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对中国、印度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6月16日）胡 锦 涛主席已经跟印度总理辛格会面了，当前中印关系里我们最需要防止的就是挑拨离间。 这几年来拉拢印度是美国、日本和欧盟在这个地区的重中之重，挑拨离间是他们36计中最重要的一计。举个例子，在一个印度洋沿岸国家，我们帮助他们建了一个港口，完全是基础建设，包括商业上的运作，当然也有商业利益，马上就有人大肆宣传中国要搞军事基地、建海军基地，其目的是要遏制印度。法国在阿联酋要搞军事基地，它是真的建军事基地，却没有一家媒体报道。印度跟我们搞军事演习不报道，跟美国、日本一搞，矛头就指向中国。 媒体的挑拨是很厉害的。因此我觉得要十分注意。印度总理跟胡主席会面讲得非常清楚，印度把发展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摆在最重要的地位，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绝不允许任何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反华政治活动。 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用三个“C”来代表，就是竞争、合作、挑战。中国看重的是合作，更多的希望与印度在国际区域和双边层面开展坦诚的合作与对话。但反观印度，在三个“C”当中，竞争是他比较强的心态，但这可以理解，印度2007年GDP才超过1万亿美元，在长期的竞争趋势中中国仍然占有优势。相对来说实力较弱的一方希望跟实力较强的一方竞争，这是可以鼓励的，只要不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原则我们都鼓励。 印度也主张跟中国的合作，但在这些方面之外，中印其实是有存在冲突的可能的，比如在西藏问题上。印度在印度洋上的一些举动对中国也并不是一个善意的信号，中印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概念。 关于印度在中印边界增兵问题，已经有相当长的铺垫了，直到去年的时候印度总理、外长先后去了中国的藏民地区，今年印度总理又一次去这个地区。也就是说，印度从2007年、2008年以来对中印领土边境的态度正在日趋强势，这次动员了6万军队，两个山地步兵师的实力进驻藏民地区，在离中国最近的印度最大的空军军事基地部署最新的战斗机。这样做有三点原因： 第一，印度要强化对争议领土的控制，这种实际控制是为他将来在中印边境谈判当中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做准备。第二，印度和美国同为民主国家，存在“天然”关系。对于中美两国的接近，印度是颇具戒心的，因此不能排除其采取制衡中国的做法，以使相应的地缘战略态势有所改善。第三，在解决金融危机这个问题上，印度能对美国做的贡献并不很大。但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安全秩序下，印度却能通过遏制中国给美国帮大忙。所以印度出于国家利益方面的考量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些主动性的行动，我们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做法显然会伤害到中印双边关系。从1998年低谷到现在，中印关系这10年间的恢复并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导致其倒退，是很遗憾的，希望印度能认识到自己的单边行动不可能只有单边的后果。 6月16日下午在外交部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秦刚在回答有关记者提问的中印边界问题时表示，发展中印全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促进中印之间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印两国领导人和政府达成的共识，也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在处理中印边界有关问题上，中方立场一贯明确，希望中印双方要共同努力认真落实两国之间达成的共识，维护两国边界地区的和平、安定，从而为两国边界问题的公平、合理解决创造有利条件，也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白痴信你……
同感，同求，O(∩_∩)O~
河科大的吧？呵呵！我是你老师！
受此影响，欧元区消费者生活成本激增，实际购买力下降，消费意愿减弱。同时，成本激增波及生产领域，导致工业产出下降，部分能源密集型企业停产。今年以来，在美联储激进加息外溢效应、欧洲能源危机蔓延等诸多负面因素影响下，欧元区通胀率持续走高。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8.9%，出市场预期，再创历史新高。
疫情之下中国经济快速恢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高效的防疫工作、对市场的调控的精准以及对外贸易的开放加速。1、防疫高效：中国经济领跑复苏，关键在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抓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成效显著。2020年，中国经济一季度下滑6.8%，二季度由负转正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四季度增长6.5%，走出一条漂亮的V形曲线。中国还兑现承诺，如期实现脱贫攻坚目标。迅速有效的防控措施帮助中国控制住疫情，使中国成为2020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近年来中国实施了正确的经济政策，疫情发生后又坚持推行严格的防控措施，这对中国经济强劲反弹起到决定性作用。今年春节中国消费市场“牛劲十足”。肯尼亚技术大学经济学家肯尼迪·鲁泰雷表示，春节期间销售旺盛是中国疫情防控有效、经济复苏势头强劲的有力体现。2、调控精准：历年两会都是观察中国宏观政策走势的风向标。多国专家认为，中国经济领跑复苏，得益于宏观政策精准有效对冲疫情影响。疫情下，中国始终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政策时度效，努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特指出，去年第四季度，中国成为经济率先复苏至疫情前水平的主要经济体，原因在于中国成功控制住疫情，并实施有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保障了经济活动快速复苏。而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财政及金融措施，帮助包括外国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迅速恢复生产。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其促进发展的两大特点，一是高科技驱动经济增长，二是以高质量增长为导向的经济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3、开放加速：中国经济领跑复苏，离不开对多边主义的坚守和促进。2020年中国外资外贸“双丰收”，正是中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更大互利共赢的力证。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2020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总额大幅下滑，但中国FDI逆势增长，成为全球最大外资流入国。贸发会议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詹晓宁表示，中国对外资持续保持吸引力，缘于中国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和政府采取了有效的投资便利化措施。2020年欧盟27国与中国货物贸易在疫情中逆势双向增长，中国首次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中欧数字协会联合创始人兼主任克劳迪娅·韦尔诺蒂说，全球经济持续萎缩之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需求强劲，为欧洲出口商提供了安全网。在欧洲主要国家接连实施封锁措施防控疫情之际，欧洲也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电子产品和卫生防疫物资。中国经济的高效治理和多边主义特质，赋予其巨大活力和强大动力，必将继续为世界经济早日复苏发挥重要引领作用。
新冠疫情对世界贸易的影响，有，而且影响特别大，疫情导致很多出口的都出不
