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 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根本原因。本国封建主义成为外国统治中国的工具，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的重要原因。西方列强破坏了中国领土、邻海、关税等主权，中国已经丧失了完全独立的地位，所以说独立的中国开始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的中国.。 答： 1、外国列强不但逐步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而且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日益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2、中国的封建势力日益衰败并同外国侵略势力相勾结，同外国列强压迫中国的社会基础和统治支柱。 3、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依然在广大地区保持着，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4、中国新兴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力量软弱，且与外国列强和本国封建主义相联系。 5、近代中国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后来，帝国主义列强还分别支持不同的政治势力以分裂中国，使中国处于不统一状态。 6、在外国列强、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下，广大人民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答： 1、 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由一个落后封闭但独立自主的封建国家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 中国的发展方向发生变化。 如果没有外来势力干扰，中国最终也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 而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不可能获得正常发展，中国也就不可能发展为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3、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 鸦片战争以后的社会主要矛盾包括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及中华民族与外国殖民侵略者的矛盾，变复杂了； 4、 革命任务发生变化。 原先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封建势力，战后则增加了反对外国殖民侵略的任务； 5、 革命性质发生变化。 从农民战争转为旧民族主义革命。 答： 帝国主义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历史灾难： 1、 发动 一系列 侵略战争 ， 屠杀 中国人民 ， 侵占 中国领土 ， 划分 势力范围 ， 抢掠财富 ， 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了严重的 阻碍； 2、 控制 中国的内政、外交， 镇压 中国人民反抗 ， 使中国在政治上不再拥有完整的主权； 3、 透过 不平等条约的 特权 ， 控制 中国的通商口岸 ， 剥夺 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 实行 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 操纵 中国的 经济命脉 ， 使中国成了西方大国的 经济附庸； 4、 在传教的名义下，对中国进行 文化渗透 ， 为侵略中国制造舆论 ， 宣扬 殖民主义奴化思想 ， 麻醉 中国人民的精神 ， 摧毁 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 答： 一、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图谋。1. 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野心，粉碎了他们瓜分中国和把中国变成完全殖民地的图谋； 2. 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饶的爱国主义精神，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和深刻教训，使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很难征服的国家； 3. 他们虽然可以强迫清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但是始终无法把中国变成他们完全的殖民地； 4. 尤其是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在瓜分危机的严重关头，中国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努力探索和奋起抗争，使侵略者看到了中国人民所隐含的不甘屈服的伟大力量，不得不放弃瓜分中国的政策。 二、振奋了民族精神，激励了民族斗志。 1. 近代中国人民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教育了中国人民，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2. 鼓舞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志，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意识； 3. 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但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4. 列强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失败，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民，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思考、探索和奋起直追。如：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注意了解国际形势，研究外国历史地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普遍觉醒，救亡图存思想日益高涨等。 答： 一、 失败的根本原因： 1. 社会制度的腐败；（即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腐败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 2. 经济技术的落后。（即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落后，国家综合实力不强） 二、 失败的教训： 1. 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富强； 2. 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推翻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 3.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4. 需要在科学技术方面奋起直追，进行现代化建设。
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摘要：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近代山东中小农户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同时，在雇工经营发展不充分，租地经营成本过高的情况下，户际互助也获得了发展的空间。在具体的土地经营中，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还无法真正扩大农业的经营规模。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而且，从山东各阶层农户对劳动互助的“选择”来看，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随着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劳动互助在农民土地经营中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 关键词：土地经营；互助合作；劳动集约型农业；雇佣关系；租佃关系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劳动互助是农民土地经营中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它不仅是农民生产力水平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农民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以往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们都将视线集中在租佃关系与雇佣关系上，而对农户之间自发的劳动互助关系重视不够，甚至完全将其排除在分析视野之外。因此，本文拟将土地占有与土地经营有机联系起来，以生产力和所有制关系为中心，就近代山东农民在土地经营中自发的劳动互助作一番考察。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与生产要素的分配不均同时并存 近代山东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为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更多的人口，山东农村开始普及两年三熟制的耕作模式，同时配合引种高产的美洲作物，经过农作物种植结构和种植次序的合理调整，山东土地的复种指数和农作物产量大大提高。一些地区的平均复种指数达到了152左右的高水平，这就相当于原有的耕地面积扩大了0.52倍。甘薯、花生等美洲作物的引种也将农作物的亩产量提高了几倍，民国时期山东全省的统计数据显示，甘薯单产平均达到1289斤/亩，折干后（三斤折一斤）还是其他作物的2-3倍，花生单产平均达到274.5斤/亩，而同期的大豆平均单产只有131.8斤/亩。[参考文献[1] 章之凡,王俊强.20世纪中国主要作物生产统计资料汇编[M].王宝卿著.明清以来山东种植结构变迁及其影响研究——以美洲作物引种推广为中心[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1](p148) 近代山东农业种植结构和耕作模式的调整，是在农业技术停滞的条件下，依靠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人投入实现的。这种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增强了小土地分散经营的能力和中小农户的经济实力，同时也催生了中小农户对生产工具、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需求。然而，在近代山东农村，生产要素分配不均的状况十分普遍，广大中小农户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生产资料短缺的窘境： 耕畜和农具的拥有程度是农民阶层区分的重要标志。大部分富农拥有比较完备的农具和牲畜配置，而中贫农户的生产工具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缺乏。卜凯调查表明，华北的小农无役畜比重达62%，中等耕地的农户无役畜者占40%，大农户只有4%无役畜。[[2] 王建革.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9.][2](p195)在即墨县浮山后村、胶州湾口薛家岛的大洼村一带的中、贫、佃农只能用构造简单的三角“铁铲”耕地或播种。解放前后浮山村350户人家只有四架耧，而统统归地主富农所有，一般中、贫农户“土地少（只有三至五，七至八亩），不值得买，也买不起”。