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有人说中国的河山好，有人说中国的人口众多，但我说的是中国民族和民族文化。我国是一个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又汉，壮，蒙古，回，藏，维吾尔，苗族等56个民族成员。下面是各民族的人口统计各民族中，汉族人数最多接近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其他民族人口仅占百分之，称为少数民族我国各少数民族数量相差悬殊，其中人口最多的壮族约1600万，人数少的民族仅几千人，如珞巴族，赫哲族等各民族不论人多少，社会经济发展程度高低，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如何，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具有平等的地位。我国各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汉族分布最广，主要集中在东部和中部。少数民族则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部地区。汉族地区有少数民族居住，少数民族地区也有汉族居住。民族间的交错分布促进了民族交往与合作，为各民族共同繁荣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国民族众多，但各个民族都有独特的民族风情。我国民族众多，各民族都有自身的风俗习惯。各具特色的民族风情给人以美的感受。我们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的风俗习惯，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各民族之间因和睦相处。各个民族的风俗都不一样，都具有特色在少数民族中各乐器都不一样，如；朝鲜族的长鼓，傣族的两面鼓，蒙古族的马头琴，壮族的合欢萧，哈萨克斯族的冬不拉等地民族乐器我就不一一详写了。这些就是我国的民族和民族文化。
中国民俗文化 ——风水文化和风水建筑风水一说被大多数人视为无稽之谈。在科学发展的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风水之说并不是一无是处。大多数人也将其看做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 《黄帝宅经》曰：地善，苗旺盛；宅吉，人兴隆。短短十个字就完全道出风水学的精髓。风水从字面上来理解，风是流动的空气； 水是大地的血脉， 万物生长的依靠。有风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和生气，万物就能生长，人群就能生活。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正因为有了空气与水和适宜的温度，地球上才有了生命。所以，风水一说也有正确所在，正因如此，在建筑中从古至今人们都十分重视风水一说。在中国有许多风水建筑，人们在建造房屋，选择家宅的时候会注意风水的好坏，讲究环境方位问题。人们也常以山水俊秀，地灵人杰等词语来赞美自己所在的地方。风水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那么，何为风水文化？它究竟是迷信还是科学呢？《葬书》最早提出风水一词， “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 ”所谓的风水学便是：太极生两仪（阴阳、正负） ，两仪生四相（五行） ，四相生八卦，八卦生二十四山。通常人们将风水分为：龙、穴、砂、水、向、意、形、天。所有高等的风水师，都是按这些理去做，但要结合人命理，本性去计算；以前风水大师们的一句发家名言便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中国古人把风水称为堪舆，也叫地理，我们可以将其连起来读做：堪舆风水地理——堪（观察天） 、舆（勘察地）、风（空气空间） 、水（水文水质）、地（地形地质）理（的研究分析理论） 。在地球上， 水、 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是也是风 占最大体积的物质是风、 地。 （空气）、水、地（土地） 。在地球上除了由天体进来的物质之外，几乎所有物质都由风水地三者所承载所包含所孕育，当然也包括人类。可见古代人所说的风水，就是泛指地球中的所有物质，风水学就是研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微观物质（空气、水和土）和宏观环境（天地）的学说。 根据古人的感知，在大地上除了地和水之外，余下的就是空间了，空间里只有风了。古人认为，风和空间和天是联在一体的，风水学中所说的风，既是空气，也代表空间，同时也包含天。老子曾说过：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就是天，所以有天一生水之说，二就是地，三就是水。翻成白话文便是：天生地，天地生水，天地水生万物。 风水一词最早出于伏羲时代， 太昊伏羲根据自己研创的简易图， 推理出地球有过一段是风与水的时期。《简易经》里记载： “研地说：一雾水，二风水，三山水，四丘水，五泽水，六地水，七少水，八缺水，九无水。 ”这里所指的风水应该就是风水的原义了。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风水一词是这样定义的： 指住宅基地、 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在《辞海》中也是如是解释：风水，也叫“堪舆” 。旧中国的一种迷信。认为住宅基地或坟地周围的风向水流等形势，能招致住者或葬者一家的祸福。也指相宅、相墓之法。但其实这两种说法并不准确。其一，它将风水等同于一种迷信，没有肯定其科学的内涵；其二，没有把风水与风水术区别开来。风水是从古代沿袭至今的一种文化现象。从表面上讲，它是一种民俗，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从本质上讲，它是古人研究人与环境之间关系 、的一门学问。简略地说，它与现代的“人类聚居学”“环境地理学”有些相似，但二者之间仍有本质的差别： 后者是建立在观察与实验基础上的一门科学； 而前者由于缺乏科学理论与实验基础， 夹杂着许多唯心主义的说法和迷信的内容， 以至于我们还不能将它作为一种科学，只能作为一种“术数” 。近年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研究不断深人，中外学者对风水的看法渐趋一致。他们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为寻找建筑物吉祥地点而提出的一套景观评价系统， 是古人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处理的方法与布局的艺术。风水的范围包含住宅、宫院、寺观、陵墓、村落、城市等许多方面，其中涉及死人葬地的称“阴宅风水” ，涉及生人居住地的称“阳宅风水”。风水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简单地采用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待它。有的学者还认为，严格地讲，风水与风水术是有区别的。风水是一种客观存在，其本体是自然界；而风水术是主观对客观的活动，其本体是人。中国风水学是宇宙星体学、天文学、天体运行方位学、地球物理学、地磁方位学，水文学、地质地貌学、环境景观学、自然生态建筑学、社会伦理学、美学、人体信息学、气象学、空间选择学、时间选择学、民俗学、做人哲学、玄学、易学、预测学、阴阳学、五行学、形气学、理气学、日课学等等一门庞大的综合类学科。这是中国古人的伟大智慧的结晶，这是我们后人所应学习继承，应大力发扬光大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人都熟知的风水建筑可能非故宫和明十三陵莫属了。 北京有一条龙脉，贯穿故宫和明十三陵。 古代君王身前居住之所与身后安息之地皆在龙脉之上，受天神庇护。 故宫，距今已经有了 600 多年的历史。故宫的龙脉与昆仑山相通，而昆仑山与天上元气相通。故宫中的交泰殿是故宫的龙穴也是北京城的龙穴，同时也是全中国的龙穴。从静态风水来看，故宫后有景山，前有金水河，位于山水之间，镇山金水，处于山水的环抱之中，为延年穿宅之格。从后宫后寝分析，以前宫前三殿来论，主体建筑太和殿、中永殿、保和殿皆占吉星位置，以后寝、后三宫来论，朝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亦处于吉星位置，尤其是延年吉星得位，更主长久稳固。整个故宫是完全按照风水这个大体的格局来建造的。明朝皇帝的墓葬群——十三陵亦是如此，它始建于永乐七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在昌平境内找到了这一片山地， 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以后的十二代明朝皇帝也相继把陵墓建造在这里，十三陵周围层峦叠嶂，秀美天成。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开敞，山间众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神道两侧的两座小山，为“龙山”和“虎山” ，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 “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 （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 ，着实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地。这次在去北京的旅游途中，我还听说了北京另一特别知名的风水建筑——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大厦。此建行位于北京西二环金融街 25 号。“金融街”在元代被称为“金城坊” ，明、清两代是金铺、银号聚集之地；清末至民国，我国的大部分银行也多设于此，是历代各种金融机构垂青的风水宝地。“现在的‘金融街’始建于1993 年 8 月，至 2005 年全部完工。南起复兴门， 北至阜成门，东临太平桥，西沿二环路，占地总面积 103 公顷。这里云集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总行、中行总行、农发行总行等国家级银行总部，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中保集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等一大批著名金融保险证券单位和电信企业入驻。马来西亚丰隆集团等国外的著名银行机构等 200多家国内外金融及非金融机构落户此地， 成为我国掌握国际最新金融信息， 了解世界金融动态的国家级金融中心。” 虽说在此块“风水宝地”之上，但建行总行却是“地处不兴” 。建行门前天桥斜去，呈虚水而走遇“天桥煞”，而其西北角又面对十字路口遭“路冲煞” ，皆为泄财之象。相传时任行长周小川为此请来了香港著名的风水大师为建行的设计出谋划策， 力图化险为夷。于是便有了这幢为北京人所津津乐道的“风水建筑” 。金融街上的建行大厦通体黑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实属罕见，在风水学中，黑色属水，水亦表财，黑色不仅催财力量强而且可以化煞；在西北角的煞重之位，大厦被设计成两把尖刀状的化煞布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顶部，为四个形如水闸放水的旺财设计， 意为财源滚滚；十字路口与天桥的西北角也有一对号称中国最大的汉白玉貔貅来招财镇宅；在貔貅的正中，竖立三根旗杆，意为三根高香表示对天地神灵的敬畏。在如此风水建筑的庇佑之下，这几年来，建行蓬勃发展，成为了我国四大商业银行之楚翘；原行长周小川也官升三级，从总行行长之位扶摇直上至证监会主席、央行行长之高位。真正的中国古代风水学应该是一种古代人类繁衍生息，治国安民等社会活动所形成的生存知识；是一种研究大自然对人类作用的精深学问；是一种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一种趋吉避凶的术数； 是一种流传了几千年的民俗活动；是一种中国独有的以天人合一阴阳调和为核心的哲学思想产物；是一种由实践积累起来的经验所形成的人居环境选择优化的实用技术；是一种由中国古人的唯物唯心学术混杂而形成的博大学派； 是一种科学与玄学相提并论的、精华与糟粕并存的、落后于现代技术的、超越于现代科学的的系统理论；是一种宝贵的非物质历史文化遗产。