我认为中国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大部分是因为中国实力已经逐渐上升，并且经济上升的速度较快，经济发达使中国贸易出口量极大增加，所以才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小议中日关系我们学习中国近人史的时候,上课气氛可不是一般的活跃.一提及中日甲午战争,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每一个人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细胞都将敏感起来，活跃起来，如同一群发疯的狮子，喷出的口水都会淹死人！每个人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如果无们面前有一个日本人，想必会死得很惨。似乎一切都是日本人的错！不是我所种的树的枝条喜欢向外伸，而是那枝条也看不惯了。一枚图章，可以压弯人的腰，按低人的头，造就一副卑躬屈膝，趋炎附势，不顾面子上下打点的丑相；一个称号，可以折断人的脊梁，磨圆有人棱角，把有正义感的正常人变成毫无主见的走狗；一张花纸片，可以撕破清高的防护，击溃道德底线，造出一只只谋求不义之财的黑手；一把钥匙，可以玷污人的良心，扭曲人的观念，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正因为他们，才让当时的日本人有机可乘，更加猖狂，更加为所欲为，胡作非为。如今，一提及日本、日本人，我们的第一个念头，第一个浮现在脑海里的字就是——坏。这虽然体现了我们的爱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我们不能把对当时一代日本人的愤怒之情延续到后一代日本人的身上，因为至少他们是无辜的。我们总是说要报恨，但是俗话说得好：“冤冤相报何时了！”但是对于日本政府不承认侵略中国的罪行，篡改教科书，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一系列事件，我们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应该正确看待，合理处理，不能乱了方寸。我们要打回去，为自己讨回公道……”那些只能是一时的气话，不能当真，如果我们以牙还牙，那不是与当时的日本人一样了吗？而且打起仗来受苦还是老百姓，老百姓可是无辜的啊！“人活一口气”，不错，人生值得留住的或许仅仅是这“一口气”，或者说是一种精神支柱。只要它深深扎根地下，人生这棵大树就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但愿，当站在十字路口时，所有的人都能留住该留住的东西。
1.爱国(1)引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古今往来历史上有多少志士仁人为捍卫祖国的尊严，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而鞠躬尽瘁，舍生忘死。爱国志士永垂青史，受人景仰，卖国奸贼遗臭万年，遭尽世人唾骂。历史公正的裁决，早已昭昭在世！(2)事实论据文天祥宁死不屈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坐了三年土牢，多次严辞拒绝了敌人的劝降。一天，元世祖忽必烈亲自来劝降，许以丞相之职，他毫不动摇，反而斩钉截铁地说：“唯有以死报国，我一无所求。”临刑前，监斩官凑近说：“文丞相，你现在改变主意，不但可免一死，还依然可当丞相。”文天祥怒喝道：“死便死，还说什么鬼话！”文天祥面向南方慷概就义了，给世人留下一首撼人心弦的《正气歌》。陈天华遥寄血书革命家陈天华，在日本留学时，听到沙俄军队侵占满洲，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又要同沙俄私订丧权辱国条约的消息后，他悲愤欲绝，立即在留学生中召开拒俄大会，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参战。回到宿舍后，咬破自己手指，以血指书写救国血书，在血书里陈述亡国的悲惨，当亡国奴的辛酸，鼓舞同胞起来战斗……他一连写了几十张，终因流血过多而晕倒，可嘴里还在不停地咸：“救国！救国！”别人把他救醒后，他坚持把血书一份一份装入信封，从万里迢迢的日本寄回国内。读到的人无不感动。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杨靖宇献身抗日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科学家献身祖国1946年，美国某大学以优厚的条件聘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为终身教授。但他回答说：“为了抉择真理，为了国家民族，我要回国去！”终于带着妻儿回到了北平（今北京）。回国后，他不仅刻苦致力于理论研究，而且足迹遍布全国23个省、市、自治区，用数学解决了大量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被誉为“人民的数学家”。此外，还有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生物学家童第周、核物理学家钱学森，高能物理学家张文裕，化学家唐敖庆……他们个个都满怀爱国之志，为国家的复兴作出了巨大贡献。安徒生跟老友断交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跟德国的奥古斯登堡原来是要好的老朋友。1848年普鲁士侵入丹麦的国境，这种侵略行为引起安徒生的极大愤怒。四年后，他到德国去旅行。许多德国朋友涌到车站去迎接他。一位朋友说：“奥古斯登堡公爵夫妇在家里等您，希望您去和他们会见。”“我不愿去见他们，奥古斯登堡参加了四年前普鲁士侵丹麦的战争，我怎么能去看这家人呢？”安徒生愤怒地说着。从此，两位老朋友断交了。“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波兰著名作曲家钢琴家萧邦，19岁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后来他决定出国深造。在朋友举行的送别晚会上，朋友们赠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瓶。这只银瓶一直伴随着他19年。1849年秋天，萧邦病重垂危。临终前，他嘱咐从华沙赶来的姐姐：“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将我的遗体运回华沙，就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去。”(3)理论论据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自题小像》男儿七尺躯，愿为祖国捐。《革命烈士诗抄.陈辉诗》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国既不国，家何能存？《革命烈士诗抄.杨靖宇诗》爱国不分先与后，徘徊终久误前程。朱蕴山《赠台湾旧友》爱国如命，见义勇为。蔡锷《致柏文蔚电》爱国，是一种极高贵的感情活动。茅盾《给青年作家的公开信》爆裂同拚歼贼臣，男儿爱国已忘身。秋瑾《吊吴烈士樾》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秋瑾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冯玉祥捧出一颗丹心，献与亿兆生灵。陶行知《不投降歌》临患不忘国。《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国耻未雪，何由成名？唐.李白《独漉篇》苟利国家生死似，岂因祸福避趋之？清.林则徐《赴戌登程口占示家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清.顾炎武《日知录.正始》匈奴不灭，无以家为！《汉书.卫青霍去病传》杀身有地初非惜，报国无时未免愁。宋.陆游《登慧照寺小阁》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宋.文天祥《指南录.扬子江》一寸山河一寸金。《金史.卢产伦传》一身救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宋.陆游《夜泊水村》人民不仅有权爱国，而且爱国是个义务，是一种光荣。徐特立《怎样实施爱国主义教育》丈夫当为国，破敌如摧山。唐.韦应物《寄畅当》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祖国和人民。邓小平忧国耻为睁眼瞎，挺身甘上断头台。《革命烈士诗抄.熊亨瀚诗》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候。唐.岑参《送人赴西安》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诗》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人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顾宪成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三国.曹植《杂诗六首》轻生本为国，重气不关私。南朝.江晖《雨雪曲》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三国.曹植《白马篇》愿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掊土。宋.李清照《上枢密韩公、兵部尚书胡公》我重视祖国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我所珍爱的儿女。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凡是不爱自己国家的人，什么都不爱。 [英] 拜论《福斯卡里父子》纵使世界给我珍宝和荣誉，我也不愿离开我的祖国，因为纵使我的祖国在耻辱之中，我还是喜欢、热爱、祝福我的祖国。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牙利人》我的祖国，我为你歌唱，为这片自由可爱的土地歌唱。 [美] 史密斯《美国》在你把爱国之心从人类中间驱除之前，不会有一个太平的世界。 [英] 萧伯纳《V.C.奥弗菜厄蒂》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鲁迅《论辩的魂灵》爱国的主要方法，就是要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谢觉哉《爱厂如家》为祖国倒下的人，他的死是光荣的。 [古希腊] 荷马《伊利昂记》当他爱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国家也尊重他。 [英] 莎士比亚《科利奥兰纳斯》我无论做什么，始终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俄] 巴甫洛夫《1935年工作的展望》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匈牙利] 裴多菲《我是匈亚利人》国之不存，身将焉托？蔡锷《讨袁通电》报国寸心坚似铁。宋.陆游《大雪歌》