[[3] 李景汉.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33.][3](p305-p306)在山东惠民县,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小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仅有0.038，经营耕地在40-30亩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有0.53头，经营耕地50亩以上的农户拥有的役畜换算成马由0.8头。[[4] 满铁北支经济调查所.北支农村概况调查报告（一）——惠民县第一区和平乡孙家庙[M].昭和14.][4] 从各阶层农户土地经营所需的劳动力来看，劳力的需求与土地经营面积有很大的关系。从理论上来说，富农的经营面积“超出了每个家庭的劳动标准（就是说每个家庭能靠自家劳动耕种的土地数量）”，对劳动力有一定的需求。而中小农户的拥有的土地有限，家庭劳动力充足甚至过剩。但随着近代山东劳动集约型农业和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农田耕作的劳动强度增大，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经济作物的种植，需要较多的劳动人手，中小农户也出现了自有劳动力不足的情况。1935年，在山东每亩小麦一年用人工15个，大豆12个，高粱18个，小米21个，花生24个，棉花60个，烟草135个。[[5] 方行.清代山东农村的劳动力市场[M].中国社会经济史论丛[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p389）经济作物的用工量明显高于粮食作物。棉花和烟草是近代山东大力发展的两大经济作物，是劳动节约化程度较高的作物。棉花每亩人工投入在二十个左右，在鲁西北棉区，中耕除草的次数达六次，间苗一次，摘心作业达两次。烟草种植不需要畜力，所需的人力更多。在山东，种烟的人工一般约为种玉米的四倍。[[6] 胡德琳等.济宁直隶州志,清乾隆50年（1785年）刻本.][6](卷二，卷三十二)随着山东二年三熟制的发展，复种指数的提高，农民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尤其是五月和九月的“双抢”季节，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很大的，许多即使平时家庭劳力充足的中等农户，在农忙季节也缺乏劳动力。据抽样调查，华北个农业区“与收获时劳力不足者，约占三分之二，栽种时劳力过少者，占四分之一，灌溉时缺乏劳力者，约占八分之一”。[[7] [美]卜凯.中国土地利用[M].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1941.][7](p405) 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占有的不均衡以及生产要素的投入在劳动密集型农业中的重要性，促使中小农户之间自发地建立起了广泛的劳动互助关系。二、雇工经营、租地经营对户际互助的影响 农户的雇工经营主要是为了补充劳动力的不足。近代山东农村的雇工经营发展得并不充分，富农和中农多以自耕为主，雇工为辅。莒县三个区13个村的典型调查，在富农经营中家工占劳动总数的64.7%，雇工占32.88%；中农雇工占劳动力总数的1.52%，家工占98.48%。这大致是山东地区雇工经营的一般水平。[[8] 华东局政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编.华东各大中城市郊区山东省农村调查[M].1952.][8](p32)在一些雇佣关系不发达的地区，富农连长工也不雇佣，如流坡坞村富农主要生产是自己劳动，农忙时才雇短工。在雇佣关系发达的地区，富农的家工与雇工的数量大致相当，如海阳泊村，战前富农自有劳力19人，雇工16名。由于雇工经营发展的不充分，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常常不能满足实际生产需要量。如1937年以前，盐山魏桥村富农的人力，以户平均计算，则缺一半以上，……虽然劳力不足，但二十四户富农仅有五家雇佣长工，有的还雇的是半长工，共雇入三个半长工”。[[9] 唐至卿.近代山东农村社会经济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9](p751)胶东的海阳泊村，富农的土地实需劳力46.7人，其自有劳力和雇工加起来共35名，还缺11.7名劳力；中农阶层尚缺劳力5.7人。鲁北的北隋村，中农劳力盈亏相当，富农缺少劳力29.5-45.5个[9](p753)。所以，在雇工经营还无法充分满足劳动力需求的情况下，劳动互助就成为补充劳动力的有效办法。 随着近代山东农业耕作环境条件的恶化，分散的小生产无力抗拒和防止灾荒，为了保证小农的“生存权利”，分成租制逐渐兴盛起来。《获邑审编册》统计，1930年代，山东的分成租制比例占到40.27%。[[10] 获邑编审册[J].平淮学刊，1985,(1).][10]另据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统计，在1935年分成租制的比例达到50%左右。[[11] 国民党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1](p538-p539)由于佃农贫困，许多分成租是由主佃双方共出农本的，所以说分成制也具有调剂生产资料作用。山东分成租的种类相当复杂，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均由地主出，佃户必须吃份子粮，吃一斗在公堆上还三斗至四斗，其余粮食按对半或佃四业六分劈，草全部或大部归地主，是为佃种地；有的是牛具、种子、肥料由佃户出，有的地主也出一部分农本。有的份子粮，粮草多为平分，牛草归牛，是为分种地。由此来看，在分成租下，除了土地条件之外，农本是决定主佃双方分成比例的重要因素。佃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少，所受的超经济剥削很重；分种地中，佃户所出农本较多，超经济剥削就较差或没有。因此，为减轻对地主所出农本的依赖，佃农之间也开始开展互助合作，调剂生产资料的余缺。 三、近代山东农村户际互助的形式与规则 （一）经济状况基本对等条件下的劳动互助协作——合伙使用生产工具和搭套 合伙使用生产工具，是指有的农户之间采取共有农具、共同饲养役畜的互助形式弥补生产工具的不足。在潍县，小农为了配齐役畜、车和犁，往往几家联合，共同购买，共同使用。张姓买牛，王姓买马，李姓买农具，赵姓买大车，在生产中形成合作关系。在山东惠民县孙家庙村，地主阶层不负担任何大牲畜的饲养，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只能在耕地充分的条件下才能单独饲养牲畜。孙家庙村有9户自耕农单独拥有牛，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骡，3户自耕农单独拥有驴。自耕农单独拥有牲畜达15户，3户半自耕农拥有牛。由于役畜的不足，牲畜共同占有的习惯在自耕农中十分盛行。半自耕农多3户共有，自耕农多2户共有。[4](p124-p129,p146-p149,p167-p196)合伙喂养牲畜的农户一般是平摊购买和饲养牲畜的费用，轮流饲养和使用牲畜，如历城县路家庄的陈姓叔侄每人各出资七十五元，购买耕牛一头。平时两户轮流饲养、使用耕牛，十天一换；农忙时，则改为一天或三天一换。在恩县后夏寨村还有另外一种平摊“伙养”费用的方式，如有三家共同拥有畜役，其中2人出购入费，1人担负饲养费[[12] 中国农村惯性调查刊行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M].东京:岩波书店,1955.][12](第四卷，p460)。 “搭套”也叫“合犋”，“插犋”等，是农户以一定的人力和畜力与其他农户的人力、畜力共同组成二牛或三牛犋，共同耕种的劳动组合形式。这种搭套的劳动互助组合是“华北平原农作的普遍现象”，清代《登州府志》载：“耕者有春耕，有秋耕，用牛四，谓之一犋。穷民有至四五家合一犋者”[[13] 施闰章修,杨奇烈\任浚纂.登州府志[Z],清康熙33年（1694年）刻本.][13](卷八)，《莱阳县志》也说：“民有三四家合一犋者耕”[[14] 万邦维修,卫元爵等纂.莱阳县志[Z],清康熙17年（1678年）刻本.][14](卷二)。在《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作者也介绍过类似的情况，他说：“小农有时两、三家‘搭伙’合并牲口和劳力来耕田”[[15]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p155)。 上述两种劳动互助都需要互助双方在经济条件和土地经营规模上大致相当。这种经济条件上的对等原则在上述两种互助形式中是十分必要的。因为，随着近代山东农村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小农的生活不像过去那样宽裕了，这使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经营中不得不斤斤计较。搭犋时，如果两家的经济条件相差太远的话，那么条件较差的一方会因自己“吃亏”而心生不满，这时互助关系往往就会出现问题。正像后夏寨村民的李令义说的那样：“大体是土地相当的人家合犋。这样相互间没有不满，要不然土地少的人家就有不满了”。当然，所谓的“经济条件对等”，也不是绝对的相等。后夏寨的王廷章说：“有同等数量土地的农家才能进行合犋。土地差个二三亩也没有事”，李令义说：“有十亩的农家与只有两亩地的农家不可能一起合犋，这差距太大了。如果我有10亩地，你有5亩的话，你就不想合犋。因为我地里的活很多，比你多出了一倍”。当被问起为什么他和王廷章家各有30亩和20亩土地，仍然在一起合作和很多年，李令义解释说：“双方间的性格、秉性合不合也是很重要的。感情很好，就不在乎土地亩数的差距的事例也有，但很少。比如两家差7、8亩地，也可以。主要是双方没意见，两家人很对脾气，觉得背点理，吃点亏，就不论了。计较这些就不在一处干了”。[[16] 张思.近代华北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农耕结合习惯的历史人类学思考[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6](p170-p171)可见，在劳动互助中，农民心中对彼此之间的“经济差距”都有一个心理上的承受范围，合具双方彼此的感情好，可能他们所能接受的“差距”就越大；而一旦双方之间“差距”超过了他们“合理计算”的范围，即使双方感情再好，互助关系也不能成立。 从参与上述两种互助协作的农民群体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富农拥有齐备的农具和牲畜，参与劳动互助的相对较少；较为贫困的贫农和雇农缺少参与互助的条件；只有中农，既有合具的条件，也有合具的必要。如在历城县冷水沟村，拥有、耕种大亩约20亩以上土地的农家，一般都有齐备的役畜、农具，没有和别人合具的必要。另外不到五亩的农家，因为没有足够的农具和役畜，够不上合具的对象。所以一般是拥有10亩左右耕地的农家寻找合适的对象从事合犋”。在路家庄“没有牲口的人家不能合伙”。[12](第四卷，p257)不过，由于山东各地农村的经济条件不同，各阶层农民的富裕程度也不同，山东有的地区的富农和贫农也参与“搭犋”或“伙养”。1943年，在莒南、赣榆两县13个村落的调查中，调查者就注意到抗战之前贫农参与搭犋和“伙养”的情况：“地主、富农的耕畜多为大牛大驴，而中农、贫农则多系小牛小驴，同时多是数家一个牲口或各有一个不成牛犋的牲口，因此农民之间就产生了简单的变工互助组织，如搭犋、或养牛，或以剩余劳力来换取地主、富农剩余畜力”[10](p27)。在社会分化程度较低的惠民县文化区于韩村，甚至是“地主”也要与别家进行互助合作。在村中占地10亩以下的农户一般无力饲养耕畜，一般的中农占地在10-20亩之间者，大多不能独立养一头牛，有的只能自家养一头驴或两家甚至四家伙养、伙使一头牛。全村仅有的两户地主中，只有韩友奎家拥有全套大农具，一牛一驴的搭配也可以组成独立耕作的耕犋；另一个所谓的“地主”韩太臣家，虽拥有一头牛，但仅拥有大农具的一般，显然要与别家搭套耕种[[17] 于韩村土地浮财分配登记表[M].张佩国.地权分配·农家经济·村落社区：1900-1945年的山东农村,济南:齐鲁书社2000.][17](p154-p155)。（二）带有雇工性质的劳动互助——换工和帮工带地 “换工”简单的说就是“以人力换牛力”，那些贫困无耕畜户，常用这种方式向富裕地主换取役畜的使用权。根据《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资料，山东地区的换工只在农忙期进行，持续的时间不长，且规模不大，只是两户农家之间的农耕组合。村民在换工过程中，秉持着“对等交换”的公平原则，在“合理地计算”田亩、劳力和牲畜之间换算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交换、互助活动。虽然这种计算不是很精确，但最后的结果都能令双方满意。不过，在人力与畜力换工的场合，这种所谓的“公平”背后隐藏的是畜力占有者对借用者的劳动剥削。而且在“换工”过程中，无耕畜户不但要以劳力来换取役畜的使用，而且在耕种时还要受制于役畜的主人，往往是满足了牛主家的土地耕作需要后，才能耕种自家土地。