风水可以改天命而夺神功，这是古人对风水学的高度肯定。风水学告诉人们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做到天人合一，要优化自然环境，这样就有了好的阴阳宅，有了好的风水地的吉气感应与荫庇，自己和后人即可以平安昌盛，所以丁财贵秀，百福臻临，如果人人家家都能获得好风水地而吉祥， 社会就会因人人平安幸福而和谐，民族国家也就会因人人有为家家发达社会和谐而兴旺，这就是风水学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所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风水不是万能的，风水也只是影响人生的一种力量。中国风水学虽博大但杂乱，虽精深但虚玄，虽可验证但少数据，虽有作用但多无科学根据，尚存在很多局限性，广而无边，深不见底，艰以学习，难以操作，尚泥古不化，裹足不前，为此，但愿风水同行们能摒弃成见，在考古践今的同时，努力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地丰富它，充实它，完善它，提升它。是所至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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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忽悠..忽悠..)彝族概述 彝族的禁忌 凉山彝区禁忌十七岁以上的女子上楼，如违反，家中要举行“晓补”咒仪，驱除秽气和不吉；禁忌外人、哥哥、爸爸、叔叔、叔伯兄弟、媳妇到以右上侧锅庄石为界的主人位“尼木得”处。过去如有违反，媳妇退回娘家，娘家要退聘金并赔偿失礼金；父、兄、叔等则要打酒给主人赔礼。新房落成后迁入时，忌男主人走在前，否则不利家中人丁发展。云南巍山彝区则禁在家中吹口哨，唱山歌、说粗话；禁带棍棒、绳索、刀枪等器机械进堂屋和厨房。 宅址选择彝族宅址选择依山傍水、土肥草美处。择址后需卜宅，凉山彝族卜宅方法有滚蛋、立米和烧羊胛骨等。滚蛋，是取一蛋放在宅基地上滚动，然后立三石支一锅煮蛋，煮熟后剥去蛋壳看蛋窝是正或偏，正为吉，可建房，偏为凶，另择址。立米，用手握住五颗大米，然后把米逐粒按东南西北中方向竖立于土中，拿碗扣住，次日如发现米粒丢失、倾倒等现象为不吉，另择址。烧羊胛骨，需请巫师行此术，即把火草放在羊胛骨上燃烧毕，看胛骨上烧出的裂纹定吉凶，四方开纹为上吉，一字纹为中平，交叉纹为不吉。这些都带迷信色彩逐渐被淘汰。选址后门的朝向一般门朝东，朝坡下。忌门朝秃山开；禁房后有水，否则易发山洪，危及房屋。� 村寨特点凉山彝族生产是农牧兼营型，历史上由于彝族常受其他民族的侵扰和内部频繁的冤家械斗，于是居住村落大多选择在地势险要的高山或斜坡上，或接近河谷的向阳山坡，这样，有险可守，有路可走，并能高瞻远瞩，居前有梯田，居后有牧地，这是彝族理想的居住地。一般高山地区多散居，平坝河谷地区多聚居。 彝族的婚恋 1949年以前，由于彝族分布地区和支系不同，各地社会和经济形态的差异，反映在婚姻制度上的地域性也突出。具体有如下表现： （一）一夫一妻制。 在彝族社会中，和父权制小家庭相适应的一夫一妻制是占主导地位的婚姻形态。过去凉山，除呷西和部分阿加子女外，一般男女在童年或幼年之时，就由父亲代为择配，求媒说合，卜算合婚，纳聘订婚。一定时间以后即行婚礼。婚后除幼子外，都与父母分居，另立门户，组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若婚后男方尚幼，新娘则返回娘家居住，待其丈夫成年后再行建立家庭。至于阿加与呷西，经主子配婚，或征得主子同意结婚，仍然采取一夫一妻制的形式。过去部分贵族统治者和富有者中也有一夫多妻的，一般所娶各妻都分居不同地点，诸妻中第一妻虽在家中有较高的地位，但无管理和支配其他各妻的权力。但再娶时，事先必须取得第一妻的同意，并泡酒打牛宴请娘家亲友，赔礼后始得行，否则有可能招致非难，引起冤家械斗。�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实行“同族内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转房制”、“姨表不婚”、“姑舅表优先婚”。“同族内婚”，是指配偶双方都必须是彝族，禁止与其他民族婚媾，如有违背，按习惯法规定要处死或开除家门。“等级内婚”，“即是黑彝必须和黑彝婚配，严禁黑彝男女和其他等级的男女发生婚媾，如黑彝女子和其他等级男子发生关系，双方都要处死；如黑彝男子和其他等级女子发生关系，男子则要开除家支或被处死，女子一律处死。“家支外婚”，即规定同一家支内部严格禁止通婚，配偶必须在外家支选择，同一家支内部若发生两性关系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双方都将被处死。“转房制”，即已婚妇女丈夫死后，尚在生育年龄，须转给夫家近亲中的另一男子。转房的顺序是，先尽平辈，如平辈中无适当人选，依次及于晚辈或长辈。除不能转给亲生儿子和姑表婚不转给公公外，其余均无限制。“姨表不婚”，即严禁姨表兄妹相婚，姨表兄妹似同亲兄妹，既不能联姻，也不能发生婚外性关系，否则将被视为乱伦，按习惯法予以处死。“姑舅表优先婚”，即姑舅表兄弟姐妹有优先婚配的权利，习惯法规定，姑母的女儿生来就是舅舅的儿媳，姑母的女儿先要征求舅家纳聘，舅家不要才能别嫁，且所得聘礼要送一份与舅家，反之，舅家方面的女儿对姑家也有上述义务。 滇、黔、桂彝族封建式婚制，婚姻由父母包办，父母同意后再取八字，男家要向女家送聘礼，婚期要择吉日。� （二）云南永胜县他鲁彝族对偶婚和群婚制这一婚姻制的结婚与离婚很自由，有的女子甚至终生不婚不嫁，靠不时上门的男伴侣夜晚同居，与其所生子女为家。特别是女子婚前性生活自由，通常成年后都要到被俗称为“棚子”的公房去居住，而且往往在其中一住数年，因此，新娘带着孩子结婚者也为习惯法所允许。� （三）云南弥勒“阿细”彝族自由恋爱该支系彝族有供未婚青年男女社交的“闲房”或“公房”，婚姻无父母包办，不用聘礼，当女儿将男子领回家后才知道女婿是谁。 1949年以后，彝族地区普遍推行社会主义婚姻法，废除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婚姻制度。 彝族的语言文字 彝族工艺主要有彩漆绘、刺绣、贴花和铸造等。漆绘主要多施于碗、盘、壶、杯、盔甲、护腕、盾牌、箭筒、马鞍、马笼头、月琴、口弦等之上，颜色以黑、红、黄三种彩为主。刺绣和贴花，为彝族妇女所善长，常绣(或贴)在擦尔瓦、头帕、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带、烟荷包、腰带等上。多以黑色为底配刺(贴)红、黄、绿、蓝等纯度极高的花线。彩漆绘、刺绣、贴花花边的图案有以日、月、彩虹、云等天象为图的；有以水波纹、山形等山河自然地理为图的；有以鸡冠、牛眼、牛羊角、猪齿等动物的某一部分为图的；有以花、叶、树枝等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和以绳纹、发辫纹、方块形等为图的。各种图案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富有浓厚的民族和地方色彩。 彝族的舞蹈 彝族的民间歌舞归纳起来可分为以下几种： 《打歌》：包括“打跳”、“跳脚”、“左脚舞”、“跳歌”、“跌腿”、“跳月”（即“跳乐”）等圆圈舞，流行于云南省西部与四川省凉山交界地区、云南省西南部的彝族和相邻的其他少数民族之中。自娱性舞蹈《打歌》与汉族 古代的《踏歌》极为近似。现存于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文昌阁，绘制于清代乾隆时的《踏歌图》便记录了当地的舞态。每当节日和喜庆之时，人们挽手围圈，载歌载舞或随乐而舞，舞蹈始终以下肢动作为主。 《跳弦》：因舞者双手持“烟盒”边敲边舞，故也被称为《烟盒舞》。《烟盒舞》流行于云南省中部和南部红河、石屏、建水等地彝族支系尼苏人居住地区。舞蹈分为“正弦”和“杂弦”两类。“正弦”融双人自娱性舞蹈与表演性舞蹈为一体，主要传统段子有《哑巴砍柴》、《鸽子度食》等，舞姿优美轻盈、活泼风趣。而“杂弦”则是在“正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一种表现人物、具有故事情节的歌舞小品。其中《哑巴摸鱼》、《童子拜观音》等具代表性的节目达百余种。当地所流传的“是人不跳弦，白活几十年”的口头禅，可说明《跳弦》在人们生活和心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罗作》：也称《罗索》，是流行于云南省红河南岸彝族支系尼苏人中的另一种圆圈舞。曲调欢愉跳跃，节奏鲜明而强烈，伴之以快速摆手、错步、踏脚等舞蹈动作，特别受到青年们的喜爱。 《跳三弦》：也称《大三弦》、《跳月》，是云南省中部地区彝族支系阿细人、撒尼人喜爱的自娱性舞蹈。在大、中、小三弦和高、中、低不同音色的竹笛伴奏下的《跳三弦》，是“火把节”不可缺少的舞蹈。 《披毡舞》：是四川省凉山地区彝族所特有的舞蹈形式。舞者以披毡为道具，通过双臂的伸展、收拢、摆动与身体旋转，来模仿鹰、熊的姿态。该舞现已成为彝族的代表性表演舞蹈。 以上五种类型的彝族民间舞蹈，如剔除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传统民间舞蹈所作的修饰，还原到它的本来面目，我们就能清晰地看到彝族远古时代模拟动物的情态，看到反映人们劳动生活的原始而古拙的舞姿。前四类舞蹈源于彝族古代生活，第五类模仿鹰、熊的舞蹈，可能与彝族古代的多神和图腾 祟拜有密切关系。这类动物模拟舞蹈，动作优美、高雅，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逐步从祭祀仪式中分离出来，并不断添加着各个时代的审美意识，使之成为今天专供人们欣赏的表演舞蹈。 在彝族人民欢庆年节期间，我们还可以看到来源于中原文化的舞蹈形式《竹马》、《高跷》。现代彝族的《高跷》保留和发展了它的杂技特色，在高度上远远超过了汉族《高跷》，但却未能接受汉族《高跷》的舞蹈技艺。 在彝族人举行祭祀祖先、祈求丰收的仪式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木鼓舞》、《铜鼓舞》、《羊皮鼓舞》等。这些舞蹈均由巫师“毕摩”和“苏叶”表演，在击鼓的同时，他们以迅速摆动双肩、胸、胯为主要舞蹈语汇。此外，在“跳宫节”表演的《跳宫》、《跳麒甲》等舞蹈中，仍保留着古代狩猎、部落间战争的痕迹，以及战士出征、作战、胜利凯旋的祭祀仪式和舞蹈场面，以此来表示对古代英雄的怀念和歌颂。这种人们手持器械的舞蹈，与羌族的《铠甲舞》在表现形式上大致相同。 现经加工并搬上舞台的著名舞蹈《红披毡》、《阿细跳月》、《快乐的诺苏》等。以跳跃欢腾的旋律表现了彝族人民生气蓬勃的生活而蜚声艺坛。 彝族的饮食 彝族分布地域广，因不同地区的地质、气候、雨量等都有差别，农作物种类和产量互有差别。因此也形成了各地彝族饮食多样化的特点。 1．主食。以玉米、洋芋、苦荞为主，此外还有燕麦、大麦、小麦、豆类，部分坝区主要食用大米。食法一般为做成各种馍馍之类的食品，有时也煮食或炒食。凉山彝族把荞麦揉成饼，放入沸水中煮食；洋芋喜煮食或烧食；燕麦炒后磨成面粉调食；大米用甑子蒸食。 2．副食。蔬菜类有萝卜、元根、白菜、青菜、洋花菜、芥蓝、韭菜、蕨菜、葱、姜等。有煮、炒、炖、腌等不同食法。肉食类主要食用牛、羊、猪、鸡肉。食法以水煮和腌制较普遍。饶有风味的要数凉山彝族的砣砣肉和撒梅彝族的生肉生肝。砣砣肉的作法是选用30斤左右的山地小猪，去毛和内脏，洗净后切成拳头大小块状，下锅煮熟即捞出，拌以盐、花椒等佐料食之。生肉生肝的作法是将猪脚皮烧后切丝，把猪肝切碎，加酱油、醋、葱花、辣子拌食。 3．酒类。彝族爱喝白酒，一般以高粱、玉米、荞子等杂粮酿制而成，以不同的制作方法或饮用方式而称之为“坛坛酒”、“转转酒”、泡水酒、包谷酒、水酒、稀饭酒等。坛坛酒是在坛中酿制而成，饮用时剥去坛口封泥，加入冷开水，待数小时后插入弓形竹管或木管吸饮，亦可供数人同时饮用。转转酒是凉山彝族的一种饮酒方式。成群男女席地而坐，一碗碗白酒自右至左以次传递而饮，每呷一口以左手姆指横擦碗沿为礼。泡水酒是在木桶中酿制而成，饮时从桶中冲水，酒从桶底小孔流出，边饮边搀水，可痛饮数日. 4．茶类。云南、贵州彝族习惯喝茶，自己也种茶。云南无量山、哀牢山、澜沧江、黑惠江沿岸土壤偏酸，湿润多雾，有利于茶叶生长，所产青毛茶，挺秀显毫，条索紧结，清香醇厚，回味无穷。青毛茶早在唐代就有种植，《蛮书》记载：“茶出银生界诸山，蒙舍蛮以椒姜桂煎之。” 5．烟类。凉山彝族喜吸兰花烟，一般利用屋旁较为肥活的小块土地种植，2月下种，5月分秧，7月收获，然后把烟叶晒干叠齐，用山草扎成小把备用。吸时将烟叶放在掌心，搓成细末，装入烟斗。云南、贵州彝族喜吸叶子烟。 6．食具。凉山彝族的食具大多为林制和皮制漆器，造型独特，美观耐用，以黑色作底色，用红、黄等颜色描绘上各种花纹。常用的有木盘、木钵、木勺、木盔、木碗、皮碗、肉盘、饭盒等。木盘有高脚和低脚两种，木钵为敛口，有盖、鼓腹，由盖和器身成子母扣合，木盘和木钵为盛饭菜用。