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科学家发现了新器官？
最近几天，国内外公共媒体都被上面这张间质组织（Interstitium ）新的显微结构模式图刷屏，并配以“美国科学家发现了新器官”的标题。
这个被称为“Interstitium ”的真的是一种新器官吗？
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原始的论文是怎么说的。
这波发现新器官的炒作源自于自然旗下“Scientific Reports”杂志3月27日发表的标题为“St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an Unrecognized Interstitium in Human Tissues”的论文。
这篇论文讨论部分的首句画龙点睛地指出：“我们的研究表明广泛存在于粘膜下层，真皮层，筋膜和血管内皮下层等部位的间质组织并不是密集的胶原屏障壁，而是一种充满液体网格空间，因而建议对间质组织的解剖概念进行修订。”（We propose here a revision of the anatomical concepts of the submucosa, dermis, fascia, andvascular adventitia, suggesting that, rather than being densely-packed barrier-like walls of collagen, they are fluid-filled interstitial spaces.）
很显然，这种组织并不是新发现，而是早就被认识到。只不过，以前认为它是一种“致密的胶原纤维屏障壁（主要对实质性组织器官起支持和保护作用）”。而新的研究显示，这种组织的显微结构是由胶原纤维束构成网格，期间充满液体空间的组织。
也就是说，只不过是是对原本就已知的一种组织的显微结构有了新的认识。论文本身也并没有说新发现一种新组织，更没有说发现“新器官”。
“新器官”之说，不过是公共媒体的解读和炒作噱头。
间质组织显微结构新认识
传统解剖组织学上，间质组织是结蹄组织的一部分，被认为是由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构成的致密的纤维组织，主要作用是支持和保护实质性组织的屏障“墙壁”，广泛分布在全身各个部位。
新的研究，使用共聚焦激光显微内窥镜（pCLE）这种新技术对这种组织进行了重新观察。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可以在活体实现分辨率达60-70μm的实时组织成像。
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检查中发现，间质组织并不是致密纤维组织，而是一种其间充满液体的网格组织。基于此，联合快速冷冻活检和其他方法进行的体内外观察，进一步确认，间质组织并非是一道“壁”，而是一个由纤维组织构成的，其中充满液体的网格组织，网格内壁上还衬有类内皮细胞。
在传统组织学检查中，组织样本需要进行脱水固定，切片，通常还需要染色，然后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这样，所获得的的图像就是“死”的。间质组织在处理过程中网格中含有的液体就会被“脱”掉，这种网格组织随之也就坍塌，显微镜下就成了一种致密显微结构“壁”。
新研究观察到，这种充满液体的网格组织，广泛分布在全身胃肠道和膀胱等器官粘膜、真皮、支气管和动脉内膜下层，这一点与之前的认识并无二致。
新显微结构，新功能
既然显微结构与之前的认识存在重大差异，作者推测，功能也应该不单纯是支持和保护。作者根据观察到的结构特征，认为，间质组织应该具有更多的生理功能。包括：
1. 减震缓冲器。
从图中可以看出，新发现的结构非常类似快递包装箱中减震用的塑料泡沫纸
因此，作者推测可能起到减震缓冲作用。
2. 组织水肿的空间。
已知，人体体重的60%以上是水，其中约65%位于细胞内，35%位于细胞外。细胞外液由分为血管中的血液和血管外的“组织间液”。
然而，组织间液在组织间具体是如何分布的，之前并不是很清楚。这项新发现定位了位于间质组织中的这部分组织间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真皮和筋膜部位间质内液体过多可能就是组织水肿的原因。
3. 可能是癌症细胞转移的组织基础。
新发现认为间质组织并不是一堵结构致密的“墙壁”，而是充满液体的网格空间，这些空间还是开放的，相互之间可以联通。而且其中的液体很可能通过淋巴系统最终回流血管内。
这就可以更好的解释癌症的转移：一旦突破进入粘膜下层这个空间，也就可以在这个空间内相对自由的游走，从而发生转移，其中包括转移向淋巴组织。
4. “信息高速公路”。
既然这种间质结构是开放性的，其中的液体可以互相连同，那么，就有可能通过某些机制来进行信息传递，比如压力波。因而，这种结构可能是体内某些信息传递的高速公路。
5. 伤口愈合和疤痕形成。
胶原纤维束网格内衬的类上皮细胞的类型目前还不完全清楚，但是CD34染色阳性特征说明它们很可能是成纤维细胞前体或间充质干细胞，有可能与胶原蛋白的生成和沉积有关。这也就意味着可能与组织纤维的愈合，以及瘢痕疙瘩的形成有关，成为相关治疗的作用靶点。
总之，新的发现改变了之前对间质组织显微结构的认识，或者可能用于某些现象的解释，乃至开发新的治疗方法途径。
新器官？
可见，这项研究的本质上只是对早已知道的间质组织在活体显微结构的再认识。
也就是说，并没有发现新的组织，更谈不上新器官。
科学术语并不是随便可以命名和使用的，都有一定的标准，并必须经过官方结构认定和发布。
生物医学上，器官是指由一组活体组织构成具有特定系统性功能的结构功能单位。在人类等高等动物中，器官被分为器官系统。目前，人体的器官系统共有10个，分别是：皮肤、骨骼、肌肉、神经、内分泌、消化、呼吸、循环、排泄和生殖系统。
按照器官的这个定义，这项研究跟新器官完全不沾边，媒体宣称可科学家发现新器官完全是一种炒作噱头。
新发现证实了中医经络的存在？
比通俗媒体更兴奋的是中医支持者们，一致性鼓吹美国科学家的这一发现证实了早在2000年前中医就已经发现了的经络。
表面看，似乎还确有可以加个两者扯到一起的理由。
1. 首先，新的发现认为间质组织是一个开放的信息高速公路。这从某个方面契合了经络是气血运行通道的说法。
然而，该研究中间质组织的所谓“信息高速公路”之说，仅仅是一种推测。而且，目前认为，该组织可以传递的信息主要是机械作用力，没有可以传递其他信息的证据——生物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电信号和化学递质——目前的了解都不支持这类信息的传递。
至于，中医的“气血”是什么，怎么通过间质组织的信息高速公路传递，这恐怕需要中医支持者展开联想。
而且，中医支持者动辄会说科学跟中医是两个不兼容的体系，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却相互兼容了。
2. 上世纪90年代，由国家两项资助的，在上海进行经络实证研究，研究者就认为人体小腿上的胃经穴位定为在腓骨和胫骨之间的骨间膜——就是筋膜间质组织。
当时这样认定一个理由是当针进入骨间膜时，施针者会有“粘针”，也就是针灸中所谓“得气”的感觉。
同时，研究小组还在这些组织样本上发现包括钙、磷、钾、铁、锌、锰、铬等七种元素密度分布的差异。
就是说，上海经络研究就曾经认为经络就定位在身体的深筋膜上，因此，似乎有理由将两者往一起拽一拽。
但是，以此就说科学家的这一发现证实了经络的存在，未免太过自作多情。
退一万万步讲，即使，假定，经络就是间质组织，我们不妨还是问问那个老问题：
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宗是如何发现间质组织是信息高速公路这是事实的，我们的祖宗啥时候装备上了高大上的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的？使用过的共聚焦激光显微内镜现在埋在哪位祖宗的坟冢？中医支持者们还不快去挖？
人体经络，既未能被肉眼观察到，又不能用解剖验证其存在，也未能用现代的科学理论解释其机理，从而经常被一些“相信”现代科学和无神论的人反对和抨击。经络是我国古人们经过数千年的实践所证实的客观“存在”或“现象” （参见：张灿玾。经络学说的形成原委及功能[J]。山西中医学院学报。2006年 7卷 5期：2-4）。而且，对于笔者，还有许许多多气功爱好者、中医人士，以及直接从事经络研究的科学家来说，经络是有实质存在的，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因为迄今很多的科学实验和客观事实已经充分的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至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经络实质的争论，仅仅在于对经络其“实质”的合理解释，而没有争论经络的是否“存在”。换言之，经络的本质虽然无法用现 代科学解释，但是对经络能够传导信息、某些穴位的刺激能够引起“靶器官”的反映、治疗疾病等等在科技界是基本没有异议的。而有一些人盲目打击经络的研究和其客观作用，无非是将经络的“无法解释”扭曲成“不是客观存在”，或者在不懂装懂而已。 当然，至于目前经络还没能得到准确的解释，这同现代科学的发展水平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都有一定的关系。在下一章还会有更加详尽的论述和探讨。 虽然经络的本质无法通过现代实证科学完全解释和描述，但是那些可以侧面验证经络是客观存在之实体的证据已经有很多了。国内外许多学者先后从多个不 同角度做了验证。下面首先简要罗列一些验证的方法，也许有许多专业术语不太易懂，不过在本节的末尾会比较详细的介绍其中比较典型的两种。 1973年，祝总骧教授重新发现了经络的普遍存在，而后的众多学者的重要发现是经络在皮肤表面的定位（约1mm宽度）和相应的生理、生化现象：隐性感传、低阻抗和高振动声，振动和增强脉搏，示踪物质的传输，发光和发热，Ca＋＋浓度增加，刺激后产生高频振动和低频振动传导……（参见：瑞民，祝总 骧。中国经络科学的现代化研究[J]。 世界科学技术：中药现代化。2000年2卷5期：23-26） 1983年，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的严智强等发现隐性循经感传线的皮肤表面的发光强度高于非经脉线皮肤。 1984年，北京301医院应用红外线热象仪记录到针刺时循经的温度变化。“八五” 期间，天津中医学院的徐汤萍等应用先进的生物化学微电极技术在活体上检测经线的离子浓度和血气运行的关系。他们发现针刺动物或人体的经穴后，该经脉的其他穴位下组织液中的钙离子浓度上升幅度明显高于经脉外的对照点，这是经络运行血气作用在化学领域的重要发现。进而，北京炎黄经络研究中心与该院合作，在动物 EML重复验证，发现不但穴位，而且是经脉线的任一点在针刺后均有离子的动态变化。 从20世纪开始，国外也展开了多个角度的对经络的研究。德国的医学博士Dr. Reinhold Voll在50年代初，发展出一种电子检测仪器EAV（Electro-acupuncture according to Voll），成功的发现了当有微小电流通过时，穴位点处与相邻组织具有显著不同的电导。另一种类似的研究手指和脚趾的电导和电容的设备，AMI （Apparatus for Meridian Identification，译为：经络确认设备），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相关研究成果总结在日本科学家Hiroshi Motoyama的著作中，《Measurement of KiEnergy Diagnoses & Treatment： Treatment Principleof Oriental Medicine from an Electrophysiological Viewpoints》（翻译为《气的测量，诊断和治疗：通过电子生理角度看中医的指导思想》），1977年人类科学出版社（Human Science Press）出版。 1985年法国的De Vernejoul利用伽玛照相技术，发现当放射性元素注入人体某些穴位后，放射性循着传统的经络路线运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使用同位素跟踪照相机现象对经络进行的研究。 1983至1986年间， 罗马尼亚的I. Dumitresku，德国的P. Mandely， 巴西的N. Melhomens以高频高压辐射场的“基里安摄影术”为基础，对人体的能量系统进行研究，分别发展出了不同的“基里安诊病手段”。P. Mandely和俄罗斯K.G.Korotkov等人通过他们的“基里安诊病手段”验证了了穴位点处的不同特征。K.G.Korotkov 于1995年将该基里安诊病手段改进为GDV技术 （Gas Discharge Visualization Technique， 气体电流可视化技术），从此使得基里安摄影技术更加实用。 1998年，韩国高等科学技术研究院电子科学系的Zang-Hee Cho教授和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E. K. WONG等利用核磁共振功能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对经络穴位点的存在进行了初步研究，并发现通过该方法可以验证经络穴位与人类活动及大脑不同区域的关联。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单保慈等多人，继续该成果，采用FMRI技术进行了对经络运行机理的相关研究。 其他的对经络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有：南韩学者Johng Hyun Min，日本学者Fukumoto T，美国学者McCarroll G.D.、Sathyendra H.M.、Becker R.O.、Thong， T.和Chi-SangPoon，墨西哥学者Prokhorov， E.F.，台湾学者Shyh-Hau Wang，德国学者Mayer-Gindner A.，印尼学者Suhariningsih，澳大利亚学者Cohen M.。除个别研究由于样本较少不能完全肯定外，上述学者的研究均肯定经络的低阻抗特性。 在国际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针灸经络研究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迅速增长， 以SCI- expand 历年收录与针灸经络有关论文数来看，始于1974 年， 1986 年后略有增长。1998年前每年约100 篇左右，2003 年增长到400 余篇， Natural， Science， PNAS 和FASEB等主流杂志都有针灸研究的报道。 综合已有的科学文献，现已证明无疑的有以下几点：（1） 经络能够传到信息；（2） 经络具有低阻抗特性；（3） 经络至今没有发现任何解剖学上的结构。 接下来，我们将比较详细的介绍上文所列举的研究中的两种方法来论述经络的客观存在性——基里安摄影术和核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 最直观的实验当属基里安高频辐射场摄影术。它最初由N.Tesla（1856～1943）所发现，由高频高压发生器产生一个高频电场，当被摄物体 置于此场中时，周围就会出现可见光。1939年。前苏联工程师克里安夫妇 （S.V.Kirlian）模仿当年理疗室的环境，在高频高压电场中，成功地将人体辉光拍摄成了照片。这种特殊的技术后来被称作“基里安摄影术”。 这一发现引起世界众多国家科学家的注意。本世纪80年代后，德国、日本、美国等分别对人体辉光现象作了探索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辉光的颜色和形状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生理和心理活动等发生变化。当人们把手放在一种高频高压环境中时，手阳明、大肠经的部位会出现一连串明亮光斑。更让人感到奇妙的 是，对刚死去的人进行测试，发现人体某些部位比其周围地区发出的光要强，而这些明亮的闪光点与中医针炙图上标明的741个穴位一致。俄国和美国科学家经过 长期研究，认为人体存在着一个光导纤维系统，中医学中的针炙穴位是人体中经络系统对光最敏感的部位。这些都证明了经络穴位是客观存在的一种实体。 接下来我们介绍核磁共振功能成像技术对于经络穴位的验证，这是一项相对较新的研究手段。我们知道，通过核磁共振成像（MagneticResonance Imaging，简称MRI）技术，可以得到一张人大脑的图像，并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截取，相当于把脑解剖开来一层一层的去看，看到具体的一些结构。进而，借用MRI的结构成像，可以间接的得到“功能”成像。比如我们已知左侧的大脑管着右手，右侧的大脑管着左手，当人的左手在运动时，在人的大脑的右侧的 局部开始有了讯号增强，相反的，如果是人的右手在运动，就看到大脑的另一侧讯号在增强，这样的一种研究，我们就叫“功能成像”。除了这种运动功能外，还可 以用此法研究视觉、计算、记忆等功能。 据此，韩国的一批科学家，Zang-Hee Cho教授等，就想到能否用FMRI的方法来探讨东方人的古老的经络学说。当用光刺激人的眼睛的时候，在大脑的视神经区会看到讯号增强，这个是现在科学已 知的。另外，在针灸学中，通过一些相关的穴位的刺激，可以治疗眼睛的一些疾病。医书上也有相关记载，哪些经络和穴位是与眼睛有关系的，那么这是不是与大脑联系呢？足太阳膀胱经在这脚上有四个穴位点，已知这四个穴位点对治疗眼睛的疾病有作用，实验表明，当用针对受试者的这几个穴位进行刺激的时候，也同样看到 了在这个视神经区信号的增强。但是，如果将针刺在离这已知的穴位旁边，隔1厘米外的地方，受刺者在大脑视神经区，就没有发现讯号增强的现象。也就是说，必 须刺在穴位点上，才会有这个效果。 鉴于古人所传承下来的人体经络系统的客观存在性，我们不妨想一想，当已知人体穴位分布后，我们用现代的高科技，可以去逐个印证这些穴位。然而如果 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穴位，要想在偌大的身体里，把它一个一个的全部发现出来，比如，这个位置点跟视觉有关，那个位置点跟肠胃的蠕动有关，这个难度将有多大呢？显然，这会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的事情。那么，古人为什么能够知道这些经络点呢？ 其实，对于现代科学来讲，“经络是怎么发现的”，确实也是个谜，因为在解剖上看不到找不着。但是在过去的医书中的确很早就有记载了，比如《黄帝内经》：“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经”是路径的意思，属纵行的通道；“络”则有网络的意思，属经脉的分支，多纵横交错循行全身。“经” 与“络”二字有联系、连络的意思，它们在身体中联系在一起，组成经络系统。虽然对于《黄帝内经》的来源和年代仍有多种争议的说法，但是均认为其成书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由此可见经络学说来源之久。 李时珍本人就在打坐修炼中验证了前人所绘经络分布图的确是准确无误的，他曾经在《奇经八脉考》中提到过“内景隧道，唯反观者能照察之，此言必无谬也”。虽然经络在现代科技中无法恰当解释，经络的本质其实应该是另外空间的能量通道，从而古代大医学家，就像扁鹊，华佗，李时珍这样开发出特异功能的人，就可以直接去观测到了。另外空间的东西有时也会以某种方式显现到人类这个三维空间，因此这个空间尽管有时会看到一些现象，但这些现象绝不是经络的本质、本 相。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实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一直以来就是我们党行为路线的基本准则，进行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依据。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毛泽东开始提出这一路线到邓小平重新提出，并进一步强化其指导地位，一直以来作为我们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有利理论根据，其作用与意义早就超越了指导党内路线作风的范畴、
