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天使与魔女— 对《红字》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诊释与比较》是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呢，要的话留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你再自己改改就有了。摘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我国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分别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饱满的女主人公形象, 与此同时, 两部作品又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特殊的情况下失去贞洁后的境遇与反抗,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人在相似逆境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的双面性—一面为天使, 一面为魔女。本文将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重新的论释与比较, 从而展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统治的反抗。
爱情语言是人类语言中最相通的。爱情把人的精神提升到与心灵对话的层次。爱情在人类社会中以永不衰竭的形式伴随生命存在。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在文学作品中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通过对东西方不同爱情观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而通过对文学作品中的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增进国人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进而促进双方的理解沟通。文学虽然是世界性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其民族性和地域性。由此我们在分析和认识文学作品的某一观点的时候一定要对其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有一个很深人的了解，才能真正理解某种文学创作模式产生的深刻背景。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体现在中西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就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不同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使中西文学的爱情观念决然不同。我们以传统的中西文学为关照点，比较两者的不同之处。爱情构成了西方人整个生活和生命的全部，爱情就是一切。朱光潜先生对此有精辟论述：“西方人重视恋爱，有‘恋爱最上’的标语。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西方文学中往往把爱情视为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l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塑造的副主教克洛德一直被看做邪恶势力的代表，也是人们极力鞭挞的对象，但如果认真考察他的内心世界及同周围环境的联系，就不难发现他身上不仅有牧师的虚伪，也有着人性遭到压抑之后的悲哀。纵观l4世纪后期的欧洲，资产阶级掀起人文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直接抨击了中世纪的教会的精神独裁和禁欲主义，追求个人的现世幸福已成为普遍现象。克洛德也有了人性的要求。但他一直过着远离女人的清修生活，节制自己的各种欲望，并且自以为是快乐的。直到见到了在巴黎街头跳舞的艾斯美拉达，人的意识才觉醒了。他被这种强烈的爱折磨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在忍受着一种比死亡力量还要强大的苦刑。作为一个神职人员，这可谓是大逆不道。但是副主教也是一个人，宗教的知识不能满足他对生活的要求，作为一个人，他也有人的感情、人的欲望、人的爱。基于这种爱，他才愤愤不平，发出人性的呼喊：“究竟，一个男人爱上了一个女人，这并不是他的错。”然而，正因为他所要求的这种爱是他所代表的那种势力和环境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它的表现出来的方式便是扭曲的，变形的。在西方，中世纪是个特别”黑暗的时代”。在文艺领域，只能写对上帝的爱，写恋歌成为一种罪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世纪依然：有法国经院哲学家、唯情论者阿伯拉尔与巴黎名媛哀绿依斯冲破重重阻挠，苦苦相恋，尽管身为僧侣却不理睬教会的禁欲主义，而是写了大量歌颂男女爱情的恋歌，在民间广泛流传，产生很大影响。在德、法两国民间广泛流传的骑士传奇《特利斯坦和绮瑟》中，写特利斯坦和绮瑟无意中喝了一种药．酒，这种药酒使人永远相爱。尽管他们受到绮瑟的丈夫马尔克国王的残酷迫害，但是他们的爱情永远消灭不了。西方文学中的爱情还可以使人摆脱厄运，绝处逢生，在西方关于《白雪公主》的多种版本中，以美国迪斯尼动画片《白雪公主》为例，王子充满爱的深情的一吻是白雪公主死而复生的秘诀。中西方名人对爱情的评价也体现着不同的文化差异。费尔巴哈：爱情，就是要成为一个人。莎士比亚：一个人明明知道沉迷在爱情里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可是，在讥笑他人的浅薄无聊以后，偏偏会自己打自己的耳光，照样陷入爱情：盈柔的怀抱。歌德：在爱情中，最宝贵的不是占有，而是彼此的尊重与爱慕。孟子：食色，性也。林语堂：一个没有孩子的妻子就是情妇，而一个有孩子的情妇就是妻子。傅雷：要找永久的伴侣，也得多用理智考虑，勿被感情蒙蔽。情人的眼光一结婚就会变，变得你自己部不相信，事先要不想到这一着，必招来无穷的痛苦。老舍：爱情要是没有苦味。甜蜜从何处领略?爱情要是没有眼泪，笑声从何处飞来?爱情是神秘的，宝贵的，必要的，没有他，世界上只有一片枯草，一带黄沙，为爱情而哭而昏乱是有味的，真实的!人们要得不着恋爱的自由，一切的自由都是假的，人若没有两性的爱，一切的爱都是虚空。之所以选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来反映一种冲突，是因为这样才有必然性一一那不是性格的冲突，也未必是人格、品质的冲突，而是“理想的冲突”。