近几年来，当中日经贸关系渐趋佳境之际，双边的政治关系却进一步滑向冷淡的深渊，其间的反差逾来逾大，几乎到了如不对政治局面加以改善，经济关系也难以为继的地步。中日关系一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相当多的国人谈起日本就咬牙切齿，愤愤不平。那么究竟是那方面的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处成当下局面，我们又应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呢？下面就我个人的观点，浅谈我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一、 中日关系的现状1、不断发展的两国经贸关系。在整个中日关系中，经济合作占有中心地位，对于整个中日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现状看，中日两国互为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之一。在贸易方面，日本已连续11年保持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日本来说，中国也是位居前列的重要贸易伙伴之一。回顾战后以来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人们可以看到，经济合作推动了整个中日关系改善。在漫长的历史年代，贸易合作通过民间渠道不断得到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最终经过了长期积累得到了加强，促进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关系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70年代两国关系正常化以后，在第一个关键时期，经济关系，尤其是其中的贸易往来都起到巨大作用，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即使在中日两国之间出现政治方面的交涉，甚至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时，经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并且成为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但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加深未必就提高了两国政府和国民之间的相互信赖度，事实证明，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只是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其间还存有政治关系的"反弹力"。2、陷入迟滞的中日政治关系。这一点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近几年中日之间一直没实现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互访，这对于两个近在咫尺的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两国间最大的政治障碍是历史问题，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两国之间的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是这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却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长期的战争状态粉碎了中日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相互师从、相互仰慕的美好感情与和平氛围，民族情绪开始发生历史逆转。这种逆转对后来中日关系造成的影响，其程度之深刻，时间之持久，范围之广泛，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为过分。与历史问题相伴而来的还有两国在台湾问题、领土问题以及日美安保问题等分歧。这一系列原则分歧的存在，再加上近年数起具体事件的发生，如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二、中日关系的症结1、两强并起。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中日两国在告别了"一强一弱"的时代后必须适应相互容忍和接受对方。要是彼此把对方看做是威胁自己的对手，试图联合其它力量牵制对方，那就势必会导致危险的对抗，从而危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如果认为对方是与自己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与促进的伙伴，就有可能构筑起新型的双边关系的格局，进而为亚太地区乃至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日经济关系正处于重大转折，即日本经济从占绝对优势正转变到相对优势。这一过渡将维持一个时期，两国间矛盾也就会不断地冒出来。日本的宽容度会相对地缩小，中国的应对能力还有限，这样，容易使矛盾不必要地激化。2、中日两国间政治磨擦因素和大众传媒的片面报道，不仅阻碍着两国增进相互理解，而且不断制造出新的相互误解乃至相互敌对的情绪。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西方文化影响的不对称性也将对中日共同文化基础产生抵消作用。近年来中日两国国民之间出现了所谓"感情摩擦"，以致围绕对华政策的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微妙，甚至连经济界也不便将希望发展日中经济关系的"心里话"痛快地说出来。这种为政治的、情绪的因素而牺牲两国利益乃至整个东亚地区合作利益的倾向是十分可悲的。 3、日本的认识问题。日本目前的心理是复杂的，昔日煌达的经济如今深陷低迷，日本应该坦然承认和接受地区国家按照优势互补的原则在同一平台上进行竞争与合作的事实。日本要摆脱以下观念：（1）追求全球自由贸易，不参加地区歧视性经贸组织；（2）继续追求在东亚领头羊角色，维护东亚的垂直分工体系；（3）迫于国内政治的压力，为保选票，不敢开放国内某些脆弱领域；（4）回避历史，认为如果认罪有损日本形象。日本要勇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大国首先要以一个正常大国的姿态和度量行事，无论遇到什么阻障和困难，依然故我。只有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周边国家才能对你这种身份认同。三、在东亚经济合作中推动中日关系的进展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友好本来是在差异中克服、调整，在交流中互相理解、互相尊敬，才慢慢达成的境界。出于战略、策略之需，或者历史要素来演出友好气氛的手法已经太陈旧，太权宜，也太表面。中日之间其实存有友好的基石：一是两国的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具有亲和性；二是作为邻国，互相之间有确立安全保障的需要；三是在市场经济、自由贸易下，作为贸易对方国和伙伴，共同繁荣的需要。随着交流的深入，过去的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异"在两个国家之间碰撞。但是，这不是坏事，因为这种碰撞也是使事物回归正常位置的机会。真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是真心与真心的碰撞后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日间产生的磨擦给我们提供了问题研究的端结。 一般来说，外部因素对中日关系的影响的效果往往大于中日两国的直接互动的效果，这可能是中日关系中一个比较特殊的规律，我们沿着这个规律探讨中日关系的未来，关键可能还得从外部的整合入手，才能有效地解决中日关系的矛盾与问题。换言之，中日矛盾的解决并不在中日关系本身，而是在于双方是否具有战略眼光，首先致力于亚洲的整合，第一步当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 一方面，中日关系的最大希望在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东亚地区合作是中日化解历史恩怨、走出信任危机、克服安全困境、实现双赢的唯一出路。一方面地区合作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因为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的两个国家；另一方面地区合作也有利于两国问题的解决，因为中日之间的很多问题在双边层次上难以消溶，但是，中日都参与地区合作，这就为两国的交往提供了更大的空间，除了有利于两国建立信任之外，地区合作机制也可以成为减轻国内压力的积极因素，为领导人做出改善两国关系的努力提供更大余地。 另一方面，东亚经济合作的成功也离不开中国和日本。中国的人口占东亚人口60％以上，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60％以上。东亚联合要求中日合作，不能排除任何一方。如果日本与中国最终走向对立，将会改变整个东亚的战略形势，并使这种形势向着有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如果中日关系仅仅停留在经济层面上，无法在政治层面上获得突破，那么中日经济合作也可能走向"泡沫经济合作"。