在莒南县的官地村“一个十二亩的农户用人家的牲口耕地，除支付自己所产全部牛草、帮六个工以外，自己地的耕种还要在牛主之后”[[18] 山东分局调查研究室.官邸村农业劳动合作调查[M].1944年11月.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C],第13辑.][18](p190)。“帮工带地”的互助形式在近代山东农村也是普遍存在的。“带地佣工系农民耕地不足，人工有余，又不愿或不能将其耕地出租于人，而自己专当普通长工，乃与居住附近之较大农户商订，为其长年雇工，附带耕种自己所有之田地，而享有其出产。其每年工资之多少与其所带田之多少成反比例。带地佣工的民间惯行在各县又有细微差别，“博兴县雇主对于庸工所带田地之耕种，一如其自己田地之耕种。雇工所带田地出产，全为庸工所有。雇工长年工资照最高价付给，惟扣除其所带田地之全年耕种费。嘉祥县之雇主所扣除之全年耕种费，大约每亩一元五角，所带田地之耕种费达到其工资限度，则不另支付工资。肥城之佣工以不耽误雇主之工作为原则，饮食须自备。清平县雇工所带之田地一切作业概由雇主负担，所出粮食归雇主所有，惟柴草须随所用耕畜为转移。若用雇主之耕畜，柴草归雇主，若非雇主之耕畜，则不归雇主所有。该处壮农每年能耕二十九亩，雇工带地耕种不能超过 10 亩，高唐县之情形与此相仿。东平县佣工所带地之作业亦同于雇主之地，带地多者不要工资。莱阳县、恩县亦有此带地佣工之办法，莱阳县俗称此种庸工为 ‘打裏’”[[19]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及供需状况[M]，中山文教馆,1935年.][19](p37-p38)。 换工和带地帮工带有雇工经营的性质。在这两种互助形式下，拥有生产资料的富农或地主处于主导地位，而缺少生产资料的小农则处于从属地位，合作双方之间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上述各种劳动互助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农户缺乏的劳动力和生产工具，节约了他们的生产经营成本，有利于维持和发展农民的小土地经营。但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限制，这种自发式的互助合作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仅是一种维生的手段，无法真正实现农业经营规模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首先，农户之间自发的互助合作，一般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规模很小，且缺乏稳定性。第二，互助协作调配的资源大都仅限于劳力、牲畜、农具等传统的生产要素，缺乏先进的技术因素的支持。在农业技术基本停滞的情况下，农户之间的互助协作只能通过追加劳力和资本来提高农田产量，其发展的方向是农业发展的“过密化”，而不是依靠技术进步实现农业增长的规模经济。第三，农户的互助多集中于生产环节，缺乏农业销售、加工等环节的合作。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较小农地经营规模很脆弱，其承受经济波动的能力非常有限，为抵御经济风险，农民应当开展产前、产后方面的合作。然而，近代山东农户的土地经营较为分散，商品经济意识不强，同时也无法承担农业产业化需要的组织成本和制度成本，这就使他们之间的互助仅限于生产领域，并不可避免地深陷于“自己自足的陷阱”之中。四、近代山东各阶层农民对劳动互助的“选择” 各阶层农民对在土地经营中对劳动互助的选择，取决于他们经济实力以及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之上的经营逻辑。 在土地经营中，富农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者，他们力求在土地经营中选择一种最经济的生产方式，合理地进行劳力和生产工具的配置，以提高农业收入。近代山东的富农生产资料比较充足，但由于雇工经营发展得不充分，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劳动力不足。为补足劳动力，富农常“利用互助劳动以提高劳动效率”[24](p756)：畜力充裕的富农多与缺乏畜力的农户“换工”，在补充劳力的同时也提高了牲畜的使用效率；畜力和农具缺乏的富农，也多参与合犋、伙养等劳动互助。 中农是追求稳妥地经营者。他们一方面追求利润，积极向富农阶层靠拢；另一方面又要保障生产，防止沦为贫农。山东的中农以自耕为主，拥有的生产资料量介于富农和贫农之间。与雇工经营水平比自己高，生产工具比自己齐全的富农相比，中农更有劳动互助的必要；与严重缺乏生产资料的贫农相比，中农在经济条件上具备开展劳动互助的优势。中农的经济地位还决定了他们多倾向于选择不需要太多资金投入且没有超经济剥削的劳动互助，来补充劳力和生产工具的不足。《惯行调查》资料中提到的冷水沟村和后夏寨村，均是中农占多数的村庄[ 后夏寨村自耕农占86.3%，冷水沟村自耕农91.4%，中农是自耕农的主体，因此，这两个村中的中农占多数]。在这两个村中，搭犋是最普遍的互助形式。后夏寨村“（村民）大部分都合具，一多半。个人解决不了……就得想这个法，差不多90%农家合具”[16](p96)。历城县冷水沟村在20世纪40年代有合具组合八、九十组[12](第四卷，p26)。 对于贫农来说，与追逐利益相比，生存是第一位的。近代山东的贫农拥有的生产资料严重不足，但劳力过剩，他们是雇工和佃农的主体。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贫农参与劳动互助的机会比较少，而且常常是带有救济性互助的受益者或是雇佣性互助下的受剥削者。 随着近代山东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山东农村结构逐渐呈现出“中农化”的趋势。在1937年以前，山东的富农占总人口的9.5%，占总户数的6.3%，中农占总人口的42.98%，占总户数的36.63%，贫农占41.57%，雇农占2.24%。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贫雇农约占70%左右[[20] 段国卿,岳海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农民运动简论[J]，山东史学集刊,1983,(1).][20]。总的来看，在山东各阶层农户所占的比例中，中农的比例最大，富农和中农比例均大于全国平均水平[ 20世纪30年代，中国富农大约占农户总数的6%，中农约占总户数的20%。]。土地改革时，中共山东分局对山东274个典型乡村的统计，贫农占总户数的44%，中农占47.8%，富裕中农占0.63%，富农占5.64%，地主占1.35%。这表明山东的中农还在上升。如上所述，中农是开展劳动互助的主体[[21] 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计划司.两年来的中国农村经济调查[M].北京：中华书局,1952.][21](p224)。所以近代山东农民的“中农化”，更加凸显了劳动互助在山东农民土地经营中的重要性。
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回顾历史，不经让人感慨万千：中华民族走到今天的强盛时期，是经历了多少艰辛，这是一个无法估计的数值。 ———引言 清朝前期，中国一直是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国家，中国人民生活在封建统治下。而清朝时期，清朝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却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生死的关头。在此时，中国人民开始觉醒，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开始被唤醒。于是，救国图存成为当时的主旋律，社会各个阶级都面临着“怎么办”的问题。 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各自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对国家的发展之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 一、太平天国运动 这是中国近代的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它是外国资本主义不断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但其根本原因还是封建专制政权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已经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因此它有着当时时代的显著特征。 1851年，洪秀全在金田发动起义。随后形势一直高涨，不断取得胜利。1853年定都南京，改名天京，并在永安封王建制。此后，太平天国进行北伐、西征、东征。东征、西征取得重大胜利，太平天国进入强盛时期。但是北伐由于孤军深入，给养食物不足失败。“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洪秀全启用陈玉成、李秀成等青年将领，取得一些成就。但由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加上封建反动势力和外国反动势力的共同压榨。1864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在这一运动期间，有了不少成就。其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它是太平天国解决生产资料与产品分配的政治纲领，要求废除旧有土地所有制。但是，这个制度所制定的平分土地的办法，并不切合实际，要在小生产的基础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以求人人平等，是农民平均主义的空想。因此，根本无法实现。另外，1859年，洪仁玕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这是中国第一套具有发展资本主义意愿的政治纲领，集中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迫切愿望，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具有进步意义。但是由于客观上周边环境的恶劣与主观上农民阶级的漠视，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并不具备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 太平天国反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因此得不到国内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其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而直接原因是由于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绞杀。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历时17年，规模发展到18个省，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农民战争。尽管最终失败了，但是却沉重的打击了腐朽的晚清王朝。以往的农民起义，只是反抗本国封建势力，而太平天国首次承担起了反帝反封的双重任务，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水平，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并对亚非人民的反殖民斗争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体现了时代新特点。 二、洋务运动 它是在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义的过程中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兴起的，主要是为了挽救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涉及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起初，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然后，洋务派又在“求富”的口号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了一些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虽然办起了一些企业，建立了海军，但却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甲午战争一役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三点：首先是洋务运动本身具有封建性。