木勺为舀汤、饭用，匙部呈椭圆形，勺把细长，俗称“马匙子”，食时稍动把，匙不粘唇，汤饭即入口中，既卫生又实用。皮碗轻便耐用，搅拌荞面、粑粑等冷食用。 7．酒具。酒杯有鹰爪杯、牛角杯、羊角杯、雁爪杯、猪蹄杯、木酒杯、皮酒杯等；酒壶有圆形壶、扁圆形壶、鸽形壶等。壶分头、腹、足三部分组成，足底中心有小竹管为进酒口，酒灌满后把壶放正，酒却流不出来。腹部上端旁斜插一细竹管为吸酒口。造型美观别致，独具一格。酒具用材有木制髹漆、银质、角质、皮制等。� 彝族的节日 彝族的传统节日很丰富，根据节日的性质可分为生产性节日、社交游乐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庆祝性节日和祭祀性节日等五类。而每一类又包括5—10个节日。如以发展、促进生产为目的生产性节日有剪羊毛节(流行大凉山，一般为农历六月中旬)、采药节(流行云南小凉山，每年农历五月初日，主要是采、卖药材)、黑井灯会(流行于云南牟定县黑井一带，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主要是祈求多生产盐)、羊年(云南牟定每年农历除夕晚上和初一给羊吃年饭，贴对联)、巴乌节(流行于云南鹤庆县东西山区，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举行，主要是欢庆和祈望狩猎丰收)、颂牛节(云南西北山区彝族每年立冬举行)、拉麻节(拉麻彝语意为贺牛神，彝族支系黑话人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日举行)和护山节(流行于广西隆林彝族中，每年农历三月初三、初四日举行)；又如以歌舞、游艺、集会形式进行交往娱乐为目的的社交游乐性节日有赛歌会(云南九江县彝族支系腊鲁人每年农历二月举行)、情人节(广西那坡县彝族支系白彝人每年农历三月举行，情人互送礼物)、姑娘节(云南金平彝族姑娘每年春节后的第一个赶场日，到街场上展示自己的青春和美貌)、赛马节(贵州威宁，每年农历五月初五)、赛装节(云南永仁等县，每年农历正月十五彝族姑娘都着盛装，比试谁的服饰漂亮)、赶花街(云南峨山、新平、双柏三县交界处的彝族支系勒苏人每农历六月二十四日和七月十五日举行二次，是年轻人谈情说爱的好机会)、串会节(云南漾濞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人们聚集篝火旁跳舞对歌)、搭清节(云南曲靖市白水区彝族妇女节日。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马日。妇女们打扮后带上食品聚集于当地的密集山上，一边唱歌，一边品尝食品，直到明月当空才各自离去)、开新节(云南峨山彝族每年农历正月初一后的第一个赶集日，过完节日就要春耕了)、拜姑爷节(云南峨山一带彝族每年正月初二，以村寨为单位，邀请3—5年内嫁出去的姑娘连同姑爷接回本村进行团拜)和斗牛节(每年农历六月一日各地彝族都要举行)；再如以追念民族英雄、纪念某个历史事件为主要内容的纪念性节日有插花节(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以纪念传说中为妇女除暴安良的女英雄咪依鲁)、服装节(云南大姚县三台山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八举行，以纪念心灵手巧的女服装师阿米尼、二月八(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举行，节期三天，以纪念智斗强敌英雄密枯)和牟定三月会(云南楚雄彝族每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期3—5天，以纪念传说制服蛟龙的胜利)；以喜庆丰收、祝贺人畜兴旺、平安幸福为内容的庆贺性节日有彝年、老年节、尝新节、新米节、沙户比节等；最后就是以祭祀神灵、祈禳凶邪的祭祀性节日有火把节、密枝节、祭公节和跳公节等。其中以彝年和火把节为彝族最普遍最隆重的节日。� （一）彝年 彝语称“库史”，是大小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十月至十一月内择吉日举行。彝年前，人们打过年柴，准备过年的食物，精心地催养年猪。过年三天，第一天：“点烟火”，清晨用袅袅的青烟通知祖灵回家与后代共渡佳节；“逐户杀年猪”，全村男女老少(除女主人留家外)喜气洋洋簇拥着杀猪能手“翁色尔古”逐户宰杀年猪，杀猪的顺序以村中辈份的高低长幼而定；“松母”即献祭，取部分猪肝、猪肉烧煮，由男主人端至火塘上方祭祖，此后，大家吃年饭，太阳落山时，以煮熟的砣砣肉和荞粑粑再次祭祖，以祈来年丰收、平安。第二天：孩子们做“翁西那姑革”游戏，青年男女身着盛装聚在一起，伴着口弦、月琴、胡琴欢歌舞蹈，进行赛马、荡秋、蹲斗、角力等娱乐活动。中年男子成群成队到各家互贺新年，妇女留在家中招待客人。第三天：“送祖”，人们早早起来，热饭菜以送祖灵归祖界，并为祖灵备好路途中需要的盘缠、干粮，还把燕麦倒在畜槽中象征喂祖灵的灵马。送祖灵时，男主人向祖灵祈求保佑来年家庭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发展。� （二）火把节 四川、云南彝族一般在农历六日二十四日前后几天举行，贵州彝族则在农历六月初六左右进行。祭神祭田、祈年丰收、送崇除邪是火把节的重要民俗内容。节日期间，有的彝区要合村杀猪宰牛祭神，有的地方每一彝户要抱鸡到田里祭田公地母。而凉山彝族火把节那天，所有在外的人都得赶回家吃团圆饭，饭前杀鸡祭祖，饭后举行点火把仪式。由一家之主点燃用干苦蒿杆扎成的火把，从屋里的上方照亮每一个角落，口中念：烧掉一切不吉之源，全家平安、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等词，然后经过牛圈、羊圈，最后加入村寨的火把节行列，到村头寨边、田野山坡耍火把。有说火把能灭虫害，有说可驱灾去邪。如今，火把节的内容更加丰富，有斗牛、摔跤、跑马、选美、对歌、舞蹈、射箭、磨儿秋等各种娱乐性活动，有的地方还进行商业贸易活动。� 彝族的服饰 彝族服饰因地而异，大体上和方言的分布基本相同，不同方言区有不同特色的服饰。为此有如下六种类型：� （一）凉山型服饰主要流行于四川、云南大小凉山一带。男子头顶蓄一绺发，称为“兹尔”，汉称“天菩萨”，并以长数尺的黑色或深蓝色布帕包头，额前右方或左方裹成一细长锥形状突出帕外，称为“兹贴”，汉称“英雄结”，身穿黑色或蓝色紧身衣，大襟右衽，窄袖。袖口、襟上嵌不同颜色的布数圈，或用五色棉布细条镶嵌其间，长于腰际。裤子用海蓝色棉布缝制，裤脚以地区不同，有大有小，宽大的可达170厘米，走路时常把裤角吊在腰际。窄小的脚板伸直才能穿入。成年男子左耳戴银丝镶嵌耳环或珊瑚和琥珀大耳珠，珠下缀红丝线穗。女子身穿镶边或绣花大襟右衽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边缘镶有蓝、红、白待布条，或用彩色丝线织成各种图案花边。衣领中部纽扣处钉有方形银牌花，或用银质小钉镶满衣领。裙子用红、黄、蓝、白等色彩鲜艳的棉布或羊毛布缝合成三节，上节为裙腰，中节成筒状，下节成皱折，俗称“百褶裙”。未婚女子穿两节小裙，成年后举行换裙仪式，称“沙拉勒”，换成三节裙，此后就进入婚恋期。青年女子或已出嫁而未生育者用青色或黑色布折叠成瓦式头帕，压以发辫。中、老年妇女用黑色头帕裹头或戴荷叶状的盘帽。手戴银镯、银戒；耳戴莲花形、圆星形银耳环；腰佩三角荷包，下缀五色飘带；胸佩口弦、针筒、獐牙等。彝族男女一年四季都披着用羊毛绒编织成的披氅，称“擦耳瓦”，冷时可御寒，睛时可遮日，雨天作雨衣，睡觉当被盖。服装的纹饰工艺称为“做花”，大致有：挑花、贴花、穿花、锁花、盘花、滚花、补花、刺绣等。纹样有波浪纹、鸡冠纹、牛眼纹、星纹等。� （二）滇东南型服饰以撒尼、阿细彝族服饰为代表。撒尼彝族老年男子喜戴青布包头，穿宽裆裤。青年男子喜穿用麻布缝成的对襟式无袖短褂，绣上图案式花纹，用蓝色或其他色布镶边。女子喜戴花包头，老年妇女多用红黑两色，青年妇女用多种颜色。包头边沿镶嵌银制“卡士玛”，顶端的双耳部位缀一对“彩蝶”，后面吊一束串珠，下垂至前胸，光耀夺目，走动时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外衣长略过膝，多数是蓝白色，袖子、领口和边角绣有花饰，背披一块黑布衬底的雪白细羊毛皮，布带经胸前直贴衣襟，腰间系一块黑底绣着五彩图案的围腰，下穿蓝黑色长裤，脚穿绣花布鞋，肩挎花布包。阿细彝族男子服饰与撒尼彝族男子类似。女子两股发辫缠头，头戴花布扎制的“鲁都”彩色包头，“鲁都”是生长在高山岩头上的一种草。身穿蓝白色或青色布紧袖衣，袖子上半节多用青布，下半节用另色布相衬，袖边绣有花纹图案。背披五光十色布，下穿紧身裤。佩带手镯、耳环。背上自编草篼。� （三）滇南型服饰男子身着对襟短衣，有的衣襟密钉长襻或饰银币扣，在领上绣一排犬牙花纹；有的喜披一件羊皮领褂。下穿宽裆裤。女子头戴银泡镶嵌鸡冠帽，身着右衽大襟衫，有衽边摆和尾摆。衽边摆后绕打结，尾摆平时掖于腰带间，形如褡袋，能盛针线包等什物，跳舞时放下尾摆，以助舞姿。下着大管裤，腰系丈余花围腰。脚穿翘尖绣花鞋。喜戴银耳环、银手镯，襟前、腰间、臀后挂有银铃、银泡。� （四）滇西型服饰男子身着黑色或蓝色无领对襟衣，有的外加麂皮领褂。下着宽裆裤，头缠青布帕，或戴一瓜皮小帽。女子头戴缀有小红缨，嵌有小银珠的绣花“鱼尾帽”，脑后留一小发辫。身着前短后长的圆领大襟衣，外套深色坎肩，腰系青布围腰。下着绿色或蓝色大管裤，脚穿翘首船形绣花鞋。喜戴银制大花、簪子、别针、耳环、戒指、手镯、三须等饰物。男女老少都披无扣对襟羊皮褂。� （五）滇中型服饰男子一般短衣长裤。女子身着浅色短上衣，外套黑色坎肩。下穿长裤。佩胸围腰。头缠青巾，有的地区戴绣花帽，如鹦嘴帽、蝴蝶帽、樱花帽等。� （六）黔西北型服饰中、老年男子头包青、白帕，身着长衫，系青腰带，下穿宽裤管灯笼裤，俗称“八幅裤子”。青年男子身穿对襟短衫，系大白腰带。女子头缠黑、白头帕，身着青、蓝色上衣，领口、袖口、襟边、下摆均绣花纹，下着青、蓝、乳、白色相间的三节中长裙，扎白布腰带，脚穿绣花高钉“鹞子鞋”。 人口及分布� 彝族人口，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共计6572133人，在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仅次于壮、满、回、维吾尔族，居第五位。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他们以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形式，居住在北起大渡河流域，南到云南国境线，东自乌江、西抵澜沧江的广阔地区。主要聚居区有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贵州毕节地区和六盘水地区。� 地理环境� 彝族主要聚居在北纬22—29、东经98—106之间约5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处于云贵高原和康藏高原东南部边缘地带。 这一地区，群峰林立、峡谷纵深、地势雄伟、气势磅礴，大雪山、大凉山、乌蒙山、哀牢山、无量山横卧境内；金沙江、元江、南盘江、雅砻江、普渡河、西溪河、美姑河、安宁河、会通河盘旋于幽谷之中；滇池、洱海、草海、邛海、马湖等许多大大小小的湖泊散布在高原上。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常年气温在10℃至20℃之间，年降雨量为700至1000毫米。无数的丘陵、山地、坝子、河谷、湖泊，蕴藏着铁、铜、锌、铝、金、银、锡、锑、锰、镍、铅、汞等金属矿和煤、磷、云母、石膏、石棉、水晶、硼砂、雄黄、泥炭、矽土、耐火沙石等非金属矿；盛产玉米、稻、麦、荞子、燕麦、马铃薯等农作物；出产大麻、油菜、烟草、花生、棉花、茶叶等经济作物；有云南松、华山松、冷杉、云杉、铁杉、桦木、樟木、楠木等木材；有桐油、漆树、油茶、苎麻、板栗、柑桔、桃、梨等经济林木；有虫草、贝母、三七、天麻、木香、党参、茯苓、雪莲等药材；有牛、马、羊、猪等畜产；还有飞狐、金丝猴、熊猫、灰竹鼠、白马鸡、白腹锦鸡等奇珍异兽。彝族人民世代在这块土地上劳动、生息，创造了绚丽灿烂的彝族文化。
