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讨论某种问题或研究某种问题的文章。写论文的注意事项有许多，你确定会写吗？下面是我整理的浅析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美特征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擅长歌舞， 特别是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语言特点、共鸣以及呼吸方式上都存在浓烈的民族特点， 而且自身的表现形式也极具特色。本文主要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和形式美的特征进行分析。
关键词:
苗族飞歌；演唱特点；形式美；特征；
引言：
苗族是一个善于歌唱的民族， 苗族文化虽然丰富， 但是没有文字， 所以歌也成为了苗族历史的传承，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苗族的婚丧嫁娶都离不开苗歌。歌不仅是苗族人恋爱的媒介， 同时也是苗族节日、婚庆以及劳作等多方面的调节和装饰， 可以说苗歌是苗族人的精神支柱。特别是苗族飞歌， 由于其旋律优美、亲切自然， 曲意与自然和人相通， 听后会使人难以忘怀。当前对苗族飞歌研究的专家、学者比较多， 而且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但是在声乐演唱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匮乏。为了弥补研究中的空白， 本文主要从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以及形式等方面进行研究。
一、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
(一) 歌词和曲调的关系更紧密。
从苗族飞歌的内容方面分析来看， 其是我国民族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苗族飞歌与苗族人民的生活和文化具有直接联系。在飞歌中包括苗族人民的生活、农耕以及婚丧嫁娶等内容。苗族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需要依词而唱， 进而传达出字里行间的情感和含义， 表现出苗族人民的情感。从形式上分析来看， 苗族飞歌一般都为30句， 可以分为三字、五字、七字以及八字句， 最常见的为五字句， 这种形式的歌曲句子短小， 演唱更方便， 同时在节拍以及节奏上都有固定的格式， 曲调的长短和快慢等都是固定的形式， 也可以在原来的曲调上进行适当的发展。[1]在苗族飞歌中， 一般首句都比较快， 后面越来越慢， 而且拖音比较严重。同时次句中也是先快然后逐渐减慢， 在减慢的过程中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长。第三句以及第四句采用中等速度进行演唱， 然后逐渐加快， 到高潮部分进行快速连唱， 在最后采用拖音唱法。
(二) 旋律特色鲜明。
苗族的飞歌在旋律上比较独特， 它的旋律是五度相生律制， 也是我国五声音阶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以徵调最多。同时也有的飞歌虽然在前部和中部出现调式交替的情况， 但是在乐曲结束的部分往往是以徵调为最后的结尾。这种调式与苗族语言和多年来形成的演唱风格具有直接的关系。此外， 苗族的飞歌在节奏的长短以及快慢等方面都有比较固定的格式， 所以在记谱的过程中也存在固有的模式。
苗族人民通过在这些固定的格式上的创作和发挥， 使苗族飞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第一， 飞歌的调子一般都比较高昂， 而且气势恢宏，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 以及敢于与困难斗争的精神， 进而展示出苗族人民永不服输的精神和气质；第二， 旋律起伏大， 节奏自由散漫， 在句中气息和休止自由结合， 能够体现出苗族人民的自由性格；第三， 歌曲中的滑音多， 在句头采用起腔的方式， 在句尾则采用甩腔的方式， 体现出苗族声乐的魅力。[2]
苗族飞歌中， 清水流域的飞歌代表性最强， 其中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歌手比如阿桑、阿泡， 他们都是苗寨中成长起来的优秀歌手， 并将苗族飞歌的特殊演绎方式展现给全国的观众， 比如在解放初期， 一首《毛主席来了》为我们展示了苗族飞歌的特点， 这也是苗族飞歌第一次展现在国家的舞台上， 随着这首歌的广泛传播， 苗族飞歌也展示出其独特的魅力。
这首歌曲的曲风豪放， 在演唱的过程中情真意切， 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情感， 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徵调飞歌形式， 在整个乐曲中只出现四个音符:1、3、5、6， 其中5为整个曲调中的稳定音， 是整首曲调中的支撑。在整首乐曲中， 最大的特点就是从3走向到降3， 这也是该曲调中最大的特点。从这首歌的旋律分析来看， 整首歌曲为一个典型的四句体结构的歌曲， 整首曲调都是围绕第一句的旋律开展的， 一句和二句的材料是完全相同的， 第一句是1、3、5上行的大调性特点， 第二句旋律则降到3， 和1， 5形成一种柔和的、细腻的情感表达特点。[3]通过这两种情感色彩的交替， 给人一种古朴与现代结合的美感， 能够体现出一种独特的个性。歌手在演绎飞歌的过程中， 那些小三度级进拖腔形成了上翘下滑的特点， 由于苗族土语在字头的发音中语气比较夸张， 所以在飞歌的开腔中会存在装饰音， 而且为通过拖腔长音能够导致声带发生震动， 进而产生波音， 体现出苗族人民的洒脱、豪爽中透出几分细腻的性格。
(三) 苗族飞歌的'演唱形式。
苗族人民都喜欢唱歌， 而且都会唱歌， 所以从声乐的方面来看， 苗族飞歌的个性化比较强， 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具有自己的风格。从其演唱形式方面来看， 飞歌的演唱方式更多， 可以进行齐唱、独唱、重唱和对唱。而且飞歌在演唱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多声部的方式， 部分地区还融入了平腔和高腔山歌。在演唱方法上， 近年来比较流行的是原生态的唱法， 苗族飞歌都是采用苗家的方言以及自然的演唱方式进行演绎， 在演唱的过程中不需要伴奏， 偶尔会加入一些打击乐， 具有浓厚的原生态特点和民族地方 (下接第58页) 特色。所以飞歌也是一种地道的原生态唱法， 在演唱的过程中舒适自然， 主要是抒发心情， 在情感的表达上更加细腻和热情， 声音由弱到强不断的变化， 情感跌宕起伏， 在演唱到结尾习惯加一句“喔火”， 进一步突出歌曲的情感。
(四) 苗族飞歌曲调结构特点。
苗族飞歌的曲调有很多种， 而且每种曲调都有各自的特点， 在唱法上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同时在情感的表达上往往都采用高亢的唱法， 结构主要采用二片式结构， 其中上片为乐曲的歌头， 主要由两个乐句构成， 在节奏上更加自由， 而且唱法简单、舒缓。在曲调的开头往往以一个短小的“呃”声作为引子， 比较缓慢、悠长；下片则为乐曲的收尾， 这部分曲调的节奏鲜明活泼， 而且具有较强的跳跃感。歌曲的结尾处一般都习惯采用渐慢的方式唱拖腔， 通过这种方式与上片的节奏互相呼应， 形成一个完整的曲调形式， 这也是对整个曲调情绪的总结， 使飞歌更加古朴、清新。同时不同地区的飞歌形式也不同， 但是结构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因此在演唱的过程中， 苗族人民还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注重即兴发挥， 形成苗族飞歌的特色。
二、苗族飞歌的形式美特征
苗族飞歌与其他的民族歌曲相同， 在内容的表达上以及形式上都比较统一。苗族飞歌的演唱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 同时唱歌也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的传扬， 所以在苗族飞歌中展现的内容都是真、善、美。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总结可以分为六个部分， 包括对美好爱情的反映、对自然界声音的模仿、日常生活以及礼仪的表达、人民疾苦的展现、生产的过程、生活知识的反映以及历史故事的讲述等。
苗族飞歌的形式美不仅体现在音乐方面， 同时也体现在音乐的形态和形式上。从飞歌传统的组成形式来看， 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它的美， 第一内容形式美， 其中体现出一定的教育功能与现实的审美结合在一起；第二， 自身的形式美， 很多歌曲都是受自然的启发， 也是飞歌原生态的表现， 其中经常包括一些潺潺的流水声以及鸟鸣声等， 这些声音都远远超过艺术音乐的魅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 苗族飞歌从音乐、民俗、历史以及语言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苗族地区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被迫改变， 但是苗族的民歌却因为植根于肥沃的文化沃土中得以不断的传承和发展。通过对苗族飞歌的演唱特点及形式美特征的分析， 能够体现出飞歌的魅力， 也进一步证明苗族飞歌还有更大的研究价值。
参考文献
[1]陈玉浅谈苗族“飞歌”的分类及其演唱特点[J]黄河之声， 2015， (7) :8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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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 5、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 d.结论。 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丁明 个起子是不是？
如前所述，中国辽阔的幅员，为中国传统音乐提供了一个无比广大的传播天地；中国多种多样的地貌气候，促使各地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体裁类别。在论及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说明以下几点：(1)所谓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一般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音乐体裁的分布，即什么样的地理环境中流传着什么样的音乐品种和体裁，相对而言，它比较简单。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表层关系”。二是指音乐风格色彩的空间分布，由于风格自身的复杂性，加上它的多层面性，所以作者认为它与环境之间是一种“深层关系”。本文将主要论及传统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问题。(2)首先必须肯定，传统音乐的某些体裁对地理环境的依赖是无可怀疑的。如高原山区的“山歌”，沿海地区的“渔歌”、“捕渔号子”，种稻区的“田歌”，江河湖海上的“号子”、“船歌”，草原上的“牧歌”等等，它们可以说是特定地理环境的直接产物，二者之间基本上是“一对一”的关系。(3)但是，传统音乐自古以来都是靠传承、传播来维持其鲜活的生命的，尤其是在中国，经过数千年的交流，加上语言、习俗等共同手段的帮助，致使一部分体裁局限于一定的地区，而另一部分则流传很广甚至遍传全国，另外，一些较封闭的地区音乐品种较少，一些开放的地区品种很多，形成分布的“叠压”状态，这就增加了我们研究传统音乐空间分布的复杂性。(4)因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一方面选择环境与体裁最直接的那些例证，以便使论述更为鲜明；另一方面，当遇到某地区出现多种体裁“叠压”的现象时，就以我们认为最有地理特征的那些品种作为代表。