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 顾城的诗，每读一遍都有不同的感受。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正如这首《一代人》，短短的两行诗句，却清晰地勾画了一群探索者的坚定形象。我暗叹诗人独特的想象，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仅仅是十几个字，字里行间却还有着看似简单实为复杂的意象。在顾城的诗作中，人们总能找到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 2. 顾城，男，1956年9月24日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诗。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诗人。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我以前写的诗不知道是什么 后来认识了顾城我恍然大悟 原来是朦胧诗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最常用的表现手法首先是象征隐喻法：这也是诗歌新艺术的中心，它打破了真实描写和直抒胸臆的传统表现手法，使诗人的抒情角度转移，诗中的象征从表面看上去毫无联系，也无所指，但深层却有无穷的意蕴，诗的感染力也就在于此，早期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反复强调(2)“诗只能暗示，如直呼其名，诗的享受便减去四分之三”。是的，诗的魅力不体现在直观和如实地描绘，也不是在证明什么，它总是在暗示什么，象征性的加以启迪也是现代诗的一个重要特点。象征手法与古典诗歌“由此至彼”，“言此意它”的比兴手法极其相近，从根本上说，象征也是一种比兴，或者比兴是象征的一种表现手法，比是求诗的形象化，兴是求诗的言外之意，所不同的是象征手法经常巧妙地隐去被比事物，诗歌主题也就呈现了多义性。例如开头出现的小诗《一代人》，它是由“黑夜”，“我”“黑色的眼睛”等感性形象构成的意象组合，它们既有其本身的客观意义，所代表的内在含义又都超越了这些词汇固有的客观意义，加上题目的指示，因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性，即“黑夜”象征置于那一代人心灵上的阴影，“眼睛”象征一代人探索的眼睛，双是渴望光明的眼睛，而诗中的“我”则象征着一代人。由此我们能够看出，诗歌象征的审美特性，实际上就是意象的一种内在的美学特性。 顾城诗歌的意象世界中的隐喻表现手法与象征一样也是具有其暗指性，通过一个非直接的比喻来使情思或感觉具体化；通过隐喻创造的意象，诗人的情感往往藏得很深，我们最先接触到的仅仅是意象的直观世界，而要进一步体会“幕后”的心灵世界，需要一段路程。诸如他在《生命幻想曲》中这样写：让阳光的瀑布／洗黑我的皮肤／……／ 太阳是我的纤夫／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绳索／…… 前一节里用“瀑布”来隐喻“阳光”，随之又用瀑布洗黑人的皮肤，来隐喻阳光晒黑我的皮肤，而皮肤被晒黑，原是一种健康美的标志，因此，它们之间复杂而又巧妙的隐喻结构所形成的意象正如一位意象研究者所说的：“两个视觉意象形成我们称之为视觉和弦的东西，并且合起来提示了一个与二者都不同的意象。”的确更妙地暗示出了诗人渴望于自己的生命在光明世界锻炼得更强壮这么一种健康的情调。后一节里，用“纤夫”来隐喻“太阳”，又用“绳索”来隐喻“强光”，用纤夫背着绳索我在逆流中前进，来暗示这一种昂扬的气概，光明的信念，鼓舞着生命，使他在任何险恶的困境中奋力前进。 顾城诗歌意象的第二种表现手法当属抽象变形手法了。 随着现代生活的进展，人们的鉴赏口味不断地转移，鉴赏周期也不断地缩短，艺术变形越来越多得受到重视。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变形就没有艺术”。西方现代派的艺术纲领宣称“准确描绘不一定是真实的”，这和司空图所说的“离形得似”真是不谋而合，而新诗潮关于意象的创造常常脱出古典主义的夸饰而致力于“变形”，直觉、幻觉、错觉，瞬间感觉印象很容易产生变形，而变形的关键则在于作者主观感受和客观真实的对立怎样巧妙地变成“无理之中的有理”。 例如诗人眼中脱落的叶子能够露出干燥的内脏，诗人眼中的美丽的口花竟然是一片血腥。诗人也照样可以把感觉外化出来，改变对事物原有状态的摹写，比如：阳光象木浆样倾斜，／浸在清凉的梦中。 诗人意象的变形其实是诗人心态的体现，情绪的流露，就顾城而言，他的童年充满梦幻，而少年时代的他，梦幻被现实击碎，纯真的少年压抑了自己，面对文革中红海洋中的暴行，躁动和血腥味道，他敏感的心变得恐惧，以至有些畸形。他极度渴望纯蓝的天，纯白的云，纯洁的人生和爱情，可现实的污染和残酷愈发导致他内心的苍凉和悲哀，他笔下的世界往往开始是纯美的，是用“纯银”的声音和色彩去构制的一个“天国”，而最终却都归于悲哀心情下灰色视线中的一片灰暗的世界。诗人的心灵被扭曲，流露出的诗人的视线也被扭曲，因此视觉中的一切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在他的世界里，寻常的逻辑沉默了，被理智法则所规定的世界开始解体，色彩，音响，形象界线消失了，时间和空间被超越，世界开始重新组合，于是产生变形，这种变形，不是哈哈镜似的－－人和世界在其中被简单、粗暴的歪曲。诗人的主观意识犹如各种凸形凹镜，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不同于古典主义的接近照相式的效果，它的效果是一种表现歪曲了的内在真实，从而带着极强的刺激性和无尽的魅力。
纪念顾城，意义在于诗歌而非塑造偶像 2007年11月19日 深圳商报 11月1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个读书社团和两个民间诗歌组织，在人大校园内举行了纪念顾城逝世十四周年诗歌朗诵会。这一天，沈阳、乌鲁木齐、武汉、杭州、西安、南宁、无锡也举办了同样的纪念活动。同人大的诗歌朗诵会一样，各地的纪念活动主办方也全部为当地的文学社、诗社或书店，作为中国现代诗歌史上一个特别的人物，顾城以这样的方式证明着他在民间以及诗人、诗歌爱好者中的影响。1993年10月8日，在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小岛上，“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杀妻后自缢于一棵大树之下，留下了《一代人》、《远和近》、《生命幻想曲》等著名诗作，以及一本自传体小说《英儿》。顾城自杀以及《英儿》的出版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关于顾城是“天才诗人”还是“杀人犯”的争议，至今仍然有走向两个极端的迹象。14年来，如何来定义和评价顾城，依然没有尘埃落定，他依然像一个滴血的感叹号，悬挂在日渐衰落、暮色沉沉的诗歌天空中。即便在诗人中间，对于顾城也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17日人大的纪念朗诵会上，诗人张后自行制作了“纪念诗人谢烨”的条幅，坚持要求主持人将此条幅与顾城海报悬挂于一起，这起突发事件引起不少在场学生的鼓掌欢迎。条幅终未挂上，张后写在黑板上的“纪念诗人谢烨”字样，也被一个穿白衣裙的女孩轻轻擦去。一切如以往一样，这个“任性的孩子”仍然为人们所任性地宠爱着，而被遗忘了诗人身份的谢烨，她的死难日没能成为她的纪念日，她的死，仍然只是现代诗歌史上一个可以随意被抹掉的句子。其实，对于顾城和谢烨的纪念，可以分看成是对于“诗歌”和“人”的纪念。顾城作为诗歌符号，是大于谢烨作为“人”的符号的，这在诗歌尚处于黄金时代末期的上世纪90年代如此，在恶搞体泛滥、人人皆可诗的网络时代也是如此。纪念顾城，是因为他那个纯净、天真、和谐、纯美的梦幻世界，是很多人的诗歌理想，也是人们对诗歌传统审美的认同和怀念。民间自发地组织纪念活动，对促进诗歌向诗本质之美回归是有帮助的。在诗歌圈子日趋浮躁，诗人急功近利、炒作盛行的时候，重提顾城的意义在于寻找诗歌的文本而不是塑造和美化一个偶像。在探讨诗歌和人的关系中，主流的观点一直认为，首先要做好一个人，其次才是好的诗歌。追求好诗的前提是不能丧失人格和尊严。从这个观点看，顾城和谢烨都是需要纪念的，他们都是诗人，他们在同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用自己的悲剧来警醒诗人，如何区分世俗生活的真实和诗歌世界的虚幻。那么，我们为何不在为顾城献上一圈花环的时候，也为谢烨点燃一盏烛光呢？社会的漠视，文学的被边缘化，使得诗人成为最容易陷入精神困境的一个群体。前不久，湖北籍诗人余地在家中自杀，再次证实诗人内心世界的脆弱。什么实现自我与社会的价值，维护精神王国的纯洁，唤醒人们对诗歌的关注……这些只是自私自利的借口。在眼下，社会赋予诗人的责任已经少到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但不得不需要一再提醒的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再没有任何时候能比现在更让人发现诗歌的一无所用，诗歌成为垃圾的惟一好处是：诗人们的脸皮厚了，神经坚强了，每天忙着拉帮结派和出名，虽然少写了不少好诗歌，却也降低了那些毫无价值的死亡几率。什么时候诗人之死不再被美化和崇拜，诗歌写作或许才会回到它应走的道路上来。
