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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市轨道交通6号线滨州路站—成山路站土压平衡式盾构隧道为实例,利用岩土工程专用软件FLAC3D进行了盾构法隧道开挖中盾构正面、侧面和下部土体中土压力的计算机模拟计算;详细计算了在盾构逐步推进过程中土压力的动态变化情况。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比较吻合,表明建模过程和计算方法是正确合理的。关键词 城市轨道交通,盾构隧道,土压力,模拟计算与模拟试验、工程实际监测相比,利用计算机对实际工程进行力学预测既节约时间,又节省费用。所以,有限元、有限差分等数值计算方法已在工程技术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在岩土工程领域已出现多个优秀的计算软件。在现场的实际监测过程中,只能监测盾构周围土体中有限几个点的水平土压力,测点以外的土压力是未知的,况且在土体中的任意一点都有六个应力分量,即σx,σy,σz,τxy,τyz,τxz;但在实际监测过程中,由于技术手段的限制,不可能把一点的应力状态完全监测清楚。例如,在盾构正下方的土压力,无法用现有的方法监测出来,因为盾构正下方的土体中无法埋设传感器。在这种情况下,对不能计测的某点水平土压力,可通过数值模拟计算的方法,把这些盲点处的土压力计算出来。因此,有必要对盾构掘进过程中盾构周围所有点的土压力或应力的变化情况进行数值模拟,以便搞清楚盾构周围所有点处的应力分布情况。 1 应力场的数值计算 本文的计算以上海市轨道交通6号线滨州路站—成山路站盾构隧道为实例。为了检验计算的可靠性,还进行了实际监测。在计算中采用FLAC3D软件对区间的盾构隧道施工过程进行模拟计算,模拟盾构在连续掘进的过程中盾构周围土压力的变化情况,并把计算结果与实测数据进行了比较。FLAC3D软件是美国Itasca公司开发的三维有限差分程序,采用显式有限差分格式来求解场的控制微分方程,并应用了混合单元离散模型,可以准确地模拟材料的屈服、塑性流动、软化直至大变形;尤其在材料的弹塑性分析、大变形分析,该程序能较好地模拟地层材料在达到强度极限或屈服极限时发生的破坏或塑性流动的力学行为,在岩土工程特别是地下工程与隧道的模拟计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图1为本次数值计算的有限差分网格。根据对称性,计算区域取盾构与隧道的一半。网格中共有47600个8节点6面体单元。图中带圆圈的黑线表示测点所在平面。计算中采用非线性莫尔库伦模型。 地质状况 盾构施工穿越的土层为:③2灰色黏质粉土、③3灰色淤泥质粉质黏土、④1灰色淤泥质黏土、⑤1-1灰色黏土、⑤1-2灰色粉质黏土。 计算初始应力状态 首先计算初始应力场。根据有限差分软件FLAC3D的特性,先采用线性弹性模型计算,等到计算模型达到初始平衡状态后,再把本构关系改为Mohr-Coulomb模型。该模型在主应力空间有一个不等边六边形屈服面。本构改变后,软件在弹性计算的基础上进一步迭代计算,直到重新达到平衡状态;此时,迭代停止,得到初始应力场,如图2所示。2 盾构连续掘进的模拟 盾构机每向前推进一步,推进距离为,发生如下变化。 1)单元材料变化:将开挖面向前推进,此区间在隧道内被挖除的土单元变为空单元,盾尾处的一环钢壳单元换为空单元模拟盾尾脱空。 2)周围土体受力的模拟:盾构的推进是渐进的,而地层环境是相对静止的。有限元网格的划分要适应静止的土层,又要反映盾构的运动,就必须作某种简化。本文作以下简化:假定盾构的推进是跳跃式的,每次向前推进的长度(y轴方向)恰好为一个管片的单元宽度。用改变单元材料类型的方法来反映盾构的前进,而一次前进的过程中盾构周围的土体受力状态也发生变化,将这种变化转化为相应的结点荷载作用于结点上,进行有限元计算。向上一步中盾尾处的一环单元的外围土单元施加的径向压力,模拟压浆压力对周围土体的影响。在新的盾构壳后部单元结点上施加指向盾构推进方向的结点位移,同时计算工作面上所有单元节点上反力之和。该节点反力和应与盾构推力减去盾壳摩擦力之差相等。如果反力和大于该差值,则减小加在工作面节点上的位移值;反之则加大位移值,直至找到一个符合条件的荷载。在工作面上加上这个合理的位移,模拟盾构的正面推力,然后开始有限差分的迭代计算。通过有限差分计算,模拟盾构推进30环(共36m)的过程中,计算特定点的土压力变化情况。盾构正上方3个测点的土压力计算值和实测值分别见图3、图4,盾构正下方3个测点的土压力计算值见图5。图3和图5分别为利用有限差分软件FLAC3D计算得到的土压力值。图中的曲线由横线连结而成,每条横线代表一个开挖步,每个开挖步的步长为一环管片的长度();整条曲线代表该点在盾构连续向前掘进的过程中土压力的变化过程。图4是实际监测到的土压力值,其测点与图3中的计算点相对应。图3表明,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符合一般规律。即在盾构到达之前正上方的土压力有增大的趋势,盾构到达后或者通过一定距离后又会减小。这说明本文的计算是符合施工实际的。图5为在盾构正下方的3个点的土压力变化情况。因为盾构正下方的土体中无法埋设传感器,现通过数值模拟计算的方法,把这些盲点处的土压力计算出来。 3 结语 本文利用岩土工程专用软件FLAC3D进行了盾构法隧道推进的计算机模拟仿真计算,详细计算了在盾构逐步推进过程中土压力的动态变化情况,并把计算结果和实测结果进行了比较。通过本文的分析计算,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土压力的计算值与实测值的变化趋势是吻合的,符合一般规律。即在盾构到达之前有增大的趋势,盾构到达后或者通过一定距离后又会减小。这说明本文的计算是符合施工实际的。 2)在盾构正下方土体的土压力,因为盾构正下方的土体中无法埋设传感器而无法监测。现通过数值模拟计算发现,在盾构到达测点前约10m的地方,这些测点的土压力开始逐渐增大;大约在盾构到达测点前的地方,测点的土压力开始下降;在盾构通过测点约后,测点土压力又开始增大;盾构通过测点约15m后,测点土压力逐渐稳定。 3)土压力的计算结果与实测结果在总体趋势上比较吻合,表明本文的建模过程和计算方法是正确合理的。 参考文献 [1]徐永福,孙钧,傅德明.外滩观光隧道盾构施工的扰动分析[J].土木工程学报,2002,35(2):70. [2]张厚美.土压平衡盾构掘进试验和数学模型研究[J].岩石力学与工程学报,2005(增2):5762.更多关于工程/服务/采购类的标书代写制作，提升中标率，您可以点击底部官网客服免费咨询：
桥梁与隧道工程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义献 这是论文中很重要、也是存在问题较多的一部分。那么，桥梁与隧道工程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下面我为大家收集一些优秀的范例，大家不妨多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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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大学生活即将结束，大家都知道毕业前要通过最后的毕业论文，毕业论文是一种、有准备的检验大学学习成果的形式，那么优秀的毕业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施工组织设计毕业论文参考文献，欢迎阅读与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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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遇到这种问题到百科去找【茅盾简介】茅盾本名沈德鸿，字雁冰，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这个太湖南部的鱼米之乡，是近代以来中国农业最为发达之区，它紧邻着现代化的上海，又是人文荟萃的地方，这造成了茅盾勇于面向世界的开放的文化心态，以及精致入微的笔风。他十岁丧父。许多中国作家、政治家的“第一教师”是寡母，茅盾即由其母抚养长大。从北京大学预科读毕，无力升学，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改革老牌的《小说月报》，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席评论家，就在这时候。接着他参与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建中国共产党，下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秘书，宣传部的代部长是毛泽东。国共合作破裂之后，自武汉流亡上海、日本，开始写作《幻灭》、《动摇》、《追求》和《虹》，遂拿起小说家的笔。这段上层政治斗争的经历铸成他的时代概括力和文学的全社会视野，早期作品的题材也多取于此。左联期间他写出了《子夜》、《林家铺子》、《春蚕》。抗战时期，辗转于香港、新疆、延安、重庆、桂林等地，发表了《腐蚀》和《霜叶红似二月花》、《锻炼》等。文艺界为他庆了五十寿，他的声名日隆。建国之后，他历任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长、作协主席，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他已很难分身创作。到了“史无前例”的日月，挨批靠边，稍稍平稳便秘密写作《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和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1981年辞世。【茅盾笔名】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茅盾生平】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颇重视新学，除声、光、化、电和数学等自然科学外，也喜欢传播进步思潮的社会科学著作。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茅盾的启蒙教育开始较早。小学前便读过家塾、私塾。8岁入乌镇立志小学读书,后转入植材高级小学，成为该校第一班学生。在这里，他不仅读到了国文、修身和算术教科书，并且对绘画发生了兴趣。