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亊物，“是”就是客观亊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实事求是”的思想不仅仅是党指导革命斗争、社会建设的基本活动原则，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更应该结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科学思维，上升到哲学层面，指导我们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解放思想的客观基础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解放思想的前提；与时俱进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要求与目的，是推动我们解放思想的动力，指导我们实事求是的理据。“解放思想”的意义在于看到了事物的矛盾，坚持了矛盾的观点，摒弃了本本和教条，这就为我们完善与改造自己的学习创造了思想上的有利环境；“实事求是”的意义在于看到了事物的客观实在属性，坚持了唯物论，这就为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有效地思想行动路线明晰了正确的客观条件；“与时俱进”的意义在于看到了事物的变革与发展，坚持了联系和发展的观点，这就为我们更好的将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三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性的发挥聪明才干，增加对未来事业的预见性提供了可能。
所以这三者是相辅相成不可割裂的一个完善的思想体系，任意的坚持其中一点或两点，偏废其他的一点或两点都是不可取的，是错误和偏颇的。作为当代大学生，学好了理论，没有时间是不行的。我们不光仅仅是要把这一理论体系和思想路线丛生硬的课本上背下来，记下来，更要把握这一理论的内核，灵活的加以运用，指导我们的学习生活。
二、现在大学生中存在的问题 在当代，由于科技发展迅速，信息的传播越来越迅捷，各种思想也鱼龙混杂，充斥在年青一代的头脑里的思想较之以往，格外之多，同时他们接触到的与感知到的各种各样的理论价值观，甚至人生态度也都千奇百怪，好坏掺杂，不一而足。
不可否认的是，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发展迅速，国力不断上升，国名经济各项指标连续多年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增幅水平，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不平衡，不仅仅在东西、城乡差异，就是东西部地区内部、城乡阶层里面，这一不平衡也还在愈演愈烈。而这一不平衡通过经济这一基础性的项目正在逐渐上升到思想文化价值观等各方面领域。这样一来，作为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各种思想，各个地区阶层人员的大学，便成为这一矛盾的集中汇聚和表现的节点了。而从大学生的身上，我们无疑能够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些矛盾通过各种形式彰显出来。可以说大学生群体成了这些矛盾的直接具体的承载体。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学生普遍压力过大，对于自己的人生道路缺乏规划与预设，并且无从找到解压的有效路径。当今社会是一个竞争型社会，这在年青一代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可以说中国的大学生不管从自身学习历程还是国家大的就业环境形势来看，他们都处在“青黄不接”的尴尬阶段。一方面，由于中国教育体制的固有缺陷，与传统思想本身固有的囹圄所囿，经历了中学阶段揠苗助长式的选拔与培训，他们的创造力经受了一定的打压，思维却趋向于定式，而这恰恰是大学阶段学习最最忌讳的，同时中国的大学教育，一些原本应该和市场紧密结合的专业却独善其身，远远的避开市场的需求，好高骛远，使大学生常常毕业以后无所适从。所学不能所用正是当今大学的一大弊端。另一方面，从大环境看，近十年以来在校与业已毕业的大学生正是出生在中国人口转型、经济腾飞的关键年份，在他们之前，人口增长虽然较快，但是由于国家的高等教育培养思想，能上大学的人并不多，大学教育的质量相对可以保证，按照经营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其就业问题并非像现在一样的难度。而在他们之后出生，以后将会上大学的人，因为在他们出生之前，国家顺利的实施了“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成功的控制住了人口，同时社会的痛苦而艰难的和转型也将近完成，社会矛盾也得到了有效的缓解，所以他们的大学教育可以说相对于现在当然是更有保障，其毕业以后的就业问题也会相应较之现在轻松许多。所以由于上面分析的原因，现在这一阶段大体从2000年开始的头十多年里毕业的大学生是国家改革开放以后承受压力最为巨大的群体。因为压力的巨大，很多人又找不到有效地舒缓排解方法，最后濒于崩溃的非常之多。近年不断报道的高校自杀事件便是例证。
第二、各种社会思潮比较复杂，大学生价值观念正在趋向多元。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正在变小，正在扁平化，各种思想传播之快，前所未有。大学生是社会上比较活跃的一个团体，这一点不仅仅是表现在起参加社会活动的高涨的积极性上，更在于其接受新思想新观念的开放程度上。作为一个社会的中坚主干力量，青年人的活力是这个社会生命力的象征与标志，而在青年当中，大学生更加是主导这一年龄阶段人群主流世界观念价值观念的骨干力量，因而，让大学生树立良好的社会价值取向应该是每一个国家和社会维护自身稳定，引导公众舆论认知的重要内容。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当代的大学生思潮中，当然有一些比较积极的，具有开拓性富有时代气息的良性的价值观，但同时一些不良的宣传个人主义纵欲主义，绝对的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亦具有相当市场，很多大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漠不关心，或者盲目敌视社会，过头的逆反心理亟需被重视。而值得我们警醒的是，现在这一代大学生是压力巨大的一代，他们对于社会的不公平与突出的矛盾更加敏感，反应也会更加激烈，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正是引合了这一趋势，利用大学生对于社会不够全面清醒的认识，不够健全的价值取向。将大学生们的不满和焦躁有意的引向歧途，试图利用这一举措破坏中国现在亟需的稳定的发展局面。
第三、社会的高速发展，社会经济的告诉变化需要大学生有更加强大的适应能力。如前所述，当代社会正在朝一个高速一体化的全球共同体转变，而中国业已处在这一次变革深深的漩涡之中，不管情愿与否，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事实上正在“引领”着这一次变革。反映在大学生上，他们身上正每天集散着大量的信息，承受着许多外不环境突如其来的变化，无论情愿与否，你都要置身其中，而不能独善其身，否则迟早为社会大潮所汰，尤其在金融危机以后，目前全球经济更加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动荡而不明朗。故而，大学生们每天都会经受这个世界的巨大变化，接受一些在前人从来得匪夷所思的信息，这就需要更加强悍的适应能力。
三、怎样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处理这些问题。了解和明晰了以上这些问题，掌握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一科学理论工具以后，我们便可以将二者结合，针对性的解决问题。首先，面对压力，一个更加开阔平和的视野和胸襟不可或缺。只有拥有了更加开放平和的视野与胸襟，在面对困难挫折时，才能坦然面对，就算不能解决，也可以辩证客观的对待自己的遭遇，不会至于动辄轻生的地步。而要做到“开放平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十二个字的指导意义怎么讲都不会过分，说得具体通俗一些。解放思想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没有走不通的路，阳关道上人满了，独木桥上也许恰恰为你预留了一条小径，要实现人生价值，做到成功，不能简单的以金钱名位衡量，解放思想就是打破这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框；实事求是就是看到我们自身的差距与不足，了解自身的客观实际状况，制定切合实际的目标，避免妄自菲薄和好高骛远；与时俱进就是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一定要因事而制，因时而制，落后的技术不可怕，落后的思想最可怕！其次，对于多元化的社会思想，更要求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方针路线，对于好的进步的，对自身与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要积极的解放思想，用“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同时有一些理论有一些思想本身是很高明的，但是其实践要求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条件，我们要实事求是的看到自身这些条件的满足程度，不能简单粗暴的不见甄别，盲目趋从；还有一些思想的实践具有时代性，对于这些思想，我们一方面不能全盘遗弃看似已经“过时”的，而要将其批判继承，“扬弃”的吸收起来指导现阶段学习，对于现在不具备条件将来有可能具备的，要积极完善自身条件，同时积极地改进这一理论，确保使之不断适应社会条件的发展渐进的过程，与时俱进。
最后，对于瞬息万变的世界大势，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更加重要，一方面对于世界飞速的发展变化要有心理准备，一方面认清现实与理想的差距，正确理解世界的变化性社会的复杂性，不断成熟自己，完善自己，平时多多了解世界社会形势，未雨绸缪，多做心理和物质的两手准备，不至于遇事手忙脚乱，慌乱不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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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以我的理解，在进行经济建设时，应该首先考虑经济利益、其次是考虑环保利益。我国确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人口控制和人口素质提高、社会进步等因素相结合、协调，反对“杀鸡取卵”式的、不顾环境保护、引起环境恶化和生态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和道路。但是，必须同时看到，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并不是并驾齐驱的。经济建设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工作中心，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矛盾决定的，除非发生外族大局入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决不动摇的！再者，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经济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历史使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国家富裕了，军队强大了，科技水平提高了，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繁荣了，工，农业生产效益高了；这是国人有目共睹的伟大成就。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如：1，官僚主义滋长迅速，干群关系日益疏远。2，公权力滥用，贪污腐败现象猖獗。3，社会矛盾逐渐复杂，社会等级观念凸显，社会公平如同口号。4，人心涣散，信仰危机。传统美德缺失，传统文化淡化。5，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经济结构有失平衡。从五中全会看中国发展走向金秋时节，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圆满完成各项议程后，在北京胜利闭幕。这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宏伟发展蓝图。这是今后一个时期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十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审议通过的《建议》，必将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关键时期：“十一五”时期的历史方位 ，“关键时期的一次关键会议”——这是舆论对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基本定位。“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三年前，党的十六大作出的这一重大判断，吹响了新世纪新阶段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新号角。弹指之间，重要战略机遇期的第一个五年即将过去。“十五”时期的中国，以举世瞩目的成就赢得全世界的赞叹。“十一五”时期能否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为下一个十年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对于能否实现十六大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意义。这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的第一个“五年时期”。如何适应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趋利避害，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继续乘风破浪？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这是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一个“五年时期”。一些国家、地区的发展历程昭示我们：在这个机遇和挑战并存、希望与压力同在的黄金发展期、矛盾凸显期，如果举措得当，经济社会发展将实现新的跨越；如果应对失误，很容易导致经济徘徊、社会动荡。面对战略机遇期，我们耽误不得；处于发展关键期，我们失误不起。五中全会在深入分析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后，突出强调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一五”时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历史地位”。“十一五”规划，是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后编制的第一个五年规划，是这一重大战略思想由理念全面转化为实践的第一份“五年路径图”。针对“十一五”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全会突出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坚定不移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这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传递出的鲜明讯息。全会突出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轨道。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五中全会对“十一五”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6个“必须”：必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必须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必须加强和谐社会建设，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并作出一系列具体部署。以人为本：提纲挈领的发展本质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强调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十六届五中全会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从党的十六大提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重大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一切决策、举措的中心。发展的力量来源于最广大人民，发展的成果必须惠及最广大人民。专家指出，虽然近年来我国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坚持以人为本，亲近民生、关注民生，对“十一五”的中国而言，仍然是紧迫而现实的重大课题。