下面，我们就用以上的原则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作一番概略的描述。（一）北方草原与“长调”和马头琴音乐 众所周知，大小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由东北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西部的阿拉善和天山北麓，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广阔的天然牧场。长期生活于此的蒙古等民族在“逐水草而居”的游牧劳动中，创造了一种节奏自由，歌腔悠长，上、下句结构的民歌体裁。蒙语读“乌日听道”，汉意为“长调”。作为草原文化最有代表性的传统音乐品种，“长调”所歌唱的内容几乎都离不开马、羊、骆驼、蓝天、白云，特别是马，枣骝马、圆蹄马、小黄马、小青马，简直是有多少歌，就有多少马，因为马是草原的象征。另外，“长调”包括很多类别，如“牧歌”、“赞歌”、“思乡歌”、“宴歌”，它们的唱词内容不完全相同，但音乐一律是“长调”风格，舒展、开阔、自由，犹如那一望无垠的草原和那自在悠然的羊群。与“长调”具有同等意义的还有蒙古族的乐器马头琴。马头琴的形制、原料、演奏姿势、音色直至乐曲风格，无一不是彻底的草原化的，无一不充满了草原的情愫和韵致。它和“长调”，异“曲”而同工，相互映衬，成为草原音乐文化的两颗明珠。当然，也有人说，除了它们，还有一种又是文学又是音乐的体裁，那就是“史诗”。诚如世界上许多“史诗”都产生于草原民族一样，北方草原也流传着一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因此，我们可以说，没有草原，就没有长调、马头琴和格萨尔，草原是酝酿产生这些音乐体裁的源泉；而如果失去了长调、马头琴，则草原也就没有了光彩，二者间的依存关系，没有人能够否定。（二）西北高原与西北山歌 西北高原，即太行山以西的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青海高原的统称；西北山歌则指流行于这一地区的各类山歌体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晋西北的“山曲”、“烂席片”、内蒙古西部的“爬山调”、陕北的“信天游”和甘肃、宁夏、青海的“花儿”等歌种。西北高原的海拔多在2000-3000米间，属黄河中上游区。其地貌特征以黄土高原为代表。这里没有万丈千仞的大山，而是沟、峁、壑、塬纵横交错，城镇稀疏，交通不便，人们耕地、砍柴、运输，都是个体劳作，这恰恰是传唱山歌的理想场景，也是形成山歌体裁特征的基本前提。特别是担负商贸运送的农民，当地称他们“脚户哥”、“赶脚的”或“脚夫”，由于常年奔走于山川沟壑间，在寂寞无助之中，山歌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慰藉品，他们也成了山歌的保存者和传播者。所以，通过这一地区的各种山歌，我们一方面能够谛听到高原环境的空旷、苍茫，同时也能感受到这里民众内心的深沉、凄然。这是只有西北高原这样特定的自然环境才会有的特殊的体裁中表现出的特殊的音乐性格。（三）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西南高原应包括云贵高原和西藏高原。这里也是中国山歌体裁的一大宝库，如四川南部的“神歌”、“贵州山歌”、云南“风庆调子”、“弥渡山歌”、藏族“山歌”、苗族“飞歌”、侗族“大歌”、布依族“小歌”等。其中，有一部分是汉族山歌，另一部分是少数民族山歌。同为山歌体裁，但由于西北与西南所处的地理位置很不相同，它们的自然环境和植被生态也就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里气候温和、四季常青（部分5000米以上的山地除外）农耕以稻作为主，另有放牧劳动。在这样一个特定的高原环境中产生、流传的山歌，一方面保持了南北方山歌共有的舒展、自由的山野气息，但又蕴藏着本地区自然、气候所赋于的那种清彻、明亮之风。更具特色的是这里有十几个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多声部民歌”（它们大多数属于山歌体裁）。所以能够形成这种传统的歌唱形式，自有它多方面的社会、历史原因，诸如生产、生活习俗，审美选择等，但基本原因仍与这里的自然气候条件促使各族民众喜好群体性劳动、社交、节庆的传统习惯有很直接的关系。西南高原与西南山歌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不仅证明了地理环境对民歌体裁形成的决定性作用，而且也体现出气候条件对特定地区音乐风格、歌唱习俗的巨大影响。（四）长江流域稻种区与“田歌” 长江流经九省市，除发源地青海外，都是中国的水稻种植区。如前所述，这是一个“带状”地貌，上游是高原，中游是江湖交错的低山丘陵，下游为冲击平原，但因气候适宜，自古以来就以种稻为主。又因为稻作劳动强度大和需要相互协作这两个原因，所以，从汉代就形成了稻农“插田唱歌”的习俗。于是，从云贵高原到长江三角州，凡挖地、栽秧、薅草、车水，必有“田歌”相伴随。“田歌”是各地“秧田歌”的统称，其不同的地域称谓有几十种，如“薅草锣鼓”、“挖山鼓”、“花锣鼓”、“插田歌”、“车水锣鼓”、“薅秧歌”、“喊秧歌”等等。稻农说：插田不唱歌，禾少稗子多。可见这类体裁的鲜明的功能特征和强烈的功利性。如果说，北方草原的“长调”流传区呈现了由东而西的“带状”分布样态的话，那么，西北、西南山歌的分布就是一种“块状”格局。再来看“田歌”的流传情形，则又是“带状”的，而且与“长调”那种星星点点式的“带状”不同，它是沿长江两岸由西而东以相当密集的方式形成的。作为一种民歌体裁，“田歌”既不同于完全受劳动节奏支配的各种“号子”，也不同于个体劳动中唱的十分自由的“山野之歌”，它有时完全由半职业的“歌师”、“歌伯”们站在田头击锣鼓而唱，有时又是劳动者自唱自娱，甚至出现一“领”众“和”的形式。为解除劳作者的疲劳，歌师们很少停歇，所以田歌的结构，多采用“套曲”体，每套包括许多“牌子”，演唱一遍，有时长达一小时左右。（五）戏曲声腔的地理分布 在中国戏曲八百余年的历史中，声腔嬗变是推动其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宋、金、辽时期，戏曲的中心在北方，至南宋又转为南方：明代的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系统，从地域分布而言，也主要在南方；最后到了清代，产生了新的“四大声腔”，即梆子腔、皮黄腔、昆山腔、高腔及歌舞、说唱两种类型的地方戏声腔系统。其中，各类梆子腔多数流行于北方（黄河流域）；高腔、昆山腔多半在南方（长江流域，本世纪出现的“北昆”应另当别论）；皮黄腔是南、北互见，但它影响最大的代表性剧种——京剧，则主要在北方。其他如滩簧戏、花鼓戏、采茶戏、花灯戏大都分布在南方，而秧歌剧、弦索戏等又属北方系统。总之，以腔系的分布而言，大都有它们明确的流传地域。这里，我们以梆子腔与高腔为例，说明它们分踞南北，各有所宗的空间分布状况。“梆子腔”是在北方民间音乐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戏曲唱腔，它因演唱时用两节硬木梆子击节而得名。其中最古老的剧种是陕西的“秦腔”（其前身为“同州梆子”），已有两百年的历史。在它之后，又陆续产生了河南梆子（豫剧）、山西梆子（晋剧）、河北梆子、山东梆子等，据统计，各地“梆子腔”剧种约有20多种，如山西的蒲剧、北路梆子、上党梆子；河北的老调、武安平调、平调、怀调、西调；河南的宛梆；山东的章丘梆子、莱芜梆子、枣梆等，它们绝大多数都分布在黄河流域，也呈“带状”格局。“高腔”原称“弋阳腔”，是在明中叶的弋阳腔和稍后的安徽青阳腔的基础上又大量吸收了民间音乐养份以后形成的声腔系统。清中叶以后逐渐成为“川剧”、清戏（湖北）、“湘剧”、“赣剧”、“西岳高腔”、“婺剧”等剧种的基本唱腔，很明显，它的流传是沿长江而“行”的，也呈“带”状分布状态。它与“梆子腔系”，一北一南，互相呼应。当然，作为一种不断传播的声腔，在数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并非永踞一地。所以，在戏曲声腔的总分布中，“梆子腔”过“江”南下，“高腔”过“河”北上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但同上述民歌的分布情形一样，又出现了这种声腔的“带”状分布，它又一次证明中国传统音乐与自然、物候之间存在着某种依存对应关系，而这种规律或曰“法则”，也正是文化地理学所着重探讨并反复求证的。最后，还需指出，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状况，实际上要丰富复杂得多，不仅每种体裁有自己特定的地理分布区域，每种歌种、曲种、剧种、乐种、（歌）舞种有它们相应的地理分布区域，而且，在各“种”“属”内，还有其地域分布的差别。如“川剧”又分“川西坝”、“资阳河”、“川北”、“下川东”等“四条河道”；“秦腔”分“中”（西安）、“西”（凤翔）、“东”（大荔、同州）、“南”（汉调光光）“四路”；晋剧分“中路”、“北路”；豫剧分“豫东”、“豫西”二调；浙江“婺剧”分“西安”、“西吴”、“侯阳”、“松阳”等“四腔”；东北“二人转”分东、南、西、北四“路”；甘肃、青海“花儿”分“河湟”、“洮岷”两系等等。这些以“水”、以“山”、以地域方位命名而体现出的传统音乐空间分布内容，恰恰为我们研究音乐—地理—人三者的复杂关系，进一步描述传统音乐分布的“地图”以至最终建立“音乐地理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资料。三、作为文化地理学的音乐地理学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注意到音乐文化地理分布的国家之一。在先秦文献中，人们把传说中的歌唱内容分为“南音”、“北音”、“东音”、“西音”（详见《吕氏春秋·古乐篇》）；公元前6世纪问世的《诗经》“国风”也依照地区（国家）编排，一地一“风”，全面反映了北方（主要是黄河流域）各地的民间歌唱；汉魏时代的民间音乐收集者，更加注意它们的地域之别，如“赵、代、秦、楚之声”，如“吴歌”（或称吴歈）“西曲”等，正是因为这个传统，后世的各种民间音乐称谓，无论民间歌曲、民间歌舞、器乐、说唱、戏曲，还是寺庙音乐，都一律要加上它们所产生或流传的地名，大者如“江南丝竹”、“东北二人转”；中者如“广东音乐”、“四川清音”、“湖南花鼓戏”、“徽剧”、“楚剧”、“鲁西南鼓吹”；小者如“西安鼓乐”、“常德丝弦”、“长阳薅草锣鼓”、“沪剧”、“锡剧”等，这种明确的地理区域标示，一方面反映了中国传统音乐十分丰富和同一品种不同的地域差别，同时，也说明中华民族自古就有较强烈的音乐地理观念。然而，丰富的历史典籍和较强烈的地理观念并不等同于某一学科的正式确立。作为现代人文学科之一的文化地理学，直至本世纪初才由美国地理学家.索尔通过自己的著述从人文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并逐步延伸出语言地理学、宗教地理学、文化景观和艺术地理学等分支学科。在中国，由于五、六十年代的一些人为因素，很多人文学科因受到环境的“挤压”而未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只是在80年代以后，它们才逐渐复苏。其中，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受到众多学人的重视，相继涌现了一批具有填补空白作用的专著、专论。它们的出版，无疑进一步推动了各个分支学科的发展。音乐学界有关中国音乐地理的研究就是在上述学术背景下开展起来的。首先，在同一时期，一些民族音乐学家从陆续翻译介绍的欧美民族音乐学著述中了解到，“把一种音乐与其根植之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是民族音乐学最重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本质上是包含有文化地理学性质的”。（注：沈洽：《民族音乐学10年》（《中国音乐年鉴》，1990卷，山东教育出版社）。）基于这一理论，霍恩博斯特尔和萨克斯曾提出“音乐文化圈”；巴托克、柯达依提出“音乐方言区”；梅里亚姆、内特尔提出“音乐文化区”等等相似的主张。对于方兴未艾的中国音乐学界来说，它们无疑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和理论指南。