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和文学理论发展史上，意境以佛老思想的典型表现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在西方文论中尚难找到一个与之相当的概念或术语。 所谓意境，传统的理解是指作者（有时也包括读者）的主观情意和作品反映的客观物境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艺术境界。情、景是构成意境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谢榛《四溟诗话?卷三》），“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渗透，触景生情，以情状景。王国维认为：真景物、真感情融合形成的意境，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所在。 因此，在诗歌（尤其是中国古典诗歌）教学中，不深入体味意境，是绝难理解诗歌的内涵，领略诗歌的艺术魅力的。 然而遗憾的是，当前的诗歌教学往往流于形式和片面，只注重对字、词的解释和诗句的简单对译或表面理解，而恰恰忽视了诗人所创设的艺术境界的体味，致使课堂教学单调乏味，难以培养学生的阅读、思维能力和审美情趣。 那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如何教会学生体味诗歌意境，培养审美能力呢？我以为，把握诗歌的独特性语言，是深入诗歌意境、领略深层内涵的前提。 一、研究语言，把握跳跃 大家知道，诗歌是诗人形象思维的产物，无论是摹景状物，还是叙事抒情，诗人总是把自己深切的感受和激昂的情绪，借助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倾吐在诗歌的字里行间。同时，好的诗歌要求在短短的篇幅中高度集中、高度概括的反映社会生活和时代变迁。因此特别讲究炼字炼句炼意，注重凝炼、含蓄、形象、生动，由此使诗歌在意象和诗句、章节上呈现出明显的跳跃现象，其间有意省略的过渡和关联的字句，便成了留给读者想象、思索、补充的“空白”。 这种语言的跳跃性是诗歌语言的一大特色。所谓跳跃，是指超越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不同意象的组合：或是利用词语的多义性和含蓄特征，有意识地将所要表达的内蕴、意境委婉的隐藏在字词背后，让读者透过字里行间的空隙去发现并加以领略。这种在其他文体中难以想象的跳跃是实现诗歌语言精炼含蓄、形象生动及意境塑造的重要的艺术手法。
诗歌的大道是生活诗从自然和个人生活元素出发，也从时代特征和精神经验出发，诗歌中有一种东西叫穿透力，它穿透人生、现实、时代。这种穿透力的东西非常重要，那些能够穿透社会时代、历史时空总和的作品，是诗人所梦想的，它具有博大的力量，但这种穿透力建立在整个人生与时代光亮的跳动之上，所以需要博大的人格与丰富的阅历，否则，就是虚假的视野，难以实现对巨大时空的征服。于我而言，我仅能努力的是返回到一个人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生活的直观面目、本来面目，让自己努力去获得关于当下的生命力的更为清晰的体验。个人生活是唯一真实的体验，写作不能贬低当下的直接生存体验，它保存或者说汇聚了可以领悟的现存时刻。接近于诗的本质只有一种，理解自己的生活，植根于生活的直接真切感受，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一直以为诗歌的写作是有边界的，时间的边界和空间的边界，也就是人生的边界，人生等同于体验“我在”的时间和空间的某种方式。很多时候，我对自己写作行为的认可只能在我生存的时间之内，在我存在的历史状态之内，前在的历史和生活与我无关。我有时非常强烈的感到，我的诗歌无法传达在我人生之前的信息，我觉得那会让我失去“我”的本真性。我尚未拥有感知的资质去配合无限的时空，所以，我无法挑战无限性，我的诗歌视域仅仅在这里，现世、现在、现存。人生而被赋予了时间上的短暂性和空间上的有限性，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困境，从这个实际的困境出发，在当下的世界环境中去寻找自我，去体验人生的种种可能性与风险，去达到体验的极值，这可能就是人生的最大可能。而写作的视域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视域，一个人的最大可能只能就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而言，这是最客观、最可靠也是最诚实的。基于此，我认可诗歌写作的最大视域是个人史的写作，有限的时间和空间范畴最终支配了我们的人生，也支配了我们的写作。我以为，当那些写下的作品永恒的时候，并不是说作品的时空获得了无限外延，而仅仅是这个作品的震撼力非常强大，它强大得足以使那个时空状态停滞了。把诗歌落实到自己的人生之中，把自己的身份回归或者说降低到自我的真实存在上来，诗就成为我们处于正常状态的视觉、听觉、触觉、感觉，就是我们看到的世界本来的样子，或者，就是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接受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样子，才能回应现代生活加之于我们的各种各样新的多样性体验，才能传达我们对于当下世界的感受能力，我以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能抵达当下生活的本质，又怎能抵达今日诗歌的本质。当然，诗歌的写作不在任何文学范式之下，我这样说也是多余的。
唐代(公元618-907年)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唐诗是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之一， 也是全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尽管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但许多诗篇还是为我们所广为流传。唐代的诗人特别多。李白、杜甫、白居易是世界闻名的伟大诗人，除他们之外，还有其他无数的诗人，象满天的星斗一般。这些诗人，今天知名的就还有二千三百多人。他们的作品，保存在《全唐诗》中的也还有四万八千九百多首。唐诗的题材非常广泛。有的从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阶级状况和阶级矛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有的歌颂正义战争，抒发爱国思想；有的描绘祖国河山的秀丽多娇；此外，还有抒写个人抱负和遭遇的，有表达儿女爱慕之情的，有诉说朋友交情、人生悲欢的等等。总之从自然现象、政治动态、劳动生活、社会风习，直到个人感受，都逃不过诗人敏锐的目光，成为他们写作的题材。在创作方法上，既有现实主义的流派，也有浪漫主义的流派，而许多伟大的作品，则又是这两种创作方法相结合的典范，形成了我国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唐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唐代的古体诗，基本上有五言和七言两种。近体诗也有两种，一种叫做绝句，一种叫做律诗。绝句和律诗又各有五言和七言之不同。所以唐诗的基本形式基本上有这样六种：五言古体诗，七言古体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古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宽：一首之中，句数可多可少，篇章可长可短，韵脚可以转换。近体诗对音韵格律的要求比较严：一首诗的句数有限定，即绝句四句，律诗八句，每句诗中用字的平仄声，有一定的规律，韵脚不能转换；律诗还要求中间四句成为对仗。古体诗的风格是前代流传下来的，所以又叫古风。近体诗有严整的格律，所以有人又称它为格律诗。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不仅继承了汉魏民歌、乐府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近体诗是当时的新体诗，它的创造和成熟，是唐代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把我国古曲诗歌的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但是近体诗中的律诗，由于它有严格的格律的限制，容易使诗的内容受到束缚，不能自由创造和发挥，这是它的长处带来的一个很大的缺陷。这是唐诗繁荣的准备时期，重要诗人有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此外还有陈子昂、沈佺期、宋之问等。唐代建国初的诗歌仍沿着南朝诗歌的惯性发展，柔靡纤弱，毫无生气。“四杰”的出现开始转变了这种风气。他们才气横溢，不满现状，通过自己的诗作抒发愤激不平之情和壮烈的怀抱，拓宽了诗歌题材。如杨炯的《从军行》: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雕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这种激扬豪迈的格调，为唐初诗坛吹进一股新风。诗中表现了青年人不甘寂寞，想投笔从戎，到边疆建功立业的热望。宁可做个低级军官(百夫长)，也不想作书生老死窗下。继“四杰”而起的是陈子昂，他从理论上对南朝以来衰弱的诗风提出批评，认为这类诗专门玩弄华丽的辞藻，内容空虚，抛弃了《诗经》重视思想性的传统。对此他耿耿于心，提倡学习“汉魏风骨”，恢复建安时代的诗风。他的38首《感遇》诗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影响很大。他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苍凉辽阔，哀而不伤，被认为是怀古诗的绝唱。韩愈曾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评价了他在唐诗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沈佺期、宋之问的贡献主要在诗歌格律方面。他们总结了“永明体”以来诗人们探索诗歌格律的成果，以自己的诗作，促进“近体诗”最后定型。鉴赏唐诗，首先要对“近体诗”和“古体诗”的分别有个概要的了解，掌握它们各自的特点，就能更好地领略其妙处。古体诗，又称古诗或古风。这个概念和通常说的“古代诗歌”不同，是专用名词，专指唐代以前流行并在唐代继续流行的一种诗体，和唐代形成的近体诗相对存在。古体诗的特点是:每篇句数不限，每句字数不限，可押韵也可不押韵，押韵也可换韵，句与句间没有平仄对应和用词对仗的要求。一句话，古体诗格律上比较自由，同近体诗在格律上有极严格的要求不同。古体诗分两大类:五言古诗和七言古诗(或简称五古和七古)。此外还有句式长短不齐的古诗，一般归入七古。有的古体诗句数、字数和律诗相同，但用韵、平仄和对仗都不同于律诗的要求，所以仍是古诗。上文讲到的《古诗十九首》及陶渊明等人的诗都是古诗。近体诗，又叫今体诗(“近”和“今”都是就唐代而言的)，讲求严格的格律。近体诗有四项基本要求:一是句数、字数有规定；二是按规定的韵部押韵；三是上句和下句各字之间要求平仄对立和相粘；四是规定某些句子之间用词要对仗，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等。近体诗分两大类:(1)律诗，由八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律诗，七字句的称七言律诗。