那时，在一般守旧人的眼光里，小说之类被称为诲淫诲盗的“闲书”，是不准孩子们看的，但茅盾竟得到明达的父母的允许。《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和《儒林外史》等，都是他这时爱读的书。从茅盾小学时代留存的作文中得见，当时便流露出忧国忧民、扶正祛邪的思想端绪。茅盾的中学时代,是在浙江的三所中学度过的。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茅盾热情地迎接了这次革命，做起革命的义务宣传员来。在学校里，由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古典小说启迪了他的文思，同时也在他的作文格调上显露出印迹。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这样,便有最初的翻译《衣食住》（卡本脱著）问世。不久，又到国文部编写《中国寓言》，一面也参与《学生杂志》的编辑工作。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 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当时，茅盾主要从事文学理论的探讨、文学批评和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与此同时，茅盾积极参加社会革命活动。1921年初，茅盾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1922年后,曾以《小说月报》编务为掩护，从事党中央联络员工作。这时期,也曾先后在党所办的平民女校、上海大学任教,为革命事业培养干部。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茅盾直接投身于群众革命运动。 6月，和郑振铎等创办了《公理日报》，不久被迫停刊。8月,作为职工代表，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国民党召开西山会议后，茅盾和恽代英奉中共中央之命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的上海市党部。1925年底，茅盾和恽代英等被选为左派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赴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留广州工作，在毛泽东任代理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作秘书。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茅盾返沪。1926年底，北伐军占领武汉，成立国民政府。茅盾赴武汉，先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教官；1927年春，出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从4月至7月间，为该刊撰写社论、述评30余篇。 7月，汪精卫组织“分共会议”，公开叛变革命，茅盾撤离武汉，准备参加南昌起义，抵九江后因路途阻塞，经牯岭回上海。这时，又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从此，他以茅盾为笔名，开始创作和其他文学活动。1927年9月,发表《幻灭》,至1928年6月，又先后完成《动摇》、《追求》——即三部曲《蚀》的创作。同年7月，离上海去日本,先住东京，后迁京都。客居日本期间写有长篇小说《虹》（未完）和一些短篇小说、散文诗作；以及《神话杂论》、《西洋文学通论》和《北欧神话ABC》、《中国神话研究ABC》等著作；《从牯岭到东京》、《读〈倪焕之〉》等论文。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一度担任“左联”执行书记。从此,茅盾和鲁迅在一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和社会斗争。1931年，抗议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政策，鲁迅和茅盾等发表了《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1932年2月，发表《上海文艺界告世界书》和《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5月,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被害的消息传来,鲁迅、茅盾等8名作家发起《为横死之小林遗族募捐启》；7月,致电南京政府营救被监禁的国际工联的牛兰夫妇。1934年9月,茅盾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为进步文学的翻译事业开拓了新路。1936年2月,当获悉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消息后，鲁迅与茅盾发出致中共中央贺电:“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同年10月，茅盾和许多文艺工作者发表了《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号召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27至1937年，是茅盾创作的成熟和丰收的阶段。这期间，完成的有中篇《路》、《三人行》和长篇《子夜》。《子夜》是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状貌的小说。它的出版,显示了左翼文学的实绩,是“五四”以来新文学发展历史途程上的里程碑。瞿秋白评价说，“这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子夜〉与国货年》）。与此同时，还完成优秀的短篇小说《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等的创作；翻译了丹钦科的《文凭》和吉洪诺夫的《战争》等书；此外还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文学》等刊物上写下了大量的杂文、文艺短评和作家研究专论。1937年抗战初期,他参加了《救亡日报》的工作,主编《呐喊》（后改名《烽火》）。上海沦陷后，茅盾辗转长沙、武汉、香港、广州等地。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茅盾被选为理事。4月，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在广州创刊，同时又为在香港复刊的《立报》编辑副刊《言林》。长篇小说《第一阶段的故事》(原名《你往那里跑？》)，便是这时完成的。12月，应杜重远的邀请，经海防、昆明去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939年3月抵新疆。在新疆学院任教。4月新疆文化协会成立，茅盾被推举为委长。1940年，新疆的统治者盛世才反动面目日益显露，茅盾被迫于 4月底离开新疆，经兰州、西安于5月末抵达延安。在延安期间,曾在鲁迅艺术文学院、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讲学。在《中国文化》、《大众文艺》等报刊撰文多篇。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这时，陆续完成了优秀散文《风景谈》、《白杨礼赞》的创作。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逆流日趋严重,茅盾和大批进步文化人士离开重庆到香港。5月，邹韬奋主持的《大众生活》周刊创刊,茅盾为编委;并在该刊连载了长篇小说《腐蚀》,这是茅盾的又一力作。9月，主编《笔谈》半月刊,计7期。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军攻占香港，茅盾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游击队的帮助下,离开香港辗转达桂林。在桂林的9个月期间，写下了长篇《霜叶红似二月花》和《劫后拾遗》等作品。1942年底再赴重庆。1943年8月起,长篇《走上岗位》陆续发表（未完成）；1945年，完成了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的创作，并于9月在重庆上演。这一年的6月，进步的文艺界为纪念茅盾创作活动二十五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并发起茅盾文艺奖金征文。抗战胜利后，茅盾于1946年3月离开重庆，经广州、香港,5月到达上海。主编《文联》杂志；并参加呼吁和平、争取民主的活动。在香港期间，曾连续发表《应走和平民主路线》《认清国情》等讲演。6月,和上海进步文化界一起呼吁和平，发表《上书蒋主席马歇尔及各党派》;7月,李公朴、闻一多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茅盾等致电国际人权保障会,揭露国民党罪行；10月,沈钧儒、茅盾等发表《我们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等文章。同年,翻译的苏联小说集《人民是不朽的》、《团的儿子》、《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出版。同年末,茅盾夫妇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离上海赴苏联访问。1947年1月起《游苏日记》陆续发表。4月，从苏联归国到达上海。这次访问，著有《苏联见闻录》、《杂谈苏联》两部书。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愈加残酷地实行法西斯统治，茅盾被迫于1947年末再赴香港。1948年5月，茅盾等发表《致国内文化界同人书》在同年6 月，茅盾和香港各界爱国人士联名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吁请海内外同胞团结起来,促成新政治协商会议早日召开。7月，参与了《小说》月刊的编委工作，9月，主编在香港复刊的《文汇报·文艺周刊》。长篇小说《锻炼》便是在该刊连载的，此外还写作了一些短篇，并完成了《脱险杂记》。