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把西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从宏观上分析人物形象的发展过程，可以提出一个假说，即西方文学中人物形象呈不规则的w形状的嬗变轨迹，分为个性的人、僵化的人、灵性的人、异化的人与多元和谐的人。从文学史的角度探讨了人物...
参考资料：本科生专业文献综述题 目: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姓 名: ***学 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专 业: 社会学班 级: 社会41学 号: 2214104指导教师: 屈 勇 职称: 讲 师2007 年 6 月 30日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农民工社会认同的研究综述社会学专业学生 王佳鹏指导教师 屈 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研究问题。在关于农民工研究中，社会分层和社会结构一直是研究的主流视角，关于农民工社会阶层研究中，客观社会分层是其主要视角。由于客观社会分层忽视了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许多学者提出了社会分层研究的另一视角，即阶层的主观认同研究。本文从社会认同的概念界定，农民工社会分层的研究，以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阶层认同等几个方面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关键词：农民工；社会认同；社会建构；社会分层A Review of Research on Social identity of rural migrantsStudent majoring in Sociology Wang JiapengTutor Qu YongAbstract：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the study of peasant-works is a main subject.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is the mainstream perspective of most research of the rural migrants, but the objective stratification is the main perspective of farmer social strata. Owing to the neglect of the subjectivity of agents, many scholars study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another perspective, that is, subjective identity of strata. The paper reviews the concept of identity, the current study of peasant-workers social stratification, the study of social identity of peasant-workers, such as identity, professional identity, native (land) recognition, institutional identity, class words: rural migrants; social identity; social constructivism; social stratification导言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阶层结构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成为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并被称为市场之外的“另一只看不见的手”[1]3-18。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资源积聚背景下，两极社会更加明显，以农民和农民工为主的底层社会逐渐形成。 [2]77-135但是长期以来对这种阶层结构的转型研究一直以客观分层为主，尤其是缺乏对于作为底层主要构成群体之一的农民工的主观意义的理解；近年来，一方面随着研究者的不断“实践与反思”，对于客观分层研究的局限性逐渐达成共识[3]，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工社会适应或社会融入问题的突显，同时再加上国家出于社会稳定与社会和谐，而对阶级意识尤其是对底层群体的主观认同(阶级意识的主要方面)越来越重视[4]9-20，从而促使农民社会认同研究也相应增多。本文正是对当前农民工阶层的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社会认同概念界定的研究（一）认同与社会认同认同（identity）是一个比较复杂且争议较大的概念，人们主要从认同的机制特征、认同的功能、认同的行为特征、认同的动力机制等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不同的定义和解释，大致而言，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理解：首先，认同是人们对自身角色以及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其次，认同是社会互动的结果；再次,认同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 [5]30-31认同可以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角色的一种自我确认，是个人对自己在适合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社会认同是指某个群体的共同认同。两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自我认同是社会认同条件下的认同，没有社会认同的自我认同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社会认同存在于某群体成员的自我认同中，从个人与社会关系角度可以认为，人们的认同是由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构成的连续统。[5]32-33卡斯特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他根据认同的建构形式和来源将社会认同区分为合法性认同、抗拒性认同、规划性认同，三种认同的建构分别导致公民社会、共同体和主体的产生。[6]6-11卡斯特的这种划分是一种更为一般性的对不同性质的认同的建构过程及其结果的分析，本文主要综述具体的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并将社会认同分为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二）社会分类与认同建构社会生活纷繁复杂，分类是人们简化生活复杂性，同时也形成社会秩序的一种思维方式。分类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人们在给世界分类的同时也为自己进行了归类，分类也赋予自己及世界以意义，社会认同便是对社会分类归属的认可。最重要的分类是人我之分，是“我群”与“他群”之分，通过共同的经历和持续的互动而产生群体的差异，而社会群体认同的建构和维持的最重要机制是排除和容纳，把非我群的人排除出去，把我群的人容纳进来，以此来型构自己的认同世界。这种认同和容纳通常具有很强的价值性和主观性。[7] [8]203-223具体到农民工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城市市民对他们不同程度的排斥和容纳，也可以看到农民工自身的排除和容纳，正是这种双重过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的主观认同。（三）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社会适应是指一个群体相对于主流社会的融入程度。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主要具有如下区别：第一、出发点不同，社会认同主要是被研究群体对自己社会归属的认定，而社会适应是社会对于被研究群体融入主流社会程度的判定；第二、价值不同，社会认同尊重被研究群体的主观认识，尽量做到价值中立，让被研究群体自己“说话”，而社会适应是被研究群体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这里同时也可能暗含着对主流社会的赞赏和对被研究群体的贬低，是研究者在“说”被研究群体；第三、研究目的不同，社会认同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和解释被研究群体的意义，而社会适应往往把被研究群体当作“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其自己所建构的被研究群体的“问题”。二、农民工与社会分层社会认同的基础是社会分类，在研究领域中最主要的分类就是社会分层，即根据经济收入、权力、声望等不同或综合标准对人们进行的阶层划分。因此要研究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必须首先了解农民工的社会归属，然后才是农民工自身对社会归属的主观认同。（一）社会结构中的农民工社会分层一直是社会学研究的热点，每个学者都会提出自己认为比较客观的分层标准，但是尽管不同的学者给予不同的分层标准对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类型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无论“金字塔”结构、“倒丁字型”结构[9] ,还是“断裂”结构，都认为存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底层社会，并且也都认为农民和农民工是该底层社会的主要构成群体。[10]具体地农民工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可以从韦伯分层的三个标准进行分析：在政治地位(权力)上,由于户籍制度等二元制度的排斥,农民工处于政治的边缘地位;在经济地位(财富)上,由于存在着截然分开的两种报酬体系,农民工仍然处在底层的位置上;在社会声望上,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声望都很低。 [11]4-9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将中国人划分为十大阶层，而农业劳动者和城市失业者为最底层，在改革开放后农民分化为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民工阶层、雇工阶层、农民知识分子阶层、个体工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等八大阶层，其中农民工的数量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各个阶层的比例发生了一定的增减。[12]169-184（二）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存在的局限性这种分层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性：第一、主要以静态的结构分析为主，而忽视了农民工处于社会结构底层的形成过程,缺乏时间性和历史感；第二、主要是研究者作为客体的主观认识，而忽视了农民工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是一种“他者话语”；第三、遵循科学主义范式以追求客观知识为目的,而忽视了农民工的主观认识和实践体验;第四、以专业知识来“检验”农民工的生活,而忽视了农民工自身的意义理解,即没有深刻理解和认识农民工的“地方性知识”。正是由于客观社会分层研究对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主体性的忽视,从而有学者从主观方面进行社会分层研究,甚至有人把社会认同视为社会分层研究的新视角。 周晓虹曾较早地对农民的社会心理进行了研究,但是他主要从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现代性获得过程,却没有详细论述转型时期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状况。[13]4-9王春光的研究发现，社会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构之间存在多种差异，它提示我们在社会阶层的研究中必须考虑特定情境下的个人生活和中国制度对阶层观念形成的影响。[14]李春玲的分析表明，各阶层的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一般而言出于社会顶层和底层的阶层认同较高,而中间阶层相对较低。 [15]而李友梅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过对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社会认同的结构演变、社会认同建设的新思路三个方面的探讨，提出构建“社会自我调适系统”以治理社会认同失序问题。 [16] [17]四、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内容及影响因素研究社会认同时一个含义较广的概念,不同学者主要研究了其中的某个或谋几个方面，其中主要有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下面我们本文就主要从这几个方面对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一）身份认同:农民工是农民还是城市人?身份认同指农民工对于自己是农民还是城市居民这一社会身份的认同,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区分不仅仅是户籍上的差别，而更多的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资源分配和权利上的不同,因此这里的农民不是与产业工人相对的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与城市居民相对的社会身份。许多学者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本身已经成为与农民和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陈映芳认为,“农民工”作为一个与“农民”、“城市居民”并存的第三身份,是近20年来我国各种制度和文化共同建构的产物,最终使离开农村改变了农民身份的“农民工”却无法获得城市中的“城市居民”身份。 “农民工”身份的建构一方面为各种制度及其所规定的“城市居民”所具有的身份优势提供了合法性或正当性;另一方面, 使“农民工”在城市中区别对待,从而产生相对剥夺感,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而认同这一并不公平的“农民工身份”。因此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农民工权益和权利保障问题,更是市民权问题。[18]唐斌则具体研究了农民工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区域的相反相异的向外推力下,农民工倾向于自我认同为“双重边缘人”,农村对农民外出务工给予积极的赞赏性评价,而城市却是通过农民工自我心理预期不断进行消极性的否定评价,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使农民工自我人格矛盾和冲突,也导致了他们身份的模糊和不确定。 [19]这里的“双重边缘人”实际上是对“农民工”这个比较正式称谓的形象表述。但是也有人认为农民工主要认同农民身份,还有部分认同模糊,很少有农民工认同为城市人,且乡土记忆、进城期望、城市体验对农工社会认同起着又大到小的作用，而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对农民工认同影响不具有解释力。[20]（二）职业认同:农民工是产业工人吗?职业认同是指农民工对自己所从事职业的认可程度，由于职业种类较多，多数人都没有细分，而笼统地使用产业工人的概念。方英认为一方面因为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强调会引发农民工的不公平感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因为农民工的职业走向是产业工人，甚至已经有人提出将农民工视为产业工人，因此应该淡化“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建构合理的职业认同,具体方式有改善农民工工资待遇、开展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通过媒体等树立农民工的正面形象等。