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问题 1.你先从大方向回答中国的经济发展，要多元化，更要弘扬民族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 2.你又说中国文化来源于传统村落，在经济发达的今天，这种原生态的民俗文化就尤其珍贵，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最根本源泉。 3.你再说经济发展太迅速，破坏环境，导致传统村落文化遭到侵蚀，中华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来源，之类的 说严重一点。 4.总结，所以要保护传统村落，再说明如何保护，如出台保护政策啊，发展成旅游资源啊 神马的。概括一下 尽量显得全面一些。。
1.解决古村落产权困扰，建立和完善古村建设开发的管理工作机制产权问题是古村落保护困扰已久的难题。目前不少古村成为空心村，保护、修缮工作难以开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古村中大部分老建筑都属于私人所有，修缮所需大量资金，村民自己没有承担能力，同时也缺乏对老建筑进行保护和维修的动力，但如果是由政府投入进行修缮，一方面古村落中大量的老建筑需要修复，政府未必能承担大量的资金，而另一方面老建筑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用公共资源用于私人物业的修缮存在不合理，在现实中很难开展。为解决古村落中的产权问题，部分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中都倾向于采取通过收回老建筑的产权进行保护开发。2.统筹新村和古村建设新村、古村统筹建设应首先明确定位新村和古村的不同功能，做好相互衔接，其中一个重要思路应该是“利用古村吸引游客，利用新村完善的设施服务游客”，一方面要保护旧村的原生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旧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发旅游特色资源；另一方面是做好新村的规划、整治，为村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并建设完善古村旅游服务的各项设施，如餐馆、旅店、商品等，这些设施应大部分建在新村，避免在古村过度的建设而破化古村的古朴氛围。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号角吹响了神州大地，各项政策和措施纷纷出台。我们认为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精髓和关键在于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农村的拆旧建新，丝毫不保留农村的特点。我国很多农村的城市化多为大拆大建，将原来很多富有乡村韵味及历史价值的元素无形中抹杀，兴建了大量现代的建筑，使大部分村庄千篇一律，没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历史底蕴，这也是当今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大误区。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改善，传统文化保持活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城乡环境反差较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一方面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一抓到底，很多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另一方面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以各种临时性的补助居多，而没有一个稳定、持久的财政投入机制，致使我国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较城市滞后，历史欠账较多，不能满足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需要。要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首要就是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下水道、饮水工程、电网改造、网络通信等方面。对古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以保护古村的整体风貌为前提，改善居住环境。古村内的麻石巷道、红粉石巷道是古村建筑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进行保护，切不可全部铺上水泥或大理石，对部分破烂，凹凸不平的古巷道可进行平整，固定石块，清理杂草碎石，完善路灯等照明设施；对排水系统的整治应维持原状，不进行上盖密封，以清理淤泥杂物、疏通渠道为主，以保留巷道特色；对供电线、网络线、电视信号线等应尽量埋底铺设，避免乱拉乱扯。新村的基础设施应按较高的标准进行建设，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求。4.维持古村的整体风貌，对老建筑进行适当修缮，采取措施活化结合股份合作式模式，对所有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的摸底调查，登记造册，详细了解古村内每栋老建筑的现状如权属、破损程度、市场价值、需修缮的工作量、资金投入量等，在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联合有关文化部门，聘请专业的设计单位，制订老建筑的详细修缮方案，一是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前提下，采取原来的特色建筑材料和传统的建筑工艺，对老建筑进行适当修葺和改装，维持老建筑原来的古朴外观和建筑装饰；二是可根据老建筑的用途，在尽量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和风格的前提下，大力改善内部的生活设施，如厕所、水电、网络、照明等，满足现代日常生活、办公的需要。古村内的老建筑长期空置，将不利于古村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因此除了对老建筑进行修缮外，还需结合古村的发展方向，在完善老建筑内部现代设施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手段合理活化古村内的老建筑。在古迹、古建筑活化方面，北京、香港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例子。如北京皇家粮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色建筑，始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是目前全国仅有、规模最大、现状保护最完好的皇家仓廒。历经600年沧桑，如今的“皇家粮仓”成为一座展示文化与时尚的会所，承办新闻发布、庆典、论坛、年会、首映、演出、酒会等商务活动。北京三里屯1949会所原是1949年北京机电研究院在这里开设了一家红砖厂房的工厂，在荒弃多年后，经过改造，成了中西合璧的酒吧及餐厅综合建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闹中取静的休闲去处。皇家粮仓、1949会所的做法对南社古村古建筑的活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结合传统的风俗习惯，加强古村的文化建设文化保护和建设是古村保护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原居民逐渐迁出古村，古村的生活气息、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逐渐流失，最终使古村变成一个只有历史建筑物，而没有软文化的空壳。在马丘比丘宪章中关于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中提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加强古村的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要给传统文化注入活水的源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水的源泉就是为了保留并延续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使其与现代文明适应，在村镇(乡村)的不断建设、发展中传承下去，并散发出新的活力，而不仅仅是保护和修缮其物质载体——原来的古村落、老建筑，否则将会陷落“有文物没文化”的尴尬。6.加强对古村周边自然环境资源的整治利用，营造与自然和谐融合的氛围 古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反映了祖先在建村立围时的智慧。因此古村落自然地理环境的保护和整治也是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营造亲近自然的氛围，开辟生态旅游对于古村落的开发也极具意义。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悠悠中华五千年，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结晶，是镌刻着人类智慧光芒的“活化石”。