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不同时代的艺术设计风格，总是从传统中汲取营养，与时代的需求发生共鸣，产生新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设计形态，同样也会成为未来的传统，并在这种循环中不断变化发展。我国自加入WTO 以来，经济全球化、文化国际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日益加大，科学技术发展，新旧文化观念的冲突，都影响着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变化发展，没有民族特色的艺术设计作品难以在世界立足。如何将现代文化观念与传统文化结合促进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发展，成为当代设计艺术家关注的焦点。一、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环境艺术设计风格是指设计艺术家在创作上总体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创作个性与鲜明的艺术特色。通过艺术形式表现为对时代文化观念的理解，反映社会大众的审美理想和价值取向。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除了受到设计艺术家个人的性格、气质等内在心理特征和独特的人生道路、生活阅历等主观方面的原因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受到深刻的客观社会因素影响。客观社会因素就包含了国家的民族文化特色、时代精神、民族特性等多方面，它们共同影响艺术家个体的性格、气质形成，进而影响艺术设计家设计风格的价值取向。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与发展反过来还积极或消极影响着人类文化进步，与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相联系且相辅相成。环境艺术设计是处理人、空间、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最终为人类提供和谐环境的一门学科，从其产生发展都受到人类文化的影响。人类文化的发展总是在继承和创新中进行，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上下五千多年历史的积淀，其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社会历史文化观念和底蕴，它影响着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为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形成、变化、发展都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中国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物质要素(社会经济、生产技术)、精神要素(包括先秦哲人的“天人合一”的道家思想，“中庸”之道的儒家思想、中国古代的审美理念和审美追求)、表现形式要素(语言、姿势、表情、动作、声音、图形、标志)等，共同作用并影响着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要素是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发展的基础。每个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技术条件制约着环境艺术设计建造的规模、建造技术、新材料开发使用等。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皇家园林建筑充分利用和发挥封建社会时代的物质条件和手工业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木建筑结构形式和古典园林风格。环境艺术设计风格中高技派、光亮派、白色派、新洛可可派、超现实派、解构主义派以及装饰艺术派等流派的发展，在继承或反传统基础上突出当代工业技术成就，崇尚“机械美”，在环境中暴露梁板、网架等结构构件以及风管、线缆等各种设备和管道，并在建筑形体和环境艺术设计中加以炫耀，强调工艺技术与时代感。社会经济和生产技术的发展总是在以往基础上积淀、批判、创新发展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自然受此发展过程的影响，并通过自身的表现形式反映这一过程浓缩的民族文化精神。环境艺术设计风格总是沉积文化的成分，并反映时代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古典园林堪称世界园林之巅，展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隐逸精神”和文人审美思想。例如拙政园的园主是明嘉靖年间的御史王献臣。由于朝中权贵倾轧，官场失意，王献臣回乡后用原来大宏寺的一部分基地建造了一座园林。晋代潘岳的《闲居赋》中有一段话：“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浇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腊之费。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王献臣取其意，自我解嘲地把园名称之为“拙政园”。显然拙政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隐逸文化之载体。又如同里的退思园建于清光绪年间，园主是安徽兵备道任兰生。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兰生遭人弹劾，罢职还乡，花了10万两银子建造宅园，取《左传》“进则尽忠，退思补故”之意，命名为退思园，由造园名家袁龙设计。为了不露富，建筑格局突破常规，改纵向为横向，自西到东，西为宅，中为庭，东为园。任兰生只住了两年，后又复官上任。园内建筑或题咏都表现出园主人归隐与入世相杂的复杂心理，它也是封建士大夫比较典型的一种心态。因此，中国古典园林更为重要的是，包含对人生、对世界的深刻理解以及对情感归宿的执著追求。根植东方文化土壤的我国园林进一步阐释文化及文化精神是艺术设计风格形成的根基。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在完成人的功能需求基础上，更加关注人的精神需求和生成需求，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演绎到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生态文化、绿色文化、自然观等设计理念，说明了现代环境艺术风格发展和文化一样具有很强的继承性，现代环境艺术风格发展离不开传统文化。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民族特色，是由本民族的地理环境、社会状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决定的，体现本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需求。艺术设计的民族风格离不开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从中西的建筑、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各类的比较中，可以得出不同艺术风格源自不同的文化基础。总之，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就是要体现出本民族的精神、性格和气质，体现出民族的文化、风俗和习惯，体现出民族的审美理想和美学传统。不少现代设计师自觉地在自己的设计中融入了传统的因素。英国设计师吉尔设计的新英文字体就是基于传统字体的造型。丹麦的雅科布森和芬兰的阿尔托在其建筑设计和家具、灯具、餐具设计中，努力做到在工业化中反映手工业，在现代化中反映民族传统和地域传统。二、构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1.吸取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精髓融现代观念构建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审美理想。我国是有丰富文化传统的文明古国。我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集儒、道、佛之大成，并对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思想观念影响极大。我国的文化注重人与人的关系，崇尚“仁义” 和“礼乐”，注重家庭伦理，提倡调和持中，即在人身上体现出的和谐，注重人和环境的关系，崇尚“天人合一”的自然和谐观。“天人合一”是人本哲学和美学的完美结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主张人与自然要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共存关系，讲究审美主体与客体的默契和形式内容的和谐，重人情、重感受、重表现、重意境，以美为最高准则，怡情于志，强调美、善的结合，注重审美的认识和教化的作用;求“气韵生动”即“象外之象、味外之味、韵外之致”，深深地渗透到中国艺术的创作实践中，形成具有独特中国文化特色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在我国的传统审美系统中，禅宗意识有其极重要的地位。我国的禅宗，渗入了浓烈的审美成分，具有深厚的审美追求的内涵，成为审美追求的创构，培养了设计师独特的审美观，因而，形成了“禅意”风格的当代众多设计艺术流派。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除了考虑设计师个人审美理想外，还必须要考虑到人们的审美特点，有意识地从传统审美韵味中吸取其精粹，合理应用在现代设计的思维之中，这样才能设计出具有浓郁民族精神的、意境深邃的设计作品，才能形成独特审美情趣的艺术风格。2.培植现代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土壤，构建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形成的文化氛围。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处在文化国际化时代，文化的国际性催生了新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和审美需求等，改变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的文化环境，同时传统文化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在设计中自然运用到传统的因素，这就需要培植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和谐共生的文化土壤，才能促进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现代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特征，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和处理二者的关系，就能让二者融为一体，共同促进我国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风格的形成。3.创新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构建丰富中国环境艺术设计源泉。传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传统是发展的。包豪斯格罗庇乌斯说过：“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吴彪重庆文理学院美术系讲师，武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环境艺术设计方向研究龙厚强重庆文理学院美术系讲师，主要从事油画艺术方向研究不是静止的，传统应该推动人们不断前进。”日本设计理论家佐口七朗认为:“继承发展一切优秀的传统，不是融于古物之中，而在于继承保全作为传统精神的创作者的理念，即创造。”设计师创造的设计文化，是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设计文化不断接受、不断选择和不断优化的过程。设计师个人的创造力在设计审美文化中起着重要作用，推动现代设计的发展，同时也传播传统文化，使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源泉长流不断。传统文化永远是艺术设计不竭的源泉，民族的文化传统、审美心理等在设计上的体现形成艺术设计风格，环境设计艺术从功能内容到审美形式、从技术设计到艺术设计都体现艺术设计的民族风格。我国的环境艺术设计风格既要有民族风格又要有时代风格，有助于传统环境艺术意境运用于现代设计中，以达到古为今用、继承与创新的目的，才能使中国创造在世界立于不败之林。
