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投稿都是过3审。最后一审叫终审。就是这个过了就可以出现在杂志上面拉。所以你希望很大，改改发过去吧
《数学物理学报》编委会由名誉主编吴文俊院士，主编丁夏畦教授， C. Dafermos教授等41名科学家组成。
就是会刊登，但是不是这一期，是以后，具体哪期还不确定。我没投过物理报，不过都是期刊报纸这样的，有时候刊登还会让你交版面费什么的
物理学报编委终审完成后状态一个月之后更新。《物理学报》由中国物理学会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主办，《物理学报》已成为目前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面最广的物理类学术期刊，赢得了国内外物理学界的普遍认同和信誉，受到包括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内的一些著名物理学家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中国权威性的物理刊物，奠定了其在中国科技期刊中的重要地位。
作为地质勘探中的新技术，物探被寄予很高的期望。物探的初步应用，确实显示了它在地质找矿中的重要作用。加强物探队伍建设成为各有关部门领导议事日程上的重要课题，并根据各自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其中建立物探专业管理机构以及开展科研、仪器制造工作都是重要措施。
1.建立专业行政管理机构
地质部是我国建立物探专业行政管理机构最早的部门。1952年地质部宣告成立时，就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和地球化学探矿筹备组。次年，在地质部地矿司正式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室，由顾功叙任主任、周镜涵任副主任。下设野外勘探、实验研究和器材管理等三个组。当年就组织了16个野外分队（作业组），进行铁、铜、铅锌、铬和水等物探调查项目。1954年冬，地球物理探矿室扩大为由地质部直接领导的地球物理探矿处。1955年8月，地质部正式建立了地球物理探矿局，何善远任局长，顾功叙任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956年初，又按大区建立了物探大队，即北方物探大队（队部在天津）、西方物探大队（队部在兰州）、西南物探大队（队部在重庆）、南方物探大队（队部在长沙）。地质部开始承担全国石油普查任务后，又相继建立了华北、华东和东北石油物探大队。作为当时全国地质工作的综合管理部门的地质部，其物探专业管理机构，不仅对地质系统物探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全国物探工作的发展，如规划、经验交流和技术规程的制定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
石油部门是建立专业物探队最早的部门，其物探队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直接领导。以后，各地区石油管理局也建立了各自的物探队。1955年7月，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后，分散在全国的石油物探队均集中由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勘探局领导。
冶金部门建立金属矿专业物探队最早。1949年冬，东北工业部地质调查所举办的物探训练班，在1950年5月结束后，其学员就成为东北地质调查所物探室的组成人员；1952年又成为中央重工业部有色局地质处和钢铁局的物探队。随后，中央重工业部化工局、建工局也成立了物探队。1954年重工业部将分散在各局的物探队伍合并，在北京成立了物探总队。重工业部成立地质局后，物探总队归地质局领导。
1954年8月，煤炭部门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在北京成立，由当时的燃料工业部煤矿管理总局地质勘探局领导。1956年初，煤炭工业部地质局将物探队改建为物探处，原有的一个地震队和电法队分别划归河北和华东煤田地质勘探局。与此同时，各大区煤田地质勘探局成立了各自的物探队。
核工业部门，由于其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开始时称为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其地质勘探工作由直属于国务院第三办公室的地质部普查委员会第二办公室负责，简称普委二办。它于1954年2月成立，立即筹备铀矿物探工作。1955年4月普委二办改称为地质部三局。1956年11月第三机械工业部正式成立，地质部三局划归该部领导。其他，如电力、水利、铁道部门都在此期间相继组建了自己的专业物探队，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地质队（处）管理[8]。
由于各部门从一开始就将物探作为一门特殊技术进行管理，我国的物探事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得以较快地健康发展。
队伍的迅速发展，应用的日趋成熟，向物探管理提出了提高效率，与地质勘探更加密切结合的要求；尤其是对一些技术比较成熟、应用效果显著的物探方法，如煤田测井，就显得尤为迫切。当时的煤田勘探钻井取心率较低，单纯依靠岩心来确定煤层厚度和深度很容易发生误差。煤田测井可以有效解决钻孔中煤层的识别和定位问题，明显提高勘探效率和效果。煤炭工业部地质勘探总局于1956年以（56）物常字第773号文规定：“凡属打过的钻孔，必须经过电测检查”。这是我国除石油以外的最为明确的凡钻孔必须进行测井的行政规定。这项决定既肯定了物探的作用，促进了煤田测井工作的发展；同时，也要求测井工作与煤田勘探钻井更紧密结合。所以，从1956年起煤炭系统的测井队实行体制下放，划归勘探队领导。1957年，地质部也决定将各煤田测井队从物探局划归各省地质局管理。
2.建立科研机构，开展学术交流