中国的村落遍布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江南水乡之唉乃，茫茫草原之炊烟，东方海岛之渔村，西北山中之人家，黄土高原之窑洞，东北密林之木屋，西南边陲之寨子……千姿百态，魅力迷人。但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演进，许多历史街区、古镇、古村落正遭遇着被忽视、甚至被毁灭的命运。这些即将消失的历史遗存，在中国的文化中占居着何等的地位，它们目前的境遇如何，现在的人们又该如何对其进行保护和利用？带着这些疑问和担忧，近日中外专家聚首西塘，探讨古村落保护之法。在前来参加论坛的五十多名专家学者当中，有被称作“民间文化守望者”的中国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画家冯骥才；有以“骂”著称、且被媒体称为“保护古城的卫士”的国家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还有远道而来的两位日本民俗学界的领军人物：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福田亚细男和日本东京大学副教授菅丰博士。另外，国内外具有典型意义的古村落——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的代表也悉数到场，为论坛带来了更多的声音。让我们借着专家的智慧，试着寻找延续这些传统文化的良方。宣言书4月27日清晨，银色的月光刚刚退去，苏醒中的古镇西塘充满了生机，鸟鸣声、摇橹声、脚踏车声、还有清风拂柳的婆娑声袅袅不绝于耳……一如“生活着的千年古镇”本色。而此时，冯骥才和西塘镇党委书记沈国强两人早早地就出现在了“明清食代”的二楼露台上，参加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的节目录制，主题正是“古村落保护”。第二次来到西塘的冯骥才还是老样子，一头桀骜不驯的头发，说起话来慷慨激昂。这几年他一直为抢救民俗文化而奔忙，走了不少地方，今年他把保护的重点放在的古村落上，他坚定地认为，在民间文化遗产和抢救过程中，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的“箱底”，因此从2005年3月至今，他已辗转考察了国内七八个省的古村落。他说：“时间很紧迫，我们现在连多少古村落都不知道，怎么保护？因此在这里开这个会议，希望集中各方力量探讨今后古村落的出路。”“古村落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农耕文明留给后人的财富，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只能在博物馆里看到镰刀、锄头，那将是无比的悲哀。”这是他最大的担忧。不止在一个场合，冯骥才用“来晚了”来形容对西塘的感受，他也不止一次讲述他第一次到西塘时偶遇的一个细节：“我去年第一次到西塘，镇长陪我在岸边走，走着走着天有些凉了，我看到一个老太太正把支窗户的棍子拿起来关窗户，同时把一盆窗外的花拿进去。我注意到当时花盆上落了一只蝴蝶，老太太拿起花盆，轻轻一抖，蝴蝶飞走了。西塘连生活的诗意都保存下来了，这种和谐让我感动。”冯骥才认为西塘的经验是一种生态的保护方式，它延续了当地人生活的原态，是以人为本，可以作为典型供其他地方学习。当谈到为什么选择西塘作为论坛主办地时，他说，除了西塘的保护做得成功之外，当地政府的观念也让他感动。“当时西塘镇领导有两句话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句是‘对于古村落的保护，责无旁贷是政府的事’，还有一句是‘当经济的GDP和文化保护发生冲突时，我们要把根留住。’一名基层的领导能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和文化责任感，让我看到了希望。”带着这样的希望，冯骥才把论坛带到了西塘，并发出了旨在呼吁开展古村落保护的《西塘宣言》。他说：“必须要抓紧时间，不然的话，很多古村落可能我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它，就要失去它。”观点论一批重量级专家、学者、官员的到场无疑为本次论坛增色不少，他们在会场上激烈的观点碰撞更是擦出了精彩绝伦的火花。冯骥才：古村落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我一直认为古村落是中国最大的文化遗产，比万里长城还大。”冯骥才这样解释他的观点，“从规模上讲，我国有5000年到7000年的农耕文明，56个民族，960万平方公里，约1600个县，19000个镇，按照一个镇10个行政村来算，我们有20万个左右行政村落。但不是所有村落都是古村落。我原来估计中国的古村落大约有3000个到5000个。但后来听说仅贵州黔东南地区就有六七百个古村落。所以我们心里应该有个数，我们的古村落数量至少过万。”他认为，古村落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标准：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历史文化遗存，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以及鲜明的地方特色。“村落是历史文化的容器，它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综合体。它的建筑，它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规划，都是其物质遗产，还有很多诸如民俗之类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关于民俗，他补充道：“我所说的民俗，包括人们生产、生活的民俗，商贸的民俗，婚丧嫁娶的民俗，起居饮食的民俗，节日的民俗，信仰的民俗，还有类似神话、故事、谚语、歌谣之类的口头文化。民间戏剧、民间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等艺人们身怀的民间技艺和民间手艺都是这个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什么要进行保护？冯骥才这样回答：“我们的古村落有它研究的价值、学术的价值、见证的价值、历史文化的价值、审美的价值、欣赏的价值，但最终的价值还是它的精神价值。我们之所以传承文化遗产，最终的目的就是传承我们民族的独特文化，就是把我们的民族身份、民族基因传承下来。”他认为我们的文化遗产有一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这种同质化的文化，它把我们的文化变成了同一个样子。同时它又是商业文化，能成为卖点的就利用，不能成为卖点的就抛弃、甚至毁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危机，也是我们这一代文化人的失职。”“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去年开始做的，但是由于目前没有法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现在只能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令他感到欣慰的是，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加紧相关法律的制定。阮仪三：村落是最后的“净土”“阮仪三”这个名字，对于关注中国遗产保护的人并不陌生。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他就发起了山西平遥古城的保护运动，而他最让人熟悉的“力作”莫过于周庄古镇的保护了。在他的努力下，上世纪80年代，北京、西安、开封、扬州、洛阳等城市相继被列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山西平遥、江苏周庄、云南丽江等又在上世纪90年代同时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行列；进入21世纪，阮仪三又马不停蹄地促使了同里、南浔、乌镇、西塘等古镇走上了“保持原汁原味、扩展文化内涵”的道路，为中国留下了叹为观止的“水乡”。阮仪三认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城市建设热潮使许多传统历史地域遭到了灭顶之灾。许多旧城在“旧貌换新颜”的同时，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风貌。他说：“一个民族文化的根基、一种精神文明的传承，需要载体。而我们所说的非物质的东西，民俗文化的东西，就依存在建筑等物质载体当中。所以那些具有价值的物质与非物质的遗存都应该保护。比如江南水乡，就要保护构成江南水乡的构建：因水成市、因水成街、因水建房、邻水建镇的特点，这是它的灵魂。”在谈到“城市记忆”这一概念时，阮仪三举了“上海犹太人保护区”的例子，那里是中国人民与犹太人民友好的见证，现在是上海市第12块历史风貌区。“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残酷屠杀犹太人，在许多国家拒绝接纳四散逃亡的犹太难民时，也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人民友好地接纳了3万多犹太人。曾任美国卡特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布鲁门撒尔60年后旧地重游时，泪流满面，对身边的女儿说，‘记住，没有上海就没有我们一家，没有中国就没有我们这些犹太人的活路。’