他们都在对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这对他们来说都是合理的。而这理想又如此不同，所以悲剧在所难免。中国人重视婚姻而轻视恋爱。因而感情的悲剧以婚姻悲剧居多。催人泪下的《孔雀东南飞》，重在写婚姻悲剧。中国传统文学的特点在于，围绕的轴心不是爱情，而是国计民生，风雅美刺等在我 n看来是重大的社会问题。爱情在我们看来是不重要的，并且在历史上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不能允许的。《诗言志》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即纯文学理论的总纲，但是“言志”的说法很笼统，在当时主要是指政治上的抱负和志向。所以诗歌历来强调风雅美刺的传统，要写重大而严肃的题旨，没有个人化的私人情感空间，写“家务事”、“儿女情”是不行的。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由于礼是儒学四端中的其中一个元素，所以在中国传统修身立德上，礼便促使中国人在抒发感情上比较内敛含蓄。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爱情观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色即才子结缘于佳人，英雄无缘于美女的中国爱情模式。中国的才子以手中的一支笔获取小姐的芳心，寒窗苦度的考场配以柔情似水的情场。“永老无别离，万古常完聚，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名列元代四大爱情剧之首的《西厢记》，反映了广大人民美好而善良的愿望。男主人公张生给观众、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章魁首”张生，英俊潇洒、才华出众且富有胆略，张生便以他的风流儒雅、才思敏捷而吸引住莺莺。对于爱情的论断，古今中外，难以记述。但细究中西方的爱情论调，可以发现一些细微的本质异同，西方人是崇尚爱情的，除了宗教中将“性欲”作为一个需要抑制的东西去约束外，人们对爱情的美好是带着崇敬的心理去接受的。但在中国，大多数的人，对爱情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因素，需要又排斥，接受又逃避，既憧憬爱情激动人心的一面，又恐惧爱情令人痛苦的一面，甚至于直接将爱情视为痛苦。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来自于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中西方是有差异的，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和人家的文化还有历史背景不同。所以，中西方的爱情观是不一样的，不过，值得庆幸的是，东西方差异是有的，但我们也有共识。有不同的爱情观，但我们都向往着美好的爱情；无论是梁祝化蝶还是茶花女、卡门或是舞剧天鹅湖，都是我们对冲破传统观念和对爱情的追求及向往。
许昌学院，老师要求三千字，这周三交
许昌学院，老师要求三千字，这周三交
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建构，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下文是我给大家整理收集的关于中西文学比较论文范文下载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
(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
(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浅议中西诗学比较
摘 要： 要使得中国诗学为世界所了解，在世界诗学中发出声音，究竟要靠生动的形象打动人，还是靠严密语言和逻辑征服人?研究中西诗学的差异对中国诗学得到世界诗学的定位、认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宗教特征出发，就中西诗学差异进行展开比较。
关键词： 中西诗学差异 社会经济、政治特征 宗教、科学特征
“诗学”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与美学名著《诗学》，它包含诸多内容：诗的种类，性质的探讨，史诗的研究，悲剧、喜剧的研究，还涉及音乐，名称虽为诗学，实则应为文艺学。“中西比较诗学”是从理论的高度来辨析中西文艺的不同美学品格并深入探讨其根源的研究。本文从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和宗教、科学特征两个方面分析中西诗学的差异。
1.中西社会经济、政治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古代文明的爱琴海区域和中华古代文明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地理环境是极不相同。古希腊的海上贸易，促进了手工业、航海业和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最终形成了以工商业为主的古希腊社会经济的商业性特征。与此相反，中华民族的摇篮――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一个极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地区。“八百里秦川”的陕西关中平原，平坦广阔，肥沃的土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以农为本”的农业性特点一直稳定地延续下来。可以说中西社会最根本的差异是西方社会经济更具有商业性特征，而中国社会经济更具有农业性特征。无论是西方的商业性社会还是中国的农业社会，都对中西文学艺术与诗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1中西方文学形式不同
中国古代文学以抒情文学为主。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农业性社会生活恬然，人们每天在农田里劳作，向往的是“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人们成天与田园山水相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农耕生活竟使得诗人们无事可叙，只剩下一缕缕情丝可供抒发。这里没有海上的拼搏与冒险，而是人与大自然和谐交融，在这情景交融之中，就产生了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在《诗经》中，无论是爱情诗还是农事诗，都饱含抒情的韵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所以为什么在并不张扬个性的中国，抒情诗能成为文学的正宗，其原因恐怕就在这里。与中国相反，西方的商业充满了冒险，充满了不可预知的惊涛骇浪，这使他们看到了更加深奥难测的东西，这些冒险活动中充满了惊心动魄的事件，与自然山水风光相距甚远，故而叙事成为文学活动的主要内容。