其次是它对外国具有依赖性。再次是由于其管理具有腐朽性。洋务派想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正因如此，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贫困找到出路，也不可能避免最终失败的命运。但是洋务运动也在客观上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某些促进作用。 三、维新运动 甲午战争的失败，造成了新的民族危机，激发了新的民族觉醒。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一起发动了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这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现代化道路。 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宣传其维新主张。维新派试图通过光绪皇帝推行的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遭到了守旧势力的激烈反对。光绪皇帝所颁布的新政命令，由于中央和地方守旧官僚的抵制，大多未付诸实施。而最终，戊戌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其在中国近代史上仍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它是一场爱国救亡的运动，推动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在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封建制度；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辛亥革命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首先觉醒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近代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学说，以报刊为重要阵地。与民主思潮广泛传播的同时，国内外出现许多革命团体。影响较大的有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政治纲领。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阶段。1911年10月10日晚，发动了武昌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打开了清王朝通知的缺口。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覆灭。随后，于1912年1月，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且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具有一定进步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原因，革命最终失败。如革命派没有提出彻底的革命纲领、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等，其根源在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是，经过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势力的政治代表，沉重地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族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给人们带来了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促使了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等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同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 小结：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封建压迫的加重，使中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趋激化，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因而不断高涨。 尽管各个阶级的革命运动最终都失败了，但是它们都依旧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且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为求民族独立而做出的尝试，以及当时中国社会政治斗争的复杂性。 中国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进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斗争。在革命斗争中，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每个阶段又充满着胜利和失败，前进和暂时的后退。但是，最终，还是完成了由旧民主主义时期向新民主主义时期的过渡，使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反思 抗争 探索
1 康梁改良主义，清末君主立宪，与孙文排满革命的冲突，使中国失去和平发展机遇。2 建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之后，孙文与中央政权的继续爆发武力冲突。3 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在中国扶持代理人，出钱出枪培养干部，以枪杆子夺取政权。伴以军阀 内战，使中国常年陷于战争。4 日本帝国主义趁中国长期内战而冒险吞并中国东北，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为自保，通过在中国 扶持的代理人，引侵略祸水南下，全面侵华，而苏联趁火打劫割走中国200万平方公里领土。5 日本失败后，苏联扶持的中国代理人，再次进行内战，建立新政权。6 新政权与联合国作战，与抗日战争挽救中国免于亡国灭种的美国盟友彻底破裂，招致美国阵营 几十年封锁。新政权后又不堪儿子党的地位，与苏联老大哥爆发边境战争冲突，招致苏联阵营几十年封锁。7 新政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 所以，中国的近代史之路如此艰辛
金融类毕业论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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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塑造出了民族。民族主义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利，也强调民族内部的平等。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被证明优于之前的政权组织模式，因此民族主义又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民族主义依然存在，还会以爱国主义、分离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对那些只具备了民族国家外表而没有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其他认同的国家而言，缔造或者深化民族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主
民族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民族国家是经由民族主义推动创建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长期、复杂而多样化，但民族主义的内涵却是同一的，是民族主义使今天的国家形态在主权之外，又确定了内部的集体身份认同。通过理论上的抽丝剥茧，揭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国家的面纱，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梳理、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多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国家所呈现的不同面貌。
一、民族主义：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
学者、政客、媒体经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内涵阐释民族与民族主义，使这两个词汇充满了复杂性。一些学者曾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德拉诺瓦指出，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种类、种族、人群。霍布斯鲍姆通过对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进行词源学考察后发现，民族有时指“外来者”，有时指“籍贯”，有时也指“阶级”。埃里·凯杜里则指出，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绝不符合现代的地理划分，更不符合现代人们所理解的‘民族’”。对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有学者追溯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认为“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迈克尔·曼则较为令人信服地称“民族主义一词1774年在德国首次使用，1789年在法国使用”。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无助于我们厘清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而混乱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语义的变迁，二是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时代的判定。在语义的变迁上，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上，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持久不断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要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做出明确判定。