中国是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绚丽多彩、各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彝族就是这个民族大家庭中一个古老而光荣的成员,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 最大的彝族聚居区。 凉山彝族的传统社会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社会,彝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由它向外衍射,涉及所有社会活动。这个社会中的任何个人的言行都 严格地受道德价值的制约和影响,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广泛的群众性、相对的稳定性。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调整社会关 系,规范人们行为,维护内部团结的重要力量,并在源远流长、内容丰富的凉山彝族习惯法得到完全体现。 凉山彝族习惯法是在凉山彝族社会中,人们经过长期生活约定而成又口头传承的一套法律制度,是我国法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凉山彝族常常依靠传统道德价值观 和习惯法来调整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法很少有互动,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国家法与习惯法的冲突与断裂。由于民间纠纷发生的普遍性、经常性,其正确解决不仅对 凉山彝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而且对凉山彝族地区的现实社会生活具有相当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凉山彝族地区法治建设的推进及凉山和谐社会的 构建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文在广泛收集、深入调研凉山彝族习惯法案例资料的基础上,在参加四川省社科联十一五规划课题、四川省教育厅彝族习惯法相关课题的过程中,对凉山彝族传统 道德价值观和凉山彝族习惯法两者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对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彝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对国家法与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和彝族习 惯法的整合进行专门研究。希望在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更新和发展,推陈出新,存其精华,弃其糟粕;根据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特点,深 入进行社会主义道德与法制的教育,积极引导,既继承和发扬彝族的优秀传统道德,又使凉山彝族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经过更新得到健康地发展。为更好地总结有利于 我国各族人民的法治经验和理论开辟更多的路子,为尽快地解决凉山地区法治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推进凉山及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帮助。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凉山彝族传统道德价值观。首先,从彝族、族群概念和地域概念介绍了凉山彝族的起源与发展;从生产工具、衣、食、住等方面介绍了凉山彝族的物质文 化特征;从家支政权组织、土司制度、森严的等级制度、奴隶制的经济关系介绍了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制度文化特征;从宗教信仰、哲学、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 惯及其他介绍了凉山彝族精神文化特征。其次,阐述了凉山彝族希望战胜自然、克服自然灾害,祈求平安、幻想永生,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生价值,追求德行合一的理 想人格的传统人生理想。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尊君敬长、以孝为重、重义轻利、集体意识、吃苦耐劳的传统道德价值观。 第二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首先,从习惯、习惯法与法律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少数民族习惯法民族性、群体性、具体性、类比性的特征;介绍了少数民族习惯法观 念、规范、行为、实物形态等基本结构;分析了少数民族习惯法道德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其次,从宗教、禁忌、风俗礼仪等方面分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起 源;从凉山彝族的血缘等级制度、家支制度、婚姻制度三个主要因素阐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发展、演变;从表现形态、基本框架和内容、纠纷的解决程序剖析了凉 山彝族习惯法的主要内容;重点介绍了凉山彝族习惯法的调解人——德古。 第三部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及现实意义。首先,论述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其次,从依照传统 习惯法私理案件、家支复仇事件时有发生、赔命价习惯法、不同等级男女禁止通婚、转房制、继承制、神判剖析了凉山彝族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对凉山彝族现 实社会生活的影响。第三,分析了地域因素、案件性质、当事人综合力量、当事人族别等影响凉山彝族社会国家法与习惯法适用的四个变量。最后,阐述了凉山彝族 习惯法中的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积极功能、消极作用。更
彝族是中国具有悠久历史和古老文化的民族之一，有诺苏、纳苏、罗武、米撒泼、撒尼、阿西等不同自称。主要分布在云南、四川、贵州三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北部。彝族历史悠久，文化丰富多彩，古时候就对历法和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研究，在常年的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饮食和服装文化，经济也得到了发展。【民族历史】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彝族少女，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和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汉族、土家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隋唐以来，彝族先民地区有乌蛮与白蛮的分化，乌蛮系由昆明部落发展而成，白蛮系以叟、濮为主体，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而成。彝族先民在长期形成与发展中，活动范围曾遍及今云南、四川、贵州三省腹心地带及广西的一部分，其核心地区应是三省毗连的广大地区。彝族历史上一个重要特征，是长时期保持着奴隶占有制度。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及其以前，彝族先民社会已出现游牧部落与定居农业部落的分化。东汉至魏晋时期，各彝族先民地区继续分化出一批叟帅、夷王，表明在征服濮人等部落的基础上，昆明部落已基本完成从原始部落向奴隶占有制度的过渡。8世纪30年代，蒙舍诏统一六诏，云南彝族、白族先民联合各族上层建立了南诏奴隶制政权，统治中心在今云南西部大理白族自治州一带，统治范围达到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与四川南部，基本上控制了彝族先民的主要分布地区。南诏奴隶制王朝曾长期统治彝族先民地区，不能不对当地奴隶制的存在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唐天复二年（902），南诏奴隶制王朝的覆灭，不意味着彝族先民地区奴隶制随之消亡。两宋300多年中，戎（宜宾）、泸（泸县）、黎（汉原）3州的彝族先民，处在宋王朝与大理政权的相互争取之中，出现了奴隶制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与之相配合，奴隶制生产关系出现了强大部落奴役小部落的情况。蒙古蒙哥汗三年（1253），蒙古骑兵自四川分三道进攻云南，经彝族地区，促使处于分裂状态的各彝族地区出现比较松散的反蒙古联合，开始统一于罗罗族称之下。与之相对应，蒙古贵族加强了对各地彝族兹莫即土长的争取工作，发展为在部分边疆民族地区分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当地人民的土司制度。自1263～1287年，相继在今越西、西昌、屏山、大方、昭通、威宁等地设立彝族土司。彝族人明代276年间，地跨云、贵、川三省的水西（大方），乌撤（威宁）、乌蒙（昭通）、芒部（镇雄）、东川（会泽）、永宁（叙永）、马湖（屏山）、建昌（西昌）等地各彝族土司（兹莫）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保持着基本上相同的奴隶制度，与低下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各彝族地区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土司及黑骨、白骨与家奴3个等级。在上述等级关系的基础上，明代水西、建昌、乌蒙等地彝族的土司制度仍然是奴隶制的上层建筑。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给土司、土目、奴隶主势力以沉重打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地区比较迅速地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编辑本段]【文化艺术】彝族人民能歌善舞。彝族民间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曲调，诸如爬山调、进门调、迎客调、吃酒调、娶亲调、哭丧调等。有的曲调有固定的词，有的没有，是临时即兴填词。山歌分男女声调，各地山歌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彝族乐器有葫芦笙、马布、巴乌、口弦、月琴、笛、三弦、编钟、铜鼓、大扁鼓等。彝族舞蹈也颇具特色，分集体舞和独舞两类，其中多为集体舞，如“跳歌”、“跳乐”、“跳月”、“打歌舞”和“锅庄舞”等。动作欢快，节奏感强，通常由笛子、月琴、三弦伴奏。彝族：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是歌舞之乡，彝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凉山彝族音乐风格古朴，品种繁多，民族特色鲜明而浓郁。民间音乐中的民歌和民间文学关系密切，很多普遍流传的抒情长诗，如《阿莫尼惹》、《阿依阿呷》、《阿惹妞》、《阿丝牛牛》等。都是用歌曲形式传唱的。除叙事性的歌曲外，有结婚时唱的歌曲如《惹打》，火把节唱的歌曲如《都火》、劳动时唱的歌曲如《犁地歌》、《牧学歌》等。此外还有山歌，如布拖高胜山歌、儿歌等。彝族民歌因地区的不同，其风格也有差异。凉山南部地区的民歌高吭激越，中西部地区的民歌轻柔优美，东部依诺地区的民歌敦厚朴实。过去的彝族民歌，总的说来给人以压抑低沉之感，但其朴素优美的民族、地区韵味十分鲜明。民间器乐不是供作伴奏，而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引人注目的是它展示的历史时空跨度极大。常见的有口弦、月琴、马布、葫芦笙、胡琴、彝箫、坚笛、唢呐等。此外，吹木叶，即以一片树叶来吹奏乐曲也是彝族人民喜爱的民间音乐。口弦和月琴十分普遍，几乎所有的妇女．无论老幼，襟前都挂着一付口弦，随时可以演奏。口弦是一种独特而简易的乐器，由几片长约七八厘米的薄簧片组成．有竹片和铜片两种，最少的两片，最多的达五六片。竹制的音色深厚、低沉。铜制的音色清脆、秀丽。吹奏时以手指拨动黄片，利用口腔共鸣变化音色。簧片除发出本音外．还发出十分优美的泛音，构成音乐较宽的曲调。月琴多为中青年男子喜爱，其中不乏优秀的民间月琴手。50年代．凉山彝族姑娘沙玛乌芝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演奏的月琴．受到热烈赞扬。凉山彝族的民间舞蹈往往和歌唱、器乐的演奏分不开。民间舞一类是产生于生产劳动中的舞蹈如荞子舞、包谷舞、织毡舞等，大多是模拟劳动动作和表现生产过程。