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前的外汇市场是一个封闭的、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同时外汇交易的诸多方面受到政府管制的市场体系，造成了市场竞争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存货管制、完善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机制、促进各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等措施进行完善。中国外汇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可兑换、服务金融机构、促进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以及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等各方面已经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94年后，我国外汇市场开始由外汇调剂市场过渡到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核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这无疑是我国外汇市场的重大进步。……………………
人民币浮动汇率对中小企业出口的影响分析[摘要]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我国长久以来适应了固定汇率制度的中小企业来说，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首先是基于人民币对美元相对价值的变化，对进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造成的影响；其次，浮动汇率制度给中小企业的对外贸易带来了更多的风险，这就要求中小企业在进出口贸易过程中不断提高抵御汇率风险的能力、完善出口交易的方式。为此，本文从以上两方面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及建议。[关键词]浮动汇率制度价格竞争力汇率风险中小企业出口影响一、概述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单一盯住美元，而是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呈现出不断地走强趋势（见图）。这对我国长久以来适应了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中小出口企业来说，造成了不小的冲击。首先，是基于人民币对美元相对价值的变化，由替代效应、互补效应等综合作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变化对企业出口本身造成的影响；其次，浮动汇率制度对中小企业在进行外贸交易的过程中，不断提高抵御汇率风险能力、完善出口交易方式的要求越来越高。二、汇率对中小企业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影响汇率是用一国货币所表示的另一国货币的价格，当一定单位的外币折合本币的数额增多，表示外币汇率上升；一定单位的本币折合外币的数额增多，表示本币汇率上升。通常情况下，影响汇率的主要因素有：货币流通状况、国际收支差额、实际经济增长、资金市场供求与利率、政府干预、心理预期等。在这些因素作用于汇率的同时，汇率的变动也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其最直接表现是：汇率上升会鼓励进口，促使国内物价下降，抑制出口，使大量商品由出口转为内销，增加国内市场商品供应，从而压低国内物价，具有减少国内生产和国民收入并加大失业率。2005年底，我国经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吸纳了75%左右的城镇就业人员，生产的商品占社会销售额的，货物出口额占左右，上缴税收占，其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市场繁荣和就业扩大的生力军。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出口产品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自主定价权小，主要涉足市场准入壁垒较低的传统制造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生产的大多是居民日用消费品、纺织工艺品、小五金、小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技术含量低、生产简单，国内企业基本上都借助于传统的薄利多销、低价竞争的营销策略进军国际市场，近年来,这些产品的出口出现了趋向单纯数量扩张、出口额增幅大大低于出口量增幅、出口效益下降的现象。人民币升值后这些产品的价格优势会进一步得到削弱，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的作用下，其出口必将受阻，这会对我国的整体进出口局势乃至经济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因为我国处在国际分工的下游，出口产品大都是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标准化了的产品，市场需求弹性较大，替代品较多。从中小企业出口竞争战略看，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路径依赖，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降低价格，占领市场。但应看到，这种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不仅会使出口方形成一味强调价格和成本竞争的惯性思维，还会使进口方也形成中国的出口商品可以不断压价的预期，使得出口企业的价格越压越低，利润十分微薄，很多企业依靠出口退税和有关优惠政策才能维持出口。如果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汇率风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我国中小企业必须从依靠成本价格优势的出口竞争战略向依靠产品差异竞争优势的战略调整。构建差异性优势的关键在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比重，使商品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中高价位提升，这样在面对汇率风险时，可以采取降价让利等手段从容应对，又可以凭借较强的产品品牌、品种等非价格竞争力，有效避免或减少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中小企业必须转换思路，加大结构调整，使商品竞争从传统的价格竞争向以品牌为中心的非价格竞争转变，靠品牌、靠质量来争夺市场。通过对企业自身特点和企业所处产业价值链的分析，确定企业的定位和发展战略,明确企业的竞争力，在技术、产品、组织管理、营销渠道和网络、品牌、资源等方面着力塑造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构筑企业在全球化的经营和竞争中持续发展壮大的基础和动力。在生产方式上坚持最低成本，最快反应，走信息化之路；在创新上，要千方百计加强培训与交流，共享公共技能。另外还要特别注重利用国际互联网提供信息和交流信息，在进口产品中加大高科技产品的进口比例，依靠科技优势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且人民币升值有利于企业进口原材料和设备，特别是产能扩张要求高的企业，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空间，进口国外先进的加工设备，加快技术改造步伐，优化产业结构，生产高品质的产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三、汇率风险对中小企业外贸交易形式的要求近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盯住美元基本不动，我国中小企业为了便于计算成本、核算收益，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一直主要以美元进行结算，而不愿用汇率变化频繁的欧元、日元结算，一些出口市场主要在欧洲的中小企业也争取用美元进行结算，这致使企业在国际贸易结算中过分依赖美元。2005年上半年贸易收入中，中小企业以美元结算的笔数和金额均占到98%以上。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我国中小企业必然要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风险和损失，导致出口产品的人民币收入相应下降。此外，我国中小企业习惯于在固定汇率制下经营，在汇率相对固定的环境下进行商业谈判和成本测算，对汇率变化和风险缺乏考虑和关注，尽管各外汇指定银行近年来积极宣传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等金融工具，但大多数企业并未广泛使用，在定价时只计算利率成本，根本没有考虑到汇率风险，规避汇率风险的意识和能力较为缺乏。经过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我国人民币汇率将更加具有灵活性，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变动方向和幅度将更有弹性。我国中小企业将不得不面临汇率风险，为了减少汇率风险对中小企业出口的不利影响，对企业的短期业务和长期业务可分别采取以下措施加以防范：1.针对企业的短期业务(1)早日收汇。人民币升值是近一年的趋势，出口企业早日收汇就意味着日后损失的减少。出口企业应尽量将收汇期限定得短些，以减少由于人民币升值给出口企业造成收益的下降。如企业可以采用现金折扣的方法，对提前付款的客户给予一定比例的现金折扣，以吸引对价格比较敏感的客户提前付款，这样不仅可以减少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损失，而且还可以防范商业风险，还可以减少应收账款的损失。(2)加强企业与外商联系，减少中间环节。中小企业很多出口业绩突出的企业，其产品都是经外贸公司代理出口，出口过程的中间环节较多，企业出口成本较高，人民币升值对这部分企业的影响最大。人民币升值后，虽然出口产品成本提高，但海外并购和扩张的成本却降低了不少。如果企业能够直接与外商联系或在国外设立销售公司，通过减少中间环节来提高企业利润，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人民币升值的影响。(3)采用灵活的出口报价策略。为减轻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中小企业可以采用渐进式报价策略，即每月将报价做适应性调整，逐步提高价格，这样人民币升值时，结汇的损失就可以减至最小。如企业可以在报价中加入这样一项条款：报价有效期一个月，10日内接受报价价格为8美元，以后每隔10天，价格增加1%。这不仅使企业达到减轻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损失，还可以促使外商尽快接受报价，达成交易。(4)正确选择计价货币。由于人民币实行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调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并不代表人民币对篮子内其他货币也必然升值。因此，在出口贸易中，企业应尽量采取不同货币进行结算。如对欧出口中采用欧元，对日出口则采用日元，以减轻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5)采用“福费庭”交易方式。即出口企业将经过进口方承兑过的远期汇票，向出口企业所在地的金融机构贴现，提前取得人民币。由于此种票据是无追索权的，故出口企业一旦将手中的远期票据卖断给金融机构，同时也就卖断了一切风险，免除了人民币升值的后顾之忧。通过“福费庭”方式，还可以为国外买方提供延期付款的条件，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出口企业只需支付一定的贴现费用就可将延期付款变成现金交易，变远期票据为即期收汇，提高资金的使用率，避免由于人民币币值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带来的损失。此外，我国中小企业还可以采取打包贷款、出口押汇等方式规避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影响。2.针对企业长期业务(1)人民币远期结售汇业务。远期结售汇业务，是指银行与客户协商签订远期结售汇合同，约定将来办理结汇或售汇的外币币种、金额、汇率和期限；到外汇收入或支出发生时，按照该远期结售汇合同订明的币种、金额、期限汇率办理结汇或售汇。(2)外汇期权。外汇期权，是一种选择性契约，期权购买方享有在契约届期或之前，以规定的汇率买入或出售一定数量的某种货币的权利；而期权卖方收取期权费，银行作为期权的卖方有义务在买方要求执行时，卖出(或买进)期权买方买进(或卖出)的该种货币。利用外汇期权进行保值，买方可根据汇率的实际变化情况，灵活地决定是否执行该合约，即在期权合约到期日之前或到期日，届时外汇市场的即时汇率和约定的远期汇率比较，如果和买方的市场预期相反，则可选择放弃执行合约，损失期权费，所需的货币可在外汇市场按即时汇率价购买。但若汇率变动，正如买方所预期的结果，就按契约所约定的货币汇率和数量进行货币交换，在这种情况下，采用外汇期权不仅使企业可以避免较大的汇率风险损失，而且还可以获得汇率有利变化所带来的较大收益机会。(3)掉期业务。掉期业务即客户委托银行买入A货币，卖出B货币，确定将来另一工作日反向操作，卖出同等金额A货币，买入B货币。客户需做远期外汇买卖后，因故需要提前交割，或者由于资金不到位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期交割，需要展期时，都可以通过叙做外汇掉期买卖对原交易的交割时间进行调整。在掉期外汇买卖中，客户和银行按约定的汇率水平将一种货币转换为另一种货币，在第一个起息日进行资金的交割，并按另一项约定的汇率将上述两种货币进行方向相反的转换，在第二个起息日进行资金的交割。最常见的掉期交易是把一笔即期交易与一笔远期交易合在一起，等同于在即期卖出甲货币买进乙货币的同时，反方向地买进远期甲货币、卖出远期乙货币的外汇买卖交易。(4)加强人才储备和培养。防范汇率风险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业务，准确的预测汇率变化趋势是避免外汇风险的前提条件。经济的全球化，投资自由化的发展，汇率波动的复杂性增加，对企业财务管理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除了精通会计、审计的理论与方法，还应通晓国际金融知识，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开放性思维和创新意识。为了更好地运用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企业必须拥有精通金融工程理论与实践操作的专业金融人才，然而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不仅缺乏精通会计、审计、金融的综合性人才，更缺乏国际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对企业防范汇率风险极为不利。所以有条件的企业要加强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不断充实外汇风险管理方面的人员，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研究工作，从而能够熟练使用外汇期权、远期、掉期等金融衍生工具为企业避险套利。四、结论本文认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对我国长久以来适应了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中小出口企业来说，主要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基于人民币对美元相对价值的变化，由替代效应、互补效应等综合作用引起的，进出口商品价格竞争力的变化对企业出口本身造成的影响;二是浮动汇率制度对企业不断提高抵御汇率风险能力、完善出口交易方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使企业进出口尽可能小的受到以上冲击，企业自身除了需要转换思路，加大结构调整，使商品竞争从传统的价格竞争向以品牌为中心的非价格竞争转变，靠品牌、靠质量来争夺市场外，还需要不断关注汇率变化，积极运用远期结售汇、货币掉期等金融工具，改善外汇支付方式，从而提高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中小企业简报:2005年中国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J]，2006（14）[2]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情况调查[J].2006-03[3]赵建设:国际结算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4]中国工商银行网站[5][美]约翰.丁.斯蒂芬斯著徐杰译:金融衍生工具管理货币风险[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龙江李桂芳：企业运用外汇掉期问题分析.金融经济发展研究[J][7]中国国际商务网站