文化 ，一般是指人类精神文明。在汉语中，是指人们社会生活的共同规范，包括艺术、风俗、时尚、礼仪、法律、宗教等民族传统以及深层的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有关文化的毛概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有关文化的毛概论文3000字篇一 《浅论农村文化建设》 摘要：农村文化的发展需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势在必行，文化队伍、文化形式、文化品位都逐步提高，农村与城市的文化差距逐渐缩小，当前农村文化的现状好坏，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文化建设 渠道 政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 编号：1672-1578(2013)07-0257-01 1 农村文化的含义及其重要性 农村文化是农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在农村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基层文化形式，是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价值观、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集中反映，但随着农业农村建设的逐步深入，农民的钱包是越来越鼓了，生活是越来越富有了，但那些值得回忆和研究的农村文化却消失殆尽。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已迫在眉睫。 所谓农村文化，从狭义的角度讲，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形成的以农民为载体的文化。我们通常情况理解的农村文化，包括稳定文化队伍，加强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等。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村文化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农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着我国发展的快速稳定，是保障实现小康社会，提升人民幸福感的重要保障。如何建立良好的农村文化，推动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 农村文化建设，是农民的文化水平、思想观念以及在长期的农耕实践中，形成并积累起来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情感状态、处事态度、人生追求，生活态度，等深层心里结构的反映，它表达的是农民心灵世界，人格特征以及文化程度，当前农村文化现状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大问题。 从经济发展方面来说，建设好的农村文化，是缩小城乡经济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与保障。只有拥有好的农村文化，才能丰富农业产业结构，提升农民素质，为农村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从文化上来说，农村文化在我国文化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地位。作为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农业国，广大农民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农村文化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这就需要我们健全农村文化制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社会稳定方面来说，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城乡发展水平差距还较大，特别在新疆，团结与稳定是发展的大前提。只有通过农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各族群众的精神生活，缩小经济差距，才能从根本上，防止不良事件的发生。 2 农村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第一，毫无疑问，农民，是农村文化的主体;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及劳动技能情况直接影响到农村生产力的高低。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农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受 教育 机会，让农民不但接受基础教育，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增强就业能力。发达国家农业发达，关键就是有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者，这些国家的农民在完成基础教育之后，较普遍地接受了农业职业教育。建设新农村，我们不仅要在加强农民基础教育的投入和重视上布局，也应在加强农业实用技术教育、强化农民科学致富本领上着力。随着城镇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会不断地有农民从土地脱离出来，要使丧失土地的农民不失去最后的生活屏障，就必须使他们有稳定的职业、稳定的生活来源，实现农业劳动力的顺利转移，为此，就必须进行就业教育，进行转岗培训。农民也需要继续教育乃至终身教育，应把农村学校建设成为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和就业创业的重要基地。加强农村文化建设还必须注重对农民思想观念的教育和引导，改变农民的传统观念，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开放观、市场观和竞争意识，让农民尊重科学、懂得科学，用科学的手段发展经济，同时培养农民的法制观念、平等观念及契约观念，使得农民渴望致富且懂得如何致富。因此，必须注重农村文化内容、形式和手段的自觉创新，努力找准契合点，不断打造新亮点，这样才能更好地满足农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一是要把农民致富奔小康作为实现文化自觉创新的原动力。农村基层文化工作要主动适应广大农民“求富、求知、求乐”的综合性文化需求，在满足农民群众文化娱乐需求的同时，在活动中融入更多的科技、法律、市场知识，让农村群众从活动中学到更多致富本领。要积极引导、扶持农民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让农民在致富奔小康的进程中真正尝到文化的甜头，真切体会到文化的价值，从而激发他们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要把特色文化建设作为农村文化自觉创新的最佳切入点。农村有着极其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这些民间文化最适合农民的认知方式和审美习惯，接触起来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亲切感。积极挖掘农村现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或民族文化资源，在保持特色文化喜闻乐见的风格的同时，充实其内容，创新其形式，赋予时代性、教育性，使其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载体，为农民提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和精神产品。三是要以队伍建设推动农村文化的自觉创新。要切实落实好农村文化工作者的相关政策，保障他们的工资、福利待遇，确保人员在编在岗，尽可能地调动其工作的积极性;要切实加强对农村文化专职人员的培训，努力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不断增强其自主创新的能力;要大力加强农民业余文化队伍建设。农民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只有最大限度地把农民吸纳到文化队伍中来，才能更好地摸清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提高农村文化自觉创新的科学性和针对性。同时，农民业余文化队伍的建设，也有利于发挥典型示范作用，吸引越来越多的农民关注并参与到农村文化建设中。 第二，农村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乡镇文化站建设。文化站的阵挥得充极乡村的文化工作就有了一个重要的平台和载体。镇党委、政府应为文化站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在反复宣传、强调文化站的作用时，首先做出榜样，建设规划中，把公共文化设施优先考虑进。去以服务社会为目的，以活跃群众为基本点，大力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一是镇文化站、各村文化书屋全部按照上级相关部门的要求，制定和完善各种 规章制度 ，即确保了群众正常借阅、正常开机使用，又要求他们爱惜所用的各种设备、书籍，做到不破坏、不损坏。二是结合农村和集镇的不同特点，合理安排免费开放时间，尽量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达到满足群众的要求。三是积极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经常组织镇机关、驻镇及镇属各单位进行 篮球 、 乒乓球 、象棋等比赛活动。四是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活动。 第三，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建设的资金渠道应是以政府投入为主引进多种投入。综合文化服务属公益性事业，担负着服务社会、指导基层和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作用，发挥着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活跃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作用。 点击下页还有更多>>>有关文化的毛概论文3000字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 文化 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 反思 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类的小论文 范文 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文化哲学简论
摘要：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终结引发了文化哲学的兴起。文化哲学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的反思对象，它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它对人和历史的极大关注，对理性异化的批判，从而超越了思辨哲学，拓展了哲学的理论视野。
关键词：文化哲学 思辨哲学 人化
德国古典哲学终结以来，西方现代哲学经历了二个转向：朝科学 方法 论和语言转向;理性向非理性转向。前者形成科学主义思潮，后者形成人本主义思潮，而这二种转向的背后蕴含着当代哲学正由“思辨哲学”向“文化哲学”的转向。哲学家们企图站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上对人的存在、人的思维、人的历史、人的社会和价值进行哲学反思，企图运用文化哲学来回答当代人类及其社会所面临的困惑和危机。
一、文化哲学产生的根源
文化哲学肇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18世纪启蒙运动以比文艺复兴更彻底、更自觉的革命性对封建等级和神权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神本主义的思想桎梏，使人们不再借助于上帝，而是通过对人自身的特点和活动的探讨来说明人及其文化。达朗贝尔在他的《哲学原理》一书的卷首，对18世纪的时代精神作了概括的描述。“如果仔细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8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着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在发生一种极为显著的变化。……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思索一番我们的知识现状，那就无法否认，我们时代的哲学取得了进步。自然科学一天天地积累起丰富的新材料。几何学扩展了自己的范围，携带着火炬进入了与它最邻近的学科――物理的各个领域。人们对世界的真实体系认识得更清楚了，表述得更完美了。……一种新的哲学 思维方式 的发现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原理，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们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主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被人们所提到。”①