同年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茅盾夫妇离香港，经大连、沈阳,于1949年2月到达和平解放后的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7月，茅盾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国统区文艺》的报告。会上，当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长职务,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和第四届、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的严重考验中，茅盾始终与党和革命人民站在一起。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国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茅盾的著述计有《鼓吹集》、《鼓吹续集》、《夜读偶记》、《关于历史和历史剧》和《茅盾诗词》（包括建国前的部分），晚年，经受着病衰的苦痛，仍致力于回忆录的撰写工作。茅盾的著作，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及其他出版社印行的计有：《茅盾文集》10卷集、《脱险杂记》、《茅盾论创作》、《茅盾文艺杂论集》、《茅盾文艺评论集》、《茅盾译文选集》、《世界文学名著杂谈》、《神话研究》、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以及长篇《锻炼》等。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83年起陆续出版的40卷本的《茅盾全集》收录了他的全部文学著作。1981年3月27日,茅盾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恳切地向党提出:“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荣耀。”中共中央根据茅盾的请求和他一生的表现，决定恢复他的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他以自己的积蓄设立文学奖金（后定名为“茅盾文学奖金”），奖励优秀的长篇小说创作。【主要作品】《子夜》出版于1933年，震动了中国文坛，瞿秋白把这一年称为“子夜年”，可见它的影响之大。这部长篇围绕着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与买办赵伯韬之间的尖锐矛盾，全方位、多角度地描绘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广阔画面：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反动当局镇压和破坏人民的革命运动，帝国主义掮客的活动，中小民族工业被吞并，公债场上惊心动魄的斗法，各色地主的行径，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各种矛盾……通过这些多姿多彩的生活画面，艺术地再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风云，反映了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风貌。茅盾以《子夜》这部长篇杰作的创作，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蚀》描绘了大革命前后某些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动态。《林家铺子》以林老板经营的小店铺的兴衰沉浮为中心，多方面地描写了林老板与整个社会的联系，阐释了林家小店铺的破产是整个工商业共同的前途的重要思想。《春蚕》通过农民老通宝一家人蚕花丰收，而生活却更加困苦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农民真正的出路，需在丰收之外去寻找。如同《子夜》一样、《林家铺子》和《春蚕》也是很有代表性的社会剖析小说。它们长期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是供青少年学习的范文。《林家铺子》和《子夜》还被拍成电影，在中国广大城乡引起强烈反响 。 【小说意义】文学史界近年来公认茅盾是中国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坛主。这一派来源于19世纪法国、俄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又同中国古典世态小说两相结合。我们从《霜叶红似二月花》的“续稿”里可以看得分明。这部写于70年代并未经最后修饰的草稿，它的巴尔札克、托尔斯泰式的叙事，精细的环境与人物服饰描摹所流露的旧说部的笔趣，是再明显不过了。茅盾代表整整一代的小说，直至80年代现代派的先锋小说兴起，一种更偏于个人内心的新一代叙事风行于世。这并不奇怪，茅盾在本世纪绝大部分时间所充任的，也是这种“新兴”作家的角色。绕开茅盾是不成的，试图把一个大作家推崇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同样不成。另外，每一代的文学承传是“积累”式的，下一代如果只对上一代“狂轰乱炸”，采用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的“阿Q”方式，到头来你会发现手中仅剩熊瞎子劈的一穗苞米，我们永远要为获得现代知识的ABC 而缴纳昂贵的“学费”。实际上，后现代派的作品与评论，并没有把现代派的一切都扫荡干净呀！现代派对写实派也不像人们想的是扫地出门。我们今天读一些青年作家的新作，在感到它们“寓言”式的结构的同时，会觉得故事、环境、人物这些小说的基本因素仍然活泼泼地存在着，它们只会变形，而不会彻底消失。茅盾小说的意义正在这里。【茅盾先生的名作】【长篇小说】: 《子夜》 《蚀》三部曲 《腐蚀》《虹》 《锻炼》 《霜叶红似二月花》 《霜叶红似二月花》续稿 《多角关系》【短篇小说】: 《报施》《创造》 《春蚕》 《大鼻子的故事》 《林家铺子》《色盲》《诗与散文》 《石碣》 《手的故事》 《水藻行》 《小巫》《烟云》 《有志者》 《自杀》【散文】:《白杨礼赞》《卖豆腐的哨子》《人造丝》《全运会印象》《车中一瞥》《鞭炮声中》 《谈月亮》 《雾中偶记》《大地山河》【关于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是根据茅盾先生生前遗愿，为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而设立的，是我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茅盾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贡献了一大堆矛盾
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浙江桐乡人，笔名茅盾，生于1896年，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和翻译。1921年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并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提倡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同年接编《小说月报》，该刊自第12卷第1期，内容大加改革，除发表大量的民主主义、现实主义的学术论文和文艺作品外，并经常介绍世界文学界潮流趋向，讨论中国文学革进的方法，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个大型文学刊物，对中国现代新文学的建设有杰出贡献。1923年在上海大学教授小说课，还任教于上海大学等校。1925年8月，与陈云等领导商务印书馆职工罢工，要求承认职工会和改善生活条件，取得基本胜利。年底被选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执行委员，1926年赴福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3月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部部长，北伐时期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教官，后又兼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四一二政变后被通缉。1927年9月后以茅盾为笔名发表《幻灭》等小说，1928年赴日本，1930年回上海，与鲁迅一起参加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完成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出版。1936年生活书店出版了他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在读者中有广泛的影响。抗战爆发后，应生活书店邀请创办《文艺阵地》杂志， 1938年冬，任新疆大学文学院院长，1940年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学，后到重庆，任文化工作者协会常委，皖南事变后，一度赴香港主编《笔谈》。抗战胜利后，1946年5月回上海主编《文联》，并撰写话剧《清明前后》。1947年到香港任《小说月报》编委，1949年2月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文学改造者协会主席。建国后，在周总理建议下出任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他还当选为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等职，主持日常工作、出访、写评论、扶持文学新人。在政务繁忙之际，他对文学创作仍念念不忘，曾写成反映新时代干部形象的小说《锻炼》等。后又着手撰写一部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黎明》，作为《子夜》的续集，但未发表。他于1981年去世。发表有《动摇》、《追求》、《文艺阵地》、《虹》、《三人行》、《茅盾散文集》等小说和散文著作。小说《子夜》在建国后曾被拍成电影。