进入2010年以来，国际外汇市场针对人民币升值与否的问题做了无数次的讨论和争辩，最终还是回到人民币升值的几大关注问题上来：“人民币为什么会升值，人民币升值后的影响是什么，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在哪里，如何找寻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汇率升值后会产生哪些人民币升值受益股，同时有伴随哪些人民币升值的危害”。反思下来总的一句话，就是人民币升值与否与投资者和国民经济有着什么样的纠结与暧昧？ 首先我们来认识下人民币汇率是什么。汇率亦称“外汇行市或汇价”。一国货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是以一种货币表示的另一种货币的价格。由于世界各国货币的名称不同，币值不一，所以一国货币对其他国家的货币要规定一个兑换率，即汇率。 而人民币汇率就是人民币兑换另一国货币的比率。 人民币升值定义： 在中国利率评价论对人民币走势的解释或更贴切，也就是说两种不同货币存款的利差应等同于市场预期的汇率变动的百分比。通俗的意思就是说，中国人的钱值钱了，比如在国际市场（只有在国际市场上才能体现出人民币购买力增强了）上原来一元人民币只能买到单位商品，人民币升值后就能买到更多单位的商品了，人民币升值或贬值是由汇率直观反映出来的。 人民币升值用最通俗的话讲就是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换句话说就是你以前用一美元能换元人民币。现在只能换元人民币。 人民币升值的利与弊（人民币升值的利弊） 人民币升值的好处有： 1.增强我国的购买力，外国的商品我们买都等于是别人打七、八折的价钱卖给我们。 2.同样道理我国对外国进行投资或购买外国资产都会比以前便宜、便利。 3.人民币的一次升值会引发经济界人士认为人民币还会升值，导致大量的资金进入中国，这足以抵消因投资成本加大而减少的投资额，而且还会大大的超出。 4.由于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被人民币升值所抵消，人民币升值还可以促使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高附加值为主的方向转化。 5.人民币的升值可以为人民币走向世界打下基础，升值后的人民币会给世界人民带来信心，之后人民币成为国际流通货币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6.社会福利直接提高，因为人民币购买力提高，各方面的物价会相应的降低 7. 从短期效应来看是有利的。毕竟在相同的货币价值下，老百姓能买的东西多了。但从长远看，不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最明显的就体现在如上所说的进出口贸易方面。另外,站长团上有产品团购,便宜有保证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以山东为例2009-8-19摘 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明显。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其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的。本文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山东省涉外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涉外经济发展等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引言汇率作为国内货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比价，与涉外经济发展关系十分紧密，而贸易结构作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受汇率变动影响显著。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贬值通道，贬值幅度在82%左右，通过汇率贬值，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基本结束了贸易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并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这也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幅度加大，升值趋势明显。这期间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不断提高，减弱了部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相应提高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渐进的。可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人民币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分析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汇改前后，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总量、就业等总量效应的分析。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人们将焦点转向升值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上。管涛、尹祖宁（2006）等通过对汇改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这一变量进行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商品进出口差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用以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冯正强、杨晓霞（2007）计算了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我国三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爬行式缓慢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则在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一般来说，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取决于经济体内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变动，而产出水平受制于贸易竞争力，若汇率变动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经济体内部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也一定会带来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在汇率非中性的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反应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组织以及需求弹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汇率变动之后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反应就会不同。在长期内，不同的价格变动将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和盈利差异，这会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可变要素累积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同时，随着汇率变动，经济体内部由于各个产业或产品的投入品来源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成本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变化。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更多非进口投入，汇率变动导致其更大幅度的进出口变化，而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汇率变动仅导致其较小幅度的变化。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涉外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山东省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的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亿美元，增长了9倍，其中出口额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成为推动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42%，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为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我们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结构分为初级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通过分类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见图1），可以发现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几个显著特征：（一）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逐步失去竞争优势2008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占比为，较1998年下降个百分点，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2008年，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近年来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2008年，全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在三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最强，其出口额占全省比重为53%，这一指数较2006年下降，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竞争优势在降低。（四）从企业规模看，“强者衡强，弱者更弱”效应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且本身利润空间不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部分竞争力较弱、依靠退税维持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而对于拥有自主品牌、掌握一定定价话语权的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等措施来应对汇率升值，因而不仅未受影响，而且市场占有率得以提高。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的大型企业利润额占全行业的，其平均利润率为，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4%的倍，比上年同期增加个百分点。为进一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1998—2008年山东省进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集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1：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三类商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Granger原因，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四、当前需要关注的几点问题及有关建议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下，推动贸易结构升级对全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由于山东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序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汇率升值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转型缓慢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山东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原材料加工型行业又占据第二产业的主导，以2008年为例，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冶金、建材六大传统行业的销售收入占第二产业销售收入的70%左右。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仅占出口总值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的69%、70%和43%。竞争优势不突出，结构转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传统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其对企业的影响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农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提价存在一定困难，回旋余地较小，受影响较大。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全行业利润约在4%左右。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出现破产逃逸现象。虽然近期为应对出口下行风险，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部分行业的窘境。（三）出口企业中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由于龙头企业竞争力不突出，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出口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化解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据山东海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其主要出口产品纯碱属于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其产品国际需求较稳定，但由于国内同类企业相互倾轧现象严重，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方式亟待升级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对汇率条款的幅度难以把握，只能被动地接受汇率损失。目前大多数企业仍习惯采用提前结汇、延迟付汇等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的避险操作方式，缺少自身对未来汇率走势的正确判断，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亟待升级。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完善有关管理政策，避免部分传统行业过快衰退。四是加大引导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1997，（5）.[3]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4]管涛.汇制改革初见成效——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评估[J].国际贸易，2006，（2）.[5]尹祖宁.弹性汇制下更应关注和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J].经济学动态，2006，（6）.[6]胡均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刘连营；中共山东威海市委党校 邓卫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
首先这个论文的题目意义不大，这个问题已经被N多人去讨论过，没有新意。其次不同经济时期美元与商品期货价格不一定是反比例关系。同涨同跌的时候也经常出现。如果一定要去讨论，最好注明在特定的时间内。
毕业论文选题难道不应该去跟你的老师商量吗，本科都读完了，连个毕业论文都不知道写什么题目
金融工程专业要求有模型，建议从以下两个题目中选：利率市场化与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我国商业银行发行次级债券的效应研究
房地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其中计量模型市这样的：1回归分析2单位根检验3协整分析4误差修正模型
中国汇率问题研究 摘要：人民币大幅度升值事关我国进出口形势、国内优势产业的生死存亡等，中国必须从自身利益出发，在国际法要求的范围内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应争取遵循国际法途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争端机制内解决问题。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 原因 国际法 解决途径 “人民币升值论”最早由日本政府提出，随后，以美国为首的其他西方国家不断对人民币汇率提出指控。2009 年来，西方国家压迫人民币升值的陈年旧调再次喧嚣尘上。西方国家不厌其烦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何在？ 一、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原因 1.美国。长期以来，美国以美中间存在巨额贸易逆差为由力促人民币升值，尽管美国明知人民币升值并不能明显改善其国际贸易状况，但仍然不遗余力地促压人民币升值，原因在于：一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自己潜在的强大竞争对手，千方百计打击中国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削弱中国同美国的议价能力；二是通过促压人民币大幅升值，将全球热钱引入中国，吹大中国国内资产泡沫，并在泡沫顶峰时反手做空，使中国成为历史上的第二个日本。 2.欧盟。相对于美国而言，欧盟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一直持相对温和的态度。但自2007 年初开始，欧盟的态度一度超越美国变得异常强硬。欧盟之所以突然关注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于人民币虽然兑美元升值，但相对于美元兑欧元的大幅度贬值，人民币兑欧元同样是贬值的。这一方面增加了欧盟成员国对华出口的难度，另一方面却使得中国的商品进入欧洲市场比进入美国更容易，其结果是欧中之间贸易逆差的迅速扩大。为减少贸易逆差，欧盟选择联手美国共同压迫人民币升值。 3.日本。与美国、欧盟不同，日本在中日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地位。以2008 年商务部统计为例，截至2008 年10 月，日本一直居于中国前10 大贸易逆差来源地第3 名，仅次于我国台湾和韩国。因此日本迫使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不在于贸易差额问题，而是争夺亚洲领导权以及未来"亚元"主导权的战略举措。 可见，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合力压迫人民币升值并乐此不彼，归根结底就是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二、人民币大幅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西方国家给了我们巨大的升值压力，但如果我们贸然屈服、匆忙大幅度调整人民币汇率，必将给我国经济各方面造成不利影响。 第一，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出口增长。人民币汇率升值会增加出口企业成本，在世界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出口利润的下降将影响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如果出口企业为维持一定利润而提高价格，则会削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率的提高。尤其是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对外出口一度萎缩，此时提高人民币汇率无疑是对出口的又一沉重打击。 