达朗贝尔是18世纪最重要的学者和知识界的发言人之一，他的这些话直接表达了当时的精神生活的性质和趋势。也就是说，启蒙运动不再像唯理论和 经验 论那样只关心人的认识问题。而是要用理性去审视整个社会和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审视整个文化，看其是否是一种理性的、合理的文化。所以恩格斯曾说：“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怎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②可见启蒙哲学建立起了最早的文化批判哲学。
文化哲学理论的直接创始人应归功于意大利启蒙运动思想家.维柯、德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狂飙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赫尔德和德国大哲学家康德这三位思想家。维柯的《新科学》(全名《关于各民族共同性的新科学的原则》)是第一部文化哲学著作。该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如何从原始野蛮状态发展成为过社会生活的文明人。维柯的基本出发点是共同人性论。他认为，各民族起源和处境尽管不同，在社会发展上都必定有些基本相同的规律，《新科学》所探求的正是人类文化 起源和发展 的规律。这部书对后来文化哲学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赫尔德、歌德、黑格尔、《古代社会》作者摩尔根，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都受过该书的影响。赫尔德在研究了各国的历史、风俗、宗教、哲学、艺术和科学的基础上写作了文化哲学著作《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企图找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把这些规律归结为由于各民族的地理环境不同，因而所形成的文化也不同。
康德作为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其功劳最大，这是因为康德第一次从哲学角度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人的主体性问题。人及其主体性是文化哲学的核心问题。康德哲学的巨大功绩在于，他超过了以前的一切哲学派别，第一次全面地提出了人作为与动物不同的主体性问题。人的主体性是由三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从人的认识能力上讲，康德提出从时空感性直观到纯粹知性概念(范畴)的认识形式。人有了这套认识形式，才能把感觉材料组成知识。从人的伦理行为上讲，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性质，他必须服从自己给自己立的法――绝对命令，即道德法庭，正是在服从这“绝对命令”中，才显出道德的尊严和它无与匹敌的力量。个体应有担负全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的义务和责任，只有这样人才具有主体性。从人的情感结构上讲，审美涉及人的情感问题，康德把人的审美愉快独立出来，它不同于动物性的官能愉快，也不同于概念性的理智认识，审美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最高和最终成果，它是合规律与合目的的统一，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是人的自由形式。这样，人的主体性包括认识论的智力结构、伦理学的自由意志和审美情感结构，这三者便构成人是目的、人是自由、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人有价值等主体性的根本内涵。这就为后来的文化哲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思辨哲学盛行时期，文化哲学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因为思辨哲学所关注的“理性”光辉尚未失去它的光彩。文化哲学的发展只有当近代理性主义出现困境，特别是黑格尔哲学遭到批判，文化哲学才有可能受到人们的重视。从社会发展来看，启蒙运动之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主要国家先后建立起来，19世纪中叶后，资本主义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发展，人的创造性得到了空前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同时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化和复杂化。人类创造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又反过来统治人类，成为一种异化的力量。创造了近代科学和民主的西方世界，又成为毫无顾忌的扩张者和侵略者，这一切要求人们不能只从理性出发去考虑人的认识能力问题，必须从文化的全方位出发、对人的本质、存在、历史、价值、人的发展、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有关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这便为文化哲学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
从哲学自身发展的历程上看，近代理性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使人的主体性不断突现出来，但是近代理性主义基本上是用抽象的哲学思辩方法和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说明人，因此又难以全面地说明人的主体性，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另辟蹊径，这就要求人们从文化――哲学层面进一步去反思人的问题，这就为文化哲学创造了理论条件。
从科学发展来看，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神话学等各种具体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人们对具体文化结构和各种文化事象的研究逐渐深入，这为人对文化进行更深入的哲学反思提供了许多具体的田野文化材料。如果说19世纪自然科学的成就还主要是为当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哲学奠定了自然科学基础的话，那么现代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则为文化哲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实证科学的基础。
二、文化哲学的内涵和特点
所谓的文化哲学是以人类文化作为全部哲学反思的对象，从而揭示人类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必然涉及到什么是文化这一问题，赫尔德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中最早给文化定义过三个基本特征：首先，文化是一种社会生活模式，它的概念是个统一的、同质的概念，无论作为整体还是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的每一言每一行都成为“这一”文化无可置疑的组成部分;其次，文化总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再次，文化有明确的边界，文化作为一个区域的文化，它总是明显地区别于其他区域的文化。可以说，这三个特征迄今一直被认为是关于文化理论的权威定义。英国诗人.艾略特继承赫尔德的观点，称文化是涵盖了“一个民族的全部生活方式、从出生到走进坟墓，从清早到夜晚，甚至在睡梦之中”。③以后关于文化的各种定义都可以看到赫尔德这一观点的痕迹。
十九世纪黑格尔首先提出了“文化科学”的概念，德国学者克雷姆在其研究文化史的著作中，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研究原始文化的著作中，相继使用了这一概念。到20世纪德国著名文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明确提出在社会学之外独立建设一门“文化学”。建立“文化学”，首先涉及到文化的本质。值得一提的是泰勒1871年的《文化的起源》一书，泰勒将人类文化视为人类文明，提出文化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总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他站在一个较高的角度，从总体上来观照文化，企图为文化作一个全方位的说明。
“文化”既然与人类文明是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从概念的内涵上来说，“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即人的对象(自然)的人化――客体主体化，其逻辑的对应面则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主体客体化。这正是人类文化的最本质的规定。文化体现在人类实践的创造活动的能力、方式、过程及其成果之中。社会人的劳动、实践是文化的源头，文化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劳动的对象化(外化)，同时又是自然物和人类创造物的主体化(内化)。文化即是主体客体化与客休主体化、外化与内化的动态统一。“文化”更广泛地指社会内部从物质生存条件的再生产开始的各种人的活动。每一具体社会的文化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活动方式和结果的体系。人化是对象化的结果，马克思揭示出，对象的人化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面上是人与自然(对象)的关系，实质上却隐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整个人类文化，涉及到两个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对于人来说，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较表层的，而人与人的关系是根本的。因此 ，人类通过劳动、 社会实践 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实现人的本质，满足人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方式、价值体系、意义世界，总之物质和精神的成果都是文化。这就是对文化的最本质的定义，这也是对文化的最深刻的哲学反思，它构成文化哲学的基本内涵。
文化哲学不同于思辨哲学的第一大特点是试图在各门具体文化科学的研究基础上，从哲学角度把各类文化现象综合和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体系。早期的文化哲学家泰勒为代表的文化进化学派认为，文化是自然发展进化的结果，他们比较重视同一，重视历史发展的一贯性，认为人类心理的同一决定了人类文化的统一，各地区各民族的社会和文化都是由低到高、由简到繁，独立平行地发展而来，都将经历同样的发展阶段，肯定了人类历史活动有其普遍规律，揭示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总趋势。而以李凯尔特、马克思?韦伯、斯宾格和汤因比为代表的文化哲学的相对主义学派则认为，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体系，韦伯提出各种文化的相对价值问题，斯宾格和汤因比推翻了西方文化中心论观点，确立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新途径。他们看到了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人们生活的具体历史条件相联系。为人类认识自己的文化历史，探讨自己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作为文化符号学派代表卡西尔认为人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自觉地创造各种符号形式的活动。符号活动功能将活动主体――人和对象――文化连接起来，而各种符号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科学等，则反映了人与文化关系的各个不同阶段。