1.2中西方价值观不同
西方社会的商业性特征和中国社会的农业性特征，对其民族性格和价值观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商业经济环境下培育起的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个人的奋斗、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个人的享乐及个人英雄主义。自我是西方表现内涵的核心，与外在世界相隔离相对立，久而久之产生了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
与西方相反，中国的农业性经济，使人们眼界狭窄，安贫守旧，不肯冒险。严格的宗法政治压抑着人们的个性自由，更无民主平等可言。所以文学作品不具有自我表现的意识，它所言之志，是与社会和宇宙相连、相通、相合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对立，而是和谐;不是自我表现，而是天人合一。
1.3中西方爱情观不同
在西方，古希腊的雅典民主制度和商业经济方式使西方人培养了崇尚个人爱情和个人享乐，以人为本。即使是爱情，他们也看作是个人的认知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因此，尽管西方文学以叙事为主，却提倡情感的宣泄淋漓，以便获得舒畅心情。
中国诗学主张抒情言志，却提倡节制情感，勿过勿滥。主张情感，文质彬彬，提倡素淡的文采和风格。如《诗经》中305篇抒写男女相思相恋的各种情感的诗，有较少的封建道统的艰涩，有“天地元声”的清新，但这具有极高审美价值的男女爱情诗却被认为“越礼纵欲”，而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如《王风・采葛》：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诗中主人公大胆地表达了一日不见如隔“三月、三秋、三岁”的感受，话语虽简单，却十分传神地表达男女之间的款款深情，即使在当代中国也少见如此直白的表达。这种诗歌与后代诗歌巧妙含蓄地表达异性间的求爱格格不入。又如中唐时的《金缕衣》：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须惜少年时。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此诗主旨是劝人及时享乐，以及对爱情大胆追求。却因表意太直露、太大胆，故一千多年来，无人敢去担这一作者之名，所以作者也只能成为无名英雄了。中国古代诗歌中虽不乏优美的爱情颂歌，但是，一味地讴歌爱情，是与宗法政治不相容的，最好是做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2.中西宗教、科学特征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西方社会强调宗教性，从古希腊至中世纪，从宗教改革到现当代，无论社会怎样发展，其宗教氛围都大大超过中国。中国的宗教主要是儒、道、佛三教。三教之中，儒、道二教代表中国文化传统的宗教。中国宗教重现世，追求今世的满足和完满。基督教重来世，以彼岸的永生为最高目标。儒家的“仁”不同于基督教的“博爱”。西方宗教的爱有较强的平等意识，中国宗教的爱有差等。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人类。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贫富贵贱，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儒家学中强调一个“仁”字。在孔子看来，自然万物是不平等的。
2.1中西方人眼中的自然
西方人眼中的自然是怎样的呢?在商品经济中，贸易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商人经常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在茫茫大海中战狂风斗恶浪……可怕的自然界，似乎处处都在与人作对。在古希腊神话中也不例外，主宰自然界的宙斯，处处与人类为敌，他将盗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锁在高加索山上，让神鹰残酷地啄食其肝脏。还让潘多拉打开盒子，把灾难与瘟疫降给人类，然后发动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消灭全人类。所以天人处于尖锐对立的状态。这迫使人们用自己的智慧了解大自然、战神大自然。因而，冒险、奋斗、进取就成为西方民族的显著特征。这一理念成为诗人们张扬个体意志的无意识的温床。但是西方人所不断追求的正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理性存在，认为万物只是自然存在，它必须打上人的意志的印痕。
中国的天人关系是怎样的呢?因为农业丰收取决于大自然风调雨顺，人们生计全靠大自然的赐予。人们的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所听到是蝉噪鸟鸣，而不是狂风怒吼。而且中国的神灵与英雄与古希腊的神则恰恰相反，他们对人类是友善的，爱人类的。这些都反映了自然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因而，中国人对自然界总是怀着亲切感，尊敬与感激，故形成了“天人合一”。这给中国文学艺术及诗学理论灌注了某种生气，使中国人明白了情景相融。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种情景交融的诗句，表现了中国人是对大自然审美的意识。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西方人已经意识到该重新拾起人与自然之间那固有的脐带了。要重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就得首先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然后才能重返自然。所以当代西方思想中极为重要的现象，就是反对人本主义。
3.中西思维对中西诗学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经济类型，使中西方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在商业性社会下的人们是外向性的、开放性的，在向外拓展中，要克服遭遇的种种困难，必须向外如何征服自然界的途径，造成了西方人外向型的心态。中国农业型社会是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天人和谐中的“怡然自乐”又造成中国人内向型的心态。