其次，也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一度成为人文学科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其中，有关语言地理学的研究，有关中国古代地域文化区的形成和划分的研究，有关文化—地理—人三者关系的研究，同样使关注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学者获益匪浅，并促使他们严肃地面对自己的研究对象，开始认真思考本领域的同一类学术课题。再次，受到以上两方面的学术成果的启示，不少中国传统音乐研究者以很浓厚的兴趣深入到研究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这一领域中去，并相继发表了一系列专论。较有代表性的如：杨匡民《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结构》(1980)；江明敦《汉族民歌概论》（部分章节，1982）；乔建中《汉族山歌研究》（见“汉族山歌的分布”一节，1982）；苗晶《我国北方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3)；李惟白《民族音乐文化色块论》(1984)；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1985)；黄允箴《论北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划分》(1985)；杨匡民《民族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1987)；乔建中、苗晶《黄河流域东西部民歌区的形成及其风格特征的比较》(1987)；黄允箴《北方汉族民歌中的变宫音》(1987)；乔建中《音地关系论》(1988)等。上述专论在方****、划分依据、学术视野等方面可以说各有所宗，但它们研讨的“焦点”基本上是共同的，即中国传统音乐的空间分布。在短短的七、八年间，能把一个刚刚起步的人文分支学科推进到这样的水准，我们有理由感到欣慰。而且，就总体学术进展而言，它们称得上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研究在学科建设初步阶段的第一批成果。然而，如果以历史留存的有关文化地理乃至音乐地理的大批文献和蕴藏在各类传统音乐中的极为丰富的文化地理学乃至音乐地理学内容衡量，那么，目前所取得的成果，只能看作是初步的。有鉴于此，为使它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作者本人提出如下建议：（一）搜集、整理有关历史文献。可以肯定地说，现存史书（如二十四史中的“地理志”、“音乐志”、“礼乐志”“律历志”）和类书中，有关音乐地理的论述是十分丰富的，只是较零散，或仅为片言只语，但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包含一定的学术价值，为此，我们应该加以全面搜集，系统整理。（二）分门别类、细致深入地积累、研究中国各种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资料，并逐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地图”。以往的“视角”和研究对象，大都集中于民间歌曲方面。而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分布是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现象，由于历史积累期的漫长和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使得一些地区各类品种（注：这里主要指民间音乐中的民间歌曲、民间歌舞、戏曲、说唱、民间器乐和佛乐、道乐、七弦琴音乐等。）俱全，一些地区仅有其中几类；一些地区以一两种为主，兼备其它，呈现了相当复杂的状况。为了将来进行整合性的研究，音乐地理学家应首先做的事，就是或一个地区一个地区（最好是地理的分区）地填写各类音乐的分布情况；或依体裁、声腔、器乐品种、剧种、曲种、歌种为系统，一一绘制出它们的空间分布图。这将是我们全面认识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分布的“基础工程”。（三）在掌握以上资料的基础上，或从整体、或以某一特定品种进行有关地理—音乐—人三者关系的全面研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学术课题。根据作者在《音地关系论》中提出的看法，它们至少有三层关系，即地理地貌与体裁分布之间的“表层关系”；地理地貌与音乐风格区之间的“深层关系”；特定的地理环境与特定的音乐品种或风格之间的“储存关系”。其中，“深层关系”即音乐风格区的形成与划分问题，又进一步涉及到划分的依据、条件等，对此，以往学术界见仁见智，存在着一系列繁难的课题。本领域只有在不断地积累材料、把握整体、细致分析的前提下，才能发现一些接近科学的结论。（四）严格把握本学科在整个学术领域的地位，随时吸收姊妹学科的新方法、新成果，在人文地理学的全面发展中进行本学科自身的建设。在人文地理学中，文化地理学是一个相对后进的学科，而在文化地理学中，音乐地理学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学科，因此，要使音乐地理学健康地发展，就应不断地从包括自然地理学在内的社会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及历史地理学中汲取营养。例如，仅区划问题，就涉及音乐的地理分布与语言、行政、自然物候、民族、经济等区划的关系，我们应该从其相对科学的划分依据中得到某种启示。作者以为，如果我们能够认真地注意到以上几个方面，那么，我们就会使音乐地理学的研究步入到一个新的层次，而且，音乐地理学学科建设也会随之兴盛繁茂。作者更加相信，中国音乐地理学是一个有远大前途的新兴学科，它的蓬勃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中国民族音乐学的面貌。
传统民族音乐对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
在日常学习和工作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相信写论文是一个让许多人都头痛的问题，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传统民族音乐对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论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民族器乐有比较深远的历史，在创作现代流行音乐过程中，如果将器乐元素跟现代音乐结合起来，就能体现出音乐的真正意义。
目前，时代在不断的发展，现代流行音乐在我国逐渐开始崛起，但是发展的时间很有限，现代流行音乐的技术和曲风都不是那么成熟。本文主要对中国传统民族音乐对现代流行音乐的影响进行具体的分析，希望让更多的音乐人可以意识到流行音乐大潮中传统民族音乐风格的不可或缺，并在今后的音乐创作中可以融合传统民族音乐的元素。
一、在现阶段音乐中我国民族音乐的地位
民族音乐被广泛应用并且非常受重视。民族音乐是我国民间的一种传统音乐，它的音乐曲风和音乐形式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民族音乐是中华民族特色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至宝，它应该受到人民群众的重视与喜爱。同时，也需要我们把它继续发扬光大。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一民族都有不同的音乐特色。例如，藏族的音乐特色既高昂又宽广，青藏高原的音乐特色是高亢的，这种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很容易让人们有喜爱之情。演奏风格也在民族乐器中不断改变，民乐合奏的形式都只能在以往的民族乐器中进行，现在的民族乐器都是与各个国家的乐器进行合作，结合到大型的乐队中，民族乐器的存在是别具特色的，根据民族乐器的各种特点，音乐创作者会编排出更加具有音乐灵魂的流行音乐。
二、民族音乐元素在现代流行音乐中的影响
目前，在创作流行音乐的过程中，民族音乐元素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把两种不同的音乐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既把流行音乐的内涵丰富了，也推动发展了流行音乐。下面分别介绍民族音乐元素。
1.声乐的元素
中国有非常丰富的民族声乐元素，各种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艺术特点。如果把民族与流行结合在一起，就可以为流行音乐增加多种文化元素，音乐的文化情境也会不一样，这在引起听众的共鸣上有一定的作用。
2.器乐元素
中国民族器乐有比较深远的历史，在创作现代流行音乐过程中，如果将器乐元素跟现代音乐结合起来，就能体现出音乐的真正意义。例如，《菊花台》这首歌在过程演奏中，运用了琵琶与京胡两种传统乐器，给音乐的本身增添了意境，而且让人们在其中感受到了民族器乐的微妙之处。
3.戏曲的曲艺元素
在中国的戏曲里，曲艺的元素有很多不同的种类，戏曲的每种都有其独特的味道。目前流行音乐还是很单一的，但是为了这一因素的改变，把戏曲中的元素融入其中，那么就可以满足听众的需求。在《新贵妃醉酒》这首歌中，创作者很好地将戏曲融合了进去，在音乐过程中，可以让听众很好的体会到美好情境，让更多人对我国的戏曲曲艺有更好的了解。
三、现代音乐中民族音乐的融入方式
这几年来，很多创作中的音乐人在现代流行音乐中融入了传统民族音乐，融入的具体方式主要是四种。首先，在创作流行音乐的过程中，加入戏曲的曲艺元素，这样既丰富了音乐本身，也给听众带来非一般的`享受;第二，将流行音乐与有特色的地方民歌结合起来，例如，《康定情歌》这首歌曲就是引用这样的方式吸引了很多听众，不仅让人们了解了地方传统文化，还能让听众体会到音乐融合创造的魅力;第三，在流行音乐会的过程中，民族器乐的演奏不可少，这种结合对广大听众有强烈的吸引力，能让他们真正进入到音乐中;第四，可以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的必须有少数民族的音乐。
四、对现代音乐创作的影响
1.流行音乐形式变得多元化
现在，我国流行音乐的形式多样，大多数的歌曲由于缺乏特色渐渐地被人们所遗忘，事实说明，消失在流行音乐圣坛中是这些音乐注定的结局。为了防止这种循环现象出现，音乐创作人开始利用各种元素创造有特色的音乐。比如，在《中国梦之声》中，很多选手都融入了民族音乐，这些新鲜元素给现代音乐带来了新的动力，使音乐变得更加饱满。
2.使现代音乐更加充实
在演奏过程中，民族音乐变幻莫测，时而粗犷时而幽静，各个地方的音乐风格都不是依照传统音乐模式进行的。每种民族乐器能体现出不同的风格，有高昂的、有欢乐的、有悲伤的，不同乐器运用到每首歌曲中都可以体现出不同的风格，让听众可以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丰富的民族文化贯穿在传统民族音乐中，人文学、艺术学与之息息相关。随着历史的逐渐发展，民族音乐的形式开始丰富起来。如此，音乐创作者开始把不同民族的元素融入流行音乐中，不仅使现代流行音乐成长得更加饱满，还把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发扬光大。我国的传统民族音乐各具特色，有深刻复杂的特点，所以不管是音乐老前辈还是后来人，都需要努力在音乐创作的道路上不断地摸索与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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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中的各级标题、图、表体例见下表：
表; 标题体例
标题 级别 字体字号 格式 说明
一级标题 三号标宋 居中 题目
二级标题 四号黑体 左空2字，单占行 汉字加顿号，如“一、”
三级标题 四号仿宋体 左空2字，单占行 汉字加括号，如“(一)”
四级标题 小四号黑体 左空2字，单占行 阿拉伯数字加下圆点，如“1.”