我们最熟悉的对于民族的定义是斯大林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 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所具有的社会一文化特性，然而民族与部族、族群等有着怎样的区分并不明晰，因为部族或族群一般也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为确定民族的特性，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的定义凸显了民族的政治属性，但该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将民族与主权挂钩。实际上一个民族拥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极端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可以将民族认定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无疑要具有社会一文化根基，但政治性诉求是其区别于部族、族群等共同体的特色，而这种政治性诉求不一定要指向构建主权国家。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那么民族主义和民族又是何时出现的?林茨和斯泰潘认为，“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更为细致地与欧洲工业时代的来临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但工业时代需要更多的人识文断字并掌握专业技能，劳动分工打破了个体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合作状态，民族主义意识也借此传播。“向工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尽管在表述民族主义的发端时不同的学者可能会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或是更早些的英国国教运动。
笔者也赞同民族主义诞生于现代，并将民族主义界定为“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现代性确定了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政治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诉求，该诉求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调共同体内成员的平等;意识与行动，指出民族主义既应是思想层面的，也应是行动层面的，自觉的意识推动自觉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古老传统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将民族追溯到久远的历史时代，如认为欧洲民族从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时期就开始形成，“1789年，欧洲已有不少的古老民族”的看法是将民族定性为社会一文化共同体，与族群等没有进行明确区分。那种将民族主义进行久远追溯的做法，是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虽然如今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爱国主义都等同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现象，城邦、帝国都能塑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所属国家与民众的爱，但既不宣扬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联系，也不宣扬共同体内的平等意识，民族主义却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要素。
二、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创建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衍生分为三阶段，A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但笔者只将C阶段，即精英的民族主义启蒙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形成集体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后，才看成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成型。在A阶段，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尚体现不出政治诉求。在B阶段，精英分子的鼓吹，只是政治意识的表达，甚或只是分裂分子的宣传手段。只有在C阶段，有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民族才经由民族主义意识的塑造而形成，民族主义才真正发挥作用。
当民族主义真正出现并缔造民族后，民族就有了政治诉求。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拥有一个权力结构和为执行各种权力而紧密联合的各部门，因此民族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就要与国家产生关联，推动国家向着民族国家阶段迈进。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主权国家不等同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于1648年的欧洲，但是在1648年的欧洲，很多国家仍处于绝对主义国家阶段而非民族国家阶段。“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民族国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一种集体认同，国家——政治独立的身份，领土——将民族与国家连结成一体的拥有边界的地理范围”。主权国家不一定具备民族这种集体认同。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二是在既有的国家框架内，完成民族主义整合，即通过整合使国内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创建是历时性过程。迈克尔·曼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推动了新的精英文化网络的构建，并逐渐集中权力，形成了早期民族;第二阶段约始于1700年，是商业一国家主义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有限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现代化向下层传播，从而共同体意识愈发浓厚;第三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后的1792年开始，这一阶段中由军事危机造就的军国主义实现了跨阶级的民族的生成，并促成了公民权的建设;第四阶段从19世纪晚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密度，并使政府更为代议制化，更为同质化，也就更为民族化。德拉诺瓦则把全球的民族国家创建划分成四个阶段，最先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而始的美洲其他国家摆脱宗主国的运动，被称为共和主义浪潮。第二波是一些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政治上不得不缔造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被称为浪漫主义浪潮。19世纪末，前两次浪潮衰微，以德国、意大利的统一，爱尔兰、波兰的独立为代表的政治独立浪潮兴起。政治独立浪潮后淹没于一战，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浪潮，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化。
民族国家的创建除了历时性，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通过统一的市场、行政管理体系、税收与 教育 ，民族主义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方言、习俗与宗族，有利于创建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也要与其他认同——诸如宗教认同、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等，产生融合与碰撞，不是消除其他认同而是要消弭这些认同造成的民族之内的差异性，使民族认同高于这些认同，从而维系民族国家内部的有机联系。
对于民族国家的创建，我们要澄清两点：第一，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但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在现实中，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多民族国家，“这种局面不仅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移民也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在所有地方新型的人口流动特征均反映 出国 境线的疏松度”，而一旦移民群体由文化、习俗的共性上升到共同的政治诉求或行动，则成为新的少数民族。第二，我们应该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基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方式的 经验 认为只有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创建是一个长期而多样化的过程，民族主义有共性，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个性。就美国而言，虽然独立战争一般被看成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民族国家却不是在独立那天就完成了构建，“随着民族身份感明确地由政治上和宪法上的理念所确定以及被共同的历史神话和文化特征所强化”，它才真正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形成，但又不同于美国在宪政的基础上强化历史与文化特性，“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族主义认同取代文化主义认同，并在世界上彰显自己民族认同的过程”。
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评格林菲尔德的《资本主义精神》韦森2004-7-23十五世纪以来，在西欧、北美和东亚地区的许多发达国家中先后萌发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就一二百万年的人类演化过程和数千年的人类文明社会史而言，世界范围的近现代经济增长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奇迹。把近现代世界范围的科技进步和巨大经济增长置放在人类文明演变得历史长河中来审视，一个问题自然是：世界各国近现代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人类文明社会沿革过程中的一些偶发事件，还是有其产生的必然逻辑？进一步的问题是：近现代世界历史中一些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是究竟什么？到目前为止，围绕着上述问题的解答，可谓是众说纷纭，且仍然令人困惑不解。众所周知，马克思曾用科学技术、生产方式和交往关系的动态关联和相互作用的链条对此予以解释；韦伯则把它归结为以新教伦理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文化精神；199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产权的明晰界定。与诺思相若，美国经济学家小钱德勒（Alfred D. Chandler Jr.）则把现代经济增长归结为由“看得见的手”的工业组织创新所带来的“规模经济”。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乐观的历史决定论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非决定论者。譬如，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时，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教授兰德斯（David S. Landes）曾说：“首先是体制和文化；其次是钱；但从头看起且越看越明显得是，决定因素是知识”（《国富国穷》）。但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社会机制）决定了人类知识在近现代的加速度积累性增长？