(2)绝句，由四句组成，五字句的称五言绝句，七字句的称七言绝句。下面我们分别举例说明。如大家熟悉的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五言绝句，它必须是四句20字。其次它必须依照用韵要选一个韵部的字作韵脚①，这首诗的“流”、“楼”两字就属“十一尤”韵。再次，它用的字必须合乎规定的平仄格式，这样读起来才抑扬间错，和谐动听。这首诗的平仄格式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用·标出来的字可平可仄，其余的字不能变通。平——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平声字；仄——指的是古代汉语中的上声、去声、入声字。按现代汉语说，阴平(第一声)、阳平(第二声)字属平；上声(第三声)、去声(第四声)字属仄。绝句诗上下句之间可以对仗，也可以不对仗。这首绝句全首对仗，后两句“欲穷”对“更上”，“千里”对“一层”，“目”对“楼”。我们举《登鹳雀楼》这首诗来说明近体诗最基本的格律要求，此外五言绝句还有三种平仄格式，共四种格式。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也都各有四种平仄格式。关于近体诗的平仄格式，只举上例作些提示，不再详细介绍了。如果不想创作这类诗，只是鉴赏前人作品，那么关于格律的要求知道得粗略些，也是无妨的。七言绝句，我们举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来看: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日暮孤帆泊何处? 天涯一望断人肠。表达了送别友人远行时留恋怅惘的感情。全诗四句，28个字，押的是“七阳”韵，平仄按规则。因绝句允许不对仗，这首诗就没有对仗。五言律诗，我们看戴叔伦的《除夜宿石头驿》: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寥落悲前事，支离笑此身。愁颜与衰鬓，明日又逢春。这是除夕之夜晚远离家乡亲人独宿逆旅感慨自身遭际的诗。全诗八句，40个字，押“十一真”韵，平仄合规则。律诗的一二句称“首联”，三四句称“颔联”，五六句称“颈联”，七八句称“尾联”。律诗的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如这首的颔联“一年”对“万里”，“将尽”对“未归”，“夜”对“人”；颈联“寥落”对“支离”，“悲”对“笑”，“前事”对“此身”。七言律诗，我们看柳宗元的《别舍弟宗一》:寥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这是柳宗元被贬到蛮荒的柳州，送别堂弟柳宗一去江陵时写的诗，情绪极度感伤悲愤。全诗八句，56个字，用的是“一先”韵，平仄合规则，颔联和颈联对仗工整。七言律诗第一句多用韵，也可不用韵，这首用韵。律诗中还有一种“排律”（延长），即把律诗延长至10句以上乃至百句，除首、尾两联外，中间所有出句与对句全要对仗。排律通常为五言。唐代诗歌的样式，在初唐时期已经齐备，到盛唐时期就出现了诗歌创作的高峰。
汉代，出现了为配合音乐而歌唱的诗即“乐府诗”。
在语言上有四言，五言，杂言，但多数是五言的。
这以后曹操父子以及陶渊明为首的文人们发展了五言诗。
同时，七言诗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乐府诗的代表作<<孔雀东南飞>>,<<陌上桑>>在诗歌历史上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汉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末）魏六朝在政治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和黑暗时期，但在思想文化艺术史上却非常重要，其影响之深远，直达现今。
在魏晋南北朝以前，诗的格律和声韵还没有形成大家共同遵守的规律，只是由作者按照个人的内容需要和声韵感觉来进行写作。
到了魏晋，由于受到了印度（古称天竺）的梵音学的影响，我国的声韵学得到了发展。
齐梁的周喁和沈约总结了汉字的发音规律，提出了“四声”“八病”之说，使诗歌创作由自然的声律发展到讲究追求声律，出现了作诗要注意平仄和韵律的性质，形成了格律诗的主要内容。
说起汉魏诗学，我们不得不提起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成就的主要代表是三曹父子兄弟以及孔融、王粲、刘桢、阮瑀、徐干、陈琳、应暘等。
这些人被称为“建安七子”。
后人称这一时期是“结束汉响，振发魏音”，它标志着汉代文学风格样式的结束，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唐代李白有诗赞扬“蓬莱文章建安骨。
中国自孔子以后相当一个时期里，文学崇尚理性，以说理，叙事为主，所以有“诗言志”、“文以载道”的说法，成为传统。
但三国时期却出现了“缘情”的主张，与“言志”并提。
“缘情”大体相当于今天所说的抒情。
象曹操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曹丕的“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等等，就是这样的诗歌。
汉魏诗学除了建安诗体外，还有一继承了《诗 国风》“民间自然性情之响”的诗歌体裁，即“汉魏乐府”。
继《诗经》《楚辞》之后，两汉乐府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又一壮丽的景观，作为一种新的诗体，呈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汉乐府以其匠心独运的立题命意，高超熟练的叙事技巧，以及灵活多样的体制，成为中国古代诗歌新的范本。
例如格调自由，情感真切的《古歌》；坦露女子对爱情的忠贞誓言的《上邪》；形式齐整，言词优美隽永的《迢迢牵牛星》；以及故事曲折起伏，人物性格鲜明，言语明快简洁的叙事类民歌《陌上桑》、《孔雀东南飞》。
受汉乐府的影响，汉魏诗学经历了由叙事向抒情，又模仿民歌到作家独创的转折。
列如传承至今的《古诗十九首》即是出自汉代文人之手。
而建安文学的创作，则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徒诗的转变。
中国传统诗歌也由此迈入雅文学的行列。
此外，诗歌从四字一句的“四言诗”发展到今天仍然很通行的五字或七字一句的“五言”、“七言”诗体，也是在汉魏之际确立的。
一般认为，曹操的《观沧海》、《龟虽寿》等四言诗是前代诗歌的“压卷之作”，也就是说四言诗中最后出现，却又是最好的作品，而曹丕《燕歌行》的灵活自由的七言诗，则为后来的七言律诗开创了一个新时期。
魏晋时期，其诗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魏晋风度”。
它包含有“狂饮”、“放诞”等狂放的行为，有“清谈”、“隐逸”、“拟古”一类奇特的风气，也有儒、道、佛混杂的思想。
在题材上，汉魏六朝的诗歌除了“缘情”之外，又产生了“山水”、“田园”和“玄言”等不同诗派；在诗风上，则出现了自然清新，明白晓畅的主流；在形式上，则共同趋于五七言的整齐，进而形成了完整严密的格律。
三、盛唐诗风
如果把中国诗歌流变的历史，譬作九曲黄河，那么究其源始，犹如雪水消融，点点滴滴，接下来则如轻溪泻地，随意流转，灵动自如，终于在汉魏六朝间进入了一个汇湾，吸纳他源，积蓄能量，汗漫浩荡。
直至隋唐则突然变化为飞瀑万卷，声势浩大，奔腾不息，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
对唐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怎么估价都不算过分的。
鲁迅答杨霁云函锐：“我认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
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甘而不必动手。”（《鲁迅书信集》
唐朝是我国诗歌的黄金时代，约300年中，流传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的1600多年留下的诗篇多出2倍多。
唐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以大诗人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最高，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
令后世诗人豪士可望而不可及。
这是中国诗歌的宝藏，也是中国诗歌的丰碑！
陈子昂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骨与兴寄两大主张。
陈子昂的诗歌鲜明的表现了他的理论，无论是积极方面与消极方面都是如此。
形式上都是五言古诗，内容表现是多方面，十分丰富的。
陈子昂所追求的是风骨，与他大致同时的张若虚，却在创作中追求明丽纯美。
他的一首《春江花月夜》达到了纯美的极至。
闻一多在《宫体诗的自赎》中总结《春江花月夜》说：“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因此，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盛唐之后，国力由盛而衰，而诗歌的格调也身受其影响。
如冷落寂寞的大历诗风。
此后，诗人们着力于创新，创作出大量极富新意的各体诗歌。
尤以韩孟诗派为盛，其代表人物有“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古今之穷”的韩愈等。
韩愈致力于诗歌创新，主张“不平则鸣”。
陈寅格先生称其诗“既有诗之优美，复具文之流畅，韵散同体，诗文合一。”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又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
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
二者虽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步入晚唐，社会衰败，政治黑暗。
诗坛又涌现出一批优秀的诗人。
如杜牧，贾岛，隐士诗等。
而晚唐诗歌的集大成者乃属李商隐。
李诗艳而不靡、凄美浑融、情调幽美、意象朦胧，最为杰出的则是其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