五级标题 小四号宋体 左空2字，右空1字，接排正文 阿拉伯数字加括号，如“(1)”允许用于无标题段落
图、表、注释及参考文献体例
内容 字体字号 格式 说明
图题 五号宋体 排图下，居中，单占行 图号按流水排序，如“图1;“图2”
图注 小五号宋体 排图题下，居中，接排 序号按流水排序，如“1.”;“2.”
表题 五号黑体 排表上，居中，可在斜杠后接排计量单位，组合单位需加括号 如“表2几种发动机的最大功率/kW”“表5几种车辆的速度/(km/h)”表序号按流水排序，如“表1”、“表2”
表栏头 小五号宋体 各栏居中，计量单位格式同上
图文/表文 小五号宋体 表文首行前空1字，段中可用标点，段后不用标点
6.参考文献。文章必须有参考文献。“参考文献”4字作为标题，字体五黑，居中，其他字体五宋。文献著录格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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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 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一、前言
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世界民族音乐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据统计，至今已经收集到的民歌大约有30万首左右。民族音乐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及其重要的角色，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二、民族音乐的理解
民族音乐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民族音乐随民族存在而产生，不仅因为生活手段和风土、自然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也受到民族政治、历史背景的影响而变化。各民族因为自己的信仰、生活习惯、习俗，特别是语言相同的社会团体，在特定的区域都会形成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民族文化。因此，民族音乐的形成有自己特定的民族特征。
三、传统民族音乐文化的传承
中国的文字有5000多年历史，但是音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更远久的时间。骨笛是目前我国所掌握的最早音乐文化文物，距今已有7000到8000年的历史。传统民族音乐文化包括曲艺音乐、民间歌曲、舞蹈音乐、戏曲音乐等。据统计：民间歌曲歌种有千种，民间舞蹈音乐有1500个品种，戏曲音乐有200多个剧种，曲艺音乐有300多个曲种，五彩斑斓的传统音乐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笔宝贵财富，正因为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种类及形式的多样性，使其成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传统音乐文化财富。
荀子曾说：“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西汉的教育家、思想家董仲舒也曾指出：“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着，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即通过“声和”“心和”，达到“政和”“人和”。对中国人来说，音乐是发自内心的，是人的精神表现，于任何人的灵魂来说都是深受影响的。
四、简述马关县民族音乐文化的历史与现状
马关县民族音乐历史久远，素有传统。在云南省以及州县的不少志书典籍中俱有记载。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官倪蜕在《滇小记芦笙》中写道：“宋乾德（964―968）中，入贡召见。询问地理风俗，令作本国舞蹈，一人吹瓢笙，名曰水曲，即芦笙也。”马关旧时即为??郡进桑县，文中提到的芦笙舞，现在的苗族仍然在跳。清乾隆版的《开化府志》载侬人“婚姻以歌唱私合，始通父母议财。”此俗在马关的壮族侬人中十分普遍。
马关县的民族音乐文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以继承和发展。每逢赶街或节庆，县域内的各族同胞对唱山歌，演奏古乐乃是延续几十年的一道景观。文山州的音乐工作者收集了不少珍贵的民间音乐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音乐作品。如20世纪80年代在省内颇有影响的苗族歌曲《花山谣》，此歌采用马关的苗族民歌元素创作，曾获《歌唱美丽的云南》全国征歌创作奖。流传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圭亚纳等国家。马关的傣族音乐和西双版纳、德宏的傣族音乐完全不同，风格独特，被称为“奇特的山傣音乐”。
五、在继承的基础上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创新
民间的传统文化是古老的，但在先进的科学世界面前它又是脆弱的。在日益发达的现代文明的影响下，传统文化各自为政往往无法抗衡强势的现代传播媒介冲击。不少传统习俗、传世艺术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悄悄退出历史舞台。因此，民族音乐文化应在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尤其是在当今全球化文化语境下，健康的文化生态应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只有传统文明与当代背景有机融合，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民族音乐文化才能成为一种为人们所共享的音乐文化，进而获得人们的认同，促进民族音乐的发展。
时代的发展与变化牵动着广大观众在音乐审美观念上的更新。他们要求民族民间音乐上升到新的高度.这就是民族民间音乐与现代音乐表现手法的结合。作曲家们力图在程式上标新立异，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创作出具有现代风格的作品来。
六、结束语
民族音乐学是一门民族学和音乐学相结合的学科，也正如梅里亚姆所强调的“民族音乐学通常是由音乐和民族学这两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可以认为它的主要任务并不是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双方都考虑进去这种特征性的方法，使其融为一体。”所以，要用文化的视角、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民族音乐学，用文化视野、全球视野进行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民族音乐学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这些认识都是正确的，也正是由于民族音乐学有这样的特殊的方法，才定义了它的研究领域和对象，即适合用这些方法去研究的对象和领域。所以，民族音乐学研究对象不是无限宽泛的，而是可以且有必要划定的。
银饰特征 以大为美 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艺术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苗族大银角几乎为佩戴者身高的一 苗族银饰 半便是令人信服的例证。 堆大为山，呈现出巍峨之美;水大为海，呈现出浩渺之美。苗族银饰以大为美的独特见识，用美学的观点来看是很有道理的。 以重为美 再看以重为美，贵州施洞苗族妇女自幼穿耳后，即用渐次加粗的圆棍扩大穿孔，以确保能戴上当地流行的圆轮形耳环，利用耳环的重量拉长耳垂。 有些妇女因耳环过重，耳垂被拉豁。 当地耳环单只最重达200克。 黎平苗族妇女的篓花银排圈讲究愈重愈好，重者逾八斤。 以多为美 苗族银饰上呈现出的"多"的艺术特征，也是十分惊人的。 很多苗族地区佩戴银饰讲究以多为美。 耳环挂三四只，叠至垂肩；项圈戴三四件，没颈掩额;腑饰、腰饰倾其所有，悉数佩戴。 特别是清水江流域的银衣，组合部件即有数百之多，重叠繁复，呈现出一种繁缚之美。 这种炫耀意识的物化在其他民族也不难见到。 傣族男子的纹身习俗讲究纹身部位愈宽、图案愈复杂愈美；求偶期的哈尼族少女浑身上下戴着密密的珠饰、贝饰;青海牧区藏族妇女的“加龙”背饰充分体现了追求大和多的审美原则；德昂族的腰箍多达三四十圈，可谓追求饰品数量的典型。 足见追求繁缚的以多为美，不止苗族一家。 值得一提的是，从贵州省博物馆所藏不同时期的银饰比较情况看，苗族银饰追求大、重、多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止。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苗族银饰的发展速度更为空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编辑本段银饰历史 在明代以后的数百年里，苗族银饰经历了一个为服从民族审美定势需要，而演绎、 苗族银饰 组合、变异的民族化过程。 其一，所有的银饰原有品种在苗族审美标准的取舍下，有的根本末被接纳，有的引入后即被淘汰，有的屡经改造l]而面目全非，当然，也有的基本上保留了原有特征。 其实，任何民族文化的发展，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加深认识和理解的过程。 其二，苗族银饰的民族化过程同时又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毋庸置疑，人类的需要是艺术创作的第一源泉，群体的审美观念是艺术创造的规范。 