兰德斯好像并没有回答。美国的另一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在《大分流》一书中也想从文化与制度的关联中梳理出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因，并力图找到其史事证据，但在谈到其“原动力潜能”和“现代性潜能”时，他好像也含糊其辞了。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未来学家的众说纷纭和莫衷一是，自然会诱使更多的学界思想探险者。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新著《资本主义精神：民族主义与经济增长》（200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译本），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又增添了一种新的解释：在近现代世界历史中发达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原因（而不仅仅是条件），有赖于民族主义（nationalism）萌生与张扬。格林菲尔德的回答显然是韦伯式的，即从一族国（nation，而不是“政国”，即“state”）的文化精神资源上来寻求其经济增长“终极动因”。然而，与韦伯的回答不同，格林菲尔德不是把这种动因归结为以西方社会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外在形式所昭显出来的新教基督徒的个人文化精神——即通过禁欲式的强制节俭而进行资本积累“工作伦理”，以及新型企业家的那种追求经济扩张的“天职”（calling）——，而是把它归结为一族国内部整体的民族主义。用格林菲尔德自己的话来说，“民族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精神的源头”；“资本主义精神生来就是经济民族主义”。从这一视角出发，格林菲尔德相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特性并非是自我维持的，它需要民族主义的激励和支撑”；“民族主义必然促进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结构类型”；并且，“民族主义提供了一套新的伦理理念和社会观念，赋予经济增长以正面价值，并将分散的社会能量集中于经济增长”。为了证实和检验这一理论假说，格林菲尔德教授努力从英国、荷兰、法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近现代历史中寻找证据。据她说，民族主义首先出现在近代的英格兰。到1600年，民族主义在英国就已成了占据支配地位的社会观，并有效地改变了英国人的社会意识。接着，英国的民族主义先为英国自身、然后为全世界带来了创造“经济奇迹”的能力。格林菲尔德教授还用荷兰的例子进一步来佐证自己的这一理论猜想：尽管在近代西方社会历史上荷兰经济崛起最早，但到18世纪末之前，与英国相比，荷兰经济已经“衰老”了。照这位社会学思想家看来，荷兰经济的衰老，其原因就在于在“荷兰共和国不存在民族意识”，并且荷兰人的集体道德意识是含糊不清的。这导致了荷兰人的创新经济思想并没有以“国家财富”的源泉为焦点，从而使荷兰在实现共和之后缺乏整体竞争性，因而也缺乏支持经济持久增长的必要发展动力。如果说资本主义初兴时期的荷兰因缺乏民族主义精神而不能维系其经济增长的话，那么，在法国曾一度时兴的近代重商主义也不能取代民族主义而成为经济增长持续维持的发动机。格林菲尔德发现，尽管在近现代历史中外贸一直是法国经济中最为兴旺的一个部门，法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大革命中时涨时落，但法国重农主义的历史传统，君主政体下贵族们的反商业精神，加上历史发展进程中恐英情绪，这一切酿就了法兰西民族——尤其是法国企业家——对商业资本主义的一种矛盾和复杂心态，致使“法国商业在民族主义之前既没有信誉可言，也缺乏鼓励之辞”。格林菲尔德由此认为，即使这种矛盾心态没有禁锢法国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也至少妨碍了其传播。这最终导致了法国在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上与英美相比是个“落伍者”。如果说用民族主义的匮乏或精神障碍从反面解释荷兰和法国近现代历史上多少令人失望的经济绩效还有些牵强的话，用这一咒符来解释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可能就非常有效了。格林菲尔德认为，英国成为超级大国首先不是个人主义使然，德意志帝国更非是如此。德国在近现代历史上之所以有能力和勇气对英国发出挑战，可以肯定地将之归因于强烈的德国民族主义的“转化精神”：在德国，民族主义就像安徒生童话中的那只魔杖，它能把灰姑娘的南瓜和老鼠变成一驾富丽堂皇的四轮马车。与德国民族主义所导致的现代经济转型相比，日本在东亚的崛起更可以归因于随着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向西方门户开放而兴起民族主义精神。于是，一个非欧洲种族的日本人的独立工业腾飞，就成了社会学思想家所能解释得了的了。就连日文中的“keizai”（经济），不就是意含着德高望重的统治者替天行道，统治和治理全族国，使国家富裕，解除万民之疾苦，并且大功告成么？日本的民族主义精神，原来浸透在日语“经济”一词的语义之中！于是，这就有了格林菲尔德的结论：“日本民族主义从问世之日起就以经济为重心并首先成经济民族主义”，“这一精神之强烈，足以推动小小的日本追求并保持经济世界的顶尖地位，以与美国一争高低”。那么，美国呢？社会思想家的回答有点出人意料：尽管大部分早期美国人是从英格兰移民而来，并随之带来了在17世纪的英国已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但格林菲尔德却认为，美国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特别对美国的经济腾飞并进入持续增长的过程，并没有构成直接的促进作用：“民族主义是美国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原因”。为什么会是如此？格林菲尔德认为，道理很简单，在英国移民把现代市场经济秩序带入北美新大陆时，其本身已经早制度化了。于是，美国的经济腾飞和保持持续的活力，并没有必要再与美国人的民族主义精神相关。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市场制度归根结底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精神的外在化，持续的经济增长是无法不与民族主义相关联的。于是，格林菲尔德最后得出了如下结论：“定位于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动，即赋予现代经济之现代性的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精神’，其存在本身应归功于民族主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精神’是民族主义所固有的集体竞争意识的经济表象——而民族主义本身则是国家成员对国家尊严或威望情感投入的产物”。这就是格林菲尔德为近现代世界历史上经济增长故事所描绘的一幅抽象图景。思想家总是喜欢解释历史，而历史又好像是一位非要出场表演的小姑娘。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解释历史，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她的化妆师。以社会学、社会思想史以及经济学和经济史的多样和多重色彩，格林菲尔德已把近现代世界经济增长的历史装扮成了一个跳着“民族主义”圆舞曲的小妖精。但经格林菲尔德化妆后的这个小妖精是否比马克思、韦伯、诺思、兰德斯和彭慕兰所曾搭就过的各自理论舞台中的她自己更迷人和美丽，还尚未可知。高明的历史化妆师，可能还是法国的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 Braudel）吧！——与其让历史浓妆艳丽地在理论家的戏台中跳舞，还不如尽可能地让她以“朴实”或至少以其淡妆素雅的面孔出现在人们面前。兰德斯曾说过，与经济学家和生意人这些乐观主义者不同，历史学家是未来不可知论者，因而实际上是悲观论者。就连格林菲尔德教授不是在这部书中也承认“历史并没有目的”么？如果宋代大才子诗人苏轼读过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诺思、钱德勒、兰德斯、彭慕兰还有格林菲尔德的历史解释，他会写出“若把历史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诗句么？2004年5月5日星期三于上海杨浦复旦书馨公寓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 周兆呈在故宫保和殿东南角的Starbucks咖啡店，虽开张仅有两个多月，面积也不到十平方米，却在皇城根下掀起了不小的反响。带有强烈美国色彩的Starbucks咖啡“侵入”皇宫禁地——中国历史、人文的集中象征，引起媒体大量报道和民众的密切关注。在西方媒体看来，这些反应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强烈。《华盛顿邮报》在最近的一篇报道中刻意引述一位解放军军官的谈话：“我反对它。这是美国产品，它是帝国主义，我们应该把它踢出去。”在这篇报道里，军官无疑被单方面赋予了威权、保守、反美的意象，来迎合西方日益丰满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构想。尽管不少民众反对咖啡店进入故宫，并不只是因为它来自美国，更不代表他们就支持杂耍表演、卖糖葫芦等极具中国民间色彩的行为在故宫出现。人们要维护的只是故宫的整体美感与和谐。有趣的是，笔者相信在这场论争中获利最多的就是Starbucks。不管是继续在故宫驻足，还是被迫撤出，它已经在这场有关民族主义的争论中，成功地被塑造成美国潮流的代表、时尚文化的象征而广为人知。这或许又是一次成功的企业营销策划，利用美国潮流与中国传统的对抗这一敏感点来触动传媒炒作的神经。所以这家咖啡店的老板就很高兴，“我们真正喜欢的是这种曝光，这使我们的名字在市场上传开了。”民族主义成传媒炒作佐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此事，不免让人觉得有时民族主义成了传媒炒作的佐料、商家搞噱头的法宝，且在中国屡试不爽。中国似乎面对着这样一种矛盾，既欣赏西方在经济上有先进的管理和制度，又自尊地不愿看到西方特质的文化大行其道。这就给发挥民族主义的“经济价值”留下了空间。90年代后期，在外资进入越来越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受到冲击的背景下，中国曾热烈讨论什么是民族工业、外资企业算不算民族工业的问题。其后便有聪明的企业嗅出民间的这层心理，扛起“民族主义”大旗，号称自己为“民族品牌”。几年前曾有上海的地产“荣华鸡”，要与肯德基门对门对决，希望人们支持“国鸡”。虽一时成媒体焦点，不过经营、管理等都相距甚远，仅靠口号，如何是对手？也曾有多家媒体与企业联手，搞起民族品牌排行榜，你唱我和，实可成为市场营销策划的典型案例。从如今咖啡店的事件看来，不仅中国企业要扛“民族”旗帜，外资企业似乎也学会了用其人之道。虽说手法口号各有不同，但目的异曲同工。说到底，还是不少人目前对文化的观念过于狭隘，没有对人类文化的多元性和互动性抱持开放、宽阔的胸襟，拘囿于非黑即白的两元论。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全球化”已是大势所趋，但全球化不等于美国化或全球西化，文化的“同化”是相对的，也从来不是单向的。它既有外来文化的本土化，也有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后的复兴和再创造，更有对外来文化的反作用和推动力，相辅相成。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沃森（James L. Watson）曾主编《金双拱门东进：麦当劳在东亚》一书，研究麦当劳在东亚地方化的过程和意义。书中提出，麦当劳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虽然在饮食品种、服务和管理上仍保持美国式，却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慰问教师、升中国国旗等多种方式，适应中国文化环境，在中国百姓面前塑造成地方企业的形象。沃森教授还在今年中的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论文《麦当劳在中国的冲击》，文中说，对从小就吃麦当劳的中国孩童来说，麦当劳显然就是本土的。反过来，中餐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华语正快速成为美国实验室里的支配语言，华语电影拥有比以前更多的热情观众，美国孩童更是模仿李小龙多过蝙蝠侠。他接着提了一个有趣而又严肃的问题，“那么，这到底是谁的文化？”沃森认为，如果你非要问个清楚，就已经坐失时机了。其实何止是麦当劳，不少西方产品到了中国，都被改变并赋予新的本土意义。桌球刚刚兴起的时候，大多露天营业，大街小巷到处都是；正式场合穿西服，在城市具有开放的象征，不过在农村，就连下田耕作都有人穿；葡萄酒成宴会上选，但很多地方喜欢加入香醋、雪碧，起名“红粉佳人”，这种中西合壁的口味风行一时。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变迁不也是如此？中餐虽由华人经营，但口味、配料、调料都各有不同，带有不少当地风味。中国改革开放虽已有20年，但心态的改变则需更长的过程。进入WTO之后，企业不能依赖地方保护主义或是民族主义，人们对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流撞击更不要局限在一方视野，非此即彼。对外来文化多一些宽容、少一些狭隘，对传统文化多一些进取、少一些自闭，假以时日，类似的新闻再怎么炒作，大概都很难激起人们的强烈反应了。就像20多年前，由人民大会堂初次租给外商举办宴会而引起的轩然大波，如今已变得稀松平常一样。《联合早报》经济模式中的民族主义——对庸俗经济学的批判民族主义之经济基础——以清末民初之西北为例