另一类是在节日或在婚嫁欢乐场面中常见的舞蹈如跳锅庄、跳“都火”、对脚舞、被毡舞、芦至舞。有的表现耕牧的勤劳。丰收的欢乐，有的表现征战的勇敢、爱情的追求。从彝族民间艺术中开出的凉山歌舞之花，不仅在中外舞台上一展辉煌，而且在现代生活中遍地开放。今天，在凉山城乡经常可以看到男女老少手拉着手，踏着民族风味的节拍，欢乐地跳着达体舞。达作是彝语的音译，意为踏地舞或脚踏舞，是在传统的彝族歌舞基础上编创而成的一种集体舞蹈。动作简练明快，音乐悠扬流畅，乡土气息浓郁，时代色彩强烈。80年代一经形成，迅速普及全州并以大西南民族交谊舞的态势，很快向州外、省外推开。在94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上来自国内外的客人和彝族同胞手拉手，围着一堆堆青火．跳在一起，融为一家，场面热烈壮观，气氛亲切感人。彝族的民族音乐包括歌曲和乐器。彝族的歌曲有：史诗歌、情歌、喜歌、风俗歌--内中又有喜酒歌、叫魂歌、送鬼歌、巫师调等多种曲调；从名目上分，歌曲有俄、雅、左、格等。“俄”是唱的意思，可以在各类场合中演唱，气氛较为轻松随意；“雅”是一种独唱山歌，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为触景生情；“左”是一种婚礼歌，在举行婚礼大夜晚，由主客双方各出两名歌手边舞边唱；“格”是一种悼念死者时或祭祖活动时演唱的合唱歌曲，一人领唱，众人学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兴创作；“毕”是指彝族毕摩在进行宗教活动时唱的歌，我们称之为宗教音乐，以与“俄”进行区分。音乐则有歌舞音乐、口弦音乐、吹叶子音乐，其中也各有许多曲调。此外，还有多种乐器：月琴是彝族最喜爱的乐器之一，弦普遍为两根，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口弦是用竹质、铜质制成形状象竹叶的簧片，在中间有一簧舌，靠控制呼吸来调节音色；“玛布”是彝族独特的乐器之一，其吹奏特点是利用鼻孔吸气，让鼓腮连续不断送气，可模仿婴儿啼哭，鸟雀鸣唱；葫芦笙和唢呐，多用于吹奏彝族民歌和曲调。
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以磅礴的气势，生动的形象，朴素的语言，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参加跳舞可达数百人、数千人之多。这是凉山彝区火把节上最为壮观的场面之一。（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主要有以下几种：以天象日、月、星、云、彩虹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等为图的，以自然地理山、河为图的；以动物鸡冠、牛眼、羊角以及獐牙为图的；以植物的某一部分为图，如花叶图等。各种图象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丰富多彩。彝族妇女还常用“贴花”作装饰，以五彩色布剪成美丽的花纹和线条，镶于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烟荷包、腰带上，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房舍 房屋的宅基地，多选择居高临下有险可据的小山头或山坡平地处。古时，彝族因生产生活因素，常迁徙。富裕之 50回答者： 妙酒 - 中级经理 八级 2007-2-7 22:56 我来评论>> 相关内容�6�1 需要彝族文化\风景\风情描写，很重要，急啊！！！！ 2 2008-7-21 �6�1 彝族毕摩文化特征与内涵 2007-4-20 �6�1 彝族文化艺术价值 4 2007-3-12 �6�1 影响傣族和彝族饮食文化的因素 9 2008-6-16 �6�1 了解彝族文化：现代彝族孩子的整体受教育程度怎么样？ 2007-11-7 更多关于彝族文化的问题>> 查看同主题问题： 彝族 文化 其他回答 共 2 条彝族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一员，拥有渊远的历史、古老迷人的彝族风情。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民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音乐舞蹈艺术，民族节目灿烂多姿。此外，他们还拥有独特的饮食、起居、婚丧、服饰，待客及庆典礼仪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的文明之韵味。（一）历史悠久的彝族文字彝文的起源和历史，说法很多，迄今无定论，传说有毕阿史拉则（1500年前）在大森林听神鸟传经记写毕摩经书一事。据彝族谱系，毕阿史则迄今已有六十多代，美姑县人，凉山解放后仍有石砌经库，（“文革”中被毁），其可推至汉晋时期。到隋唐时期，彝文已具有一定规模，后世又续有增补，明清时代已相当发展，现在遗存的许多彝文碑刻，经典抄本，都是这段时间的产物。到目前为止各地的彝文总数在万字左右，但较常用者只有一千多字。1974年，制定了统一的彝文规范方案，简化统一的819个单字。（二）彝族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故事彝族民间流传着大量的神话和传说，其中最具代表性并有彝文记录的是从史诗《勒俄特衣》中反映出的神话。史诗叙述了宇宙的变化，人类的起源，祖先的迁徙等12个方面的内容。这些故事反映了彝族人民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初期的一些背景。（三）彝族音乐彝族音乐丰富多彩，歌曲、舞蹈、器乐优美动人，具有鲜明的民族艺术风格。 歌曲有俄、雅、左、格等名目。 俄，即唱的意思，有多种曲调，如“牛牛俄”，“阿莫尼惹俄”等。 雅，这是一种独唱山歌，常在高山放牧，野外耕种或游玩演唱。演唱者一般为男女青年，多是即景生情，表达渴望自由、爱情，追求幸福的情感，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 左，彝族称阿丝木莫左，是一种婚礼歌。 格，又叫策格或承阿古格，一种悼念死者或祭祀活动时演唱的歌曲，也是因为“阿古阿……哦叹嘎啦”为每段开头而得名。这是一种合唱的歌曲，一般以十人为一队，列队边舞边唱，歌词由领唱者即席创作，一般是主客双方各自组队演唱，参加者女均可。 乐器，彝族的民乐器较丰富，常见的有口弦、月琴、胡琴、笛子、唢呐、葫芦笙、皮鼓、铜铃以及木叶等，而以口弦、月琴和笛子流传最为广泛。彝族传统的舞蹈有：节日舞、婚礼舞、悼念舞、或丧事舞、宫廷舞和铃鼓舞、劳动舞和征战舞、对脚舞、赶街舞、手帕舞、手镯舞、轮翻舞等。 节日舞主要有欢度火把节跳的“都火舞”。这是一种大型的女子集体舞。舞蹈队形有圆圈式和双行横队排列式两种，而以圆圈式为主。一般以三至五十人组成，每圈有一人领舞领唱，其余舞伴都尾随其后边唱边舞，同时，每人左手持一把伞，右手拉着前面一人的衣襟，形在一个个舞圈。一个火把场上，往往都有数十个，甚至上百个这样的舞圈在跳舞。（四）彝族美术彝族的美术，在劳动人民长期的积累和创造下，取得一定的成就，并别具风格。 绘画，凉山彝族没有专门的绘画艺术，仅在毕摩的经书可以看到日、月、人、鸡、虫等图形，所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形，所画人物则系神话传说中的神人支格阿龙。传说支格阿龙曾经射日月，并将地上的动物打小，因而在画支格阿龙的时候，伴随画日、月、人、鸡、虫等。这些由点、线组成的白描，给人一种原始古朴的美感。 雕刻，过去彝族的统治阶级的房屋、屋基、柱础、檐柱和锅庄石上，往往有工匠雕刻的人物、鸟兽、花草等图案。此外在常用的宝剑、长刀柄上，也有工匠雕刻的美丽的花纹。 刺绣，凉山彝族妇女擅长刺绣，常常在擦尔瓦、头巾、衣袖、衣领、衣大襟、裤脚、挂袋、烟荷包、腰袋等上面，多以黑色或白色为基础，配上红绿黄等五色花线，绣上流云纹、方胜纹。花边图案千变万化，富有浓郁的民族色彩。 银器工艺美术，常见的有各种银领花，银戒指、银手镯以及银耳环等。有的土司和黑彝奴隶主还制作有打仗用的银护脸、银护腿等。这些银制工艺品相当精致美观，上面还装饰着许多图案花纹，具有很高的水平。（五）彝族习俗独特多姿的彝族民俗风情尽可让人返朴归真，体验古老文明之韵味。彝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独特多姿的民族风情，体现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信仰崇拜多方面。 彝族饮食 彝族有偏爱吃粑粑的传统习惯，粑粑多以玉米、荞麦磨粉蒸烤而成。粑形扁圆，重约半斤，而以“略粑”为精美，“略粑”以玉米粗磨去壳后，再加水细磨而成粥，照粑粑做法蒸烤而成，细腻香甜，分外可口。一般只在年节或贵客临门时特意制作，被视为高级食品。 彝族饮酒，习惯喝“转转酒”，但凡宾客至或喜庆节日，有的节会议事皆饮酒。饮酒时，数人或者数十人团团围坐，一座用一酒器轮饮，一次喝一口，团团转，直喝到酒醉方休。兴来时则豪饮，不论一碗半樽可一气喝下，以显示豪爽气概。 彝族群众特别好客。不论走进谁家，不管是否亲友或是相识，只要说出姓名、家支，都会受到热情接待。按家境条件尽量做到酒肉粑粑款待，并留住宿，从不索取报酬，而且诚挚大方。对亲友贵客杀鸡、杀羊招待。对特别尊贵的客人，如条件许可，还要杀牛招待。杀鸡招待是最轻的，也要把全部鸡肉端上桌先请客人吃，并请客人吃鸡头，看财喜。杀猪杀羊除招待客人吃饱吃好外，还要送猪头半块，羊胛肉一块让客人带走，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热情。 彝族婚俗 峨边彝族的婚姻嫁娶习俗，在民主改革以前，实行彝族内部通婚，等级内婚，家支外婚，姨表不婚、转房、赘婚等婚姻制度，一般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存在父母包办、媒妁之言、买卖婚姻的现象。从订婚到结婚过程中保留着具有民族特色的婚嫁礼仪和形式。 彝族葬俗 彝族对死者，普遍进行火葬，但对尚未长牙的死婴，则实行土葬。 彝族岁时节俗 凉山彝族的传统节日主要有两个：一是彝族年节，二是火把节。峨边彝族的年节：凉山彝族年是彝族的太阳历，一年为十个月，在年终的一个月相当于农历的十月，也是彝区秋收结束之际，彝族各个村寨选定一个吉日，一般在十月初一至十五之间的3天时间，就是彝族过年的日子。 在过年的前一天是除夕，家家户户大搞卫生，扫尽地面，清洗家具。过年的第一天凌晨，有条件的家家户户杀过年猪，按崇敬祖先和尊敬老人的传统习惯和规距，过年首先从村寨最受尊敬的长者之家杀猪起。然后各户依此宰杀。猪杀死后，取出胆、腰、脾、胸肉、煮熟切块与荞粑盛入高脚木盆，再用一块烧红的山石，投入一碗清水之中，产生蒸汽上绕三圈，意为除污去秽，然后斟上泡水酒并肉盆一道献于内室祭台上，举行迎祖仪式。 三天以后，开始走亲访友，到远处亲戚家拜年。已出嫁的姑娘带着酒、猪头肉等礼品回娘家，看望父母。约五六天后，过年才完毕。（六）彝族信仰彝族笃信精灵，崇拜祖先，认为万物有灵，然而沿未发生偶象崇拜，也未形成一个主宰一切的大神。他们认为人是有灵魂的，人死后灵魂单独存在，而且变成了鬼，到处游荡，常常作祟，加害于人，因此要及时请巫师来驱鬼。彝族人民还相信整个大自然中无处不有神灵存在，地有地神，日月而且诸如雷电、草木、岩石、衣服、首饰都由神灵主宰。在众多神灵中最崇拜是山神。彝族人民相信自然巫术，彝族的巫术主要用于除邪驱鬼，诅咒仇人。彝族群众凡遇不吉利事，特别患了疾病，便认为是鬼找着了，因此请来毕摩或苏业，从事“做和尚”或“打鼓鼓”活动。通过毕摩或苏业念经驱鬼，或杀猪或杀羊，以示猪羊作了主人的替身，或者是鬼被驱赶逃走，病也随之除了。对我有帮助
1、先白后红“白”指白食，即各类乳制品；“红”指红食，即各类肉制品。以奶为原料制成的食品，蒙古语称“查干伊得”，意为圣洁、纯净的食品，即“白食”；以肉类为原料制成的食品，意为“红食”。 除最常见的牛奶外，还食用羊奶、马奶，其中少部分做为鲜奶饮料，大部分加工成奶制品。2、以饮为主以饮为主是蒙古族饮食文化的一大特点。“宁可一日无饭，不可一日无茶”。这种习俗的形成与蒙古族生活的自然环境、生产形式和饮食特点有关。即奶食、肉食品的营养丰富，喝奶茶时泡上奶食、手把肉等，既解渴又耐饿。
美丽的草原——蒙古族的家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现牛羊。”这一首我国古代著名的民歌，生动地表现了蒙古族人民的草原生活，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站在这几乎象是触手可及的蓝天白云下，脚踏着无边的绿色，极目都是成群的牛羊和骏马，我们不尽心旷神怡，仿佛来到了梦中的人间天堂。