唐诗是唐人的是一种生存和竞争方式，也是唐人的一种思维方式。
他们状物言情，或者表达曲折微妙的情绪，索性直接以诗为言，信手拈来。
研究唐诗兴盛之由的著作如林，但除了从经济政治立说的“反映论”外，我们似更应该注意文化的因由。
我们谈“唐诗”，不应该离开“唐风”。
四、诗的低谷
“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是经历了盛唐之后宋元明清的诗歌的最贴切的写照。
随着诗歌在唐代达到鼎盛之后，诗歌在文坛中的地位逐渐衰落，本来桀傲不驯的诗歌洪流，在此之后一变而为一副循规蹈矩，安详驯顺的模样了。
经历了隋唐盛世，封建社会在浩瀚的中国历史中逐渐发展到了顶峰。
一 唐诗与唐以后的诗 研究唐诗，原本是范畴明确边界清晰的，如许文玉的《唐诗综论》、胡云翼的《唐诗研究》、苏雪林的《唐诗概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王士菁的《唐代诗歌》，直到陈伯海的《唐诗学引论》都是有关唐一代诗歌的研究，视野完整或者说对象完整，论述也完整。我曾经说过，做唐诗研究“可以完全忽略不计与宋诗的纠缠”。但做宋诗研究的人与唐诗的纠缠太多、太深的缘故，孤立地谈唐诗似乎也就缺乏一个比较的视角。因此最注重唐诗学科建设意义的《唐诗学引论》首篇“正本篇”中也不得不先要提到“宗唐宗宋”的历史争议，也要就唐宋诗比较的学术意见中引出自己的思考。钱钟书《谈艺录》开篇第一节就是“诗分唐宋”，明确提出“诗分唐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他有一段很著名的话称：“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为称谓之便。非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东野实唐人之开宋调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灵则宋人之有唐音者”。钱先生这段话概念很清楚：唐诗不必出于唐人，即唐人写的未必就是唐诗；宋诗不必出于宋人，即宋人写的也未必就是宋诗。——唐诗宋诗应以审美质性来划分，即以“体态性分”来判别，所谓“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所谓“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个诗学审美意见影响极大，流播极广，将唐诗的时代概念打破了，或者说打通了，然而它也只是诗学理论上的一种极有价值的审美见解（德国的席勒与清代的吴雷发均有类似的意见），“美学”上固然有突破的意义，而在“历史”上的雷池却仍无法跨越。——唐诗仍有它天然的、不可移易的历史规定性。我们看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就没有选收一首唐朝人的诗歌，尽管他谈过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都写出过真正的“宋诗”，开出宋调之先河。 严格意义上的“唐诗”，无疑即见于《全唐诗》与《全唐诗》的各种“补编”（包括《全唐诗逸》、《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全唐诗补逸》、《全唐诗续补遗》和《全唐诗续拾》等）里的诗——全唐的诗的数目亡佚的无疑要大大超过存世的，在辨识上似乎也应撇去《全唐诗》始作俑收录在这些书里的五代诗。从唐人孙翌第一部编选唐诗的《正声集》开始，《南薰集》、《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才调集》等著名的“唐人选唐诗”以来，历王安石《唐百家诗选》、洪迈《万首唐人绝句》、元好问《唐诗鼓吹》、高�秉《唐诗品汇》、胡震亨《唐音统签》、钟惺、谭元春《唐诗归》、王士礻真《唐贤三昧集》、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到孙洙《唐诗三百首》，到余冠英主编的《唐诗选》，再到葛兆光选注的“中国古典诗歌基础文库”的《唐诗卷》，千余年唐诗精华不断被人甄选推扬，唐诗的精魂血魄已沉潜于中华民族的灵魂里，融化在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一个古老诗国的光辉灿烂诗歌遗产的顶峰与典范。以至于鲁迅先生要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而中国的文化巨匠的成长几乎无不受到过唐诗的雨露沾溉，如郭沫若在《少年时代·我的童年》里就说到他的母亲，“她完全没有读过书，但她单凭耳濡目染，也认得一些字，而且能够暗诵得好些唐诗。在我未发蒙以前，她教我暗诵了很多的诗。”——这又可见出中国民间唐诗之深入人心，这也正是《唐诗三百首》这样的普及读物，不断有“新注”，又不断有“新编”的原因了。 当然我们应看到从唐代以来对唐诗的认识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唐人眼中的唐诗似乎更应该引起我们研究的兴趣，我们要更多看一看唐人对唐诗的地位的认识与理解、唐人审美趣味的承续与演化、唐人对唐诗人成就的评价及其依据的文化价值、哲学内涵的思考。这里我只想就唐人眼中的唐诗，包括唐人选诗评诗的实践扼要指出三点：一、唐人选唐诗各家标准差异很大，宗旨也大异其趣。有的对唐诗（盛唐为主）评价很高，如殷＠③的《河岳英灵集》；有的批评甚峻，如元结的《箧中集》；有的树“察风俗之邪正”，“审王化之兴废”为选评准则，强调政治讽喻“系国家之盛衰”，如顾陶的《唐诗类选》；有的以韵美调新、风情宛然为艺术追求，宣扬“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的审美趣味，如韦谷的《才调集》。这里可以见出唐人对唐诗的认识差异很大，文学主张与审美趣味各呈其词，颇有一种百花齐放、众声喧哗的自由局面。二、编选范围五花八门，有的主要甄选一个时期如初唐，如盛唐，也有主要选大历诗人的。前期的几种选本往往将唐诗与六朝诗编在一起，以为一脉承传。也有的企图目观全唐，尝试集大成打通一代诗歌。目光一路朝放大走，一路朝精细走，呈现多元的认识判断，唐诗史的历程初具界碑。三、在诗人取舍上更是目断心审，标准林立。最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甫。如果说《箧中集》因局格太狭窄，主张太偏激，不选杜甫可以理解的话，殷�《河岳英灵集》的不选杜甫似实难理解。从他完备且明确的理论主张，如“神来、气来、情来”的创作意识，如“既多兴象，复备风骨”、“既闲新声，复晓古体”，称美建安气骨又不忘太康宫商的审美标准来判断，不选杜甫更是不可思议。他的选诗以盛唐为主，也确实反映了盛唐诗歌的气象风貌，他甚至有意识地要通过诗歌评选和理论概括立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然而他竟没有注意到杜甫，或者说竟放弃了杜甫！殷�选诗时密切注视诗坛动态发展，敏锐地探捕新星，荐拔佳篇，而且认真分析寻索同时代诗人的风格特点。再如果说殷�之不选杜甫还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杜甫彼时进入诗坛不久，诗名不很大，信息交通不发达等等，那么，晚唐人韦谷的《才调集》不收杜甫，则更令人无法解释。《才调集》十卷，规模宏大，选诗一千首，初、盛、中、晚齐全，而且还选了和尚和妇女的诗，却不选杜甫。而且此书明显是承接韦庄《又玄集》的模式框架，人又与韦庄同在西蜀先后做官，应该是信息资料上可以沟通接续的。《又玄集》三百首，选了杜甫，《才调集》一千首却不愿选杜甫，而且从审美主张上他能独具只眼地选白居易的《秦中吟》，竟不肯选杜甫。这跟后来的千家注杜局面真是不可同年而语，这一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学术兴趣。——总的来说，唐人眼中的唐诗与我们今天理解中的唐诗有很大差异，这个差异或正是我们今天的唐诗研究者不可忽略的。同时代人的认识与评介或许更有人文层面上的研究意义和历史文化及其接受领域上的判断价值。 唐以后的诗基本上笼罩在唐诗的影响下。五代十国五十年，与晚唐往往看作一体，与宋初又混沌接续，不易分割。宋初六七十年间，宋人学白居易，学李商隐，学韦应物，学张籍，学贾岛，又移步到学韩愈，学杜甫，沿王禹�、梅尧臣到欧阳修始出露自己的面目，到王安石、苏轼与黄庭坚三大家，才真正形成宋诗体制。所以严羽说：“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但到了南宋的中晚期，四灵、江湖派又掀起回归唐诗的大潮，学贾岛、姚合，学晚唐的风气，一直绵延到南宋的灭亡。元诗不甚发达，无论是元诗四大家，还是刘因、姚燧、杨维桢、萨都剌等都在一片宗唐学唐的潮流里沉浮，学李杜，学白居易，学韦应物、学李商隐，尤其是元末的一股学李贺旋风，仙灯鬼火，大放异彩。明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元诗的学唐近唐，大多趋于“�缛绮丽”的一路。胡应麟所谓“元人诗如缕金错采，雕绘满眼”。——元人学的唐也在“中晚”，不过不同于宋季学的“中晚”，一条趋走的是李贺、李商隐绮丽之路，一条追尚的是贾岛、姚合“清苦”之风。或许正是出于反拨归正的心理，元之后的明代，从高�秉到前后七子重新打出严羽的“诗必盛唐”的旗号。南宋的严羽曾心怀忧患地指出：“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邪。”——故他提出了“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明确口号。——明前后七子“诗必盛唐”不仅总结了严羽的理论经验，也总结了元诗学唐的创作实际。由于他们的诚挚提倡与逼真实践，明诗在公安、竟陵之前的“盛唐”面目尽管傀儡装束、肤廓皮相，却是唐诗传承史中最辉煌的一段。 清初的诗人与学者，显然眼孔放得大了，晚明乱提口号，师心自重，闹哄哄的诗坛局面使他们多了个心眼，不肯轻易跟着别人走。但大的样板却只有两块：唐与宋，正如钱钟书所说，没有第三条道路。到了那个时候，无论是谁，“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于是，宗唐宗宋形成了胶着状态，宗宋的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叶燮拼命拉抬宋诗的地位，顾炎武、朱彝尊、王士礻真、毛西河等“大家”则力主唐音，又偏重盛唐。吴乔、贺裳、冯班等一批小批评家则又花言巧语鼓励引诱学晚唐。王夫之干脆说宋一代无诗，他评选古诗、唐诗、明诗，独不取宋诗（因为元一代在异族统治之下，他干脆也一笔抹去了元诗）。清初特定的政治文化和思想史背景左右着人们的审美旨趣和批评情绪，诗坛人物多少有些情绪化的表现，理性思维气氛淡薄。