第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对中国的优势产业产生严重损害。在目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中，相对于发达国家以研究开发（R&D）和服务业为主来讲，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其优势企业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产品档次不高，附加值含量低，在国际市场价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极易受到汇率水平变动的影响。 第三，人民币大幅升值会影响到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目前，世界经济整体环境依然并不乐观，这对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国际游资而言，具有升值预期以及进入相对安全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金砖四国"，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国际游资由于具有资金规模大、流动快、趋利性强的特点，会对金融市场造成潜的在冲击。况且，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金融市场发展比较滞后，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会对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直接产生影响。三、人民币汇率自主性的国际法依据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定，国家主权具有国内最高和对外独立与平等的特性，而国家货币主权就是国家主权在处理国内外一切与货币事务相关领域的体现。传统上，主权国家可独立自主地应用本国的货币主权，原则上他国不得干涉与反对。但随着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的逐渐加深，各国之间在行使本国货币主权时不仅要综合考虑本国的各种因素，还要考虑到对周边国家和世界经济的影响。因此，货币基金组织（IMF）应运而生。 IMF作为限制和协调各国对外行使货币主权的专业国际组织，它规定：凡是加入IMF 的成员国就意味着该国同意授权IMF 行使原只属于各国的部分货币主权，从而使各国原有的货币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即要接受IMF 宗旨和章程的约束，承担IMF协定中相应的义务，比如在外汇安排、汇兑措施、国际收支和划拨等方面的义务。表面上看，这种让渡会使国家的货币主权遭到一定的削弱，但同时，国家在让渡自身部分货币主权的同时却又能对等地享有、获得来自他国相应的货币主权的补充。也就是说，只要这种让渡是以平等互利为前提和基础，就意味着国家不会丧失本国货币主权的自主性。对我国而言，由于我国的承诺是保证履行IMF 协定第8 条款项下的义务，即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而这一早已完全兑现。因此，当前我国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在已经履行了IMF 协定义务的基础上，遵照其要求进行的，西方国家根本没有理由对之加以指责和干涉。这也从根本上赋予了我国自主运用汇率制度的权利。 四、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法律化解决途径 针对西方国家无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问题，我国政府应该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明确IMF 为人民币汇率争端解决的主要机制。近年来，西方国家因为IMF 执行措施的力度没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强硬，试图舍弃IMF 而寻求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但是，汇率义务本该由IMF 来衡量，不能因IMF 执行规则的力度不够，就该另起炉灶。因此，西方国家的这种打算是避轻就重，试图滥用WTO 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对此，我国政府应该表明西方国家援用WTO 的有关协议来挑战我国汇率政策的做法，是置IMF协定的规定及其管辖权于不顾，既有违于IMF 和WTO 在现有国际经济格局下的分工，也不符合WTO 本身的规定。 第二，详细研究IMF 有关货币汇率的争端解决机制。IMF 成员国关于汇率争端的磋商程序一般包括：争议成员国将投诉或争议提交IMF 理事会或IMF 执行董事会审议；成员国对IMF 或成员国之间对《IMF》条文解释产生争议，则提交IMF 执行董事会裁决；如果执行董事会所审议或裁决的投诉和争议与某一无权单独指派执行董事的成员国有关，该成员国可以派代表列席会议，执行董事会也可以对该成员国提出此种要求；与《IMF 协定》解释争议有关的成员国对于执行董事会的裁决如有不服的，可以在该裁决作出后的3 个月内要求将该争议再提交IMF 理事会作最后裁决。这些磋商程序看似简单，然而应用起来却无比复杂，因此，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把握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主动权，增强人民币汇率政策的自主性。 参考文献： [1]杨松.国际法与国际货币新秩序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温建东.从IMF 和WTO 规定看人民币汇率[J]. 金融研究,2004, (6) . [3] 陈斌彬.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我国当前人民币汇率政策的合法性[J],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5). [4]方蕾.对西方关于人民币汇率指控的国际法解读[J],经济研究导刊,2006(6). [5]郑玲丽.人民币汇率的国际法思考[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2008,(4).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亿美元，同比增长；投资收益流出亿美元，同比增长。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一)央行的对冲努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成本问题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六、结束语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这个要求非常专业，而且要有国外的操作经历。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前瞻性。非常难。。
中国当前的外汇市场是一个封闭的、以银行间市场为中心同时外汇交易的诸多方面受到政府管制的市场体系，造成了市场竞争不足、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大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改革、逐步放松外汇存货管制、完善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机制、促进各银行业的公平竞争等措施进行完善。中国外汇市场是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可兑换、服务金融机构、促进宏观调控方式的改变以及促进金融市场体系的完善等各方面已经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94年后，我国外汇市场开始由外汇调剂市场过渡到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为核心的银行间外汇市场，这无疑是我国外汇市场的重大进步。……………………
汇率制度的选择研究 [2009-03-28 06:03] 摘; 要：目前，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压力越来越大，一些研究机构、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也纷纷对此发表看法。我们认为，人民币升值问题归根结底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那么，现有的盯住汇率制度是否适合当前的形势？如何从盯住汇率转向更为合适的汇率制度？怎样决定适合发展、体制改革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当前对汇率制度选择和世界汇率制度演变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有益于解决以上问题的途径。 本文首先对盯住汇率制度进行分析，介绍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影响因素，之后从总体上讨论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因素以及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最后提出当前汇率制度选择的BBC准则以及可供中国选择的几种汇率制度。一、脱离盯住汇率制度从盯住汇率制度的脱离，既可以转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也可以在现有制度下进行调节，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由于“外汇压力”而导致的正常脱离，另一种是由经济状况恶化而导致、经济危机，从而被迫脱离盯住汇率制度。具体而言，从盯住汇率制度向更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五种：（1）从任何盯住汇率制度转向浮动汇率制度；（2）从硬汇率盯住（hard peg）转向软汇率盯住（soft peg）；（3）从固定的盯住汇率转向水平盯住或爬行盯住；（4）从爬行盯住或水平盯住转向爬行带汇率制度；（5）在汇率带制度中扩大浮动带的范围。从盯住汇率制度向不灵活的汇率制度的转变可以分为以下四种：（1）从软汇率盯住转向硬汇率盯住；（2）从任何汇率带制度转向固定的盯住汇率；（3）从爬行带转向爬行盯住或水平带汇率制度；（4）在汇率带制度中缩小浮动带的范围。对正常脱离而言，伴随着贸易开放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政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更易向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转变。这是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往往面临资本流动较大的波动性，因此日益增加的贸易开放程度也相应地增加了该国受到贸易条件（TOT）冲击的风险，而采用更灵活的汇率制度可以缓解或吸收这些冲击，抵御外来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一般是同体系的外汇系统开放和官方的外汇储备有关。银行系统的外债相对其外国资产比重的下降将促使从盯住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银行系统外债比例的下降预示着其所受到的汇率风险的减小，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通过汇率浮动的调节来控制汇率风险的依赖；同样，巨额的官方储备也形成了对相对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但是，这种正常脱离盯住汇率制度的现象通常不出现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而是在那些长期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发生。对被迫脱离而言，在出现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前经常会出现如下经济迹象：真实汇率表现的货币升值、出口形势恶化、高通货膨胀率、资本流入逆转、国际储备减少、货币供给膨胀、财政巨额赤字、经常项目赤字、银行体系负债增加、利率迅速上升、TOT恶化等。由此将导致外汇市场形成贬值压力，使得一国被迫放弃盯住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亚国家就是这种被迫脱离的典型。而因升值压力所导致被迫脱离前的经济迹象正好相反：如出现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出口增长的强劲，紧缩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经常项目顺差等等。另外，实行盯住汇率制度的时间长短也是影响汇率制度转变的显著决定因素。时间越长，越会趋于向更不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因为时间越长表明这种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对经济影响越有效，所以有继续维持盯住汇率制度的趋向。但由于市场压力也会随时间增加而增加，将有可能导致危机而被迫脱离。二、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有关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已经在理论与实证研究中有了广泛的分析与论述，但不同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不尽相同，很难达到共识。当前现有的理论研究都不约而同地集中在对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分析上，讨论侧重在经济规模、开放程度等不易随时间变化的长期经济变量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理论有很多。上世纪60年代，最优货币区理论认为，经济规模巨大而开放程度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从70年代开始，经济冲击的本质与影响力开始被认为是决定汇率制度选择的潜在因素。有些学者认为，TOT剧烈的波动可能导致浮动汇率制度的实行，因为这可以帮助缓解真实的外部冲击。到目前为止，对这一观点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有争论；今后，针对日益提高的国际资本流动性，有些学者提出要维持盯住汇率所需的政策要求更迫切、苛刻了。由此产生了“汇率体制中空”的假说（hollowingofthemiddlehypothesis），即国际资本流动性的提高将促使一国的汇率制度向汇率体系的两极——硬汇率盯住（如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和完全自由浮动转变。对汇率制度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假说。汇率制度的选择同一国的经济体制和因素也有关。制度不规范、不稳定将更难维持盯住汇率，但适合采用货币局体制。一些转轨国家、后危机时代国家或历史上经历了高通货膨胀的国家的经验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相关研究所考虑的变量分为以下四类：最优货币区因素、资本开放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和历史与制度因素。介绍如下：最优货币区因素：贸易开放程度、对外贸易的分散化程度、经济规模、人均GNP，TOT波动率、石油出口等；资本开放因素：资本控制、实际资本流动的开放程度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宏观经济因素：通货膨胀和官方储备；历史与制度因素：1945年以后的独立性、政治局势和转轨经济国家。Juhn和Mauro（2003）利用1999年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经济规模大、对外贸易占GDP比重较低、高通货膨胀、政治稳定、转轨经济的国家更易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资本控制程度较低的国家更易采用硬汇率盯住的汇率制度；资本开放和资本控制都不是影响一个国家选择浮动或盯住汇率制度的强有利因素，反而决定了对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资本控制越强的国家更易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三、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间汇率制度”（intermediateregime）在大多数的货币危机中成为主要被鞭挞的目标，危机过后，世界各国的汇率体制出现了“两极化”（bipolarview）的趋势，采用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都在向更为灵活或更为固定的汇率制度转变，特别是那些同国际金融市场融合更为紧密的国家。但目前众多实证研究的结果却是复杂的。所谓“两极化”趋势，即采用硬汇率盯住（包括同另一种货币结为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体制）和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这两种制度已经被广泛认为是唯一的两种适合于当前国际金融市场融合的汇率制度。具有高资本流动的国家正在或者将要摒弃中间汇率制度而选择其中之一。这种观点认为，盯住汇率制度在资本流动下是不可行的，除非一国采取一些必不可少的措施来维持盯住汇率并绝对支持它，而唯一可行的替代政策就是将汇率浮动，促使经济处于连续的市场机制之下。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官方公布汇率制度的统计来看，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两极化趋势似乎得到了证实：IMF成员国中采取官方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已经减少了一半，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增加了一倍。而且，由于许多国家都开始采取货币局制度、加入货币联盟或美元化，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中实行硬汇率盯住的国家的比重在过去10年中也增加了。但是，一个国家实际所执行的汇率制度可能不同于其官方所公布的。在过去的10年中，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意图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 鉴于这种官方公布与实际不符合的情况，从1999年1月开始，IMF依据实际的汇率政策，开始执行一种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新的系统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主要包括以下八种：（1）美元化和货币联盟制度； （2）货币局制度；（3）传统的固定汇率制度（盯住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4）水平盯住汇率带制度；（5）爬行盯住汇率制度；（6）爬行汇率带制度；（7）未事先安排的有的浮动汇率制度；（8）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在新的汇率制度分类系统下重新分析世界汇率制度的演变，可以看到，“两极化”趋势并没有真正出现。