5年前，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提出，“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 是发展经济的出发点和归宿。”5年后，十六届五中全会高扬“以人为本”的大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层面，提出了诸多新的思路。这预示着，“十一五”规划的编制，将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发展。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等人文和社会指标，正引人注目地出现在规划编制者的视野。和谐社会：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把扩大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加突出位置”“认真解决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障问题”“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五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并就认真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出了具体部署。当前，我国正经历经济转轨、社会转型，不可避免地面临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日益引人关注，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没有得到妥善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甚至发展成为群体性事件。从党的十六大鲜明提出使“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到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从今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深刻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重要原则和主要工作，到五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思路和举措……回顾这一发展轨迹，人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党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考在不断深化，和谐社会建设这个宏大命题，已逐步从初步破题进入操作、实践的新阶段。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推进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五中全会公报关于自主创新的叙述，让人印象深刻。近年来，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有一种现象却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医药生物技术领域，几乎所有药物专利均为发达国家拥有；DVD行业，大批企业交不起国际专利费而纷纷倒闭；汽车制造领域，真正的国产车仅占10％。由于缺乏核心技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将难以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支持。党中央一再强调，必须更加坚定地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对我国来说，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既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支撑，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支撑，又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支撑，提高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支撑。全会明确要求把自主创新作为制定“十一五”规划的着力点，强调科技发展要坚持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方针，不断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提出在“十一五”期间，要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这使得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战略更加系统、更加具体。社会主义新农村：三农工作迈入新境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五中全会公报中的这一表述，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始终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针对近年来粮食产量连年下降、农民收入徘徊不前、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严峻形势，党中央及时提出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并迅速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的政策。今年上半年，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2．5％，首次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幅度。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绝不仅仅意味着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五中全会突出强调，“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意味着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农村教育、文化、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也将进入加速发展时期，城乡差距有望逐步得到缩小，农村面貌将迎来新一轮的历史性巨变。改革攻坚：在关键领域和重点环节寻求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强大发展动力。然而，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两年前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根据十六大精神，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新世纪新阶段的改革开放作出全面规划和部署。改革的本质，是体制机制的创新。农村税费改革、垄断行业改革、股权分置改革、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一系列关键领域的关键改革加速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事关百姓切身利益的改革也被摆上突出位置……一系列改革举措的相继出台，使得2005年成为“改革攻坚年”。但“攻坚”还仅仅是开始。从现实看，有些改革进展不快，处于滞后状态；有些改革仍止于表层，整体上没有实现质的突破。全会号召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努力从根本上消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全会从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完善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障等7个方面，对攻坚阶段的改革作出具体部署。全会同时强调，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我们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着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谈成绩，实事求是；讲问题，切中要害。五中全会会场内外，求真务实的清风扑面而来。全会深入分析了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强调必须紧紧抓住机遇，应对各种挑战，认真解决前进道路上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理智、清醒的科学态度。诞生于民族危亡关头的中国共产党，在80多年的风雨岁月中，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党的十六大告诫全党，一定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清醒地看到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强烈的忧患意识，源自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世纪新阶段国内外形势的科学分析与正确判断。胡锦涛总书记强调，“十一五”时期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总体上有利于我们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但不利因素可能增多的环境。我们要牢牢把握和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妥善应对各种挑战，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心存忧患，方能从容应对各种挑战；居安思危，才会始终挺立时代潮头。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一五”规划目标，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使命的清醒把握，是中国人民对中国未来的信心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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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茶道近年来发展迅速，也出现了很多的日本茶道的论文。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一起来看看。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1 基于中日茶 文化 之比较研究 [论文关键词]中国茶道;日本茶道;禅 [论文内容提要]在唐代茶文化的繁荣期,通过传播中国文化的僧人们将中国茶文化传入日本,日本结合禅宗和本国文化传统,完成了对中国茶文化的改造,所以中日茶文化既有共通之处,又各具特色?本文从茶道体验入手,对两种文化的沿革作一个简单的梳理,分析其精神实质,从而使这两种富有丰富内涵的文化更容易理解和认知? 一?引言 我 留学 日本时曾有一次接触日本茶道的机会?那日我和朋友在大门前受到身着和服的主人的迎接,随后来到了一间明亮的会客厅,这是通往茶室的第一瞑想舞台——“露地”?露地的“地”是指心,意为割断一切烦恼之绪,现出真实的本性?露地是自我启示的通路,也是此岸(今世)通往彼岸(他世)的桥梁,踏上露地即意味着踏上脱离尘世的第一步?露地有内外之分?会客厅也叫“外露地”,是为了等候客人,让客人作好进入内露地的准备而建?客人到齐之后,追随主人走过一条幽静细长的石子路,来到一个清静古雅的“和风”庭院?此处在茶道中称为“内露地”?庭院环抱着一间古朴的草庵,那就是茶室(すきや)?茶室外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石头水缸,我们用一长柄的竹制水瓢盛水洗手,通过这简单的洗礼之后,方可进入茶室?客人们不论身份地位,都从一个小门跪着钻入茶室?逐一入室之后,主人最后进来?大家先在壁龛前行礼,然后宾主致礼入座?主人先捧出甜点,以调节茶味?一切准备就绪,茶道师开始点茶?盛茶水的茶器是只闲寂古雅?不规则形状的茶碗?茶道师取二?三匙抹茶粉放入其中,注入适量的开水,再用茶筅不断地搅拌着碗中茶汤,直至碧绿色的泡沫立起?点茶完毕,主人将茶碗上花纹转向客人后,跪着递上茶,客人用双手接过茶碗,再将花纹转向主人,然后举至额头,表示还礼?我们是以轮饮的形式品尝了茶?饮完茶,客人要讲一些赞扬茶或感谢主人的话?茶事活动在这静寂庄重的氛围中完成,使人产生一种清寂超然的感觉,继而升华为一种悠久的余情? 完成了对日本茶道的初探,茶道中所表现出的宗教美让我体会到不同于中国茶道的另一种魅力?为了进一步了解日本茶道,首先我想通过与中国茶文化的比较,来探究其发展历程? 二?茶在中日的沿革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制茶 饮茶 最早的国家?“茶”字在唐代之前有繥?繦???茗?羠?诧等别称,后经唐玄宗御批而统一称之为“茶”?茶最初为供品,继而才为药用?战国时期的《神农本草》记载:“神农尝百草疗疾,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因茶有恢复疲劳?提神醒脑?增强判断力?恢复视力等功效,所以它不仅用作内服药,也时常被制成医治风湿病等的镇痛软膏?后来,逐渐地被人们食用?唐以前,饮茶还处在养生?保健等功能阶段,茶艺也远未完善,茶是贵族的专用饮品?唐朝,茶开始在民间盛行,成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此时的茶已经不只是单纯的饮料,而是为静心育德?悟道修身所用?唐代诗人陆羽,由于出身禅门,师从道家,又与儒家士大夫们交往甚密,所以在其所著的世上第一部茶书《茶经》中,首先将儒道佛三家思想融入了对茶之源?具?造?器?煮?饮?事?出?略?图的描述中,标志着中国茶道的产生,但是他没有提出“茶道”这个词?《茶经》介绍了风靡唐朝的“淹茶法”,就是用磨把晒干的茶叶磨成粉并拌和煎制成饼茶储存,根据需要随时随地将茶团捣碎后加桂?姜?盐等材料,煮而饮其汤?唐代诗僧皎然在《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率先冠茶以“道”?诗曰:“……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他通过“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饮茶过程,体现了心灵清静便可顿悟的禅宗思想?北宋时期,茶文化的发展更深远更广泛,茶叶采制更为精制?一种称为“斗茶”的雅玩在当时很流行?在宋朝蔡襄所著的《茶录》上篇中记述了茶的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汤?盏和点茶,说明宋人是将茶叶磨成茶粉贮存的,并且“抹茶法”茶艺在当时已经相当完整和成熟?随着饮茶文化进一步大众化,为了方便饮用,宋朝末年,茶叶生产开始逐渐地转向叶茶?明代张源《茶录》记:“今时制茶,不假罗磨,全具元体?……泡法,探汤纯熟,便取起,先注少许壶中?祛荡冷气,倾出?然后投茶,茶多寡宜酌……稍侯茶水冲和,然后分酾布饮……”,可见明代叶茶开始流行, 饮茶由过去的抹茶法等复杂茶艺改变为与现在类似的简单的“煎茶法”的冲泡形式? 茶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从茶的传入到茶道形成,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平安时代,随着遣唐使的派遣,大批日僧来唐求法?在求法过程中,受到寺院茶文化的薰陶,回国时把佛教文化和饮茶文化同时传回了日本?1500年前,日僧最澄从大唐带回茶种,撒播于台麓山,开拓了日本种茶史?806年弘法大师空海入唐求法,将制茶技艺带回了日本?810-824年传至日本的《茶经》掀起了“弘仁茶风”的饮茶热流,唐风“淹茶法”盛极一时?但此时的茶事只是上层社会的一种风雅之举?894年日本废除了遣唐使,茶文化走向低迷?镰仓时代,1211年荣西明庵禅师撰写了日本最早的茶经《吃茶养生记》,详细介绍了中国寺院里种种的喝茶 方法 以及宣扬饮茶有益寿延年的作用?在荣西的推动下,出现了“寺院茶”,宋风“抹茶法”尤其受到钟爱?寺院常会施茶与百姓,促进了茶向民间的传播,室町幕府的北山文化时期,茶文化与当时极度奢华的武士阶级生活相适应,寺院茶演变成奢侈的“斗茶”?室町中期以后,人们不再注重奢华,更讲究风雅品味,于是出现了高贵华丽的“书院台子茶”?而珠光(1423-1502年)认为书院台子茶在其华丽的形式下并没有太多的精神内容?他注重和汉相融,精简了华丽复杂的茶事形式,创建了清寂素朴的“草庵茶”?并将禅引入茶的精神世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日本茶道的雏形完成了?他还在《心之文》中称茶为“道”,这是日本茶道之首称?之后出现的绍鸥(1503-1555)继承和发扬了珠光草庵茶的精神,深化了草庵茶的禅宗理念,但他强调更多的是草庵茶的和风形式?最后千利休(1522-1592)将珠光的精神?绍鸥的形式相结合,加上自身对禅的体悟,将茶道提高为一种俗化了的生活禅,从而完善了茶道?日本人虽然崇尚茶道,但因其核心是禅,非普通百姓所能领悟,所以很难在百姓中盛行开来?到了江户时期,明朝高僧隐元隆琦被聘东渡日本传教,同时将“煎茶法”也传至日本?由于煎茶法既方便,又不受场地限制,很快被大众所接受? 从两国茶文化的沿革可以看出其发展时序上的一致性?日本茶文化深受中国影响,闪烁着中国茶文化的光彩?但从室町时代开始,它与禅宗紧密结合,向着精致空灵的方向发展,形成日本民族特有的一种东方文化——日本茶道? 三?中日茶道的精神实质 中国茶道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统一,其精神是“廉美清和敬”,即指清廉俭朴?平和快乐?清澄寂静?真诚处世?敬爱待人? 儒家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最大?