蒙古族的传统饮食大致有四类，即面食、肉食、奶食、茶食。通常，蒙古族称肉食为“红食”，蒙语叫“乌兰伊德”；称奶食为“白食”，蒙语叫“查干伊德”（纯洁、吉祥、崇高之意）。而农区多以谷物蔬菜为主食，以肉食为辅。 砖茶：蒙古族视砖茶为饮食之上品，一日三餐均不能没有茶。若有客人到家中，主人首先斟上一碗香喷喷的奶茶，表示对客人的热情欢迎。客人光临家中，而不斟茶，被视为草原上最不礼貌的事情。若有朋友到家中作客或赴重大的喜庆活动，带去一块或几块砖茶，被认为是最上等的礼物。 他们用砖茶熬制成茶水，蒙古语称“哈日茄”；奶茶，蒙古语称“苏台茄”；酥油茶，蒙古语称“希日陶斯台茄”；面茶，蒙古语称“珠通茄”。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他们还摸索出丰富的熬茶技术。熬红茶是将无杂质的水，用铜质器具煮沸，然后把捣成粉状的茶放入，再放入少许食盐即可饮用。这样的茶，有助于消化。煮奶茶是将在已经熬成的红茶里，放入适量的鲜奶，使茶色由红变为乳白色即可。奶茶有浓郁的奶香味，可口绵甜，增加食欲。酥油茶是在已经配制好的奶茶里，再适量放入奶油、红糖即成。这种茶在隆重的场合上饮用的较多，民间一般不多熬制。面茶的熬制方法较为复杂，即先将青棵面或麦面用油炒熟，再把事先熬好的红茶澄清倒入，搅动就可作成。面茶既当茶又可当饭，是牧民冬季食用的茶食。 蒙古族饮用砖茶之习俗，究竟源于何时，无法考证。据记载，清朝康熙时代，内地一些商人携带砖茶、米面、布帛杂物到蒙古腹地，换易蒙地各种物产。其中除以米面、布帛直接易皮毛外，其余杂物均以砖茶定其价值。砖茶有“二四”、“二七”、“三九”之别。所谓“二四”者，即每箱可装二十四块砖茶，价值约三十三银元，每块砖茶重五斤半，价值一元二、三角。“三九”茶则每块约价值六角左右，亦当做一元币通行。有时，砖茶价值急剧提高，一些商人深入偏辟地区以较少的茶，换取较多的畜产品。以一块砖茶，换一只羊或一头牛的事屡见不鲜。 蒙古族在饮茶时有很多习俗。即斟茶时，茶碗不能有裂纹，一定要完整无缺，有了豁子认为不吉利；倒茶时，壶嘴或勺头要向北向里，不能向南（朝门）向外、因为向里福从里来，向外福朝外流。 茶不可倒得太满，也不能只倒一半；用手献茶的时候，手指不能蘸进茶里；给老人或贵客添茶的时候，要把茶碗接过来再添，不能让客人把碗拿在手里；新熬的茶在未喝之前，不管什么时候，都要首先向天地、山水、火神等分别作为“德吉”敬献，之后才能开始倒茶等等。 马奶酒：每年七八月份牛肥马壮，是酿制马奶酒的季节。勤劳的蒙古族妇女将马奶收贮于皮囊中，加以搅拌，数日后便乳脂分离，发酵成酒。马奶酒性温，有驱寒、舒筋、活血、健胃等功效。被称为紫玉浆、元玉浆，是“蒙古八珍”之一。 曾为元朝宫廷和蒙古贵族府第的主要饮料。忽必烈还常把它盛在珍贵的金碗里，犒赏有功之臣。随着科学的发达，蒙古人酿制马奶酒的工艺日益精湛完善，不仅有简单的发酵法，还出现了酿制烈性奶酒的蒸馏法。因而六蒸六酿后的奶酒方为上品。 手扒肉：是蒙古人传统的食品方法之一，也是蒙古族日常生活中肉食的主要吃法。做法是将肥嫩的绵羊开膛破肚，剥皮去内脏洗净，去头去蹄，洗净，卸成若干块，放入白水中清煮，待水滚肉熟即取出，置于大盘中上桌，大家手拿蒙古刀大块大块地割着吃。因不用筷子，用手抓食而得此名。 奶制品：蒙古族的奶制品可为多种多样。有黄油、奶皮子、奶酪、奶豆腐、奶油、酸奶、奶渣、奶糕等。奶豆腐，也称奶干。做法是把鲜奶放置发酵后，撇取上层白奶油后，倒入锅里煮熬。等奶子呈老豆腐状，装入刻有各种图案的木模，放通风处晾干即成。白色透明有油性的为上品，发黄较硬的次之。奶皮子的做法是将新鲜牛奶放入铁锅中，用文火熬，待牛奶稍微滚起后，用勺子不断翻扬，至泛起泡沫为止，停火后，冷却到第二天，一层奶脂凝结于表面，像蜂窝状麻面圆饼，用筷子挑放在案板上，折成半圆形，在通风处晾干。放入茶中或跟炒米拌在一起吃均可，香甜可口，营养价值极高。秋季是制作奶皮子的最佳季节。 炒米：又称“蒙古米”。 是用糜子米炒制而成的脆炒米和硬炒米。脆炒米的做法是把糜子浸泡，也有的用温火煮到一定程度，使米泡胀。之后拿出晾干，再倒入锅中翻炒。有的在铁锅里放入细沙，待沙子烧红后放入适量的泡胀的糜子，用特制的搅拌棒快速搅拌，待米迸出花且水分蒸发完毕，火速出锅并过筛子。这样炒制的米呈黄色，米粒看似坚硬，实则吃时干脆，色黄而不焦，带有特殊的香味。硬炒米的做法更为简单，不放沙子，也不用泡水，干炒到半生不熟即可。炒米主要的吃法是脆炒米用于泡奶茶喝，硬炒米可以煮肉粥或干饭。此外，还可以直接食用。用奶茶泡着吃时，加黄油、奶豆腐，味道则更佳。还可用酸奶或鲜牛奶，加上奶油、白糖等泡食。由于炒米具有味美，食用方便且耐饥的特点，因而成为蒙古族生活、生产、旅行中不可或缺的食品。蒙古族有“暖穿皮子，饱吃糜子”的俗语。 典型食品：蒙古族富有特色的食品很多，例如烤羊、炉烤带皮整羊、手把羊肉、大炸羊、烤羊腿、奶豆腐、蒙古包子、蒙古馅饼等。民间还有：稀奶油；奶皮子；煺毛整羊宴；熟烤羊；白菜羊肉卷；新苏饼；烘干大米饭。
蒙古包是蒙古族牧民居住的一种房子。建造和搬迁都很方便，适于牧业生产和游牧生活。蒙古包古代称作穹庐、“毡包”或“毡帐”。据《黑鞑事略》记载：“穹隆有二样：燕京之制，用柳木为骨，正如南方罘思，可以卷舒，面前开门，上如伞骨，顶开一窍，谓之天窗，皆以毡为衣，马上可载。草地之制，以柳木组定成硬圈，径用毡挞定，不可卷舒，车上载行。”随着畜牧业经济的发展和牧民生活的改善，穹隆或毡帐逐渐被蒙古包代替。蒙古包呈圆形尖顶，顶上和四周以一至两层厚毡覆盖。普通蒙古包，顶高10-15尺，围墙高约5尺左右，包门朝南或东南开。包内四大结构为：哈那(即蒙古包围墙支架)、天窗(蒙语“套脑”)、椽子和门。蒙古包以哈那的多少区分大小，通常分为4个、6个、8个、10个和12个哈那。12个哈那的蒙古包，在草原是罕见的，面积可达60多平方米。现在游牧生活逐渐被定居所代替，草原上富裕起来的牧民建起砖瓦房，蒙古包越来越少了。 蒙古游牧人民族传统的住房。古称穹庐，又称毡帐、于游牧。自匈奴时代起就已出现，一直沿用至今。蒙古包呈圆形，四周侧壁分成数块，每块高13米左右，用条木编围砌盖；游牧区多为游动式。游动式又分为可拆卸和不可拆卸两种，前者以牲畜驮运，后者以牛车克等族牧民游牧时也居住蒙古包。 在辽阔的蒙古高原上，寒风呼啸，大地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帐篷。它们就是蒙古包，即蒙 蒙古包成为蒙古人的日常大多数蒙古人是终年赶着他们的山羊、绵羊、牦牛、马和骆驼寻找新的牧场。蒙古包可以打点成行装，由几只骆驼运脚点，再起帐篷。 古族传统民居。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牧区。一圆形天空，通烟气。包门小，朝南或朝东南。具有制做简便，便于搬运、耐御风寒，适牧等特点。 多用在族“家”、“屋”的意思。古时候称蒙古包为“穹庐”、“毡帐”或“毡房”等。 蒙古包呈圆形，有大有小，大者，可容纳20多人；小者个人。蒙古包的架设很简单，一般是在水草适宜的地方，根据包的大小先画一个画圈，然后便可以开始按照圈的大小搭建。 蒙古包搭好后，人们进行包内装饰。铺上厚厚的家具，四周挂上镜框和招贴花。现在一些家具电器也进了蒙古包，生活十分舒畅欢乐。 蒙古包的最大优点就是拆装容易。搬迁简便。架设时将“哈纳”拉开便成圆形的围墙，拆卸时将哈纳折叠合回体积便缩小，又能当牛、板。一顶蒙古包只需要两峰骆驼或一辆双轮牛车就可以运走，两三小时就能搭盖起来。 蒙古包看起来外形虽小，但包内使用面积却很大。而且室内空气流通，采光条件好，冬暖夏凉，不怕风吹雨打，非常适合于经常转场放牧民居住和使用。 巴里坤的蒙古族因长期与汉族杂居，所以其袍，腰系丝带，脚蹬皮靴袍子，配以彩色丝绸腰带，足蹬蒙古式皮靴，英姿飒爽，俊秀威武。 过去蒙古族以游牧为主，所以住的全是蒙古除了游牧，相当多的蒙古族从事农业生产或农牧兼营，他们已定居村镇。 巴里坤蒙古族的传统饮食主要是面食、奶食、肉食以及夏季吃些野韭菜、葱和蘑菇等。后因长期杂居在汉族中，从事半农半牧生活，现在普遍吃蔬菜。蒙古族热情豪爽，诚恳待客。宴请客人时必敬酒并唱“敬酒歌”助兴，营造热烈气氛，以此表示对客人的欢迎、祝福和尊重。蒙古族特别倡导尊敬长者，爱护晚辈，如果家里来了年岁大的长辈，必须要迎上去把马接过来拴好，长辈要走的时候，也要牵马扶其上鞍。 蒙古族的节日主要是春节和敖包节，除此还有点灯节（祖鲁节）、麦尔节等。蒙古族把送冬迎春的第一天，即春节称：“查干萨日”。蒙古节有自己为柱拜的典型。祭喜地云集在敖包前进行祭祀，先由喇嘛焚香诵经，人们则献了供品后，自左向右围歌舞等娱乐活动。因此祭敖包不仅是一次宗教活动，蒙古族青年男女借此施展才艺、技能、进行情感交流的一次机会。 赛马、摔跤、”是草原马背民族的拿手好戏。蒙古族无论男女，自幼学习骑马，到十来岁就纵马如飞。道各具特色的民居，自然少不了蒙古的蒙古包。主要特点：蒙古包以圆形为总风格，无棱无角，呈流线形。包顶为拱形，其承受力最强，包身近似圆柱形，上下形成一个强固的整体。因此，草原上的沙暴和风雪，不会使蒙古包陷于灭顶之灾。搭盖坚固的蒙古包，可以经受冬春的十级大风，由于包顶是圆的存不住水，下雨落雪的时候，把蒙古包的顶毡盖上，它就形成了一个球状封闭体。因此它还能经得住草原上的大雨。连续几天几夜的大雨，下得房倒屋塌，它却安然无恙，再大的雨也不会漏进包里。并不像我们的房子，七十年就要改建，但是蒙古包不一样，最多只要换一下柱子，并不像城市里的房子外强中干。而且非常利于像蒙古人的游牧民族，非常的容易搭建，只要你的牛羊把你的那一块地的草吃完了，马上又可以换一个地方而且非常快不到几个小时，一个温馨的家又组建好了。所以说我非常喜欢蒙古包，又通风，而且非常的实用，不会因为一点台风和大雨闹得乱七八糟，而且还非常的方便携带。在我们祖国，谁都知道有56个民族。下面就让我带你去蒙古族玩一玩吧！你一定会大开眼界。在蒙古族有一种风俗叫献哈达；哈达是蒙古族日常行礼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献哈达是蒙古族牧民迎送客人和日常交往中使用的礼节。献哈达时，主人张开双手捧着哈达，吟唱吉祥如意的祝词和赞词，渲染敬重的气氛，同时将哈达的折叠口向着接受哈达的宾客。宾客要站起身面向献哈达者，集中精力听祝词和接受敬酒。接受哈达时，宾客应微向前躬，献哈达者将哈达挂于宾客脖子上，宾客应双手合掌于胸，向献哈达者表示谢意。来蒙古族还有许多风俗，比如：敬神、骨肉进餐......带你一起唱歌：蒙古族的劝酒往往通过情真意切的表达出来。唱歌与对酒是同时进行的，往往一人主唱之后，大家举杯合唱，然后大家一起干杯。怎么样？听了我的介绍，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开始喜欢蒙古族了呢？
西藏，这个耸立于地球之巅、平均海拔4000余米的雪域高原，以其恢宏的气势傲然于世。千百年来，生活于这块高天厚土神奇大地上的藏门珞各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西藏文化。西藏民俗文化是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其厚重的文化内蕴和特有的高原风采深受世人的瞩目和关注。一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地域性特征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民俗既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早在《汉书·王吉传》一书中就有“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的记载。《礼记·王制》云:“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这里说的王者巡守之礼,就是国君深入民间,对乡村社会的民情风俗进行一番调查研究。太师是掌管音乐及负责搜集民间歌谣的官吏,他把民间传承的民歌(国风)呈递给国君.国君通过这些民歌,“观风俗,知得失”,制定或调整国家的方针政策。我国古代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古代各民族之间流传的民歌.这些民歌,反映了古代人民的风俗习惯,包含着大量的古代民俗事象,对研究我国古民俗具有重大价值。 研究民俗事象和理论的学科称为民俗学。“民俗学”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有着极其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考古学要借助民俗学揭开古代社会神秘的面纱,民俗学要借助考古学提供古代传承文化的实证。编辑本段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是近几年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以往这个问题似乎并没有多少疑义，不是问题。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民俗学界或民间文化界一直在使用“民俗”、“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概念。现在突然出现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术名称，而且这一名词变得十分时髦，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纷纷改名，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所，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有的提出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学科等。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换汤不换药，贴时髦的标签。如同前些年，人类学热起来，许多学科紧跟形势，在学科前冠以人类学，如人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等。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是什么学科呢？究竟是社会学、民族学、还是民俗学，有必要加人类学壮其门面吗。说到底我们从事这些学科研究的人有点心虚，缺乏自信，不敢承认民俗学或民间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指我们以往熟悉和研究的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民俗”、“民间文化”的概念是可以互相置换的。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民俗 文化 是千百年来历史的记忆，积淀着人类的生存智慧，代表着一个民族的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生活准则。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民俗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论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