事实上，这样的动向已经显现了。日本开始寻找下一个替代中国的市场。日本技术和投资转向印度、俄罗斯可能将是不可避免的。 那么中国和日本怎样才能在东亚区域内进行比较好的合作呢？首先，日本必须鼓起勇气面对过去的罪行。它必须明白，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清除内在的邪恶，那么无论它多么努力都不可能成为"正常"国家。因为，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单靠自己想象出来的，还必须在与他国的互动中得到确认。因此，日本得向德国学习，实施一种官方的"和解"政策，以成功地和过去的受害国达成和解。只有到那个时候，日本才可能被视为亚洲事务的天然领袖，并与中国及其它东亚国家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 其次，也是比较重要的的一点是：日本和中国都要放弃在东亚获得特殊主导地位的幻想:它们谁都不行。东亚地区有太多外部势力介入，没有哪个东亚国家能单独左右这个地区。所以，这两个国家必须明白，竞争东亚主导权不仅会浪费掉宝贵的资源，还会白白失去宝贵的时间—－虽然它们争相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地区一体化本身可能是件好事。在东亚经济合作的过程中，中日两国要极力摆脱争夺领导权的思维，而以东盟为主导先建立合作机制。领导权并不是拼命争来的，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领导权的争夺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未来的亚洲不可能是中国的亚洲或日本的亚洲，只能是联合的亚洲，亚洲的中国和亚洲的日本。中日的和解与合作又将大大推动东亚联合的事业。其实中国从未欲与日本争夺主导权,而且这也并非仅取决于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条件决定的。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两家联手才能支撑东亚的合作。
匡恭彧：怎样发展中澳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近来中澳经贸关系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现象。一方面，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谈判已经多年但尚未达成协议，中铝对力拓公司的股份和资产的收购没有实现，中澳铁矿石贸易谈判进展艰难，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似乎出现了高原现象。另一方面，中方对澳资源投资依然在稳步增加，双方贸易关系已经达到相互依存的程度，唯一一家在中国成功的国际矿业公司也是澳大利亚的上市公司。怎么看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应该如何进一步提升中澳经贸关系？中澳合作战略前景广阔首先要强调的是，中澳两国经济互补性是很强的，存在发展战略经贸关系的政治意愿。中国是制造业大国，资源产品需求巨大，外汇资金雄厚；澳大利亚是资源大国，需要不断地国际投资开发本国资源。贸易关系充分发展的必然归宿就是投资关系。澳大利亚有成熟的矿业资本市场，中国的矿业资本市场刚刚起步。中国资金和澳洲资源的结合可以形成世界最重要的矿业资本市场，不仅有利于中澳在资源领域的合作，而且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另外，澳大利亚服务行业发达，但与其他发达国家不同，虚拟经济泡沫成分较低，实体经济比较稳定。例如今年一季度澳大利亚GDP实际增长0.4%，在以虚拟经济重大调整为特征的金融风暴中，澳大利亚经济所受冲击相对较小，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也没有出现重大问题。中国实体经济发达，虚拟经济刚刚起步，澳大利亚虚拟经济的发展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两国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同时，澳大利亚区位优势明显，往中国输出资源产品运距短。中澳两国时差仅为2~3个小时，澳大利亚是中国与西方经济中时差最小的国家之一。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如果充分发展各自优势形成资源产业的良性互动，可以在本时区内形成资源产品的东方交易中心，构成链接伦敦和纽约各8小时的24小时资源商品交易中心。此外，与资源垄断型国家不同，澳大利亚资源行业以市场经济为核心，在充分了解和依赖矿业资本市场的基础上，两国有充分合作的基础。双方高层领导对双边关系发展的意义认识深刻，有推动经贸关系提升的政治动力。虽然在国内尚有争议，在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总理基廷就已经提出澳大利亚属于亚洲的政治定位。中澳经贸关系利益冲突点但是，从商业关系发展到资本关系是一个过程，并不能一蹴而就。从资源产品看，澳大利亚是最大的卖家之一，中国是最大的买家之一，因此经贸关系上升到投资关系的时候必须克服双方的利益冲突点。简单的买卖产品、买卖公司、买卖矿山并不能克服这些利益冲突点，反而有可能深化这个利益冲突点，形成事与愿违的结局。两个国家和两个公司一样，必须有宏观发展的视野和切实的宏观目标才能正确处理好从商业关系向投资关系的转变。例如，中国十分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资源公司，许多大型资源型企业，无论从资产价值和产值角度看，都是以冶炼、加工为主的工业集团公司，而不是资源公司。因此国家缺乏对资源行业的理解和认识，绝大多数谈论资源的角度都是从提高冶炼企业产业利润和利润稳定性角度考虑。仅从这种片面角度考虑中澳两国双边经贸关系，不利于发展良好的投资关系。又比如，澳大利亚在中国投资的矿业公司把国际资源开发新型模式带入了中国资源行业，有利于中国研究如何使中国资源勘探和发展标准向国际标准靠拢。同时，通过资源载体传达互惠互利的投资原则，有利于降低中国企业走向澳大利亚的阻力。然而，错误的资源发展思维模式使这种良性效果受到了极大影响。再比如，即便在中铝争取联姻努力的关键期间，铁矿石谈判也没有考虑给予支持中铝的国际团队以帮助，放弃短期利益，争取长期收益。力拓团队彻夜讨论大概正是这种不协调行为的长期意义。待嫁女另寻新欢有时候也是一件十分痛苦的决定。最后，资源行业的垄断性确实有所发展。冷静观察就可以发现，这也是一种互动现象，并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行为。其特点是，资源企业在价格低谷时期，冶炼企业在价格高涨时期，垄断趋势增强。资本经营不能搞谐振。搞谐振就是做投机，不利于长期发展。如何发展相互依存的经贸关系建立投资关系的基础是信任，建立信任的基础是消除利益冲突。中澳互动投资的目标应该是建立沟通渠道，深入了解对方核心利益，而不是争夺话语权。媒体评价商业谈判结果既不应作为政治功绩，也不应作为政治劣迹，否则不但不会增强双边关系，反而会破坏双边关系。保证资源供应不能以控制为手段，中国工业集团需要融入澳洲矿业，而不是买断澳洲矿业。应该协助创造中澳双向的资源投资载体，以便两国资源行业能够深切理解资源行业特殊的矛盾规律，进而形成良好的沟通机制。通过资源公司的载体建立双方投资体系的链接，在投资关系建立初期十分重要。澳大利亚的股民通过澳大利亚资源公司在中国资源领域的投资获得利益，中国资源公司的股民通过中国资源公司参与澳大利亚矿业资本市场获得利益，不但有利于中澳互动的资源投资平台的建设，而且在初级阶段，有利于争取最广大的群众支持基础，为深化资源投资关系打下良好的政治基础。投资体系的建立不能是单向的，比例可以不同，但是政策和标准必须是一致的，这样的投资体系才能经得起任何政治风浪。认真看看地图，本文第一部分中所说许多目标都是十分重要而且切实的战略目标。其中，中澳矿业资本市场联动形成世界最大矿业资本市场之一，形成链接伦敦-纽约的资源商品交易东方时区，就是值得认真努力的目标。要想实现这些目标，就不能仅仅依靠一国之力，就需要本地区不同利益协调发展和合作；就必须开放我国资源行业，使资源开发政策和标准互相接轨，促进大型国有资源工业集团引入国际资源开发机制；就必须使我国资源行业和澳大利亚资源行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资本关系。总之，中国经济已经从关注出口逐步转向关注货币，重心从商品经营转向了资本经营。资源战略是中国从商品经营走向资本经营的重要环节，因为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特殊资本，具有很强的资本属性和金融属性。中国国际资源投资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现阶段应该是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关注点不是话语权或者大型经营载体的短期利益，而是国家资源战略和金融战略的整体发展和进退分寸。（作者任职于一家在澳上市公司，涉足国际矿业资本市场20余年）
是印度，阿三啥都干得出来。
世界原料药第一大国是中国，不是印度。
这个就是印度不存在药品专利这样的事情，所以就是很多仿制药的