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街区反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慈爱之心，是和世界人民和谐相处的里程碑。这个街区就是重要的城市记忆，记忆着一代人的友谊，这不是语言能够承担的。相反，如果承载着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负载在其上的历史和文化也必然会被冲淡或消亡。”他对把旅游与保护等同起来的看法嗤之以鼻：“我们通常认为用保护来发展旅游，来搞经济开发，把保护等同于赚钱。”他认为保护不应该围绕着商业利益，因为商业利益的背后必然是破坏。“保护不是为了政绩，不是为了开发旅游，为的是留存我们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民族建筑的精华、和谐的人与自然相处的环境。而这些是我们今后创造新城镇、新建筑的规范。”青岛泰之：保护活态的文化联合国教科文驻亚太地区总代表青岛泰之应邀出席了论坛。他在发言中表示，古村落是一个特定文化历史发展的珍贵的有形见证，反映了人们文化、哲学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过程。与考古遗址和废墟相比，这些历史遗产群落是活态的遗产。青岛泰之认为，在快速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以及全球化过程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体系正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传统建筑和街道正不断被现代建筑所替代。因此，保护历史遗产群落的非物质文化元素与保护其物质形态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而在保护这类遗产的努力中，提高当地社团保护遗产的意识，促进他们的参与至关重要。他说，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家，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中国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文化遗产保护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平遥古城、丽江古城以及皖南古村落西递和宏村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他同时希望中国政府、非政府机构和组织以及地方社团都能够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来。他山石在“中国古村落保护”（西塘）国际高峰论坛上，浙江西塘、江西婺源、山西榆次、越南顺化等地代表的经验发言也为其他古村落的保护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江西婺源——文脉的延续婺源的乡村被誉为“中国最美的乡村”。冯骥才对婺源也是赞不绝口，“色彩太漂亮了！青砖、灰瓦、白墙、翠绿的竹林、金色的菜花、蓝色的山野、红色的霞光，简直像一幅画。”婺源县政府根据各村落的实际情况，确定了不同的保护方式。包括景区式、博物馆式、分区保护式和原始生态式。由于婺源境内徽派建筑遍布乡野，独具地方特色的傩舞、徽剧、茶道等文化绚丽多彩，因此政府出资对分散在乡村的古建筑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保护性规划，同时成立了“婺源县历史文化名村（古村落）建设管理领导小组”，还制定了详细的农村建房审批流程，以抑制乱拆乱建的现象。为了增强古村落的生命力，该县还专门成立“婺源文化研究会”，研究会下设茶文化、民俗文化、古建文化、徽商文化、民艺文化和民间故事等9个分会，负责对全县民间民俗文化进行保护性挖掘整理。今年，婺源傩舞、婺源徽剧、婺源徽州三雕、婺源歙砚制作技艺等4项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山西榆次后沟古村——民居博物馆后沟古村以古朴的农耕文化、精美的建筑文化、传统的信仰文化、灵动的生态文化，构成了完整的民间文化体系。特别是精巧别致的古戏台、玉皇殿、观音堂等堪称北方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后沟古村因地制宜、顺势选址、择吉而居，强调和谐的“田园山水”和“耕读文化”。2005年，在经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当地政府对后沟古村进行了抢救性的整理和修复开发。同时还成立工作组，围绕村民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态开展调查、挖掘、整理、引导工作，再现了古村久远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特色地域节庆活动，并筹建了农耕民俗博物馆。在抢救和保护古村过程中，始终贯穿“简单不简陋，民俗不粗俗”这一主线，在修复保护过程中，力求展现其简单而精巧的建筑、悠久而古朴的风俗、厚重而传统的民风，使“田园风光、淳朴民风、古村风貌”跃然而出。越南顺化——新旧的和谐顺化市是承天化的省会，位于越南的中部。在顺化市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和金属时代遗物的年代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受南方考古文化的影响和北方青铜时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从古代起，这里就成为独特文化的十字路口，也奠定了多样风格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基调。顺化的一个特点是博采众长，历史上所有的独特艺术形式都为顺化文化所吸收利用；而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宫廷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共存与互融。顺化是一个都市，但仍保存着历史中形成的诸多传统。因此，顺化不仅扮演着多样城市和历史城市的角色，其实它本身就是一座博物馆，在这座博物馆里有着很多的可触与不可触的文化遗存。
石头村的建筑形式及文化特色论文
中国自古以来在组织环境空间时，多采取层层封闭的手法，院落就是一个围合的空间，里坊把院落包围起来，传统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典型的建筑形式。山东大部分地区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传统的建筑形式以四合院为主，布局严谨，主次分明。山东的山区地势起伏、平地狭小，民居村落多分布在山坡陡地，以求少占耕地，因而整个村落远远望去，民居院落高低起伏，因地制宜的院落形式以三合院为主。
一、历史悠久的古石村奇观
山东省邹城市石墙镇上九山村被人们称为“石头村”。因村庄周围有大小山头九座，故取名“九山村”，后为区别于山下后建的一个村子，改名为“上九山村”。上九山村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自然村，位于邹城市西南部山区。根据出土文物显示，西汉王莽时期就有人在此居住，至今已有2000余年的历史。这个占地约200亩的古村不仅被雨水自然冲刷出了大量文物，还留存有明朝的庙、清朝的树、民国的井，是一处深藏于山林的文化宝库。上九山村因坐落在群山之中，随处都有易采可用的石材。村民们充分利用大自然的恩赐，在顽强地与恶劣的生存环境抗争中，创造出令人赞叹的建筑奇迹，给后人留下了具有观赏价值的石屋遗存。这些石屋分布在山腰之间，或断或连，或高或低，随势造形，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自得天趣。石头村依山而建，九座山环绕四周，石屋、石院、石墙、石阶、石井古石村奇观浑然天成，已成为山东省“乡村记忆”工程试点。村中的路都是由巨大的岩石构成，顺着石头的纹路，许多村民的房屋都是直接建在岩石上，村里的老人说：“门口的台阶是用旧的磨盘改的，家家户户都有石头做的神台。”山上最不缺的就是石头，所以村里的'建筑都离不开石头。因石屋地势高、路难行，许多村民都搬到山下新建的平房中去居住，春节时不忘在自家老宅的大门上贴一副对联，目前仍有十几户住在石屋中。
二、石头村的建筑形式
上九山村整个村落呈方形，主街不甚规则，建筑采用窄肩斗脊式构造，且全部小瓦覆顶，虽然采用这种结构非常耗时耗资，但是非常坚固耐用。石头村依山而建，村中的小路也以石材为主。进入石头垒高的院中，屋顶上有精细的石雕装饰物，还有一层茅草覆盖，这些装饰纹样体现出当地的民俗民风，是广大劳动者创造的文化载体。垒土砌的灶台和厕所是每家院中必备的附属建筑物，主建筑断壁残垣的老石屋已失去居住功能，归于自然。院内石制的用具有石盆、石凳、石桌、石磨、石灶和石缸等，都是手工打造的生活用品。石头村中高大的石头墙延伸成小巷，不同形式的石材错落地组合在一起，具有一定的形式美感，而建在高处的石屋有一定的体量，能把建筑物的外在形式展现出来。以中国传统建筑形制的四合院为建筑原型，上九山村受儒家文化影响，根据当地特色在建筑选址和建筑规划方面自成特色，依山而建三合院，都是由石头建造。大门朝南在三合院的北墙处；正房朝南，在院子的中轴线上，是家庭中长者的居住地；正房两侧为东、西厢房，是家庭中子女的居住地；正房门左边有供台，以祭祀祖先。三合院的建筑格局和当地村民的居住习惯是儒家思想在当地的体现。
三、石头村的文化特色