[21]而对于农民工是不是产业工人也存在较大争议,一种主要从农民工的从业特征和收入上认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另一种观点从户籍制度壁垒角度出发,通过对农民工和产业工人的阶级属性、利益冲突、政治表达等方面的比较认为做出“农民工是新的产业工人”的论断还为时尚早。[22]（三）乡土（土地）认同:农民工留恋乡村(土地)吗?乡土认同指的是农民工对于农村生活的认同,尤其是对于土地的依赖程度。多数人认为,年龄是决定农民工乡土（土地）认同程度的主要因素。相关研究表明,年龄不同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也明显不同,相对而言,年龄较大的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程度要高,对于土地依然有较大的依赖性,而青年农民工的乡土(土地)认同则相对较低。[23]王春光的研究则具体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对家乡具有一定的乡土认同,但是与上一代农村流动人口相比,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的是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在减弱。[24]（四）制度认同:农民工赞同国家针对他们的各项制度吗?户籍制度认同：户籍制度是二元社会结构的产物,其本质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通过资源的强制分配实现秩序的建构,而强加给农民种种不公平待遇。目前农民工对户籍制度的认同正在逐渐减弱。 [25]就业制度认同：就业制度包括企业用工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多数农民工缺乏社会保障,并且许多农民工是非正式就业。总体而言,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比较缺乏，非正式就业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更低。[25]城市管理制度认同是指农民工对城市外来人口管理和执法制度的认同。城市管理主要是一种防范式管理,“只管手脚,不管大脑”,再加上个别管理者或者管理部门的私利而加大了农民工的成本。因而极大地降低了农民工对城市管理制度的社会认同。 [25]（五）阶层认同：农民工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吗?阶层认同是指农民工对于自己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何种位置的认可和评价。对于农民社会认同,各研究者都主要注重某一类或几类的研究,整体地论述农民工群体阶层认同或阶级意识的较少。在此,我们把农民工的阶层认同看作是以上身份认同、职业认同、制度认同等共同作用形成的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的认同。总体而言，多数农民工认为自己比城市居民地位要低，但是与农村的农民相比则高些。但同时农民工的阶层认同存在较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根据社会共识的群体的评价,社会认同可以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而农民工由于在城市中处于劣势地位而主要以消极社会认同为主,在应对策略上表现为:对自身劣势地位合法性的默认;对土地的重视,土地是农民工认同的最后一道防线;以家乡农民为参照群体,而不是城市居民等。[26]农民工存在的消极性认同或认同危机可能源于相对剥夺感和“过客心理”。另外,还有性别认同、组织认同、社区认同、国家（政治）认同、民族认同等等认同类别，但因为相关研究较少，也因为篇幅有限，在此不一一详述。上述各种社会认同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我们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而进行了归类。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具有一定的整体性、复杂性、关系性以及模糊性，在日常实践中,他们无须也不会对自己进行各种分类,他们只是受到城市世界、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实践世界交互作用而通过实践性惯习的生产和再生产,来寻求一种界定并表达自身利益同时又起到自我保护的社会认同。[27]因此,我们可以说他们怎么样或者是怎么生活的,但很难说他们是什么(农民、工人、制度内人、现代人等)。总 结本文首先对目前有关社会认同含义的梳理，简单地阐述了社会认同在社会分类基础上的建构以及社会认同与社会适应的区别，然后简单回顾了农民工社会分层研究，从中可以看出农民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总体位置，最后从身份认同、职业认同、阶层认同、乡土（土地）认同、制度认同、性别认同等几个方面对现有的关于农民工社会认同研究的现状进行了综述。参考文献：[1] 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 孙立平.转型与断裂: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3] 张翼.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4).[4] 李培林,张翼,赵延东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周晓虹.中国中产阶级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6] 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7] Jan E S, Peter J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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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
[内容提要] ：《儒林外史》客观公正地分析了社会众生相，精简典型地描绘了人生百态。其中的人物不仅是那个时代的人物，而且是人类世世代代都有的人物，只是不同地时代他们的游戏规则有所变化而已。本文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两个人物形象（一个是性格定型的世俗老人，一个是成长中的儒林青少）出发，去论证要客观对待小说中的人物的所作所为。
[关键词]：《儒林外史》；胡老爹；匡超人；客观评价
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的笔触是不限于儒林的，“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于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①《儒林外史》是中国明清时期的一部《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由于《儒林外史》风格的活泼与幽默，使它的文学价值不仅仅停留在写实主义上，但是如果我们将《儒林外史》当史书来读的话，或许更能客观地把握处在那种社会生活中的人物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更能客观地评价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然而需要强调的，《儒林外史》中虽有“春秋”笔法，我们虽然可以把它当史书来读，但因为书中对崇高理想前景的暗淡描述，使作者自己的立场不能像孔子当年编《春秋》时那样坚定扎实、盛气凌人了。吴敬梓内心是一团难解之谜，他不写通俗小说中的英雄或恶霸，而取代以不明确的暧昧。中外文学史上少有作品在反讽上是如此暧昧不清，在作者用意上是如此难以琢磨。在中国文学里，没有一本书像《儒林外史》，在诠释上提出这么多问题。这些问题甚至不仅仅是一些时代性的问题，而往往在任何时代都会换着面目出现，所以就成了人类世世代代也摆脱不了的问题了。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人生富贵功名，虽是身外之物，但自古及今，没有一个是看得透的！小说楔子里的王冕形象虽则是一个钦崎磊落之人，但没有一个读者不会认为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的确只是一种理想而已！而全书写得最热闹的大祭泰伯祠，最终也只是昨日淮河，成为追忆。贤人已去，其业无继，“这些古事，提起来令人伤感”。人怎样活着才是个标准呢？作者在怀疑困惑的同时也在寻找出路。作为作者代言人的杜少卿的形象，也只是作者反抗的一种形式，他也并非说杜少卿那样才是绝对的好。吴敬梓的“千秋快士”也不是指那种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他只是以此种荒唐的写法否定现有的体制与世俗，把人们从这事实中警醒过来罢了。
我们来看作者心中的理想人物虞博士的一段话：三山门贤人饯别之际，虞博士对杜少卿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担米，每年养着我们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子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此临别一番见肺见腑的话，很值得玩味。首先，他对于以主祭泰伯祠为象征的礼乐兵农理想只字未提，表明他对它深深失望；其次，一仍“真儒”本色，不故作清高之语，出仕乃迫于生计，从中亦可窥见苜蓿生涯之清苦；再次，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是重新规划子女们今后的人生道路——学医，而不是沿袭父祖辈走过的学而优则仕的老路。主祭泰伯祠的虞育德时至此际却置礼乐于不顾，只提教子孙学医，这种取舍，不正表明虞育德这样的“真儒”在生活实践中的感受么？连虞育德这样的“名贤”也要扬弃充满浓郁的封建气息的“礼乐”而另寻生计，这对当时的广大士子不是大有启迪意义吗？
所以对于科举考试，他更是以一种“看穿了”的目光，淡然地看待其形式方法上的缺陷和士子们的种种作弊现象，与其管制之，不如听之任之，这种漠视、超脱的态度站得比平常人要高，当他以一种“开玩笑”“不当真”的态度对待的时候，自然产生一种幽默，这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气度，而他以德化人的宽厚仁爱之心，也让我们了解到了他豁达乐观背后的无奈。在六堂合考中，尽管严查禁绝，但仍有考生作弊应试，“带了一篇刻的经文进去”。这个考生十分糊涂，居然将“这经义夹在卷子里，送上堂去”，被虞育德发现，连忙将它取出“藏在靴筒里”，又抽便悄悄还给这个考生。事后该生来谢，他却“推不认得”。武书问其何以要否认，他说：“读书人全要养其廉耻，他没奈何来谢我，我若再认这话，他就无容身之地了。”呜呼！如此宽厚的处事态度实在是虞博士“没奈何了”才这样做的！
作者对所谓偏正面人物的理想的怀疑，正是对他回归传统的道路的一种怀疑。他对自己的立场的不明确，是他面对所谓偏反面人物的时候，态度暧昧，使他内心的矛盾与疑问不能明确解答。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他只是把具体的事实用自己的风格写出来，以警醒世人，让世人自己去思考。他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那种社会体制的千疮百孔若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将会越来越荒诞下去。而在那种荒诞的社会里，人们的荒诞行为也应得到客观的评价，是社会给了他们太多荒诞的理由。我们将从胡老爹和匡超人这一老一少的事例中来说明这个问题。
胡老爹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
胡老爹，作为《儒林外史》中的重要人物范进的配角，他的故事见于他的女婿范进中举的前前后后。广东南海人，在某集市上杀猪卖肉，人称胡屠户，晚辈中也有尊称他胡老爹的。在范进的故事中，他个性闪烁、夺目耀眼，给人印象最深。因他曾单手打过“文曲星”，又一把年纪了，这里我们就称他胡老爹吧。胡老爹先后登场三次，第一次出场是来为女婿考中秀才贺喜的，却全然没有一句美言赞许之词，满口的牢骚话语里，言辞带刺，字字钻心；第二次出场是范进向他借参加乡试的盘缠，把胡老爹从后场拉到前台来的，胡老爹非但没借给范进一文盘缠，反倒把女婿范进的相貌、才学数落了一番，甚至将范进中秀才、中举人的玄机都全数抖落出来；第三次出场是女婿范进中了举人，胡老爹前来贺喜，这次他的态度和前两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把他的“举人老爷”和“贤婿”当“文曲星”来崇拜。
鉴于以上种种，在胡老爹的“个人档案”里历来就充斥了“粗俗市侩”、“投机善变”、“趋炎骄贱”、“鄙视贫贱”、“膜拜权贵”、“变色龙”等判词，尽管评论家对胡老爹的判词有失激烈，但是总体上还是一针见血有的放矢的，毕竟胡老爹以他出色的表演事实证实了这一切都是有的。然而生活在尊重个体、公正、权利的现代社会的我们这些文学读者，固然有大胆的阐发见解、甚至对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判别与裁决的权利，但也不能无视胡老爹是那个社会低层市民、一个很难摆脱世风习俗与偏见的寻常人这一“弱者”身份，特别是在对他的言行做出“判断”“评价”、或是予以道义上的谴责时，更应与之“对话”、“交流”，设身处地地体验他的生活境遇，了解他当时的所思，理解他当时的所为，在他无故遭指责、受委屈时，理应为他作合理申辩。我们申辩的结果认为，胡老爹虽然世俗，但是也算是一位可敬可爱的长者，从他嘴里吐出女婿的刺耳之辞，也并非无中生有。
首先，胡老爹对晚辈并无一丝恶意与坏心眼。范进才学有限、却不自知，对科举依然咬定科举不放松，得了“相公”，还盼着做“老爷”，不惜借盘缠也要去碰碰运气，胡老爹胸中对此是憋了一肚子怨气和怒气的。他生活在社会的低层，没有什么文化，说起话来是满嘴粗言，天生一幅直心肠，口直心快，肚子里没有弯弯道，当他看不惯女婿范进的所作所为时，“子不教父之过”的责任，使他不得不拿出长辈的架势，甚至采取刺耳的训斥与谩骂。“现世宝穷鬼”、“癫虾蟆想吃起大鹅屁”之言语虽然有点过激，但那种对晚辈的“爱之越切，恨之越深”、“恨铁不成钢”的焦虑心理，仍然是掩饰不住的。卧草堂回评说:“胡老爹之言未可厚非，其骂范进时，正是爱范进处，特其气质如此，是以立言如此耳。细观之，原无甚可恶也。”②我们从他主动替范进在自己行事里寻一个馆，赚些银子养家糊口这件事上，便能看出他的爱子之心，纵使他不是为范进着想，血脉相连的亲情使他割舍不下对自己女儿的关切。
其次，胡老爹不好高鹜远，很讲实际。为了维持生计，他以杀猪卖肉为业。多年来，起早贪黑靠双手挣钱，虽说他的经济收人比他的女婿范进要富裕些，可“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对他来说挣钱确实不易。当范进向他借钱参加乡试时，他不借钱委实有他的道理与难处：范进考中的机会微乎其微，家境已经困窘至极，倘若此番科考再次不中，岂不如胡老爹所料，把钱往水里扔吗？把钱借给女婿往水里丢，他一家老小就得喝西北风了。倘若胡老爹很热心的借钱给范进去考试的话，那么对困守科举而不能自拔的范进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只会助长他的执着追求，这样下去，他的家境就更难想象了——白首穷经，却未搏得一第，生活困苦，落得个卖儿卖女的倪霜峰就是不中举范进的先例；也许范进的窘迫连倪霜峰都不及，毕竟倪霜峰还有五个儿子可卖，而范进则无一子一女可卖，难解燃眉之急。面对沉重的现实人生，范进是不会思考这些生存问题的，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胡老爹肯定会思考的，他便慢慢地养成了珍惜金钱的习惯，对此，人们大可不必对此说三道四，横加指责。
第三，胡老爹满怀喜悦地对待范进仕途上的每一次进步。范进中相公后，他“手里拿著一副大肠和一瓶酒”；中举人，他“领着烧汤的二汉，提著七八斤肉，四五千钱”，前来贺喜。中相公时，他对范进教导了一番，别时是“横披了衣服，挺著肚子去了。”中举人后，口口声声称“贤婿老爷”，“我自己觉得女儿像有些福气的，毕竟要嫁与个老爷”，“见女婿衣裳后襟滚皱了许多，一路低著头替他扯了几十回。”有论者指出：“范进中举后，胡老爹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以前骂范进为‘现世宝穷鬼’，现在是‘贤婿’、‘老爷’；以前说范进‘尖嘴猴腮’，现在则说‘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我认为尽管胡老爹言语有前倨后恭之嫌，但他内心深处望子成龙、恨铁不成钢的那份情结一直没变。倘若我们把胡老爹的送贺礼、称贤婿视为世故，那是不客观的—— 别忘了，他是唯一一位两次前来贺喜的人。只是范进中举后，周边邻居一个个都兴奋异常，“有拿鸡蛋来的，有拿白酒来的，也有背了斗米来的，也有捉两只鸡来的。”无亲无故的张老爷送来了五十两银子，还另赠送房屋；有些人竟然自甘情愿地做奴仆、佣人，外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是胡老爹自己的“乘龙快婿”“半子”中举呢？由此观之，范进中举人，成就了一场“显亲扬名，光宗耀祖”的事业，胡老爹的喜悦、满意之情溢于言表，自豪、爱抚之态表露于行为，绝非“势利”所致，而是“人情”常理之使然。纵使言行举止上有什么乖觉、前后判若两人之处，也不足为怪!