摘 要：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传统文化 是我国民族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我国由多个民族组成，传统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但是在现阶段外来文化的影响下，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传统文化生存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当中，如何保证民俗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民俗文化;当代;价值;思考
我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底蕴，传统民俗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发展的源头，也是我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在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的民俗文化造成了有力的冲击和影响，民俗文化的发展空间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一点点的缩小，传统民俗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族文化是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动力，只有对民俗文化的当代价值保持认识，才能为传统民俗文化的发展指明合理的方向。
民俗文化因其核心要素民俗是集体遵从的、反复演示的、不断实行的，所以具有增强民族的认同，强化民族精神，塑造民族品格的功能。与此同时，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差别，民俗常常会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特点，但其也有一些稳定的特征。一般民俗都具有社会性、地域性、变异性、转承性、规范性等特征。
民俗文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是我国民族的根本。民俗习惯的不断传承，对于民俗文化的发展与繁荣理工了重要保证。另外，民俗文化也在不断的发展与变化中，不断的受社会的影响。民俗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是其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当代社会的需求。民俗文化对于人们的价值观、道德观、审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都有着影响，民俗文化是社会团结的重要根源，也是人们价值观的体现，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民俗文化是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内容。
民俗文化对我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价值，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民俗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民俗是民间文化的载体，其包括民间的 传说 、戏曲、娱乐、技能、信仰、价值观等不同的内容，民俗具有丰富性，并且在传统的民间生活中得到传承与发展。只有弘扬民俗文化，才能延续和传承我国传统文化。民俗文化可以培养民族精神，提高民族的认同感。
在民间，各种民俗文化中蕴含着各种优秀的文化，并且形成了庞大的历史信息链。民俗文化中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独特的精神，民俗文化有着独特的个性特征与启迪。民俗文化中承载着具有浓重色彩的情感，是我国传统文化有力的传承。民俗文化可以加强民族之间的团结，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民俗文化具有维系的功能，可以使我国不同民族之间保持良好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对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丰富的民俗活动，各种民俗活动的进行，可以让人们寄托民族情感，并且对生活和心理进行调剂。民俗文化中包含了传统的文化资源，是现代社会旅游业中的重要内容，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可以为社会带来良好的效益，推动相关产业的发展，为社会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保证。
我国民俗文化现阶段的现状不容乐观，需要得到有效的保护与推广，从而保证民俗文化得到良好的发展。我国目前民俗文化存在着变迁与消失的现象，民俗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消失和变迁是正常的现象，但是需要对其中变化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重视和解决。在民俗文化的变迁当中，传统文化价值存在着严重的流失情况。传统文化价值的流失包括有形的和无形两种流失的方面。传统文化无形流失的方面主要体现在 西方节日 在进入中国后， 中国传统节日 逐渐的被忽视，传统节日淡化，外来节日则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传统文化价值流失的有形方面体现上，很多传统民俗文化形式和活动不断的减少甚至消失，年轻人缺乏参与的热情与兴趣，使得传统民俗活动越来越落寞。
另外，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存在着很多的不足。我国对于民俗文化的价值开发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建立了很多的开发模式，促进了我国旅游事业的发展。但是在对于民俗文化价值开发过程中，存在很多的问题，需要进行 反思 。
首先，对于民俗文化缺乏有力的保护，并且保护方式不够完善。民族文化保护的相关立法不足，民俗文化存在着后继无人的现象，很多保护 措施 的滞后性使得民俗文化难以得到良好的保护。
其次，民俗文化过分的受商业操作的影响，很多人在追求利益的同事，过分的利用民俗文化作为经济来源的措施，对民俗文化的长期发展会存在一定的危害。
最后，民俗文化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同化、破坏、伪造等现象。很多地区为了创造经济效益，模仿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并且采用各种封建迷信活动，影响了我国社会安定的发展。
民俗文化现阶段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必须重视对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合理开发，才能达到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政府和相关部门需要对民俗文化的立法等手段，为民俗文化的传承提供法律基础。在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上，要建立合理的人才库，避免出现人才断层，民俗文化失传的现象。另外，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尊重民俗文化的内涵，禁止对民俗文化不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严谨各种基于民俗文化上的模仿、伪造等不良活动的开展。
民俗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基础，在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同事，需要对传统的民俗文化进行重点的保护，推进经济与文化的双重发展。在对于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上，要提高其各种行为的规范性与合法性，从而保证相关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民俗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的价值重大，只有充分的发展民俗文化，促进民俗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才可以达到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在民俗文化的保护上，要加强相关立法，使得保护民俗文化的行为有法可依，促进民俗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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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新亮.保护视野下的淮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8)
浅谈民俗文化市场化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大众的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的趋向，大众的旅游活动形式已不再限于满足传统的有形的旅游产品，而是寻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愉悦和历史内涵，从消费有形的旅游产品转向消费无形的旅游文化。为迎合大众的这种需求，许多区域、城市、景区再次把目光移向曾经被冷落的精神性文化消费领域――民俗文化。
市场上开始出现所谓的“人造文化”，并有泛滥之势，许多学者、人士开始抨击、批判这种旅游文化市场化的行为，呼吁文化回归、保持原始状态。通过对民俗旅游文化现状的一些分析，从另一个角度指出文化商品化并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无是处，正当、适当的商业化手段对文化的传统和发扬还能起到促进作用。就此探究某些商业化的 市场营销 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民俗文化;商品化;庸俗化;内涵