上九山村作为千年古石村、文化古村落，位于孔孟文化的发源地，受儒家文化和风水文化的影响，在村庄的选址、规划、布局、建筑、装饰和民风、民俗等方面均体现出儒家思想和风水文化，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现在上九山村还完整保存着三条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街巷，300余座古石院，古石屋1200余间，乡土古石建筑数量多且保存基本完整。在过去的考古挖掘工作中，上九山村南头发现的汉墓中曾经出土古钱币，上有“货泉”二字，被确认为西汉王莽时期的货币，证明了上九山村最晚在西汉晚期就已存在，至今已有2000年左右的历史。上九山村的建筑以石材墙体承重，结构严谨，同时有精巧细致的雕刻工艺装饰墙体，建筑墙体全部采用等距离压茬建造。石料选用传统吉祥图案精雕细琢，以独特巧妙的方式镶嵌在墙体上，其精湛的工艺水平展现出明清时期鲁西南民居的生活方式，传承了当地的特色文化，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上九山村历史悠久，人文历史景观资源较为丰富，其建筑及人文景观在山东丘陵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村内至今保存着玄帝庙、南山寨、老古井等古迹，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明清时期石头建成的三条街巷保存良好，体现出石头建筑的文化韵味；300多座石头建成的住宅院落更是为后人研究传统建筑形式及工艺提供了鲜活的实例。上九山村古村落保存较为完整，具有独特的古建筑文化、多彩的民俗文化、纯朴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农耕文化。
结语
上九山村的建筑与自然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取材于自然，也和谐地融入到当地的环境中，成为当地特色的建筑形式。民居不仅是物质环境，也是传统文化的载体。具有当地特色的石屋不仅代表过去的质朴生活，也是后人研究传统民居的有利资源。民居的保护与利用是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贵州乡间的石板房子民居作为中外闻名的旅游地，是民居保护的成功案例，上九山村的石屋可以借鉴其成功的做法，使石屋不再仅仅是遗弃的村居，而变成宝贵的旅游资源，成为广大游客向往的民俗文化旅游景观。
无语了，不是口头文化么？为什么打开却是这个？？！
传统民居的形成与社会、文化、习俗等有关，又受到气候、地理等自然条件影响。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由于各地气候悬殊，地理条件不同，材料资源又有很大差别，加上各民族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审美要求，造成传统民居的平面布局、结构方式、立面外观和内外空间处理也不相同，使得中国民居建筑具有鲜明、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性。有过数千年的经验,传统民居不仅可以很好的体现我们国家的文化思想,同时,对于当地的气候地理条件也有着很好的适应能力,亦能够充分地利用当地资源,这对于我们的现代建筑,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在钢筋水泥处处可见的今天,人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心灵的负荷越来越重,而传统民居正好在文化的角度,成了我们灵魂回归的空间.在我们的传统民居中,我们可以感受得人与人之间亲密交谈的那份惬意,可以感受得到传统文化气氛的那份熟悉,可以感受到自然氛围中的那样一种安定淡然.置身于传统民居中,我们可以忘却现代社会快速了纷扰的步伐,可以忘却生活工作中的种种压力,可以抛开许多现实的烦恼,让心灵回归,回归本质,回归自然,回归传统! 传统民居的价值还不仅在于此.通过传统民居,我们可以更加直观地向后代,向世界介绍我们的文化,可以让当今的人们更好地体会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人们总是说”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今天,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时候,我们更有理由要让世界认识一个全面的中国,不仅是现代化的,更是一个拥有自己民族独特文化的中国.而传统民居正好可以用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向世界展示出我们的民族文化! 而今天,我们的传统民居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随着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快,它们似乎也逐渐退出了人们是视野.很多人认为,建筑需要从西方学习,其实不然,我们的传统民居就是我们的祖先在建筑方面为我们留下的巨大的财富.而我们要做的,是寻找传统民居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从而更好的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民居,保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徽州地区传统村落能够大量保留至今的原因是：当地地处山区、地形封闭，这有利于传统村落的保存。
历史上古徽州地区的交通运输受当地山区地形限制，以发展水运为主。而在水系难以完全沟通的情况下，则通过陆路方式沟通。而由于山区丘陵的限制，古徽州地区的交通便捷程度较低、可达性不高，正是这种交流载体的不通畅，使得该地区受外界影响较少，继而形成了地域特色明显的传统村落文化。
扩展资料
传统村落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在组织过程中受到了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地理学的研究范式是总结空间过程的驱动机制，概括起来可以分为内外两个部分驱动。
内部动力主要受到自然环境影响，影响着村落空间格局的自主形成，外部动力包括文化环境和经济因素。
内部动力是影响村落空间格局发展的常态动力，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基础性影响，其对空间格局的影响具有持续性，是一个自主演化的过程，但是推动力相对缓慢，为长久积累下来影响到传统村落的空间格局。
而外部动力则对村落空间格局的影响较为快速和明显，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的变革性影响，村落在此过程中是一个被动演化的过程，短时间内即可对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形成较为显著的影响。
徽州传统村落能够保存至今的原因有以下几点：1、徽州人勤劳，善良；2、徽州人自古以来重教育，培养出来了许多秀才状元；3、徽州人不轻视商业，儒商思想大行其道；5、徽州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战火难以殃及百姓……。
1.解决古村落产权困扰，建立和完善古村建设开发的管理工作机制产权问题是古村落保护困扰已久的难题。目前不少古村成为空心村，保护、修缮工作难以开展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古村中大部分老建筑都属于私人所有，修缮所需大量资金，村民自己没有承担能力，同时也缺乏对老建筑进行保护和维修的动力，但如果是由政府投入进行修缮，一方面古村落中大量的老建筑需要修复，政府未必能承担大量的资金，而另一方面老建筑的所有权并没有改变，用公共资源用于私人物业的修缮存在不合理，在现实中很难开展。为解决古村落中的产权问题，部分古镇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中都倾向于采取通过收回老建筑的产权进行保护开发。2.统筹新村和古村建设新村、古村统筹建设应首先明确定位新村和古村的不同功能，做好相互衔接，其中一个重要思路应该是“利用古村吸引游客，利用新村完善的设施服务游客”，一方面要保护旧村的原生态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旧村的历史文化价值，开发旅游特色资源；另一方面是做好新村的规划、整治，为村民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并建设完善古村旅游服务的各项设施，如餐馆、旅店、商品等，这些设施应大部分建在新村，避免在古村过度的建设而破化古村的古朴氛围。3.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号角吹响了神州大地，各项政策和措施纷纷出台。我们认为农村城市化建设的精髓和关键在于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能片面地理解为农村的拆旧建新，丝毫不保留农村的特点。我国很多农村的城市化多为大拆大建，将原来很多富有乡村韵味及历史价值的元素无形中抹杀，兴建了大量现代的建筑，使大部分村庄千篇一律，没有了自己的特色和历史底蕴，这也是当今农村城市化建设过程中的一大误区。完善的农村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农民生产生活改善，传统文化保持活力的重要物质基础。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是城乡环境反差较大的一个重要表现，同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长期以来，由于一方面政府的相关职能部门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一抓到底，很多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处于管理真空状态；另一方面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投入不足，以各种临时性的补助居多，而没有一个稳定、持久的财政投入机制，致使我国村镇(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较城市滞后，历史欠账较多，不能满足现代人日常生活的需要。