为了适应物探队伍大发展的需要，各有关部门在物探方法研究方面根据当时条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57年2月15日，地质部物探局正式成立了地球物理探矿研究所。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标以地球物理探矿名称的专业物探方法技术研究机构。冶金、石油部门也建立了物探研究机构，分别隶属于相应的冶金部北京地质研究所和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些物探研究机构围绕着野外勘探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研究攻关，为实现基本仪器装备国产化、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探方法以及施工工艺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开始自主研究和发展新的物探方法技术。地质部物探所开始了激发极化法和井中无线电波法的仪器和方法的系统研究，对我国低纬度斜磁化情况下的磁异常解释进行了研究，并且开始应用数字电子计算机。冶金、地质等部门开始注意对弱磁异常和低缓磁异常进行解释研究，冶金部门在河北邯郸、湖北大冶等地低缓异常区找矿取得成功。我国高精度重力工作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大地测绘部门建立了国家第一个重力基点网（57重力基点网），中科院地球物理所开始为编制全国磁场图积累资料。
物探事业的蓬勃发展，迫切需要各部门间的经验交流。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主编的《地球物理学报》（1952年重新创刊，半年刊）首先做出了贡献。不久，地质部地球物理探矿局于1956年编辑出版了《物探资料》（内部刊物），接着又于1957年1月创办了由顾功叙主编、地质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物理勘探》（双月刊）。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以技术方法为主的物探专业期刊。同时，冶金部地质局也创办了《地质与勘探》（内部月刊，1958年转为公开发行），其中包括了金属矿物探的论文和报道。这些杂志的出版，以及石油、煤炭、核工业部门的其他有关物探的内部文集，对新中国物探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57年2月5日至9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在北京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暨学术报告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当时所有部门从事物探的主要技术干部，在大会交流的学术报告有35篇。大会选举了新的理事会和学报编委会。赵九章为理事长，翁文波为副理事长。这次大会，是我国物探学术交流活动发展的一个新开端。
3.创建工厂，建立仪器制造体系
解决物探仪器的短缺是最为迫切的问题。从原苏联和东欧进口是当时的主要办法。我国陆续从原苏联引进了地震仪、重力仪、电法仪器和测井仪器；从东德进口了大批磁力仪，也引进过地震仪器；从匈牙利则是引进大地电流仪、扭秤和测井仪；从瑞典进口重力仪等。与此同时，各部门也都加强了国产仪器的研制。从1952年起，石油管理总局的地球物理测井仪器修造所（后该所与石油地质局的修造所合并，并发展成为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研究开发包括测井在内的石油物探仪器。1957年，西安石油仪器仪表厂试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管式的地震勘探仪器（DZ-571型），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1958年，该厂设计制造的多线式全自动测井仪（JD-581型）正式通过鉴定并投入批量生产。该仪器一直是我国测井工作中的主力仪器，前后共生产千余台，并且一直使用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逐步被数字测井站取代。
1954年，地质部在北京建立了地球物理仪器修配间，以后扩大为物探仪器修造所，开始研究制造电法、磁法和测井仪器（以后又扩建成北京地质仪器厂）。同时，在上海接收了景华和新成两个私营仪器小厂，开始生产电位计、电阻率仪及半自动测井仪（该厂以后正式扩建成上海地质仪器厂）。地质部物探所开始研制用于金属矿的轻便高频地震仪和磁带纪录器、△T饱和式航磁仪和坑道无线电波透视仪等。试制成功的402型航磁仪器比原用的苏制АСГМ-25型航磁仪的测量精度由25nT提高到了10nT。
煤炭管理总局和重工业部物探总队也开始了煤田测井和电法仪器的研制工作。核工业系统从1956年起组建仪器设计所，并与上海市合作试制和生产辐射测量仪器。1957年4月，在上海新建上海时代电子仪器厂（后改称为上海电子仪器厂）开始研制和批量生产铀矿普查所用的辐射仪、射气仪、测井仪等，为我国放射性物探仪器的国产化迈出了扎实的第一步[9]。
1986.7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数力系数学专业，获学士学位，分配到西安工程大学理学院工作至今。1990.9-1993.7在职攻读西安交通大学数学系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专业硕士研究生， 获理学硕士学位。1997.3-2000.12在职攻读西安交通大学理学院应用数学专业博士研究生，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1998.12晋升为副教授；2001.12破格晋升为教授。2006.9-2007.8国家公派到新加坡管理大学商学院（访问学者）留学一年；2011.2-2011.4学校公派到美国俄克拉荷马基督教大学（访问学者）三个月。从2003.9起任应用数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生导师。2000.12-2004.8任西安工程科技学院数理系副主任、西安工程大学理学院副院长， 2004.8起任西安工程大学理学院院长。主要学术任职包括：美国数学评论评论员；陕西省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经济数学与管理数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数学力学物理学高新技术交叉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数学会理事；《纺织高校基础科学学报》编委会委员。