文化哲学的第二大特点是在各种具体文化科学的基础上将人的问题极大地突现出来。从文化哲学发展史看，尼采是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的思想先驱。尼采哲学可以说就是“人的哲学”。他对于在人之外的世界，与人没有直接联系的事物和现象虽也论及，但比重甚小。他的哲学主要教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健全和力量强大成为“超人”。“超人”是旧文化传统、旧价值的摧毁者，是新世界、新价值、新文化的创造者。所以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确切地把尼采称为“文化哲学家”。狄尔泰则强调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人的生命是活生生的、具体的，它有过程、有历史、不重复，生命总在变化，人性也总在变化，人只有置身在自己的生命之流中，又能与他人的生命融合在一起，作同情的了解，才能说得上有真正的“理解”。狄尔泰不仅对个人生命的论述，而且也强调人类生命。他指出人类生命的特点必定表现在时代精神上，即在历史过程中，人的一切表现都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狄尔泰的思想对20世纪人本主义思想有很大的影响。
文化哲学大师卡西尔在他的代表作《人论》一书中论述了“人是什么”，他对西方二千多年思想史上关于人的问题各种哲学理论作了概述，并指出，当代尽管科学昌盛、技术发达，但人的问题不但没有真正解决，相反倒是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他认为人与其说是“理性的动物”，不如说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他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现实”与“可能”的区别，“……低于人的存物，是拘囿于其感官知觉的世界中的，它们易于感受现实的物理刺激并对之作出反应，但是它们不可能形成任何可能事物的观念。……只有在人那里，在人这种派生的理智(intellectllus ectypus)那里，可能性的问题才会发生。”④“可能”就是人“生活在在理想的世界，也就是要把不可能的东西当作仿佛是可能的东西那样来处理”。人运用各种“符号”能创造出自己需要的“理想世界”，这“理想世界”，就是给自己建立的意义世界――文化世界。卡西尔认为，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也只有在文化活动中，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对于卡西尔来说，文化哲学成为的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生动展示，人的哲学则成为文化哲学的最终目的和内在灵魂。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家所研究的人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人。
文化哲学第三大特点是注重对人类历史的研究。维科在《新科学》中力图在神意之外寻找历史规律，以反对宗教神学的历史理论。斯宾格的《西方没落》，书中把各个历史文化当作是历史的独特生命来描述，认为每个历史都经历相同的生长与灭亡的周期，并以暗淡的笔调描绘了西方文明行将没落的前景。汤因比把世界6000千年文明史分为26个文化单元，每个都经历着相同的“兴衰周期的模型。文明的起源受“挑战和应战”法则的支配;文明的生长是由于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发挥创造性，多数人进行“模仿”;文明的衰落的原因是少数人失去了创造性而变成统治者，多数人不再模仿他们，于是便产生离心离德，少数人以暴力镇压，多数人则起来反抗，这就表明文明衰落的时期来到了，文明衰落的标志是“大一统国家的诞生”。柯林伍德则反对“史学的自然主义”认为自然科学基于由观察和实验所认知的自然事实，史学基于由“反思”所肯定的心灵事实;自然的事实是单纯的现象，而心灵的事实则不是现象而是思想。因此他看来，“历史就是思想史”，历史学的对象就是思想，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在自己的心灵中重演古人的思想;历史并不是“死掉的过去”，而是“活着的过去”;历史知识就是对被囊括于现今思想之中的过去思想的重演，否则，便成为“伪历史观念”。
文化哲学这几大特点表明，哲学由关注世界本体和人的认识问题转向关注人类文化，人的存和人类历史;由关注思辨和理性转向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人的价值，表明哲学已走出思辨的狭窄天地正走向更为广阔的文化天地。
三、当代“文化哲学”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20世纪西方哲学和文化的结合造就了两大文化哲学思潮，这就是科学主义文化哲喾人文主义文化哲学，它们又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折。科学主义的文化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是其发展的轨迹。逻辑主义着眼于科学理论的逻辑分析，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性和准确性。历史主义则把焦点聚集在对科学的社会――历史考察上，认为单靠逻辑的解剖刀必定歪曲科学。然而逻辑分析一始就受到各方面的挑战。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场世纪之交的科学革命给当代的文化思潮注入了强烈的不安和骚动。这场革命从一开始就将启蒙理想赖以存身的牛顿思维框架推上了岌岌可危的境地。波普尔作为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的中介人物，曾对逻辑实证主义作过系统的、长期的抗衡。他曾说：“我的著作是强调科学的人性方面。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⑤科学的可错性第一次获得了历史性的确认。可以说，波普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自觉建构文化哲学体系的人，他的科学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理解理论整合在一个体系之中――文化哲学。
从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否定延伸到历史主义，其倾向是距离科学哲学的传统越来越远。从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主义到否证主义的批判理性主义，从库恩的“羞羞答答”的“非理性主义”到费耶阿本德的“理直气壮的”非理性主义，这意味着科学哲学开始走出单纯的科学文化的局限，预示着科学哲学进一步走向人文主义，带有更浓厚的文化哲学色彩，这种向人文领域的拓展，在美国哲学家罗蒂那里达到一种新的综合，罗蒂呼吁分析哲学应当与欧洲大陆人文哲学结合，组成一种“后哲学文化”。这种向人文的转向表明，科学思潮正通过文化与历史的参照中介与人文思潮汇流，而被整合进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的大潮。
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论述20世纪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化哲学不能不提到尼采，尼采以其丰富而复杂的思想，不仅开了20世纪西方非理性主义的先河，而且还是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先驱。正如一位美国思想家所指出的: 没有尼采的话，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⑥狄尔泰作为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尼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把历史和哲学结合起来而创立“精神科学”，即人文科学。狄尔泰为了建立其文化哲学，首先进行了系统的“历史理性批判”这为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础。
狄尔泰以施莱马赫的理论为基础，不仅论证了解释学是人文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而且大大地开拓了解释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解释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可能性。因此，狄尔泰被称为“现代解释学之父”。在狄尔泰的解释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双重影响下，海德格尔实现了由方法论解释学向本体论解释学的转变，他的学生伽达默尔则使解释学独立出来成为哲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哲学解释学体系。从狄尔泰到后期海德格尔、伽达默尔、保罗、利科代表着文化哲学解释学方向，他们把人文研究提到哲学水平上来审视，或把哲学的视野伸张到人文研究的领域，不仅在量上扩大了哲学，而且也带来了哲学本身内在质的变化。
当德国哲学家从尼采走到海德格尔并发展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思潮时，在法国则表现为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的思想运动。本来整个现代西方哲学，无论是科学主义思潮还是人本主义思潮，都表现为对近代理性的彻底批判和否定。科学主义思潮把近代哲学所弘扬的“理性”视为“狂妄的理性”，认为近代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哲学自身当做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能的理性，从而把“理性”变成“上帝”，造成了“理性的放荡”，因此它要求用“谦虚的理性”去改造“狂妄的理性”，用“科学”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科学哲学”，所谓人本主义思潮，则把近代哲学弘扬的“理性”视为一种“冷酷的理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把人异化为“理性”，用“上帝”一样的“理性”去规范人的存在，从而造成了“本质主义的肆虐”，因此它要求用“丰富的人性”去改造“冷酷的理性”，也就是用“文化”去改造“哲学”，把哲学变成“文化哲学”或“人学”。而法国的结构主义他们把批判领域扩大到整个西方哲学。与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样，试图完成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彻底瓦解。
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哲学传统的终结，标志着文化哲学的复兴，“解释学”和“解构学”从正反二方面表达了这种要求。之所以要“解释”，就是因为在逻辑的背后尚存有更深刻的东西，通过解释把它释放出来、阐发出来;之所以要“解构”，是因为这种更深刻的东西被逻辑的东西所遮蔽、窒息了，所以要首先设法解开逻辑的铁索、消除逻辑的重压。⑦二者都企图用文化哲学去对抗传统形而上学。
如果说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是以人文学科诸领域学科的“知识”为对象，甚至与人文研究交织在一起，从而形成“文化哲学”的话，那么西方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则是社会文化问题或文化社会问题。所以他们的理论又被称作“文化理(下转第96页)(上接第92页)性批判”。卢卡奇的物化理论(文化辩证法)，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文化与实践理论)，马尔库塞的单面人理论(文化的审美之维)，赖希和弗洛姆的性格结构理论与法西斯大众心理学(性文化心理理论)，列菲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文化与日常生活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文化与社会矛盾的理论)等等，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理性、官僚主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异化的社会力量作出独特的批判与剖析。他们从不同侧面揭示的正是20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文化――历史、文化――社会困境，并由此揭示出当代西方社会深层的文化矛盾和危机。
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作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哲学运动，消解了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对立，欧洲中心论、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人类中心论、理性中心论的幻想，瓦解在场的形而上学，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在“主体性黄昏”的时刻放弃了对绝对客观性、永恒真理和确定性的追寻，并以激进的方式扭转了现代精神价值。