中医药学是我国的原创性医学，是我国应用了几千年的成熟的理论医学、临床医学，是我国第一大发明。古人云，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换句话说，中医首重养生、保健，是世界各种医学所不可比拟的。据《黄帝内经》记载，古医药组成分为砭、针、灸、药、导引按跷。可见，中医治病不仅用药，也用砭、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等各种几乎无需成本的非药物疗法，也是世界各种医学所少见的。中医讲究天人合一，通过五运六气预测，准备次年用药，也是独树一帜的。中医讲究整体论，通过望闻问切进行辨证论治，这是中医两大精髓，为西医的还原论和辨病论治所不及。但是，中医上述特色基本已被“科学主义”抛弃殆尽。据统计，民国初年，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年50万；现在27万人，而据我们对一些地区和县级中医院的调研估计，其中只有10％的中医开汤药处方，换句话说，真正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万人，其他中医尚需进一步学习或温习四大经典。这期间，我国人口从4亿增加到今天的13亿，而中医却从80万人减少到3万人。中医发展走入了误区。导致中医进入误区的原因是，近百年来，我们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文化，认为中医“不科学”。现在，重要的是走出误区，复兴中华文化，重铸中华医魂，才能真正解决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也才能够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误区、重铸中华医魂，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一场复兴中华文化、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战争。可喜的是，2005年11月19日，中国中医研究院正式更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结束了一百年来中医是否科学的争论，从此，中医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有了与西医平起平坐的名分，不再低人一等。但这决不是说从此中医就被业内外人士真心认可它是科学的了，要走出百年来对中医认识的误区以及由此产生的影响还任重道远。一、百年来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百年来我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失误。不仅仅是道德教育的失误，更是整个中华文化教育的失误，换句话说，我国教育缺失了自己的文化内容，我们子孙学的很多都是西方文化，使我们的孩子淡忘了中华文化，淡忘了根，日趋全盘接受西方文化。因此，很多人已经不大知道我们的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和文化”，不大相信代表未来医学方向的中医药，不仅不把中医药视为成熟的理论医学，反倒视为糟粕，视为“伪科学”、“反科学”，直到今天，还主张要中医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一）鸦片战争失败使不少国人失去了民族自信心鸦片战争我们失败了，不少国人看到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在称赞人家之余，感叹自己穷，武器不如人，连文化也落后。于是，出现了洋务派，出现了西学东渐，出现了彻底否定自己文化的“五四运动”，出现了请进德先生赛先生的强烈要求。我们何以失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穷吗？因为我们武器不如人吗？我们文化落后吗？不！当时我国并不太穷。在1600多年中，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直占世界30％以上。唐朝时占到70％，鸦片战争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还占到世界近三分之一。鸦片战争之失败，完全在于清政府腐败。当时，我们在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确不如人，武器上也确不如人，但并非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腐败政府里的投降主义、不抵抗主义作祟。抗日战争时，我们武器也不如人，八年抗战，打走了小日本，我们胜了。更不能说我们文化落后。中国中原地区历史上常常受北方游牧民族侵略，不得已修了万里长城。谁都知道，几千年前，中原地区就是成熟的农业社会，虽然曾被北方游牧社会所占据灭亡，但并不代表游牧文化先进。事实上，中华文化远优于游牧文化，因此，游牧民族逐渐被中华文化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但是，不少先驱与先贤因鸦片战争之失败而否定我们的文化，否定文言文，否定儒释道诸子百家。我们不能说我们一切都好，但绝不能自轻自贱，全盘否定自己文化。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却也不亚于西方哲学；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载体，不仅不落后，远优于西医药，代表未来医学发展的方向。二十世纪初叶，西医药尚远远没有发展起来，水平低得可怜，然而，不少人根本尚未弄清什么是中医，就开始否定中医。不独有余云岫这样的人反对中医，连一些名气极大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医不科学，该扔到字纸篓里去了。当然，我们并非要否定这些先驱与先贤，对他们不能厚非，更不能后非。他们的思想有当时的背景，我们若生在当时，也难免会赞同他们的想法。（二）西学东渐使中国教育全盘西化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民族自信心并没有完全建立。1914年教育部发文，鼓励办西学，唯独禁止中医办学。教育总长汪大燮说，“余决意今后废除中医，不用中药。”于是西学在中国蓬勃发展，遍及全国，殃及我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及至1949年，私塾几乎荡然无存。到2000年，湖南最后一位私塾先生去世后，中国再也没有私塾了。值得说一句的是，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这位私塾先生教出的学生，无论出去做工还是干什么，从不偷奸耍滑，不少人因为有头脑，有道德，尽管没有文凭，也提拔到领导岗位；因此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现代社会来讲，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我们今天的学校，不仅形式上是西方的，而且从小学到大学所学的内容，除了被改造得不完整的汉字之外，可以说全是西方文化。就连音体美都是西方的：我们的宫商角徵羽五音记谱法与西方的五线谱水平相当，甚至略高一筹，但无人教授，适于养生的古琴古筝也极少有人传承；我们的养生体育如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并未纳入正规教学，而大力倡导的则是西方的竞技体育、拼体能体育，结果，这些体育健将们一身伤一身病；清明上河图数米长，人物大小相仿，而学校图画课仅教西方透视画法。尤其是，学校教育把英语看得太重！众所周知，日本占领东北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中小学生学日语，迄今东北老人都会几句日本话；德国占领法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强迫法国学生学德语，于是法国小说家都德写出了闻名世界的爱国主义小说——《最后一课》；今天，帝国主义没有拿枪逼着我们的孩子学英语，是我们自己逼着孩子学，而且制定出一系列条条框框逼着学，什么四级啦，六级啦，不一而足，连学国画的博士入学英语也必须达到什么标准，气得博导辞职不干了。事实上，学校里的英语学习现在已经远比汉语学习重要得多。我们还有多少毕业生会古文，能读懂《黄帝内经》？有多少人会作诗，会吟诗？广东省2005年高考学生在古文文句翻译、诗句欣赏等两方面有25%的试卷得零分。据调查，75%的大学生不知《黄帝内经》为何物。日本是世界上英语水平最差的国家，却又是一个科技大国，经济大国。所以，英语水平不代表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和经济水平。没有必要让我们的学生都学英语，这里还有一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我们的周总理在正式场合从不讲英语，都是讲汉语，由翻译来翻译。然而，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会突然冒出两句英语以显示“时尚”，在我国召开的只有三两个外国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却也要求所有发言用英语以显示“与国际接轨”。（三）两次海归热潮使我们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学习西方文化学习别人的好东西，可以丰富自己，但要消化地吸收，即同化外来文化，而不是异化自己。我国曾有两次“海归”热潮。第一次是清末出国留学生归国热潮。绝大多数回国后在祖国建设、科技发展、文化革命、推翻腐败的清政府等各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詹天佑、梁思成、鲁迅、孙中山等等。但是，个别“海归”受西方文化影响，有时并没有很好消化吸收，而是生吞活剥地学，囫囵吞枣地往回拿。回来后对自己祖宗留下的许多东西看不惯。例如，余云岫、鲁迅、汪大燮、钱玄同等在日留学，回国后认为中医落后，乃是受日本废除汉医、独尊西医思潮以及汉字落后论的影响。余云岫则更提出《废止旧医案》，要彻底消灭中医。由于海归的影响，出现了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推行白话文。从当时情况看，五四运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长期看，其全盘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对的，负面作用甚大。今天人们才又重新认识到孔老夫子的价值：上世纪80年代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巴黎开会，瑞典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在会议结束时的新闻发布会上讲，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而我们一些国人则似“入芝兰之室”了。