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认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要求中庸处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格调是中国茶道的主调,儒家的道德和礼仪为茶道提供了茶礼? 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它历来推祟饮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同时,随着佛教的发达,唐代僧人煮饮天下,世人争相仿效,于是饮茶之风盛行民间?还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扬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延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茶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美学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将饮茶习俗和优良茶种传入日本的是遣唐僧人, 茶文化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一些高僧,并且从日本茶道产生到完成,起关键作用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人也是禅宗的信奉者?因此,从日本茶文化的开始直至茶道的完成都与佛有着不解之缘,日本茶道主要受禅宗的影响?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禅宗“慈悲善良,温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刚般若经》的“如如不动”教义?“敬”指敬爱之心,这与禅宗教义“二部四众?平等互重”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净,它源于禅宗“六根清净”?“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 日本茶道还讲究“一期一会”的心境?它源自于佛教的无常观,是指世事无常?既然没有一样事物是保持不变的,那么人与人的每一次交会也是绝无仅有的,茶事活动亦如此?只要还原自我,怀着只此一次的信念,无造作?无杂念地投入,就能从紧促短暂的茶事中获得无限的自由?茶道中还有数寄屋?石缸?茶碗等许多不规则物体,这是因为茶道界以“不对称?不重复?绝无仅有?变化等”为美,如事物太过于正规匀称,则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不完整?富有变化(无常)才更有情趣?这种审美意识源自以“无常”为美的禅宗美学观,禅宗强调追求完美的过程超过完美本身,让每个人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想像力,完善那些不完美的事物,才能得到美的极致,因此有意地避免用完整来表达完美? 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是茶禅一味?禅门认为,喝茶?坐禅都是平凡事,如能在平凡事中找到真实,则表示心已被启发?例如:日本茶道有单饮和轮饮两种饮茶形式?单饮是指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轮饮是指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不管哪种形式,日语都称之为“お茶を一杯 む”?“竹田默雷禅师说:‘若一碗茶让众人轮流喝,可有说不尽的禅味?’他认为一碗茶轮流喝与‘经行’(诵经行走)具有同样的情趣,茶道的奥妙是无法之法,妙在乱中有序”可见,日本茶道已经脱离了饮茶概念,成为了一种无茶亦可的禅宗修行的新形式? 四?结束语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机地融入,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礼”?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实质,体现出中华 传统文化 重视天人和一?和谐统一的特色,中国茶道是无愧于世界文明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与之相比,日本茶道一开始就是重禅宗精神,已经升华到宗教哲学高度,成为了一种生活禅?所以它有一套严密复杂的仪式;茶人也都是修禅之人;其目的已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道,它是“禅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禅的活动”?在中日文化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在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对日本茶道认真探究,彼此不断地互 相学 习,使中日茶道向更深远?更广泛的方面发展? [参考文献] [1]翟文伟,齐正奎.简话中国茶与禅[J].丝绸之路,2003,(2).[2]朱颖.禅宗与日本茶室建筑管窥[J].中外建筑,1999,(2).[3]陈永华.禅文化:中日文化交流的一种载体—从中日茶道的渊源?特点谈起[J].西北师大学报,2003,(5).[4]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M].人民出版社,2004.[5]罗国中.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1997,(1).[6]小组成员:苏州大学文正学院02级日语专业学生 王园?叶飞?徐慧?喻蓓,指导老师:李东军,学术论文《日本茶道与中国茶文化》,2005. 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2 浅谈日本茶道文化 摘要：中国茶道是日本茶道的祖先，但是日本茶道却拥有自己的特色。它拥有自己的的发展过程及独特内涵。日本茶道必须按照一整套规定程序来进行，它不只是一般的是社交手法，更是通过品茶和茶道来达到陶冶情操，抒发情感的目的。 本文从日本茶道的创立及形成入手，通过对日本茶道中茶具及茶室布置等方面的分析，来简单探讨日本茶道中所体现的日本人传统审美意识以及其蕴含的禅宗精神。 关键词：日本茶道、审美意识、茶具、茶室、和敬清寂 一、日本茶道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日本茶道是日本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中国茶道是日本茶道的源头，茶道由中国传入日本后，经过发展、变化、融合形成了具备大和民族韵味的日本茶道。 唐代中期，派遣来中国的日本僧人最澄将中国的茶叶盒种子带回日本，并 种植 在大阪一带。茶叶刚刚出现在日本的时候属于贵族用品，只有权贵、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用茶叶。茶道被当作一种特殊的有品位的文化活动仅局限在权贵的身边。 但到了镰仓时代，受《吃茶养生记》的影响，茶道有权贵和僧侣发展到了平民中间。等到了室町时代，以种茶为生的茶农开始对茶叶进行品评和开办品茶会，逐渐的这样的集会变成了平民的娱乐活动，并由此发展成为了日本最早的茶道。 对于“茶道”这个名词，最早则是由和尚村田提出来的。他把对佛法中的领悟融汇到了茶道之中，它起源于“佛法存于茶汤”的道理，并借由此发展成为了最具自然气息和朴素的茶风。 日本战国时代的千利休则把日本茶道进行改进并提高到了艺术层次。千利休把室内富丽堂皇的的装饰简化到了非常朴素的程度，让日本茶道脱离了物质因素的纠缠，让日本茶道更易于被大众所接受。与此同时千利休还特别要求“本心”的重要，并提出简化茶道的特殊动作，要随意的品茶并放弃外界的形式操纵，来达到用心体会茶道的高深意境。 二、传统日本茶道中的审美观念 在伊藤古鉴所著的《茶与禅》中，把日本的传统茶道分为了三个层次：品茶技巧、品茶礼仪、茶“道”。 日本人的审美观和品茶观完美的体现在其中。品茶技巧就是茶人怎么挑选合适的茶具、怎么放置屋内的盆景和装饰品、怎么点茶、怎么调配茶后甜点;品茶礼仪就是主人和宾客间的礼貌问题。主要方面就是主人对房屋的打扫和茶会上的表演节目;第三点茶道，就是品茶人在喝茶的过程中对人生的领悟、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下面我们就分别从这几个方面来深入的走进日本茶道文化，领悟其精髓，感受其文化。 (一) 茶具和装饰品 在日本的茶道文化当中，我们要深入的了解下其茶道文化的精髓，就要首先了解下其茶道文化中的重要的一个方面，即：茶具和装饰品。 日本茶道中的品茶工具、书画文字、盆景等饰物，体现了日本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从日本传统茶道的祖先村田珠光开始，日本人在查到中找到了寂静和质朴，来探索平淡生活中的点滴趣味。 在日本的名流中，也不乏在茶具和装饰品中有自己特有要求的，他们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是：茶道鼻祖村田珠光。村田珠光追求的是质朴，村田珠光自己就经常选择质朴的茶具，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节约简朴。他认为大和民族的黑色陶器颜色暗淡，但却拥有有 简谱 、寂静的美丽。使用这样的简约茶具，情真意切地待客，既有品茶的乐趣，对道德情操养成和锻炼也大有用处。 再挑选和物的基础上，应当多多选择用淡色系的朽叶色、淡青色茶具和适应寂静分为的茶具。茶道鼻祖村田珠光说‘正是这种以严峻、淡然、悠闲寂静为美的审美观点，才能让人把握到生活的乐趣，来达到灵魂上的追求。 自主独立的品茶地点、露天场所、石头灯笼等的设立都是千立休提出来的。品茶地点虽然简约淡然，喝茶的人却让茶具茶室干净整洁。只有喝茶周围的环境干净整洁才能“进入自悟之道的境界，和美、寂静有佛家的气氛才是最正宗的茶道。对于茶道的鉴赏千利休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也正好是日本人对传统审美观的具体表现。 (二) 茶室周围的布置 在布置品茶地点周围的环境方面，品茶的人所看重的就是喝茶时的虔诚心情，对周围大自然的美特殊的重视。插花对于日本茶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必须选用应季的花草树木，必须看重大自然之美，顺应花朵枝干的自然之势，不要求奢华，只需要简约自然，让人怦然心动，让他们所呈现的大自然的魅力，要和茶室中与季节、书画遥遥响应，真正意义上的靠近生命的本质。 从这里看出，这就是日本人传统的和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理念。《茶之书》中也提到“花瓶滴落的清水其实并不需要加以抹去，因为它暗示着露水一般的纯净与清爽”。同样体现了日本茶道中的人当与自然相融合，在茶道环境的布置与高深技术中，重视大自然，轻慢人人之间的锁事，注重生命最本真的和谐。 (三)和敬清寂 17世纪前期，16世纪末期，千利休用“和敬清寂”四字囊括了日本传统茶道的精神理念，建立了日本最正统的茶道。“和敬”主要代表的是人人之间的和睦相处用心交流，万万不能妄自尊大;“清寂”指的是冷静严肃、淡然、悠闲的审美观点。 在举办品茶聚会之前，品茶人必须先打扫周围的环境，保持室内整洁，茶具的干净，茶叶必须经过精心的加工碾碎，茶具要反复清洗干净一尘不染，插花也要根据宾客的不同和季节的变换来选择。 茶人品茶时的动作符合规范迅速敏捷，“既要让人产生舞蹈时的节奏感和飘逸感，又要精确规范”。因为这样宾客才能感觉到主人的重视和尊重，展现了主人待客的真诚。在茶会上，宾客们的穿着也非常重要，因为要与茶会的背景相互协调，身份再崇高的贵族都必须爬跪进入。入座之后也不能喧哗保持安静，并需要向着主人放置在王床间的画行礼致敬。这样才能体现出人与人交流的“和敬”气氛。 到了室町时代中期，伴随着时代和经济的发展，城市慢慢变的奢华和喧闹。很多人开始厌倦了这种喧闹的生活，把寂静、淡然、悠闲为美，他们期待着过上隐居的生活，来达到心灵上的安慰。茶道之茶称为“佗茶”，“佗”有是幽远寂静”、“闲适”的含义。一边喝茶一边和朋友谈天说地，不问世事，修养身心。“清寂”之美从这个时期得到广泛的流传。 (四)禅茶之缘 日本的传统茶道是必须按照一定的流程规范来完成的一种艺术。并且日本茶道的根本精神，正是包含在这些看似复杂繁多的程序中。而这些繁杂的工序 并不是要让品茶人的注意力从茶本身上移走，而是要茶客细心体会整个品茶的过程，从而把品茶人从世俗的喧嚣、和生活的琐碎中解脱出来。 茶道中禅的意义，就是通过繁琐的品茶程序和规则来锻炼人们的本心，当这些繁文缛节不再使品茶者苦恼，当饮茶人随意之间就能表现出茶道的礼仪规范，才算领悟了茶道本身的真谛。 茶道的最高境界就是把精神修养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通过茶会本身的形式，宾客和主人之间的相互配合，在寂静淡然的品茶环境中，以喝茶、欣赏茶具、宾主间天天说地的形式，以此来达到修身养心的目的、还能让我们洁身自好，拥有更加的完美意识和品质。这也就是禅宗里的“勿使染尘埃”和“本来无一物”的两个境界。 在整理中，我们发现：人们只有通过不停的反问自己的内心，才能最终令尘埃无可染之处。日本茶道，是用一种仪式来向人讲述禅的思想，是日本文化的结晶，是融佛教、道教、儒家学说为一体的一种精神文化。领悟了这些方面才能更好的领悟日本茶道文化的内涵。 三、结语 日本茶道其基本精神被日本学者概括为“和、敬、清、寂”四个字，主张通过在茶室中举行茶会的方式来了悟禅法，参透本心。日本茶道推崇朴素的“闲寂”茶风，“在不引人注目的外表之下暗含着无价的宝物，在贫困之中深藏着难以言尽的恬静的喜悦”，这种意境被日本茶人奉为美的极致。“闲寂”的美学理念不仅显现于茶具、茶室、茶仪等诸多外在形式之中，更深深渗入了茶人的内心世界，成为日本茶道艺术最为鲜明的个性特征之一，对整个日本民族的审美情趣构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以上所说的，日本茶道不仅仅是单纯的娱乐、和业余活动，它让人们在谨慎的品茶过程中养成认真、并遵守社会公德的习惯。同时，其实茶道本身已经成为了大和民族对对大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并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 参考文献 [1]村井康彦.茶道思想[J].日本研究，1990(1)：79. [2]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3]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5-26. [4]钱朴.茶道渊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5(38)：51. [5]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1989. [6]铃木大拙.禅与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7]吴平.禅趣人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赵天相.〈茶禅一味〉寻踪有感[J].农业考古，2000(58)：126. >>>下一页更多精彩“关于日本茶道的论文”
近代经济史研究论文？多如牛毛，自己上网查就是了。关键字会不会用？不会就找老师同学请教一下
建议更改一下悬赏分踊跃报名的人就很多了为了20分（还是系统给的） 写个两千字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楼主考虑一下~
我刚好写了一篇相关的作业 发给你看看能帮得上不浅谈金融危机与联系的普遍性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整个事件的始末，2006年前后由于美国政府出台的利息政策很利于购房，所以想要赚取更多利润的许多美国金融公司通过金融创新设立了一个新的金融项目用来向那些信用较差的人群提供贷款买房的资金，即次级按揭贷款，也就是俗称的“次贷”。次级抵押贷款本身就是一个高风险，高收益的行业，他对贷款者信用记录和还款能力要求不高，贷款利率相应地比一般抵押贷款高很多，因此申请次贷的人多是哪些因信用记录不好或偿还能力较弱而被银行拒绝提供优质抵押的人。而随着政府后来通过17次加息但以及房地产开始降温，使得某些人的还贷能力丧失，于是房子被银行收回，但由于房子的价格已经相比于房地产降温前下跌了很多因此相当于银行也就赔了钱，同时银行因为在贷款前找了另外的银行或保险公司进行了贷款的违约保险，而这保险最终被各公司做为“原始股”在金融市场上进行了反反复复的交易，当最后一家公司买进后，次贷危机爆发，其违约赔偿大大超乎了原先的预算，所以这家公司宣告破产，而根据投资原理和经济全球化，由于全球经济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导致了连锁影响，爆发了“金融危机”。下面就来浅析一下这次最开始爆发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如何通过一系列连锁反应影响到全球从而体现出了事物是普遍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一．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美国是典型的低储蓄高消费的国家，此次金融危机必将导致其国内市场信用级别下降，影响消费者的信心，而这会减少流向美国的国际资本，于是建立在国际资本流入基础上的美国国内需求将因此而下降。与美国相反，中国目前正处于高储蓄的状态之中，外部需求的增长成为国内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国内经济对外贸出口的依存度较高。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量高达中国出口贸易总量近百分之五十，是中国在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金融危机发生后导致的美国国内需求下降发生后，其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增速也将下降，这将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增长造成抑制作用，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同样的，对于日本，欧洲等一些大的经济体来说这次金融危机也对他们的出口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同时也使各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全球经济彼此紧密相连，各个经济体之间通过贸易、投资等活动，彼此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的金融动荡往往会影响全球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困境甚至会造成全球性的贸易和投资活动调整。