难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论及这个局面时要说：“尊唐抑宋，未为不合。而所谓宋诗，皆未见宋人得失，漫肆讥弹，即所谓唐诗，亦未造唐代藩篱，而妄相标榜”。到了乾嘉时，唐宋诗之争才趋于调和——恰恰本于人心思想的趋于平和——诗坛上可以各自宣明旨义，不必漫肆讥弹。沈德潜主唐音，讲求温柔敦厚；翁方纲喜宋调，尤好辨析肌理；袁枚出入唐宋，唯性灵为归的；赵翼则更是放大眼孔唱出：“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互相不见倾轧与攻击。但沈德潜有两句话还是相当委婉精到地道出了他主唐音美学上的原因：“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这段话与钱钟书先生的“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有些貌似，但钱说更多有一点双峰并峙的意味，而这种双峰并峙的具体阐释无疑要以缪钺《论宋诗》中“唐宋诗之异点”之“论其大较”一段名句为代表。总括而言，唐人的诗更多一点主动性的感情发抒，自主且真率；更多一层心灵的自然流荡，澄净而明朗；更显出一种自由的独特风格，唐人评判外部世界的意见主观单纯，往往带有唯美的意绪。宋诗及宋以后的诗不免多一层模仿的味道。王闿运《论唐诗诸家源流》（《王志》）说：“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而宋人则不免被认为是最要模古的，后来的宋诗派更是有意标榜宋人处处是学着唐人的，好用唐诗的标准来评判宋诗，好以唐诗的模式来比附宋诗。如陈衍在《宋诗精华录》卷一的“按语”里，以唐诗发展的过程阶段来套宋诗发展的脉络线索，仿严羽、高�秉的初盛中晚四唐说来规画初盛中晚的四宋说，不仅四期一一对应，而且四期的代表人物也一一对应。——不管这种刻意模古是否道出历史真相，也不管宋诗的面目是否被人误解，宋诗以及宋以后的诗实际上已被主流的诗学批评家们人为地与唐诗的形体血脉粘连在一起，而唐诗与唐以后诗的魂魄气骨、精神风貌的区隔却是更清晰可辨了。 二 唐诗学术与唐学术 张潮《秋星阁诗话》小引云：“李唐之世，无所谓诗话也。而言诗者，必推李唐。……夫唐人无诗话，所谓善《易》者不言《易》也。”——诗话以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为始作俑。唐一代无诗话，但不能说唐一代没有诗歌的理论建设，没有有关诗歌的“学术”。但是唐人不是善《易》而不言《易》，只是用力在《易》也即是诗的致“善”之道。致“善”之道大抵有二：一、为做诗做好各种充分的准备工作——各种文学类书的编纂；二、为做诗定出细密的格式、法则——各种诗格、诗式的编撰。 类书，是介乎文学与学术之间的（或者说是混合了两者的）一种做文做诗的参考书。体制上以语词、文句、典故、事实、妙语镌策汇编为主，所谓“英词丽句，以类相从”，所谓“事类联属，便于采撷”。这种类书有唐一代名目繁多尤以初唐产品为夥：《文思博要》、《累璧》、《瑶山玉彩》、《三教珠英》、《芳林要览》、《事类》、《文府》、《碧玉芳林》、《玉藻琼林》、《笔海》等等。如今存世名声最大则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和白氏《六贴》（大部分都亡佚了）。闻一多在《类书与诗》（《唐诗杂论》）说它是“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不过是《兔园册子》的后身，充其量也不过是规模较大品质较高的《兔园册子》”。这一类文学参考书或者做诗实用手册，从中央编的大部头巨型类书到民间比如敦煌发现的《珠玉钞》、《随身宝》之类的微型“兔园策”，在一个相当广泛层面上凝聚了一支自觉的诗人创作队伍，因而在实践上大大推动了诗歌创作的繁荣兴旺。难怪闻一多嘲笑说：唐初是个“大规模征集词藻的时期”。“词藻”——英词丽句的巨量镶嵌——也便成了一个时期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与形式特征。病态的文藻与浮华不仅给初唐的诗坛带来了畸型的繁荣，而且为有唐一代的诗歌创作的世俗化普及大开了方便之门，尤其为那些天分不高、才气不足且被一个时代的做诗潮浪卷了进去，拼命努力要做出成就的大量中下等诗歌作者鼓足了做诗的信心。——唐诗研究者有的已经发现了这种“兔园册子”深刻地影响到较高层次文人的创作（后来的李商隐还精心自制“兔园策”，如《金钥》、《杂纂》、《蜀尔雅》等，为自己做诗时随心调用故典镌策而预为之备），而且不自觉中规范与牢笼了一批诗人的词语选择与表达形式，为诗歌创作唱酬、联句、应对、测试的机械化、公式化、标准化铺设了便道，不管这种类书“指导”诗歌的理论意义如何，它已是唐诗学术的一种，对唐诗的创作发生了独特的影响。 第二点便是诗格、诗式的大量撰作。明胡应麟《诗薮·杂编》中存录了一批名单：“唐人诗话，入宋可见者：李嗣真《诗品》一卷、王昌龄《诗格》一卷、皎然《诗式》一卷、《诗评》一卷、王起《诗格》一卷、姚合《诗例》一卷、贾岛《诗格》一卷、王睿《诗格》一卷、元竞《诗格》一卷、倪宥《龟鉴》一卷、徐蜕《诗格》一卷、《骚雅式》一卷、《点化秘术》一卷、《诗林句范》五卷、杜氏《诗格》一卷、徐氏《律诗洪范》一卷、徐衍《风骚要式》一卷、《吟体类例》一卷、《历代吟谱》二十卷、《金针诗格》三卷。今唯《金针》、皎然、《吟谱》传，余绝不睹，自宋已亡矣。”——“诗格”、“诗式”、“诗法”均是讨论诗歌体式、法度与规则的“金针”，实际上也是传授写诗的基本格式与形式的要诀，王夫之斥为“画地为牢”。——先是为社会大众服务，像函授的诗学教程，“三家村”知识分子最得益。后来诗赋取士，又理所当然成为一种“高考参考资料”，刻意为公式化、标准化操作服务。等皎然因《诗式》而获荣名，一批有志通外学、修文辞的和尚也嗜好此道，借以光耀佛门。此类“诗格”、“诗式”著作有的比如皎然《诗式》不仅着眼在形式法则、声病偶对的探讨，而且涉及到创作论、艺术论、审美特征的讨论，如“取象”、“取境”，已经在诗歌理论上颇有建树与开拓，对晚唐五代乃至两宋的诗格理论发生过巨大影响。——当然对有唐一代诗歌创作产生推动作用的则主要还是初盛唐的著作，这些著作从上官仪的《笔札华梁》开始，较有积极影响的如崔融《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竞《诗髓脑》、皎然《诗式》多因日本释空海的集大成《文镜秘府论》六卷的整理而得以保存。所谓“唐人卮言，尽在其中”。张伯伟有《全唐五代诗格校考》一书，校辑考释甚为精详，对“诗格”形式的历史演化、利弊功用的分析评判也甚客观。——客观来说，诗格、诗式与类书“兔园策”一样，尤其是初盛唐的，都是为唐诗的创作繁荣、唐诗发展高潮作了准备工作、后勤工作、服务工作。——严格地说，它们谈不上理论建设，更无所谓学术建树。一为征集词藻，一为规范形式，当然征集词藻的还附有作品大全的展示，规范形式的也偶备审美经验的传授。从某种形式的意义上来说，这两者或可以构成唐诗的理论建树与学术规模。尽管它们是如此的简陋、粗糙，与唐诗实际上取得的巨大成绩远不相配，也几乎没有人肯承认两者之间的直接因果关联。——唐诗的繁荣与它的学术建设、理论指导是一个悖论。 唐诗的学术建设与理论指导更多的融化在时代实践中政治的引导和文化的诱导。我们知道，有唐一代，由于初盛的几个皇帝的大力提倡和躬自表率，以及一些诸如开科诗赋取士、礼敬厚遇文人的行政措施，唐诗到开元年间已是十分繁荣。唐玄宗即位不久，在答一位臣子的手诏中还专门强调“夫诗者，动天地，感鬼神，厚于人，美于教矣。朕志之所尚，思与之齐，庶乎采诗之官，补朕之阙”（《旧唐书·崔日用传》）。——玄宗本人便是一个酷爱文艺、酷爱美的皇帝。“开元天宝的时代在文化史上最有光荣。开国以来一百年不断的太平已造成了一个富裕的、繁荣的、奢侈的、闲暇的中国，到明皇时代，这个闲暇繁华的社会里遂自然产生出优美的艺术与文学”（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册）。我们看看《旧唐书·音乐志》里记载的玄宗如何热心提倡和指导音乐艺术——音乐直接关系到有唐一代乐府诗的发达，而乐府诗的发达与衍变正是唐一代诗歌兴旺繁荣的关键。（注：胡适在《白话文学史》第十二章《八世纪的乐府新词》中说：“盛唐是诗的黄金时代，但后世讲文学史的人都不明白盛唐的诗所以特别发展的关键在什么地方。盛唐的诗的关键在乐府歌辞。第一步是诗人仿作乐府。第二步是诗人沿用乐府古题而自作新辞，但不拘原意，也不拘原声调。第三步是诗人用古乐府民歌的精神来创作新乐府。在这三步之中，乐府民歌的风趣与文体不知不觉地侵润了，影响了，改变了诗体的各方面，遂使这个时代的诗在文学史上放一大异彩。”）《音乐志》还记载，玄宗亲自创作乐曲：“玄宗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这同唐太宗亲自写诗与宫廷大臣唱和酬答一样都有一种躬为表率的作用。——唐诗的繁荣原因诸多，但帝王的提倡尤其是带头实践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文艺才性与实践作品虽不是第一流的，但为第一流的诗人与诗的诞生铺开了红地毯，也正是在唐玄宗时李白、杜甫大步走上了文化舞台。 唐诗在初盛唐乃至整一代的繁荣发达又引出一个与唐代整个思想文化学术的关系。尽管李姓皇帝提倡道教，武姓皇后抬高佛教，传统士大夫知识分子却大多秉持儒教正宗观念，并且不反对严重鲜卑化了的艺术形式（音乐歌舞）。故在主流形态的文化生活层面上真有一派三教并兴、百花齐放的局面。魏晋六朝以来的文学传统（尤其是乐府文学的传统）垂直影响或者说严重熏染了一大批士大夫知识分子，随着南北文风融合的完成，意识到了的审美追求大大激活了他们的文学审美才性，文学的兴趣、绘章雕句的习惯几乎贯穿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考科名由进士入仕途还得备习诗赋，《文选》几乎是最热门的一部必读书，莘莘学子固然案头必备，士大夫官员也必须时时温习，用心揣摩。在官场的应酬中，有文学的修养素习才能潇洒地周旋俯仰，才能引得圈子里的尊仰与朝廷的敬重。比如张说为宰相时曾把王湾《次北固山下》中“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一联亲手题在政事堂，让朝中文士作为人才及其作品的楷模。——《文选》本身即是文学的一部集大成的参考书，一个文学经典的样板。“选学”是炙手可热的学问，理所当然也成了一种正宗学术。朝廷在刚刚流行的李善注本之外，又迫不及待命工部侍郎吕延祚等五位大臣合注《文选》，以求完备新颖。文学的学术化又拉动了学术的文学化，朝廷上上下下、江湖幽深之处都弥漫着追逐文学的浓烈气氛。一个直接的结果是人人都写诗，王公大臣、士大夫知识分子自不必说，林泉隐逸、岩樵渔父、和尚道士、闺阁名媛、娼妓宫嫔也都写诗，响应一种上下合流的时代精神，陶醉在这个诗化的时代之中，唐一代文化格局几乎就沉浮在诗歌的大潮之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代的史学高度发达，尤其是初唐。但初唐的史学又恰恰是文学味最浓重的。