茅盾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又是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最重要的批评家。他的文学生涯，是从文学理论批评开始的。从1920年1月他以“佩韦”笔名，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的第一篇论文起，他陆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来阐述自己的文学主张。如《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文学者身份的误认》、《社会背景与创作》、《文学与人生》、《文学与政治社会》、《“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创作的前途》、《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论无产阶级艺术》、《从牯岭到东京》等，都是茅盾的很有代表性、很有影响的文学论文。茅盾的文学思想，虽然比较复杂，特别是早期，但是总的来看，提倡现实主义文学，是茅盾文学思想的一贯主张。早在1921年1月，茅盾在为《小说月报》起草的《改革宣言》中就正式打起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大旗。不过，茅盾的现实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从非马克思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变化过程。1925年5月，茅盾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论无产阶级艺术》，标志着他的现实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崭新阶段，即由写实主义转变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方向上来了。《论无产阶级艺术》这篇文章，全文共分五节，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阶级论的观点，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些重要问题。第一，茅盾认为文艺是有阶级性的。他以鲜明的阶级观点澄清了那些空泛笼统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念。他认为“民众艺术”这个名词是欠妥的，是不明了的，是乌托邦式的。因为在我们这世界里，“全民众”将成为一个怎样可笑的名词?我们看见的是此一阶级和彼一阶级，何尝有不分阶级的全民众。所以“我们便不能不抛弃了温和性的‘民众艺术’这名儿，而换了一个头角峥嵘，须眉毕露的名儿——这便是所谓‘无产阶级艺术’”。第二，他认为，“无产阶级艺术对资本阶级——即现有的艺术而言，是一种完全新的艺术；新艺术是需要新的土地和新的空气来培养。如果不但泥土空气是陈腐的，甚至还受到压迫，那么，这个新的艺术之花难望能茂盛了”。因此，他具体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茅盾认为，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其一，新而活的意象；其二，自己批评(即个人的选择)；其三，社会的选择。第三，免得和旧世界的艺术混淆不分，茅盾明确地界定了无产阶级艺术的范围。他说：其一，“无产阶级艺术并非即是描写无产阶级生活的艺术之谓，……应以无产阶级精神为中心而创造一种适应于新世界(就是无产阶级居于治者地位的世界)的艺术”；其二，“无产阶级艺术非即所谓革命的艺术，故凡对于资产阶级表示极端之憎恨者，未必准是无产阶级艺术。怎么叫做革命文学呢?浅言之，即凡含有反抗传统思想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为革命文学。所以它的性质是单纯的破坏。但是无产阶级艺术的目的并不是仅仅的破坏”；其三，“无产阶级艺术又非旧有的社会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就是表同情于社会主义或宣传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和无产阶级艺术相混，是极自然的事，因为二者的理想相距甚近。但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作者大都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知识阶级，……他们的主义是个人主义”。茅盾认为，无产阶级艺术至少须是：“没有农民所有的家族主义与宗教思想”；“没有兵士所有的憎恨资产阶级个人的心理”；“没有知识阶级所有的个人自由主义”。第四，在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问题上，茅盾认为在取材上则应宽泛。他说：“无产阶级艺术之必将如过去的艺术以全社会及全自然界的现象为汲取题材之泉源，实在是理之固然，不容怀疑的。”他反对将无产阶级艺术的题材只局限于劳动者生活，特别是喜取阶级斗争中的流血的经验做题材的褊狭态度，并指出“无产阶级作家一定要抛弃了这个狭小的观念，而后无产阶级艺术的内容乃得丰富充实”。第五，在艺术上的内容与形式—问题，茅盾认为“无产阶级作家应该承认形式与内容须得谐合；形式与内容是一件东西的两面，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艺术的完成，有待于内容之充实，亦有待于形式之创造”。在艺术形式上，他反对割断传统。他说：“形式是技巧堆累的结果，是过去无数大天才心血的结晶，在后来看来，实是一份宝贵的遗产；虽然普通有‘新思想必须有新形式为体附’之说，但是无理由地不肯利用前人的遗产，而想硬生生的凭赤手空拳去干创造，也是一般论者所不赞成的。”上述，茅盾关于无产阶级艺术问题的有关论述，虽然有的问题表述得还不够准确，但是基本上还是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精神的。1925年9月，茅盾又发表了《文学者的新使命》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当时文学者的使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文学者目前的使命就是要抓住了被压迫民族与阶级的革命运动的精神，用深刻伟大的文学表现出来，使这种精神普遍到民间，深印入被压迫者的脑筋，用以保持他们的自求解放运动的高潮，并且感召起更伟大更热烈的革命运动来!”接着他又指出，“不但如此而已，文学者更须认明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有怎样不同的思想方式，怎样伟大的创造力与组织力，而后确切著名地表现出来，为无产阶级文化尽宣扬之力”。由上面两篇文章的内容可以看出，茅盾的文艺思想确实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在他的现实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在大革命失败后，茅盾的文学思想在前进中又有反复。这期间，他写了《从牯岭到东京》、《欢迎》、《鲁迅论》、《王鲁彦论》、《读》等文章。在《牯岭到东京》、《读》这两篇文章中，他回答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对他的批评。他承认提倡革命文艺的“主张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太阳社等说他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投降大资产阶级”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公允的。他批评当时一些革命文艺作品有比较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语言欧化的倾向，也有正确的一面。但是，在这两篇文章中也暴露了茅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他认为革命文艺的主要读者对象不是被压迫的劳苦群众，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与他在1925年前后关于无产阶级艺术的论述相比，不能不说是个明显的倒退。
盾构机与全断面掘进机(TBM)的区别 其实全断面掘进机(TBM)和盾构机笼统的说,都是一样,都是隧道全断面掘进.只是不同的工作环境应用不用的机械罢了.他们的主要区别如下： 1.适用的工程不一样,TBM用于硬岩,盾构机用于土层的挖掘. 2.两者的掘进,平衡,支护系统都不一样. 比盾构技术更先进,更复杂. 4.工作的环境也不一样,TBM是硬岩掘进机,一般用在山岭隧道或大型引水工程,盾构是软土类掘进机,主要是城市地铁,及小型管道.
李建斌作为国内盾构及掘进技术领域技术的专家，为盾构国产化技术的突破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先后在《隧道建设》、《建筑机械化》等国内外专业期刊上发表了《盾构掘进机刀盘研制实例 》、《厦门翔安海底隧道防排水技术 》等10余篇学术论文。在组织科研攻关的同时，还经常深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盾构、TBM施工一线工地，现场解决施工技术难题，为项目的顺利推进和工程早日建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李建斌先后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盾构掘进机刀盘－刀具与液压驱动系统关键技术研究及其应用”、“大直径泥水直径消化吸收与设计 ”“复合盾构样机的研制”，并获得10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2005年8月，李建斌担任我国第一条海底隧道—厦门翔安海底隧道工程 （总投资约亿元）项目经理，该隧道为世界上断面最大的海底隧道，它的建成通车使厦门出入岛形成了从海上到海底的全天候立体交通格局，更开创了我国自行修建海底隧道的历史。2008年，国内首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复合式土压平衡盾构在河南新乡成功下线 ，并成功应用在天津地铁，标志着我国盾构机研发及其制造国产化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填补了我国在复合盾构制造领域的重大空白，打破了“洋盾构”一统天下的局面。2009年，在河南省各级政府和中国中铁的大力支持下，李建斌带领中铁装备在郑州组建了国内最大的盾构研发制造基地，正式拉开了我国盾构产业化的序幕 。2013年11月26日，作为主要负责人，李建斌牵头组织了集团对德国维尔特硬岩掘进机及竖井钻机知识产权的收购 。此次成功收购，使装备集团将成为世界上能独立生产硬岩掘进机（TBM）、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三大企业之一 。