总之，随着当代人各种生存状态、心理状态、精神状态的恶化，传统的思辨哲学又不足以全面系统地去揭示这些矛盾和问题，于是人们自然把理论的焦点转向“文化哲学”，企图在更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审视当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创造的各种文化的矛盾，从而为人类找寻一条通向未来和自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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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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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教育 哲学是关乎教育价值的学问，依据价值达成设计美好教育生活的路径，这是教育哲学作为实践哲学的根本要义。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浅议教育哲学的论文3000字，希望大家喜欢! 浅议教育哲学的论文3000字篇一 《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及其启示》 摘要：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国教育哲学在研究基础与形式、研究领域与内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人员构成等方面都表现出多样化的特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特征日益凸显并为多视角研究和解决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 关键词：美国;教育哲学;多元化;启示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 编号：1673-4289(2009)06-0013-03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教育哲学在研究基础与形式、研究领域与内容、研究视角以及研究人员构成等方面都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这意味着美国教育哲学领域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趋势。因此，探讨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对于我们准确理解美国教育发展的哲学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一、美国教育哲学研究多元化特征的表现 (一)多元化的研究基础与形式 20世纪以来，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仍然以西方哲学作为主流甚至是唯一的研究构架，并以此囊括所有教育学科领域。8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出现了如黑人教育哲学、“仁(Zen)”教育哲学等在内的新的研究方向和如数学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哲学、教师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哲学以及环境教育哲学等在内的新的研究基础和形式。 (二)众多新兴的研究领域与内容 教育哲学研究除了研究如公平、正义、权力、权威、道德、伦理等在内的传统问题之外，还研究如教育改革、教师教育、批判思维、评价问题、教育市场化以及教育政策制定等在内的20世纪末突显出来的问题。另外，如网络背景下的教育、赛柏空间下的教育、多元 文化 教育以及民族认同与民族教育等问题也开始被逐渐纳入研究视野。 (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的新视角 教育哲学研究除了继续沿用体系与分析的 方法 ，还采用了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和解释学等新视角。从女性主义教育哲学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要改变传统的“男性认知”视角，试图从“性别敏感”视角来看待教育问题，破除性别歧视和性别刻板印象;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要对教育中所谓的“现代主义”即普世、追求终级真理、强调理性以及高扬主流、压抑边缘问题等进行解构;从解释学的视角来进行教育哲学研究，意味着从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理解教育问题并生成教育意义，强调对教育与人进行理解，而不是把人当作“物”进行分析。 (四)形形色色的研究人员构成 长期以来，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界主要由哲学研究者与教育理论者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哲学会员的构成可以说是“各色人等”、“有教无类”。许多教育实践工作者、非专业人士等纷纷加入教育哲学研究的行列，其中女性研究者的增加，尤其为教育哲学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1]。 二、美国教育哲学家对多元化的看法 (一)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现象 对于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现象，许多美国学者承认其存在，但对其能否作为教育哲学研究的特征却产生了争论。对此，有的学者认为，教育哲学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盘散沙，相反地，多元的教育哲学研究中存在一致性。如阿文·涅门就认为，教育哲学虽然存在多元化现象，但至少具有两点一致性，“第一是，任何一个哲学探究者的研究的一致性。第二个是，被称为教育哲学家的人，所进行的研究不必要类似但却至少相像”[2]。也有学者认为，多元化本身就是教育哲学认同的一个标志。如琳达·斯通宣称，“就我个人而言，多元化是一种有生力量，而非孽子。教育哲学没有一致性的必要。除了关注教育问题并将其作为中心的任务，没有必要寻找涅门和陶泽所说的共同基础。而且，门和拉尔德所追求的包容的概念也被重新界定了，因为多元化意味着并不存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来‘包含’其他传统。”[3]1在此之外，也有学者提出对教育哲学多元化的问题进行悬置。如斯科特·弗莱认为：“关于多样性的问题，从研究范式和视角来看，应少一些外部的争论，多一些内部的和跨传统的洞见来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方法的差异不足为虑，因为如果方法的分门别类成为中心议题，就会损害我们手头的工作，而不会使我们专心致志于手头的工作或有更多的建树。我们不会对方法问题置之不理，我也不认为应该如此，然而，我们应先学会如何更好地置身于其中。”[4] (二)多元化与教育哲学的学科边界 教育哲学多元化现象带来了教育哲学学科界限的模糊，使其无论在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与其他研究领域有大量重叠。曾几何时，教育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限一清二楚，教育哲学利用哲学来捍卫自己的边界。但是，随着哲学自身边界的模糊，靠着哲学进行防御的教育哲学边界频频告急。很多学者如果不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来划分他们是教育哲学家或是教育社会学家，也很难说清楚其著作是教育哲学著作还是社会科学著作，因为他们采用的方法和研究的主题并不属于传统的教育哲学领域。 多元化的视角使教育哲学的基础发生动摇，使得教育哲学边界模糊，继而使人产生教育哲学研究支离破碎的印象，并带来了某种焦虑。但同时，它也使原先处于教育哲学边缘的研究领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使我们自己重新审视已有的假设，并为教育哲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可能。“如果教育哲学固守一个模式，而非多元，则会走向死胡同。正如生物群的种类多元化有利于各个生物生长一样，世界需要多元，教育哲学也需要多元。”[3]2 三、美国教育哲学研究多元化的启示 (一)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现象一直存在并日益凸显 其实，多元化并不是教育哲学研究的一时的短暂特征，而是一直伴随着教育哲学发展过程。在主义时代①，教育哲学研究也是多元的。主义教育哲学家采用观念论、实在论、理念论和实用主义等哲学流派作为研究基础。但其研究内容体系却大致上是相同的，都研究教育目的、教育价值和课程等问题。在分析时代，虽然采用分析哲学作为教育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基础是单一的，但被分析的概念是多元的，如教育、教学、知识以及灌输等概念。 美国教育哲学家所以宣称，只是较之主义时代和分析时代，80年代以来教育哲学的多元化特征更为凸显。而且，教育哲学的多元化是因应教育结构乃至整个社会发展的多元化特征而不断成长起来的。 的确，美国教育哲学研究中的多元化现象使得教育哲学产生了认同危机。纵观教育哲学史，教育哲学发展的两个关键时期都面临重新定界的任务。如在主义时代，教育哲学向纯哲学靠拢，从而使教育哲学从社会科学、公共福利中摆脱出来。在分析时代，教育哲学只对教育中的概念进行语言学上的研究，而教育的其他问题，教育哲学家只是理直气壮地袖手旁观。那么，这一次，教育哲学的界线划在哪里呢?似乎是划在教育研究中的具体问题上。但对教育具体问题的研究也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入手，哲学仅仅是研究这些教育问题的一个视角而已。这样看来，教育哲学仍不能通过此界线确立其独特的学科地位和研究风格。那么，从哲学的角度来划界呢?但问题是，哲学的概念本身也面临着挑战。哲学家公开宣布哲学死亡就像尼采宣称上帝死了的时候一样的认真和痛苦。那么，会不会有一天，教育哲学家也会认真而痛苦地宣布教育哲学死亡了呢? (二)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 对于边界问题，教育哲学家已不再像麦克里兰时代的教育哲学家一样自豪地划分边界，而是迎接“混沌”的教育哲学，允许教育哲学的混沌模糊状态的存在。所有的教育问题领域是公共开放的，教育研究中不存在圈地的现象。各个教育学科都可以对某一个问题进行研究，只是研究的视角不同罢了。固定的主题、固定的问题域时代已不复存在，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为研究教育问题提供了更加开放的空间和可能。克利夫·白柯(Clive Beck)说到“我做一个大胆的预言，教育哲学研究的主题与课程理论、教育心理学等等有重叠之处：在许多方面，它们处理相同的问题。这些下属学科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劳动分工不同，而在于不同的关注视角，不同的关注中心，当游离了关注中心，便产生了大量的重叠。”[5]哲学只是研究教育问题的一个角度，而不是凌驾于其他教育研究之上的学问。教育哲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是一种互惠的关系。哲学是一种邀请，哲学以其自身的魅力来邀请教育研究从哲学的视角来研究。哲学与教育哲学之间的关系，是包容、理解与沟通的关系。 (三)对我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美国教育哲学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对我国教育哲学研究是有启示意义的。我国的教育哲学研究虽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研究基础，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本身就是多元融合的产物。所以，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也应确立多元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但事实上，我国教育哲学研究中单一的研究视角和方法造成了教育哲学研究的不足。我国学者认为其主要表现在：未形成完整科学的方法论体系;对教育哲学采用的一般研究方法缺乏具体化研究;某些方法论思想片面、不够科学。 中国教育哲学要面向实践问题，研究教育实践中所产生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哲学研究是一种教育知识的研究，并没有真正地指向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作者看来，理论问题与教育中的知识的研究是不同的。