这个总是太深奥不好说啊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研究本科论文 范文 ，供大家参考。
《 现代文学 教育 文本细读的地位与 方法 》
【摘要】文本细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审美情趣和学术能力，是克服现代文学教育中片面注重文学史弊端的重要手段。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应该通过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学生阅读的直觉 经验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批评相结合，提升学生直觉阅读经验后的理论深度;从外部创新课堂形式，树立学生课题教学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丰富多彩的课题形式中培养自觉阅读的习惯。
【关键词】文本细读;高校;现代文学教育;地位与方法
自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至今，现代文学教育走过了近90个春秋，并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文学史为中心的学术体制和教学体系。文学史教育在建构学生的理论体系、培养学生史的意识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轻视文本细读，以至于学生文本解读能力下降，文学审美趣味减弱，进而影响到学术研究风气：“对于‘宏大阐释’和‘宏观把握’的热衷”，“喜欢制造宏大课题”，其害大焉。因此，我们必须 反思 文学史中心论教学体制的弊端，重视文本细读在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
一、文本细读在中国现代文学教育中的地位
对于文本与文学史之间的关系，陈思和先生曾有这样生动的比喻：二者“类似于星星和天空之间的关系。构成文学史的最基本元素是文学作品，是文学的审美……构成天幕下一幅壮丽的星空图”。2试想，我们如果天空没有星星，只有几个符号，说这是月亮、这是太阳，那么估计我们都没有看星空的兴致了。因此，文本是文学史的内核，在以文学史为核心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兴趣是如果我们的课堂，一开始就是大谈文学史关于某段时期的基本概况，谈某位作家的基本特色，举几个老调重弹的例子，那么学生如听天书，不知所云，甚至会轻视现代文学，以为现代文学不过就是反封建，追求自由平之类的枯燥名词。如《狂人 日记 》，按传统讲法，先分析鲁迅生平，揭示其思想是讲“礼教吃人”，艺术成绩，简单枯燥，理论先行。但是，如果我们带着学生去读《狂人日记》让学生去体会，提出问题。如“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学生也许会问：为何见了月光，就爽快，觉得以前全是发昏?引发思考。接着就是“我怕得有理!”为何?既有对过去的害怕，三十年来一直吃人和被人吃，也有对未来的恐惧，梦醒了，不知路在何方。这恰是一个刚觉醒者的心理写真。接着引导学生读吃人的意象演变，辩证吃人与封建意识形态的关系，将抽象的吃人变为丰富的审美的存在，从而引发阅读兴趣，调动他们课后阅读的积极性。其次，文本细读是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学术修养的基础。在当今社会，大学教育已经成为基础教育。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高雅的趣味、理性的精神是大学特别是综合性大学基本功能，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那么怎么样才能提高学生的人格修养、审美趣味和理性精神呢?阅读是重要手段。陈思和先生曾说：“在大学本科生阶段，甚至是硕士研究生阶段，能够指导学生细读文学名著，提升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通过文学名著的阅读提高他们对文学史的基本理解，要比言目的理论鼓吹或者死记硬背一些文学史知识有益得多。”现代文学是既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也有其特殊性，即现代性，既是语言的现代性，也是“人学”的现代性。如读宗白华的《流云小诗•夜》。将自我瞬间的感觉融入宇宙中。看似物我相融，其实早不是古典的意境，而是现代人的情怀，人不是自然的附庸，而是理性的存在。情绪的瞬间变化，就在“星”与“宇宙”的意象的关系中得到转化，节奏虽情感而起伏跌宕。如果我们带着学生朗诵体味，一字一句地分析，慢慢地欣赏，在这种体味到人的渺小与伟大，对于我们理性地看待自己，理性地看待社会，不是善莫大焉吗?亦能让他们分辨出诗歌的美学，提高欣赏的趣味，或许可以对网络语言起到净化作用。
二、文本细读的方法
首先，以人为本，注重直觉体验，不断设问，追寻问题进行思考，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文学即是人学。文学阅读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心灵交汇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读文学作品时，应该直面作品，注重直觉体现。特别是现代文学，写的是现代人的境遇，更容易与读者产生心灵的碰撞，碰撞之后，我们就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有了问题，就有了阅读的起点，也就逐步找到进入作品的切口，进而一步步观照作品，反观自身。譬如说，读鲁迅的《过客》，我们现代读者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人“在路上”，而且坚持“在路上”，那么他为什么要一直在路上。我们也一直在路上，我们会是为鲜花而活吗?抑或是看到坟墓就不走呢?我们是否思考自己是谁?这些直觉体验后的思考，让我们一步步解开他所拒绝的事物的喻指，进一步思考“过客”的生命状态和人生哲学，鲜花是希望，放弃，坟墓是绝望，亦放逐，就连我是谁都不思考，只为“我还得走”的绝对命令而活着，这恰恰是最强大的意志力，在反复的疑问和解疑过程中，我们一步步切近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次，坚持文史结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文本细读，要坚持论从史出，文史相合，坚持审美批评与社会批评相结合，切记陷入“新批评”形式主义批评的窠臼。具体方法，我比较赞成王卓慈所言的“教师通过文木细读的 教学方法 ，引导学生从文学作品的阅读中上升到理论思考，再运用相应的文学理论对作品进行剖析和评论”，“从而使其能够对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具体说来，即先直觉体验，再结合文学史、作者生平及相关的文学理论使学生的阅读理论化，最后再回来文本，加深印象， 总结 方法，积累经验，指导今后的阅读。如徐志摩的诗歌，我们先通过直觉读出《雪花的快乐》的欢快，《再别康桥》中淡淡的哀愁，《火车擒住轨》中发愤，我们在结合徐志摩的生平、思想，联系中国现代诗歌史，加深理解，会发现，这是徐志摩爱情、人生和思想一步步发展的写照，更是徐志摩诗歌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嬗变的轨迹，然后我们再结合这些理论、知识读徐志摩诗歌，理解即更深刻。最后，打破老师在教学中的中心地位，通过引导，使学生成为作品阅读的主体。老师先示范，带领学生进入阅读的情景，引导学生设问，逐步深入思考，负责解释难点。例如，我们在讲解小说时，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体悟，将小说改编成剧本，并进行排演，改编的过程既是阅读深入以至再创造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学生无论是对思想内蕴，艺术手法，都会作深入的思考，应用到实践中去;排演的过程，既是加深学生阅读理解的过程，又是陶冶学生人格、提升学生审美情趣的过程。此外，还可以让学生来主导课堂，设计问题，分组研讨，集中评点，提升学生的阅读兴趣，增强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之，实现课堂形式的多样化，也是从外部培养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三、结语
文本细读是调动学生阅读兴趣，提高学生审美情趣，培养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要途径，在现代文学教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为了更好地开展现代文学教育，纠正文学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学教学体制，我们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教学观念，重视文本细读中学生的直觉作用，在直接中设疑，建立问题意识，形成以问题为导向的阅读习惯;需要坚持审美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相结合的阅读方法，培养学生文本细读中的思辨能力和理论深度;需要通过创新课堂教学形式，打破老师的中心地位，引导学生成为文本细读的主体，自觉地在丰富多样的阅读形式中培养文本细读的能力。
参考文献：
[1]徐克瑜.当前文本研究中的文本细读问题[J].文艺争鸣,2009(03).
[2]陈思和.文本细读在当代的意义及其方法[J].河北学刊,2004(02).
[3]王卓慈.文木细读与名著选木的叠交汇通[J].黑河学刊,2005(05).
《 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 文化 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 故事 ，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教育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反思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它把基督__诠释成人的自我异化，它主张人要活在当下，一种全新的观念便激发出来。从此，摆脱了自然主义态度下经验主义思想的束缚，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超越性观念。笔者从现代文明的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需要以正确的、科学的发展观进行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从人性的角度进行民族精神塑造，并不是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张丽，李季.试论《西厢记》几个主要人物形象的现代性特征[J].北方文学(下半月)，2010，(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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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勇刚.云间派文学研究[C]//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获奖成果汇编2007-2008年度.2010.