第二次“海归”热潮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留学生回归。这些学成回国的专家学者为我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也有个别人忘掉了自己的文化，未经消化地带回了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的西方文化，忘掉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崇洋之风兴盛，于是乎，西方的暴露文化上了我们电视，而且越露越多（他们忘了肚脐着凉，若干年后病会找上门），他们过的是平安夜，圣诞节，情人节，愚人节，忘记了自己的重阳节、七夕节、端午节（2004年，竟有20多家电视台宣传情人节）。2005年，几家电视台大肆宣传圣诞节；圣诞与中国何干？美国人过春节、过端午节吗？！更有甚者，极个别人可能会因为曾经留洋而忘记祖国利益，以为洋人服务为荣。被某协会开除后又供职于某外国机构的一个人，竭力鼓吹美国社会制度优越，鼓吹布什打伊拉克有理，鼓吹美国应该出兵中国消灭中国的独裁政权，俨然一副汉奸嘴脸。我们不要忘记，美国的研究生奖励制度不仅是人才收割机，而且是培养世界各国人才拥有美国文化思想的洗脑机，关键是看自己能否把持得住。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在呈报罗斯福总统的《备忘录》中说：“哪一个国家能成功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便将由于付出的努力而在精神上、知识上和商业的影响上获得最大可能的回报。”美国国务院呈送国会的2002－2003年中美科技合作执行情况评价报告中说：“中国学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才开始大量获得美国研究生学位，随着这群学生逐渐在中国国内获取资历，拥有美国研究生学位的中国高层官员的数量也将会相应增加。就这一强有力的态势而言，中国科学家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具有的影响虽然难以估量，但无疑是重要的。例如，中国卫生部中有美国教育背景的官员已经对美中双边合作及诸如艾滋病、SARS等重要卫生问题的信息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他们对新思想逐渐采取了开放态度。”我们知道，巴西和印度都曾经拒绝过美国赠与的艾滋病善款，以确保艾滋病的药物研究权和疾病治疗权控制在自己手里。我们国家接受了善款。美国最大的中文报纸《世界日报》报道：50万中国农民成了国际西药厂家进行实验的白老鼠，每天仅给10元人民币。鸡瘟就是鸡瘟（尽管鸟类也患此瘟疫），又按洋人说法改叫禽流感，按洋人办法活埋无病之鸡；《参考消息》报道，美国称赞中国卫生部在禽流感方面合作愉快。中国人从来不怕流感，两副中药即可解决问题，却要大肆鼓吹永远赶不上流感病毒变异的疫苗；实际上制造了恐慌，而又劳民伤财，起到了替洋人疫苗公司作广告的作用。（四）西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只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学东渐、西化教育，导致滋生“科学主义”，导致只相信西方的，不相信自己的。于是，产生了“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科学”、“中医不科学”、“中医药必须与国际接轨”等怪论。总之，外国的月亮就比中国的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卫生部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一块打倒。尽管毛主席批评了这种错误做法，撤了王斌、贺诚的副部长职务，提出“西医学习中医”，但中央卫生部一直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西医由1949年的8.7万人发展到今天的175万人，而中医由50万人下降到今天的27万人。32所中医院校学生约三分之一时间学西医，而西医院校学生只有二百五十分之一的时间学中医。这是何等不对称！最近还有同志说：中医不仅要摆出事实，还要讲出道理；不能光摆事实，讲不出道理说服不了人，那不行。其实还是要按西医药的标准衡量中医药，要用西医术语解释中医。实际上，并不是中医讲不清，而是缺少中国文化底蕴、西方文化先入为主的专家听不懂。只有钻进去才能弄懂。一些西学中的同志后来醉心于中医，说明他们弄懂了中医，而且为中医的博大精深所折服。我们的个别院士就是“科学主义”者，最近开始大讲中医不科学，是“伪科学”，是反科学；不过还好，有一位说后过了一段时间说是听国外什么人说的，另一位说完之后说了句老实话，他不懂中医。德国波克特博士宣传中医48年，他说，因为他懂西医，且是教西医的，所以，有自知之明，才敢于批评西医。而我国的个别院士声明自己不懂中医却敢于否定中医，说明了什么问题？！由于科学主义作怪，中医若没治好癌症，就嘲笑中医；中医治好了癌症，他宁肯说自己诊断有误也不肯承认是中医治好的。明明针灸可以治疗疟疾，这也为不杀灭病毒治疗艾滋病开辟一条新思路，大权威却武断地说：针灸治不了疟疾，那些患者都是自愈的。刘海若是以中医为主治好的，开始宣传时只宣传西医，最后说是“中西医结合”的成果。所谓“结合”，就是因为海若无吞咽功能，用鼻饲管灌中药，鼻饲管是西医的。2003年4月26日上午，我们把广州三位治疗SARS的中医专家请到北京，召开“中医成功治疗非典学术交流会”；应科技部之邀，广州专家向“非典科技攻关组”汇报中医是如何成功治疗SARS的情况。汇报当中，就有人插话说：“没有与西医对比，说明不了问题。”最后，科学院某领导向广州专家说：“你们要拿出一个规范性的东西，和西医对比，如果证明中医确实有效，我们再组织推广。”为什么要求中医和西医对比，为什么不要求西医与中医对比？！说来说去，还是不相信中医是科学。各界对我们2003年的课题“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成果反映都很好。总报告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中医药报等7家报纸发表，也在中国工程科学等4家杂志刊载，全国各地翻印一万三千份，也作为国务院研究室研究报告印送国务院各部门，中央领导也曾对课题组的报告做过批示，等等。课题验收时，评委一致建议申报“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年，我们向北京市申报科技进步一等奖，没想到答辩时两位评审专家提出了同一个问题：“你们的意见西医界同意吗？”还有一位评审专家提出类似问题，令我们哭笑不得。什么时候规定了西医是中医的审判标准？由此可见，西方文化教育导致科学主义在我国泛滥到何种程度，我们不少同志把别人家的“牌位”搬到了自己家庙。有了这样的成见，怎么可能听取他人正确意见，怎么可能把中医放在眼里！德国波克特教授说，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中医教育之失误中医教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基础。中医临床疗效能否持续提高，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能否按照自己的规律进行，中医事业能否发展、壮大，都与下一代中医传承者的培养、教育休戚相关。但不容乐观的事实是，目前中医学院的中医教育太缺乏中医特色，培养的中医人员实在难以担当继承和发扬中医药事业的重任；模式单一，否定了中医应用几千年的成熟的传承教育和自学的人才培养方式；而且，硬是按照西医药的规律，将中医药细分为中医学院、中药学院、针推学院等等，造成医不懂药，药不懂医，违背了中医自身规律。（一）百年来一直对中医持否定态度早在清末，许多人就开始贬低和否定中医。国民党时期，受“全盘西化”的影响，更是曾两次试图消灭中医。1914年，教育总长汪大燮提出：“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1929年旧政府卫生部还正式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但两次均因民众激烈反对而未能真正执行。新中国成立后，仍是常常将“保守”、“不科学”之名加于中医。50年代初，中央卫生部副部长王斌就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规定不许中医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包括解剖学等等。同时设立了中医进修学校，让中医去学习西医，学习解剖学。这些做法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批评，并撤了两位副部长的职，但其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实际上，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卫生部几乎一直是西医的一统天下，他们本身只具备西医知识，也只相信西医，只发展西医；他们不懂中医，不相信中医，也从未尝试去了解中医，更不用说学习和发展中医了。就是因为他们的主观臆断，认为中医不科学，总希望将中医“提高”到西医水平，或将中药作为植物药来进行植物化学研究，而且美其名曰“中医药现代化”。自从1956年建立起第一批共计6所中医院校以来，现在中医院校32所。这些院校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药人才，对于稳定中医队伍，持续进行中医基础和理论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由于中医基础教育对于传统文化的日益忽视，中医理论研究的日益蜕化和中医临床的日益式微，以及一大批精通中医理论、熟谙中医临床实践的中医大家过世所导致的后继乏人的现状，都促使中医学陷入了一种足以令中医迷失自我的尴尬境地。