苗族银饰的创新正是遵循这一逻辑而发生、发展的。 由于对银饰的需求，苗族对服装的审美意识逐渐同实用意识分离开来，由物质需要的依存关系衍化成审美的主客体关系。 由于群体审美观念的规范，在艺术创新的过程中，苗族银饰逐渐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民族个性。 影响和规定苗族银饰造型的审美观点很多，那么，其中最根本的是什么呢?苗族从古至今都有“以钱为饰”的习俗， 史料也显示，“钱”饰与银饰是同时步入苗族服饰领域的。 这种通过“以饯为饰”所流露出来的夸富心态，对于苗族银饰的审美价值取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苗族银饰最基本的三大艺术特征，即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 编辑本段银饰工艺 加工 苗族银饰的加工，全是以家庭作坊内的手工操作完成。 根据需要，银匠先把熔炼过的白银制成薄片、银条或银丝，利用压、寥、刻、搂等工艺，制出精美纹样，然后再焊接或编织成型。 苗族银饰 苗族银饰工艺流程很复杂，一件银饰多的要经过一二十道工序才能完成。 而且，银饰造型本身对银匠的手工技术要求极严，非个中高手很难完成。 除了在锤砧劳作上是行家里手，在造型设计上苗族银匠也堪称高手。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苗族银匠善于从妇女的刺绣及蜡染纹样中汲取创作灵感。 另一方面，作为支系成员，也为了在同行中获得竞争优势，苗族银匠根据本系的传统习惯、审美情趣，对细节或局部的刻画注重推陈出新。 工艺上的精益求精，使苗族银饰日臻完美。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不触动银饰的整体造型为前提。 苗族银饰在造型上有其稳定性，一经祖先确定形制，即不可改动，往往形成一个支系的重要标志。 苗族女性饰银，爱其洁白，珍其无瑕。 因此，苗族银匠除了加工银饰，还要负责给银饰除污去垢，俗称"洗银"。 他们给银饰涂上硼砂水，用木炭火烧去附着在银饰上的氧化层，然后放迸紫铜锅里的明矾水中烧煮，经清水洗净，再用铜刷清理，银饰即光亮如新。 原料 历史上的银饰加工原料主要为银元、银锭。 也就是说，苗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经年累月，积攒下的银质货币，几乎全都投入了熔炉。 正因为如此，各地银饰的银质纯度以当地流行的银币为准。 譬如民国时期黔东南境内是以雷山为界，其北边银料来自大洋，纯度较高，南边来自贰毫，银饰成色较差。 20世纪50年代后，党和 *** 充分尊重苗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每年低价拨给苗族专用银。 银饰文化 巫文化主宰了苗族银饰的精神内涵 在各种银饰图案中，寓含着巫术、信仰的图像占据装饰物的主要位置。 比如丹江苗族背部银衣有一个“宗庙”的图像造型，这是苗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核心图样，其巫术的意义厚重，它具有统管全身银衣片的地位。 所以，每一件银衣都少不了这个“宗庙”图样，且大体稳定，不能随意创造、变形。 还有银花头围上的骑马武士和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都如此。 苗族的图腾崇拜，是银饰的重要造型。 苗族图腾即与苗族有血缘关系的几种图像。 在苗族古歌中，传唱是枫木生出了蝴蝶妈妈(即妹榜妹略)，蝴蝶妈妈生下了十二个蛋，由鹊宇鸟孵化出苗族的祖先姜央和十二兄弟。 这样，与苗族始祖有关的有四种图腾。 水牛是苗族始祖姜央的兄弟。 西江、施洞、排吊等地苗族的银角是牛角的图样造型。 水牛是稻作农耕的主力，水牯牛又是祭祀祖先的牺牲。 传说苗族的先祖蚩 尤就是头有角的。 据《述异记》记载：“秦汉间说，蚩尤耳鬓如剑戟，头有角，与轩辕斗，以角觚人，人不能向o”苗族认为，水牛是具有神性的动物。 雷山苗族常常会把牛称为“牛妈牛爹”，逢年过节也不会忘了款待牛，要给牛吃酒肉和糯米饭。 他们从银匠那里取回新打制的银角时，除了付给工钱外，还要送糯米饭等，以示感谢银匠给自家制成了吉祥物。 在把银角拿回家里时要说：“把门敞开，拉牛来了!”并备酒肉庆贺。 苗族认为，除天地外，枫树是祖先之祖。 枫树也当然地在银饰上有所表现。 银饰上的吊花，多为三角形的枫叶纹，它也作为连结其他图样的中介造型。 苗族古歌当中提到了十余种鸟类，而帮助蝴蝶妈妈孵化十二个蛋的鹊宇鸟，有说是燕子的一种。 它是由被砍伐的古枫树梢变来的，所以也是被苗族作为图腾来崇拜的。 因而，银燕雀是苗族银饰中一种极为重要的图样造型。 雷山丹江的主体由银雀组成的银簪中，有四只银雀，中间的一只被做得很逼真，神态活灵活现，连一片一片的羽毛纹理也清晰可见，小雀则抽象简略。 都匀王司的银雀发簪主体就是一只神态逼真的写实的鸟，它展翅欲飞，身上的羽毛也一片片地微张，嘴里还衔着一个银笼。 蝴蝶的纹样造型在银围帕、发簪、银梳、耳环、衣帽饰、项圈、压领、银衣片、背带、腰链、吊饰、手镯、—戒指、烟盒、围腰银牌等几乎所有的银饰上都能看到，因为蝴蝶妈妈是传说中苗族的母亲。 上述几种图腾的纹样造型都是苗族银饰不可或缺的。 而期于的各种动物、花草图案造型则可以灵活搭配，给银匠留下了广阔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 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这样写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相传蚩尤是苗族的祖先，而龙却是蚩尤的对手。 所以，苗族在古歌《十二个蛋》当中，“水龙”只是其中的一个蛋，并没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苗族的历史文化中，有的地区有招龙、接龙的习俗，把龙视为至尊。 但也有好些地区并没有特殊的龙崇拜。 施洞龙船节的传说很能代表苗族与龙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小河口住着一位老人，名叫保公。 一天，他带着孙子九保下河打鱼，老人先上岸。 老人离开了一会儿之后，突然乌云翻卷，不见了孙子。 这时，老人不顾风狂浪急，潜下水去找孙子。 老人在水下见到一个老洞，他悄悄进去一看，龙正枕着孙子的尸体在睡觉。 老人愤怒至极，但他没有惊动龙，而是游回岸上，用火镰、火草扎猪尿泡里，又潜回龙洞，放火把龙洞烧了。 但是烧龙洞的烟雾却弥漫着整个清水江的上空。 一连七天七夜不见阳光，四下里漆黑一片。 鸟不出窝，鸡不打鸣，牛不犁田，人也没法做活路。 小孩位只有在屋檐的水口下用棒槌、包谷杆划着玩。 嘴里无意中喊道：“咚咚多！咚咚多！”如打鼓声。 这时，天竟然慢慢发亮，大家都兴奋极了。 不久，江面上飘起了一条四丈长、水桶一般粗、花花绿绿的龙尸。 在施秉县的胜秉寨，龙尸被捞了起来。 各地的寨老被招呼去吃龙肉，后来各寨子的人都去抢着吃龙肉。 不多久，就把整条龙都抢完了。 胜秉寨分得龙头，平寨分得龙颈，塘龙寨分得龙身，榕山寨分得龙腰，施洞的人去得晚了点，分得龙尾，杨家寨去得最晚，只分了点龙肠子。 当人们把龙肉分走后，夜里，龙的魂灵便给大家托梦说：“我害了老人的孙子，自己也赔了命，你们如果用杉树做成我的身子模样，在清水江里划上几天，让我又活起来，我就会保佑你们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于是，施洞一带便兴起了划龙船的习俗。 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在施洞等地苗族服饰刺绣中，龙就是随处可见的、有善有恶的、善恶互换的、可以与各种动物“嫁接”的一个符号。 但银饰比刺绣更多地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苗族银饰中龙的图样，最多地是见于头饰。 特别是女性戴的银角，大多为双龙戏珠等吉祥图样。 项圈上，龙纹图案比较普遍，而且与别的花样、动物搭配特别丰富，在这里，龙只是动物大家庭中的普通一员，它可以和各种动植物平等共处于一个项圈之上。 如贵州黄平、凯里一带流行的：“龙凤抢宝单层响铃银项圈”，它单面浮雕双龙、双凤抢宝纹饰，中间是浮雕的龙纹圆盒，下部圈沿坠了猫、鹿、鱼和龙纹响铃吊饰。 又如贵州施秉一带流行的一种响铃银项链，它的链身吊坠凤凰、蝙蝠、老虎、蟾蜍、鸡、马、鱼、人及一串响铃，项链正中坠一个圆盒，一面饰浮雕牛头纹，一面饰葵花纹，盒下坠刀、剑、挖耳勺等吊饰，就是在实用的短剑上，也錾有很简单的龙纹。 这龙纹，是在最下层最不起眼的地方。 它也从侧面反映出了龙在苗族心目中的寻常地位。 苗族的龙有各种各样的，诸如牛龙、蛇龙、鱼龙、鸟龙、猪龙、羊龙、马龙、蚕龙、蜈蚣龙、蚯蚓龙、螺蛳龙、虾身龙、鸡头龙、双头龙、饕餮龙、狃龙、麒麟龙、穿山甲龙等等。 不过，施洞地区龙的这种“寻常性”也是有条件的，比如小孩佩戴的银帽饰，就有菩萨、仙童以及狮、虎、麒麟珍稀猛兽，没有龙的图样，这似乎又体现了龙的不寻常性。 因为孩子年幼，还承受不起这尊贵的龙。 苗族银饰中独特的迁徙文化 苗族的银饰虽然出现较晚，但由于苗族口传文化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漫长的迁徙和征战的历程在已经定居多年的苗族生活中依然刻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他们依然铭记着祖先迁徙和征战的千难万险，回忆着迁徙途中的风物，崇拜着祖先的勇敢顽强。 所以，他们银饰上对苗族长期的征战、迁徙历程、迁徙文化多有反映。 比如在台江和雷山丹江和的银花头围上，都有武士执刀棍骑马奔驰的造型。 施洞妇女佩戴的一种制作精细的银马围帕，中间是珠宝嵌镜面，左右两边各7名剽悍的男子头挽高髻手执兵器立于马背之上，相向而驰，造型生动。 这都是先祖们驰骋疆场不断西迁的征战场面，表现了施洞人对先祖的缅怀纪念。 施洞苗族妇女的衣背饰物 - 银衣片上，也有男子骑马的纹样。 卢山还有一种兵器银吊饰，将各种刀、剑、挖耳勺等挂在妇女的腰间，这都是当年征战迁徙的印痕。 另外，狮子这种猛兽和牡丹花卉在贵州苗族地区从未有过，但台江、施洞一代的妇女胸饰挂牌、镂刻有狮子和牡丹花的银衣片，刻有牡丹狮纹的银手镯、小孩银帽，花溪一带未婚女子佩戴的银锁胸饰，黎平的双龙双狮银饰吊牌……都离不了狮子，银饰中也常有牡丹花纹，这可以看作是苗族先民在中原地区生活，并吸纳了汉文化因子的写照。 