盾构机的基本工作原理就是一个圆柱体的钢组件沿隧洞轴线 边向前推进边对土壤进行挖掘。该圆柱体组件的壳体即护盾，它对挖掘出的还未衬砌的隧洞段起着临时支撑的作用，承受周围土层的压力，有时还承受地下水压以及将地下水挡在外面。挖掘、排土、衬砌等作业在护盾的掩护下进行。 盾构机根据工作原理一般分为手掘式盾构，挤压式盾构，半机械式盾构（局部气压、全局气压），机械式盾构（开胸式切削盾构，气压式盾构，泥水加压盾构，土压平衡盾构，混合型盾构，异型盾构）。 泥水式盾构机是通过加压泥水或泥浆(通常为膨润土悬浮液)来稳定开挖面，其刀盘后面有一个密封隔板，与开挖面之间形成泥水室，里面充满了泥浆，开挖土料与泥浆混合由泥浆泵输送到洞外分离厂，经分离后泥浆重复使用。土压平衡式盾构机是把土料(必要时添加泡沫等对土壤进行改良)作为稳定开挖面的介质，刀盘后隔板与开挖面之间形成泥土室，刀盘旋转开挖使泥土料增加，再由螺旋输料器旋转将土料运出，泥土室内土压可由刀盘旋转开挖速度和螺旋输出料器出土量(旋转速度)进行调节。 根据盾构机不同的分类，盾构开挖方法可分为：敞开式、机械切削式、网格式和挤压式等。为了减少盾构施工对地层的扰动，可先借助千斤顶驱动盾构使其切口贯入土层，然后在切口内进行土体开挖与运输。 敞开式 手掘式及半机械式盾构均为半敞开式开挖，这种方法适于地地质条件较好，开挖面在掘进中能维持稳定或在有辅助措施是能维持稳定的情况，其开挖一般是从顶部开始逐层向下挖掘。若土层较差，还可借用千斤顶加撑板对开挖面进行临时支撑。采用敞开式开挖，处理孤立障碍物、纠偏、超挖均为其它方式容易。为尽量减少对地层的扰动，要适当控制超挖量与暴露时间。 指与盾构直径相仿的全断面旋转切削刀盘开挖方式。根据地质条件的好坏，大刀盘可分为刀架间无封板及有封板两种。刀架间无封板适用于土质较好的条件大刀盘开挖方式，在弯道施工或纠偏是不如敞开式开挖便于超挖。此外，清除障碍物也不如敞开式开挖。使用大刀盘的盾构，机械构造复杂，消耗动力较大。目前国内外较先进的泥水加压盾构、土压平衡盾构，均采用这种开挖方式。 网格式 采用网格式开挖，开挖面由网格梁与格板分成许多格子。开挖面的支撑作用是由土的粘聚力和网格厚度范围内的阻力而产生的。当盾构推进是，土体就从格子里挤出来。根据土的性质，调节网格的开孔面积。采用网格式开挖时，在所有千斤顶缩回后，会产生较大的盾构后退现象，导致地表沉降，因此，在施工务必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盾构后退。 挤压式 全挤压式和局部挤压式开挖，由于不出土或只部分出土，对地层有较大的扰动，在施工轴线时，应尽量避开地面建筑物。局部挤压时施工时，要精心控制出土量，以减少和控制地表变形。全挤压式施工时，盾构把四周一定范围内的土体挤密实。 盾构机的工作原理 1．盾构机的掘进 液压马达驱动刀盘旋转，同时开启盾构机推进油缸，将盾构机向前推进，随着推进油缸的向前推进，刀盘持续旋转，被切削下来的碴土充满泥土仓，此时开动螺旋输送机将切削下来的渣土排送到皮带输送机上，后由皮带输送机运输至渣土车的土箱中，再通过竖井运至地面。 2．掘进中控制排土量与排土速度 当泥土仓和螺旋输送机中的碴土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开挖面被切下的渣土经刀槽进入泥土仓的阻力增大，当泥土仓的土压与开挖面的土压力和地下水的水压力相平衡时，开挖面就能保持稳定，开挖面对应的地面部分也不致坍坍或隆起，这时只要保持从螺旋输送机和泥土仓中输送出去的渣土量与切削下来的流人泥土仓中的渣土量相平衡时，开挖工作就能顺利进行。 3.管片拼装 盾构机掘进一环的距离后，拼装机操作手操作拼装机拼装单层衬砌管片，使隧道—次成型。 盾构机的组成及各组成部分在施工中的作用 盾构机的最大直径为，总长65m，其中盾体长，后配套设备长，总重量约406t，总配置功率1577kW，最大掘进扭矩5300kN?m，最大推进力为36400kN，最陕掘进速度可达8cm／min。盾构机主要由9大部分组成，他们分别是盾体、刀盘驱动、双室气闸、管片拼装机、排土机构、后配套装置、电气系统和辅助设备。
(1)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充满着矛盾。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2)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3)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同旧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根本不同的，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矛盾。(4)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加以解决。毛泽东首次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矛盾运动特点和解决途径、方法等的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学说;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矛盾”辨析及其意义 文章作者：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矛盾”辨析及其意义 ——纪念毛泽东诞辰111周年 苏伟 毛泽东首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其意义是伟大的。但我们对毛泽东使用“矛盾”概念的表述特点研究不够，致使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出现了较严重的概念混淆。必须认清毛泽东多年来既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上、亦从其特殊意义上使用矛盾概念的习惯，才能明确：“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是两个外延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应既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由此才能更好地发挥这一学说的指导意义，并可以得出本文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毛泽东首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近半个世纪以来，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证明着其真理性，也要求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挖掘其理论内涵。当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只有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进行再认识，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意义，尤其是对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一、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伟大意义与这一学说提出后实践曲折的理论原因 1.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意义 毛泽东以彻底的辩证法态度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初建时期的社会关系，在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其意义是伟大的。对此，我们党及我国理论界已有充分的论述（注：参见杨焕章等主编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金春明等主编的《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2]、《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3]），兹再概括如下。 第一，这一理论打破了“自身完全适合，矛盾出自偶然、来自外部”的形而上学社会主义观，进一步提示了社会主义的历史面貌和发展规律，从而使辩证法能够在社会主义中得到进一步的贯彻；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面前不致缩手缩脚，而能居于主动的地位。 