对教育中知识的研究不会而且，这种研究对知识进行封闭的循环的论证，产生任何新的东西，研究的问题也是从哲学或教育知识中来，封闭的、循环的论证知识，结果只会产生几条正确但却无用的规则和原理。而理论问题可能来源于知识上的论争，也可能来源于实践，并且理论问题会产生多样化的新观点、新见解和新思想。 教育问题是个公共和开放的领域，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以及教育人类学等学科和研究领域都可以对同一个教育问题用不同的视角对其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因此，教育哲学不应“以教育知识为核心”，而应“以教育实践或教育生活为核心”，切切实实地为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参考文献： [1]邵燕楠.中美教育哲学研究人员之比较[J].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4)：9—13. [2]Alven NEiman. Introduction: Coherence, Inclusion, Prognosis:Remarks on the State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at 51 Years Old[C]//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1996：1-3. [3]Lynda PES: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t 2000 [C]//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01. [4]Scott [C]//Philosophy of Education of Education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2003：1-2. [5]Clive Philosophy and Theory: An Introduction[M].Boston: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74：290-291.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杭州 310027)
西方哲学论文
无论是在学习还是在工作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提高我们的写作水平。你知道论文怎样才能写的好吗？以下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进入哲学之门，首先面对的就是哲学史。按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导言中所说：“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由此而言，探讨所谓的哲学史研究1而且，哲学史应该由哲学导出，也就是说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史。
因此，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其核心自然应当集中在对哲学本身的探索上来。但就“哲学就是哲学史”而言，其另一意义则是哲学本身的发展过程中，推动其发展的哲学家们对于之前哲学的探索与创作，又在构成着哲学本身和哲学史的演进。由此，对于哲学史演进方法论的探索，我们自然当以对哲学本身的探讨作为哲学史方法论之所以然，另一方面，则以哲学史的发展演进作为方法论所以之显现。
一、中西哲学之差异略论
我们在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之时，毫无疑问地，首先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即是中西哲学之间的差异。这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且也正是应该深刻面对的问题。就中国哲学学科领域本身在当下所处的境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对此问题——即中西哲学之间的学科性质及其差异有所发明和区别，那毫无疑问就真的要引用德里达对于中国哲学的所谓“合法性”
问题加以衡量了。因为含混不清、不中不西的所谓哲学的创作和发展，在缺乏一个主线之下，很可能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不排除这正是两不相像、两不讨好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于中西哲学有一个理性和客观的对照和区别，是探讨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大前提。否则，可以断言的是，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在关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上，身处中西文化哲学交融和冲突最为激烈时期的海外新儒家，由于他们在具备了深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体认的基础上，又兼通西学、尤其是身处中西学交融最为激烈的场域，其感知无疑具有代表性。下面以牟宗三先生为例，来谈谈他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性的界定。他是最为注重中西哲学的实质性差异的。按他所提出的“通孔”说，正是在中西哲学的发源处找出差异。他是基本上将中国哲学的开端性的所谓通孔定位为是对于“生命”的关注，而西方哲学源头性的通孔则是所谓的“自然”，即以外在的自然作为哲学家们关注的主线。这就决定了中西哲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和走向的差异性。“中国哲学，从它那个通孔发展出来的主要课题是生命，就是我们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它是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来调节我们的生命，来运转我们的`生命、安顿我们的生命。”
而对于西方哲学，它则直言其通孔性的特点在于“他们的对象是自然，是以自然界作为主要课题。因此就决定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有cosmology，有ontology，合起来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metaphysics。这个metaphysics就是后来康德所说的theo—reticalmetaphysics。希腊就是成这一套。”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牟先生特别强调的是一者“重德”、一者“重知”，即中国哲学从其一开始便以“德性”为最鲜明的主题，按他所说即“中国文化在开端出的着眼点是在生命，由于重视生命、关心自己的生命，所以重德。德性这个观念只有在关心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才会出现。”
而西方哲学的主题在于“自然”，所发展出来的主要对象自然也就是“知识”。由此导致的是概念的推演和理性的分析，而对于以“生命”为主要对象的认知，却不得不随大流而走向概念推理和探讨的误区。牟先生特别以在西方哲学家中相对比较注重“生命”或者说“德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作为代表，将其与中国哲学中的儒家进行对比。平心而论，应该说牟先生所做的比较研究才是较为切实和具有本根性的。前面我们说过苏格拉底是身在江湖也不得不随大流，将“生命”也推入了“知识”的误区。牟先生认为：“就是像苏格拉底那样重视道德，但是当他说德性即知识的时候，它还是以知识的态度来界定（define）德性，还是用知识的态度来了解德性。所谓知识的态度，就是从概念的思考（conceptualthinking）来了解德性。”
牟先生还特别例证：“比如说，什么是公道（justice）呢？苏格拉底认为公道是个概念，他说来说去，这个公道不是属于我们感觉世界（sensibleworld）里面的东西，而是属于我们智思世界（intelligibleworld），所以我们首先要对它有个明确的定义。……比如说，什么是仁爱？你假如说仁爱就是不应当杀人，好，那么打仗的时候，你是不是要杀人呢？所以要是从现实上举例子，常常是相冲突，不一定一致的。所以你要了解公道，你不能从例子上看，而必须了解它的定义。那么它的定义如何成立呢？它必须有一个公道的idea。苏格拉底说来说去，最后说了一句空话，说到最后公道要有个idea。这个在我们看来是空洞的很呀，尽管苏格拉底思考的那样精密，后来柏拉图也是顺着这条路来发展。尽管苏格拉底重视德性，但是他这个态度不恰当。”
引述如此长篇大论，意在从中西哲学的开端和源头处区别中西哲学本身存在的巨大差异性。笔者相当赞成牟先生对于中西哲学差异性的阐述，他将为我们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
时下，关于中西哲学的各种比较研究可谓异彩纷呈。然而，不得不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对于中西哲学各自自身的特点和差异性有相应明晰的了解和把握，那么由此出发的一切研究和创作毫无疑问将大打折扣。对于中西哲学的自源至流的把握，抓住其主题，将是一切可能性的比较研究的前提。而就中国哲学学科自身的发展而言，即使是在全球化、多元化的现时代，立本立根，抓住自身的生命主线依然是根本，而且越是所谓的全球化和多元化的融合场景，恰恰更加凸显了寻找自身成立的根本性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一个伴随西方哲学走向后现代的所谓“碎片化”时代场景里，如果中国哲学自身不找回自己的“真性”，加之各种有意无意的错谬和诋毁，不仅关系中国哲学的发展前景和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的建立，毫不夸张地说也是全人类的遗憾和悲哀。
二、中西哲学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中心自古希腊源头发展至今，其问题意识较为显着，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哲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虽然流派众多、大家辈出，但其始终有通贯性的这些问题或者说哲学命题作为流变之主线。无论是古希腊哲学，亦或是后来的欧陆哲学，其哲学命题发展都凸显了明确的内在逻辑理路，以及前后推进的明显层级和演变，也许更多的时候呈现的是一螺旋式的上升过程或者说否定之否定的扬弃发展过程。苏格拉底对于“德性即知识”从而引发的论辩和定义，由此在对事实和个例的不断超越和归纳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知识”，这种“知识”显然不是中国哲学回归和落实到个体为本位，彰显主体的所谓“生命”的哲学，它势必要走向“知识”，因为其“通孔”处就决定不得不如此，而且不断思索和定义此种“知识”的结果，别无可能的就是走向所谓“idea”。因为思索和辩论的中低层次永远不可能使人满意，为了要使辩论者心服口服，必须不断地设问，从而又不断地回答。在看似简单的问答、设问、追问、诱导等等方式中，“哲学模式”自然形成。苏格拉底的所有对话无不如此，难怪其有“助产婆”之说，也不难理解为何西方最伟大的哲学家竟然死于不信神灵以及蛊惑青年，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没有辩论就没有西方哲学。苏格拉底的这套辩论术被柏拉图继承，并发扬光大。而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柏拉图在继承其师在辩论中所形成的定义，追求概念的明晰和准确，由此而形成的对“idea”的追求，在柏拉图处才可谓真正的发扬光大。正是这种基于在辩论或思辨中形成“idea”的传统，才是真正形成了以后整个西方哲学的主要形式，几乎没有一个西方哲学家能跳出这一模式和路数。而这正是柏拉图的真正影响所在。这也是自巴门尼德试图以“理念”定义世界以来真正的“idea”之路。若在此意义上而言，怀特海所说的“一切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确属其然。不管是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康德、黑格尔亦不例外。
然而，怀特海之言却只适用于西方哲学。显然地，就限于《论语》中，孔子在回答或是谈论某一问题时，虽然常常是涉及更深的哲学大问题，但是越是高深，却被孔子以越是平凡之言道之。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人说法，因材施教，从来是中国哲人的风范和特长。相比之下，如果将孔子的言论对比于苏格拉底，决然两样。可以戏言，如若孔子与苏格拉底并非圣哲，也许一者会说对方“巧言令色，鲜已仁”，而一者会说对方不够“勇敢”，没有理论或者说没有对于真理探索的勇气。一者是“辞达而已矣”，一者是千方百计的“助产”和“诱导”；一者是“予欲无言”，一者是蛊惑辩论。这样的情形却如实地发生在轴心时期的两位圣哲身上，这也许就是中西方哲学之所以差异的滥觞吧。至于二位圣哲各自的继承者，如柏拉图，则将对于“idea”的思考和追问推行极致，以致形成“理念世界”，而相比较而言，东方的亚圣孟子却道出“学问之道无它，求其放心而已矣，”相比较柏拉图的漫步学院而言，孟子或许只是在攻其异端时才“予非好辩”，自称其为“不得已。”