事实上，吴敬梓在塑造这一人物形象时，也是紧紧围绕八股功名和封建理学精神侄桔使多少人天良丧失、人性被扭曲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把胡老爹放在宽广的社会背景上来写，把胡老爹作为社会的有机分子来写，把胡老爹的灵魂放在世俗生活的漩涡中来写，多角度地展示了胡老爹个性化的性格内涵和独特的生活态度，表现了其生活思想的本真的一面。我们完全可以在《儒林外史》人物中，给胡老爹颁发一个最佳世俗长者奖，想他以前招来的声讨给他心灵造成的创伤些许会抹平一些吧。吴敬梓对胡老爹的态度与他在《儒林外史》中所持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整个态度是一致的，吴敬梓是一个公正的社会道德批判者、裁决者。正是由于《儒林外史》在对胡老爹如实描摹、严峻评判的过程中，做到了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塑造形象的客观性的有机统一，进而拓展了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和深度。
匡迥是能够用情有时有度的“超人”
如果说胡老爹的例子还不够的话，我们再一步一步来看匡迥的人物形象。匡迥，号超人，浙江乐清县人，“自小也上过几年学，因家寒无力，读不成了”，只好跟着一个卖柴的客人学做生意，不想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也就流落他乡，靠拆字碗饭吃。此时由马二先生将他引出，才22岁。好在拆字是从《易》衍生的，《易》是儒家的经典之一，所以拆字也好算是儒学的实践，何况他在拆字之余还读书不倦呢，尽管不是孔夫子的原著，但却还是没有离开儒学之名，甚至他所读的替圣人立言的八股文还是取功名最快的一条途径呢。所以马二先生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对他产生了好感，遂对其谆谆教导，进行思想洗礼，并且从物质上促使其很快踏上读八股求功名的科举正道。后来匡迥运气好，遇到李本瑛而进学，又经景兰江等西湖斗方名士的熏染，找到了出名的“终南捷径”，再经潘三好友进行调教和训练，在一次次的实践中成就为那个体制中的心应手的“儒生”。也许是他“内行克敦”的品行，“才气极好”的文章，让昔日老师李本瑛难以忘怀，于是再缔丝萝提拔到了京城做内廷教习。而当他在书中下场的时候还不足30岁。
对于一个农家子弟，短短几年内，年纪轻轻的就出人头地了，真的是当时很多年轻人的榜样啊，甚至在今天来说作榜样对待也不过份。但是历来评者对匡迥的判词都使他这个榜样不能做下去。说他“一步步走向堕落，他吹牛撒谎，停妻再娶，卖友求荣，忘恩负义，变成一个衣冠禽兽。”③我不打算对匡超人的人物形象做概括地分析，只想依据事实，针对评者对他有微词的地方作一一解释，进而说明，虽然匡超人在进步的道路上做过一些打上时代烙印的事情，但在大的原则上，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他深深地知道：“只有自强才能强人，只有自达才能达人”。他一直在心里念叨着：“只有我自己今天好起来了，明天，我才有能力回报我的亲友。” 匡迥能够用情有时有度，决非平俗之人所能及，所以号曰“超人”。下面我们分他和亲友的关系来看他的行为。
（一）匡超人与其父。起初匡迥流落杭州之际，对马二说及“在家有病”的父亲时，“那眼泪如豆子大掉下来”，十分伤心。返家之后，乃父病体衰弱，大小便不能下床，他就设法让其父“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自在”地大小便。他还从饮食、医药方面精心护理，使得乃父形体之病渐有起色。与此同时他又积极采取措施清除乃父内心之病。三房里叔子强买房子，他要乃父放心：“爹！这些事都不要焦心——三房里来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村头失火，他连续三次翻入屋中救出父母和嫂子，还有他卖豆腐办杂货店，无不显出了他的孝心与个人能力。以上孝行一直受到评者的称赞。当然，到他父亲去世之前，匡超人除上府考试二十多天而外，一直对病父尽孝到底的。等父亲安葬之后，“匡超人逢七便去坟上哭奠”，是可见其心的。所以，匡超人对其父的孝行没有可辩的。
（二）匡超人与其母。如果说匡迥对其父的孝行没什么可弹劾的话，他后来很少回家看母，却被好多评者判为“孝衰”。这其实是冤枉了匡超人。在因李本瑛的风波去杭州避险的两年中，匡超人未曾回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不用解释的。后来得知“他老师因被参发审，审得参款都是虚情，依旧复任。未及数月，行取进京，授了给事中。”寄书说“要照看他”。宗师按临温州，匡超人从杭城归来应试。考完送过宗师未曾返家，依旧回省。有人对这有说法，其实这是很应然的事情。匡超人被取一等第一，得先办妥杭城事情，再“回乐清乡里去挂匾，竖旗杆”呀。杭城有他的妻子女儿，还有三两年来的家当，朋友圈子也在这里，但温州什么也没有，总不能只身回家吧。所以他到杭州之后，与潘三商议，“到织锦店里织了三件补服，自己一件，母亲一件，妻子一件。又在各书店里约了一个会，每店三两，各家又另外送了贺礼”，这些都是必须走的过程啊。后来之所以未回的了，因“正要择日回家”，潘三事发，故而又面临一场官司，逃避京城应该是上策。再后来，他考取教习，从京城回杭州“取结”，等取定了结之后，他有得回京城找差事做，因为生计大事的安定才是长远之计，以免夜长梦多。而对于母亲来说，她身子并未不适，又有匡迥兄嫂照顾，杂货店里老二也一直在放本钱，生意也足够一家子支销。儿子儿媳孙女都在跟前，不会孤独，即使想二儿子了，可有个儿子在外边拼事业，做母亲的也会从内心里支持他的！虽则曾经做得梦中与儿子不得相见，但这时匡超人才不到30岁，日后衣锦还乡是肯定的事，更不象有些论者说：“终此一生，他未曾再与乃母相聚。”④那样恶毒的断语。如果把匡超人以后的生活写进小说里了，作者对社会的抨击力度肯定会减弱，故而作者让匡超人早早下场了。在封建社会中，当匡超人多年以后荣归故里，其母因子而贵的回报，比起两个儿子愚死母亲膝下如何？
（三）匡超人与其兄。匡二对匡大一直是“敬重到底”的，但关于一件事评者是有微词的。老二回杭州取结时见到其兄，他有这样一些话：“哥将来在家，也要叫人称呼‘老爷’，凡事立起体统来，不可自己倒了架子。我将来有了地方，少不得连哥嫂都接到任上同享荣华的。”由于在书中没写到将来，但是按照匡超人以往的表现，上面这些话不是只在哄他哥哥开心吧？“次日上街买些东西。匡超人将几十两银子递与他哥。”这些都是眼下的事实。关于“凡事立起体统来”正是匡超人之所以号叫“超人”的实证了，他做什么像什么，做了官了，当然哥哥也应该被人称为“老爷”了，让哥哥立起体统来竟被人说成对哥哥打官腔，真是愚人之见！
（四）匡超人与其妻郑氏的关系，牵扯到了封建社会的妇女问题，不是我们讨论的范围。
（五）匡超人与马二先生。马二先生对匡超人的好，我们不多叙。匡超人自始至终提起马二便说：“是弟的好友”，一直也没有忘记这个古道热肠的朋友。但当冯琢庵问起马二的选手如何时，匡超人有一句话得罪了天下有徒弟的学者：“这马纯兄理法有余，才气不足，所以他的选本也不甚行。”然而匡迥说得的确属实啊：“选本总以行为主，若是不行，书店就要赔本。”文如其人，马二的迂腐是有名的，当大家提起杜少卿的《诗说》时，只见马二先生道：“想是在《永乐大全》上说下来的”，何其迂腐也！再看书店里的人是怎样对比他和匡超人的：“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得恁快（六天）！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自己说出来叫“吹牛”，别人说了总是可信的吧！冯琢庵问匡超人的看法，他总不能失了专业精神吧？马二帮过匡二，算朋友，算兄长，但在专业问题上，我们也不能压抑后辈而令其一味虚捧前辈吧！
（六）匡超人与潘三。在潘三的事情上，当是评着冤枉匡超人最重的一处了。潘三对匡二的好我们也不多叙了，同时匡二一直也没有忘记潘三对他的好。潘三进监后，他当着蒋刑房的面肯定了潘三的豪杰行为。然而他不去监里看潘三，一直让多少世人想不通啊！有人说他“恶赛潘三”，其实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这也正是匡超人不寻常之处。匡超人这时正处在事业的紧要关头，时刻维护自己的清洁，时刻扮成忠于朝廷的样子，是他机灵的表现。他有句话说得很具体：“况且我在这里取结，院里、司里都知道的，如今设若走一走，传得上面知道，就是小弟一生官场之玷，这个如何行得！”潘三监狱已进，看也即刻看不出来，作为未进监者匡超人，他得把握全局，得更谨慎一些，万一连自己也搭进去了，以后凭什么回报潘三呢？他说：“可好费你蒋先生的心，多拜上潘三哥，凡事心照。若小弟侥幸，这回去就得个肥美的地方，到任一年半载，那时带几百银子来帮衬他，倒不值甚么。”用情有时有度，这才是真正的超人，若潘三了解他，会“凡事心照”的。匡超人作为一个精明人，绝对不会毁了他在省城杭州的声誉，日后绝对不会对潘三无情无义的。小说让匡超人匆匆下场了，读者切不可因为直接读不到他的日后行为就一味骂他忘恩负义，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多少评者说匡超人说的都是虚伪的话，其实他们完全是建立在以后匡超人永远不回浙江的基础上的吧，但这哪里可能呢！匡超人做事一向到位，能进能退才是真超人，这是匡超人的气度，怎能以儿女情长、就事说事的小节拘束之呢！
（七）匡超人与自己。匡二跟着潘三做了很多犯法的事，其中本质上来说只是潘三的工具而已，就是没有匡二，也不会影响潘三的生意，所以我们没必要探讨。而匡超人前后的变化最大处，也是他受人攻击最严重处，当属两年内学会了吹牛皮走“终南捷径”这门手艺。然而这门手艺其实也是匡超人适应当时社会所必须的能力，是社会逼得他选择这条路的：
当其避走省城，卷入杭州名士圈中后，名士们信口雌黄、拉帮结派、相互吹嘘的种种言谈行事，匡超人看在眼里，学在心里，很快达到了浦墨卿、景兰江等人信口开河、随便扯谎的境界，又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看浦墨卿是怎么说的：“这位客姓黄，是戊辰的进士，而今选了我这宁波府郸县知县。他先年在京里，同杨执中先生相与；杨执中却和赵爷相好。”然而在前文中我们可以发现，杨执中是湖州新市镇盐店管事，从未去过京城，也就不存在与黄进士相与之事；而且他也未到过省城，与赵爷相好的事也是无稽之谈。只因杨执中曾是娄府座上客，浦名士便一相情愿地把他们二人的大名联系在了一起。名士们的装模作样、依仗权势的真实生活状态便在他们的谎言中暴露无疑了。所以说做名士并不定要真有学问。名气是吹大的，他人吹固然重要，自己吹更是要紧。攀亲摆谱儿，贬低别人，自我标榜。别人不吹就自己吹。吹嘘的火候同脸皮的厚薄成正比。卫体善一说近来选事坏了，随岑庵马上就说：“前科我俩该选一部，振作一番。”他们到底选不选，选了能否振作，是没有人去追究的；支剑峰喝醉了酒，前跌后撞，被捉进了班房，却大叫“李太白宫锦夜行”。
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农村青年匡超人，只能去适应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而不可能让社会环境因他而改变。当王冕之类的理想主义者，被《儒林外史》的作者送走之后，天可怜见，为了维持文运而降下的那批“星君”便该粉墨登场了。这一批人物，可不同你讲什么“为政以德”、“齐之以礼”，也不跟你谈什么温、良、恭、俭、让，更不管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或“无欲速，无见小利”这些教条，他们实用得多。如果说，儒家的典籍他们还记得并准备奉行一些的话，那么在个人出路上他们只记得‘学而优则仕”；在财富聚敛下他们只记得“富而可求也”；在对待达官贵人上只记得“鞠躬如也”；在饭食方面只记得“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而对于不同意见者则只记得“攻乎异端”这几个字了。不要过分怪罪他们的个人操守，那个社会的现实，时时都在提醒他们，没有权，没有钱，就寸步难行。要在这个社会寻找安身立命的场所，只有读书——做官，做官——弄权，用权——换钱，这一条“康庄大道”。
杜少卿等名士遵循儒家的处世原则可以，因为他们即使被骂作败家子也能生存下去，可匡超人不行，他忠厚的父亲被三房叔欺负的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难道他还要步他父亲的后尘吗？难道他不应该改变了吗？生存是一个人最基木的权力，这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吧！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的好一点，匡超人跟社会保持同步且不做伤天害理之事，他错了吗？显然没有。在吴敬梓的笔下，匡超人是幸运者，也是聪明人。他遇到一个又一个热心帮助他的人，拥有一个又一个机遇，而且，他又都能迅速而又谨慎地抓住了这一切，不失时机实现理想。来之不易，他当然不想使拥有的一切变成南柯一梦。如鱼得水，匡超人成功了，他成功得不卑不亢。然而我们依然要重复的是，他并没有卖友求荣，也没有忘恩负义，没有变成不孝子，他不是以损人利己的方式进步的，他没有堕落，他没有对不起自己的亲朋好友，他一直在自强不息地学习奋斗着，并因此才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卧闲草堂本回评指出：“匡超人之为人，学问既不深，性气又未定，假使平生所遇皆马二先生辈，或者一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心之人，无如一出门，即遇见景、赵诸公，虽不欲势利，当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挟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⑤这些话不仅适用于匡超人一个人，也不仅适用于儒林外史那一个时代。我们当把人物放到现实社会中去客观地评价。
[注释]：
①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476页。
②同上，258页。
③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卷四341页。
④陈美林. 儒林外史人物论[M]. 北京：中华书局，，104页 。
⑤朱一玄刘毓忱. 儒林外史资料汇编[C].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65页。
[参考文献]：
①徐向顺.用新历史主义的眼光审视胡屠户——《儒林外史》的胡屠户人物论[J].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5[4].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一、根据写作重点，界定主次关系