杨新民，研究生，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巴渝学者特聘教授。199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年7月本科毕业于重庆师范学院数学系，1988年硕士研究生毕业于重庆大学应用数学系，2001年博士毕业于香港理工大学应用数学系。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3年破格晋升教授。2003年起任重庆师范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届委员会委员，中国工会十五大特邀代表，重庆市第二届党代会代表，重庆市第一、二、三届政协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科技顾问团成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专家组成员。兼任“最优化与控制”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运筹学与系统工程”重庆市市级重点实验室主任，“最优化理论与应用”重庆市高校创新团队带头人，“运筹学与控制论”重庆市高校重点实验室主任，重庆市首批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学评审组专家，全国高等学校自然科学奖评审专家（数学物理组），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数理学部委员，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中国运筹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系统工程学会副理事长，澳大利亚Curtin大学和四川大学等国内外高校兼职教授，《重庆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美国《数学评论》和德国《数学文摘》评论员，《应用数学学报》编委，《运筹学学报》常务编委，《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EI刊物）副主编，美国《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SCI刊物)和加拿大《Dynamics of Continuous Discrete and Impulsive Systems》（SCI刊物）以及美国《Numerical Algebra, Control and Optimization》编委。多次被《Optimization》（SCI刊物，德国），《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Management Optimization》（SCI刊物，美国），《Mathematical Methods of Operations Research》（SCI刊物，德国），《Pacific Journal of Optimization》（SCI刊物，日本）和《Optimization Methods and Software》（SCI刊物，英国）等国际期刊主编邀请担任客座主编(guest editor)，主编出版多期专辑。
杨乐，著名基础数学家。江苏南通人，1939年11月10日生。现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由于在函数模分布论、辐角分布论、正规族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获得华罗庚数学奖。 杨乐1956年起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1962年毕业后，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做研究生，1966年毕业即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其间，1977年任副研究员，1979年任研究员，1982年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1987年起任数学研究所所长。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青年联合会副主席，中国科协全国委员会第三届委员、第四届常委，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秘书长、理事长；先后担任第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数学评议组成员，中国科学院基金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委员，《数学学报》主编，《Results in Mathematics》、《中国科学》、《科学通报》编委等职。1980年11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学部委员。 