至于相比较于构建庞大的理念世界而言，孟子却只想“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换一个角度而言，自孟子以后，直到千余年后的唐代，韩愈仍然为从来没有孟子的真正继承者而以继承者自居。可是，在西方，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或许还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自柏拉图以后，亚里士多德作为踢其母亲的小马驹，在“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中不但剖析了柏拉图，而且又重新建立起了自己的庞大哲学体系，形成整个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的摇篮，其思辨性的实体哲学以及完备的知识论体系，更是成为其后整个西方哲学家争相效仿的榜样。仅此做一简单的对比，我们就已不难看出，中西方哲学的巨大的差异性。
也许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当我们在无限的思辨和激发我们的思索细胞之时，常常会有无限的遐想，如果是所谓具有一定的哲学天赋者，这些无限的思索加以整理，大大小小的“体系”也不是不可能建立的，而且如果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则往往愈来愈“深邃”。而东方的孔子却道出了他自己也曾经终日而思、终夜而虑，但却“无益”，所以不如学习，也就是去具体的学习和践履。原因何来？
正是“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也就是对于“天”、“天道”的效仿，形成了由天地而来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之统续。也正是这种“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的传统，使中国的圣哲们形成归简、规约，直指天地良知的“生命”，并进而将个体小生命和宇宙大生命打通为一，才有“生生之德”、“生生不息”的洞彻和通达。牟宗三先生曾说，哲学之进路，以“文字”、“逻辑”以及“见”为三要素，且具有层次之别。由此看来，孔子“辞达而已矣”、“欲无言”、孟子“不得已”，正是源自对于“天”、“天道”之“见”。按郭齐勇教授而言即“中国哲学中有人”，即中国哲学中有“生命”，正是地地道道的“见”，这种“insight”毫无疑问是天地万物生化通同的体现。这种性通天道之“见”，孔子也“罕言”，也许正是“中人以下，不可与言上也”之故。由此，简约之对比，中西哲学无论是在本体论，亦或是认知论上，显然差异卓然显现。不言已自明。而这正是为何中西哲学对比研究所必须要高度注意之所在。无明者使含混日增。
三、对于中国哲学及史研究方法论略论
众所周知，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出现了在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剧变，仁人志士、前辈先贤们自器物至典章度数及其文明哲学，无不在自与不自觉、介乎原不愿之间进行了艰难而漫长的探求学习和引进。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形势和船坚炮利之下，中国可谓一则慌忙应对、仓促拿来。然而船大难调头，数千年积淀形成之文明一时难以撼动。由此，中西之争愈演愈烈。而这一切的根本性之所在，无不最为深刻地体现在了作为文明内核的哲学上。难怪乎中国时贤有“师夷长技”，进而到“中体西用”，以至于将西学推到极端的“全盘西化”论。时至今日，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应该可以以事实说明许多东西。转而面对中西之间差异由来的内核，中西文化哲学之交往时间不可谓不长，然而事实上，中西文化哲学之间交往之效果却同样不可谓理想。最典型的是中国哲学在西方文明的冲击敲打之下创建一个世纪以来，其所取得的成绩依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这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便是所谓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这毫无疑问是一切中西哲学交往融合的是非得失的集中反映。这难道不是所谓哲学史或者说是哲学研究的败笔吗？长久以来，不但所谓一流大家的西方哲学家不懂所谓中国的哲学，恐怕就连中国本土所谓的一流哲学家是否真懂中国哲学也还是个问题。
取一家一派之“研究方法”作为格义乃至于“梳妆打扮”中国哲学自中国哲学学科自觉地产生以来从来如此。这其中就更不用说“五四”以降无数偏激者对于中国哲学的诋毁和无知，时间已经愈来愈证明了其中的原委曲直。可以说，时至今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作为文明内核的中国哲学已“一阳来复”、“贞下起元”。这不得不令人感慨“君子恶居下流”之状。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可以想象，在中国有多少治哲学史的同仁会发出多少不同的感慨。中国哲学发展到今天，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开启专门治史的胡适以实用主义进行的格义梳理，还是冯友兰由实用主义转到新实用主义及逻辑实证主义，以及梁漱溟所借助的西方所谓的生命哲学，亦或是任继愈、张岱年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对于以上诸般治中国哲学的所谓方法论，平心而论，都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在特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至少存在的时至当下是存在中的合理。然而，按牟宗三先生所言，我们在了解以上诸贤的中国哲学时，能否“相应”上，抑或说通过他们的特点，中国哲学，能否和肯定是有其存在一惯性和生命存在的原本中国哲学“相应”，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们承认西方哲学有其自身的优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而且在许多层面是需要借鉴和交流的，然而我们同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哲学亦复如是。按照郭齐勇教授所言，“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门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那么，中国哲学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呢？“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显然是要以另外的方式继续下去。我想，冯友兰、萧萐父所强调的“辩同异”仍然不过时。只有知道自己有什么，才能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只有知道自己之所在，才能知道自己之所不在。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哲学经过近现代的曲折历程，到当下，才正式开始“贞下起元”，才真正掀开找回自我的大幕。正如“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的呼声愈发响起。“学中国哲学的必须懂西方哲学，否则就叫不懂哲学，或没有资格研究中国哲学，但学西方哲学的完全不必学中国哲学，不必懂孔孟老庄。正如学中医的必须懂西医，但学西医的不必学中医。为什么这样？这里恐怕的确有某种文化特权和崇拜西方的问题，……但就短期来看，这种不平衡的文化交流还难以改变。我相信，无论何人、何方、出于何种原因，盲目傲视他人或崇拜他人，都是非理性和非健康的态度，不仅于己无利，而且有害于人。”
这便是中国本土走出的第一问取得中国哲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刘笑敢教授，而且也算是在自己本土香港的感受。刘笑敢教授所提到的中医，现如今带“中国”头号的事物恐怕都难免以上境况。可以说，中国哲学和中医有极其类似的境遇，比如还未有一点中国哲学的根底，也许一不小心诸如“自封”、“保守”、“狭隘”、“排拒”等等感受难免上身。这是中国哲学的名实极为不符之处。郭齐勇教授反复强调中国哲学不但一点不逊于西方哲学，而且还拥有西方哲学所没有的许多属于全人类的最为深邃通达之原发性智慧，这是毋庸置疑的。
建立在“生命”体验之上的中国哲学，其中有人、其中有道。就这些而言，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无论外向型的“思辨”如何发达，不但难以通同大道，而且最终会舍本逐末、所谓“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易·文言》）的境地。康德不是体道者，他是哲学家，却并非圣之者，他可以构建空前庞大的体系，但他无法取代孔孟老庄而成为具有原发性源头活水智慧的信仰之所在，离开了上帝，他也和凡夫同为无能儿。这就是为何西方要么“实证”一切而解掉一切所谓空洞的“形而上学”，要么宣布“上帝死了”，要么走向非理性主义，或是解构、后现代主义又宰制灵魂。也许一个有道者不会轻易“创作”和“完成了哲学”，所以才相对地不那么流派众多、“大家辈出”、异彩纷呈，也许这些对于圣哲而言都是浮光掠影，所谓“人类一思考，上帝便发笑”之情形。有所破方有所立，同时也有所立才方能具能破之能，恐怕后者更具有可靠性。市面所谓“真正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中国哲学在自身民族性、即本性未立之时，便过分追求世界性，西方视域，恐怕既难免丢了自己真性，又误传一通，不但自损，也是在损灭全人类的慧根。朱熹的哲学易于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西方哲学家相比较，也恰恰是新儒家牟宗三先生所谓的“别子为宗”，因为这个哲学“道问学”之功始终具有根本性地位。在中国哲学之中，“中庸”之前是有限定的，即《中庸》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一定要对中国哲学之所谓研究方法论做一根本定义对话，那么可勉强名之曰“极高明而道中庸”。可勉强而分“极高明”为体，“道中庸”为用，前为本，后为用。但这也是西方哲学式的二分，二分法、非此即彼、排中律、主客对立、三段论等等在中国哲学这里是在根本上“不合法”的。如果仅仅在此意义上说，现代新儒家开山的熊十力先生之大着《体用论》也是违背了中国哲学儒释道之本意的。
那么，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论竟是何为呢？如若在原始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哲学而言，离开了孔子答仁式的智慧，那再拿“philosophy”而言之，已经离真正的“智慧”远矣。正老子所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哲学，离开了“其中有人”、“生命”、“道”之域，已不成其为真正之哲学，因为其已远离了真正之智慧。这也许正是西方哲学发展史所昭然若见的，这也许也正是中国哲学之世界性“大事因缘”之所在。这正是中国哲学根本上之研究方法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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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修订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8页.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作为现代性法的经济法，要充分发挥出法的实践功能，必须建立在对其根本性特征的深刻认识与理解之基础上。本文拟从经济法的动态性和政策性入手，整合为经济法之区别于民商法、行政法之显著特征之经济法的相对软性，详细阐述其成因、内容及对经济法实践的意义。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1.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1.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2.扩张性与回复性 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之法，基于弥补行政法之介入经济生活之无能力，有限政府“限权”之功能而为国家的经济管理职能的操作运用而“授权”，是国家运用公权力对私权利之干预。一方面，在市场失灵时，对那些在市场正常时不应由其干预之经济关系进行干预，触及市民社会内部运作，这是对民商法的缺陷的弥补，是必要之“扩张”；另一方面，作为常态的宏观调控，经济法赋予调控主体的国家经济管理职能，保证其宏观调控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但只要是权力就具有扩张性，具有管理扩大化的倾向，这也是动态性之表现。 但在我国之特殊国情之下，“有限政府”之观念尚未完全建立或深入人心， “官本位”统治长达二千多年，国家运用起经济法之扩张性功能时得心应手，市民社会也长于依赖国家之干预，对防范来自国家之越权侵害缺乏怵惕之心，甚至认为理所当然。因而强调经济法之回复性就更为重要，也即保持政府干预之“度”的问题。 对于第一方面的扩张性，应从经济法对调控时间、调控力度、调控手段之明确和程序性规定来防范公权之界越。而对于第二方面的常态扩张性，就应从“控权法”角度理解经济法，转变“政府管一切”的观念，附责任于权力之后，启动权力即意味着责任之“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高悬，以达到经济法的回复性。 3.相对稳定性 任何法律若失去稳定性，必难以实现其指引行为的社会功能。“一个完全不具稳定性的法律制度，只能是一系列仅为了对付一时性变故而制定的特定措施。它会缺乏逻辑上的自恰性和连续性。”经济法具有动态性，但也是一个个相对稳定且具有延续性继承性的经济法律制度才构成了经济法发展的历史。