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是根据人物对主题的表现而确定的。一般来说，主要人物是作者要着力塑造的人物形象，而次要人物则是为了对主要人物起到衬托作用而设置的。
在拿到一篇文章后，需要通过快速扫视，结合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区别出哪个人物是被重点刻画的，主要标志是看主题落在哪个人物身上，做好大的定位后，在之后的阅读中，对主要人物要进行重点关注。
在王愿坚的名篇《七根火柴》中，出现了卢进勇和无名战士两个人物，虽然无名战士没有名字，但是因为文章主体及主题都是围绕这个人物进行的，而卢进勇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就是交代关于无名战士的事情，是串联起故事的线索人物。因此，在阅读时，也要把无名战士作为主要人物进行探究，并进而深入理解作者的写作意图。
二、梳理整合事件，界定人物类型
英国小说家福斯特把小说中的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扁平人物，就是指作品当中性格特征比较单一的人物形象，如《水浒传》中的李逵，从出场到死亡，性格鲁莽暴躁，没有变化。
而圆形人物，因为其具有性格的多变性，在他的身上往往交织表现出多个方面的性格特征，构成了一个复杂而矛盾的个体，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他带刀刺杀董卓，具有正义一面；但又在明知已经误杀吕伯奢家人后仍然再杀吕伯奢，又有其残忍狡诈的一面；他能够在决胜袁绍之后烧毁所获信件来稳定军心，不咎下属通敌之过。
但又不能够忍受杨修说中心事，非要给其定个“惑乱军心”之罪，斩杀其于阵前……这样的曹操，因为其性格的多面性，反而让人觉得他真实可信。
定位主次人物后，通过梳理整合人物事件，进而归纳并定位人物的类型归属。如果是扁平人物，需要把能表现其性格特征的事件归纳出来，用关键词进行定位并加以凸显，主要是合并同类项的工作。
如果是圆形人物，则需要根据其在不同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不同性格特点，进行全方位地概括，不忽略其性格的任何一面，通过对不同事件进行归纳整合，进而形成对其人物形象和完整性格的概括。
三、研读细节、心理，界定人物特征
在对人物的形象描写中，有很多细节描写，能够凸显人物性格。例如，《祝福》中祥林嫂的“眼珠间或一轮”突出她濒临死亡时精神状态的麻木，缺乏生气。在阅读中，就需要研读重点细节，通过概括细节，并给出能够凸显性格主要特征的词语来定位人物形象。
当然，还有作品对人物心理的变化描写也很突出，这样的文章，就需要抓住人物心理的变化过程，进而对人物特征进行概括定位。
例如《阿Q正传》中阿Q在关于被抓画圆时的心理变化，最初是“羞愧自己画的不圆”，之后又“不十分懊恼”，随后又“释然”，最后他居然睡着了。这一系列的心理变化入木三分地表现了阿Q麻木不仁、愚昧无知的精神状态。
如果是静态人物，作者往往更强调用细节强化其特征，像李逵，因其突出特征就是狂暴、一言不合就斧头见血，无论什么场合均是如此。所以，只要锁定相关事件中关于李逵的描写，就能够进行分析了。
如果是动态人物，则需要捕捉其在不同环境、不同情况下的性格变化，这往往外显为一些行为，或者有作者的一些相关语句进行暗示，草蛇灰线，并不一定明显，这需要阅读者有一双慧眼，把这些地方整合在一起，进行综合分析。
综上所述，对一部作品的形象进行深入分析时，先定位好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再根据不同事件来区分人物性格类型，梳理概括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之后通过深入研读细节或人物心理变化来把握人物性格特征，就能够轻松地做到理清人物关系、明晰人物类型、把握人物形象了。
⊙﹏⊙b汗，孩子，你高一的吧……我们去年才写过……可能写繁漪比较好写。。她算主角了……我以前写的一般，而且打上来太费神了~~:）楼主见谅哈~~~再就是建议你自己写比较好，哪怕是东凑西凑的都比人家原文的好啊（推荐你可以用一下我后面粘贴的人物名字的解读，写的时候在适当地方稍作精简改动加进去，可以成为文章亮点！！~~~）……(*^__^*) 嘻嘻……人物名解析《雷雨》中暗藏玄机的名字: 很多人都知道，曹雪芹为《红楼梦》中人物命名可谓是煞费苦心，“红学”中还专门有研究姓名的流派。受《红楼梦》的传染，我在理解《雷雨》的时候也特别注意人物的姓名。如果我的“姓名学”成立，那咱们就从《雷雨》人物姓名入手，解读曹禺从简单的姓名里传达给我的信息吧。 “周朴园”： 周公馆的“最高统治者”（周萍的父亲、繁漪的丈夫。）《雷雨》中“呼风唤雨”的企业家。“雷雨”的诱因也可以说是在他的压迫下反抗的挣扎。“朴园”可谓是“‘仆’人满园”了，正因为他把所有人都当成的“仆人”所以在整个压抑黑暗的家庭氛围中，他感受不到一丝亲情的温暖。就连后来他想和周冲（他的二儿子）亲近，试图“讨好”他，周冲都本能的躲避，拒之千里。 “朴园”的看似“朴素的守着真爱”。一直怀念他“死去”的前妻，（鲁侍萍）但当鲁侍萍站在他面前时，他却想尽一切办法“打发”掉过去。想把自己那些 “不为人知”掩埋。（用作家莫迪阿诺的话说“我的过去一片朦胧。”）他宁愿活在想象，对着一个死去的侍萍忏悔、怀念，也不愿面对现实活着的“证据”。由此看来，“周朴园”的“朴素”只是他掩藏丑恶嘴脸的面具。——一个虚伪的资本家。 “蘩漪”真是个叵测的名字。 这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的思想和自由意识具有超强的前瞻性。轰轰烈烈的爱、刻骨铭心的恨。对待周萍，（丈夫前妻的儿子）她爱的火烈无悔。对待周朴园，她要彻底撕下丑恶的嘴脸。在那个思想固守的年代，她注定是个不安定因素。“蘩漪”必定会在看似安静的水面上“频繁涟漪。” 而在周朴园的霸权下，必定不会容忍这种“涟漪”，所以就给蘩漪扣上了“病人”的帽子。（在我看来，蘩漪思想的前瞻，正是向那个病态的时代的挑战。悲哀的是当只有一个人“正常”的时候，那么所有“不正常”的人就会视你为“异类”。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少数又必须服从多数。~~~~~）蘩漪像被一个牢笼罩住，而在这种压抑中，她不得不爆发。 因此，周朴园是雷雨前窒息的死寂，蘩漪是雷雨中破天的闪电，而“雷雨”是那个时代人注定流下的伤心泪。 “周萍” 周家的大少爷，周朴园与侍萍的第一个儿子，（其中之一）如果说周家是一潭“死水”，那么“周萍”就是寄生在水面上的“浮萍草”，只要“繁漪”舞动一点“涟漪”。这“浮萍”立刻就乱了阵脚。 周朴园回来了，周萍便借口要去矿上，忙着要了断和继母的“暧昧”。一个抛弃一切的“逃”，一个义无反顾的“追”，懦弱的周萍“不敢”再爱了，而纯洁的四凤让他爱的没有太多的压力。于是他选择了四凤。但又不生怕繁漪引来什么波动，所以要赶快离开这个恐怖的深渊。殊不知，这次繁漪要在周家掀起惊天骇浪，芸芸众生，在劫难逃。《雷雨》的故事也就在这个大前提下展开了。 “周冲”鲜活的名字。 曹禺在他身上赋予了一个“聪”字，他的“聪”是“小聪明”：想和父亲商量把学费分出来让四凤（周家的仆人）上学，以为已经拥有爱的感觉。他的“聪”也是“大智慧”：因为他的理想国度正是时代发展的趋势，裂变中的时代正逐渐完成他憧憬的状态。 如果说繁漪的意识是前瞻性的。那么他的儿子（周聪）的思想便是前进性的。前者是意识、后者是思想；前者是构想、后者是推动。当时周聪梦想中的社会，都成了当代的现实。 尽管如此，在那个时代，繁漪的“理性”被看作“病人”，周聪的“聪明”被称为“傻子”。 读到此，我不禁苦笑，《狂人日记》是用一个病态的人看一个病态的社会，而《雷雨》是用两个非主流的人来挑战整个的主流社会。曹禺先生还真是个玩黑色幽默的高手。 在那个雷电交加的雨夜，那谭表面平静的死水终于压抑不住波澜，沉淀了三十年的往事在沉淤的污泥中翻起，一切虚伪的秩序就此颠覆。 把周家的人写完了，下次就该说我的四凤了！ 关于名字，上次说完周家的人，今天该谢谢“鲁”家的人了，先说谁呢？“鲁侍萍”吧： 之前我说周家是一潭死水，周萍就是倚在水面上的“浮萍草”，而鲁侍萍就像是一辈子要侍候“浮萍”的那些人，用她自己的话说，是欠下了别人的债，要用一生去偿还，然而还是不够，又搭上了自己的女儿。鲁侍萍是个信命的女人，而偏偏又被命运捉弄。 鲁大海，对资产阶级波涛汹涌的仇恨，逐浪排山的愤怒。和自己的继父（鲁贵）形成鲜明的对比，对于与生俱来的仇恨，永不妥协。 鲁贵，“至贵至贫”永远周璇于本性和妥协之间，却每次都让本性妥协。像一只永远摇着尾巴的哈巴狗，等到鼓起勇气准备咬别人一口的时候，殊不知自己才是最先的受害者。 该说说四凤了，我感觉《雷雨》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接受怜悯，而四凤尤为，“四凤”，“好似一只凤凰，”她爱的人为她编织了一个温暖而美幻的梦想，同时又给了她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让她活在幸福的错觉中，“好似凤凰”。她的纯真，她的依托，她的天真烂漫，和她那遥远的梦想，都在那个雷雨的夜，被摔的粉碎。她在母亲面前起下毒誓，不与周家大少爷来往，最后，她也履行了爱的代价。宿命让他们邂逅，宿命让他们永别。好似凤凰，但终究还是幻灭，看似触手可及，却遥之千里。 一辈子，能有几次爱的如此刻骨铭心。一辈子，能有几次被伤的如此痛彻淋漓。为了爱义无反顾，哪怕是生命。倘若奈何桥上，咽下孟婆汤前，老妇沙哑的问一句“后悔吗？”我想，四凤也会含泪摇头，因为她还坚信，自己是只凤凰——只是凤凰涅槃。
红楼梦这部小说写了各型各色的人物，那来分析一下人物形象吧。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一起来看看。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1：王熙凤 在《红楼梦》中，作者为大家塑造了一个成功的反面形象，那就是凤姐。在她的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贪婪、凶婪、凶残、狠毒、阴险狡诈的阶级本质。可以说通过作者成功的描写，使读者在看到王熙凤的同时也就看到了统治阶级本身。 王熙凤是一个描写的非常生动的人物，她出现在哪儿，哪儿至少就会有热闹。年仅二十岁的她就主持荣国府的家政。在卷首，我们通过冷子兴之口对她的介绍：“模样又极标致，言谈又爽利，心机又极细，竟是个男人不及万一的”“年纪虽小，行事却比世人都大。如今出挑的美人一样的模样儿。少说些有一万个心眼子。再要赌口齿，十个会说话的男子也说她不过。”这样对她已有了一点印象，但这些印象毕竟比较淡漠。但她第一次出了场，马上就被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教人再也不会忘却。那是黛玉初次与她的外祖母相见，老祖宗把她的外孙女心肝肉儿地搂着哭叫的时候，就连王夫人、李纨和众小姐都“个个皆敛声屏气，严肃恭整”的时候，却有一个人从后院笑声说：“我来迟些，不曾迎接远客。”仅仅一句话却给人特别鲜明的印象，这句话只是“这一个”凤姐才说的出的。可能贾府众人的感觉都已迟钝了，可我们却和黛玉一样，感觉格外鲜明：“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原来这就是贾母宠爱的凤姐。接着短短的一段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忙人，大红人。因为忙，她迟到了。在短短的聚会中还同王夫人谈了另外两件事。同黛玉讲话也显得很忙：笑着讲两句，马上拿手帕拭泪，又忙转悲为喜，赶忙询问有关情况和布置待客之道。因为红所以才敢这亲放诞无礼，贾母才特别给她加上“泼辣货”这一似贬实褒的称号。这同凤姐喜欢表现自己，事事争风头的性格特点盯适应，作者的浓笔艳抹，把凤姐的露面写得极其鲜明。在接下来，曹雪芹继续在各场合描写凤姐，并一步步地揭示出其性格的 其它 侧面，如才能、淫威、贪婪、伪善等，通过这样的描写，写出了一个完整活生的凤姐。 作者不仅从正面描写了凤姐，而且最常用的还是通过别人的观察和描述来表现观凤姐的形象。贾府的穷亲戚刘姥姥初见凤姐时的描写，就很好地表现出她的“威”。刘姥姥好不容易才进了荣国府，经过了一番周折后才等到“凤姐”“下来”时，却只听人声未见人影，又经过摆饮，“半日鸦雀不闻”，最后才得到接见。而见到的凤姐却是“粉光脂艳，端端正正坐在那里，手内拿着小铜火箸儿拨手炉内的灰。平儿站在炕沿边，捧着小小的一个填漆茶盘，盘内一个小盖钟。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慢慢的问着：‘怎么还不请进来?’待抬头看见刘姥姥已在地下站着，”这才忙欲起身，但“犹未起身时，满面春风地问好。”这一段描写的特别精彩，寥寥几笔，足以传神。尤其是她“拨手炉里的灰”的细节写来“追魂摄魄。”这种细节描写虽简洁，但已写足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管事奶奶对一个穷亲戚的威风。另外，其仆人兴儿对其评论：“心里歹毒，口里尖快”“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也极其准确地反应了凤姐的性格特征。 从第十二回起，作者陆续通过大段情节的描写来表现了凤姐性格的真实面。“毒设相思局”写她狠毒，“协理宁国府”写她的才干，“弄权铁槛寺”写她的贪婪舞弊。这些描写使得读者越读下去，就越能发现其性格的险暗面。“弄权铁槛寺”，水日庵的老尼姑求凤姐拆散张金哥的婚事，结果凤姐得了三千两银子逼死了一对示婚夫妻。然而就在其利用贾王两府关系使得阴谋得逞后，“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作为起来”，作者的谴责之意非常明显。 凤姐不象贾政、王夫人流戴着“宽厚”、“仁慈”的假面具，她做坏事自觉不而大胆，她曾经宣称“我从来不信什么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我说行就行”，表示自己敢于向任何阻止她做坏事的力量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凤姐的人生哲学大概同曹操相同：“宁教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但人们又绝不会把她同曹操混淆开来。同时贪婪狠毒的天性，凤姐却以女性的美貌和聪明，善于逢迎辞令，把自己隐蔽的更巧妙，更具复杂性。在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上，她真可谓爱财如命。她瞒着贾琏放高利贷，甚至把丫环仆人们的月钱都挪去放债。后来贾府坐吃山空，钱的确不够使了，机琏便让她去求鸳鸯，她张口就要一二百两银子做报酬。连夫妻之间也这样勾心斗角，可见其的确是贾府崩溃前的蛀虫。 在“五熙凤大闹宁国府”这一典型情节中，作者用了近二回的篇幅全面生动地展现了凤姐性格。她发现贾琏偷娶尤二姐事儿以后，凤姐从兴儿嘴里听到全部情况，针对不同人采取不同对策，对尤二姐先是虚心假意地笼络，其入住大观园后，又借刀杀人。而为其“显威”而状告贾琏的张华最后只落得被害死，被灭口的待遇，她的所做所为的确是兴儿一席话最好的验证。 