鱼是苗族东方江边、海边生活中一种不可或缺的食品。 鱼除了多子的生殖崇拜含义之外，《苗放古歌》中唱道：“榜生下来要吃鱼……鱼儿多着呢！穿枋般大的鲤鱼。 在这儿得鱼给她吃，榜略好欢喜。”苗族迁徙到西部山区以后，不仅在水田里养鱼延续了在东方吃鱼的习惯，而且在银饰上有充分的反映，鱼是苗族从头到脚各种银饰少不了的纹样和造型。 苗族银饰中还有一种独特的饰物是响铃，不论是项圈还是挂牌、吊牌、围腰吊饰，都常常佩有响铃，这也是一种迁徙的遗风。 在响 *** 中，人们走过了一道道山水，前呼手应，永不失散。 透视出封建社会中缺乏的平等观念 苗族银饰产生于明代以后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这从明朝末年的重要画家陈洪绶的《夔龙补衮图》中可以看出。 画面共三个仕女，前面一个年事稍大的是穿着华丽的贵妇，另外两上年龄幼小，为宫女身份。 贵妇的发髻之上还插有簪钗头饰，宫女的据打扮则一眼可见出差别。 至了清朝，宫廷中上至皇太后，下至贵妇的正式官样服装的具体规定和配套的各种珠宝饰物，在《大清会典》图卷和《大清通礼》卷中都有记载，任何人不得逾越。 但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在银饰的佩戴上却与服饰一样，无等级区分的。 不论你是寨老，理老，土司、鼓藏头及其家属还是普通百姓，只要在一个社区生活，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 比如前文提到的黄平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极其雍容华贵，但它却并非贵妇人的专有，那一带的苗家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 西江苗族姑娘出嫁时必须佩戴银角，如果家里没有，可以去向亲朋借用，人们都乐于相借。 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苗族银饰具有一种展示性 汉族的首饰只是一种点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愈更简化。 大多数妇女在现代日常生活中已经不再佩戴首饰，更少佩戴银饰。 而苗族在过节或婚嫁等人生的重要时刻，都要把银饰佩戴起来盛装相配，而且是以多为美。 苗族民谚说：“无银无花，不成姑娘。”有些人家在女儿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为她逐年打造银饰，一年积一点，存放在专门的木箱里珍藏。 等女儿长到十多岁了，在盛大节日和出嫁的喜日，姑娘就会装扮起来，向同胞们展示。 西江苗族要在全套银饰备齐之后，才能制作银角，而在节日期间有无银角展示，则能折射出姑娘的社会地位，没有佩戴银角的姑娘，跳芦笙舞时只能排在佩戴银角者的后面。 雷山丹江的苗族银花头围，要使佩戴者的整个额头都有银花环绕。 施洞姑娘的一种藤形银饰圈常常戴得把嘴都遮掩了，耳环也挂三四只的，最重的一只就有4两。 一件镂空的银衣由44枚银片缝缀在衣裳的前身后背。 黄平的一副银凤冠重达2公斤多。 从江西山的一副13件银排圈将近2公斤重。 好些地方苗族女子全身的盛装银饰加起来有二三百两重。 这是一种美的展示、力量的展示、财富的展示。 这种展示导致了银饰艺术的交流，使得苗族的艺术审美能力不断提高，从而促进银饰艺术的不断繁荣。 苗族银饰特别注重与服饰的搭配 节日里和人生重大喜庆日子里着盛装服饰，并搭配全套盛装银饰，有一种珠联璧合的效果，更显得雍容华贵，烘托了欢快热烈的节日喜庆气氛。 日常生活中着便装服饰搭配便装银饰，这样方便、简洁、大方，便于日常劳作。 西江和丹江的苗族便装，头饰只用一支焊有四粒小银珠的银簪，既作装饰也作固定发髻用。 只要梳苗族发髻的以上两地女子，都必用这种银髻。 还有围腰牌和围腰链，都不仅有装饰作用，还用于固定围腰。 耳柱过去也配便装，但现在日常佩戴耳柱的年轻女子比较少。 在农业生产相对发达的施洞地区还有次盛装，于一些礼仪场合穿着，并搭配相应的银饰，这样既庄重得体，又方便行动。 另外，在银饰自身的图案搭配上，一般讲究对称。 例如背部银衣的银片，各种动物图样都是一边一只，小孩银帽上的神像，也是左右对称的。 但在发簪上，也常常有不对称的造型出现，这种不对称使银饰显得更加灵动、更加呈现出生命的自然状态。
苗家婚俗<一> 多数苗族地区婚姻自主程度较高，各地苗族青年都有以择偶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的自由社交活动形式。湘西叫做“赶边边场”或“会姑娘”，黔东南苗族则称为“游方”，广西融水叫“坐妹”或“走寨”，黔西北称为“踩月亮”，黔中及一些西部苗族称为“跳花”、“跳场”等等。在这类社交活动中，青年男女可以三五成群地或者单独地、公开地或悄悄地对歌和交谈。以对歌的形式谈恋爱是苗族婚俗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富于民族色彩的风俗。一些苗族社区还有专供青年们谈恋爱的场所，如黔东南的游方坪、滇东北的姑娘房等。苗族青年择偶不重财产和家境，更看重个人才华和品性。找到合适的恋人后双方即可交换定情物。结婚，一般情况下需征得父母的同意。在大多数苗族地区，青年自主婚姻与父母包办婚姻并存，这两种情况不一定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只看哪种倾向更重。一般来说，父母和子女都互相尊重和征求意见，强迫成婚的很少。而且社会习俗允许并维护青年人的自由选择。因此更多的情况是自由恋爱后由父母主持婚姻。具体步骤是，青年人谈好了，男方征求父母的意见后请媒人到女方家说亲。正常情况，女方父母不会反对，有时须用鸡卜来决定婚姻是否可行。一经说媒定亲，双方即商谈结婚日期和聘礼。结婚前，男方必须为女孩的舅家送一笔钱或其他财物，称“舅爷钱”。如果父母不同意，青年男女可以私奔，寻求亲属或社会力量的支持，时间长了，父母也就承认既成事实了。当然也有听从父母之命的，也有少数因父母包办酿成感情悲剧的。还有一种形式就是抢婚或类似抢婚的形式。青年男女通过自由恋爱，愿作终身伴侣的，男方在某天夜里，邀约几个朋友或兄弟把女方带到或“抢”到家里来，即成婚姻。三天之后，才请个“全福”的老人带只鸡去给女方父母“报亲”，请他们认可这门婚事。然后双方商定“回门”(回娘家)办婚礼的日期和具体事宜。苗家婚俗<二> 苗族青年结婚的年龄一般在16-20岁之间，也有早婚的现象，大约在十四五岁，早婚夫妻通常要到双方成年方能同居。在婚姻选择上，同宗族(同姓氏)不婚，姑舅表婚优先，不同辈份不相通婚。不同民族甚至苗族不同支系间也基本上不通婚。许多地区苗族有结婚当日夫妻不同房的习俗，新娘与送亲的陪娘及新郎的姐妹共度第一夜。有的地方办婚礼是主要在女方家。黔东南苗族有“不落夫家”(坐家)的习俗，即新娘回门后即长住娘家，仅在逢年过节或农忙时经召唤才回夫家小住，直到怀孕后才长住夫家。坐家时间长达一两年至四五年不等。婚后因感情不合等原因可以离婚。一般地，提出离婚方须向对方赔礼赔钱。寡妇可以改嫁，也有地方有转房习俗，一般是同辈转房，但不带有强制性。苗族均为一夫一妻制家庭。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为苗族社会主要的家庭结构。女子与男子不管婚前婚后地位比较平等，在家庭事务中妇女有一定的发言权，但总体上还是男权社会。子女的血统从父，世系依父系计算，家庭财产按父系继承。苗族有父子连名制，现以黔东南为典型，其他地区多已不存。苗族有自己民族的姓氏，但是现在大多已通用汉姓。
“以木板二片，镂成细花，用以夹布，而灌蜡于镂中，而后乃积布取布，投诸蓝中，布既受蓝，则煮布以去蜡，故能制成极细斑花，炳然可观。” ——《岭外问答》 南宋·周去非 ———————————————起源 ———————— 苗族蜡染的起源，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秦汉时期称之为“蜡缬”。关于蜡染起源的说法繁多。有一说：苗族姑娘心念染织出美丽的花纹于衣物却一时无获，闷闷不乐，昏沉中，一花仙引她入了百花园，园中百花似锦，鱼鸟相谐。姑娘观得入神不知蜜蜂爬满衣裙，惊醒后发现衣裙确有蜂蜡的斑迹，遂将衣裙重新染色，意去除蜂蜡，却发现蜂蜡脱落处留下美丽白花 姑娘欣喜异常，将百花园中所遇唱予歌声中，招来众伙观摩学习，并将蜡染技法沿袭至今。编者尊重各种历史考究的结果，但若说起源，何不留存一个浪漫的故事，蜡染文化亦是人类文化的珍宝。 ————————纹样 ———————— 姑娘于花仙引入的梦境花园中见到了无数珍奇鱼鸟虫兽。这与蜡染中的纹样相映，也可以说是苗族姑娘，丰富想象力的延伸，乐观的苗族人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先祖故乡的缅怀融入到蜡染工艺中，从而演变出变化无穷，生动形象的蜡画纹样与图腾。细看图样，你或被其中精湛细致的描绘折服，亦或是被某个笨拙可爱的形象所逗乐，在这蓝白相间的花纹中，就印染着苗族人乐观的生活态度，还有千百年积累下的智慧。 ————————细说纹样与图腾 ———————— 鱼纹鱼纹在贵州苗族蜡染中时常出现，在苗家文化中，鱼纹代表着对生殖与繁衍的崇拜，对多子多孙的祈福。 ●龙纹男人龙与女人龙 贵州苗族蜡染中的龙，并不拘泥于传统龙威武的形象，显得稚拙却与自然和人更为亲切，同样也有着驱祸迎福，龙腾升达之意。 ●鸟纹鸟类是苗族姑娘山居生活的伴侣，苗族蜡染中的鸟纹多为欢快生动的形象，苗族姑娘借此纹样，寄托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与希冀。 ●铜鼓纹铜鼓纹为贵州民间蜡染最为古老的纹样，在传承的过程中，铜鼓纹杨逐有变化但中心的环形辐射的太阳纹案得以保留。苗族人通过铜鼓纹，表达对先祖的缅怀，亦表现了对太阳的崇拜。 ●蝴蝶纹蝴蝶纹在苗族蜡染纹样中比较常见，其中蕴含着美丽而神圣的传说，以此表达对自然和祖先的热爱与崇拜。 ●螺旋纹丹寨苗族亦称为“窝妥”纹，此纹路始为先民对自然水纹的模拟，各少数民族中都对此纹路有不同解义，而在苗族文化里，螺旋纹同样载负着对祖先的缅怀。 ●花草植物纹花草植物纹在蜡染作品中多用于点缀装饰，而植物形状的描摹。有说苗族人民在历史的大迁徙中为了记录迁徙途中的艰辛跋涉，便将路途中的花草印于衣物上，以志对故乡的怀念。 ●星辰山川纹贵州苗族蜡染的纹样中星辰山川纹并没有具象的写实的纹样。有时一根弯曲的线条即代表山川河流，也可画作房屋，星辰。而这种抽象化的表达方式由于可以融入在蜡染作品的任何方面更能体现出其蕴含的深层意义，即对故乡河山的怀念和尊敬，已融入到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去。 传承与保护 ———————— 贵州苗族蜡染被列为贵州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苗族蜡染文化的内涵也逐渐被深入地挖掘，更多的文化元素被融入各种艺术品或商品中，使之更容易被世人发现并接受。保护民俗文化并使之得以传承是我们每个旅游人的义务，希望在多年之后，还能让后辈感受到民俗文化的迷人魅力，人类文化的瑰宝仍能在文化历史舞台上闪耀光芒。 ————————如果对少数风格袋子感兴趣，购买贵州山宝免费送。