各个国家实际上更趋向于选择更为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并由此新产生出一些更易被接受的灵活的中间汇率制度，而中间汇率制度也重新成为学者和各国政府关注的对象。四、中间汇率制度的选择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都是某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因为这种选择使得一个国家可以在通常情况下采用固定汇率制度但又保留了在极端情况下（出现基本失衡时）干预汇率的权利。有些学者为了弥补中间汇率制度在日益增加的国际资本流动下存在的本质缺陷（例如，WiUiamson，1965）就开始设计新的中间汇率体制，这样既能体现足够的汇率灵活性以避免产生经济失衡，又能保证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不为提供投机机会。以上种种考虑使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爬行盯住和宽带浮动汇率制度，随后又出现了爬行带汇率制度，Dombusch和Park（1999）将其命名为“BBC”准则（basket，bandandcrawl）。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一般而言，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更愿意采用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由此可以稳定有效汇率而不是仅仅针对单一货币的汇率。这样可以使国家免受贸易竞争力、产出以及由于其它货币汇率反复无常的变动导致的通货膨胀的偏差所造成的冲击。一般所选取的货币为美元、欧元和日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适合实行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在对智利、哥伦比亚和以色列的汇率制度研究中（Williamson， 1996），智利和以色列都选择了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而哥伦比亚选择了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是由其贸易模式的不同所决定的。因为哥伦比亚的贸易是由美国和其它盯住美元的国家所主导，而智利和以色列是对外贸易多样化的国家。宽带浮动汇率制度：设定汇率在中心平价上下10%甚至15%的带状范围内自由浮动。选择宽带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实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宽带自由浮动汇率制度可以确保政府在无法精确估计均衡汇率时不至于陷入只能维持不均衡汇率的境地；二是允许中心平价可调节，使其可以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而不必采用不连续的人为汇率调节造成市场不稳定；三是货币政策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当一国面临同世界经济周期不协调时可以起到反周期的作用；四是帮助一国应对暂时突然出现的大量资本流入，只要设定的宽带具有可信性，即使是一定程度上的可信性，对汇率的预期也将发生逆转，投机者就会对本币资产和外币资产的收益进行调整。而且，对贸易品产业的者在进行时，一般趋向于看重汇率的平价而不是其市场水平，所以，所设定的对平价的浮动偏差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投资决策。爬行汇率制度：经常被用来调节通货膨胀的偏差，但如果应用太武断，将带来破坏对外竞争力的风险（如俄罗斯的教训）。发展中国家还可以调节爬行汇率制度以反映出B—S（布拉萨、萨缪尔森）生产力偏差并顺利完成真实升值，由此可以维持经济均衡。最后，政府还可以在正常的平价上做微小变动以调节经济的真实偏差。相对完全固定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而言，中间汇率制度可以控制经济失衡，这是两种极端的汇率体制所不能做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完全固定汇率制度在高通货膨胀时将导致本币高估，而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下由于货币汇率脱离了经济基本因素而通常会导致更明显的经济失衡，比如1981年的英国先令、1985年的美元、1995年的日元和现在的欧元。在经济失衡将导致严重后果的形势下，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将均衡汇率平价维持在一个同经济基本因素相一致的水平是汇率体制选择上的重要一环，而中间汇率制度正是可以实现该目标的最合理选择。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转变的经验和教训对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了以下两个条件：一是任何新的汇率制度的实行必须事先实行有效的政策措施以避免为将来损害汇率制度可信度负责任；二是有必要在公开汇率制度的选择结果以充分获取中间汇率制度的好处之前通过非公开的方式建立该汇率制度的可信度。究竟怎样的中间汇率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机制最终将汇率预期稳定下来，同时又可以避免金融脆弱性可能导致的？在BBC准则所提到的三种汇率制度中，汇率带制度下的有效汇率可以使得经济免受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反复无常波动产生的影响，而盯住一篮子货币和爬行汇率制度却没有这种作用。所以，更为合适的中间汇率制度的调整是在汇率带制度中对汇率浮动带边缘的调整，有以下三种可行的方法：参考汇率、软汇率带和监测汇率带。参考汇率（referencerateproposal）：Ethier和Bloomfield（1975）提出，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政府应当承诺不推动其汇率偏离一个协议的均衡汇率水平。该均衡汇率水平被称为参考汇率，同Williamson（1985）提出的“基础均衡汇率”很相似。在这种汇率制度下，政府没有义务维持参考汇率，只需要不进行干预或采取其它政策影响汇率。参考汇率使得政府不会为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而导致金融危机，它只是在浮动汇率制度下约束汇率干预的一种方法，同中间汇率制度并不相同，因为后者需要政府确定出均衡汇率水平并加以公布。软汇率带制度（softbandorsoftmargin）：在此制度安排下，政府不承诺绝对维持汇率带的宽度。在强烈投资压力存在的情况下，政府有权利宣布汇率波动超出汇率带的规定，但同时也警告市场将在可能的情况下随时采取政策措施将汇率波动拉回到汇率带限制的范围内。 Bartolini和Prati（1997，1998）正式提出“软汇率目标区”（softtargetzone）的概念，是对软汇率带制度研究的理论贡献。他们提出，一国政府可以采用将过去和现在的汇率制度的移动平均值或者几何平均值维持在一个设定的波动范围内而不是仅仅维持当前的市场汇率水平。这样，汇率的波动可能在短期会脱离汇率波动带，但维持了在长期处于汇率波动带内的稳定。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的外汇储备曾有过两次高速增长时期。第一次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1994~1997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终于摆脱了十余年低速徘徊的局面，出现了连续4年的高增长。第二次发生在21世纪之初。从亚洲危机的冲击中恢复之后，中国经济很快就步入了快速的轨道。与此相伴，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1年始重又快速增长；到了2006年4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跃居世界首位，目前已逾万亿美元。随着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担心和争论也纷至沓来。人们或怀疑外汇储备规模的合理性，或诟病巨额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或指责外汇储备的积累输入了通货膨胀，或认为人民币汇率因此而承受了越来越大的升值压力，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无独有偶，就在中国为外汇储备的迅速积累而惴惴不安之时，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除去美国和欧盟这两个在国际储备体系中拥有“关键货币”的经济体，也都出现了外汇储备迅速增加的情况。此类现象之所以值得关注，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恰恰是发生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他们摒弃了实行多年的固定汇率制并转向各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之时；而我们一向奉为圭臬的外汇储备理论却告诉我们，一国转向浮动汇率制，将大大减少其对外汇储备的需求——理论与现实的矛盾，需要给予合理的解释。本文旨在以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为背景来分析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及其改革问题。我们首先从功能转变的角度对我国外汇储备的规模进行分析，然后对外汇储备增长引起国内流动性迅速增加的现象以及货币当局的对冲操作进行评论，最后，在借鉴国外管理外汇储备之经验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外汇储备体制的改革问题。二、外汇储备的规模：着眼于功能转变的分析关于中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现象，一个普遍的担忧是，从传统外汇储备功能角度看，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足够应付支付进口、偿还短期债务和稳定汇率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不停地堆积外汇，等于将我们用宝贵的资源换回的资金低成本地交给外国使用。这一看法值得商榷，因为它忽视了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要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浮动汇率制与高额外汇储备积累相伴相随的新现象，我们必须从亚洲金融危机的特征以及世界各国的应对之策说起。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的亚洲金融危机，并不是起因于各国经济基本面的恶化，而是以国际投机资本对固定汇率制的恶意冲击为主要特征的。经过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经济体大都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转而实行某种形式的浮动汇率制。但是，近期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经济体声称向浮动汇率制度转变，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汇率的干预。著名国际金融专家麦金农在对这些经济体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缜密研究之后敏锐地指出，在某种程度上，这些经济体向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转变只是一种假象；从汇率的走势和各经济体的操作实践来看，各种自称自许的浮动汇率制以及管理浮动汇率制等等，其运行特征更像钉住汇率制度。”他将此概括为“没有信誉的固定汇率制”。从制度层面上分析，这种汇率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种制度安排的结合，即公开宣布的弹性汇率制、(出于稳定目的)对汇率的频繁干预、国家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我们认为，这种“三位一体”的安排，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危机新特征所做出的理性选择。之所以要公开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为的是使投机资本难以获得关于汇率变动的明确信息，从而大大弱化国际投机资本对一国(地区)汇率展开攻击的动力；之所以要稳定汇率，是因为对于非关键货币国家(地区)而言，本国(地区)货币汇率对关键货币保持稳定，事实上将使得本国(地区)经济、特别是物价水平获得一种稳定的“名义锚”，从而有助于本国(地区)经济稳定增长；之所以要保持大量的外汇储备，为的是使货币当局更灵活地干预(而不是像固定汇率制下那样单方向地干预)外汇市场，从而影响国际投机资本的预期，并据以对国际投机资本保持一种“威慑”，使得他们不敢轻易对本国(地区)货币汇率进行攻击。从实践效果上看，一国(地区)外汇储备水平越高，其“引而不发”的“威慑”作用就越大，国际投机资本对该国(地区)的汇率和金融体系就越不敢造次。此外，为缓和货币错配的不利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往往需要通过增加外汇储备来增强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的信心。在信用货币制度下，外汇储备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金本位货币制度下黄金的功能，一国(地区)的外汇储备就类似金本位制度下货币当局拥有的黄金。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就意味着该国(地区)货币当局发行的信用货币有一种实际价值的资产——外汇储备作为支撑。因而，一国外汇储备越多，居民对该国(地区)信用货币的稳定就越有信心，也就越能防止货币替代的发生。发达国家的实践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外汇储备在增强货币信心方面的作用。近年来，欧洲央行逐步减少了外汇储备，但同时黄金储备却相应上升。欧元是当前惟一能与美元竞争的国际货币，为增强欧元同美元的竞争力，欧洲央行就不能过分依赖美元储备发挥增强货币信心的作用——增加黄金储备也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总之，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虽然广大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实行了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其外汇储备却未如人们依据传统理论而推断的那样大幅减少，反而有大幅增加，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体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传统的外汇储备功能是与固定汇率制度相适应的。其明显的特点就是十分强调外汇储备的“务实”功能，即，一旦经济受到不利冲击，货币当局就准备实实在在地用“真金白银”去满足进口、支付债务和干预汇率的需要。在浮动汇率制下，满足上述三项需要的功能大大弱化了。如今，外汇储备管理的核心在于“保持信心”，具体而言，浮动汇率制下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主要包括：支持公众对本国(地区)货币政策与汇率管理政策的信心；通过吸收货币危机冲击以及缓和外部融资渠道阻塞，来克服本国(地区)经济的外部脆弱性；提供一国(地区)能够偿还外债的市场信心；支持公众和外部投资者对本国(地区)货币稳定的信心；支持政府偿还外部债务与使用外汇的需要；应付灾难和突发事件。外汇储备在“保持信心”方面的作用逐步增大，同时就意味着其作为一国(地区)财富的功能得到强化。换言之，追求国家财富的增长，成为外汇储备管理日益重要的目标。实证研究表明，通过加强管理，外汇储备可以取得令人满意的投资收益。2005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一份题为《外汇储备的财务成本》的研究报告中，通过对110个国家1990-2004年的全部数据进行严格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统计期内，即便将所有的成本(包括机会成本)都考虑在内，除发达国家之外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外汇储备都获得了净收益。应当说，较之同期其他任何投资而言，外汇储备的投资业绩都是毫不逊色的。中国的情况也是如此。仔细分析我国的国际收支表，我们可以间接地推断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情况(图1)。以2005年为例，当年中国净投资收益为顺差亿美元，实现了自1993年以来的首次逆转；其中，投资收益流入亿美元，同比增长；投资收益流出亿美元，同比增长。在中国的国际收支统计中，中国的投资收益包括“直接投资项下的利润利息收支和再投资收益、证券投资收益(股息、利息等)和其他投资收益(利息)”。考虑到中国对外投资中官方证券投资(外汇储备使用)占主导地位，可以合理地推断，中国投资收益大幅上升与中国对外资产规模不断扩大(主要是外汇储备增加)密切相关。这间接说明，中国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总结以上分析，我们认为，鉴于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从满足进口支付、偿还债务和干预汇率全面转向提供信心并增加国家的财富，鉴于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收益是令人满意的，讨论外汇储备规模的大小，已经没有重要意义了。三、外汇储备增长过快的不利影响：流动性过剩及对冲困境外汇储备功能的转变，并不意味规模过大的外汇储备不会对一国经济和金融的运行带来不利的结果。相反，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也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如果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它将给国内经济带来货币供应增长过快、流动性过剩，进而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不利后果。我们看到，这正是当下中国发生的情况。(一)央行的对冲努力为了缓解外汇储备增加对货币供应的不利影响，对冲外汇储备的压力，央行从2002年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公开市场操作。起初，公开市场操作集中于以国债为主的现券卖断操作和回购操作上。然而，由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债券存量相当有限，在经历了一段不长时期的单向操作之后，央行发现自己陷入了无券可卖的尴尬境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种替代手段，央行于2002年9月24日将公开市场操作中未到期的正回购转换为中央银行票据，然后再用于回购操作。央行票据从此正式进入中国的债券市场。