初唐官修的几种重要断代史都染有非常浓重的文学气味，绮藻丽句、文学的笔触随处可见。闻一多说：“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这话虽偏激一点，但触到了一个史的诗化的问题，即史学叙述中调动文学手段的问题。其实，这一种我称之为“史的诗化”的现象上可追溯到《史记》、《汉书》，而尤以范晔的《后汉书》最为典型。司马迁著《史记》，抑止不住内心的文学描写的冲动，诗的才性与激情不自觉中流荡而出，一部《史记》直可当文学书来读，故鲁迅先生有“无韵之《离骚》”之赞颂。两《汉书》也是文采飞扬的，班固、范晔都是文章高手，都是文学当行，作史时忍不住时时调动文学手段，使严峻的史的叙述染浸上浓重的诗的情调。至初唐的几位史家更是踵事增华，不惜要“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艺”了。这种风气与趋势到盛唐的刘知几出来大声疾呼直言其弊，才被刹住，而且是永远的刹住了。刘知几的《史通》在史的理论上把中国诗化史学的传统截断了，从此以后历史与文学严格分了家，正史均秉笔直书，精炼简核，不敢再有文学的夹羼染绘，连润色都很少见到了。甚至欧阳修这样的大文学家修史时也严格按照了刘知几的规矩，不敢涉入文学一步。 刘知几在那个时代几乎是唯一的一位守住学术阵地、拒不肯让文学浸漫过来的纯粹学者。他在《史通·自叙》中说：“予幼喜诗赋，而壮都不为，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幼喜诗赋”是时代习染，及壮，则明确对诗赋说“不”！“耻以文士得名，期以述者自命”。学术的家学渊源，“著述”的崇高使命，扬雄以来不为雕虫小技的文化眼光使刘知几自身与盛唐文学风气划清了界限。刘知几的例子是很有认识意义的，他的著述立场与学术态度在盛唐以后是不可能再有的。开元以后，天下士人“耻不以文章达”，诗赋取士的制度确立并固定化之后，攻诗赋、擢科举是一代人心所向，是一代人才精英的正途出路。刘知几虽把文学驱除出了史学领地，但在一个诗与文学光焰万丈的时代里，史家守住自己的贞节的同时也只得忍受自己的寂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唐一代的学术（包括史学）在精神上已被诗赋冲垮了，人才流失，光芒黯澹，虽然成果累累，但在整个时代文化大格局中只有默坐隅角的地位。 唐一代学术大抵有两端：史学与佛学。史学最称发达，成果十分丰厚，除了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李延寿等正史作者之外，还有撰“国史”的吴兢、韦述、柳芳、令狐�亘、于体烈等名家。《贞观政要》（吴兢）、《东观奏记》（裴庭裕）、《顺宗实录》（韩愈）都是重要的“国史”专书。特别值得称道的当然是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杜佑《通典》是我国第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后世所谓“九通”、“十通”之首。开元间修撰的《唐六典》、《大唐开元礼》也是十分重要的典礼类专书。唐一代通俗史事类杂著笔记也相当纷繁，著名的如《通历》（马总）、《大唐创业起居注》（温大雅）、《明皇杂录》（郑处诲）、《安禄山事迹》（姚汝能）等。另外，唐僧玄奘口述辩机编纂的《大唐西域记》也应列入山川地域史志的范畴，此书已开了释僧撰属的先河。 唐代的佛学相当繁盛，著名的佛学家，有学术性著述可考并声名显赫的就有玄奘、窥基、神秀、慧能、神会、法藏、湛然、宗密、怀让、马祖、怀海等等。唐代的佛学固称辉煌，但内典佛藏、方外奥义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中国学术，也不是纯正形而上范畴的哲学思考。唐代哲学一般不称发达，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主要诠释官方的经典见解，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只是儒典的一般音韵、训诂的著作。儒学在佛学（也包括道学）的重重压迫之下，几无成绩可言。那是胡适所谓“印度思想哲学泛滥的时代”，儒学的复兴要等到两宋才开始酝酿并最终完成。唐初的傅奕力主反佛，影响所及有中唐韩愈的排佛，但韩愈的主要哲学文章《原道》、《原性》以及李翱的《复性书》也并无严格意义的学术推进。而对哲学问题深感兴趣（也困扰半生）的刘禹锡、柳宗元们却用心在宏观的天人关系的探索与寻绎，《天论》、《天说》、《天对》固有一些深辟的见解，闪耀出睿智的思想火花，但于中国哲学的发展影响有限。而“文中子”王通的《中说》旨在调和三教，不但入不了儒家的“经”，自立一“子”也似乎是非常勉强的。——有唐一代在汹涌奔腾的诗歌潮流的映照之下，学术的音响总觉空杳渺远，学术的景色显得暗澹无光。 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代（赋相对沉寂，连新近出版的《中国文学通史·唐代文学史》都几乎没提到）。这个时代盛产诗人与诗歌，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拼命写诗，引吭高歌，率性任情，阔步前行，——整整一个时代，诗是生命的原旨，诗是文化的正色，诗是学术的主调。几乎整整一代人高张着感性的风帆，喷薄着生命的热力，内心激涌着诗的冲动，笔下铺展开锦绣玉缀，只认创作，不思其他。诗人们关于时代的对话，同行间技艺与情思的交流，生命的理解，审美的实践，功名进取成功的矜夸、失败的怨屈，诗几乎是唯一的媒介。读读《高氏三宴诗集》、《断金集》、《元白继和集》、《三州唱和集》、《刘白唱和集》、《汝洛集》、《彭阳唱和集》、《吴蜀集》、《三舍人集》、《汉上题襟集》的题
新月诗派作为现代中国新诗的一个流派,对新诗的发展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具有较高的文学史地位。作为新月诗派最有成就的代表诗人之一,徐志摩的诗歌典型地体现了新月诗派的创作风格与追求,又具有自己的特性。本文主要从徐志摩个人经历对其诗歌创作风格影响、徐志摩诗歌的丰富意象与独特意境以及浪漫主义主调下蕴含着的现实批判性这三个方面对徐志摩诗歌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简要的分析。
浅析徐志摩诗歌意境的特色这个就是写开题报告八你把格式,格式内容发给我
对于现代诗歌教学的思考是在近日组织的《再别康桥》教学设计征集和观摩课活动之后。这是一次区域性的教研活动，活动前在全区教师中征集的10多份《再别康桥》教学设计与这节观摩课在课堂教学程序和结构的设计上大同小异——导入课题，引导学生了解作者徐志摩，投影出示作家及背景资料，明确本节课学习目标，出示诵读技巧和方法，学生自由朗读，谈诵读的感受，教师范读，再集体诵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现代诗歌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这些教学设计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共性问题，严重影响了学生对现代诗歌的阅读兴趣和体验感悟，也让学生无法体会到现代诗歌的魅力和价值。
首先，重朗读轻指导。在现代诗歌教学中，语文教师最常用的方法是通过诵读来达成学生对作品的理解，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教师的诵读技术指导存在问题。一读、再读、齐读、分组读、分角色读、美美地读、配乐读……没有具体有效指导的诵读，再多也是枉然。所以，一节课上下来学生诵读水平并未真正提高，依旧无法体会到诵读之美。
其次，强情感弱体悟。设计现代诗歌教学，诗歌所表达的情感往往是教者强化的目标。于是，“这首诗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这首诗的感悟基调是什么”、“这首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这样大而且空的问题在现代诗歌教学中频频出现，学生很难把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是概念化地把教参或传统解读的结论告知学生，并不关注学生在具体的诗歌情境中体验感受情感的表达方式，学生感觉现代诗歌空洞无物，情无所附，原因就在于教学设计中弱化了体验感悟。
第三，抓形象疏内涵。形象的品读有助于塑造读者心目中的诗歌意象特征。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注重和学生一起提取和归纳诗歌表达情感的意象，并和学生一起研究形象塑造的修辞手法等。比如，对《再别康桥》中“金柳”、“青荇”、“一潭”等形象，学生也参与分析了修辞手法等语言运用的技巧，但我们的教学却多数停留在形象本身，极少关注形象所承载的意义，也缺少对作家塑造形象意义的分析，从而使诗歌阅读流于形象的表面。
第四，有想象缺联系。诗歌想象的空间是非常广阔的，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大部分教师都注重利用想象来打开诗歌阅读的思维空间。但是，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许多教师又往往忽视了联想与想象的生活基础。比如，想象青荇在水底招摇，这种想象有利于丰富形象的意义和内涵。然而，学生却很难想象水草在水波中摇摆，似生活中美丽女子行走的姿态，诗人是把心中的康桥想象成心爱的美人。像这样的联系学生建立不起来，特别是在阅读过程中如不能给予学生及时的指导和调整，现代诗歌教学中想象的运用便失去了效应。
当然，这些问题是通过一节课和10多篇教学设计梳理出来的，未免“失之千里”。但这些问题的分析，在当前现代诗歌教学被不断弱化的背景下，还是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提高现代诗歌教学质量的。所以依据前面的分析，我以为现代诗歌教学可以作一些变化，以期扭转当前现代诗歌教学效益低下的现状。
二、现代诗歌教学中的几个策略
解决了什么应该是现代诗歌教学研究的关键和核心这个问题，我们便找到了教学的方向。《再别康桥》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为我们描绘了康桥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形成了一处处美妙的意境，细致入微地表达了诗人对康桥的情感，诗人往昔的生活那么自然地呈现在我们读者面前，诗人的离愁是那么的含蓄隽永。教学这首诗，就是要让学生在诵读中感知诗歌中的意象，鉴赏这些意象中蕴涵着的丰富的情感，感受诗歌这种文学样式的艺术魅力。