要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首要就是完善农村的基础设施，主要包括道路、下水道、饮水工程、电网改造、网络通信等方面。对古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该以保护古村的整体风貌为前提，改善居住环境。古村内的麻石巷道、红粉石巷道是古村建筑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进行保护，切不可全部铺上水泥或大理石，对部分破烂，凹凸不平的古巷道可进行平整，固定石块，清理杂草碎石，完善路灯等照明设施；对排水系统的整治应维持原状，不进行上盖密封，以清理淤泥杂物、疏通渠道为主，以保留巷道特色；对供电线、网络线、电视信号线等应尽量埋底铺设，避免乱拉乱扯。新村的基础设施应按较高的标准进行建设，以满足村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及未来一段时间的需求。4.维持古村的整体风貌，对老建筑进行适当修缮，采取措施活化结合股份合作式模式，对所有的古建筑进行详细的摸底调查，登记造册，详细了解古村内每栋老建筑的现状如权属、破损程度、市场价值、需修缮的工作量、资金投入量等，在进行全面普查的基础上联合有关文化部门，聘请专业的设计单位，制订老建筑的详细修缮方案，一是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前提下，采取原来的特色建筑材料和传统的建筑工艺，对老建筑进行适当修葺和改装，维持老建筑原来的古朴外观和建筑装饰；二是可根据老建筑的用途，在尽量保留原有建筑结构和风格的前提下，大力改善内部的生活设施，如厕所、水电、网络、照明等，满足现代日常生活、办公的需要。古村内的老建筑长期空置，将不利于古村的保护和文化的传承，因此除了对老建筑进行修缮外，还需结合古村的发展方向，在完善老建筑内部现代设施的基础上，采取各种手段合理活化古村内的老建筑。在古迹、古建筑活化方面，北京、香港都有许多值得借鉴的例子。如北京皇家粮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色建筑，始建于明永乐七年（1409年），是目前全国仅有、规模最大、现状保护最完好的皇家仓廒。历经600年沧桑，如今的“皇家粮仓”成为一座展示文化与时尚的会所，承办新闻发布、庆典、论坛、年会、首映、演出、酒会等商务活动。北京三里屯1949会所原是1949年北京机电研究院在这里开设了一家红砖厂房的工厂，在荒弃多年后，经过改造，成了中西合璧的酒吧及餐厅综合建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闹中取静的休闲去处。皇家粮仓、1949会所的做法对南社古村古建筑的活化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5.结合传统的风俗习惯，加强古村的文化建设文化保护和建设是古村保护开发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原居民逐渐迁出古村，古村的生活气息、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逐渐流失，最终使古村变成一个只有历史建筑物，而没有软文化的空壳。在马丘比丘宪章中关于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中提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保护、恢复和重新使用现有历史遗址和古建筑必须同城市建设过程结合起来,以保证这些文物具有经济意义并继续具有生命力。”加强古村的文化建设一个重要的措施是要给传统文化注入活水的源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水的源泉就是为了保留并延续原生态的生活气息、风土人情、传统习俗，使其与现代文明适应，在村镇(乡村)的不断建设、发展中传承下去，并散发出新的活力，而不仅仅是保护和修缮其物质载体——原来的古村落、老建筑，否则将会陷落“有文物没文化”的尴尬。6.加强对古村周边自然环境资源的整治利用，营造与自然和谐融合的氛围 古村落的自然地理环境反映了祖先在建村立围时的智慧。因此古村落自然地理环境的保护和整治也是古村落的保护开发一个重要方面。充分利用自然环境资源，营造亲近自然的氛围，开辟生态旅游对于古村落的开发也极具意义。
凡法律未禁止之行为，若实施并不违法。所以，学开锁本身并不违法。但学成后，若以此谋业，则需要到公安机关备案。
①乡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透过传统村落可认识传统文化，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3分） ②保护传统村落对于展现中华民族多样的历史文化成就具有重要作用，对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重要作用。（3分） ③能够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特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3分） ④有利于培养我们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实现文化强国。（3分）
思想，规划方面【核心思想】古村落是地域文化、民俗风情的重要载体，具有较强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美学价值、旅游价值，在反映传统文化遗产方面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传统村落面临着被破坏甚至消亡的压力，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呼声虽然日益高涨，但实施工作却因产权、资金等问题难以开展，部分有旅游开发价值的古镇、古村落在市场经济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文化。本文通过对我国古村落进行分析，得出我国古村落存在数量骤减、保护不足、开发不足等问题，并提出解决古村落产权问题的几点建议。【规划评论】解决古村落产权困扰，是完善古村落保护机制的关键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古村古建筑都属于私人所有，一方面村民自己无法承担古建修缮所需的大量资金，另一方面政府的公共资金无法用于个人房产的修缮。对此我们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点，政府与村民结合，政府拿出一部分专项资金用于古建的保护，村民以古建入股，参与古村落保护，从古村落保护开发收益中获利反哺于古建修缮；第二点，制定土地调换指标，让部分古建筑原住民搬出老房，严格按规划另建新房；第三点，政府收购古建筑、房屋的产权，委托专业公司进行保护开发。
传统村落国外研究现状很好。根据查询相关公开资料显示GerhardErmischer认为乡村景观是一个包括自然、文化、地理、艺术集合的人文景观，因而传统村落国外研究现状很好，从国外保护实践研究来看，注重出台保护政策与保护机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非一个全新概念，此前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曾多次出现，在学界也早有学者提出并进行过试验。但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锁定“三农”并具体出台32条重大举措启动新农村建设，其含义自然有别于此前的任何一次。本文试从财政的视野对其中的“新”和“建设”进行讨论。 一、新在何处 此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是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通过基础性的制度建设和积累为未来城乡融合奠定基础，但具体而言，“新”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时代背景新 经过半个多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50，城镇化水平超过40%，这表明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际发展的经验表明，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战略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否则城乡和地区差距会继续拉大，经济社会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动荡。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国情和发展规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势”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毋庸置疑，未来经济发展从二元走向一元，实现城乡协调发展是一个新的发展路线图，新农村建设是协调的第一个基本举措。 2.