2003年初，鉴于外汇储备又比上年骤增742亿美元的现实，央行认识到，外汇储备的增加可能会持续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意味着，对冲由此引起的货币供应的过度增加，将成为中国货币政策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主要任务。由于可用来实施对冲操作的金融工具依然缺乏，央行遂决定将央行票据作为今后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基础。于是，从2003年4月22日开始，央行票据开始了大规模发行，并作为货币市场的一个重要券种被允许在银行间市场上流通。在从那以后的短短4年多时间里，央行票据的发行规模迅速增大，品种也不断增多。目前，其未清偿额已经超过政策性金融债，成为中国债券市场上仅次于国债的第二大品种。从以上的简短回顾不难看出，央行票据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特定环境下，在中国迅速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国内相关领域改革尚在进行之中，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机制尚待完善的条件下，为了有效实施货币政策做出的现实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创新。央行票据的产生及发展，对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迄今为止的金融宏观调控发挥了重大作用：其一，中央银行由此获得了一种主动、灵活且可大规模操作的金融工具。通过对这种金融工具的买卖，央行实现了在保持其资产规模不断扩大的条件下，通过对其自身负债结构的调整来调整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从而实施反周期的货币政策调控的积极效果。其二，由于采用了连续滚动发行方式和竞争性招投标机制，并开拓了比较活跃的二级市场交易(银行间市场)，央行票据的发行和交易利率逐渐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发挥了某种基准利率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其三，作为一种无风险、规模巨大和交易活跃的基础性金融债券，央行票据市场的发展不仅推动了我国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为各类金融机构实施流动性管理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效工具，而且推动了以开发各类金融衍生品为主要内容的金融创新。(二)央行票据市场进一步发展的困境但也应当看到，发展央行票据市场，是在我国国债市场发展不充分，其市场密度、深度和弹性均存在缺陷，从而很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有效基础的条件下，央行为了弱化外汇储备迅速增长之不利影响而做出的“次优”选择，因此，其存在缺陷再所难免，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成本问题由于央行票据构成央行负债，在其操作过程中，央行需要为其发行的票据支付利息，这便产生了调控成本问题。然而，如果径直将央行票据的利息支出全部归诸调控成本，那是不正确的。在理论上，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衡量央行票据的成本。第一，由于发行央行票据的目的是为了对冲央行因过度买进其他资产(外汇)所造成的基础货币之过度投放，而央行买进的这些资产又是有收益的，所以，分析央行票据的成本，必须将发行央票所支付的利息与其相应增加持有的外汇资产的收益进行比较。第二，在央行的武器库中，还有一种“对冲”工具，这就是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因此，我们还可以将央行购买并持有外汇资产的收益同央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所须支付的成本(对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进行比较。进行了上述比较之后，对于对冲外汇储备增长的成本问题，显然应有别样看法。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发行央票的成本(央票利率)与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成本(法定准备金利率)进行比较。很明显，前者的成本比后者要高。于是，对于近年来央行不断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政策操作，我们可以基于成本的比较找到强有力的解释。2.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利率的影响无论其目的为何，发行央行票据总意味着央行增加了市场上对资金的需求；反之则相反。央行的这一操作，必然会对市场资金供求和市场利率产生影响。这样，就在央行大量发行央票来收缩流动性的时候，央行同时也就成为我国货币市场上最大的做市商。作为做市商与作为调控当局这两种矛盾身份的一体化，无疑增加了央行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并加重了其在货币政策操作的两个主要对象——货币供应量和利率——之间进行协调的难度。在极端的情况下，倘若央行为了降低其操作成本而对央行票据的利率有所追求，就会有操纵利率之嫌——这显然与央行的市场中立地位和市场稳定功能相悖。事实上，近年来央行票据发行曾出现过若干次流标情况，正反映了市场对央行这种双重身份存在的质疑。3.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矛盾发行央行票据为的是对冲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其直接出发点在于追求内部均衡。而央行票据市场的供求态势和由此决定的利率走势，又将通过其对人民币资金的供求对比和市场利率之走势的影响，对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的动态产生冲击，这便涉及到外部均衡问题。不难看出，单一运用发行央行票据这种手段来同时应付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经常不一致的目标，不免有顾此失彼之虞。举例说，为对冲外汇储备增加而发行央行票据，固然达到了收缩银根的效果，满足了对内均衡的要求；但银根的收缩将导致人民币利率水平上升，而利率水平的上升，即便没有进一步刺激投机性外汇的进一步流入，至少也没有弱化其流入的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我国依然实行固定汇率制，从而无须顾及汇率水平的变动，这一缺陷并不明显。但是，WTO过渡期的结束以及汇率形成机制的加快改革，无疑加速了我国为开放性大型体的步伐，致使这一缺陷日益凸显。在以上所举的三个缺陷中，第一个缺陷是可以忽略的。因为，所谓成本问题，实际只是财务安排的一个假象——如果把外汇资产和央行票据负债纳入同一个核算框架中同时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并不存在。我们在下文中将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真正成为问题的是后两者。出现第二个缺陷的原因，在于央行在央行票据的操作中不免有自己的利益存在，集做市商与调控者两个相互对立的职能于一身，难免冲突。出现第三个缺陷的原因，在于日益成长为开放性大型经济体，从而必须同时兼顾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两个相互联系但经常冲突的目标——将这两项任务挤压在单一的对冲操作和提高法定准备金率的操作之中，已经使得央行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并降低了国家总体的宏观调控效力。四、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国际经验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如果外汇储备管理体制不能根据外汇储备的功能变化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规模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将带来不利的后果。基于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阻断外汇储备的动态同国内货币供应的僵硬联系。在探讨改革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方略之前，有必要对别国的经验做些比较分析。通过分析美国、英国、日本、欧盟、韩国、新加坡和我国香港特区等国家和地区的外汇管理体制安排，并分析这些国家和地区实践经验背后的理论线索和逻辑关系，我们概括出如下两点认识。(一)外汇储备持有者问题关于外汇储备当局的安排，大国和小国有着截然不同的选择。经济开放的大国更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或货币当局之外的专设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和汇率稳定职能；而小国则更多地选择由中央银行直接持有外汇储备，并相应承担外汇市场干预与汇率稳定职能。对于任何开放型经济体来说，宏观调控的任务均可概括为同时追求对内均衡和对外均衡。但是，因经济规模的不同，从而对内部均衡重要性强调程度的不同，大国和小国处理内外均衡关系的模式存在着重大差异。对于开放型大国经济来说，由于客观上本国经济的独立性较强，且始终强调经济的独立性，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便是要同时实现内外均衡。然而，经济政策理论(例如“丁伯根法则”)和各国实践均告诉我们，由于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个政策目标，要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两个经常不相容的宏观调控目标，至少需要两种以上的政策工具。我们看到，像美国、英国、日本、韩国等，均确定了由货币当局负责内部均衡、而由财政当局负责外部均衡的分工。由于外汇储备更多地涉及外部均衡问题，这些国家自然都选择由财政当局来主导外汇管理体制，并负责制定汇率政策。由财政部门或专设机构主导外汇管理体制的最大好处，在于可以切断外汇储备与基础货币供给之间的直接联动关系，阻隔汇率变动可能对货币政策产生的直接影响。同时，由于隔断了不稳定的外部冲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得到加强，其调控国内经济运行的能力也得到提高。小型开放经济体的情况则不同。由于他们几乎不存在可以自我支撑的国内经济体系，其经济运行是高度依赖全球市场的。这就意味着小型开放经济体的内外均衡具有一致性，基本上不存在所谓的内外均衡冲突问题，也就无所谓内外均衡的职能分工问题。同样由于小型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高度依赖外部环境，保持汇率稳定，实现外部均衡，在多数情况下总会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新加坡以及我国香港特区便是合适的例证。这两个经济体事实上都不拥有真正意义的中央银行，也不存在真正意义的货币政策。如果一定要进行比较，那么，他们货币政策的惟一目标就是保持汇率稳定。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由货币当局负责外汇储备的管理，以确保本国基础货币供给与外汇储备的变动保持同步变动关系，是实现汇率稳定和整体经济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二)外汇储备资产的多样化在外汇储备管理模式的选择上，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地区)倾向于对外汇储备进行分档管理。其外汇储备管理的目标，在常规的流动性之外，均有一定的收益率要求。从国际比较来看，外汇储备较少(对汇率干预要求较低)的国家(地区)，由于持有外汇资产的机会成本较低，通常采取的是较为简单的管理模式，其储备管理的首要目标大都是维持较高的流动性，对外汇储备的收益性没有太多的要求。而在那些储备规模较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出于提高管理效率的考虑，往往对外汇储备实行了分档管理，在确保外汇储备流动性的前提下，将多余部分进行收益率较高的各种投资，以提高外汇储备的整体收益水平。比如，从1997年开始，韩国货币当局便将储备资产分为流动部分、投资部分和信托部分三个部分来管理，并对不同的部分设置不同的投资基准。流动部分由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国库券组成，每季度根据储备现金流来决定合适的规模，追求高度流动性的目标。投资部分投资于中长期、固定收入的资产，追求收益率目标。以上两个部分的外汇储备均由韩国银行的内设机构进行管理。信托部分同样追求收益率目标，不同的是，这部分外汇资产是委托给国际知名的资产管理公司进行管理的。根据韩国银行的解释，设置这一档的目的，在于提高储备收益的同时，提供一条向国际知名管理公司学习先进投资知识的途径。自2003年开始，韩国进一步成立了由政府全额出资的韩国投资公司(KIC)。从功能设置来看，该公司将作为一家资产管理公司，逐步接受韩国银行和财政部的委托，管理一部分外汇储备资产。新加坡政府亦然。与韩国不同的是，新加坡不仅将国家外汇储备分为两档，而且该两档的储备分别交由管理局和政府投资公司(GIC)来持有并管理，从而实现了机构分离。在这种安排下，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持有的外汇储备主要用于干预外汇市场，及作为基础货币发行的保证，目的是维持新元汇率的稳定。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作为一家由政府全额出资的资产管理公司，则接受政府管理外汇储备的委托，通过其6个海外机构，在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对股票、公司债券、货币市场证券、甚至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投资，来实现外汇储备收益的长期增长。我国香港特区也将外汇基金分为支持组合和投资组合两档来实行分档管理。支持组合为货币基础提供支持，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以此确保港元汇率的稳定。投资组合则保证资产的价值及长期购买力，追求较为长期的投资收益。投资基准由外汇基金咨询委员会制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外汇基金对各国及各环节资产类别的投资比重及整体货币摆布。外汇基金雇佣全球外聘基金经理负责管理外汇基金约1／3的总资产及所有股票组合。值得注意的是，类如美国、英国这样的发达国家，虽然凭借其本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居于“关键货币”地位而不保持大量外汇储备，但是，其外汇储备管理也都含有“在保持流动性和安全性前提下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说明，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外汇储备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作为一国财富的意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五、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长，是由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素造成的。就国际而论，全球经济失衡当推首因；就国内而言，储蓄过剩并造成国际收支顺差，则属根源。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大量研究显示，无论是全球经济失衡还是国内储蓄过剩，都是由一系列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造成的，要在短期内矫正绝非易事。这意味着，外汇储备持续增长，将是我们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中必须面对的情势。鉴于外汇储备的增长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运行日益重要的因素，并已显示出若干负面影响，鉴于我国现行的外汇储备体制已经不足以应对这种新的复杂局面，改革传统的外汇储备管理体制，创造一个灵活且有效的制度框架，已成当务之急。(一)根本的任务是建立全球配置资源的战略面对国家外汇储备迅速增长的局面，人们直观的反应是要将外汇储备“用掉”。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当真能够大量购买国外的资源、产品和劳务，亦即为外汇储备找到规模巨大且稳定的非金融用途，外汇储备就不会增长过快了。反过来说，外汇储备之所以增长过快，正是因为我们“用”不出去。在此情势下，简单地为了减少外汇储备而不计成本、甚至浪费地“用掉”我们用国内资源和产品交换而来的外汇储备，肯定是不足取的。有鉴于此，面对外汇储备不断增长的局面，应当提出的任务是促进外汇储备多渠道使用。综合别国经验和我国的实践，这既包括外汇资产持有机构的多元化，也包括外汇资产投资领域的多样化。中国的经济发展正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在过去近30年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今后的中国经济发展势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融入全球经济的运行之中。因此，更加积极、主动地运用全球的资源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或者说，着眼于全球经济运行来规划我国的资源配置战略，应当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立足点。毫无疑问，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应当被有机地纳入这一全球化发展战略之中。具体而言，我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更加有效和多样化地使用外汇储备，实现商品输出向生产输出和资本输出的转变，并藉此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二)改革之一：国家外汇资产持有者的分散化迄今为止，我国依然实行比较严格的外汇管制。在现行的框架下，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必须集中于货币当局，并形成官方外汇储备；其他经济主体，包括、居民和其他政府部门在内，都只能在严格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这种外汇管理体制是与传统体制下国家外汇储备短缺的情况相适应的；而今的情况是，我们已经开始为外汇储备积累过多及增长过快而苦恼。为了适应上述变化，放松外汇管制已经势在必行。近来有关当局提出了要大力推行“藏汇于民”的战略，正是适应了这种转变的趋势。为了便于了解这种战略转变，我们首先需要对外汇资产、官方外汇储备等相关概念进行更全面、更精确的定义。六、结束语从本质上说， 外汇储备管理体制的改革，无论涉及多么复杂的内容，最终的结果，都是要将原先由货币当局独揽外汇资产的格局改变为由货币当局、其他政府机构和广大企业和居民共同持有的格局。
