乐中体现音的长短关系和强弱关系的统称。节奏可以脱离旋律而单独存在，并且能够表达人类的思想感情，所以节奏可以作为一种单独的 艺术形式出现，堪称音乐的“第一要素”。在音乐艺术中，节奏是促进音乐表现和 发展的动力。
节奏感的培养和训练是音乐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音乐训练的基础。节奏感主要是在学生的感受与体验中逐渐形成的，因此在民族民间音乐的教学中要强调从节奏入手，结合 语言、律动、打击乐等多种手法，调动身体各方面的机能，“全方位”地去感知节奏，通过节奏去介绍和认识音乐，使学生获得更深刻的、全面的体验和理解。这些节奏是民族音乐的精华，也是学习和掌握民族音乐的必经之路。
(四)通过即兴创作来体验民族音乐
奥尔夫认为:音乐活动是人类最自然、最原始的行为，即兴演奏是最古老、最自然的音乐 实践活动。音乐教学本身就是一种师生互动的创造过程，好的音乐教学一定是充满创造，能够激发学生的创造热情的。教师要引导学生自己去寻找、自己去创造音乐，这是很重要的。
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创造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开展音乐实践活动。前面提到的聆听、律动、节奏等都是有益的创造性音乐活动，这些活动都能够激活学生的表现欲望和创造冲动，在主动参与中展现他们的个性和创造才能，使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思维得到充分发挥。
以上这些手段都是为了培养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 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每个人的音乐天赋是与生俱来的，而学习音乐的能力、能否有成就则要看后天的 学习、 教育、 环境，以及接触音乐的程度。
弘扬民族音乐是音乐教育 工作者的历史责任，但是，这必须建立在学生对音乐充满兴趣的基础上，否则，弘扬民族音乐只能是一纸空文。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了解民族音乐，还要提升学生的民族 文化素养，更要让学生认识到它在世界音乐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豪感。
参考文献：
[1]王耀华.世纪民族音乐概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02)
[2]杨立梅.柯达伊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10)
[3]徐皓,蒋薇.中小学民族音乐教学现状调查与分析[J].基础教育研究2008(01)
[4]李妲娜，修海林.奥尔夫音乐教育思想与实践[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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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四、结语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历史，是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程的历史事件的一门学科，下面是我为大家精心推荐的有关历史的学术论文，希望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论叙述的历史
【摘 要】本文旨在，通过对历史学定义与目的的思考，探讨史学发展的沿革，并藉此探索史学辉煌与沉寂的内在原因。同时通过思索目前国学热与全民读史热潮的内在动因，探索如何兼顾史学的科学性与扩大学科的群众基础等问题。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创新是其发展不竭的动力。叙述历史无疑是增加史学群众基础的不二选择，史学平民化是一个趋势。如何兼顾叙述的历史和考证的历史，处理历史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历史;历史学;叙述史学;史学理论;后现代
一、历史学的定义与叙述史的关系
1、历史学与叙述史学的关系。关于历史的定义不同历史学家根据自己的理解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感悟，这些感悟或与时代相关或与治史准则相联系。而几乎所有关于历史的定义无不关注到了历史的叙事这一价值。瞿林东先生在《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说：“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这便是史学。”i而杜维运先生也有过类似的叙述“一般来讲，所谓历史，不外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简言之为往事)，或者是以往实际发生的事件的记录(往事的记录)。” ii关于这一问题西方也有类似的认定，影响西方史学界数百年的兰克学派创始人兰克，在《拉丁民族日耳曼民族史》一书中提到，“人们一向认为史学家的任务是批判过去，为将来利益正时代，我不主张这样，我真正希望记录过去的事情”。中西史学家何以对此有着类似的认识，我认为基于历史以下几个特点。从历史的本身来看历史是有事实的构成，事实的确认，事实的表达，三方面组成。而事实的构成是其基础。而历史的本身，其实就是过去的事。是过去事物活动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叙述主义历史哲学承认历史事件的存在，但由于他们认为这样的事实即使存在，对现在、对今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因而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历史实在或“客体”，而是对“客体”的解释和叙述，认为历史的意义取决于对历史的解释，而历史解释不能不依托于历史叙事。是故叙述清楚史实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而后现代主义从历史的艺术层面强调叙述的重视，这点与我国传统的文史不分家不谋而合。叙述事实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我们理应重视。
二、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史和民间述史
1、从史学的文学性谈叙述的历史。文学从定义上是一种以语言为手段塑造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从定义上相比，貌似同史学不甚相及。但两者似确有相互渗透的地方。有句话叫做文史不分家，我们中国传统的历史著述总是和文学难分彼此，例如被鲁迅誉为“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至今都以期文字优美，叙事丰满，受到文史学界的重视，后世之史书纷纷仿其体例，让一个个冰冷的人物，跃然于纸上，仿佛重现了历史的场景一般，这样类似文学的描述赋予了历史灵与肉。这一点使其成为吸引大众，最受群众欢迎的学科之一。同时，文学作品也具备其史料价值，章学诚说过“五经皆史”陈寅恪先生发明了“以诗证史”的方法，而如今历史研究的对象范围更是大大扩展。文学作品成为其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西方19世纪上半叶风行一时的浪漫主义史学也强调了历史同文学的密切关系。法国浪漫主义史学家巴兰特说：“我一直设法使历史小说从历史中汲取的兴味再回到历史中去，首先，历史必须是准确的，但我想它同时也可以是逼真而有生气的”iii而后现代主义史学的许多思想滥觞于浪漫主义史学之中。后现代主义史学强调史学著作对历史的再现是艺术的再现，通过叙述，使史实变为故事，史学是叙事艺术中的一种形式，史学应当为史学与艺术之统一。不可否认后现代主义的有些观点有失偏颇，但我们也应真实的予以思考，从而推动史学的进步。比较激进的说法来自新历史主义史学家海登怀特，他认为将叙事作为历史学思考的重心，认为历史学家不可能在叙述之外把握历史，而叙述中对结构形式的选择有不同的情节效果。
2、从史学的文学性谈民间述史。近几年来，我国大地上掀起了一阵学习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浪潮。而历史学作为国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民的青睐。史学普及读物高居图书销售的前列，畅销书专栏长期被通俗说史类读物所占据。沉寂多年的历史仿佛一夜之间苏醒过来，并迸发出了惊人的生机和活力。这无疑是值得欣喜的一件事。体现了国民素质的增高下对精神文化的需求。国学如今何以如此之热，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我国经济的发展。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渴望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其次是学界的繁荣和对文化的努力推广。以及多媒体信息化时代下文化传播的新途径等等。
三、历史通俗写作的前世今生
老辈历史学家其实早已开始了历史通俗写作和叙述历史的尝试。最早的通俗讲史的大家可能算是旅美历史学家黎东方先生了，1944年9月黎东方先生在陪都重庆开创收费讲历史的形式，受到了听众的一致好评。黎先生讲史生动形象，却又不虚构任何以人物与事件。林语堂先生得知此事后说要将“幽默大师”的名衔转送给黎东方。在先生写完《细说清朝》一书后，胡适先生鼓励他把历朝历代都讲一遍，先生笔耕不掇，陆续写出了《细说三国》《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和《细说民国》。1998年先生逝世后，出版社约请几位著名历史教授补齐了秦汉、两晋南北朝、隋唐和宋朝。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我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也重视历史的通俗解读。先生撰写的《苏秦张仪》、《关岳合传》、《中国地理大势》、《三国史话》。雅俗共赏，通俗易懂。深受读者好评。四部书现在以《吕著史地通俗读物四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发行。如今，由于多媒体的传播。更是有很多专家学者参与到普及历史，叙述历史中来。现在中央电视台的拳头节目百家讲坛，搭建起专家学者同群众的一个桥梁，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将许多晦涩知识传播于民众之中，深受观众好评。出版的著作更是数不胜数。这些都是值得欣喜的尝试。
结 语
史学平民化和全民读史是大势所趋，对历史学的发展也是一个利好。从传统叙述史学和史学的文学性看也符合传统述史的传统，老派学者亦有诸多成功的尝试。人民的选择才是应有的改变。如果能抓住这一趋势，相信一定能够迎来史学的又一个春天。我们希望那一天的尽快到来。让历史学能“飞入寻常百姓家”。
注释：
i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2-12.
ii杜维运.史学方法论》，21页，台湾，1981。转引自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11页。
iii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12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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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M].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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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2.《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3.《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4.《〈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5.《〈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6.《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7.《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8.《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9.《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10.《〈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11.《〈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12.《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13.《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14.《〈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15.《〈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16.《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7.《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18.《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19.《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20.《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21.《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2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3.《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24.《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25.《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26.《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27.《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28.《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29.《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30.《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31.《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32.《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33.《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4.《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35.《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36.《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7.《〈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38.《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39.《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40.《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41.《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42.《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43.《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44.《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45.《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46.《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47.《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48.《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49.《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50.《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51.《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52.《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53.《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54.《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55.《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56.《〈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57.《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58.《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69.《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60.《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61.《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62.《〈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63.《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4.《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5.《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6.《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7.《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68.《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69.《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70.《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71.《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72.《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73.《〈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74.《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75.《〈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76.《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7.《〈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78.《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79.《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80.《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81.《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2.《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83.《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84.《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85.《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6.《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87.《〈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88.《“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9.《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0.《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1.《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92.《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93.《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94.《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95.《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96.《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97.《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8.《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9.《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100.《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101.《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102.《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3.《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104.《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105.《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6.《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107.《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108.《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109.《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110.《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111.《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112.《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113.《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114.《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115.《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16.《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117.《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118.《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119.《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120.《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121.《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122.《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123.《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124.《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125.《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26.《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127.《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128.《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129.《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