杨乐在复分析，特别是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值分布理论方面有系统的、深入的研究、其成果获得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评价和广泛引用，主要研究成果有：合作研究了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与波菜尔方向间的联系，首次在这两个基本概念间建立了紧密和准确的关系；对亚纯函数及其导数的总亏量给予了精确估计，回答了区律欣（D·Drasin）提出的几个问题；引进了亏函数的概念，证明了下级为有究的亚纯函数的亏函数至多是可数的，并给亏量以适当的估计，该课题在80年代为国际上同行所重视；对亚纯函数的奇异方向进行了深入研究，引进了新的奇异方向，对奇异方向的分布给出了简单明了的充要条件（其中部分工作与他人合作）；对全纯与亚纯函数的正规族作了系统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正规定则，并建立了正规族与不动点之间的联系；与英国一著名数学家合作研究了角域内全纯与亚纯函数的正规族作了系统研究，获得了一些新的正规定则，并建立了正规族与不动点之间的联系；与英国一著名数学家合作研究了角域内全纯函数的增长与取值问题，解决了著名数学家立特活德的一个猜想；证明了有穷下级为μ的整函数，若其级不低于μ的波莱尔方向数目为有究，则它和所有各级原函数的有究非零亏值数目总和不超过2μ；还将海曼基本不等式两个主项的系数大大降低，成为目前这个课题最好的结果。他于1978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2年与张广厚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多年来，杨乐发表了60余篇学术论文和2本专著，编辑了5本论文集。其专著获1983年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和首届国家图书奖（1994年）。 1979年以来，杨乐先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普渡大学，瑞典皇家科学院，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哈佛大学、圣母大学作访问教授，应邀到美国、英国、苏联、德国、日本、瑞典、芬兰等到国50多所大学和研究所作学术演讲，在10余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作主报告或邀请报告。
《数学物理学报》编委会由名誉主编吴文俊院士，主编丁夏畦教授， C. Dafermos教授等41名科学家组成。
他和周同庆等合作翻译前苏联著名物理学家史包尔斯基写的《原子物理学》，1954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对当时学习前苏联教材推动教学改革起到一定作用。1961年周世勋编著的教材《量子力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轮教材建设中的一本优秀教材，被国内很多大学物理系采用，深受广大师生喜爱。该书流传面广，持续时间长，直至80年代仍在使用。1979年，周世勋参加翻译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系的改革教材之一《统计物理》，由科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书对经历“文化大革命”扫荡的中国高教界放眼全球、吸收养分，学习别国的教改好经验起到很好的作用。同年，他应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邀约，又写了一本篇幅较小的《量子力学教程》，由该社出版。在“文化大革命”中，周世勋受到无端的冲击和迫害，他坦然处之，不怨天，不尤人。虽然“文革”尚未结束，他一有工作机会就带领青年教师从事低温超导的科研和教学，培养青年学生。他积极支持师生们自力更生制作氦液化器，使复旦大学物理系成为当时国内少数拥有液氦条件的单位之一，为校内和市内需要在液氦温度做实验的科研或医疗单位提供了方便。 周世勋热心物理学会工作。从50年代起曾长期担任上海市物理学会秘书长，接待曾任爱因斯坦助手的L.英费尔德（Infeld）教授和日本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朝永振一朗教授，并担任他们学术演讲的翻译。1978年起任上海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1983至1991年任理事长。在周世勋主持下以上海市物理学会名义主办了1991年、1994年和1997年三届“薄膜物理和应用”国际学术会议，周世勋亲自担任会议组委会主席和会刊主编，对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增进科学家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起了积极作用，也加深了国际友人对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了解。他非常关心中学物理教育和中学生的成长，在他支持下成立了上海市物理奥林匹克学校并亲自担任校长，每年招收物理成绩优异的中学生入学进行业余培养。他们在历届全国物理竞赛中获得优秀成绩，也为大学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素质高的学生。周世勋又是中国物理学会的理事兼教学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并担任高教部（国家教委）理科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为中国物理教学改革与发展、教材建设出谋献策。周世勋还担任中国著名学术刊物《物理学报》、《物理》、《数学物理学报》的编委，《低温物理学报》、《物理学进展》的副主编，还是《物理学基础知识丛书》的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