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不存在完全不受外部影响的“孤岛”。二．对我国企业的影响总的来说，美国次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很大，由此对国内的一些企业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所处的行业和环境不同，因此各企业所受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由于出口受到抑制，所以对外贸型企业影响较大。而对以内销为主满足内部需求的企业来说，影响不大。 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企业产量的下降，更多的是随之而来的一些连锁反应。随着美国经济增速放缓，我国对美国出口增幅下滑趋势明显。据统计，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去年第三季度对美出口增幅已出现较大幅度的回落--第一季度，我对美出口同比增幅达20.4%，第二季度下降到15.6%，第三季度更是降至12.4%。 作为广东九大支柱产业之一的纺织服装行业自然难逃拖累。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力与产品的销售速度都在下降。从客户反映来看，第三、四季度订单明显下降，美国人消费意愿下降，零售商下单自然就少。与此同时，生产纺织机械的国有企业也难以避免订单下滑的趋势。 总的来说中国的出口企业在当前的趋势下，出口产品的利润将被侵蚀，出口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有相当一部分利润率低、抗风险能力不强的出口主导企业有可能无法生存。从内销型企业方面来讲，由于其产品主要是为了满足内部需求，从而较少受到出口下降的影响。基于此，很多在国外市场受挫的外贸型企业也正在积极的开拓国内市场，进行艰难的转型。总体来看，外贸不景气主要冲击民营企业，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大，即便有也是间接的。三．对我们即将毕业大学生就业的影响一是金融危机导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对就业的拉动能力减弱。调查表明第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降，一些地区新增就业人数增速减缓。二是部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特别是纺织服装、加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停产、歇业，对就业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跨国公司业务萎缩，会减少用人数量。三是部分对外依存度高的外贸出口型企业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出口的减速将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此次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了当前大学生的就业前景。四．基于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我们应该怎么做最后，金融危机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还有很多，其影响事物的广度和深度也还在逐步扩大，面对这次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首先我们必须坚持普遍联系的观点，要用联系的观点去看待一切事物和处理其带来的各种问题，其次，世界普遍联系的原理还要求我们要树立整体的观念。因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所以整体与部分也是不可分的，部分是整体的部分，整体由部分所构成。离开了整体的部分就不在具有原来的性质。因此我们在实践中一方面要顾全大体，要有整体观懂得在一定条件下部分要服从整体；另外一方面，又要善于兼顾各方面的利益，注意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这样才能处理好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2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论文摘要：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和为贵”的“和合”思想正是其中最具生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几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思想动力，也是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理念的思想源泉。“仁”的思想是当代重要的价值观。是重要的道德标准。 近年来，国内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从最初的学习普及转为对“中国道路”的思：索。我们要深入探究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源，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的关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血脉相连，也使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更富有生机和活力。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 和合 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和实际活动的方式及其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由于人们生活实践的复杂多样，文化也相应地具有不同的内容、形式和层次。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早在数千年以前，中国就以独具特色的黄河文化而闻名。其后，经过炎黄子孙长期的创造和积淀，中华文化愈丰富多姿、博大精深，其成就、其影响，举世罕见。 中国国土辽阔、地大物博，自周秦以来除个别分裂割据时期外，在大部分时间内保持着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一政治机构。因而，在中华传统文化这一体系之中，既有源自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作为主体，也有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补充，相得益彰。在许多方面，中华民族的祖先曾非常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吸收外来文化因素，并加以改造，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独特的地理造就了独特的中华文化，也就对中国的发展和人文历史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养育人的肉体，更滋养人的精神和灵魂。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地理因素，人文因素的综合结果。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特别注重道德修养。其中心环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修身的必然结果。修身是立身之道，也是立国之道，主张通过自身的修养和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其最高目标和终极价值是实现人与群体，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及协调发展。孔子的儒家学说，确定以“仁”为核心，以“义”为价值准绳，以“礼”为行为规范的道德模式，把个人的道德修养和价值实现定位在对他人、对群体、对社会的关爱和奉献上。这一传统的积极意义在于造就了无数个像范仲淹那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志士仁人，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优秀道德规范在建设和谐文化过程中，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的传统用文化包括好多的方面，以下介绍几个方面。首先介绍的是仁的思想，仁的思想是有古代的大教育加大思想家孔子提出的。使其思想的核心，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但在今天看来，对我们的社会生活和各个方面都长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仁者，爱人”，儒家思想首先强调家庭内部的和睦有序，强调家庭内部的父子兄弟的有序关系，这有其封建的等级思想，但也有尊老爱幼的含义，有利于维护家庭的稳定，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稳定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儒家思想还把家庭内部的感情交流推广到整个社会的人际交往，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尊重与爱护。“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儒家思想强调换位思考，从别人的立场为对方考虑，这是人际交往的理想境界，是我们形成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要求“克己复礼为仁” 孔子的“仁”与“礼”是紧密联系的。“礼”是指统治制度，包括各种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克己复礼”就是要求人抑制私心欲念，遵守社会制度秩序，要求人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有些特性是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会出现一些以前社会所没有的特性。但是，无论社会是怎么发展，有些东西在人的内心是永恒的，历史的思想我们可以按照当今的时代背景重新加以解释，它也能发挥时代的光芒。在当代中国孔子的仁学思想从自觉地实现个人价值体系和主流社会意识，已经转变唯一是和文化心理习惯的形式。仁学的思想能够在解决现代人的信仰失衡，建立理想人格世界方面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并成为世界多元文化和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客观上促进了现代企业管理向人性化方向的人本管理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孔子所构想的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在今天民主与宪政的社会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在现阶段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阶段中对孔子仁的思想采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可以加速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促进人文精神的发展。其次介绍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思想。中国古代思想提倡“天人合一”，即人要与自然界和谐相处，在尊重与保护自然中谋生存，求发展。 “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先哲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各种现象的本质的概括。它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阳、天人等，但同时又把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结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等；它并不否认矛盾和冲突的存在，但主张防止过度的矛盾和冲突破坏不同事物相互依存、共同存在的环境基础。 秦汉以后，“和合”思想被普遍应用，渗透于各个时代各家各派的思想之中，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中被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人文精神。 “和合”思想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外交哲学和对外交往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现代“和合”思想仍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合”思想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往、吸收、融合，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文化特点与差异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减少摩擦、增加共识，发扬“和为贵”、“和而不同”的思想显得更为重要。为此，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共存、共生、共赢的“和合”思想，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 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领悟了传统文化“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启示，中国所倡导的“和谐世界”理念，必将推动全球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成为引领国际关系发展的新潮流。中华文明自上古诞生之日起，就如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绵延至今。共同的心理特征，文化特质是在广阔而漫长的历史舞台上形成的，并且已经在中华民族深深扎根，不可替代，不可更改。任何外来文化只是对我们的民族精神的丰富和补充。我们挖掘、整理传统文化，继承有价值的东西，就是要充分认识，全面考察传统文化，就是要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认识传统文化对创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基础性作用，这对我们找到历史坐标，找准历史方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切实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在提高道德修养、培养道德规范方面的重要作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和共同的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支柱和灵魂，它对于塑造民族的品格和风貌，对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增强，作用之大不可估量。而传统文化正是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所以我们进行民族精神教育时，离不开传统文化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要弘扬爱国主义，这是民族魂。诸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精神，各族一家、协和万邦的宽容精神，忧国忧民、献身祖国的爱国精神等等。在市场经济的负效应冲击精神文明建设的今天，这些民族精神的精华，必须通过认真的梳理、挖掘，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激发人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热情，“使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充分释放、文化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使当代中华文化更加多姿多彩、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中国文学之与世界性文化的矛盾一直困扰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民族化、西方化等问题不仅是 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学创作的实践命题，也是困扰着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走西方化路线还是走民族化路线？人们一直存在争议。如何从理论上总结民族化与西方化之得失，对此理论界也莫衷一是。本文试图历史地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西方化与民族化倾向纠葛缠绕、交替消长的曲折过程，对“西方化与民族化”这一中国文学之现代化进程中反复出现的基本命题进行反思，并结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状况正面提出“世界化”观念。本文从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分析出发，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和西方化实践都是失败的。