凤姐性格的充分描写，有力地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丑恶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作者给王熙凤的“判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已心研碎，死后性空灵。家富人宁，终有个家亡人散各奔腾。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替。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呀!一场欢喜忽悲辛。叹人世，终难定。”从这可以看出，作者对其还是很婉惜的。凤姐越是能干，就越加速了贾家这座破败大厦的崩塌，而她自己也同归于尽。 总之，这一形象具有丰富的艺术魅力又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2：林黛玉 林黛玉是一个比贾宝玉更多一些悲剧色彩的艺术典型。她出身在一个已经衰微的封建家庭。封建礼教和世俗功利对她的影响有限得很，她保持着纯真的天性，敢爱敢恨，我行我素，很少顾及后果得失。因父母相继去世，她不得不寄居在声势显赫的荣国府里。 环境的势利与恶劣，使她自矜自重，警惕戒备;用直率与锋芒保卫自我的纯洁，免受轻贱和玷辱。在这个冷漠的环境中，宝玉是她唯一的精神寄托，她执著而强烈地向宝玉要求彼此知心、忠于自我的严肃专一的爱情。但两人的恋爱注定是一个悲剧。因为它违背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制度，恋爱的叛逆思想内核又与整个封建主义相冲突，触及封建家庭的根本利益，毫无调和余地。 终于，林黛玉怀抱纯洁的爱和对环境的怨愤永远地离开了尘世，实现了她的誓言：“质本洁来还洁去”。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3：探春 贾探春，贾政之女——她没有黛玉的纤细怜人，没有宝钗的乖巧伶俐，没有香云的活泼开朗，却有卓超的才干，过人的智慧，深僻的见解，远大的眼光，这些在第五、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贤宝钗小惠全大体”中精彩地表现出来了。 王熙凤因病卧床不起，便由探春、宝钗，李执等人主持家务,此期间,探春查看家中大小帐目,发现发放给各个房的月钱和发放给买办的重叠了,便想出了两全的办法,与宝钗等人商议.“年里往赖大家去，与她们那儿的姑娘闲谈，才知她们吃的笋菜鱼虾，一年还有人包了，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破草根子都是值钱的。”发放月钱重叠之事于贾府已早有弊，可满园子的姑娘丫头无一人能指出个一二三来，探春却从赖大家中得到启发，和自家的情况对比，最后提出好的办法，岂不是足以见她的办事能力和精干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分析综合解决问题的素质。谁怪宝钗说“真真膏粱 之谈!你们虽是个千金，原不知道这些事”而后宝钗又玩笑似的说“你才办了两天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么利弊大事，越发连孔子也都看虚了呢。”探春闻此言，却一本正经地回答“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姬子书，当日姬子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等之界者，穷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如此一番精辟的言辞，岂是一位普通女儿说得出的，非有政治眼光能矣 第五十六回中的探春，以处事的果断干练显示出了她卓超的才干，而宝钗的嬉言却引出了她政治性的言论，真是叫人回味无穷，拍案叫绝!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篇4：薛宝钗 纷飞蝴蝶绕楼院，暖逐东风扑几回。扇影乱摇忙玉腕，粉痕斜溜湿香腮。偶因游戏间消遣，岂为迷藏暗捉来。恰怪亭中私语久，防人忽把绮窗开。 薛宝钗在《红楼梦》中份演着重要的角色。她是封建各种礼束的守卫者，并且自身深受其害。她在家中与人关系甚好，受众的喜爱。她的性格中有王熙凤为人的圆滑，林黛玉小心和与贾宝玉完全对立的封建束缚的思想。如在每四十八回中，薛姨妈道：“……莺儿一个人，不够伏侍的，不要买一个丫头来你使。〃宝钗道：“买的不知底细，倘或走了眼，花了钱事小，没的淘气。倒是慢慢打听着，有知道来历的人买个还罢了。〃这里表现出她的处事小心。又如香菱向宝钗道：“我原要和太太说的，等在爷去了，我和姑娘做伴去。我又想恐怕太太多心，说我贪着园里来玩，谁知你竟说了!〃宝钗笑道：“我知道你心里羡慕这园子不是一日两日的了，只是没有空儿……，所以趁着机会，越发往上一年，我也多个做伴的，也遂了你的心。〃这里表现出宝钗了解家人心里，为人圆滑。 总之，薛宝钗是个深受封建束缚的人。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相关 文章 ： 1. 红楼梦人物形象分析范文2篇 2. 红楼梦人物性格特点
诸葛亮：诸葛亮治国治军的才能，济世爱民、谦虚谨慎的品格为后世各种杰出的历史人物树立了榜样。历代君臣、知识分子、人民群众都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歌颂他，热爱他。可以说，诸葛亮在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已超过了他在三国历史上的政治军事实践。《三国演义》虽然突出了诸葛亮一生性格、品德、功业等的积极方面，但又把它无限夸大，把他描写成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并将其神化成了半人半神的超人形象。鲁迅评论说：“状诸葛亮之智而近于妖。”因此，《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而是历史小说人物。 聪明 狡猾 善于分析 赤壁之战反映了他的能言,冷静,祁山之战表明了他的机智,执着,忠心. 一、不贪权势他位极人臣，却不追求个人权势，不弄权也不为权所努役。以他的才能智慧和崇高威望，拿掉昏聩无能缺德无才的阿斗，自己称王称帝，可以说上合天理，下顺民心。但是，他对后主坚持执君臣之礼，决不摆相父架子。在一系列问题上都是以礼规劝、得后主同意才进行的。 二、不谋私利他只靠俸禄为生，不以权势谋私利。在《诫子书》中，他提出了自己严格的要求，“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以淡泊宁静的生活态度处世。他对后主说：“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也。”他死时确实如其所言。他择妇摆脱了郎才女貌的陋习，选择了黄承彦的丑女。黄承彦说：“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关于这桩婚事和黄氏的才美，《三国演义》在描述诸葛瞻战死绵竹时曾有简要的介绍，其敬仰之情溢于言表，对这位丑女给予了热情的赞美。 三、严于律己 街亭之役，马谡违节，造成败局，但他主动承担责任：“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他几次发布鼓励将士直言极谏的文告，要求大家批评自己过失和缺漏。在他执政期间，如果出现失误，他都决不委过他人，而自省自律。来敏、李严等人罪责虽然深重，但他都引咎自责，检讨自己的失损。 四、知人善任他从蜀汉大业出发，以宽广的胸怀，纯正的心灵，选拔重用了一大批人才。他取士用人的标准是德才兼备。对那引起忠于蜀汉政权，又有真正才学的人，他不讲门第、资历，破格用人，大胆地授以要职，委以重任。何祗原为蜀郡太守杨洪手下的一个书佐小吏，杨洪亦是犍为郡太守李严之功曹小吏，何、杨都先后被诸葛亮擢为太守与李严同列。因此事他被誉为“是以西士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也。”诸葛亮任蜀相时，为了广揽俊才，曾在成都南郊筑招贤台。刘备死后，他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人事调整，重用了一批德才俱佳的卓越人才。如蒋琬、李邵、马勋、宗预、杜微、马忠、秦宓、董允等，这次用人之举被时人赞为“德举”。在《前出师表》中，他从“亲贤臣，远小人”的原则出发，向后主郑重推荐了董允、向宠等，其心之公明纯正实所罕见。诸葛亮所重用的文武大员中，既有荆楚之士，又有蜀地人材，既有刘璋旧部，也有魏降将，却无任何山头圈子之弊，大有“五湖四海”包容一切之襟怀，团结了绝大多数人。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政治家，他心胸开阔，容人容物的雅量，摆脱个人好恶从事业出发选人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敬佩的。受过诸葛亮严厉处罚被削职为民的廖立、李严听到诸葛亮病故的消息，竟痛哭失声，他们被罢黜官职，不但不怨恨反而寄予希望，对他的死十分悲伤。这说明诸葛亮用人多么公正。 五、谦恭待人若把诸葛亮同当时的孔融、祢衡等人相比，显然后者的声望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和才智过人的周瑜、鲁肃、司马懿相比也略高一筹。与他同齐名的庞统相比，更能看出二人高下。虽然，水镜先生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但他说的重点仍在诸葛亮。诸葛亮高于庞统之处，不单在智谋才华，更重要的还在于品德胸怀。庞统心怀私念，妒忌孔明，骄兵轻放，急于求成，铸成大错，终身抱憾。诸葛亮无私无畏，谦虚谨慎，深思熟虑，卓识远见，善于博采众长，融化于胆识之中。他多次表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在《与杜微书》中说：“猥以空虚，统领贵州，德薄任重，惨惨忧虑。”在《又教与军师名史与参军掾属》中称：“任重才轻，故多阙漏。昔初交州平，屡闻得失；后交元直，勤见启诲；前参事于功宰，每言则尽；后从事于伟度，数以谏止；虽资性鄙暗，不能悉纳，然与此子始终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诸葛亮不仅自谦，而且以深受教益的事例说明愿得别人诲教之诚心。平定南中，他采纳了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言，并作为命令颁布全军，强调南征，不能单靠武力镇压，还要靠智胜和从思想上瓦解叛军，从而制定了对少数民族部落实行和抚政策。 六、治蜀有方所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关于分析《温州一家人》中周阿雨的人物形象论文
在学习和工作的日常里，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分析《温州一家人》中周阿雨的人物形象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高满堂是近年来大陆影视圈最风光的编剧之一，不仅大陆人爱看高满堂的电视剧，外国也有高满堂的戏迷。其塑造的人物深入人心，如《北风那个吹》中夏雨饰演的帅红兵、《闯关东》中李幼斌饰演的朱开山、《错爱》中张兆辉饰演的龚启光等等，高编剧也为我们塑造了许多美丽、聪明、多姿多彩的女性角色。例如《大工匠》中的“肖玉芳”，《北风那个吹》里的“牛鲜花”等等。本文的主人公就是高满堂最新力作《温州一家人》中“周阿雨”的人物形象进行浅析。
一、创作原型
《温州一家人》中周阿雨的人物形象其实是来源于真实的人物—某高尔夫球场的老板、温州商人程慧秋。创作之初，高满堂一度找不到感觉，一次偶然的见面，高满堂发现一个叫程慧秋的温州女商人举止优雅，但脸上写满沧桑，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因此高满堂提出希望能采访她，却被婉拒。高满堂得知她即将飞往广州，于是自掏腰包，先于程慧秋飞赴广州并在机场等候她。随后，程慧秋被高满堂的诚意打动，在与高满堂一起喝掉许多瓶红酒之后，将自己在十三岁的时候，如何去荷兰投靠舅舅、如何在法兰克福有转机时，因为语言不通、举目无亲而在机场大哭的画面，以及创业的艰辛娓娓道来。听完这些素材的基础上，高满堂深受感动，最终创作出了《温州一家人》的剧本。
二、演员介绍
周阿雨的扮演者殷桃是笔者比较喜爱的年轻演员。她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出演过许多大众喜爱的电视剧，比如《幸福像花儿一样》、《杨贵妃秘史》等等。因为她的表演经验，让周阿雨这个角色变得有血有肉，把周阿雨给演“活”了，也让观众看到了周阿雨创业奋斗过程中的坚持不懈、倔强勇敢的拼搏精神。
三、人物形象分析
周阿雨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剧中让我感动就是周阿雨讲述自己对普拉托的印象，她的一番真诚的话不仅把市场深深感动了，也把我深深感动。他对普拉托的印象其实是对她的莫逆之交卡乔爷爷的怀念，卡乔爷爷每天都过着露宿街头的生活却依旧保持着无比快乐的心态，他这种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大大地改变了周阿雨的人生观，让她寂寞孤独的国外生活感受到了点点温暖。
周阿雨知恩图报、善良可爱的美好品德也在剧中体现出来。某天，胡叔叔因为肚子疼不能下厨，因此，周阿雨牛刀小试却受到了客人们的好评，巴尔先生非常开心，他甚至提议让周阿雨取代胡叔叔成为大厨。但善良周阿雨认为做人不能过河拆桥，她坚决不同意这样做。巴尔和阿雨的这番对话刚巧被胡叔叔听到，他大为触动，虚心向阿雨请教她做菜的秘诀。周阿雨也毫不保留，全部告诉了胡叔叔，其实她就是按照家乡的做法，在菜里放了点猪油，让菜色看起来更加光泽，吃起来更加有口感。
周阿雨的坚持不懈的精神体现在她的工作中，追求爱情的过程中。她为了自己开一家餐馆，每天认真研究胡叔叔的菜谱，一步一个脚印的学习胡叔叔怎样做菜、学习巴尔先生怎样管理餐馆，把自己的'工资攒下来，留着自己以后开餐馆用；周阿雨对和黄志雄爱情的坚持，不顾一切的找黄志雄回家，也体现出她的坚持。
周阿雨其实是温州人的缩影。温州人坚韧的拼搏精神和对自己命运的主宰精神也集中体现在周阿雨的身上。其实透过周阿雨来思考温州人，温州人是什么？是中国式的犹太人？还是中国人的荷兰人？温州人卓越的商业头脑，敏感的商业嗅觉，恐怕更能让人联想起犹太人。但与犹太人经历了巴比伦之囚不同，温州人有自己的根，有自己相对完整的地域文化，温州地区本身就是私营经济发展的标杆，从这个意义上讲，温州人，虽然三十年来大批前往外国打拼，但温州这个地区似乎是维系温州人一切文化情感和商业文化的纽带，或许更像荷兰人一点。