3.1内与外
西方“思物”，中国“思我”。中国人最关心的是自身内在的东西，所以有“三思而后行”，“吾日三省吾身”(《论语》)。但正是这种只知“思我”不知“思物”的思维方式，使中国人忽略对世界客观规律、事物性质的思考，极大地阻碍了古代人们的逻辑思维，感悟思维占据上风。如孔子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子罕》)追求的正是直觉感悟。这种只求内省式的思辨、直觉思维而忽略思辨思维，会产生混沌的结果，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种直觉感悟式思维是中国古代思维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反，西方开放型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古希腊人并不注重自己内心修养，而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了解大自然，改造大自然的这种外向型的“思物”行为推动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西方商业经济的繁荣。
3.2直觉与逻辑
西方的逻辑思维，中国的直觉思维，都对中西诗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王昌龄《从军行》：“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要体会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这一壮阔的景象和无限的悲凉，读者需要自己顿悟。中国有句俗话：“沉默是金，雄辩是银。”沉默比雄辩宝贵。在中国文化中，“知不可为而为之”被视为积极入世的态度，“知不可道而道之”却是徒劳的，被认为缺乏逻辑和理性。其实中国人并不缺乏逻辑分析的能力，也许正是中国人一遍遍重复的“沉默是金”导致中国人失去了逻辑分析的兴趣、爱好。
西方史学普遍运用分析性的逻辑思维，创立“诗学”名称的亚里士多德，正是运用条分缕析的逻辑思维来建立他那庞大的诗学体系的。他写诗学的原则是“依自然的原理，先从首要的原理开头”(《诗学》)。他从基本原理出发，由上至下，从一般到特殊，层层剥笋，丝丝相扣，用严谨的逻辑方法，把所研究的对象和其他相关的对象区别开来，找出各自的异同，然后将它们由类到种地逐步分开来，下定义、找规律。
参考文献：
[1]曹顺庆.中西诗学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褚斌杰.诗经与楚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钟玲.美国诗与中国梦[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辜正坤.中西诗比较鉴赏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看这个：《天使与魔女— 对《红字》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诊释与比较》是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呢，要的话留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你再自己改改就有了。摘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我国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分别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饱满的女主人公形象, 与此同时, 两部作品又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特殊的情况下失去贞洁后的境遇与反抗,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人在相似逆境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的双面性—一面为天使, 一面为魔女。本文将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重新的论释与比较, 从而展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统治的反抗。
许昌学院，老师要求三千字，这周三交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定义,贾玉新指出:“人类学者对文化的界说,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Goodenough关于文化的定义,更有利于跨文化交际领域的研究。根据Goodenough的观点,文化是‘由人们为了使自己的活动方式被社会的其他成员所接受,所必须知晓和相信的一切组成。作为人们不得不学习的一种有别于生物遗传的东西,文化必须由学习的终端产品———知识———就这一术语最宽泛的意义来说———组成’。概括地讲,文化即是人们所思、所为、所觉的总和。”[1]文化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符号被人们习得和传授的知识;是群体行为规的集合;文化和交际具有同一性,交际是文化的编码系统,也是它的传承和储存系统,对于交际来讲,文化是动态多变的。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同的文化传统孕育和熏陶着不同的文化观念和审美情趣,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我们正确地理解、领会、鉴赏和翻译优的西方文学作品。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信息的传递。语言的转换只是翻译的表层,而文化信息的传递才是翻译的实质。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必然涉及到语言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在我国当代翻译家和翻理论家中,王佐良先生较早开始提倡将翻译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分别于1984和1985年在《翻译通讯》上发表《翻译中的文化比较》和《翻译和文化繁荣》两篇论文,指出“翻译理论的研究,包含语言和文化两个方面”,在翻译中不仅要重视语言,同时也要重视文化问题,认为“真正的对等应该是在各自文化中的含义、作用、范围、感情色彩、影响等等都是相当的”。他指出,应该把翻译置于广阔的大文化背景下进行研究,他认为翻译里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在一种文化里头有一些不言而喻的东西,在另一种文化里头却要费很大力气加以解释。