第二，这一理论科学地提示了社会主义社会整体结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矛盾统一体），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社会基本矛盾各方面的对立统一），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与前社会主义社会的联系与区别（社会基本矛盾内涵的同一性与性质的差异性），这样，就为我们进一步科学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三，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发展的运行机制，把衡量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合理性的根本标准，放到它们与生产力适合与否的关系上，从而，为我们党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环节以带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解决，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第四，这一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非对抗性）和状况（基本适合基础上的矛盾），从而，为我们党指明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基本途径——以发展生产力为基础，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而不断解决之。 第五，这一理论的逻辑展开形成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学说，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从而，为我们党正确对待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提供了理论指导。 2.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后实践发展曲折的理论原因 我国的历史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提出后遭到巨大的反复挫折，主要的理论原因，固然在于“跃进式发展生产力论”、尤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论”等，违背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然而，毛泽东未来得及对概括性极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展开论述，而理论界对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及特点研究不够，致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解，出现了较严重的概念混淆，进而，在应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出现了较严重的偏差，这一理论原因也不可忽视。 毛泽东对“矛盾”概念，多年习惯于既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对立统一关系的一般存在形式）上使用，亦从其特殊意义（对立统一关系的个别存在形式）使用（本文第二节将展开论述）。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时，此特点仍然存在。他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4](p214)这里讲的“矛盾”，当然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这一矛盾，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即既包括它们之间相适应的关系，又包括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关系。毛泽东又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4](p215)这里讲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显然就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辩证矛盾，而是特殊意义上的辩证矛盾，即不协调、有冲突的那类“冲突性矛盾”了。毛泽东还讲到：“在解决了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4](p215)同“问题”并列起来的“矛盾”，当然不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全部对立统一关系，而只是指它们之间不相适应的那一面关系了。 通过以上分析比较，可知“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和“又相适应又相矛盾”中的“矛盾”，是两个外延不同的范畴。前者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后者只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那“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毛泽东在论述中没有明确地将它们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遗憾。当然，对于有基本的理论素养，知道“矛盾”这个概念有辩证矛盾与逻辑矛盾之分，而辩证矛盾还有普遍意义、特殊意义之分的人来讲，自觉地区分它们并不难。所以，这一遗憾虽然给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带来一定缺陷，但并未给这一学说本身带来错误的理论内容。 3.附加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名义下的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值得重视 然而，正因为没有强调辩证矛盾概念的普遍意义与特殊意义的区分，在运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过程中，我们便形成了一些教条式的理解，甚至形成了一些错误观点，并将这些教条式理解和错误观点附加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名义下。主要的有以下两条。 第一，在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动力问题时，将“矛盾是动力”（矛盾双方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片面理解为“（不相适应那类）矛盾是动力”（矛盾双方部分的对立统一关系），因而片面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不相适应关系”的动力作用，未强调它们“相适应关系”的动力作用。有这样的以偏概全（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不相适应”的矛盾关系混同于全部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关系），故一再破坏初建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稳定性，一味地向“纯而又纯”的生产关系过渡，结果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再加上我们曾长期片面强调矛盾斗争性的动力作用，并且将矛盾的斗争性与社会斗争混同起来，为了使“矛盾”来推动世界和社会的发展，就千方百计地寻找矛盾冲突、直至制造矛盾冲突，为政治运动火上浇油、为历史悲剧推波助澜，因而使本应比以前社会更和谐的我国社会矛盾重重。这多年的教训，真是太沉痛了。 第二，在寻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矛盾的原因时，离开了与生产力的关系，将“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完善”当作了唯一标准：凡具备完善社会主义性质的方面，就同生产力、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凡社会主义不完善和非社会主义的方面，就同生产力、同经济基础相“矛盾”。于是，在看待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和基本途径问题时，就容易忽略发展生产力的问题，而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重点。而生产力这个基础一旦被忽略，“社会主义制度”就容易成为一堆空洞的原则。而我们确实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简单化和僵化的理解——前者是“将社会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即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等同起来，后者是将国有国营、计划经济的模式看成了不会同生产力产生矛盾的“完善部分”的核心，于是，就不能从僵化了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中去寻找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那些“不相适应”的矛盾的根源，而只能将眼光转到政治、思想等领域。这样，能找到的，只能是“意识形态矛盾”、“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等了。结果，自然要以“革命”等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了。从经济上的“一大二公”到政治上的“全面专政”，从思想上的“灭资兴无”到文化上的“横扫四旧”，抽象的社会主义原则贯彻得不少，但社会基本矛盾中的“矛盾”反而愈演愈烈，在其基础上社会即不可能发展，亦不可能和谐，以致不得不进行全面的改革。 可见，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作用，必须清除上述附加到其名义下的错误观点。