民国时期国民党企图废除中医，这大概是中医遭受的最惨重的外部打击，然而中医依然生机旺盛，因为当时几所中医学校基本上能够按中医思路自行进行中医教育，中医的教育事业依然蒸蒸日上，中医内部还有大批深谙中医理论和临床的医家，而且民间中医依然可以带徒弟，也允许自学成才；但现在，虽然大家都在高喊“振兴中医”，但如中医走不出教育误区，失去中医事业的传承者和中流砥柱的话，中医将很有可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二）50多年来卫生部不发展中医教育报喜不报忧的人总是说，近年中医药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如到目前为止，全国有中医医院2600多所，病床27万张，高等中医药院校32所，在校生10多万人，中等中医药学校近50所，一些西医院校和综合大学也设立了中医药专业等等，似乎50多年来中医蒸蒸日上。但如果我们将之与现代医学教育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差距之大。2003年全国医药高等院校共136所，其中，西医院校104所，中医院校32所，两类院校之比为3∶1；而中医院校的规模均小得多，教学条件、环境及经费投入均与现代医学院校相距甚远。清政府时，中医靠师徒传承和自学尚且能培养出80万中医，何以今天32所中医高级人才“制造厂”只能培养27万（2004年）中医？不能不认为这是50多年来卫生部认为中医不科学，不发展中医、只发展西医造成的。（三）中医教学内容失误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在基础教育系统的弱化就直接导致了学生理解中医概念和理论的困难。学好中医需要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广博知识做基础，没有公式可套，不能靠演算得出答案，而建立在直觉思维之上的“悟性”非常重要。从小通过数理化培养出逻辑化、概念化思维方式的学生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难免对阴阳、五行等中医基础概念产生“玄学”的念头而排斥中医。中医院校在课程设置上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医学课程的比重日益减少。比如某中医药大学2004年制定的五年本科教学计划中的中医学专业，中医课时仅占33.86%，西医课时却占到39.38%，英语、计算机等公共课程占26.76%。（然而，西医院校学生一般只学30课时的中医内容），而且，后二者比例还有逐年增加之势。80年代衡阳会议规定，中医院校西医课程不得超过500课时，但此后逐渐增加，早已超过1500课时。大学英语占用了中医院校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他们的首要服务对象还是以中国人为主，对他们来说，最需要的还是扎实的古汉语功底。大学对英语的要求应该降低。四川省刘晓峰副省长一再向有关部门提出：“中医院校不应该考外语，应该考古典文学。”与此同时，历来被中医大家所重视的中医经典却不断被删减，甚至成为选修课。并将中医、中药设为两个相对独立的专业，医不识药，药不懂医，如此割裂水乳交融的中医药学，结果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上的“残废”，中医、中药都难以充分发展，即使维持原有水平都成问题。中医课程的内容也值得商榷。现在中医教材中掺杂的牵强附会的西医学诠释内容也越来越多，甚至一段中医理论，一段西医理论，这样把难以融合的两门学科混杂一处，老师无法授课，学生更是无所适从，而且目前教育方法日趋简单化、公式化、规范化，失去中医学灵活多动的特色，结果学生“中医没有学好，西医没有学到”，成为两个中专生。所以，中医院校才会出现学生初入校门时相信、热爱中医，愿意为中医事业学习、奋斗，但毕业时不再信任中医药疗效，而宁愿只用简单西药的怪现象。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教会了下一代什么？刘晓峰副省长明确指出，“很多中医药大学的学生，不愿意背‘汤头’、读经典，毕业后开处方有错别字，诊病依靠现代检测手段，而对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没有真正掌握。为什么有这种现象？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医高等院校采取了西医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而失去了中医教育的特点、违背了中医成才的规律。”并指示成都中医药大学书记：“你的任务，就是不能把成都中医药大学变成西医院校，中医药大学培养的学生必须具备传统医学知识技能。”（四）中医学高学历教育堪忧目前，不仅中医本科教育堪忧，中医高学历教育同样堪忧。本来存在缺陷的中医院校本科教育模式难以培养出能用中医的思维方式和采用望闻问切诊断疾病手段看病的医生，而研究生教育情况更使人忧虑。中医是临床医学，几千年来，其理论都是从临床中总结出来的，而非从实验室研究出来的。从中医本科教育开始，学校就给学生灌输实验思想，力图将学生的思想引导到西医的思路和方法，并美其名曰“科学化”、“现代化”。这是真正的“西医化”，崇洋化。科学实验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途径。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就没有一个实验室！中医药研究生教育，更是令人忧虑，几乎所有的研究生论文都是实验研究性质，根本没有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甚至有的除涉及中药名称外，论文所有内容根本与中医药无关，完全是西医药学的实验研究。这种研究结果，既不能指导中医临床，也不能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有益影响。如此培养的硕士、博士，很难产生像蒲辅周、岳美中这样的真正意义上的名医了，他们也不可能承担起发展中医药事业的重担。临床疗效是中医生存之本，而现在的中医硕士、博士只埋头动物实验，沉醉于现代医学的“高精尖”指标，轻视中医经典的学习，忽略临床能力的培养，却美其名曰“科技型人才”。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忧患和焦虑：这样的学院派、实验派中医已经成为主流，如此下去，中医将何去何从？（五）视师徒传承教育为非法如何正确对待以师承方式培养的民间中医师，是一个重要问题。师徒代代相传和自学成才是中医学千百年来得以继承并日益发展的主要传播方式。我们不能漠视千百年来证明行之有效的师徒传承方法的存在，更不能为了防止不良医药事件发生，就简单粗暴地一棒子将所有民间中医全部打死。总不能为了防止交通事故发生而不许汽车上路吧？！如何有效地将那些有真才实学、掌握着治病救人本领的大夫与江湖游医、医区别开来，并让他们参与到济世救人的医生队伍中，这才真正体现了我们国家和政府一切为人民群众利益着想的精神和通过卓越鉴别水平体现出来的管理才能。据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教授保守估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全国约有5万个民间的真正的中医师虽然行医已十多二十年，但已不能够再开业坐诊看病，这是农村及城市弱势群体的一大损失。”据我们调查，多年来，全国许多省份均未组织开展师承人员的考试项目，许多民间中医求证无门，有的只能改行，有的则仍在“非法行医”，随时有被查处和被医政部门某些恶劣官员敲诈的危险。而且，目前民间中医职业考试的形式和内容不利于人才的选拔。首先，大部分民间中医过不了职业医师考试关，其中技能操作考试中绝大部分是西医知识，而笔试中1/6为纯西医内容，其余5/6为中医基础与临床课目内容，且考试形式固定，考试内容刻板，某病某证型只能用教材上列举的某一个方，丝毫没有顾及中医临床运用的灵活性和复杂性。而且现在对民间中医行医权力范围和治疗手段限制太死，这也不利于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对艾滋病村的调研发现，七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来得及关怀艾滋病患者的2001年，主动到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治疗三四年，前后治疗近六百人，而且疗效不错，为稳定民心做出了重大贡献。由此可见，师徒传承和自学同样可以培养出中医人才；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些“游击队”的胆识超过了我们院校培养的正规军。然而，他们的行动不仅没有受到表彰鼓励，而且，其中六路民间中医没有执业医师证，已被迫离开艾滋病村。由此可见有关部门对民间传承和自学中医这种培养方式的态度了。从目前中医教育情况来看，院校派中医由于继承不足，难以承担传承和发展中医的重任，而民间中医尽管现在没有了行医权，但其为保留中医特色和精髓做出了重要贡献，将来也会发挥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振兴中医的希望更多的寄托在民间中医身上。所以，蒲辅周才会不让其子进城，他认为，只有在基层锻炼，为广大民众服务，才能成为好中医。
疫情对外贸的影响，已经很明显。
首先是货柜的问题。一柜难求，可以说来形容当下的外贸环境很贴切。中国周边的孟加拉、越南、印度等的货柜还好一些，欧美线的货柜真的是非常难订到。
即使订到了货柜，这个海运费的价格可以说是天价。按我们面料的海运费来计算，将近翻了2-3倍，这样下去，单子哪里还有利润可言。
其次是订单出运的问题。目前我们在做的一个订单，临近出运，但客户突然通知暂缓出运。因为越南政府已经叫停了服装厂的生产，目前通知是8月15日才能开工。
你要申请开工，还要满足“三就地”的原则。面料暂缓出运，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品牌服装都有上柜时间，错过了最佳销售时间点，也就可能面临单子取消的问题。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大宗商品现货指数（CRB）从2021年1月4日的446.1攀升至8月18日的566。原油、铁矿砂、铜矿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刚需，近年来，原油、铜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7成，铁矿砂超过8成。