进而，本文在理论上论证，民族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中国民族文学是完全与与西方文学异质的文学，两种文学语码完全不一样，缺乏对话性；西方化论者失败的原因在于他们用西方式文学和西方文学对话，对话跨越了中西鸿沟，但却使我们失去了自我，他们的对话对中国文学总体构不成实际意义。对话的根本目的是增进了解、彼此促进，真正的对话应该是建立在彼此有共同的问题需要探讨的时候，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国文学遇到的问题开始具有“世界性”，这个世界性问题正是真正的跨文化文学对话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文学要解决的问题和当今世界文学要解决的问题有了同构的关系，中国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世界文学有了借鉴意义，同时世界文学的解决方案对中国文学也有了学习价值。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中国文学在面对这些世界性问题时，它的解决方案哪些是独创的，只有这个独创的东西，才会为世界文学所需要。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文学的世界性，根本的根基不是从西方拿来的问题，也不是从民族传统中继承的问题，而是在这些之上，孤独地面对当下社会的“现代化”这个现实，并且拿出自己独创的艺术表现方案来，我们要独创的艺术表现图式，这个图式，它是独创的才是世界的。所以，我反对民族化，也反对西方化，而主张提“世界化”，首先我们就是世界的一分子，然后是在这个分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世界性。一、“西方化”及其历史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从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的，按照胡适的总结，这个现代化在语言形式上以“白话文”为特征，内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学”为特征。胡适进一步认为，“白话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学”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无论是提出以“白话文为正宗”的胡适，还是提出“人的文学”理论的周作人，在当时都是西化论者，即主张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必须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精神上，他认为，中国古代的东西就如同遗传基因一样是永远地在我们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着我们着意继承或者模仿，而外来的东西则相反，“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鲜血液使中国文学获得新的精神动力，当然周作人也强调这种借鉴必须以“遗传的国民性”作为“它的素地”[2]，也就是说周作人对“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较而言，胡适的“西方化”观念主要侧重在文学形式上，而且态度比周作人彻底、激进，“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Fichte】，作玛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璨，屈原”。“西化论”者如何对待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呢？胡适从“白话语言”的形式角度对辽、金、元之后中国白话文学传统做了肯定，对《水浒》、《西游》、《三国》推崇备至，不过他对上述古典古代白话文学作品的推崇是从“对欧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对拉丁文，建立本国的俚语文学的比附”出发的，其立意点依然是在鼓励中国现代作家向西方人学习，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们向中国传统白话文学靠拢。事实也的确如此，周作人、钱玄同换了一个角度——从思想内容的角度——就对上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贬得一钱不值，在《人的文学》[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斋志异》看成是“妖怪书类”，把《水浒》、《七侠五义》看成是“强盗书类”，把《三笑姻缘》看成是“才子佳人类”，把《西游记》看成是“迷信鬼神书类”，并说“这几类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钱玄同，他一方面极赞成“语录以白话说理，词曲以白话为美文，此为文章之进化”，“小说为近代文学之正宗，此亦至确不易之论”，但是，一谈到内容，他的观点就立即来了个大转弯，他说，“词曲小说，诚为文学正宗，而关于词曲小说之作，其有价值者则殊鲜。[4]”钱玄同从“高尚思想”、“真挚感情”角度遴选中国古代白话小说，选来选取，却几乎把那些古代白话小说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钱玄同者是从思想内容角度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展开批评的，他们把小说定位在为“人本主义思想”做宣传鼓动上，不约而同地把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才子佳人”、“诲淫诲盗”、“神怪不经”、“迂谬野史”而加以挞伐，主张中国文学必须在精神上西方化（启蒙化）。从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五四时期西化派作家强调文学白话化，却大多对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特别不感兴趣。五四时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是现代横断面式短篇小说的发达，与之相关的是中国传统章回小说的式微。明清白话章回小说，大多有“拟话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说作为“说书”的口语体式，但是，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过程中，现代小说家一方面强调小说要用“白话”、“口语”，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话小说的“说书”特征，他们开始用白话文写作，但是这白话文的“现代小说”却恰恰不再具有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因“听－说”这一“说书”特征而发展起来的特殊的口语化表现技巧，而向着“纯书面/案头读物”方向发展。这至少从表面上看是个矛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显然，五四人是把“书面/案头化”作为现代小说的标准之一来认识的，其来源是对由知识分子案头创作，纸面媒体印刷出版发行的西方“书面/案头小说”的观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说来比附中国小说的思维定势，导致他们根本看不到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口语体长处。五四人不仅全面否定中国古代文言文学的士大夫传统（从启蒙的动机出发，五四人要求文学成为宣传启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们要求文学通俗化），也否定中国古代白话文学传统特别是话本小说传统（启蒙要求小说知识分子化，话本小说虽然是通俗化的，但却是非知识分子化的），其核心动机是在“西方化”上。这个“西方化”在当时是以文学的“启蒙化”为特征的，在这种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学革命的参照系横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纵向的定位在中国古代某个（白话）文学传统上。他们之所以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具有白话传统，只是在理论上玩了一个“白话文学古已有之”的论证策略（中国人特别欣赏“古已有之”的论证，这种方法近代维新知识分子也用过，例如《孔子改制考》），这个策略仅仅是出于为五四新文学革命提供舆论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实践中，对新文学发展起导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西化派对中国文学现代化之道路的选择，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语言理路及其现代化转型的可能性是盲视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种中国“万事不如人”的心态，中国文学要在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双双“向西方学习”的心理。五四西化派的这种心态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找到了回应。随着五四时代大潮的落幕，又因为中国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文学上的西化浪潮渐渐湮灭，1949年以后更是销声匿迹。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大陆再次进入开放时代，文学上的西化浪潮也又一次浮出地表。经过文革极端民族主义文学禁锢，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作家突然发现，他们在思想感情上竟然变得那么亲近西方现代派文学，这个时候袁可嘉适时地翻译“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徐迟等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于是一股拿来之风骤然兴起。这次西化浪潮，首先表现在诗歌方面，朦胧诗的崛起是它的第一个标志，北京的一小拨人爱诗的人在文革的禁锢当中如饥似渴地阅读着当局内部印刷之供领导干部阅读的西方作品，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西化理论主张和趋向，只是直觉地亲近着他们所能看到的西方作品，摹仿着这些作品，就这样他们无意中挤上了西化之路。此后是西化的现代派小说及戏剧的流行，小说理论方面出现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5]等书，该书强调小说要揭示现代社会矛盾，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复杂的人性，尝试新的表现手法，这些和当时的阶级论、典型论、工具论文学观构成了鲜明反差，自然也受到了批判。当时有位老作家就说：“近年来有些年轻作者的创作脱离生活，一味追求所谓‘新、奇、怪’，即盲目模仿西方现代文学的某些技法，走上了邪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西化论者面临的压力很大，至少不比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等提倡西化时遇到的小。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西化论者其理论策略是仅仅把西方现代派文学当做一种技巧来认识，以规避“现代派文学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也不可能需要现代派文学”论者的反对，他们提出，如果说西方现代派文学本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部分，那么其艺术表现技巧则是没有意识形态性的，是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学习的。的确，论证技巧问题要比论证“西方现代派文学是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学，因而具有无产阶级性，可以为无产阶级文学之一部分”容易得多。《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中，作者的讨论严格限定在“技巧的演变和发展”上，并且就“同一种技巧，是否能为不同的内容服务呢？具体来说，西方现代资产阶级作家的体现资产阶级思想、趣味、感情的小说所使用的技巧，中国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可否用来体现无产阶级的思想、趣味和感情？”的问题作了肯定性的回答。表面上看作者是在呼吁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派小说作技巧上的借鉴，实际上作者提出了是一种西化“现代派文学观”（相比较而言，我们可以称五四西化派提出的是一种西化的“启蒙主义文学观”），该书《序》中叶君建先生说，“我们现在的欣赏趣味，根据我们所出版的一些外国作品及其印数看，似乎是仍停留在蒸汽机时代。我们欣赏欧洲十八世纪的作品，如巴尔扎克和狄更斯的作品，甚至更早的《基度山恩仇记》，超过现代的作品。至于本国作品，现在还有一个奇特现象，有些人欣赏《七侠五义》，似乎超过了任何现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新华书店的定货能作为判断一部作品的欣赏价值的标准的话。这种‘欣赏’趣味恐怕还大有封建时代的味道。这种现象的形成也可能是我们多年来无形中在文化上与世隔绝的结果。”从上述分析可知，其实作者是在努力推介西方现代派文学，只是这种推介是羞羞答答的罢了，它的逻辑是“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技巧完全可以为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借鉴，可以用西方现代派这个形式，表现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内容。”这种论说方式体现了经历过文革，对文革磨难记忆犹新的一批中老年作家、理论家的比较典型的思维。但是，更年轻的理论家们则不满足于这种遮遮掩掩的“西化论”，他们更愿意以激进、直露的方式阐明自己的西化观念。一位在当时非常出名的青年理论家就认为中国当时的现代派都是“伪现代派”，“作家体验到的东西大多是受到社会理性道德规范束缚的东西，表达出的观念是社会层次、理性层次、道德层次的东西，可是又采用了现代派的艺术手法，这就造成了外在形式和内在观念的分离。”（《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在更青年的理论家们看来，中国文学之现代化并不能简单地从借鉴西方现代派表现技法上获得的，这只会导致“伪现代化”，中国文学的真正现代化必须整个地从头来过：不仅仅是从技法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而且更重要的是从思想意识上向西方现代派学习。有西方现代派的形式，而没有西方现代派的内容，这正是中国文学之危机所在；必须下决心使中国文学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同时西方现代派化。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强调中国文学不仅要在形式上西方化（现代主义化），而且还要在内容上西方化（文学体验的现代主义化）。[6]这种激进的西化观，一经出现便遭到激烈批判，这逼迫这一派对中国新文学作西化观指导下的历史回溯，以便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历史证据。在这种思路的左右下当时出现了一股用西方现代主义眼光重新解读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冲动。1985年黄子平与钱理群、陈平原的三人对话《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7]就是这样一个文本，该文这样论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浸透了危机感和焦灼感，浸透了一种与十九世纪文学的理性、正义、浪漫激情或雍容华贵迥然相异的美感特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从总体上看，它所包含的美感意识与本世纪世界文学有着深刻的相通之处。”该文实际上全盘推翻了中国学界、政界以往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所作的论断，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在性质上是和西方20世纪现代派文学同构的现代主义文学。这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重新解读，与此同时，这种重读思潮也发生在具体的作家作品领域，汪晖、王晓明、吴俊等开始更加重视鲁迅小说和散文中的现代主义因素，鲁迅作品中，杂文的受重视程度明显降低了，一时间《野草》成了鲁迅的代表作；相应地对矛盾、巴金等作家作品的重读也热行起来；以致发展出一波“重写文学史”浪潮。西化思路，不仅仅作为指导文学发展的一种方向而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指针在20世纪中国文论史上也产生了影响，如陈平原对中国近代文学转型的研究。陈平原对中国近代小说流变的观察实际是建立在一套西化的评判模式上的。陈平原说“……中国小说的主流还是不能不推白话小说。白话小说语言清新通俗，善于描摹人情世态，再加明清两代文人的改造，渗入不少文人文学的色彩，产生过《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一批杰作……白话小说艺术表现力强，在中国小说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又甩不开说书人的腔调――两者（指文言小说和白话小说――葛红兵）都无力承担转变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重任，除非在小说观念和小说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8]读了这段引文我们不禁要问：“既然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有这么多优点，为什么我们还一定要对它进行‘大的变革’呢？