周阿雨通过自己的智慧、勤奋和包容，成为中国在意大利普拉托温州商人的代表。编剧对周阿雨人物形象的创作，不是凭空想象，而是通过真实的人物来创作的。什么是优秀的作品？笔者认为能够反映时代的真谛，解开时代的本质，才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作品。时代呼唤艺术创作者们用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对社会的思考来创作作品，才能写出反映普通人生活、揭示生活中真善美的作品。
参考文献：
[1] 张琦， 靠奋斗改变命运的“温州一家人”[j]，文艺报，2012年11月14日第 004 版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参考文献】
【1】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贾植芳，唐金海.巴金作品评论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巴金.巴金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王嘉良，金汉.中国现当代文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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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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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林黛玉的人物形象浅析的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摘 要 ：林黛玉是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之一，她任情率性，清高孤傲，单纯坦诚，执著地迫求自主的人格和美好的人生理想。可惜红颜薄命，情路坎坷，她的自尊叛逆与封建社会格格不入，终以悲剧收场。本文将从林黛玉的气质个性、性格成因以及她的悲剧意义三个方面进行简析。
关键词 ：林黛玉；人物形象；悲剧意义
引言
在《红楼梦》中，薛、史、林三位是描写较多的角色，其中林黛玉的个性使她从大观园的众姐妹中脱颖而出，“潇湘妃子”表现了曹雪芹想要描绘的不食尘世烟火、跳出人世间的仙子形象，又把竹子安排在潇湘馆以衬黛玉之品格。如此精心安排，黛玉的一生却以悲剧收场，这不得不让我们有所思考：林黛玉的魅力从何而来？她的悲剧又有什么意义？
1.气质个性
容颜娇美
“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似娇花照水，行动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这便是曹雪芹呈现的林黛玉的第一印象，娇俏柔弱，惹人怜爱。凤姐一见就惊叹道：“天下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在宝玉的眼里：“袅袅婷婷的女儿”，“神仙似的妹妹”，婉转风流，娇美动人，即使是自小混在胭脂粉里的宝玉也动了情。作者借凤姐的赞扬和宝玉动情的痴态，侧面描绘了她天仙似的美貌，使得多少后人对林妹妹心驰神往。
才华出众
黛玉的诗才不只是《红楼梦》众人知道，所有读过《红楼梦》的读者都为之倾倒。
《红楼梦》动用大量笔墨、创造了大量诗词来显示黛玉才华横溢、颇具“咏絮才”的诗人气度。在贵妃省亲时，借元春对黛玉替宝玉所作的诗的另眼相看，侧面体现黛玉的才华在园中姐妹的超然地位。她触景生情所作的《葬花吟》、《桃花行》、《秋窗风雨夕》等佳作，一一体现了她的多愁善感和高超的诗才。而且黛玉写诗往往是“一挥而就”。写诗时她信手拈来之作总能引来喝彩，这衬托出了她的才思敏捷，且高于大观园中众才女，也可见她积淀之深。黛玉的诗并不局限于伤春悲秋， 还会写出像“毫端蕴秀临霜写， 口齿噙香对月吟”这样潇洒的，像“孤标傲世偕谁隐 ，一样花开为底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这种富于哲学意味的诗；也有“铁甲长戈死未忘”“驰城逐堑势狰狞”的铮铮之意， 也有“盛世无饥馁， 何需耕织忙”这样颂圣的。这些诗反映了她性格的多面性，使形象更立体，也表现了她能够驾驭多种题材的强大能力更可以从诗中看出她所具备的不屈服于世俗的傲骨。因为这些，红学家赞她“才、情、性三者具备”，是一个作品既有质量又有数量更有性情的诗人。
清高孤傲
林黛玉被许多人认为尖酸刻薄，实际上这只是她率真、不做作的表现。她不像赵姨娘一样，为了寻求在贾府中的一席之地，违背自己的本性，最后连自己的女儿也瞧不起她了。她也瞧不起刘姥姥，将其称为“母蝗虫”，并不是因为对方身份低微，而是因为刘姥姥为了巴结贾府作践自己以逗趣取乐。她自尊自重，也尊重别人，所以对于香菱的请教，她能热枕相接，并说：“既要作诗，你就拜我为师。她给香菱耐心地讲解诗的做法以及要求，她还将自己珍藏的诗集借给香菱，为她挑选出阅读篇目，乃至帮她批改习作，堪称“诲人不倦”。对香菱尚可如此，可见她的孤傲并不绝对。在元妃省亲时，她奉旨作了一首五言律诗应景，显示了她的洁身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更反映了她对地主阶级的大胆叛逆思想。
多愁善感
初入贾府，林黛玉就非常清楚自己的处境，她明白虽然自己作为贾母的外孙女，可以得到她的“呵护”，但毕竟不是其“孙女”，自己不可能享受到作为贾府人员的各种待遇，自己的生活是寄人篱下的。在生活琐事中，林黛玉能够用敏感的心去洞察人情世故，但面对各种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也只能自哀自叹。在爱情中，宝钗和宝玉的“金玉之说”使敏感的她更感威胁，一次次耍小性子也是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心。后来贾府的一系列变故、封建家长们的一系列手段对她身心造成的伤害因敏感而多愁的性格放大得更大，本来就体弱多病的她最终加重病情，吐血而亡。
2.性格成因
黛玉的美貌是她的先天优势，她的气质是后天培养的。首先，她的才华来自于父母对她的教养。林家因为“支庶不盛，人丁有限，虽有几门，却与如海俱是堂族”，且“只有一个三岁之子，又于去岁亡了”，“命中无子”，对唯一的后代黛玉“爱之如掌上明珠”，“使她识几个字”，“假充养子之意，聊解膝下荒凉之叹”，充男孩养的办法让黛玉有更多的机会学习，也是她才华出众的原因。且年幼丧母，先生可以教他读书，却无法传播封建礼教，这样让她的思想与一般传统女性有所不同，她不顺从于封建思想，她要叛逆，要争取自由。
黛玉的清高是从父亲林如海那耳濡目染来的。林如海的身份是前科的探花，生前又是巡盐御史，林家更是书香世家，他的嫡妻是贾家人，但林如海与贾家的接触并不亲密。可见他对贾府的腐败奢靡是不屑的，他是清高的。黛玉作为他的女儿，对金银之物需要却并不上心。孤傲则来源于从小被捧在掌心上的她对逢源别人的不屑。另外，她对宝玉一心一意，宝玉虽对她也有情有义，但宝玉对众女儿是博爱的，黛玉的孤傲不失为小女儿吃醋的表现。
黛玉也是自卑的。从掌上明珠到父母双亡寄人篱下，是“外孙女”不是“正主儿”，背后缺少家族的支持，这些都是她自卑的根源。她将自己寄托在与宝玉的“木石情缘”上，这一寄托又被更让大家看好的“金玉良缘”打破。她的自卑使她小心翼翼敏感多疑，她的敏感又让她多愁，注定了最后的'悲剧。
3.悲剧意义
林黛玉的悲剧是注定的，这一点从全文开篇的“还泪之说”便可以看出。作为封建体制下的贵族小姐，她的思想中却很少有封建的色彩。她的思想行为与她的生活环境格格不入，自然逃不了被环境吞没的悲剧。黛玉象征了封建社会女性的独立意识，她的死是用最决绝的方法来证明她与封建制度抗争的意志。她是封建家族文化的叛逆者和牺牲者，也代表了女性摆脱封建束缚的自我意识的开始。贾府的衰败意味着封建体制的没落，也意味着新时代的展开。
参考文献
[1] 《红楼梦》曹雪芹著
[2] 王瑜. 林黛玉形象摭谈
[3] 黄锦群.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现代解读
[4] 田爱兴. 林黛玉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
[5] 龙朔. 浅论《红楼梦》中林黛玉的人物形象
作者简介
陈诺楠（― ）女，浙江杭州，本科，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学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潘文彬（― ）男，浙江杭州，硕士，中国计量学院现代科技学院教师，职称：助教，研究方向：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工作研究。
试论林黛玉的爱情世界
若说没奇缘，今生偏要遇见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就在这奇缘的牵引下，与贾宝玉相识、相知、相恋，任由情感的浪潮将自己淹没。综观她的前世今生皆为一个情字：从前世的绛珠仙子还泪报恩，下凡于世，到今世在自家私塾也“不与今日女子相同”，再至后来与宝玉相爱的她，更是一往情深且至死不渝，她对于情的痴可谓世间难得。可以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林黛玉的存在。
人生若只如初见
因情而生的黛玉，亦为情而活。可以说黛玉在贾府生活下去的勇气就是对爱情的憧憬与追求。回顾两人情感之路，其实宝玉和黛玉的关系是在儿童伴侣的日常生活中深植起来的。年幼的他们同枕而憩、抓痒说笑、坦然闲谈、天真无邪、两小无猜，无任何做作之处。正当两个孩子昼则同行同止、夜则同止同息，如胶似漆时，不想忽然来了个薛宝钗，而且她还有一个金锁，而宝玉有一块玉，正应了“金玉良缘”的征兆。也就有了黛玉看见宝玉在宝钗房中鉴赏金锁时，说的一句“早知道他来，我就不来了”。其潜台词是说“既有了我，为什么又来一个宝钗呢?”黛玉的“小性儿”便从这里萌芽了：别人劝宝玉不吃冷酒，黛玉感到你为什么先前不听我的劝告呢?别人分宫花给各位姑娘，她感到大家挑剩的才轮到我。宝玉身上悬挂的荷包被小厮们尽行解去，她误以为连自己送的也随意给了别人，又开始变恼。后见宝玉戴在里面，可知是怕人拿去之意时，她又愧又低头不语。愧的是用小心眼揣度误会了你;气的是你为什么不早说明，让自己失态。而宝玉此时也是委屈得恼了“你也不用剪，我知道你是懒得给我东西……”黛玉也是越发声噎气堵，矜持转而为羞愧，转而为恼怒，种种纠结转为泪下潸然。这就是黛玉典型式的恋爱，于无礼之中含着些许恋爱时女子的娇气和对宝玉的深深眷恋。虽是冤案，但冲突却是孩子气的，无伤大碍。随后不久又有了十九回的静日玉生香：黛玉在床上歇午，宝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鬼话，像这么纯美的场景在宝黛恋爱史上也是少有的。
自幼惯于孤独的黛玉，除宝玉之外不觉得需要别人之存在，而宝玉却不太孤独，身边永远围绕着许多女子，他们二人相处很少没有第三者闯入，尤其尴尬的是“一语未了，人说宝姑娘来了”。宝钗不但长得美艳妩媚，常使宝玉不觉动了羡慕之心，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守时，赢得贾府上下一致好评，更使黛玉多了一层担忧。所以纵然在明朗的童年之恋中，黛玉也常感到被扰害和需要防范的痛苦。很快黛玉便跨入了迂回痛苦的恋爱第二期。
不是冤家不聚头
两个小伴侣不觉已成了少年，他们的年龄、身体、智慧都在发育，对于感情的要求也不再仅仅满足于童年式的相处，而是要求心灵上的沟通。于是《西厢记》这类的传奇故事启发了黛玉，她会把一部《西厢记》一气读完，“只管出神，心里还默默记诵。”只觉得“词句警人，余香满口”。不过越当情欲诱力加强，越意识到礼教束缚的严紧。黛玉表现出的更是爱悦的极端：在人多的场合暗敲宝玉;人少的场合闹猜忌矛盾;独处时见落花流泪，听艳曲惊心。
此时的黛玉感到面前似有两个情敌：一个是美貌端庄的宝姐姐，一个是形神爽朗的云妹妹，而宝玉也在这艳彩缤纷中眩惑，黛玉在形势威胁下战栗。她惯于以自己的尖刻语言穿过宝玉去“射击”情敌，凡黛玉和宝钗湘云的抵触，在形式上总会变成宝黛冲突。宝钗生日贾母请戏子唱戏祝贺，黛玉因此事向宝玉发牢骚;元春赏赐众姐妹礼物独宝钗与宝玉的一样，黛玉也向宝玉发牢骚。因此宝钗、湘云存在他们身边一天，他和宝玉的关系就一天得不到平静和谐。
在婚配命定的时代，“金玉之论”当然是公认的权威，黛玉哪能不畏惧?她常常旁敲侧击对宝玉说“比不得宝姑娘什么‘金’什么‘玉’的，我不过是‘草木之人’罢了。”其实这更是黛玉心底的凄恻之声。偏巧史湘云又有个金麒麟，与宝玉在清虚观收藏打算送给湘云的那只相似。恋爱中的女子心思本就细密，何况黛玉生着七巧玲珑心，她怕宝玉和那些外传野史里的才子一样，皆因小玩物与他人结合，所以她来到窗外窥视，听到的却是宝玉推自己为唯一的知己，金玉良缘的宿命论在宝玉心中不值得一提。
10分，太小气了吧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鲁迅评价它说：“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换之状，如在眼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锁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理想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敢于藐视封建礼教法规，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血肉丰满的女性艺术形象，憨直任性的婴宁，活活泼机智的小翠，多情狭义的秋荣、小谢，温柔拘谨的青凤，绰约可爱的聂小倩，意绪风流的林四娘，等等。《婴宁》的女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婴宁》写的是狐女婴宁与王子服真诚相爱，并终于结成美满婚姻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人追求坚贞，纯洁爱情的美好向往，也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对婴宁的形象，作者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称其为“我婴宁“，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确立的《婴宁》在《聊斋志异》中的艺术代表地位。
少女婴宁是一个狐狸精与人所生的狐女，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社会的摒弃，但她一出场，就是笑容伴着鲜花，“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完全没有被遗弃孤儿那种愁容，此后，作者反复用笑容对婴宁进行了细腻深入的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可爱动人形象。