治理理念新 乡村社会的治理在我国具有双重需求，国家追求有效和稳定，居民谋求福利改进，但是在我国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央政府并未因为对乡村治理存在需求而行使了应当的支出责任。在农业社会，乡村治理是通过乡绅阶层来提供必要的公共物品从而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稳定；在人民公社时期，集体组织承担了农村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任务，但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后，集体经济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弱化，农村地区公共物品在长期得不到中央政府支持之后，只能在“预算外”和“制度外”寻求出路。而现在，在经历了税费改革漫长试点之后，中央政府回归到其应有的功能，承担了应有的支出责任，这不仅标志着我国农村正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向工商业社会转型，更标志着我国政府将民生问题放在首位，体现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 3.制度供给创新 从某种程度上说，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的第一步，但在其中制度统筹是关键。我国农村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尽管可能预期在某些甚至大部分公共领域有所改进，但总体来看，要在较短的期限内达到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尚有困难。因此，我国政府在具体明确和承担应有的支出责任后，对农村的大规模投资并非无序的，而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旨在通过财政投入建立农村公共品的基本供给制度，为未来城乡制度对接减少摩擦。 二、财政应如何建设 启用财政政策通过“建设”来体现“新”的内涵是城乡统筹的必经之路，但是财政在投入时究竟应该如何作为呢？ 1.农村建设是仅对农业投入还是要更关注非农投入？ 现实经济成长的历程告诉我们，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村落没有城市拥挤的道路和金光闪闪的大厦，但是他们拥有城市文明，按照城市的生活节奏在生活。这充分说明我国农村的发展并非一定要发展农业，一定要走城市化道路。据专家估计，2050年我国城市化率将达到50%，人口总规模将在16亿左右，也就是说按照这一口径进行估计，我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农村人口将维持在8亿上下，但是8亿人口完全依附在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其中必然有一部分人从事非农产业。在我国成功加入WTO之后，“黄箱政策”、“绿箱政策”和“蓝箱政策”在不同程度上都面临政策约束，运用财政手段直接干预农业生产越来越受到限制，改变支农方式，由直接转为间接对农村的支持不仅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而且还可能赢得国家组织的资金支持。况且从工业、农业发展与居民需求的关系来看，强调农村走非农道路是农民福利再造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表明，居民个体需求的多样化只能通过工业来满足，尽管在经济发展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阶段时居民的膳食结构将发生改变，但是农民在满足居民多样化的需求时农业本身存在局限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分析，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恩格尔系数都呈下降趋势，可以预见包括农村居民本身在内的所有国内居民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及新消费需求的出现和成长，农业持续发展得不到市场的支持。当然，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财政在新农村建设中的重向偏移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完全忽视对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的支持，只是与居民多样化的需求相比，农业在满足居民需求方面得不到工业所能得到的市场需求支持。 2.农民自身能力的拓展还是“面子工程”？ 在现代经济生活变迁过程中，我们要重视社会公正的现实意义。传统经济学一般认为财富积累能够增加社会福利，但现代经济发展表明人均GDP的提高与人的幸福程度改善没有根本的正相关关系。通过新农村建设再造农民福利，为广大农村提供目前短缺的公共品就一定能使农民的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在对不发达国家农村社会转型的深入研究中引入了对“权利”和“能力”的分析，创立了以“能力理论”为核心的经济社会发展观。森认为经济增长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增长本身，而在于增长过程所带来的“相关利益”改善，个人能力的成长和拓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目前我国农村正处于结构转换的关键时期，运用财政手段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广泛地投资，真正的目的不是在农民收入方面做简单的加法，而是在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使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得到拓展并使收入机制稳定下来。更重要的是在农民能力得到拓展的同时其对公共物品需求的表达就可能是真正的内生型需求，从而改善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偏好表露难的问题，避免决策权转移而被迫分摊“面子工程”的提供成本，使农村居民也可能分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3.农村投入是财政“一条褪”还是财政、市场“两条腿”？ 正如此前有学者预测国家在农村公共领域的大规模投入时代一定会到来，2006年这个时代已经来了。对于风雨交加的农村来说，这是真正的雪中送炭，但是单靠财政“一条腿”能行吗？我国的经济建设是在大市场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不可能逆市场经济规律而行之，尽管在过去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将农民边缘化了，但现在农村的最终发展不能完全排斥市场，财政的作用仅在于“引导”和“发动”，农村面貌的根本改变还需要“两条腿”走路。这是因为一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均衡，农村贫困地区过多，虽然国家有能力保证全国各地区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均等化，但是农村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及村庄、社区公共物品还必须通过自身的力量加以解决；二是从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来看，市场和财政是互补的而非排斥的；三是从国外发展情况来看，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政府不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当前，世界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政府应该把政策制定同服务提供分开，换句话说就是，政府在公共服务中的角色是政策制定，而不是主要直接地提供服务。虽然我国财政在农村公共领域的投入有部分属于“补课”的性质，但在公共事务领域内引入市场机制，建立机构之间的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这一定要在区域性公共品提供中注意保护产权，尽量在降低交易成本的情况下达成集体一致行动，从而避免“公共地悲剧”或者“搭便车”行为。 三、警惕财政阳光被“吞噬” 2003年后，我国农村税费改革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央财政投入力度加大，农民增收较快，消费进一步扩张，财政在解决和支持“三农”问题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促进了农村政治和谐，农村居民对基层政府和村组织的工作认同度逐步提高，“干干关系”、“干群关系”大为改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较大改变，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正逐步提高；农民消费支出和消费质量都有了较大改善，农民纯收入持续上升，恩格尔系数出现下降迹象，在耐用消费品消费方面，拥有量品种和数量都出现增长趋势，农村各项公共事业发生了较大突破，广大农村正享受着财政普照的阳光。