2021年上半年，原油、铁矿砂、铜矿砂进口额增长26.1%、85.6%、58.2%，其中价格拉动29.1、82.9、52个百分点，进口量仅拉动-3、2.7、6.2个百分点。2021年上半年，我国粮食进口总量8436.3万吨，同比增长43.1%，进口价格上涨，但仍明显低于国内粮食价格。
在外贸行业摸爬滚打十余年以来，从事外贸生意多年的张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
张栋的公司在深圳，主要从事温度计仪器的出口贸易业务，前几年好不容易熬到行业靠前的地位，然而在这次全球性疫情当中却受到较大的冲击，客户订单量锐减。
苦等 订单
张栋的公司主要从事温湿度计产品的销售服务，经营的温度计应用于家居、办公场所、酒店、计算机房、车箱、温室、畜牧养殖场等室内外环境及冰箱、烤炉、微波炉、干燥箱等设备的温、湿度测量。
最近几年，张栋的公司主要做外贸。“我们有制造业沉淀优势，可以迅速开好模具，再加上原材料充足，生产人工成本低，因此欧美国家大多找我们拿货。”张栋说，凭借牢牢把握住这些客户，这几年公司活得还不错。
今年第一季度开始，即使国内有新冠肺炎疫情，但最初对张栋的公司来说并未有太大的影响。一方面公司已有一些商品库存，快递正常发货即可，复工以及防疫暂时没有问题；另一方面，海外客户如果有需要，业务员通过邮件以及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因此公司员工早期进行居家办公，复工时间较早。
形势急转直下是发生在2月底到3月中旬这段时间。彼时，欧美疫情持续爆发。
“去年谈的一些新客户，交货细节都已经敲定了，而且有些老客户也说要返单，现在却基本都停了。因为现在没办法，欧美国家大部分地区目前疫情仍然较为严重，我们的产品也不是急需的医用以及生活物资，因此会受到影响。”张栋介绍。
最近，张栋仍在持续与一位英国的老客户进行沟通，希望对方能尽快下订单，但目前对方的答复却是“不确定”。在行情稳定时期，这家英国客户一般都是在每年三四月份准时下订单，但今年至今还没有等到其下单的消息。
“今年与比往年相比，形势确实大不如前，包括客户的互动，往年不管订单量是否成交，客户询单量都比较多，今年3月份以来，十天半个月才有客户过来询问一下订单。”这些迹象已经说明形势不是很好了。张栋说。
焦虑的不只是张栋，还有李杰。
李杰是深圳一家化妆品外贸企业的销售负责人，这家公司通过自身工厂以及供应商的制造能力，为海外客户提供眼影、唇彩以及口红等化妆品，主要对接欧美国家大型连锁化妆品门店公司。
每年的四五月份，基本都是李杰所在公司的旺季。欧美国家的经销商往往会提前下单，为12月的圣诞节提供产品，“我们一般是四五月份接好订单，工厂七八月份做好，继而进行交付，在‘路上’运输一两个月时间，基本到圣诞节前夕可以抵达海外客户手中。”
可是谈到今年的订单生意，李杰表示可以用“惨淡”来形容。李杰所在的公司系深圳一家较大的化妆品外贸公司，。
“现在受到疫情影响，欧美国家很多化妆品连锁门店都被迫暂停营业，很多人都居家办公，大家基本也很少需要化妆品了。”李杰说，现在欧美国家的疫情对公司的冲击影响很大，从3月份以来，公司很多海外客户取消订单或者减少订单量，还有的推迟货期等出现各种情况。
“销售光景好的年份，业绩额可以达2000万美金。可是今年3月份以来，销售额直线下滑，订单量同比锐减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李杰说。
上下游“夹击”
最近，张栋收到了一份来自下游客户的“联络函”，对方要求公司下调产品价格，“这是明显的压价，但也没办法。”
这是广东一家客户公司供应部发来的函，“受疫情影响，国外情况不容乐观，客户均要求降价来缓解压力，也基于原材料价格下降，现请各位，从下个月开始，在原单价基础上下调10%。”
张栋公司的温度计产品主要原材料是五金以及相关配件。今年一季度以来，国内钢材行业由于需求下滑，供给保持稳定，钢材市场供大于求，致使钢材价格呈现下跌趋势。“对方获悉我们的原料钢材价格下降了，其实本来我们的利润就比较薄了。”张栋说，与国外客户相比，国内客户太了解咱们彼此了，所以做起来比较费劲。
除了来自下游客户的“压价”烦恼，上游客户的较高的“预付款”要求也尽量满足。
“工厂的心理可以理解，疫情期间他们担心我们海外客户的支付能力。但是我们一旦付了全款，也担心对方工厂无法保质保量完成好产品。这就导致双方的信任感出现裂痕。”张栋说。
“一旦预付全款，对我们的现金流也是考验。因为按照过去的行规，我们一般不会收海外客户全款，最多只收一部分定金。而如果是老客户，甚至直接免去定金，待交付货物之际一次性收全款。”张栋说。
在疫情环境下，现在的代工成本更高了，而且利润薄，只能通过大批量走量才能赚回利润，而有些外贸订单的利润点又比较少，“这样我们自身回本都难，还垫付资金生产，确实有点供不起。”王硕说。
有些外贸企业的生产供应商由于订单量较少，目前只能停产延期复工。李杰所在的外贸化妆品公司有自己的生产工厂，同时还有一些供应商。
开源节流谋转型
“我们还是在消化春节前的订单，但是4月份以来，公司几乎已经没有（较大的）订单了。如果疫情还是持续，后面五六月份订单没有衔接下来，估计就没事可干了。”张栋忧心忡忡，现在公司不得不接一些“芝麻”型小订单，但也难以支撑日常开支。
今年2月份公司复工之后，张栋就和同事商量，将办公室从深圳关内租金较贵的福田区搬到了龙华区的一栋较为便宜的写字楼。“现在资金链还可以周转开来，但保不准半年之后资金有无问题，因此节约开支和控制成本成为当务之急。”
“原来我们在福田的办公室面积140平米，月租金是1.5万元。现在租的办公室面积120平米，月租金是5000元。”张栋说，过去1个月的租金可以抵现在3个月，先在偏僻点的“根据地”活下来。
除了减少场地租金成本之外，公司控员也成为外贸企业的一大节流手段。张栋说，公司本来打算年后招人，现在也停止了招聘计划。
“今年复工时间较晚，客户对产品的交付期限并未预留太久，正常来说春节之后应该是最忙的时候，公司一般都会招人，但是今年这种情况又不敢招人，担心招完员工之后万一没有订单了。”张栋说，其实现在公司也没有什么业务，客户也未完全复工，有些业务现有的人力足以应付，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李杰所在的公司也在裁员，“最近裁了快一半，主要是订单太少，养不起那么多人了。”
事实上，外贸行业的早就露出了“日子不好过”的迹象，疫情只是雪上加霜。不少企业也因此一直在进行防御性准备。
早在两年前，张栋和他的合作伙伴就商量着进行转型，他们在一年前剥离了制造工厂，就是为了甩开这一开支较大、管理难度大的“包袱”，但还是没想到会遭遇到今年这种罕见的疫情。
情势逼着张栋他们开始思考业务的拓展和转型。
“我们需要扩展一些产品品类，以改变过去单一的温度计产品品类格局。”张栋说，这是公司未来的一大转型方向。
在气候较冷的北美和欧洲，壁炉是当地居民家庭的一大特色，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壁炉。张栋公司的温度计则应用于该壁炉内。除此之外，张栋今年还开发了壁炉风扇等相关产品，为海外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
李杰也透露，目前该公司正在上马熔喷布生产线，试图生产熔喷布，以应对未来持续较热的防疫物品出口行业。
（文中提及的受访者均为化名）
贸发会议指出，疫情重创了全球经济，预计2020年全球GDP将出现约5%的萎缩，国际贸易额也将下降约8%。从行业看，能源领域的国际贸易额受疫情影响最大，降幅超过了35%。此外，汽车、机械、金属及矿石行业贸易额降幅也较为显著。相比之下，多数农业和粮食行业保持稳定或略有增长；纺织业贸易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10%。从国别类型看，2020年国际贸易的急剧下降在发达国家更为普遍，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相对更有弹性。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上述领域贸易增长间的差异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例如，纺织行业的增长主要与疫情期间民众对口罩等防护用品需求增加有关；受供需两端影响，能源领域受到巨大冲击等。此外，不同国家间疫情严重程度、经济承受力等也导致了这些差异。从趋势上看，贸发会议认为，2020年下半年起，国际贸易形势虽仍低迷，但整体情况已好于上半年。其中，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贸发会议表示，中国出口贸易自2020年二季度起开始企稳，并在随后几个季度渐入佳境。总体而言，中国前九个月的出口水平已和2019年同期数据相当。而其他主要经济体复苏进程仍较滞后，如巴西、印度、日本和俄罗斯等经济体的进出口仍显著低于2019年的水平。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前提下，贸发会议认为，今年全球经贸或有望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复苏前景依然充满不小挑战。关于未来国际贸易发展趋势，贸发会议的研究发现也给予了一些启示。一在结构上，服务贸易比重在持续上升。2019年全球商品贸易额接近19万亿美元，服务贸易约达6万亿美元。贸发会议指出，过去几年商品贸易增长明显放缓，而服务贸易各领域均有明显增长，除了传统的旅游、运输，金融服务、通讯科技等也有明显增长。二在格局上，发展中国家重要性提升。贸发会议指出，过去十年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存在感大大增加。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贸易正日益构成国际贸易的一股重要力量。在陈凤英看来，上述发展趋势对新兴市场国家总体是利好，意味着新兴市场仍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来看，亚洲尤其是东盟、东北亚等地区数字服务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未来将是撬动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