‘说书人的腔调’作为一种小说技巧为什么就不是现代性的呢？”显然，陈平原先生的现代小说的标准是来自西方的，他要求中国“小说观念和传播方式上来一个大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西方化，正是以此，他才产生了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不是现代小说，话本小说必须接受“现代化转型”的看法。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论界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叙述模式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我们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叙述模式中的“现代性”成分所知甚少，只是简单地从西方现代小说叙述漠视出发对它产生了“非现代性”的定性。西化思路在20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史上是居主导地位的，它促生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中国文学有今天这样的格局不能不说多和它它有关，但是它也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及其理论的一些致命欠缺，这个欠缺就又如一位理论家所说：“（1）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偷窃’的基本命题；（2）缺乏自己独创的、非‘借贷’的范畴概念系统；（3）缺乏自己独创的、非‘移植’的哲学立场。”[9]。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理论在其生长、发展的近一个世纪中，常常是徘徊在“西方”的阴影之下：它的基本主题（启蒙主义的“人的文学”思想）是西方的，它的基本形式，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在叙述模式上的现代叙述学转换，也是向着西方而去的。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国外研究现状是。1、在撰写之前，要先把从网络上和图书馆收集和阅读过的与所写毕业论文选题有关的专著和论文中的主要观点归类整理，找出课题的研究开始、发展和现在研究的主要方向，并从中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者。2、通过写国内外研究现状，考察学生对自己课题目前研究范围和深度的理解与把握，间接考察学生是否阅读了一定的参考文献。3、毕业论文，撰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且是为了让学生了解相关领域理论研究前沿，从而开拓思路，在成果的基础上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劳动或避免研究重复。
自海通以还，新学渐兴，域外学术书籍译介遂成近代中国“输入学理，再造文明”（胡适语）之重要途径；而对外国学者中国史研究著述的译介，不仅有益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更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因“身在此山”而形成的某些局限。但国外中国史研究林林总总，洋洋大观，几十年来（特别是近20年）对其译介虽多，终也只能是“取一瓢饮”，因此这种译介的态度和选择标准本身小而言之实际又是学术变迁的反映，大而言之甚至可说是时代、社会变化的一种折射，成为值得研究的对象。本文不拟对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的丰硕成果作全面研究述论，更非具体的书评书介，仅想对这种译介在不同时期的主要特点、对国内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要影响和意义等试作初步研究概述，难免挂一漏万，诚祈方家指正。 （一）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不仅仅是一种政权的更迭，而是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到上层建筑深刻而全面的巨变，马克思列宁主义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反过来又会影响经济基础，因此一种全面的社会变动要求一种全新的意识形态与之相应。“学术”属上层建筑．所以对旧有的学术进行“改造”就“势所必至”了。由于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认识与中国革命关系重大，所以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在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就已相对成熟；但在原先的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中，这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一直是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学派。这样，以前者改造后者，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批判，自然成为这一领域的中心任务，对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自然也不可能离开这一中心任务。 对此意图，当时出版的所有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几乎都有明确的说明。《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的“中译本序言”谈到之所以翻译此书一是因为该书的资料“有不小的利用价值”，但更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它“一向被中外资产阶级学者奉为圭臬之作”，现在“不要忘记这些谬论在很长的一个时期中，曾经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的思想界。应该说在殖民主义理论的作品中，这部书是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的，因而也就是反对殖民主义者所应该注意阅读的东西”。①丹涅特著《美国人在东亚》、莱特著《中国关税沿革史》、约瑟夫著《列强对华外交》、威罗贝著《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伯尔考维茨着《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的译者“前言”或“后记”，都毫无例外地郑重声明了这一点。 在当时百废俱兴的历史条件下，就数量而言，翻译出版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并不算多。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50年代组织选译的绝大多数著作的确代表了国外有关学术研究的一流水平，选书之精当与译品质量之高至今仍令人钦佩，此皆说明选译者眼光的不凡、学识的深厚与态度的严肃认真。例如，直到现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仍是被国内中外关系研究者引征最频的著作之一；《外人在华特权和利益》一书在整体上仍未被超越……更有意义的是，当时代环境发生变化后，这些译著的学术性便立即显示出来，为一些相关学科在新时期的迅速发展打下一定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50年代初期对苏“一边倒”，各学科都在自身建设方面竞相翻译出版“苏联老大哥”的有关著作作为“教科书”，并奉为“典范”时，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却翻译出版极少，更无被视为“典范”之作。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在中国近代史学科中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派当时即已相对成熟，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框架和方法，无需像其他不少学科那样匆忙照搬苏联的“教科书”。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阶级斗争”愈演愈烈，对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分析、批判言辞也日趋激烈，这种“译介”更明确被提到“了解敌情”、“兴无灭资”、“反帝反修”的程度。《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2卷）和《外国资产阶级对于中国现代史的看法》近120万字，选译了从19世纪末叶以来，尤其是近几十年来仍有影响的英、美、法、德、日等国数十位资产阶级学者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近代经济及文化问题、中外关系、农民战争、边疆危机、中国革命、国共斗争……等各方面有代表性的论述。在长达万言的“序言”中，选编者对近百年来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中国研究状况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对各种观点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并进一步申明了编译的目的：“我们选译这些资料，即是为了了解敌情和提供反面教材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我们从这些资料里可以进一步认清学术思想领域内，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真面目，认识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侵略毒化中国人民的罪恶活动，借以激发我们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上主义的斗争，并且从斗争中清除资产阶级历史学在中国史学界的流毒和影响，壮大历史科学队伍，团结一切爱国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化。”② 十年“文革”特别是它的中后期，有关俄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在一片荒芜的学术园地中突然“一花独放”，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这种“一花独放”，完全是由于“反修”斗争和中苏边境冲突的需要。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的中译本“出版说明”写道：“本书炮制者以极其卑劣无耻的手法，全面、系统地伪造近代中国历史”，“恶毒诽谤攻击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这篇个到5000字的“说明”充满了“恬不知耻”、“疯狂攻击”、“秉承其主子出意旨”……这样一些几近谩骂的文字，并认定这部书的目的是“妄图否定毛主席关于中国近代史的一系列科学论断，否定毛主席为中国革命制定的马列主义正确路线”，“变中国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③当时的“时代精神”可说尽在其中。而有关中俄边境著述的译介更多，由于这些译著以资料、回忆录为主且限于本文篇幅，恕不细述。但是这些翻译为后来的中俄关系史研究打下了较为深厚的基础。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中美关系在1971年开始解冻，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也在“供有关部门研究中美关系时批判和参考之用”的名义下，由商务印书馆组织翻译出版。 （二） “文革”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开始，沉寂已久的学术开始复苏，由于较长时期的自我封闭，学界对国外学术研究的了解尤其必要、急迫。这种形势，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介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而开风气之先且成效最著的则为中的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国门初启的1980年创办的不定期刊物《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 该刊编者在创刊号中明确表示其“目的在于及时介绍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情况，了解外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动态，沟通中外学术交流”。承认“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史这个学术领域内，国外的研究工作发展较快”，“一些我们还未涉及的问题，国外也有了较深入的研究；国外还不时对我国近代史研究上的某些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进行商榷或争论。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及时了解，以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活跃学术空气，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所收文章主要看其是否有新观点、新资料，或新进展，至于内容与观点正确与否，则不一定要求”。④从“了解敌情”、“反面教材”……到“沟通中外学术交流”、彼此平等地“进行商榷或争论”，承认自己多有不足、曾经“闭目塞听”……这种转变是巨大的、根本性的。这篇“编者的话”虽只短短400多字，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新时代的新精神，亦说明所谓新时期确非虚言泛论，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方方面面巨大的新变化。后人或许很难想象，这种平实如常的语言所说的本是最“平常下过”的道理、然而实际却是那样地“不平常”，因为它是那样地来之不易。这种态度，可说是新时期译介的代表。从1980年创刊到1995年终刊，《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15年来共出版27辑，发表了40O余篇近80O万字的译作。其中有国外学术期刊的论文翻译，也有著作摘译，文种涉及性、日、俄、法、德等诸多语种，以较快的速度、较为全面地向国内学术界介绍了外部世界的有关信息，对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对学术发展如此重要的刊物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个于几年前停刊，学界至今仍咸为惋惜。另外，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从1990年创刊到1996年停刊，共出刊42期，也曾是了解国外有关学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窗口。 在最近20年中，有关译介越来越多，越来越快，其中影响较大的译丛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1987年起出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陆续出版的有美国学者魏斐德著《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孔飞力著《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从其敌人——1796―1864年的军事化与社会结构》、费维恺著《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锦江著《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施坚雅著《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英国学者杨国伦著《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日本学者滨下武志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 江苏人民出版社从1988年起陆续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与近代中国有关的译著有美国学者费正清、赖肖尔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格里德著《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郭颖颐著《中国现代思潮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史华兹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柯文著《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墨子刻著《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周锡瑞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杜赞专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O―1942年的华北农村》、艾恺著《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一1907）》、任达著《新政革命与日本——中国，1898―1912》、周策纵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萧公权著《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五四与现代中国”丛书收有译著《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美国学者施瓦支（舒衡哲）著《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张灏著《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纪文勋著《现代中国的思想遗产——民主主义与权威主义》、日本学者近藤邦康著《救亡与传统》。 