但是从实际农村财政运行的情况来看，财政普照的阳光并未完全如预期那样为农民所享受，而是出现被“吞噬”的迹象。 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低使财政阳光被“吞噬”。以粮食直补、取消农业税等增收政策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种田的绝对收益，但是另一方面种田成本并没有维持相对稳定，两者相比，种田的相对比较收益使财政阳光照耀在政策之外的组织或者人头上。众所周知，农业是一个弱质产业，本身收益率比较低，采取不同的措施对农业进行补贴是世界各国的一贯做法。在我国农业有其特殊的背景，一是我国农业人口过多，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发展过缓，农民收入结构中尽管非农产业贡献在增加，但是就种田的农民（而且数量比较巨大）来说，以被管制的粮食价格与由市场定价的农业物资价格相交换，其结果自然是降低了农民的种田比较收益。有人评价说取消农业税的最大好处在于国家干部因为不用直接面对农民而使“干群关系”得到缓解，但实际上国家财政的“真金白银”流入了农资生产企业的口袋中（这部分企业实际上享受了国家的双重优惠待遇，一是市场定价权，二是普遍的税收优惠），而农民口袋里装着的却是刚刚放入的人民币的“余香味”。 农村公共品供给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这个问题似乎看来是矛盾的，其实不然。我国学者朱钢在对农村公共品供给与农民负担进行研究时就曾经指出，农村公共品需求存在官员需求和一般居民需求，当前者需求大于后者而又缺乏资金时，农民负担就可能由此而生。现在中央政府加大投入为农村提供普遍公共服务固然是件好事，但是毕竟财力有限并且历史欠帐过多，农村公共物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还处于短缺状态。据新华网的消息，因为缺钱，目前在我国60%以上的县没有标准的污水处理场， 65.4%的乡镇没有卫生院，有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1.5亿农户需要解决燃料问题，6%的行政村没有通公路，2%的村庄没有通电，6%的村子没有电话（新华网，2006.3.4）。因此，农村公共品在长时间内的短缺与中央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时序性肯定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矛盾，基层组织可能会通过集资或者摊派的方式来解决这种矛盾。更可怕的是，农民享受区域性公共物品还得持续交纳一定的费用才能保证不被排他。显然，农民得到的实惠不仅被转移出去还面临负担加重的问题（例如某些农村地区的有限电视收费问题）。因此，农村公共品形成缺乏诱致性需求因素也会对农民负担反弹形成另一种威胁。 巨额的基层债务有可能使财政阳光被“吞噬”。我国基层财政债务之巨有可能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据统计全国约2100个县级行政单位，乡村债务总规模达5355亿元，乡、村两级公共债务平均每个县高达2.55亿元（新华网，2006.3.4）。当前中央政府加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尤其是对贫困县的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如果没有较规范的责任分担机制和财政资金的风险控制机制，这部分财政资金有可能会以“公共工程”的名义被挪用填补基层债务的黑洞。 四、结语 2006年，中央政府将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加大财政投入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据统计，2006年的财政投入将达3397亿元，比2005年增长14%，比2004年净增781亿元。庞大的财政支出被据为己有或者化为乌有，财政阳光被“吞噬”显然违背了中央的政策初衷。因此，针对上述分析的问题，在下一步的改革中，除了要继续贯彻“多予少取”的方针之外，还要防止国家财政支持目标被扭曲的现象，尽可能最大化财政支出效应。为此，笔者认为：第一，对农业生产资料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和规范控制，限制农资价格的无谓、恶意上涨，提高种田的相对收益，保证财政的阳光真正惠及到种田人的头上。第二，财政投资要着重培养农民对公共品的诱致性需求，改善农民对公共品偏好的表达机制。第三，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如果是“工程性”的投入，则必须要加强事前、事中监控和事后验收，健全责任机制和考核机制，并明确奖惩机制；对于用于义务教育、卫生等一般转移性财政资金，要缩短资金转移路径，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凭借公民身份证按照一定标准打入财政专户，实行专款专用。 参考文献： [1]2006年2月21日正式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2]中国“三农”形势跟踪调查课题组 小康中国痛———来自底层中国的调查报告[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3]黄景贵 发展经济学研究：制度变革与经济增长[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 [4]王检贵 劳动和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2002 [5]韩俊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N]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5—11—30[来源:论文天下论文网 lunwentianxia.com]
新农村建设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搞了快两年，已取得一定的成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我们仍然看到一些基层政府不能理解新农村建设的真谛，把新农村建设当作搞形象工程，或多或少地违背中央政府的初衷，有的还损害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为此，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想取得成功，关键在于贯彻好“以人为本”原则，做到发展为了农民，发展依靠农民，发展成果惠及广大农民。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人为本”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宗旨所在，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必然要把“以人为本”作为党的基本执政理念，即要以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发展的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建国后我国为实施国家工业化战略而长期实行工农、城乡二元政策和以农业哺育工业政策，而形成所谓的“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三农”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它与城市、工业、城市市民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即农村是弱势地域，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是弱势群体。具体表现在：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市面貌反差较大； 农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农民经济上收入水平低，政治上缺少相应的话语权，城乡居民在经济上收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差距在拉大......“三农”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着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与持续发展，制约着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近些年来，我党十分重视化解“三农”问题，已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形势依然严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站在新的历史高度化解“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规划：“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短短二十个字，却关注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建设，渗透着“以人为本”，把实现农民群众利益，增进农民群众的福祉当作根本出发点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出路所在。