首先，强化指导下的诵读。诵读作为现代诗歌主要的教学方法之一，教师必须熟练掌握诵读指导技术，才能实现预期目的。《语文课程标准》明确了朗读要正确、流利、有感情，从语音、语调、语气等方面提出了要求，在朗读评价中特别对“有感悟地朗读”作出了以对内容理解与把握为基础的诵读要求。这些要求的实现能够引导我们从一般朗读向鉴赏诵读过渡，实现从内容理解向鉴赏评价过渡。
《再别康桥》一诗每节四行，一、三行稍短，二、四行稍长，音尺的排列组合长短错落又不乏规则，如同一支婉转低回又循环往复的咏叹调，将诗人缠绵悱侧的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诵读时绝不能一味地简单读，而要对具体的词句进行指导。程翔老师在教学该文时对“荡漾”一词的朗读技术指导是现代诗歌诵读指导的范例。程老师在学生读了这一段后，指出学生读得不清晰，并追问了“荡漾”一词的意思：荡漾本指水波动，这里是指水波动吗?学生答出“心情波动”后，教师再问这一节是应该低着头读还是应抬着头读，并和学生一起研究，诵读时还要带着一种憧憬，学生在这样的指导下再读，效果就很明显了。随后，师生继续研究怎么读比较好，怎样进行技术处理，提示学生“漾”字能不能拉长一些……反复指导后，学生的诵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对诗歌的`理解也更深刻了。
其次，突出体验中感悟。现代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在阅读感知上还是有难度的，学生的生活经历、社会阅历还不够丰富，对于作家的生活和作品的背景把握还不充分，存在着时代和阅历的距离。《再别康桥》这首诗歌表达的情感本身就存在多元化：或是惜别康桥，或是对康桥生活的怀念，抑或是对爱人的情感。所以，有人说这是一首惜别诗，有人说这是一首爱情诗，也有人认为这是徐志摩理想主义人生观的真情告白。不管这些理解是否正确，都必须通过具体的体验才能体会到。比如，“轻轻”、“悄悄”这种动作所呈现的人物内心世界要通过我们的行为感觉来判断，“荡漾”、“甘心”、“揉碎”、“放歌”、“沉默”，每一个词语都把诗人的心灵世界表现得那么准确，都蕴藏着诗人心灵深处的东西，同样需要我们通过自我体验、同境比较来感悟。把这些体验整合起来，我们便能从文字中抽出徐志摩心中的情丝，就能体会到他那颗敏感、颤动、多情、留恋、惜别的心。
第三，挖掘形象之意蕴。《再别康桥》是诗人与自己隐秘的感情世界的惜别，表达了他对旧地和过去生活的眷恋与珍视，是诗人寻梦时的落寞和惆怅，飘逸洒脱的姿态下蕴藏着深沉的忧郁和苦闷。这些情感都是通过作者塑造的形象透视出来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把握作品塑造的形象，分析形象的特点及承载的情感。“云彩”、“金柳”、“新娘”、“青荇”、“水草”、“清泉”、“彩虹”、“星辉”、“笙箫”，这些意象都是作家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我们要引导学生体会、分析这些意象的象征意义和内涵。
以意象“云彩”为例，唯美浪漫、潇洒无拘、柔美空灵、飘逸自由是徐志摩对心中理想对象的承载。胡适在谈到志摩的早逝时说：“志摩走了，我们这个世界里被他带走了不少的云彩。”徐志摩一生追求云的气韵，最终他的生命也随着一团火熔化在了云层里。正像他描写的黄鹂——“化一朵彩云，它飞了，不见了，没了”。他独特的人生观，带来了独特的艺术观。如果我们在教学过程中能够准确把握诗人心目中“云”的意象，对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徐志摩诗歌的思想内容、创作方法、艺术成就等问题，将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第四，借助形式入情感。现代诗歌有自己的形式特点。《再别康桥》是新月派诗歌的代表作品，学习这首诗一定要借助“三美”的艺术创作形式来分析和阅读，才能感受到作品的形式之美和内容之丰富。“金柳”、“青荇”、“彩虹”、“青草”色彩鲜明，全诗每一节都包含着一幅可以画得出的风景，配合着“招手”、“荡漾”、“招摇”、“漫溯”等动词，流动的画面就有了很强的立体感。整个诗歌除了押韵和音节的和谐之美外，还使用回环复沓的形式，三次“轻轻”，两次“悄悄”，节奏轻快，旋律柔和，仿佛诗人踮着脚尖怕吵醒了心爱的康桥的一切，犹如一曲悦耳动听的轻音乐，拨动着读者的心弦。此外，诗节匀称，长短交错，给人强烈的视觉感。因此，在现代诗歌教学中借助诗歌形式来领会其内在精神和意境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诗人徐志摩也认为：“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再别康桥》一诗即在追求美的“形”的同时，实现了与美的“意蕴”的有机结合，给人一种情境交融的美感，同时也是作者对诗歌本体应该实现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自觉追求。
诞生于“五四”时期的现代诗歌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它既有中国古代诗歌的继承，又有西洋诗歌的养分，是一种主情的文学体裁，高度集中地反映生活，用丰富的想象和富有韵律美的语言及分行排列的形式来抒发思想情感。灵性的康桥因为徐志摩诗意的表达而变得清新脱俗。教学这样经典的诗歌，学生如果不能很好地体会现代诗歌的价值和意义，产生对现代诗歌的兴趣，那我们的诗歌教学就是失败的。注重现代诗歌教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的运用，才是现代诗歌教学的正确出路。
有点得提的是，顾城的风格是不会说得让人清楚的，像“因为”、“所以”这些词，很是少用。 然后呢，我查了下顾城之城，有这首诗，真是的，你那不是原文，原文如下： 你不愿意种花 你说 “我不愿看见它 一点点凋落” 是的 为了避免结束 你避免了一切开始
很多年轻人如今已不知道顾城是谁，也不知道20多年前，中国文艺界有一个如日中天的明星，名叫顾城，他的地位超过当今所有的天王、天后。现在的年轻人即使听说过顾城的名字，很多人也不太清楚顾城的人生故事。 顾城1956年出生于北京，他的父亲是中国以前一个有点名气，但名气不算太大的“职业”诗人，名叫顾工。据说顾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艺术天才，12岁时就接过了父亲的传承，开始写现代诗，并且很快超越了他的父亲。对此，顾工从来没有表示异议，甚至很开心。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诗如同一声号角，一面旗帜，成为当年无数中国年轻人的精神食粮。北岛、舒婷、顾城成为领导中国现代诗歌的标志性人物。三人之中，顾城最年轻，他的名句是：“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他还有：“人们围绕着自己，像一匹匹马，围绕着木桩”等。 中国现代诗歌之所以获得“朦胧诗”的称号，与顾城有很大关系。当年，一篇评论文章针对顾城的一首诗指出：太朦胧，看不懂。引起广泛的争论，“朦胧诗”这个名词由此确立。顾城的诗很有特色，也比较容易辨认。由于他的诗中有很多超现实的想象，顾城个人也获得了一个“童话诗人”的桂冠。在我的印象中，古往今来中国写诗的人中，顾城是唯一获得这个称号的人。 1988年，当时在中国如日中天的顾城远赴新西兰，与妻子谢烨（当年顾城的狂热崇拜者之一）定居于激流岛，并生下一个孩子。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激流岛上自己的住所，用斧头砍死了妻子，然后自杀。终年37岁。顾城定居新西兰后，他的标志性特征就是永远戴一顶高高的、新西兰羊毛编织的翻边厨师帽。这也成为他留给后世最重要的个人形象。 顾城死后，关于他杀妻并自杀的原因有很多种解读。香港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顾城别恋》，由冯德伦饰演顾城。反响一般，知道的人不多。按照顾城在自己的遗著《英儿》一书的内容，人们猜测顾城最后的疯狂是因为一个追逐利益的女人伤害了他，导致他的崩溃。这个女人在顾城的书中被称为“英儿”，真名李英，曾经是《诗刊》社的编辑，笔名麦琪，现在还经常发表作品。麦琪在顾城死后，明确表示，反对顾城在遗著中给她贴上的标签。 我认为，顾城悲剧的深层原因是他的极端个人主义。作为一个人来说，顾城的人生态度像他的诗歌一样极具特征，简单归纳一下就是：极端自私的自我中心，极端愚昧的大男子主义，极端空想的自由主义，极端幼稚的幻想世界。顾城就是一个各种极端事物共生的矛盾体，有时候像个天真的孩子，有时候像个疯狂的暴君。 顾城宣示自己爱全人类，但是他不爱身边的人。顾城的妻子在去新西兰之前就有过一次怀孕，顾城没有像其他丈夫那样，对自己的骨肉充满期望和好奇，而是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向妻子抱怨说，这个孩子会把他逼疯。妻子不得不独自去做人工流产。到了新西兰后，妻子第二次怀孕，顾城故伎重演。但是妻子认为自己年纪已过30，再不生育就晚了，便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拖延打胎的时间，终于将孩子生了下来。是一个男孩。顾城说，妻子是一个狡猾的，儿子是他童话城堡里的毒菌，他的世界里，不允许有第二个男人。顾城对妻子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 顾城有了孩子后，他认为自己的亲生孩子影响了妻子对他的关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幼稚、可怜的谢烨不得不把孩子送（或者是寄养？）给了新西兰土著毛利人。但是，顾城的妻子之所以把儿子交给别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顾城对儿子的厌恶甚至发展到生理反应的级别，他会突然向儿子施暴，将儿子从沙发上踢下来，然后自己倒地，肌肉痉挛。顾城的妻子无法判定顾城是否故意装病，但是，为了她所爱的两个男人都好，这个女人不得不把这两个男人分开，同时也将他自己与儿子分开。在顾城那里，谢烨只能是一个妻子，而不能是一个母亲。顾城社会生活能力极差，尤其是到了国外，离开了妻子几乎无法生存于社会。妻子谢烨某种程度上成为他的全职保姆兼全职助理。 顾城所谓自己内心的爱，太过理想化，其实是他内心残忍的另一个极端的表现。我始终认为，不爱孩子的人是缺乏爱心的，如果连自己亲生的孩子都不爱，那么，他所标榜的爱，一定是假的。人不是神，不可能把人的天性与所谓的天职彻底割裂开。顾城理想中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其实只是爱他自己。