蜡染，古称"蜡缬"。传统民间印染工艺之一。今在布依、苗、瑶、仡佬等族中仍甚流行，衣裙、被毯、包单等多喜用蜡染作装饰。主要方法是用蜡刀蘸蜡液，在白布上描绘几何图案或花、鸟、虫、鱼等纹样，然后浸入靛缸(以蓝色为主)，用水煮脱蜡即现花纹。结构严谨，线条流畅，装饰趣味很强，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君友会王爱君文集《蜡染》篇释义：蜡染，是一种古老染色术，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人叫做Batik，日本人称为蜡缬染（亦称蜡染），利用这种方法染出来的图案，兼具了艺术的装饰趣味及实用价值。蜡染艺术出现在中国，历史悠久。根据二仪实录记载，秦汉间已有染缬，六朝时开始流行，隋代宫廷特别喜爱这种手工艺品，并且出现特殊花样。至于实物的出土，比文献记载还要早的，有长沙战国楚墓出现一面染缬模样的被面，花纹不详。晋代也有一片成品出土，图案是重叠斑花，也就是唐宋时代所谓玛瑙缬。中国蜡染在唐代尤为盛行，技术也成熟多了。当时的蜡染可分为两种：单色染与复色染；复色染可以套色四、五种之多。后人可从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中的两位妇女的衣裳及虢国夫人游春图中的几个骑马人物的衣服，窥见唐代蜡染图案之豪华美丽的情况。由于唐代中国文化对于日本影响颇大，奈良的正仓院，从唐代一直保存着各种唐代以来之中国工艺珍品，其中藏有一套蜡缬屏风，也是唐代由日本赴唐的留学和尚带回去的。蜡染在中国，自宋代以降开始衰退，而在同时的南洋各地（尤其爪哇、苏门答腊等岛）却大为盛行，至今，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人的平常衣服几乎都以蜡染布料制造。 主要源于苗族生活 蜡染是贵州省丹寨县、安顺县、织金县等地区苗族世代传承的传统技艺，古称“蜡缬”，苗语称“务图”，意为“蜡染服”。 丹寨县、安顺县及织金县是以苗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在长期与外界隔绝的艰苦坏境中，这里的居民逐渐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古老的蜡染技艺因此得以保留下来。按苗族习俗，所有的女性都有义务传承蜡染技艺，每位母亲都必须教会自己的女儿制作蜡染。所以苗族女性自幼便学习这一技艺，她们自己栽靛植棉、纺纱织布、画蜡挑秀、浸染剪裁，代代传承。在此状况下，这些苗族聚居区形成了以蜡染艺术为主导的衣饰装束、婚姻节日礼俗、社交方式、丧葬风习等习俗文化。 苗族蜡染是为生产者自身需要而创造的艺术，其产品主要为生活用品，包括女性服装、床单、被面、包袱布、包头巾、背包、提包、背带、丧事用的葬单等。现代蜡染绘画以工艺制作的偶发性，揭示艺术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与非控制的自律的创作状态。蜡染艺术家特别重视利用蜡质材料，在绘画中媒介的转换作用，所产生的蜡纹肌理的纹络。强调艺术家所运用独有的蜡质，在作品中所展现蜡质材料本身的质感。以蜡造型，就是以蜡作为防染主旨材料，将艺术家构想的表现对象以蜡质塑造出来。在经过染涂颜色把艺术形象呈现出来，构成作品的主体内容，以蜡造型的艺术形式，是现代蜡染绘画的一种新样式。艺术家利用蜡质覆盖或遮盖在画布的表层，覆盖是将蜡质永久地附着在画布上，同其他颜料一样作为作品的一部分。遮盖是将蜡质材料作为一种绘画的媒介，暂时的附贴在画布上，起到一种转换作用。这种遮盖的方式是传统蜡染的常规工艺方法，遮盖的工艺法，在现代蜡染绘画中的应用，有其继承的含义。覆盖的绘画技法，在现代蜡染绘画中的运用，有其颠覆传统的创新意识。蜡染艺术突出地体现蜡和染这两种材料，在蜡染绘画中的独有的作用。蜡染绘画是借用固体蜡热熔制成的蜡液，以蜡液图绘图像。利用蜡液冷却后还原为固体蜡层的物化原理，塑造绘画形象。被固化了的蜡层，易于龟裂成纹，经过染色出现自然干裂的蜡花纹饰。故称其为蜡纹，蜡纹又很像冰花花纹，所以也有人称其为冰纹。由于蜡纹在蜡染中独有的艺术价值，有的学者和艺术家崇称它为蜡染的灵魂。 显然，蜡纹的纹饰在蜡染艺术造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审美的价值。这些特殊的蜡裂痕迹的肌理，都是由于利用了蜡的特性功能才得到实现，蜡质的特性：遇热融化为液体，遇冷固化为固体复原性的特性，给蜡染绘画的造型和制作蜡纹带来可能。固化的蜡质具有拒水的防染性，以蜡造型的图像绘染或涂色后，仍然能保留下清晰的蜡图纹饰。这种转移性的返转图像，在造型艺术的其他绘画门类是从未采用的。这种独有的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在绘画领域是独一无二的艺术样式，所以显得特别的独特。这种有意味的形式表现都是取决于蜡性的物化过程所致。蜡品种的选用，蜡质的配置及其蜡温度的调控和施蜡的手法等因素，对蜡染绘画的创作，都将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蜡的品类繁多，蜡的熔点也各不相同。蜡染人历经数千年的实际操作，筛选了蜂蜡和石蜡作为蜡染防染的主体材料，并在实践中添置松香来增大脆性或将蜂蜡与石蜡以不同的比例，调制成脆柔程度各异的软硬蜡质。国内外现代蜡染艺术家，也摸索采米浆、树脂、油脂、胶脂等具有防染性能的各种物质，作为防染材料用于蜡染艺术的创作，非洲人还利用粘土作为防染材料，用于蜡染的绘制。防染是蜡染艺术核心工艺的主体内容。凡具有防染性能的任何材质，只要适合作为蜡染绘画材料的任何画材，都可以作为蜡染或是什么染的材料，应用在蜡染绘画上，它的核心功能是防染。只有具备防染特性的物质，在蜡染绘画创作中，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1. 蜡染起源的几种说法 蜡染的发明以人们对物质特性的重复认识和利用为基础，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环境因素和技术条件，因此它是在特定的物质条件和文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蜡染是基于人们对服饰美化的需要，在人类文明进步到一定程度后产生的，是在多种染织工艺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蜡染产生的时间应在纺织。印色3和画馈工艺成熟之后。从原料上看，蜡染对面料没有特殊要求，棉、麻、丝、毛织物都能采用;防染材料也不拘于特定品种，动植物蜡均可使用，通常是用树脂和蜂蜡;染色只能用冷染工艺，一般是植物染色，以靛蓝为主。从范围来看，蜡染技术存在与世界上很多地方，风格和使用方式也多种多样。由于受地理和气候的影响，北方寒冷地区不宜进行蜡染，因此蜡染分布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埃及是古代文明的摇篮，它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同时吸取东西方的各种文化，成为最早步入文明的古国之一。蓝靛在公元前2400年的古埃及及第五王朝就已经作为防腐抗菌剂使用，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学者普利尼斯在《自然史》中，描写了埃及人浸染织物时用蜂蜡访燃，并称这种方法为“古怪的”，这说明早在相当于西汉时期的埃及，蜡染技艺就已经广为流行了。英国 .迈尔斯主编的《纺织品印花》中认为，埃及蜡防花布早在公元前1500年已闻名遐迩。因此，埃及应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之一。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棉纤维的国家，而且印度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已有从蓝草中提取靛蓝染棉纺织品的记录，因此棉织品的印染术也可能发端于印度。虽然印度气候潮湿，很难发现古老的织物残片，但从其他地区出土的蜡染棉织物可以判断，印度曾拥有高度发达的蜡染文化。赵丰教授在《丝绸艺术史》一书中考证了新疆民丰地区尼雅出土的绘有半裸女神像的蜡染棉织品，根据神像头后背光具有印度文化的因素，认为蜡染工艺在东汉时已传入中国西部边陲，印度应是蜡染的起源地之一。 我国无疑也是蜡染发源地之一，从大量史料记载和古代绘画中可寻觅一些线索。今年来发掘出土的精美的蜡染实物更是提供了有力证据，且把我国蜡染法院时间大大推前。陈维稷教授主编的《中国纺织科学技术史》认为，蜡染起源于西南少数民族，可追溯至秦汉之际，当时已利用蜂蜡和白蜡作为防染材料制作出白色图案的印花布，早于印度河埃及好几百年。美国人杜马斯 法兰西斯 卡特 在其所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西传》一书中说：“现存中国的早期蜡染实物，比埃及、日本、秘鲁、瓜哇所发现的实物要早得多，特别是在敦煌石窟和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蜡染实物足以证明。” 马来群岛蜡染产业的优势使其他也被认为是蜡染起源地之一，美国人费雷斯特所著《蜡染》一书中也提到蜡染发源地在瓜哇，至公元1515年以后，到那里旅行的人才把蜡染技术传到世界各地。 