《 中国现代文学传媒发展思路 》
摘要：这些年以来，笔者对我国现代文学进行了深入性研究，也将相关的文学现象开展了理论性的探索，通过当代传播媒体层面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不单单将报纸书籍当作研究载体，同时也将文学本体拿来探索。为此，此研究能够推动现代文学探究模式、现代文学理念等方面的发展与完善，构建一个新型的探究局面，以此能够增加我们对现代文学的理解深度，基于文学史研究模式总结了现代“大文学”的探索思路，同时开展实践研究，并进行了初步分析。
关键词：现代传媒;中国现代文学;发展
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研究我国当代文学的过程中，其探索深度也在不断增加。如果人们对社会学的“外在探索”产生了疲倦感，那么西方的一些结构主义、语义理论等“内在探索”也随之出现，文体探索也慢慢代替了那些以政治经济尤其是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文学探索。不过通过现代文学的探索历史能够看出，方法并非是全能且唯一的。各类探索方式介绍的系列作品，假如被整合到现代文学的整体框架中，那么就会产生新问题。也可以说，当现代传媒和中国现代文学探索的理论范围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探索模式，以此会全面地论述我国历代文学的理论特征，以此可以增强对理论问题的理解程度。
一、现代传媒和现代文学的常规关系
(一)媒体即为载体
对于信现代传媒而言，它属于古代传媒与传媒模式的创新发展成果，能够为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明确完善的传媒模式及媒体。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媒体即为载体，现代传媒也就是现代文学之载体。无论哪一个文学作品都需要物质载体，比如古时候的竹筒、纸扇、墙壁等，均通过特定物质形式得以展现。现代文学的出现即为现代传媒的出现，没有现代报纸媒体就没有现代文学，此为学术界已达到一致的认同。不过，传播媒体的变化也会带来现代文学的变化，如马拉印刷机时期的期刊与设备印刷机的报纸，它们的出版效率与质量等有明显的差距，文学创作可否随着印刷效率与质量的增强而发生对应的改变呢?不过，此两者并非是正比例关系，文学创作的审美理念与艺术成就的大小不会受到媒体改变而出现明显的变化。
(二)媒体即为中介
现代传媒属于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报纸期刊属于文学创作的传媒工具，相关作品是利用特点的媒体得以发展的，即，媒体也就是所谓的中介。现代传媒能够将作者与读者的内在联系展现出来，同时也离不开对文学创作的引导及其创 作文 学的整体倾向。其实，读者也不是被动性地受影响或者被指引，如果读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挑选报刊或书籍的话，读者其实属于此“共同体”构成一部分，同时根据个人想法改变这个“共同体”。但是，由于作家力量及文学创作的不断增强，作家与报刊之间的影响力会减弱，个别报刊邀请有威望的学者撰稿并未是为了发行需要，大部分是为了能够点缀门面而已。反之，编辑部在明确选题、方针方面，也需要体现出高尚品格，通过获得大众称赞的方式得到有识人士的认同。29]
(三)媒体即为语境
现代报刊而已，不单单属于载体，也属于创作作品，属于文化形态的展现内容，报刊的发展能够为文学的出现提供特点的文化氛围，明确话语模式，甚至当作文学素材融入到作品内容中来。其实，对于现代传媒与现代文学而言，其语境的内联包括两点内容，其一是现代传媒具有的时尚特征，能够指导大众生活、艺术理念的改变，对全社会审美观带来一定的影响。梁启超兴建的《新小说》与《新民丛报》和其“新民”理念、《申报》等明确了不同的建报理念，均展现了报刊面对普通市民的启蒙主义思想，在此氛围中出现的现代文学，通过启蒙为关键引导方向，现代文学具有凝重感，其实这和现代报刊更注重社会、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其二现代报刊对应的传播手段，能够为现代文学的创作语境的出现构建相应的文体模式。现代报刊大多数是稳定连续出版，考虑到现代交通工具的不断完善，能够让读者第一时间看到，由于此迅速交流的模式与固定持续出版的特征，能够为作家连载文学的发展奠定基础，也能够为作家实现一次性创作奠定基础，这和基于手抄与说唱的古典文学相比，此传播手段更能体现出明显的优势。
二、现代传媒视野里的中国现代文学
研究文化传播视野里我国现代文化史的构建，必须研究“现代性”和我国文学之间的联系，分析我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发展与其规律。我国现代文学和我国古典文学的关键准则的一个特殊标注即为传播手段与媒体的不同。也就是，文学出现系统的实质改革，是造成文学现代性变化的关键诱因。
(一)重读“现代性”
“现代性”属于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关键定义，不过对此定义的了解，学术界的看法不一。通常来看，学术界普遍提到的“现代性”定义是由西方国家演变过来的。在西方，“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当下”，大部分是被社会学家引用，属于“当代社会或文明发展的缩略语”。不过对于国内学术界而言，它重点是阐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状况，并且也体现出民族观念的现代化状况，体现出理想化、未来化的特点。这些年以来，个别研究学家也慢慢重视文学史变化过程中的现代性问题，并对此过程的现代性开展了深入性探索，并形成了一个较为活跃的现象。杨春时总结出“二十世纪我国文学的近代性”，此观念其实说明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特性，是通过“现代文学”还是“近代性文学”来阐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不单单属于材料凭证的文学，也属于理论研究模式的问题。奕梅健编撰了《前工业文明和中国文学》一书，其通过我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原理与社会变化特征的层面，总结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对我国文化带来影响的相关论点。所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化问题，不单单要重视现代文学的根本特性，同时也要重视其传媒媒体与传播手段，站在时间角度来分析我国现代文学，可以发现它比我国古典文学或西方文学更具有“现代性”特点。在我们多方面、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时，就要重视现代传播媒体对我国文学造成的影响。就拿报刊是载体的现代传统媒体来说，我国现代文学也属于我国古典文学的一部分，也可以成为异变的一部分，也就是，随着现代传播媒体的不断改革与发展，我国文学在发展阶段也出现了“断层”，一个新的文化理念与审美意识也在缓慢地形成。
(二)媒体属性和雅俗问题
对于现代文化传统媒体来说，其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缠绕着我国文学数百年的理论问题，即为“雅”“俗”与我国文学的高端化与普及化的问题。这数百年来，新文学和“通俗文学”也形成了较为复杂的内在联系，为此产生了不一样的文学理念。“通俗文学”代表着中性含义，不过对于我国现代文学的批驳者而言，却体现出贬义意义，此为“五四”文学特别是文学探讨会的批驳方向，也是之后被文学史家丢弃的一角。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也慢慢将目光转向了“被丢弃的一角”，一些探索文献也说明了现代文学发展的缺陷。即①，文学作品具有“通俗文学”内容;②个别学者认为，“文学母体包括两类，即‘纯’与‘俗’。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学”属于我国现代文学的关键组成内容，其获得了成果即为我国现代文学的成果。不过，怎么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雅”和“俗”，也是缠绕人们的一个难题。
(三)工具理性和科学理性
通常而言，我国现代文学的理性意识属于我国文学成为现代化的一个关键标识，也属于我国现代文学启蒙思维特点与显著的思想影响力的根本体现。在我们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现代文学的文化理念的时候，必须重视现代理性和文学的内在联系。但是，对于支持现代理性的科学形态来说，它和现代传播媒体也具有紧密的内在联系。通过文化角度来看，基于现代文学与工业社会代表的印刷媒体，由物质理念至语言创作，再至传播的实质形态与消费模式，均展现出现代文学里显著的理性意识。和古典物质文化氛围中的理性对比来看，现代传播媒体支撑下形成的理性即为基于技术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文学理性。
三、结语
总之，随着现代传播媒体与传播模式的不断改变，也慢慢扩大了人们的视野，让人们从一个狭小的范围里得以释放，具备了和“世界”直接互动的特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工业文明也慢慢影响着人类形成的文化形态，它属于一种要击垮传统文化的冲击力，以此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的社会地位。同时，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的欲望与引导也不断地影响着现代文学，不过新的现代理念也在不断地形成，人们在此也慢慢能够看出自身存在的价值。即便我们基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来衡量我国现代文学的时候，也无法真正地认识我国现代文学的“现代”理念。为此，现代传播媒体从本质上不断地影响现代文学，同时也对现代文学的变化提供了空间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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