婴宁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便是与鲜花相伴。她的少女时所居住的山村，处处是花，到王子服家之后，爱花成癖，甚至不惜当掉金钗四处购置良种，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花。鲜花在小说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以大自然中美丽的鲜花来象征婴宁的的美丽和纯洁，以花衬人，以人比花，将婴宁花一样的容貌和内心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王子服和婴宁的爱情一是由于花而引起的，园中的对话更是围绕花来进行。是花引起了王子服勇敢的追求，使他得以接近婴宁并最终实现完美结合。
众所周知，在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之下，女子有所谓“三从四德”，“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然而婴宁却蔑视这些礼教的清规戒律。在我看来，她的蔑视完全是由于“不知者无畏”。这和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婴宁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山林里，那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这里是一个没有受到世俗气息污染的的人间仙境，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充满生机，朝气勃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育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婴宁。当她在上元郊游中，见到注视自己的王子服，不仅敢笑，而且还笑着打趣他，说他“目灼灼似贼”，正是反应了婴宁的天真可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王子服独自到山中找到婴宁时，她丝毫没有少女的矜持，先是从门不时的露出脸来偷看，见了面也是谈笑自若，毫无顾忌。当养母拍婢女叫她与王子服见面时，“户外嗤嗤笑不已”，进门后还用手捂着嘴，笑不能止，当王子服作自我介绍时，她又开始了笑。这段描写，婴宁虽没有说话，却通过笑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与王子服之前已经见过面，此时又来自我介绍，自然可笑，同时她的笑声也包含了她对即将获得的爱情所感到的欢心。当她第一次见到王子服那含情默默的眼神，聪明的狐女便知道了王子服的情意，当王子服找
到婴宁家，却找不出相间的理由，坐卧徘徊时，他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婴宁怎么会不知道，当她的带一个青年如此的垂爱，怎能不由衷的痴笑几声呢。
婴宁的爱笑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人物形象塑造的神来之笔。她“笑容可掬”地出场；与王子服二次相见时，人未到而“户外嗤嗤，笑不可遏”；入内则“尤掩其口，笑不可遏”；受母斥责仍“忍笑而立”，转眼间又笑得“不可仰视”；甚至于无所顾忌地与向自己求婚的王子服在树林中嬉笑，并在树头“狂笑欲望”；见到婆母“犹浓笑不顾”， “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举行婚礼时，则“笑极不能俯仰”。爱笑尽显出婴宁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也尽显作者对人物的偏爱，因为在作者笔下，这笑归根结底是“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当人们“使华妆行新妇礼”的时候，她仍然憨笑，使场面出现了尴尬，当王子服一家多她的身世感到怀疑的时候，她只是“孜孜憨笑”，王子服一家无可奈何。她的笑不仅使她自己感到快乐，她还把这样的快乐到给周围的人，每当母亲有忧愁的时候，她一笑即可化解，她就像个天使，有她在的地方，就有快乐。为此，她很受人们欢迎。然而，当她以恶作剧的方式惩罚了好色之徒“西人子”之后，没有人对好色之徒进行谴责，而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婴宁的身上，在母亲的叱声厉责中，婴宁发誓再也不笑了。
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基本的权利被残忍的扼杀之后，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却让人真的有些承受不了。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吧。
婴宁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渲染不可分。小说篇幅不长，要在如此篇幅中将人物写得血肉丰满，生气贯注，栩栩如生，作者高度凝练出神入化的细节捕捉功力堪称一绝。只是在轻轻几笔之间，婴宁的性格神态，爱花﹑爱笑就跃然纸上。尤其是多处写到婴宁的笑，均各具情态，有“笑容可掬”，也有“含笑拈花而入”；有“户外隐有”的笑声，也有入内不可遏制的笑；有“狂笑欲望”，也有“笑极不能俯仰”等，这一连串对笑的描写，笔墨简洁，点到即止，却又毫不重复，充满情趣，声态并作，使人物形象饱满逼真，出神入化。而“昧爽省问”与“操女红”之描写，看似随笔带过，全似 漫不经意，实际上却匠心独运，有丰富的蕴涵，点划之间已使人物性格走向复合化，更加饱满。
作者在环境氛围的渲染上也不惜笔墨，如王子服为寻觅婴宁，伶仃独步，望南山而行，以王子服的视角，移步换形地对小里落及周围环境层层点染，氛围烘托已足，则令主人公婴宁出场。整个氛围诗意盎然。环境之清幽脱俗，人物之超凡美洁，宛如一幅风景画轴，缓缓展开，妙笔天成，人与美景融为一体。
一、憨笑如痴
古代小说里，哭得最美的是谁？红楼千金小姐林黛玉，什么情况下都能哭，哭得花瓣为她落地，小鸟飞走不忍听。笑得最美的是谁？聊斋狐女婴宁也。《婴宁》全文四千字，涉及到“笑”的竟然达到四十多处。“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她都能笑得不能行礼”含笑、隐笑、嗤笑、可笑、纵笑、复笑、狂笑、微笑、忍笑、憨笑如此爱笑的婴宁，真是笑得摇曳多姿，美不胜收。
婴宁是笑着出场的，“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使书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婴宁看到书生的呆状，笑吟吟说了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一笑，笑出了书生的情思，笑出了少女的纯真。然而这只是婴宁笑之诸多美好的一个序幕，其奇特的笑便是她独特性格的美好展现。再次出现的时候，“执杏花一枝”，“含笑站花而入”，等鬼母唤婴宁出来见王子服时更是“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到门口时“嗤笑不已”，进门后“尤掩其口，笑不可遏”，被鬼母斥责后“忍笑而立”，当王子服问“妹子年几何矣”后，婴宁再也忍不住“复笑，不可仰视”。在后园中，婴宁在树上看见王子服，“狂笑欲堕”，直到“失手而堕，笑乃止”；王子服扶之，婴宁于是再次大笑，“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后来婴宁随王子服回家，“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及至王母入室，婴宁“犹浓笑不顾”最后连举行婚礼时也“笑极不能俯仰”，致使婚礼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写出了他在不同场合的无拘无束呵纯真笑语，无不感染着众多读者，她的笑声可以解忧——“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可以去哭——“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可博爱人——“邻女少—妇，争承迎之”；可增其媚——“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女人只能“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只能笑而不能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是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怯地笑，自由自在地笑，任何场合都可以笑，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不过是春风吹马耳。她生活在“乱山合杳、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只有鸟道”的深山里，她没受过封建礼教的毒害，没受过世俗社会的污染，她像野花一样烂漫，山泉一样清澈，山鸟一样灵秀。她是古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笑得最烂漫、最恣肆、最优美的一个，她是天真烂漫、是真性情的化身。
二、爱花成癖
花自古以来便是女性美好的象征，如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梅花之“香自苦寒来”这些美好的品质和节操都是人们对美好现象的向往或希冀。古今文人皆爱用花来描写女性，如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的“荷花羞于颜”。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让花自始至终的陪伴在狐女婴宁身边，让花决定了她的命运，用花的灿烂来特写她纯真烂漫的性格。
婴宁爱花，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花的世界。在婴宁初露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此处也是以梅花之高洁淡雅来突出婴宁的风华绝代。以至于王子服“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后婴宁“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在这里，婴宁似乎是无意丢花，却是以花作为她与王生爱情的信物，交给了王生。
而王子服“拾花怆然，神魂丧失，至家藏花枕底，不语亦不食。”可见婴宁在王子服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他无法释怀。而王子服往寻于山中，偶见婴宁时，她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随后“含笑捻花而入”，当王生与婴宁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也需是“穿花小步”而婴宁正于树头之上，而后王生与之交谈，又因婴宁之痴憨，只能说出“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之语，也可见王生对婴宁的喜爱至深。而她所住的地方“门前皆柳树，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就连室内也有“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至舍后，又有“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此处，作者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婴宁居住的环境优美，庭院中花枝繁华盛放的景象，这也正是为了从侧面体现婴宁爱花至深的性格，体现她与孩童般活泼灵秀，天真烂漫的心灵。试想若无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她位于幽僻山村的家中，又怎么会有如此繁花似锦的景象。而这一描写，也与下文中婴宁的举动遥相呼应，更加生动的体现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特征。
婴宁随王子服来到王家，始终保持着她纯真美好的心灵，她不仅让她的笑声留在王家，更是把她爱花种花的习性带到的王家。她 “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花已经是婴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爱花，她可以四处物色，不遗余力；为了爱花，她不惜冒着为人责骂的危险，典当随身的金钗；而后，因为爱花，她更是能够亲力亲为，悉心照料培育，使得王家随处可见花的踪影。而婴宁爱花，还体现在她经常攀登王家院后靠近西邻的木香架，“摘供簪玩”，即使是王母的呵斥，也没有能够改变她的做法。可见，在婴宁的心中，对花的喜爱，对美好事物的纯真向往的情感，始终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三、聪慧狡黠
天真无邪，爱笑美丽又聪明狡黠的婴宁，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却又打着鲜明的现实烙印。不容这样的她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上存在，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中。婆母嫌她“太憨生”，接着又因为墙脚的恶作剧惩罚了西邻之子险些被逮对质公堂，当时母亲责备她说“疯癫成这样，要知道乐极生悲。幸好县官神明，没有受到牵连；要是碰上糊涂的官员定会把你推倒公堂上去质对，那我儿子还有什么面目见亲戚相邻？”经婆母的这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 哪怕故意逗她，也始终不笑，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愁容。