以上这些地区被认为是蜡染的发源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限制的；蜡染技术高超且工艺保存完整，另一方面原因是有出土文物或者文献资料可供佐证，至于在已经消失了的文明中是否有蜡染技术就不得而知了发展变迁随着苗乡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大潮的影 响，使人们对市场的依赖性增强，传统手工产品受到了中击，因此现代苗族人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近年来，苗族社区的过剩劳动力大批加入全国劳动力迁移大军，黔东南的苗族村寨中，60%的青年人外出打工，在工作的同时，他们也逐渐接受了发达地区的价值观念。另外，随着电影、电视等传媒深入到苗乡，拉近了边远地区与文化中心地区的距离，也加速了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 "民族传统文化之所以能世世代代流传下来，传统的文化传承机制之所以能有效运转，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传统文化是在一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世代相传的。"过去由于居住在高山峡谷中的苗族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只能是祖辈所创造的文化。但是当他们有条件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后，就有了比较和选择，他们的价值观念就会不同程度的发生变化。尤其是年轻人的求富意识和求知意识在外界信息的强烈j中击下表现得分外突出，他们对生存、对美、对快乐都有了与祖辈完全不同的理解。随着外界信息的传入，年轻人价值观的变化和他们对所处的传统文化的重新审视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与几十年前相比，苗族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但改变更大的是他们的心态。以前苗族妇女画蜡染没有功利的目的，艺术劳动和生产劳动完全一致，可以说那时的苗族蜡染是一种地道的生产者为本身需要而创造的生产者的艺术。当我们翻看苗族妇女出售的蜡染时，凭直觉就可明确地判断出这是新的还是老的。她们的前辈在淡泊平静的心态 贵州苗族蜡染之下点蜡，'每一笔都透着灵气，构图也用心良苦，整个画面精致而饱满。现在尽管还有画的不错的妇女，但比起人人都是点蜡高手的时代来说，苗族蜡染无疑呈退步趋势。经济时代改变了她们的价值观，近年来画的蜡染多是草草了事，制作速度较快，笔画也显得粗糙。所以由于苗装的文化功能逐渐减弱，费工费时的服饰工艺也就逐渐衰落。 但新的文化旅游市场的开发拓展，使苗族服饰工艺从开发利用的角度得到了肯定，服饰工艺的传承不仅关系到苗族服饰文化的保存，也关系到了苗族人谋生技能的延续，因此可以说包括苗族蜡染文化在内的服饰工艺文化比苗族其他文化因子的发展机会更多。
文化艺术苗族的种类很多,主要有三种:一是衣服、胸围镶边用的锦边，苗语称为“耕”。二是锦带，宽2至3厘米，用作裤带、袋带、背带等，青年男女恋爱时，姑娘多以自己精心织的锦带赠送给情哥。三是锦幅，苗语称为“伦”。锦幅多用作背面、背带兜等。蜡染，也是苗族著名的传统工艺。苗族染的图案是苗族妇女的天才创作，是她们现实生活的反映，代表着她们的美好心愿和对生活的追求。在苗家看来，蜡染艺术是美的象征，也是爱的表示，不仅自己要发扬，而且乐意传授给别人。蜡染艺术漂洋过海，传到国外，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芦笙，是苗、瑶、侗民族最主要的传统乐器，其中以苗族使用最多。苗族在重要的传统节日都要吹芦笙，伴以舞蹈，规模庞大，气势磅礴，并因此而闻名于各民族。民风民俗苗族有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如苗年、拉鼓节、芦笙节等，但其中最隆重和内容最丰富的就是苗年。过苗年的时间，各地并不相同。融水、三江、龙胜一带的苗年一般在农历十一月的亥日。苗年隆重热烈，除祭祖、饮宴之外，还举行各种活动。新年来临，全家守岁。吃了“过地餐”（这是苗家人与在阴间的祖先共进的团圆餐），拜过年，人们就开展各种活动。祭龙潭、祭田神、吹笙伴舞，热闹非凡，是苗年最隆重的场面。祈神求丰收，是苗年活动的一个大主题。苗族过年，食品也多种多样，有米饭、糯米粑、肉（酸肉）、鱼（酸鱼）等，还有一种特殊的食品叫“辣椒骨”，它味香而辣，可增进食欲，驱风御寒，防治感冒，是苗家常备的食品，也是待客的佳品。
苗族龙凤鞋为手工制作，鞋底以粗麻线纳成的千层底；鞋面为紫色绸布，两侧用各色丝线对称绣有龙凤图案两对，并以白线勾勒外廓，缀有亮片；鞋口沿以苗绣装饰。整双鞋图案极为抽象，装饰华美，是苗绣中的代表作。通常为苗族妇女在结婚时穿用，表达对今后美好生活的祝愿。 苗族绣花鞋 苗族主要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广西等省区，是一个人口众多、支系复杂的南方少数民族。苗族刺绣远近闻名，苗族妇女孩提时代就开始跟母亲、姐姐或同龄人学习刺绣技艺，因此“苗绣”是少数民族刺绣工艺中的上乘之作。苗族的服饰也多以刺绣制成，或以绣片为装饰。苗族人民平时一般穿麻凉鞋、草鞋、绣花布鞋、大鱼棉鞋、船底鞋、钉子鞋（下雪时穿）等。这双绣花鞋是苗族女鞋代表作，用布和缎子制作，为双梁，上面多饰用花卉、禽鸟等图案，是苗族妇女审美追求和情趣的生动表现。应该是这个吧，别忘了给分哦。望回复
“这世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应该尽量去做那些正确的事情。纵使不能抵挡黑夜的来临，我们也要站在星空下仰望光明。”那么，接下来跟随我一起来 苗族服饰 了解了解苗族服饰的历史及其演变过程。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他们的先民在先秦时代就生活在长江中游地区。他们的历史可上溯至尧、舜、禹时代。战国时吴起说：“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这个“三苗”或“三苗国”的地域，在今江汉、江淮平原和江西、湖北、湖南一带。春秋战国时期，苗族先民生活在荆楚地区被称为“荆蛮”。“三苗”后裔“荆蛮”势力的兴起，大约在商朝前，成为后来掘起的楚国的主要居民之一。
秦汉至南北朝时期，因苗族先民生活在五溪、武陵地区而被称为“五溪蛮”、“武陵蛮”、“长沙蛮”等。到唐、宋及其以后时期，苗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的繁盛，在祖国南方再度呈现出自己的重要影响，引起了唐、宋及其以后各王朝的注目。各中央王朝与苗族的关系亦日渐密切，对苗族的认识也有所增强，于是“苗”遂从若干少数民族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民族的族称重现于文献之中。现在苗族分布的状况，大约成形于汉唐时期。
流传于黔东南苗族地区的古歌《跋山涉水》这样描述苗族先民的迁徙：“古时苗人住在广阔的水乡，古时苗人住在水乡边的地方；打从人间出现了魔鬼，苗众不得安居，受难的苗人要从水乡迁走，受难的苗众要从水乡迁去。”“日月向西走，山河往东行。我们的祖先啊！顺着日落的方向走，跋山涉水来西方。”他们追赶着太阳的足迹，他们相信“西方万重山，山峰顶着天，好地方就在山那边，好生活就在山那边。”苗族先民在压迫中迁徙，他们带着对新生活的期望，迁向陌生的领地。
苗族从古至近代，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迁徙，形成了今天苗族的分布格局。第一次发生在远古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载：“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
经尧、舜、禹三代的不断“征战”、“窜三苗于三危”，包括苗族先民在内的“三苗”集团被分化瓦解。第二次发生在西周至战国时期，西周对“荆蛮”的多次用兵和楚国势力的扩展，苗族先民大部被迫离开江湖平原，迁入五溪、武陵地区。苗族古歌《跋山涉水》描述了这时期大规模迁徙状况。
第三次发生在秦、汉至唐、宋时期。这时期苗族的主要流向，是从五溪、武陵地区向西、向南迁徙。向西进入川南和贵州大部分地区，有的经川南和黔西北开始迁入云南；向南迁入湘西和广西，有的又由桂北进入黔南、黔东南。第四次大规模迁徙发生在元、明和清时期。
这时期苗族继续从五溪、武陵地区迁入贵州、广西，并从贵州、广西及川南经过不同线路进入云南，由云南陆续出境，迁徙至东南半岛的北部山区。这些大规模迁徙主要是各朝发生的战争和推行的民族镇压政策所致，亦有因天灾原因逃荒的小规模迁徙。
此外，苗族其实还有第五次大迁徙，即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战争又迫使大批苗族难民从东南半岛向海外迁徙，形成了今天分布在美国、德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状况。
苗族纵贯数千年的历史大迁徙，形成了如今分布在黔、湘、滇、川、鄂、琼和国外的与其他民族大杂处小聚居的格局。在迁徙和不断开拓新生地中的苗族人民保存了自己的文化并将之影响他民族的同时，亦吸收了他民族的精华，形成了苗族至今仍充满生机活力的绚丽多姿的文化。丰富独特的服饰文化就是苗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苗族服饰的衣料以自织自染的棉为主，丝绸、麻布较少。不仅有性别、年龄的区别，而且有盛装、中装与平装之分，更有地区性的差别，特别是妇女服饰，极为绚丽多姿，多达100多种。过去，有的著述根据苗族妇女服饰、头饰将苗族划分为白苗、红苗、花苗、大花苗、青苗、长裙苗、短裙苗、歪梳苗等等，这种划分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苗族服饰因年代、地区、支系等不同而表现出丰富的多样性。� 近代，苗族的基本服装是：男子穿短衣裤或大襟长衫。青年是对襟或大襟上衣，大裆裤。节庆时穿无领无袖、前开襟的绣大花彩色“百鸟衣”或白色长衫。有的长衫是长袖，对襟无扣，下垂许多长方形宽带，绣满花纹图案。有的还穿彩色、满是花纹图案的披肩。老人穿青色的长衫。苗族男子头上多用长布包头。小腿上扎绑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