主要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写：第一是、人民币与全球第一大货币美元之间的关系，配合美国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结构调 整，通过迫使人民币升值削弱中国产品竞争力的方面入手；第二是、我们中国坐拥庞大美债，所以人民币升值将稀释债务这一方面也可以展开来写；第三是、随着人民币加入SDR，未来对汇率会有很大影响！这也为走势稳定提供了基础！ 中国须捍卫汇率自主权。当然，中国亦要加快经济结构转型，通过扩大内需市场减 少对出口的倚赖，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逐步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这个要求非常专业，而且要有国外的操作经历。对各个国家的发展前瞻性。非常难。。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外贸的影响？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国税收影响的各层面分析 人民币汇率改革给我国的税收安全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并进而得出应对方法是很复杂的过程，首先要基本了解影响的各个方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的影响途径和后果，我们可以对症下药，维护我国的税收安全。 （一）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1.汇率风险与进出口贸易 进出口贸易受汇率变动影响很大。在我国实行盯住汇率体制下，以美圆结算的大部分进出口贸易基本不受影响，进出口企业对于汇率风险基本不敏感。而在我国汇率基本实现市场化后，汇率更多的表现市场因素。 在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的一般分析中，意味着货币贬值将改善贸易收支，反之货币升值会使贸易陷入恶化的境地。但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一些经济体在汇率波动过程中，当货币贬值时却没有达到改善贸易收支的目的，反而使贸易收支转向了相反的预期。在追寻这种冲突原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汇率传递理论（imperfect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对于汇率传递程度，许多经济学家对汇率传递系数进行了实证估计，发现汇率传递是不完全的，即汇率变动后进出口价格不同比例的发生变动，汇率传递系数不等于1.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具体在出口环节，我国出口产品主题还在于纺织品，初级加工品和部分电器设备，在大型机电项目，我国还没有形成一个标志性台阶。外国对于我国的产品需求弹性很小，在价格优势下，人民币目前2%的小幅度升值不会影响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在升值预期存在的情况下，更有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未来50年乐观的预测，这种升值力度会继续增加，幅度将会是缓慢的，在这种升值预期的长期存在下，出口环节资金周转会加快，企业会创造更多的利润。 另外在进口方面，我国长期表现为内需严重不足，利率变动对我国储蓄的影响不大，消费品市场长期处于轻度通货紧缩的态势，生产资料市场在未来10年内仍将是供应大于需求的态势，进口环节不会有很大的增长，外贸环节税收会随着进出口企业的贸易增长而增加。 汇率变动并不完全由于市场本身的变化，还有很多人为的因素，比如国际热钱和游资的干扰。我国目前处于金融改革的关键阶段，关系到我国市场化改革的成败。由于我国金融系统承受着巨大的历史包袱，积聚了巨大的金融风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前进的道路上困难重重，这对我国的税收安全增加了很多的不确定因素。 2.外汇汇兑损益风险对经济体的影响 外汇汇兑损益也是影响进出口企业和有外汇交易的企业的风险。由于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度，企业保有的自主性外汇很少，进出口企业要完成进出口交易，需要经过结汇和售汇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都存在着本币和外币的相互兑换，在汇率市场化变动的情况下，兑换中会发生汇兑损益，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税收造成风险。在我国近期推出远期交易后，企业可以通过掉期交易等远期交易规避这部分风险。 （二）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际收支资本项目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在资本项下逐步实现完全可兑换，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而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进而得出的不可能三角理论，一国不可能同时达到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目标，只能同时达到其中的两个。在我国的未来的汇率制度选择中，偏向于弹性更大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必然要求我国的资本项目下资本不是完全自由流动的，而事实上，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国际资本的冲击，对国际资本流动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1.资本自由流动与我国金融风险 资本自由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是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和金融脆弱性的增大。资本自由流动在提高交易效率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面的效果，比如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炒作和游资的蓄意冲击。 自改革开放以后，涌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一直呈现增长势头。“中国在利用国际资本方面保持了合理的结构和期限，资本流入绝大部分采用国外自接投资的形式，外债增长适度，而证券投资相对少。” 国外直接投资中有相当部分投入我国房地产行业，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再加上我国长久以来积聚的金融风险，如果被蓄意利用，将危害到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和改革的成败，也将危害到我国税收的安全。 2.国际资本流动变化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资本自由流动将大大提高我国的金融效率，在我国将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有限制的资本自由流动是适合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需要的。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国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适合国际资本进入投资的环境将越来越好，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的投资价值在未来会好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增长形象将会吸引国际资本的进入，带动我国国内市场的繁荣，拉动我国的经济增长，从而带动我国税收的增长。 一般说来，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货币危机、泡沫经济和银行业危机等几个方面。但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不一定必然演变为货币危机或银行业危机，这主要取决于各国货币当局的政策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对于国际游资和热钱的进入，我们要加强监管，采取部分限制性措施，增强风险预警，维护我国经济的稳定和税收的安全。 （三）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金融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的金融市场，通过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等影响我国的金融风险。 1.人民币汇率改革与我国金融市场风险 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有一句话在目前值得思考：弱的银行体系与开放的资本项目相结合是“等着发生事故”。可见人民币汇率改革后，资本项目可兑换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在我国实行单一制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下，我国金融市场基本处于封闭的状态，金融市场主要受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对我国金融市场的影响渠道不是特别通畅。这也是我国能够抵御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当我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完全市场化后，资本市场放开后，我国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将融为一体，我国金融市场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化而变化，金融风险将会有更广泛的传播性与传染性，影响也会是更大的。 2.金融中介机构市场风险与我国税收安全 银行资产质量恶化，不良贷款比重较高。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主要以银行的间接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内容的企业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干预较大，不仅信贷资金的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而且扭曲了银企关系；在近几年的企业资产重组过程中，债、废债现象严重，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 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日益暴露。我国的非银行机构主要包括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证券公司以及保险公司等，由于经营管理存在问题，再加上监管落后，这些机构经营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隐含的风险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人民币汇率改革后，金融中介机构将会面临更多的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后，金融机构将会面对市场化的利率，汇率风险，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的收益，另外随着金融机构逐渐趋向于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机构将面临更多的投资风险与经营风险，这将势必影响到金融机构的稳定性，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四）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国内产品市场层面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汇率体现的是一国货币对外的价值，物价体现是一国货币对内的价值，因而对于一个开放度有限的国家来说，物价还是主要受国内供求和内部经济因素变化的影响，随着一国开放度的不断加深，外部因素，特别是汇率因素对物价的影响才会逐步加深。 具体到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影响的研究， Lu. M and Z Zhang （2003）采用VARs（向量自回归）方法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内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到了人民币汇率贬值将给国内物价带来通货膨胀效果的结论。另外J. Scheibe and D. Vines（2005）在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实证研究中得出，以贸易额为权重的名义有效汇率变动是影响国内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名义有效汇率贬值一个百分点，将导致国内物价上升个百分点。“ 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国内物价变动将导致我国产品市场价格和企业格局的变动，直接影响到我国的税收安全。 （五）人民币汇率改革后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对我国税收的影响 人民币汇率改革对我们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国内市场的均衡，更综合考虑国际和国内市场的均衡政策选择考虑内外两个市场的相互协调。
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研究：以山东为例2009-8-19摘 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币汇率走势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刺激我国出口、改善贸易收支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我国外贸结构优化促进作用明显。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其对贸易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的。本文就人民币汇率升值对山东省涉外经济的影响进行全面分析，并就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涉外经济发展等提出政策建议。关键词：人民币汇率，出口商品结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一、引言汇率作为国内货币与其它货币之间的比价，与涉外经济发展关系十分紧密，而贸易结构作为涉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受汇率变动影响显著。从改革开放至2005年7月21日汇改前，人民币汇率基本处于贬值通道，贬值幅度在82%左右，通过汇率贬值，我国在二十世纪90年代前期基本结束了贸易收支长期逆差的局面，并完成了从资源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向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商品结构转变，这也是适应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需要。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变动幅度加大，升值趋势明显。这期间由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相对不断提高，减弱了部分初级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相应提高了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虽然近期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有所减缓，但由于未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动能仍将存在，根据“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人民币汇率面临长期升值趋势，对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促进作用也将是长期渐进的。可见，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出发，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进出口影响的研究都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二、人民币升值对涉外经济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分析汇率变动对涉外经济影响的研究一直是金融领域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长期以来尤其是汇改前后，学术界的目光主要集中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对进出口总量、就业等总量效应的分析。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深入、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人们将焦点转向升值对外贸结构影响的研究上。管涛、尹祖宁（2006）等通过对汇改前后我国出口商品变动情况的分析认为，人民币升值导致我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上升，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下降，从而抑制那些低附加值、低效益的产品出口，而那些高附加值、高效益的产品则因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价格的上升并不会影响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人民币的升值会激励这些产品的生产者进一步从产品的质量和技术设计方面进一步提高其竞争力。人民币的稳步、适度升值有利于我国贸易结构的优化（魏巍贤，2006）。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引入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这一变量进行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指商品进出口差额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是用以分析行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冯正强、杨晓霞（2007）计算了2005年7月至2006年12月我国三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结果显示，随着人民币汇率爬行式缓慢升值，大部分资源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减少，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净出口则在增加，竞争力不断增强，贸易结构得到优化。