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贯彻“以人为本”1．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旨在化解“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又集中体现在农民的生活质量偏低问题。具体表现在：农民生存环境恶劣、负担过重、收入水平低且门路窄、缺乏相应的政治地位、进城务工受到不公正对待等。因而，着力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与根本目的，也是贯彻“以人为本”原则的首要要求。正如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的指出：“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得到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那么如何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第一，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公共财政向新农村建设的投入力度，让公共财政涉及农民关注农业、交通、教育、卫生等领域。开展专项治理工作，重点整治涉农乱收费，“一事一议”不规范，村务财务混乱以及乡村债务问题，建立和完善减轻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体制。同时，推进以农村税费政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精简机构与人员，有条件的地方可加快推进“省直管理县”财政管理体制和“乡财县管公用”财政管理方式的政策。第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落实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探索“工业反哺育农业，城市反哺育农村”的长效机制。坚持以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技改造农业，用现代经营方式发展农业，全力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民增收。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兴办符合产业政策和地方特色产品的乡镇企业，大力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第三，改善农民的生存环境，加强对农村道路、通信、电网、供水、校舍、卫生所等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同时本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的原则对村容村貌进行改造，改变以前农民住宅与禽舍混杂的脏乱现象。做好农村医疗保障、养老保险等问题。第四，提高农民的政治地位。消除城乡二元体制对农民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提升农民在各级人大中的代表地位，以提高农民的政治话语权利。目前，重点在于治理和取消各种针对务工农民流动和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和不合理限制，切实解决务工农民工资偏低及拖欠问题，探索务工农民的工伤、医疗、养老保险问题，认真解决务工农民的子女上学问题。2．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激发农民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决不能简单地把农民当作被同情、关怀、救济的对象。在新农村建设中落实以人为本，就是要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使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基本依靠力量，从而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目前，我国农村幅员广阔，农民和农村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薄弱的部分，新农村建设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的财政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新农村建设只有化为广大农民的自觉行动，激发他们的主人翁意识，才能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出他们的聪明才智，才有可能取得成功。邓小平同志曾充分肯定我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作用，他说：“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农村农业问题，“主要还得从生产关系上解决。这就是要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因此，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农民的主体作用，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要把农民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拥护不（下转第30页）（上接第17页）拥护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工作成败的根本标谁。做到凡事都要和农民商量，广泛征求农民的意愿，随时接受农民的监督，而绝不能搞强迫命令、搞政治运动。同时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善于总结推广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要破除一切影响农民创业的陈规旧矩，革除一切农民创业的体制弊端营农民创业的宽松环境，充分下放农民权力，搞好村民自治，健全村务公开。总之，要使建设新农民的过程成为农民群众参与发展、共享成果、实现价值的过程。3．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我国尚有八亿左右的农民，而且我国农民由于长期处于儒家文化熏陶之下，在历史的最底层，导致他们屈从现实、保守懦弱、听天由命，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他们在社会发展中缺乏主动性，被动地听从政权的调整，不懂得自己的权利，缺乏公民意识。这些缺乏至今仍在部分农民身上体现，它们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障碍。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难以转移，固然有体制方面的原因，但跟农民整体素质偏低、观点落后不无关系。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因而，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把农民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对新农村建设至关重要。农民的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和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关系着新农村建设的兴衰成败。提高农民素质的具体措施如下：第一，要大力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状况，强化普及农村九年义务免费教育，确保每个农村小孩都接受基本的国民教育。同时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对农村劳动力进行各种技能培训，让每位农民掌握至少一门生产技能与技巧，提高农民的发展致富能力，使他们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第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革除千万年来遗留下来的封建迷信、家族观念、不思进取、小富即安等落后观念，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逐步形成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家庭和睦、邻里相安、创业光荣等新文明新风尚。第三，加强农民的民主法制教育，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化，提高村民民主自治的素质，实现由“村民”向“公民”转变，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第四，培育各种农民组织，增强乡村自我治理的能力。如成立由全体农民加盟由能人负责的现代农会，负责乡村的生产与经营；成立老年人协会，为新农村出谋献策，同时监督和制止农村发生的各种不良现象：成立妇女协会，负责农村孩童，特别是留守孩童的教育，以及家庭感情联络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