而清除工作的基础，就在于深化对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及特点的研究，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 二、掌握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特点，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指导意义 1.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和特点 基于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真理性，时隔22年，邓小平强调：“关于基本矛盾，我看现在还是按照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的提法比较好。”[5](p181)然而，也正因为总结了二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实践经验，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5](p182)尤其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后，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指导性理论，就更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怎样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呢？我认为，掌握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表述习惯和特点，更准确、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这也是消除上述附加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上的错误观点，消除在应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过程中出现的较严重偏差的理论原因，使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更好、更直接地指导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 辩证法大师毛泽东在论述“矛盾”问题时，一直多在两个涵义上使用“矛盾”概念。 其一，是从辩证矛盾的普遍意义上使用。如定义矛盾规律的论述——“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6](p299)如讲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6](p304)如讲“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4](p213)等等。从提出“矛盾论”时的基本论述，到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论”时的基本论述，毛泽东承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基本观点，对辩证矛盾作了展开的论述。这是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主要用法。 其二，是从辩证矛盾的特殊意义上使用。如毛泽东许多次讲到对反动派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注：参见毛泽东：《论政策》[7](p763)和《中共中央关于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8]等。）如谈到民主革命时期的各地方实力派“虽然同进步势力有矛盾，但他们同现在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损人利己的政策亦有矛盾，并想利用我们同顽固派的矛盾以达其政治上的目的”；[7](p746)如揭露蒋介石“企图以民族领袖的资格，站在国内各种矛盾之上”[7](p779)，以维持国民党政府的统治；等等。这里的“矛盾”，专指政治上的对立和冲突，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讲违心地写歌颂斯大林的文章的原因时还说过：“不是出于内心，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9](p126)他还讲过：“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也有一定的矛盾。”[9](p205)这里的“矛盾”，前者指感情上的冲突，后者指政治上的摩擦，也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毛泽东在论文艺问题时还讲过：“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7](p861)他还说“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7](p869)这里所讲的与“统一”相反的“矛盾”，仍然是不一致、不和谐等冲突意义上的矛盾，是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 摩擦、冲突、不协调意义上的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矛盾的一种类型。而一致、协调意义上的统一，也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是辩证矛盾的另一种类型。毛泽东在讲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的关系时讲：“它们都是一个统一体的矛盾着的两个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9](p299)这里讲的“矛盾”，也是“对立”的意思，是民主与集中这对矛盾中的“一半”关系（另“一半”即“统一”）。 毛泽东虽然从普遍意义上讲矛盾概念讲得更多，然而，从摩擦、冲突、不协调等辩证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的意义上讲矛盾概念的地方，也不少。 此外，毛泽东还在逻辑矛盾意义上使用过“矛盾”概念，如设问：“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自作答曰“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7](p482)等等。 当然，毛泽东讲矛盾概念时，理论重点肯定是放在普遍意义上的，亮点是坚持了寓于特殊性中的矛盾的普遍性原则。本文之所以摘录许多毛泽东对于特殊意义上的矛盾的论述，目的还是在于反衬性地强调本文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全部”的对立统一关系组成，既包含它们“不相适应”的关系，也含它们“相适应”的关系。这一观点，还可用毛泽东“差别就是矛盾”的重要论述来论证。 毛泽东在读《读书与生活》时，摘录了作者艾思奇这样一段话：“差别的东西不是矛盾，例如笔、墨、椅子不是矛盾。但如果懂得推移和变化的道理，就知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化为矛盾。”接着，对这段话写了评论：“根本道理是对的。但‘差别不是矛盾’的说法不对。应说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一个人坐椅摇笔濡墨以从事作文，是因人与作文这两个一定的条件把矛盾的东西暂时统一了，不能说这些差别不是矛盾的。……差别是世上一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故差别就是矛盾，这就是所谓具体的矛盾。艾的说法是不妥的。毛泽东意见。”[10]毛泽东的这段评论很重要：既然一切差别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都是矛盾，那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无论在“相适应”的条件下，还是在“相矛盾”的条件下，都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都是矛盾的。这两方面情况的总和，才是社会基本矛盾的全部内容。 2.再认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理论结论 通过以上的再认识，可以得出两点结论。 第一，认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即“不相适应”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的观点，是不全面的。毛泽东提出这一学说时讲得很清楚：“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4](p213)根据这个基本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这个命题，就应该理解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这里所讲的又统一、又斗争，既包括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更包括它们“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这样看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方面（即“不相适应”的矛盾），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全部动力，而只是部分动力。另一部分动力，则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方面的又统一、又斗争。这种统一和斗争直接形成社会和谐的基础。当然，“相适应”的本质内容并不在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会产生“矛盾”，恰恰相反，“相适应”的本质内容就在于能够使这些“矛盾”通过社会主义自身不断得到解决，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断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新的“相适应”。