“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在他看来,如果不了解语言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其进行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本身的特性的影响。正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这些性质,使文化因素的翻译不可能在另一个系统中全方位展开,只能是见机行事,见缝插针。文学是语言的最高艺术形式,而文学作品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就必须了解西方文化,这样才能真正领悟西方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思想。英美国家的价值观是以个人为核心的价值观,而中国文化是群体性的文化,体现群体价值,不允许把个人价值置于群体利益之上。“汉语文提倡天人合一,崇尚中庸之道,有‘枪打出头鸟’之说。”就价值观而言,可以概括为:中国人关心别人在干什么,却往往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外国人不管周围人干什么,却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注重集体利益和整体价值,往往识大体、顾大局,克制自己的欲望以谋求集体利益。个人应为家庭和社会做贡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始终高于个人利益。为了集体利益,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树立起了中国人对家庭、社会、民族和国家的强烈的义务感和使命感,自觉担负起各种社会职责,形成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的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西方的传统文化蕴育了个人主义,即以个人为中心,个人价值至上,甚至牺牲他人和集体利益以谋求自身价值的充分实现。个人主义是西方人最为推崇的个人独立自主必备气质,也是西方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实质。西方人崇拜依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人。中西方在价值观上的这种差异表现在许多方面。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可以从大量英语词汇中得到验证,如“egocentric”,“ego ideal”,“egoism”,“egoist”,“egopsychology”,“self-control”,“self-confi-dence”,“self-dependence”,“self-esteem”,“self-made”,“self-reliance”,“self-respect”等等。英语习语中也有“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而汉语中则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风俗文化是指贯穿于日常生活和交际活动中由民族的风俗习惯形成的文化。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因而也传递着不同的风俗文化信息。在中国,红色是除了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被看作是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用“开门红”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红颜”(少女)。而英语中的“red”除了表颜色外,和汉语中的“红”则有所不同。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red”意为“出现赤”、“发生亏损”,“see red”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此外,在中国,从古至今,尊老是我们一直发扬光大的优良传统,“老”在汉语中可用来表达尊敬,如“老先”、“张老”、“王老”等都是表达对对方的尊敬的称呼。在中国,年长是经验、威望甚至智慧的象征。而在西方,“old”一词常意味着赶不上潮流.过时等。在西方文化中,年龄被看作为个人隐私,尤其是女性,她们忌讳别人询问自己的年龄。而在中国,见面互问年龄则和英国人见面先说天气一样习以为常。语言是人们交际一个途径,但并非惟一的途径。其他诸如身姿、表情、眼光接触和讲话人之间的距离等,都在人们的交际中起着作用,有时甚至是起着语言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多时候,中西方的这种非语言交流方式也有很大差别。例如,西方人喜欢拥抱,寻常朋友见面,亲朋好友见面,都会有个热烈的拥抱。而在中国,人们见面或分别时则握手。另外,人们交际中眼光的接触在中西方文化中也有不同理解。在西方,如果在与人交谈交往中,目光不看着对方就会被对方认为是没有兴趣、不专注或甚至是不信任。但是,在中国,眼睛盯住对方则被认为是不礼貌的。在跨文中的差异。
看这个：《天使与魔女— 对《红字》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诊释与比较》是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呢，要的话留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你再自己改改就有了。摘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我国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分别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饱满的女主人公形象, 与此同时, 两部作品又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特殊的情况下失去贞洁后的境遇与反抗,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人在相似逆境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的双面性—一面为天使, 一面为魔女。本文将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重新的论释与比较, 从而展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统治的反抗。