一般来说，出口商品结构变动取决于经济体内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变动，而产出水平受制于贸易竞争力，若汇率变动在事实上形成了对经济体内部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价格竞争力的不同影响，那么它也一定会带来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动。在汇率非中性的条件下，各种产品的价格反应是不同的。而且由于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生产成本、市场组织以及需求弹性等因素存在差异，所以汇率变动之后各种贸易产品的价格反应就会不同。在长期内，不同的价格变动将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和盈利差异，这会对社会资源配置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各种贸易产业或贸易产品的产出结构，并最终决定了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资源配置和产出结构的变化在短期内通常是不能实现的，它取决于可变要素累积状况和经济结构的灵活程度，因此我们更应该关注汇率对出口商品结构的长期影响。同时，随着汇率变动，经济体内部由于各个产业或产品的投入品来源不同而出现不同的成本变化，进而产生不同的价格压力变化。一般来说，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需要更多非进口投入，汇率变动导致其更大幅度的进出口变化，而制成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对进口投入的依赖性较强，因而汇率变动仅导致其较小幅度的变化。三、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涉外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进程，山东省对外贸易获得了迅猛发展，对外贸易额从1998年的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底的亿美元，增长了9倍，其中出口额从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同时，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高附加值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成为推动外贸发展新的增长点，机电产品出口额占比达到42%，成为第一大类出口商品。为充分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我们借助《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将贸易结构分为初级产品、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三类。通过分类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计算（见图1），可以发现山东省出口商品结构的几个显著特征：（一）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逐步失去竞争优势2008年，以食品、饮料为代表的初级产品在全省出口额中的占比为，较1998年下降个百分点，其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初级产品出口面临的压力不断加大。（二）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2008年，以机械及运输设备为代表的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而1998年这一指数为，近年来竞争优势不断扩大。（三）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出口商品结构中仍占较大比重2008年，全省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为，在三类产品中竞争优势最强，其出口额占全省比重为53%，这一指数较2006年下降，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竞争优势在降低。（四）从企业规模看，“强者衡强，弱者更弱”效应明显中小企业由于转嫁成本的能力有限，且本身利润空间不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部分竞争力较弱、依靠退税维持经营的企业出现亏损甚至破产。而对于拥有自主品牌、掌握一定定价话语权的大型企业来说，由于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提高价格等措施来应对汇率升值，因而不仅未受影响，而且市场占有率得以提高。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的大型企业利润额占全行业的，其平均利润率为，是全行业平均利润率4%的倍，比上年同期增加个百分点。为进一步分析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本文选用1998—2008年山东省进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的样本集合，利用Eviews软件对各类商品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通过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后，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如表1：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是三类商品贸易竞争优势指数的Granger原因，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加快，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四、当前需要关注的几点问题及有关建议在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大环境下，推动贸易结构升级对全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由于山东独特的经济结构、企业缺乏竞争力、无序竞争等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汇率升值作用的发挥。主要表现为：（一）经济结构不合理，贸易结构转型缓慢长期以来，第二产业在山东经济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原材料加工型行业又占据第二产业的主导，以2008年为例，纺织、机械、食品、化工、冶金、建材六大传统行业的销售收入占第二产业销售收入的70%左右。出口产品仍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机电产品仅占出口总值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也低于广东、江苏、浙江的69%、70%和43%。竞争优势不突出，结构转型缓慢，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二）传统行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受影响较大随着人民币汇率升值步伐的加快，其对企业的影响不断深化，尤其是对农产品、纺织等劳动密集型行业来说，产品附加值较低，提价存在一定困难，回旋余地较小，受影响较大。以纺织业为例，2008年全行业利润约在4%左右。部分外资企业甚至出现破产逃逸现象。虽然近期为应对出口下行风险，部分行业出口退税率有所提高，但仍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部分行业的窘境。（三）出口企业中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由于龙头企业竞争力不突出，企业无序竞争、相互倾轧现象严重，出口企业难以通过提高价格化解汇率升值带来的压力。据山东海化进出口有限公司反映，其主要出口产品纯碱属于高耗能、资源性产品，发达国家基本不生产，其产品国际需求较稳定，但由于国内同类企业相互倾轧现象严重，企业根本无法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获取更多的收益。（四）企业规避汇率风险方式亟待升级面对人民币汇率的不确定因素，企业在签订合同时对汇率条款的幅度难以把握，只能被动地接受汇率损失。目前大多数企业仍习惯采用提前结汇、延迟付汇等在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下的避险操作方式，缺少自身对未来汇率走势的正确判断，在人民币汇率波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方式亟待升级。对此我们建议：一是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促进外向型经济优化升级。二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作用。三是完善有关管理政策，避免部分传统行业过快衰退。四是加大引导力度，不断提高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参考文献：[1]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J].经济研究，1997，（7）.[2]魏巍贤.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J].统计研究，1997，（5）.[3]马丹，许少强.中国贸易收支、贸易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5，（6）.[4]管涛.汇制改革初见成效——对外贸进出口的影响评估[J].国际贸易，2006，（2）.[5]尹祖宁.弹性汇制下更应关注和维系人民币汇率稳定[J].经济学动态，2006，（6）.[6]胡均民.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贸易结构的影响[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作者：中国人民银行山东济南分行 刘连营；中共山东威海市委党校 邓卫 来源：《金融发展研究》2009年第7期
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效应是指,在经济过热时,通过货币政策紧缩或抑制经济运行,效果较为明显;而在经济萧条时,通过货币政策扩张或刺激经济运行,效果则不明显。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货币政策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货币政策的论文 范文 一：我国货币政策现状分析
摘要：
近几年我国都在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可以看出其实施应该是有效的，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是在不断提高的。但是，在货币政策的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认真分析这些问题并解决，有利于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发展。 关键词: 货币政策,中央银行，金融改革
正文：
当前经济形势复杂多变，中央银行对形势的关注，更加依赖于基层的调查和监测分析工作。而我国货币形势与国际货币形势存在着很大的联系。
一 总体：我国货币政策现状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运行总体态势良好。国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消费需求保持稳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对外贸易更趋平衡，内需作为经济增长动力更强，农业生产形势良好，工业生产增长平稳，居民收入继续增加，物价过快上涨势头得到初步遏制。前三个季度，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 万亿元，同比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综合交替使用数量和价格型工具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同时，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在各项 措施 综合作用下，货币信贷增长从2009年的高位逐步向常态回归，银行体系流动性总体充裕，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金融运行平稳。
当前经济增长趋稳是主动调控的结果。一段时期内世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国内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新情况、新变化、新挑战，但中国经济本身平稳增长的内在动力较强，宏观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二 背景：目前我国金融运行存在的问题
央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 报告 》中指出：当前我国金融总体稳定，但仍需要关注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报告》称，现阶段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程度较高，行业之间存在不均衡发展的问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易导致部分行业过热和经济周期波动，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易受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压力的影响，房地产、钢铁等行业的大起大落可能导致企业经营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如果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可能会影响实体经济的盈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最终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上升，影响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 目前，中国直接融资发展较慢，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失调，债券市场和
股票市场的发展总体滞后，企业融资高度依赖于银行体系，银行承担了一些本应由金融市场承担的风险，金融风险向银行业集中。相应的，社会保障资金不足、地方政府债务等形成的隐性财政赤字可能向金融体系转移，影响金融稳定。所以，金融系统受外部干预现象仍然存在。长期以来，金融系统大量地承担了企业改制的成本，在企业重组、破产的处置过程中，如果银行债权不能得到保障，就难以避免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另外，在中国社会经济活动中，信用约束机制不强，不讲信用及逃废、悬空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影响着金融稳定，甚至波及社会稳定。
三 最终目标：当前货币政策调控目标
2011年上半年，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新形势新情况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总量、节奏和结构，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改进外汇管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阶段，国民经济在快速回升的基础上有望逐步趋向稳定和可持续增长。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增长的新举措，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形成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点。但当前国内外环境依然复杂严峻，经济运行中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世界经济复苏的基础比较脆弱，国际金融环境仍不稳定。国内民间投资和内生增长动力还要强化，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任务艰巨，节能减排形势严峻，财政金融领域风险不容忽视，价格形势比较复杂，通胀预期管理仍需加强。
四 人民银行的工具：当前人行采取的货币政策措施
2011 年第三季度，中国人民银行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围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这一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着力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有效性，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和调整信贷结构，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促进经济金融平稳健康发展。
一、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1.适时适度开展公开市场操作。
中国人民银行进一步加强对影响流动性供求各个因素的分析监测，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相配合，合理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
2.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
中国人民银行积极应对季节性因素及市场环境变化引起的短期流动性波动，视银行体系流动性供求变化灵活搭配央行票据和短期正回购开展对冲操作，并适时增加7 天期短期正回购操作品种，不断优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组合，进一步提高对冲操作的针对性和灵活性。
3.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
与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和流动性管理要求相配合，中国人民银行视市场利率走势变化合理把握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有效引导市场预期、改进流动性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
4.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
二、进一步完善存款准备金交存制度
从2011 年9 月起，中国人民银行将保证金存款纳入存款准备金交存范围，并根据金融机构流动性状况在3-6 个月内逐步实施到位。这是对存款准备金交存基数的常规性调整和制度完善。继续实施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措施，根据形势变化对有关参数作了适当调整，通过把信贷增长与逆周期资本要求联系起来，有效引导金融机构保持信贷平稳增长、优化信贷结构。