从此天真烂漫爱笑的理想性格就这样被封建礼教所封—杀。这个墙脚下的恶作剧，写出了婴宁既天真又狡猾。虽然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但同时也是婴宁的真处。天真是因为婴宁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不知封建礼教。用笑声蔑视、笑声动摇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婴宁从天真烂漫的笑到最后经过一场无知的恶作剧变的“矢复不笑”。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一种可悲，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残忍的扼杀，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作者在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后，又突如其来的打击真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这正是蒲松龄作者笔下的理想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导致的变化，同时，也阐明了当时女性的悲哀。
婴宁性格中现实的一面最终代替了理想性的一面，虽不免让读者感到惋惜，但却把封建社会残酷的生活规律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女性地位卑下的封建社会国度里，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蒲松龄他对女性真性情的肯定和赞扬。亦憨亦黠的性格，写狐写人，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
婴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性格上具有“亦憨亦黠”的特点，作者写狐目的是为了写人。婴宁是人和狐的和身。在她的身上既有人性，也有狐性，因为她与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感情丰富：时而大笑，时而哀哭，时而憨语，时而伤感，时而任性。她比谁都勤劳，她比谁都孝顺。作者这样对美的构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美的渴望、美的向往和颂歌，同时也折射出现实与愿望之间遥不可及。
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
参考文献：（罗超潜）
［1］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选》．出版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年
［2］作者∶蒲松龄（风梳柳编译）．《白话聊斋之狐仙故事》．出版地∶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年．
［3］作者∶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地∶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
婴宁是聊斋先生最钟爱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人物。
谚曰：“马上看将军，花间瞧美人。” 崔护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荷花羞玉颜”以花写美人格外传神，婴宁和花息息相关。她一露面，“拈梅花一枝”。再出场，“执杏花一朵”。她惦记的是：“视碧桃开未？”索性，她像野小子一样爬到树上折花！ 她做了媳妇，不置私房，“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花，操纵着婴宁的行动，花，甚至决定着婴宁的命运。她遇见王子服，王子服对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她竟大大方方地“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花是她留下的爱情信物，王子服保存得都枯萎了，婴宁却天真地问：“枯矣，何留之？”故意以花捉弄王子服。她还爬上王家垣墙折木香，“摘供簪玩”，惹了一场“西人子”暴卒的横祸。花与婴宁姑娘始终休戚相共。婴宁自己呢？是远离尘嚣、只有鸟道的深山中，自由开放的一朵鲜花，是超凡脱俗的仙葩，是王母娘娘御花园中和露种的天上碧桃，谪到污浊不堪的人间了。
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时她都“笑极，不能俯仰”。婴宁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笑得最开心、最恣肆的姑娘，她几乎把封建时代少女不敢笑、不能笑、不愿笑的一切条条框框全打破了。那些少女只能够“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只能笑不露齿，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呢？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自由自在地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笑又作，倚树不能行”。……她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对于她均如东风吹马耳。她是人间真性情的化身。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有这样自由的女性？在腥风血雨遍布闺阁的封建社会，能允许婴宁们存在吗？婴宁，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一种芳草美人的比喻！ 这位幻想中的自由女神不仅使得封建时代受制于君权、夫权的女性更显得悲惨，更显得无助，而且，她自己也终于一个觔斗从自由飞翔的天空，栽到荆天棘地的地面。婴宁用巧计惩罚了西人子，连县官都宽恕了这种也许过头的恶作剧，婴宁的婆母却结结实实地训斥道：“‘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今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不复笑。” 婴宁的婆母仍然允许她笑，“但须有时”，要按照三从四德规范去笑，要在封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笑，要在强大的封建阴影中强颜欢笑！ 于是，笑姑娘从此不再笑，就是故意逗她笑，她也不笑。一个如此纯洁的少女，来到如此肮脏的社会，哭还哭不及呢，哪儿笑得出？
蒲松龄自称，“我婴宁”似山中名为“笑矣乎”的香草，远胜于那些作态之“解语花”。婴宁这位天真烂漫的狐女，她不像太液池牡丹那样娇嫩，那样华丽。她山花般明媚，山花似鲜艳，山花一样的性情。这位摆脱了封建羁绊，了无脂粉气、富贵气的姑娘，是怎样长成的？随着留仙诗化笔触，人们进入一个“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的地方。原来，她住在绝顶人来少、山光悦鸟性的深山，没有人事纷繁，只有山月松风； 没有尔虞我诈，只有绿竹红花；没有驷马驰途，只有鸟飞之路，这个远离了天荆地棘人世的所在，桃李繁茂，丝柳绿竹生机勃勃，像婴宁的盎然生命力；空气澄净，粉壁光洁，裀藉几榻，罔不洁泽，像婴宁那样纯洁；片片飞堕的红花，探进房内的海棠，像婴宁那样活泼；草舍茅庐，豆棚瓜架，朴素无华，像婴宁那样天然而去雕饰。寂无人行的青山，花木四合的草舍，野鸟飞鸣的柳竹，探出枝朵的海棠，似乎都在说：我也是一个婴宁，我也是婴宁的一部分！
顾恺之画谢鲲，置之岩中。蒲留仙则把他喜爱的“我婴宁”置于谷静岩深处，丛花修竹中，和野鸟共存。培根曾下过如此定义：“艺术是人和大自然相乘。” 《婴宁》的人物与自然环境可谓契合得天衣无缝。
灵活飞动的人物语言给《婴宁》的艺术形象带来神采。婴宁说的第一句话是：“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是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王子服而言。开口解颐，幽默生动。此处的“贼”字并非一般意义的小偷，而是对那种眼睛雪亮者的形容，是哂笑，却非怒骂。“贼”字在淄川口语中，常被用于关系亲密或熟不拘礼者之间做昵称，如有的老妇人称自己的孙辈人“小狼贼”。婴宁此语“西边日出东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情）”，流露了她对王子服的好感，也展示了她那种想说就说、不拘礼法的为人。婴宁再次对王子服说话，是在其后园：“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女曰，‘此大细事！ 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在灼灼其华的桃树下，一对青年男女作爱情剖白。男的诚恳地述说自己因对捻花女“凝思成疾”，“幸垂怜悯”。女的却似惘然不解，认为他保存花就是想多要花，还要“折一巨捆”送他。男的真诚地声明他希望“夫妻之爱”，女的却傻呵呵地回答“我不惯与生人睡”。表面看去，婴宁迹近于傻大姐，有人据此说她“憨绝”，男主人公也说“妹子痴耶”，其实，都中了作家之障眼法。“异史氏曰” 曾自己透露：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 ……其黠孰甚焉。”婴宁之惠机正是隐藏于“憨绝”之中。她装作不懂王子服痴情，正是为了让王子服把爱情表达得更热切、更赤诚。有哪位怀春少女不喜爱绵绵情话？她根据操纵王子服的需要随时改变二人的关系，当她要用送一大捆花捉弄他时，说“至戚何所靳惜”，近极了； 当她听到王子服直述情爱时，又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又远得很，真是远近亲疏随心所欲。在芳华鲜美的桃树下对话的男女相映成趣，一个“绝惠”而真痴，一个假痴而黠甚，真真“可爱深红映浅红”（杜甫语）矣。
另一段极显人物个性的对话，是婴宁把王子服的“夜共枕席”的文绉绉话语，变成一句大白话向老母和盘托出：“大哥欲我共寝。”王子服因之大窘，向婴宁进行“此背人语”的教育，婴宁回答：“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王子服又落入婴宁彀中，在那儿认真地启蒙，其实，婴宁比王子服更清楚：老母是个聋媪！“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十四入泮的聪明人王子服始终没发现自己心上人的小诡计，婚后还“以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殊不知，婴宁决不是不通人事的书痴郎玉柱，“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这才是“憨痴”者的庐山真面目。那些“岂得背老母”的话，不过是她的善谐谑个性的巧妙显露耳。当然，如果婴宁始终用这种似乎游戏人生的态度说话，她这个艺术形象便缺少了层次和底蕴，所以我们在小说结尾看到这位嬉不知愁的笑姑娘“对生零涕”，一板一眼地、掷地有声地讲出了一番坦露心曲的话：“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她要求王子服迁葬母尸，语辞哀婉恳切，与前判若两人。然而，正是这段似乎与人物形象相悖的话，最后完成了婴宁性格。揭示婴宁憨笑的本质乃“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以花写婴宁，以笑写婴宁，以痴语写惠绝之婴宁，以庄重慎密之语为一向活泼恣肆之婴宁做结语，留仙真是笔如游龙，穷态极妍。
蒲留仙在《画壁》 中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幻由人生。” 点评家们十分重视这四个字。冯镇峦曰“幻由人生一语，该括一部昙花记。”但明伦曰：“妙谛可参。”“幻由人生”一语，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幻由人生”的涵义就是：只要你热切地期待，真诚地翘盼，你所挚爱、热望、追求的一切，便会蓦然出现，你心上的人儿便会飘然而至。“幻由人生”是作家蒲留仙创造的艺术哲学，是他植根于理想主义的构思模式。“幻由人生”可以看做是打开某些聊斋迷宫的钥匙，看做某些聊斋故事的真谛妙解。《婴宁》就是幻由人生的范本：王子服路遇捻花女，凝思成疾，他的朋友吴生以“当代访之”、“成事在我” 来他，其实根本不曾去查问，数日后又胡诌捻花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且居于“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信以为真，竟“怀梅袖中”向南山探访。吴生的话本来就是对王子服“绐之”，按此说求访，岂非水中捞月？然而，王子服不仅找到了捻花女婴宁，她还确是他的姨妹，他们还打破内戚之嫌成了亲！ 一切，都是按照王子服的愿望，真是地地道道的“幻由人生”。
世界是何等地小啊。王子服在茫茫人海寻找一个仅见一面、姓名不知的少女，岂非大海捞针？却偏偏如愿以偿。蒲松龄真是创造偶然性的高手。然而这偶然又以必然为依据。细剖《婴宁》布局，可见作家细针密线、用心良苦。吴生王子服说捻花女乃其表妹，王子服进深山查访，再遇婴宁，却“念无以阶进”。聋媪好心地留他吃饭，刚刚说过：“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马上又在言谈中主动认亲：“尊堂，我妹子。”“老身姓秦”，并介绍女儿是“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真是变出意外，奇诡迷离。但是，王子服携婴宁归家后，作家又让吴生来解开了婴宁身世之谜：“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真是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又由婴宁自述身世，且与王子服一起，到“荒烟错楚中”，寻得聋媪“肤发犹存”之尸，葬入秦氏墓。整个情节实幻相依，无一漏笔、脱笔。而尤为可贵的是：《婴宁》是情节淡化的小说，婴宁其人，才是小说最具魅力处。
研究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属于文学评论选题。此类选题可以通过分析人物来达到研究时态背景，研究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个体心理发展等方面的目的。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