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那么问题来了，到底应如何写一篇优秀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浅谈巴金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论文摘要：
巴金创作于40年代的作品，要比三十年代更成熟。其作品《憩园》、《第四病室》、《寒夜》就艺术水平而言，都超过了《家》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寒夜》，在巴金后期创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思想主题的多重意蕴及艺术风格的巨大变异，显示了巴金小说的巨大美学价值。
论文关键词：巴金；《寒夜》；冷静缜密；复调。
人物介绍：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另有笔名有佩竿、极乐、黑浪、春风等，字芾甘。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中国作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巴金1904年11月生在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五四运动后，巴金深受新潮思想的影响，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他个人的反封建斗争。1923年巴金离家赴上海、南京等地求学，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
巴金在文革后撰写的《随想录》，内容朴实、感情真挚，充满着作者的忏悔和自省，巴金因此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良心”。
一、由单一走向多重意蕴：
巴金后期小说的“复调”结构巴金在40年代，在风格上变得深沉，内涵复杂丰富。如果说早期作品都是单调小说，后期基本上都是复调小说。在作品中，总有多种意蕴和声音。他仍然承续着前期的抒情性，但是，不象早期那样浮躁，粗浅，激越。而是含蓄蕴籍，令人回肠荡气。比如《憩园》抒情性比较强一些，但是，很委婉深切。之所以如此，就是内涵上比较丰富。一方面仍然是对封建大家庭的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却是对人性自由、善良的渴望。还有作者个人化的对家族的情感因素。《第四病室》社会批判性很强，但是，也有人性透视和对善良、美好人性的渴望。尤其是意蕴丰富、技巧精湛的《寒夜》，可以说是巴金最圆满的艺术精品。接下来笔者就以这部作品为例，来探讨后期小说的深刻的思想主题和艺术风格的变异。
二、《寒夜》的多重意蕴
《寒夜》文字并不多，但内涵非常丰富。是社会批判、文化冲突、人性探索与人生思考的合一，现实、文化与人性、人生的三位一体。
1、巴金创作《寒夜》的一个巨大动力就是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寒夜”就是阴郁现实的象征。作品是写一个小家庭的悲剧，它不是来自巴金过去大家庭的生活资源，而是来自于自己小家庭的生活感受和想象。创作《寒夜》时，巴金新婚不久，还陶醉在幸福甜蜜之中。但是，他以一种卓越的想象力，写出这样一个动人的悲剧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人物很少，一对青年夫妇，一个婆婆，一个孩子。丈夫汪文宣性格软弱，收入微薄，妻子曾树生漂亮、开放，而婆婆却守旧顽固。由于生存压力，本来就存在的矛盾日益激化，婆媳之间冲突不断升级，丈夫左右为难，精神极度痛苦，最后妻子离家出走，丈夫由于严重肺病，在抗战胜利锣鼓声中痛苦死去。婆婆领着孩子离开家里。结尾的时候，妻子曾树生回到家里，但是，人去屋空，她一个人在寒冷的月夜下徘徊。作品写道：夜，的确太冷了。巴金把这种家庭悲剧和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正是国统区这种黑暗的现实造成了这种家破人亡的悲剧。后来，巴金为了解释这部小说的社会意义，一再强调成书的时代背景，明确表示作品的目的是揭露抗战前夕大后方政治黑暗和知识分子的痛苦处境。“那时社会上最活跃的是官僚资产阶级，是那种利用职权囤积居奇，做黄白黑生意的人，他们官商结合，权利结合，像蛀虫一样把中国在战争中所剩下的一点元气全部耗光。”作品中汪文宣的痛苦、失业及家庭的破碎，都和社会现实具有密切关系。
2、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冲突
实际上，这种家庭悲剧也可以在文化上找到原因。
在这个家庭中，婆媳间的冲突是最重要的冲突。婆婆完全是旧式的，在她身上是传统封建的家庭伦理观念，而曾树生却是受过现代教育的新青年。婆婆总是用旧的观念去衡量儿媳妇，媳妇由于无法接受这种陈旧的道德约束，于是双方常有冲突，这导致这个家庭的破碎。
婆婆对于儿子和媳妇，就象中国所有非常传统而狭隘的母亲一样，是那种伟大而自私的爱。但她同样也以那种传统的封建妇德审视曾树生。在传统妇德的尺度下，曾树生这样一个新派女性就是不守妇道的坏女人。她极端讨厌、甚至憎恨儿子的妻子。她看不上曾树生的生活方式，如跳舞、晚上与人应酬，化装、穿漂亮的衣服等。她甚至对曾树生和自己儿子的自由恋爱和婚姻都进行非常尖刻的嘲讽，“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曾树生自然难以忍受这样辱骂，她说：“我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就不曾有过缠脚的福气。”在更多的情况下，她不是和曾树生正面冲突，而是通过汪文宣和曾树生激烈冲突。她不是去理解、支持儿子和妻子的感情，而是破坏她们之间的感情。看到儿子和妻子的那种亲密的感情，她不是感到欣慰，而是反感。儿子和妻子吵架，她不是希望他们两个快点和好，而是幸灾乐祸，甚至挑拨离间，添油加醋，怂恿儿子和妻子一刀两断。曾树生和汪文宣吵架赌气出走，她说是“私奔”，而且说她不可能回来，说：“要是我就登报离婚。”“我劝你死了心吧，现在新派女人，哪里会长远跟着你过这种苦日子啊！”“那个女人走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接不到女人。”儿子主动找妻子，她便生气，认为儿子没出息。两个人的冲突最后到了那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程度。曾树生出走就和这种婆媳冲突具有更直接的关系。
3、人生思考与人性探索
这种家庭悲剧还蕴涵着巴金对人生、人性的.思考和探索。如果说婆婆与媳妇的冲突主要是新旧文化的冲突，那么，夫妻之间的冲突就带有更多人性、人生的内含。