三、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
中国人民银行于7 月7 日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适时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对于稳定通胀预期、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对于巩固房地产调控效果、优化资金配置、居民财富保值等也具有积极意义。
四、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
中国人民银行继续加强和改善窗口指导，引导金融机构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优化信贷结构，防范信贷风险。
五、促进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
2011 年8 月22 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五部委发布《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地区的通知》，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境内地域范围扩大至全国。10 月13 日，商务部发布《关于跨境人民币直接投资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结算业务管理办法》，允许境外投资者以人民币来华投资。
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继续按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原则，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重在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七、继续推进金融机构改革
要求中国农业银行继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加大服务“三农”的投入力度，不断提升“三农”和县域的金融服务水平。继续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改革。
八、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继续加大对“热钱”流入检查和打击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监管。推进货物贸易等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
五 传导作用：当前货币政策实施后的影响
一、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高位略有回落
银行间回购、拆借市场交易活跃，成交量总体增加。从期限结构看，市场交易仍主要集中于隔夜品种，回购和拆借隔夜品种的成交分别占各自总量的和，占比同比分别下降 个和 个百分点。交易所市场政府债券回购累计成交 万亿元，同比增长。
二、国债收益率曲线总体有所上移，债券发行规模明显增加
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量平稳增长。从交易主体看，国有商业银行和外资金融机构是银行间现券市场上的净买入方，分别净买入现券4721 亿元和1641 亿元;其他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主要的净卖出方，分别净卖出现券4940 亿元和1422 亿元。交易所国债现券成交988 亿元，同比少成交332 亿元。
三、票据融资小幅增长，票据市场利率震荡上行
票据融资余额小幅增长，票据市场交易活跃。前三个季度，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
票 万亿元，同比增长;累计贴现 万亿元，同比下降。期末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为 万亿元，同比增长;贴现余额为 万亿元，同比下降。第三季度，金融机构继续加强对信贷总量和结构的调整，合理控制票据融资增长。票据融资期末余额比上个季度末增加1363 亿元，比第二季度多增162 亿元。票据融资余额在各项贷款中占比为，同比下降个百分点。受货币市场利率和票据市场供求变化等多种因素影响，第三季度票据市场利率继续震荡上行，总体处于历史高位。
四、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股票融资有所减少
股票市场指数整体下行。9 月末，上证综合指数和深证成份指数分别收于2359 点和10292 点，比6 月末分别回落和。沪市A 股平均市盈率从6 月末的 倍下降到9 月末的 倍;深市从 倍回落到 倍。创业板指数有所下行。9 月末，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指数收于791 点，比6 月末回落。
五、 保险 总资产继续较快增长
前三个季度，保险业累计实现保费收入 万亿元;累计赔款、给付2873 亿元，同比增长。其中，财产险赔付同比增长，人身险赔付同比增长。
六、外汇市场交易活跃
人民币外汇远期和“外币对”交易规模继续快速扩张。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外汇即期成交27667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掉期交易累计成交金额折合13165 亿美元，同比增长;人民币外汇远期市场累计成交1767 亿美元，同比增长。前三个季度“外币对”累计成交金额折合734 亿美元，同比增长。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进一步增加。
七、黄金市场运行平稳
国内黄金价格走势与国际黄金市场保持一致，整体呈震荡上升趋势。第三季度，伦敦下午定盘价最高达1895 美元每盎司，最低为1598美元每盎司，国内黄金(AU9995)最高价为每克395 元，最低价为每克322 元。9 月末，国内黄金收盘价为每克 元，比6 月末上涨了。
六 不足之处：当前货币政策存在的局限性
1、我们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总量的目标的选择越来越困难，或者选择空间越来越少。整个十五计划期间，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变。在现在宏观经济复杂情况下，跟过去是不一样了。现在是紧缩紧不得，扩张扩不得。我们总量目标是很难选择的。
2、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方向同方向性受到了严重的干扰。稳健的财政政策还是在扩张，国债没有任何的减少，比前几年是成倍的扩张。我们财政支出政策不惜扩大赤字，是扩张需求，是属于扩张性的财政收入。货币当局的政策和财政政策方向上产生了差别，一个在扩张，一个在紧缩，但这一种松紧搭配是是被动和无奈的需要调整。
3、从政策实施行为主体政府的行为来说产生了周期性差别。我们地方政府的行为目标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公司，公司是盈利最大化，我们地方政府越来越是财政收入越大化。这就会形成一个关系，支持它发展的经济动力，第一不是财政，第二不是银行，各个地方发展速度和储蓄水平等等高度不相关。一个地方经济增长快慢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投资的快慢取决储蓄的多少储蓄的投资取决于投资的快慢。所以，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周期和反周期的博弈。
4、货币政策的需求效应在递减。递减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中国货币流动性陷阱，我们连续降息，我们的储蓄在提高。在流动性陷阱出现或者是显现之后，尤其对是中国老百姓其他的投资 渠道 不畅通的情况下影响并不大。所以形成了现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压力非常大。如果货币政策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在需求方面使通货膨胀的预期下来也不错，但是人民对通货膨胀预期并没有降低。中国货币政策需求的效应是有了新的限制。
七 总结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国的经济发展总体稳定，并且呈增长模式。而我国的货币形势也较为稳定，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也暴露出了许多弊端，特别是人民比在近两年不断地升值，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视。所以，货币政策虽然能够调节经济发展说存在的问题，但是它本身是无法几头兼顾的，要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光靠货币政策是不够的，政府推动行政体制改革和调整自身的行为也必不可少。
参考文献：
[1]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N].中国信息报，2011(11).
[2] 丛明：正确认识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J].思想理论 教育 导刊，2010(4).
[3] 闫庆悦：论我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搭配[J].济南金融，2008(3).
[4]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课题组：如何把握财政与货币政策的协调运用[N].中国信息报，2010-12-8.
货币政策的论文范文二：货币政策论文
摘要：
本文通过对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出台进行
分析，细致分析了该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怎对这些影响，结合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明确指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应对措施。总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趋于稳定，应进行适当的货币政策调整，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适度审慎的政策，通过加息等一系列的手段来减少货币的流动性，有效控制国内通胀，以有效化解美国该项政策对我国宏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风险。
关键词：
量化宽松、抑制通胀、资金、金融风险、汇率
1、 引言
2009年3月美国推出了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分批购买了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为挽救美国金融体系免于崩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0年11月3日，美国又推出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决定到2011年6月底以前，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在美国实际利率接近为零的情况下，美联储的决定无异于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现金。该项政策将对中国带来较大影响，我们应谨慎应对。
2、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的背
景及作用
政策出台背景
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国企业缺乏信心，无较大投资意愿，而且美国的银行业由于背上了沉重的呆帐、烂帐包袱，不敢投资，不敢贷款，导致其失业率攀升。如果美国国内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有可能步入一个比较长期的低速增长，甚至于负增长的阶段，出于美国的战略考虑，美国政府出台了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政策目的
美国这次推行的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主要意图是通过扩大投资与生产，预防通货紧缩，刺激经济复苏。
政策作用
该政策释放的资金虽然可以使短期内美国的资产价格上升，具体表现在股价上升，但由于美国金融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这项政策最终发挥的作用可能相对有限。目前美国金融机构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或是有毒资产，其行为高度谨慎。尽管目前货币条件很宽松，大量资金在境内存在，但其仍认为贷款风险过高而无贷款意愿。于是发行的货币被各类基金以各种形式投资到外国。因此这笔资金在美国国内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3、 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的影响
导致外汇储备贬值
中国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美国向市场注入6000亿美元后，客观上导致美元的贬值，稀释了我国以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资产。对于拥有2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中国来说，将会带来直接的影响。因为该项政策极有可能会带来美国国内物价上涨，导致我国大量投资于美国国债市场的投资缩水，从而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失。
导致热钱涌入
由于资金过剩，美国以对冲基金为主的各类游资会携大量热钱涌入，引发各类经济问题：一是冲击产品市场，带来物价上涨，引起国内的通货膨胀。二是热钱可能进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及股票市场，会带来短期内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如不能被资产的回报或潜在回报所支撑，则一定会带来价格的迅速下降，导致资产泡沫的破裂。三是如果管理不善，热钱可能在短期内迅速出镜，对我国经济安全产生重大冲击。
引发原材料价格上涨
如果美国的金融改革受制于政治因素裹足不前，仅靠发行货币解决经济问题，由此带来的货币过剩将会引起全球的原材料价格上涨。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形成重大打击，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及城市化，对原材料的需求比新兴国家小，而新兴国家更加依赖原材料，因此会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冲击。
衍生问题
如该项政策未达到理想效果，美国政府将就汇率问题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如处理不当，会对两国经济产生双重冲击。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大规模升值，将导致我国部分出口企业出现亏损。但短期内设备、人力等生产要素已经投资，无法撤回，必须坚持生产。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进口国则在短期内无法找出替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商或无法形成生产力，所以短期内的巨幅升值只能通过出口商把出口商品价格抬高，将升值的压力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反而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失业率攀高，消费中国中低端产品的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更加困难，对中美两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
4、 我国的应对措施
适当出售美国国债
我国所储备的美国国债券大部分与通胀不挂钩，利息率为固定值，如美国通胀达到4%以上，将使我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产生负回报。因此我国应在美国国债价格短期内上升的时间点适当售出部分美元储备资产，避免过多损失。
息以应对通胀预期
从2010年三季度的数据看，中国宏观经济走势已企稳上升，因此在保增长和控制通胀预期的两难选择里，控制通胀预期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国经济现在急需解决的任务，是适当提高存款利率，使其能够高过所公布的通胀数字，以改变消费者对通胀的预期，稳定物价预期，使经济避免过高通胀。2010年11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个百分点，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自2007年以来的第一次加息，上调金融机构个百分点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央行一系列动作的连续出台已经在传递一个比较明确的信号，可以稳定资金，抑制通胀。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做好金融监管工作
从调整我国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着手，减缓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同时做好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的监管工作，降低资金进出的波动幅度，尤其防范资金的大规模流出。通过发展资本市场，通过扩大股市的方式，有序的将银行存款等资金逐步向外引导。
引导资金 出国 投资
应有序、逐步的引导资金出国投资，以有效的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还可通过对矿山等资源型的投资减缓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确保房地产市场稳定
还应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通过全面、彻底、系统的 财税 改革使得房地产市场实现真正的市场化，确保房地产市场的稳定
妥善处理汇率争端问题
通过转变生产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大大降低，因此在汇率问题上应坚持原则，坚决不允许人民币过快地升值。而应根据中国自身的经济情况，以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为目标进行渐进式的、可控的调整、升值。
5、 总结
总之，我国应重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加强研究，谨慎应对，有效化解由此带来的各方面冲击，确保中国经济平稳、健康、较快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