因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全世界，就是全人类。当这种爱无法实现的时候，它的另一个极端便跳了出来，那就是顾城个性中的残忍。 顾城定居新西兰激流岛后，也许是因为收入微薄，要贴补家用，也许是因为要享受田园生活，顾城在自家房子旁边圈了一块地，养了几百只鸡。有一次，不知哪里来的一条狗，咬死了顾城的两只鸡。为了报复，顾城在鸡舍周围布下了钉子，但他还是觉得不过瘾，最终布下了老鼠药。当妻子说他此举太过分的时候，顾城说他妻子是假善良。最终，狗是不是被毒死不知道，周围居民家的猫却真的被毒死了。顾城没有承认是他干的。 顾城养的鸡最终引起社区内其他居民的不满，一是因为生活社区被顾城变成养鸡场，太吵闹，二是因为观瞻、气味、污染等环境问题。社区官员几次上门，代表全体居民，要求顾城将鸡处理掉，顾城当然不愿意，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难道我没有养鸡的自由？最后，社区居民不得不动用法律手段，法院下达了判决书，要求顾城在限期内自行处理，否则将强行处理。结果，顾城拿着刀进入鸡舍，几百只鸡尸横遍地。然后，顾城把鸡脑袋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社区官员，证明自己已经把所有的鸡都彻底处理了。社区官员吓得当场逃跑。 其实，对于常人来说，处理方式很简单，比如把这些鸡卖掉，或者分送给周围的居民。也许是因为顾城的清高使他不屑于为几个臭钱，自掉身价地去买鸡；也许是因为顾城的傲慢使他不可能赔着笑脸向邻居们说一声抱歉，总之，他以一种令全体社区居民瞠目结舌的方式处理掉了他的那些鸡。 这件事情后，顾城对他的妻子说：全世界都在欺负我。而且，为了发泄，顾城还到山坡上随意挥砍大树。他妻子说，顾城整整砍了一个星期。这个细节让我再次坚信我对顾城人性的判断：在他童话诗人的外表下，掩盖的是一个残忍的内心，一颗充满报复欲望的心。 在顾城居住的社区，居民们都认为顾城是一个怪人，甚至可能是疯子，如果不是他的妻子谢烨极力在邻居之间化解、调和，我真不知道顾城能否在社区里生活下去。他也许更适合没有邻居的生活方式。 顾城的大男子主义也极为突出。除了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分享妻子的关爱之外，英儿的出现也充分体现了顾城的这个性格特征。顾城与两个女人的关系是透明的，彼此都知道。当然，顾城的妻子谢烨真是太奇怪，明明知道有一个女人正在分享她的丈夫，但是，对顾城的盲目崇拜也许使她认为，那是一个天才应有的权利。她没有任何怨言，三个人相安无事地住在一起，甚至管吃管喝，生怕怠慢了客人，唯独把亲生孩子排除在外。 英儿也是一个极有当年特点的女孩，她与顾城原来就认识，也很崇拜顾城。在她看来，顾城就是神，她甚至从来没有想象到自己能成为“神”的私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新西兰见到顾城后，英儿发现顾城依然是“童话诗人”的形象，甚至更加走火入魔，越来越不食人间烟火（也许对女人除外）。而当年清新可爱的谢烨由于顾城生活上的低能，她付出太多，操劳太多，很少得到一个女人应有的宠爱，正日益变成未老先衰的黄脸婆。虽然英儿也很同情谢烨，但她更加同情顾城。一个“童话诗人”怎么可以没有浪漫的爱情，怎么可以身边没有佳人陪伴？在顾城主动之下，长得还算漂亮的英儿向童话诗人献出了自己。顾城死后，英儿说，她与顾城的第一次性行为是顾城强暴了她。 我不知道顾城当时对于身边两个女人的心态是否了解，或者是否想去了解，在他的遗著《英儿》中，我看不出端倪，反正顾城自豪地宣布：两个女人他都爱，他说他有两个妻子。顾城甚至感觉自己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两个女人还太少。他说，在他的童话城堡里，至少应该有12个女孩，他想让自己成为女儿国的国王。他幻想着12个女孩都是银盔银甲，保卫着他的女儿国不被第二个男人侵犯（包括他自己的儿子）。英儿在她的文章里说：顾城很胆小地从洞口看世界。 然而，现实毕竟不是童话。阿拉伯人允许娶多个老婆，前提是必须有经济条件支撑。顾城靠什么来养活两个女人？不像在国内，到了国外后，顾城的诗歌失去了市场，他的经济状况很糟。基本上靠新西兰政府救济和谢烨一个人独立维持。有时候，为生存而烦恼的谢烨不得不向顾城抱怨几句，希望他能现实一点，找一个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每当这种时候，谢烨都会遭到诗人顾城的斥责。对于顾城来说，他认为自己就是为诗歌而生的，怎么可以让那些世俗的事物干扰自己。在经济问题上，英儿没有多少发言权，她不是一个富裕的人，刚出国，来到顾城这里，还有点接受顾城夫妇施舍的意味。当然，她也尽可能地做一点与文艺无关的工作，帮助谢烨贴补一些家庭开销。因此，与顾城一起奇怪地生活的生存保障问题她不是看不到。但是，顾城是一个输不起的人，在打牌之类的家庭娱乐中，顾城一输就发脾气，他的妻子永远扮演让顾城成为最后赢家的角色。而在邻居的眼中，顾城夫妇是英儿的姐姐和姐夫。 其实英儿当时另有情人，在国内，她爱上了比她大20多岁的诗人刘湛秋。到了新西兰之后，她又爱上了顾城。1992年，顾城夫妇接到了去德国讲学的邀请，顾城开始想放弃，他说，除非英儿一起去。但是，他不允许儿子一起去。顾城的妻子央求英儿劝说顾城，不要放弃这个机会，至少也可以给家里困难的经济状况带来一点缓解。英儿知道，自己该出局了。顾城夫妇临去德国之前，顾城要求英儿在家等他们回来。谢烨则说：如果我们回来的时候你还在，那就是我的命，我就彻底接受这个现实。 英儿最终决定离开。很快又爱上了一个比她大20岁的洋人。 英儿1992年底离开激流岛。顾城在德国听说英儿与洋人老头同居私奔，非常生气。1993年3月，顾城夫妇短暂地回了一趟北京，听说了英儿的一些事情，便开始创作小说《英儿》。在这本书中，顾城对英儿的爱恋同对她的怨恨奇怪地并存着。并在书里书外表示，英儿爱上刘湛秋是想利用刘湛秋进入《诗刊》社。英儿爱上他顾城是想利用顾城解决出国的问题。英儿爱上洋人老头是想利用洋人老头解决绿卡问题。这本书写完后不久，1993年9月18日，顾城夫妇在回新西兰的路途中经过洛杉矶，两人一起最后一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英儿》。此后不到一个月，顾城在新西兰用斧头砍死了妻子谢烨，然后自杀。 顾城夫妇从离开激流岛到回到激流岛，中间在欧洲等地游历了一年多。有人说，这是谢烨故意安排的，目的就是要摆脱激流岛上无法面对的生活。但是，最终她还是没能摆脱，或者说彻底摆脱了。 顾城最后留下的一首诗是给他儿子的。这首诗的内容与他在现实中对待儿子的态度截然相反，表现出感人的亲情。但是，顾城把他儿子的名字改成了“珊”，一个女孩的名字。他是想用虚幻的女儿来延续他的女儿国吗？ 顾城是极端的。他在中国的成功，使他认为世界应该围着他转，应该为他而改变，应该符合他的想象。 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失落。他是在中国成名的，他的作品也都是中文作品。离开了中国，顾城失去了生存的根基，他的英语又不好，从1988年起，顾城开始拒绝学英语，激流岛上他是唯一一个不说英语的人。儿子寄养在别人家后，小时候学会的一点汉语渐渐遗忘，顾城与儿子最后已经无法沟通。他作为诗人的生命，在他决定定居新西兰起，就已经死亡了。但是，新西兰的激流岛，在顾城的眼里，就是他的桃花源，一个幻想中的乌托邦。然而，诗人身份的死亡结局是顾城不曾预料也不能接受的。他始终抱持着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下艺术家的优越感和特权意识，但是，在新西兰，他能够发号施令的对象，只有他的家人和情人。一旦情人离去，妻子的崇拜也在明显消失，顾城感到自己被抛弃了。他认为是全世界抛弃了他。 顾城的悲剧还来自于他幼稚的政治观念。他因文革中所遭受的苦难而厌恶自己的国家。他以为另一个自由的世界就是他的理想，可以使他忘掉中国这个糟糕的地方。德国之行给了他一个错觉，其实那只是德国汉学界的一次礼貌的欢迎，但他由此以为自己再次成为世界的中心。他以为诗人还象拜伦、雪莱那个浪漫主义年代一样，能够成为社会的旗帜。然而，在商品经济社会，没有人会白白养活他这个童话诗人，这个女儿国的国王。面对资本主义对艺术家的冷淡，极端的顾城真正崩溃了。在国内的朦胧诗时代，顾城被捧上了天，但他认为这个给了他极高荣誉的中国社会，依然是使他窒息的社会，他以为另一个世界会给他比中国社会给他更高的荣誉，更高的地位，更自由的空间。我不知道顾城在死亡之前，是否意识到自己真的错了。他这个长不大的童话诗人，幻想中的女儿国国王实在太幼稚了！ 然而，还是有很多人喜欢顾城的诗。那时候的崇拜者，今天叫做粉丝。除了名称不一样，实质上没什么差别。他们因为喜欢顾城的诗而绝对喜欢顾城整个人。他们几乎全盘接受了顾城对于英儿的指责，那个曾经是顾城情人的女人，无辜地承担起害死优秀诗人的罪恶名声。当年有的文章甚至说：顾城砍死的为什么不是这个坏女人！ 重新检视顾城的悲剧，我更加坚信，诗人要做到像他的诗一样是困难的。不应该把诗和诗人等同起来。顾城是被他自己内心的邪恶杀死的。顾城知道自己死了，他还要一个无辜的女人为他殉葬，因为，这个女人只能是他的女人，如果这个女人不死，顾城的灵魂不愿意看到这个曾经百分百属于他的“东西”，有朝一日全部属于别人，哪怕这个别人很可能只是他的儿子。他绝对不能允许。 顾城是自私的。顾城是残忍的。在他的身上，很多东西都极端化地、彼此严重矛盾地存在着。他的死没什么值得惋惜的。他的死似乎也是一个预告，预告了以顾城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现代诗歌的这一个发展方向即将走到尽头。
《远和近》虽只有短短的六句，却容纳了对历史反思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可以变“远”。诗中用“你”、“我”、“云”心理距离的变换，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诗人对和谐、融洽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追求。诗中的“你”、“我”、“云”三个意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你”、“我”都生活在客观现实中、同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则象征着美丽淳朴的大自然。“你看我时很远”，这是地近心远，“咫尺天涯”：“你看云时很近”，这是地远心近，“天涯若比邻”。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已成为人审美理想的发展的方式，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而不自然，工巧而不矫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