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全部的运动，即其“相适应”方面和“不相适应”方面全部的又统一、又斗争，形成社会和谐的全部基础。 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但在“空间”上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全部动力，而且，在“时间”上亦然。恰恰相反，如果这些矛盾迟迟得不到解决，即在时间上驻留，它们还将成为发展的阻力。从而，成为社会冲突的基础。只有这些矛盾的全过程的运动，即“不相适应”关系向“相适应”关系的转变，才是发展的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消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关系的基本方式是什么呢？是改革。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基本矛盾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使社会基本矛盾的“不相适应”方面向“相适应”方面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矛盾是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改革是动力”这几个命题才是近乎于等值的。 再从社会主体的角度看，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基本矛盾的社会表现形式是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则是人民内部矛盾。前者趋于对抗的尖锐，后者则趋于协调的加强。所以，对阶级社会而言，“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与“阶级斗争是动力”这两个命题近乎于等值；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讲，“社会基本矛盾是动力”就与“和谐统一是动力”近乎于等值了。毛泽东指出：“在不断地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使社会主义内部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4](p213)只有这样的统一和团结，才能将一切积极因此调动起来，形成无比巨大的合力，将社会主义社会推向前进。由此可以再次证明本文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第二，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产生“不相适应”矛盾的原因归结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并且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单纯以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坐标，来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完善的观点，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精神实质的。毛泽东早就说过：“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还、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1]在这里，判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应或相矛盾（不相适应）的根本标准——生产力标准——实际上已被提出来了。在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基础上，邓小平明确地提出“生产力标准”，使理论又发展了一大步。 毛泽东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时讲到：“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合生产力发展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4](p214)他还说过：“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而巩固新制度的基础，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4](p216)可见，生产力的发展是新制度巩固、完善之基础的观点，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的重要内容。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变化的基础，即推动其“不相适应”方面不断向“相适应”方面转化（由于新的“不相适应”方面又会不断产生，所以这种转化是不断的）的根本动力，所以也可以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根源，是社会主义社会和谐基础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杨焕章等主编.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3. [2]金春明等主编.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全国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9]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10]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原文出处】探索 【原刊期号】200406
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1]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2]。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这些问题是：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苏联哲学界在最近数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学派[3]的唯心论，这件事引起了我们的极大的兴趣。德波林的唯心论在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不能说和这个学派的作风没有关系。因此，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 * 这篇哲学论文，是毛泽东继《实践论》之后，为了同一的目的，即为了克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严重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曾在延安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作过讲演。在收入本书第一版的时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补充、删节和修改。 一 两种宇宙观 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列宁说：“对于发展（进化）所持的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观点是：（一）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二）认为发展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物分成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而两个对立又互相关联着）。”[4]列宁说的就是这两种不同的宇宙观。 形而上学，亦称玄学，这种思想，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在欧洲，资产阶级初期的唯物论，也是形而上学的。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 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
矛盾普遍存在，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次要矛盾属于从属地位，但主次矛盾之间可以转化。我们要首先抓住主要矛盾，但同时也不能忽视次要矛盾，要围绕中心展开各方面的工作，防止“单打一”。当今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安全生产的重要性。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1840年至1949年的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其中前者是最主要的矛盾。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和基本国情，是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极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了巨大影响，制约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