其他译著更是难以胜数，对不同专业领域都有相当的影响。 通论性的主要有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两卷）、《剑桥中华民国史》（两卷），另外费氏的《美国与中国》不断重印，《费正清集》、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费正清自传》和《费正清看中国》等都翻译出版。还有美国学者石约翰著《中国革命的历史透视》、史景迁著《天安门》、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著《日本人视野中的中国学》等。 经济史方面主要有美国学者郝延平著《中国近代商业革命》、《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刘广京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日本学者中村哲著《近代东亚经济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美国学者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杨格著《近百年来上海政治经济史（1842―1937）》、法国学者白吉尔著《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等。 政治、军事、社会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易劳逸著《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胡素珊著《中国的内战》、齐锡生著《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小科布尔著《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1927―1937）》、鲍威尔著《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1895―1912）》、施坚雅著《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英国学者贝思飞著《民国时期的土匪》、加拿大学者陈志让著《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苏联学者卡尔图诺娃著《加伦在中国，1924―1927》、切列潘诺夫著《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贾比才等著《中国革命与苏联顾问》、论文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苏联学者论文选译》等。 有关中外关系史的译著主要有英国学者季南著《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美国学者李约翰著《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威维尔著《美国与中国：财政和外交研究（1906―1913）》、柯里著《伍德罗·威尔逊与远东政策（1913―1921）》、塔克曼著《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菲斯著《中国的纠葛——从珍珠港事变到马歇尔使华美国在中国的努力》、科尔著《炮舰与海军陆战队——美国海军在中国（1925―1928）》、沙勒著《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柯伟林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包瑞德著《美军观察组在延安》、布赖克福特著《卡尔逊与中国》、凯恩著《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孔华润著《美国对中国的反应》、谢伟思著《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日本学者藤村道生著《日清战争》、苏联学者鲍里索夫等著《苏中关系》等。 思想文化史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伯纳尔著《一九○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林毓生著《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卢茨著《中国教会大学史》、日本学者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法国学者卫青心著《法国对华传教政策——清末五口通商和传教自由（1842―1856）》（两卷）等。 人物研究方面的译著主要有美国学者德雷克著《徐继畲及其〈瀛寰志略〉》、史扶邻著《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薛君度著《黄兴与中国革命》、麦柯马克著《张作霖在东北》、日本学者松本一男著《张学良》、苏联学者普里马科夫著《冯玉祥与国民军》、英国学者施拉姆著《毛泽东》、美国学者特里尔著《毛泽东传》、迈斯纳著《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周明之著《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弗思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等。 以上仅是一个极为粗略的鸟瞰，但从中却足可看出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在这20年中的繁荣盛况，确实起到了“改变闭目塞听的状况”、“沟通中外学术交流”的作用，对这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界学术的活跃和发展起了不能忽视的推动作用。 （三） 这期间的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的影响、促进是多方面的。当然，学术的变化、各种新观点的产生总体而言自有更为深刻的社会与学术自身的背景和原因，这种“译介”只是其中因素之一。但由于本文的任务只是分析这种“译介”的作用，不必对其他背景与原因作深入探讨与详细论述，故祈读者勿因此而以为笔者认为新时期的种种新观点完全是这种“译介”外在作用的结果；同样，对各种新观点本身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评判也不是本文的任务。故本文亦仅限于客观论述“译介”对各种新观点的影响和作用。大体而言，这种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新时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也引起激烈争论的观点是从现代化（本文中“现代化”与“近代化”二词意义相同，根据行文需要选择使用）的角度，而不仅仅或主要不是从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近代史。“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总序”明确表示：“故步自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透过强烈的反差去思量自身，中华文明将难以找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收入本丛书的译著，大多从各自的不同角度、不同领域接触到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以费正清为代表的“西方冲击一中国反应”模式是西方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派。这一模式认为“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中国近代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化史的动力完全来自外部的刺激和挑战，因此“19世纪之前使得中国如此伟大的东西，恰恰被证明也就是后来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实现现代化转换的东西”。“中国作为‘中央之国’，其自我独立的政治和文化运转体系，以长期未受到外来挑战而闻名于世”。但也因此“直到现代挑战不可避免地降落到它的大门口之时，都未能领悟到这种挑战的性质”，因而错过了现代化的时机。⑤新观点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从中国近代自身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探讨现代化受挫的原因；同时对西方的侵略带来的不同（广义的）文化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引起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等作了不同以往的结论。在现代化理论框架中，洋务运动自然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阶段，而兴办洋务的最初动机则无足轻重，也因此才会在80年代形成洋务运动研究热。同样，一些研究者对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前的经济状况也作了更为客观的研究。 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等是近些年美国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有激烈的争论，而近年中国的有关研究，如对晚清商会、自治社团或组织、地方精英、公共机构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甚丰，明显受此影响与启发。甚至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这种观念提出质疑、反对意见的，其基本“理论资源”也还是来自美国学界的不同观点，亦见其影响之深。 由于主要地不是从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而是从中西文化冲突、互补（在近代中国实际几乎是西方文化向中国文化的单向流动）的角度出发，不少研究者更侧重于“买办”、“租界”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同样，传教士、教会学校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主要是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近年也得到更多的强调与重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或曰文化背后的社会意义，是近些年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学术观点、方法和思潮，《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和《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便是这种新范式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作。前者对19世纪山东省的社会、经济结构作了区域性分析，尤其是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庙会、集市、尚武传统、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义和团运动的爆发是鲁西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之间由多种原因“互动”的结果。后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以华北农村为例，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庙会组织、宗教、神话等深入社会底层的，如“龙王庙”的实际意义是掌管水资源的分配，乡绅关注“关帝庙”是将其。既作为国家的守护神又作为地方的保护者。这两本书对近年来国内的有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传统文化与义和团的关系，庙会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都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在中外关系史研究中，一些研究者认为中国被纳入近代国际体系的过程当然是国家主权受侵犯的过程，是被殖民的过程，但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破除“华夏中心”的过程，是外交近代化，即近代外交观念、制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几十年前的“侵华史”已渐为现在更加中性的“中外关系史”所取代，虽只一名之兴替，却也可略窥学术之变化，表明研究的“理论预设”今昔已有所下同。 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以前未获研究的“唯科学本义”开始被研究者注意，对自由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更加客观，已从“政治批判”转入“学术研究”，这反映出“译介”的影响。《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了与五四遗产》一书中对“启蒙”与“救亡”关系的探讨，使中国思想、学术界深受启发。从70年代后期起，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传统”与“现代”互相对立的模式渐为新的现代化理论所取代，即“现代”从“传统”中发展而来，应更加注重承继、利用种种传统资源。《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一书更侧重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五四时期“激烈”“全面”反传统思想的负面作用进行分析，在80年代中后期“文化热”、“激烈反传统”思潮再度产生的背景下，该书的翻译出版确引人注目，作者可能也未想到，该书实际为90年代因种种原因而异军突起的“文化保守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 在人物研究方面，《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将孙中山个人与社会环境紧密结合起来考察，突破了以往人们讥称的“孙中心”框框。《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对以往注意不够的黄兴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作了细致的研究，引起了有益的探讨，促进了有关研究的深化。而且，以上两书均在国门初启时翻译出版，当时也更引人注目。《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一书对李大钊思想与民粹主义的关系作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启发了关于民粹主义对中共其他领导人思想影响的研究，这种研究直到现在仍引起热烈的争论。相对于国内的人物研究以前主要集中于政治人物，国外对“文化人物”的研究一直比较重视，如对梁漱溟、丁文江、钱穆、洪业等都有研究专著，这些专著的译介对国内有关研究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 简言之，50年来海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著作的译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一样走过了曲折发展的过程，现在确可说是百花齐放。但在这种繁荣之下却仍有不能忽视的隐忧，即译作的质量有每况愈下之势，一些错译、误译反而起了学术的“误导”作用，倘长此以往，会使人对所有“译介”的准确性都产生怀疑，终将使这种学术发展必不可少的“译介”本身受到严重损害。提高译作质量，是译介者的当务之急。当然，每个研究者都必须面对的挑战是，在如此多样化的译作面前如何能真正撷其精华而不是食洋不化，机械照搬。而这，却是更加艰难，也更加重要的。 注释： 本文写作中承蒙曾学白女士帮助搜集部分资料，谨表谢忱。 ① 邵循山：“中译本序言”，〔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2页。该书第2卷、第3卷均为张汇文等译，分别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商务印书馆1960年出版。 ②“序言”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资本主义国家反动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论著选译》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14页。 ③ “出版说明”，〔苏〕齐赫文斯基上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俄语系翻译小组译：《中南近代史》上、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1―6页。 ④ “编者的话”，《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辑，中国主会科学出版社198O年版。 ⑤ 〔美〕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9页。 原载 1999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