1引言
随着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的丰富，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厌烦喧嚣的城市生活，渴望在闲暇之余呼吸一下清新的乡村空气和恬静特异的民族风情，这种对大自然和原始生态的回归动力，驱使着广大游客前往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地旅游，去民俗村寻求内心的渴望和满足对历史文化知识的渴求，这体现了游客的休闲需求，也说明当前民俗旅游文化正是在这种呼之欲出情况下逐渐呈现在广大民众视线之内。
正是基于此，我国的民俗文化成为旅游发展的重要战略性资源。近年来我国民俗旅游的开发及其发展都大有成效，然而一些问题也随之出现。如何合理科学可持续地发展民俗旅游，在旅游发展的前提下。使民俗文化发扬光大，避免庸俗化、导致畸形发展，使其走上持续健康发展道路成为当前一个值的研究的 热点 。
2民俗旅游文化的内涵
民俗文化的内涵
民俗，是依附人民的生活、习惯、情感与信仰而产生的文化。民俗文化是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民间文化，是在共同地域、共同历史作用下形成的积久成习的文化传统。其内涵包括饮食、服饰、家居等物质民俗}组织制度、人生礼俗等社会民俗;民间信仰、巫术禁忌、娱乐游艺、民间工艺等精神民俗;神话、传说、 故事 、民谣、 谚语 等语言民俗。这种民族的，时代的文化既有物质的标识，制度的规范，又有具体社会行为，风尚习俗的鲜活体现。
由此可见优良的民俗文化是对传统民俗事物和现象的梳理和检验后形成的。其表现形式多样，如今年开始实行的法定 清明 节、 端午节 、 中秋节 。在旅游中，民俗文化是很活跃的旅游资源，涉及旅游的行、游、住、食、购、娱的方方面面，由于各地的民俗对异地游客有一新奇感，激发民众的奇心，娱乐性、参与性也很强，对游客很有吸引力，游客为能亲身体验另一地域的文化特征，不惜奔走千里。如西藏香格里拉，云南西双版纳、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等地正是由于具有特有的民族风情村及少数民族习俗才闻名于世，吸引了广大国内外游客。
民俗旅游的内涵
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型旅游，它欣赏的对象为人文景观，而非自然景观，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民族的传统节日、建筑风格、民间歌舞都是民俗旅游的珍贵资源与欣赏对象。温锦英定义：民俗旅游就是借助民俗来开展的旅游项目，它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民俗事项和民俗活动为旅游资源，在内容和形式上具有鲜明、突出的民族性和独特性，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鲜感，它的魅力就在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巴兆祥界定：民俗旅游是指游客被异域或异族独具个性的民俗文化所吸引，以一定的旅游设施为条件，离开自己韵居所，前往旅游地(某个特定的地域或特定的民族区域)，进行民俗文化消费的一个动态过程的复合体，是人类文明进步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
民俗旅游的主要类型包括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民居及其他建筑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饮食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礼仪结合的民俗风情游、与喜庆结合的民俗风情旅游、与大型民族风情园景为产品的民俗风情游等六大种类。围绕以上不同类型，民俗旅游可以通过再现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民族的古老文、传统习俗，满足现代社会人们求新、求异、求同、求知的心里需要。因此，简单地说，民俗旅游就是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特有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为载体开展的旅游活动。
作为以民俗文化为主要吸引物的旅游目的地，游客关注的是精神层次的消费，这和观光型景区截然不同。民俗旅游对旅游目的地来说，特有的民俗文化是一种极其有价值的旅游资源，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吸引了更多的游客，从而扩充了旅游地的客源和市场需求，增加了经济收入，提高了社会收益。
3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旅游民俗文化的发展现状
这些年来，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发展极为迅速。已经成为旅游中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很多地区都纷纷投资兴建民俗旅游度假村、民俗旅游专业村、农业民俗旅游村以及民俗旅游主题公园等，承办民俗旅游节日，举办大型民俗旅游活动。
如山西民居以及乔家民俗博物馆，赣南的客家民俗文化、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云南大理丽江泸沽湖、山东日照的渔家乐民俗旅游度假村等地推出各具特色的活动内容和民族风情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游玩。如今，很多地区将旅游业看作扶贫行业，民俗旅游开发也作为发展地区经济的手段被滥用。不可否认民俗旅游作为旅游业中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促进了一些地区的经济发展，激活了一些地区其他的行业，解决了社会就业问题。正是这个原因，有些不具备开发观光型旅游地的地方，基于发展经济为目的，盲目投资建立形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村，大打“民俗文化”牌子。
民俗旅游存在的问题
(1)民俗旅游资源开发力度过大。
民俗旅游的蓬勃发展，带动了各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使得很多地方不顾自身环境条件的限制，盲目开发民俗旅游资源，致使当地民旅游文化资源开发无序，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受到严重破坏，长此以往，将损害整个民族旅游资源乃至文化传统传承。
(2)部分优秀的民俗文化庸俗化。
由于民俗旅游的经济效应较大，许多旅游景区片面注重对旅游景点的外观和形式的建造，不考虑当地的特色，只是想通过美观的造型来吸引游客的眼球。片面追求经理利益，导致民俗旅游被机械地舞台化，民俗文化被随意地庸俗化，从而失去了民俗的特色。
(3)特色不鲜明。
鲜明的地区特色是民俗旅游的主要依托。黄金周刚兴起时，国内许多城市对旅游业还不是很重视，有的地方甚至连像样的景点也没几家。近几年，各地都把旅游产业作为重要产业甚至支柱产业来抓，大抓特抓民俗旅游，民俗活动逐渐趋向同化。你敲锣打鼓，我也敲锣打鼓，你舞龙舞狮，我也舞龙舞狮。项目雷同，风格雷同，缺乏新意、创意与吸引力，民俗旅游正在失去特色。由此，我们务必要保留各
地民风质朴淳厚的特点，才能使民俗旅游项目持续吸引旅游者。
(4)内容肤浅，缺乏内涵。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一些景区往往仿照那些做得不错的地方，别人有的全部照搬过来，这样，形式上完全一样，再没有其附合本地民情、风俗的内容，过多地附和旅游者的心理，甚至为了猎奇心理，急功近利于一味迎合游客，刻意追求表面的形式，失去了内涵。孰不知，来参加民俗旅游的游客关注更多的是这种文化的内涵，这种深层的东西才是吸引游客的根本，形式上的做 文章 对文化的传播和本地景点的长远发展很难起到良好的效果。
(5)缺乏要有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
一些民俗旅游景区开发在实施过程中操之过急，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出现了很多问题。如有些，如深圳民俗文化村和云南民族村投资均在1亿元左右，开业时间也十分接近，前者很快收回投资，后者则连投资的利息都难以偿还，除了经营管理原因之外，云南民族村的建设选址过于匆忙，没有统筹分析，前者处于口岸城市，经济发达，项目内容与现代化城市形成鲜明反差。昆明人口流量小，民族村项目地处少数民族实际分布区，具有原地浓缩式开发模式的弊端。对当地居民吸引力不大，也损失了一部分追求真实感和亲身体会身临其境的外地游客。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两个同质景点的不同结局，可见科学、合理、系统的规划在开发民俗旅游中必不可少。
(6)缺乏行之有效的市场运作手段。
如果说文化是民俗旅游发展的根本，科学有效的市场化的运作手段则是民俗旅游发展的保障。民俗旅游的发展不能单单从形式上考虑如何去作，去延续，还要从经济效益上去统筹，没有了收入作支撑，民俗的发展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保证。我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艺术到今天都流失了，最根本的原因是它们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致使那些拥有这些技艺的民间艺人为求生存而改从其他行业。民俗文化的发展如果不能很好的运用市场的手段运作，只是作为一个纯艺术形式也不可能长久存活。我们知道，旅游刚刚起步的时候，民俗旅游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那时的民旅风情只是旅游中的一个小小点缀。
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民族风情村成长起来，越来越多的异地民俗发展开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旅游的带动，从而使其找到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基本裁体。但今天旅游中的到处泛滥的民俗村要求它自身的发展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市运作手段作保障。张艺谋的《英雄》开创了我国影视市场成功商业化运作的典范。其“印象刘三姐”，“印象桂林”等系列，让桂林更是驰名中外，也让人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同样可以包装，而且精美的包装会带来更大的收益，科学正确的商业化会使传统的民俗文化发展更好。
4结论
总体来说，民俗文化有其地方的独特性，这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紧密相连，其发展以旅游业为经济依托，旅游的发展与当地可进人性息息相关，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发民俗旅游时需要注重统一的规划和科学的市场营销。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市场化、商品化并非一无是处，相反。纯粹的艺术形式的民俗文化的发展未必能够长久。笔者认为，民俗文化不存在所谓永远的原汁原味，只要社会在发展，民俗文化就在不断演变，也只有不断变化了的民俗文化才更具有生命力，旅游中的民俗文化市场化、商品化也是一种在社会前进中的必然现象，不可能人为的去阻止改变，但可以人为的引导其正确的发展。
因此，传统的民俗文化当前旅游中民俗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当以市场为导向，结合其本身的独特性，市场细分，对一些特色民俗文化进行精美包装，以经济带艺术，以艺术促经济协同发展。这样，也许很多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都可以如东巴文化一样发扬开来，再次张现其生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