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最深层根源是生命冲突。汪文宣与曾树生是两种不同的生命状态。汪文宣是枯萎颓败，曾树生却是饱满丰盈。他们之间并非因为缺乏感情而破裂。汪文宣和曾树生的婚姻，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婚姻。他们是自由恋爱结婚，在一起生活了14年。从作品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她们之间有很深的感情。曾树生即使离家出走，也仍然惦念着家里的丈夫和孩子，总是按时给家里寄钱，写信，最后又回到家里。所以，关键不是他们之间的感情问题，而是生命状态的问题。汪文宣已经丧失了男人的生命力量，这不仅是由于他身体的疾病，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精神状态。他仅仅剩下一个善良道德的空壳，除了善良忠厚，一无所有。他是那种在日常生活的压力之下被磨去了生命力，不断下滑沉沦的人。无论是社会上，还是在家庭中，他都缺乏应该有的独立意志和力量，只是软弱无力地随波逐流。
在社会上，他虽然在工作上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但是，在事业上却一无所成，甚至最后失业，靠妻子养活。他既没有朋友，也无法获得上级的认可。他的懦弱几乎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大家凑钱请上司吃饭喝酒，他本来很拮据，丝毫没有兴趣，却也不敢说不，拿出钱来，一起到酒店，强做欢乐。他带着严重的肺结核病工作，总是咳嗽，但是，上司看他一眼，他就不敢咳嗽。在家庭也是同样的软弱的，他没有能力处理好家庭纠纷，在妻子和母亲冲突的时候，他左右为难，无所适从，除了痛苦，就是无奈。他的这种软弱，已经使他丧失了一个男人的魅力。他经常瞪着一双可怜的目光，在曾树生的脸上寻求同情和理解，但是，曾树生最无法忍受他的这种目光。他的母亲总是咄咄逼人地排斥、否定曾树生，而她面对母亲的压力时，或者是眼睛充满泪水，或是痛苦呻吟，或者是企求的目光，或者沉默无语。他的善良道德可以说是一种对生命力的疲弱的补充，他试图用道德来弥补生命力的不足，但是，他最终仍然无法维持爱情和家庭。曾树生却是那种生命力饱满丰盈的女性。她活泼、漂亮，对生活有所渴望。但是，她并不是那种具有崇高理想的知识女性，而是那种世俗化的知识女性。她渴望的那种幸福，是一种世俗幸福。从这个角度看，《寒夜》就是关于一个懦弱的男人与一个漂亮的女性的爱情悲剧故事。
三、缜密冷静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是激情写作，后期却是冷静叙述。《寒夜》最充分地体现了巴金后期小说的冷静缜密的写实风格。
巴金前期属于“青春写作”，其风格呈现出激情化的特点。《家》就是这样的小说。情绪、感情成为作品最突出特点。热情洋溢、坦率单纯、酣畅淋漓，汪洋恣肆，行云流水，他不求深刻隽永，不求繁复严谨，只求与读者的感情沟通和共鸣。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却不断强调自己的爱和恨的感情特征。爱和恨是一种感情的激流：“这激流永远动荡着，并不曾有一个时候停止过，而且它也不能够停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也曾发射出种种火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痛苦。
这一切造成了一股奔腾的激流，具有排山倒海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一谈到《家》，巴金就强调自己当时的爱和恨的感情。
爱和恨是作品的主要感情。在语言上，抒情性语言非常多，即使描写性的语言，也具有很强的感情色彩。
在很大程度上，《家》就是依靠这种这种爱憎分明的激情反抗的力量而获得了众多的青年读者。但是后期风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日常生活细致描摹作品《寒夜》虽然以抗战时期为背景，却没有重大的社会事件，而是写普通的小人物及其日常生活。最主要是写三个人在日常的家庭生活中的矛盾冲突，这就决定了作品的缜密细致的叙述方式。日常生活本身就没有什么戏剧性，如果不是细致地描摹，作品就没什么写的了。所谓细致，就是细节。作品以精彩的细节取胜，作品几乎没有大场景，都是日常生活细节构成。如作品开头写汪文宣由于和妻子吵架，妻子离去。他去妻子工作的银行找妻子去，但是发现妻子正和一个男人出来，他想找妻子而又不敢的矛盾、复杂、痛苦的心理，懦弱的性格，在细节中充分显示出来。
2、心理深度
优秀的小说总是要塑造人物性格的，《寒夜》中人物不多就三个人，但是，每个人物的性格都很丰满，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人物性格的成功，就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只有进入心理，才可能塑造性格。一般来说，中国古典小说，主要靠人物行动显示心理，或者是细节描写开掘心理。但是，现代小说往往直接进入人物的心理，更深入地开掘、描摹人的内心生活。《寒夜》主要是靠细节和心理开掘的深度来写人物的。作品往往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把人物复杂心理揭示出来。
比如整个第二部分，全部是汪文宣的心理活动。写他做一个梦。在梦里，母亲和妻子两个人都争夺他，他处在中间，非常痛苦。
四、余论
总而言之，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尤其以《寒夜》为代表，体现了现代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特别是对人性的深度探索以及注重细节的描摹，展示了一颗伟大文学心灵的卓越的想象力和吞吐经验的能力，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折射出了永恒的文学魅力！
巴金的名言名句：
1、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2、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他并不躺在晴空下面享受阳光，却在黑暗里燃烧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3、要做一个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安慰的人。
4、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5、我的眼眶里至今还积蓄着朋友们的泪，我的血管里至今还沸腾着朋友们的血。在我的胸膛里跳动的也不止是我个人的孤寂的心，而是许多朋友们的暖热的心。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句。我是靠着友情才能够活到现在的。
6、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索取。
7、沉默容易使人跟朋友疏远。热烈的诉说和自由则使人们互相接近。
8、生如同日记，每人都想记下自己的经历。但当他把记好的日记和他的誓言进行比较时，心情是何等谦卑啊!
9、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人民，离开了它，离开了他们，我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写作。
10、财富并不“长宜子孙”，倘使不给他们一样生活技能，不向他们指示一条生活道路，财富只能毁灭崇高的理想和善良的气质，要是它只消耗在个人的利益上面。
11、我常说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灯。
12、青春是无限地美丽，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也是我们祖国和人民的希望，这样个信念，贯穿着我的全部作品。
13、“死”的逼近使人更宝贵“生”，更宝贵活着所能处理的光阴。人明白自己随时都会死去，他更不肯浪费时间，他要在这有限的余生里做好一些事情。
14、我在写作中所走过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无论对于自己或者别人，我的态度都是忠实的。……我愿意它们广泛地被人阅读，引起人们对光明的爱惜，对黑暗憎恨。……我的文章是写给多数人读的。我永远说着我自己想说的话，我永远尽我在黑暗中呼号的人的职责。
15、支配战士的行动的是信仰。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
16、光辉的理想像明净的水一样洗去我心灵上的尘垢。
17、希望是人生之需要.人如没有希望，何异江河干涸了流水？
18、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追求，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
19、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对我来说它永远是鼓舞的源泉。
20、随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无论大小，我都会感到喜悦。
21、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露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随想录》
22、朋友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
23、这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些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这个理想，他们就牺牲了他们个人的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
参考文献：
[ 1]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2]何艳萍.《从复调分析的角度看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中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3]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恩斯特·贝克尔.《拒斥死亡》,林和生译,华夏出版社,2005.
??摘要一般包括以下几部分：1、研究背景和意义；2、全文的总体思路概括；3、主要研究成果（分条叙述，是重点，清晰告诉别人你都研究出什么来了）；4、创新之处（也很重要，言简意赅，你与别人研究的不同之处，证明你不是抄袭）；5、关键词如报考二级心理咨询师的论文对摘要有明确的要求：摘要应简明扼要地概括文章的主要内容，一般不超过500字。?一篇学术论文的引言，大致包含如下几个部分：1、问题的提出；2、选题背景及意义；3、文献综述；4、研究方法；5、论文结构安排。问题的提出：讲清所研究的问题“是什么”。选题背景及意义：讲清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来研究，即阐述该研究对学科发展的贡献、对国计民生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等。文献综述：对本研究主题范围内的文献进行详尽的综合述评，“述”的同时一定要有“评”，指出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讲出自己的改进思路。研究方法：讲清论文所使用的科学研究方法。论文结构安排：介绍本论文的写作结构安排。??
首先要确定具体作品，假如，中国的红楼梦与西方的百年孤独。先要分析其作者生平、经历，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创作观，（曹雪芹与马尔克斯），各自创作时的社会背景。然后，具体分析小说本身，从人物设置、故事情节、小说里的社会环境、各自家族史等。也可以从女性视角，单一地分析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从她们的性格、爱情、人生悲剧等来细细地分析。或者从其中研究当时两个作者的政治观。角度很多，要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喜好来确定。写论文，一定要把文章构架弄好，这样思路才清晰。要遵循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程序来写作。当然，你要在写之前认真阅读你确定的作品，任何把新视角、新问题罗列出来，在你的论文里一一给予解答。只要认真，你的论文就一定能写好。 望采纳，谢谢，祝您成功！
两部文学作品对比论文内容摘要：自然生活是文学作品中常表现的题材，《千曲川风情》与《瓦尔登湖》同为表现自然生活题材的经典之作，两者均传递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念，但又因作者经历、时代、文化背景不同，而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因此，将两者进行对比研究，可探究文学作品在表现“自然生活”题材时的某些规律。关键词：《千曲川风情》；《瓦尔登湖》；自然生活；主题学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环境，也是自古文学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题材之一。自然因其独具的生态美及与人类密不可分之关系，常成为人类远离世俗烦扰的心灵寄居地，在文学上，许多作家都曾将自己所经历过的“自然生活”写在作品中。日本作家岛崎藤村的《千曲川风情》与美国作家亨利·梭罗的《瓦尔登湖》就是这样的作品。同为作者记录自身“自然生活”经历的散文集，两部作品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但作者的经历、时代、文化背景不同，因此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本文将就两者异同进行分析比较，确定其形成原因，以探求作家在处理“自然生活”题材时的某些规律。展开全文前往文库APP签到领畅读卡，免费读两部文学作品对比...全文限免导长图分享发送至微信下载文档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版本号8.0.70
对比分析类论文最主要的是要理解其中的含义，然后根据中心思想去写。
对比分析类的论文，当然是要找出相关的正、反面的论据来做比较，才能够更好的达到你的效果
看这个：《天使与魔女— 对《红字》与《我在霞村的时候》的女主人公的人物形象的诊释与比较》是知网上的一篇论文呢，要的话留邮箱我给你发过去，你再自己改改就有了。摘要：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代表作《红字》与我国女作家丁玲的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分别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饱满的女主人公形象, 与此同时, 两部作品又都是关于女主人公在特殊的情况下失去贞洁后的境遇与反抗,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两人在相似逆境中所表现出的性格的双面性—一面为天使, 一面为魔女。本文将从女权主义思想的角度出发对两部作品的女主人公的形象进行重新的论释与比较, 从而展现其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权社会统治的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