哲学论文3000字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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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初探
摘要： 儒家管理哲学在长期的封建政治管理实践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管理思想。儒家管理哲学一贯强调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以实施道德教化作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以“修、齐、治、平”为实现管理职能的基本途径。正是这些构成了儒家管理哲学有别于其他管理流派的核心理念。
关键词： 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当前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摘要本文梳理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外学术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其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的研究结论。中国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完全可以有所作为。关键是要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关键词货币政策有效性国民经济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been combing the 1930s since Chinese and foreign academic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research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which com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 t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s not that monetary policy itself and on its role to play The environment and condition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China deflationary period monetary policy can make a difference. The key is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channels open. Key words: monetary policy effectiveness the national economy 一、引言 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袭扰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连续5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此举对刺激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充分显示了危难时期“双木撑天”的巨大威力.如今随着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和财政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投资效应的递减以及“挤出效应”的出现财政政策要逐步淡出历史舞台转由货币政策“独木撑天”单独承担启动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历史任务。为此深入探讨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就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为“它山之石”完全可以“洋为中用”为中国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提供借鉴中国理论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可望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理论支撑。 二、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论争 货币政策真正发挥宏观调控作用是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之后。凯恩斯学派keynesians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有一个从保守走向激进的过程。凯恩斯本人偏爱财政政策对财政政策高度重视在其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指出“就我自己而言我现在有些怀疑仅仅由货币政策操纵利率到底有多大成就。国家可以向远处看从社会福利着眼计算资本边际效率故我希望国家多负起直接投资之责。”尽管凯恩斯偏爱财政政策但其一生对经济学的重点研究仍然集中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理论上并以货币金融理论的研究成就闻名于世。因此凯恩斯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绝不是“非此即彼”的态度。事实上凯恩斯也极力主张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以增加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凯恩斯指出“有效储蓄之数量乃定于投资数量而在充分就业限度以内鼓励投资者乃是低利率。故我们最好参照资本之边际效率表把利率减低到一点可以达到充分就业。”“当然当利率下降时消费倾向很容易 加强。”由此可见凯恩斯并不是不重视货币政策而是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货币政策没有财政政策在增加有效需求方面来得直接和得力。此一认识被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进一步阐发并得到完善和强化。 号称“美国的凯恩斯”的汉森和凯恩斯一样偏爱财政政策。汉森曾言“货币武器确实可以有效地用来制止经济扩张。”这说明在经济扩张时期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有效地抑制经济过热汉森同时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萧条所提供的充分证据表明恢复经济增长仅仅靠廉价的货币扩张是不充分的。”这说明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由此可见汉森已经认识到了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 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 Samuelson和索罗等虽然仍以“正统凯恩斯学派”自居但认为凯恩斯低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因而在理论上更多地倾向于货币政策。正是他们命名并完善了菲利普斯曲线认为物价上涨率与失业率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替代关系政府完全可以据之选择失业率与物价上涨率之间的适当 组合使二者均达到社会可接受的水平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均衡等宏观经济目标。在风靡全球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 William haus指出“凯恩斯革命早期一些 宏观经济学家对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充满疑虑正如他们对新发现的财政政策充满信心一样。但是最近20年来联邦储备体系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并显示出自己有能力减缓或加速经济发展。”“目前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趋向于相信美国的稳定经济政策应该主要通过货币政策实施。” “新古典综合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詹姆斯.托宾James Tobbin也断言货币政策具有重要性。托宾指出“现在几乎没有一个人——当然也没有一个新经济学的实践者或支持者——会认为货币无关紧要货币政策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无关”。他甚至断言“在美国标准的新凯恩斯学说即我前面所说的新古典综合学派至少从1950年以来也就是说远在货币主义兴起之前便认为货币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至少从1951年签订了财政部一联邦储备系统协议以来政府就已根据这种看法制定政策了。 随着凯恩斯主义者对货币政策作用的认识的逐步深化他们提出了“逆经济周期调节”的“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主张。但政策短期效应的长期化实践使得凯恩斯主义在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的辉煌后亦遭到“滞胀”现实的严峻挑战。 货币学派Monetarists是以凯恩斯学派的对立面出现的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货币最重要。”其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三“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波动的主要根源”“货币政策能发挥的第二个作用是为经济运行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继续用米尔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政策这架机器润滑运行”“货币政策有助于抵消经济体系中来自其他方面的主要波动。”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的三个作用就其实质而言只是一个即稳定经济的作用。由此可见货币学派对货币政策作用的看法比早期的凯恩斯学派要积极但却不及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那么激进。其对货币政策作用的强调也只是稳定经济而已至于是否影响就业、产出等并未论 及。 弗里德曼的货币政策具有稳定经济的作用是基于其所宣扬的“有限制性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经济哲学思想而这一经济哲学思想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传统信条一脉相承。在弗里德曼看来消费函数具有稳定性消费函数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需求的稳定性货币需求的稳定性决定了货币供给的稳定性。与货币供给的稳定性相适应其货币政策主张自然而然是所谓“单一规则”。这一“单一规则”与凯恩斯学派的“逆经济风向行事”的货币政策主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主张给人的印象是“以不变应万变”大有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事实上也很难完全适应经济运行的复杂 多变的现实。 如果说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作用的估价和后继的凯恩斯主义者有趋同而无鲜明特色的话他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意见却值得我们关注。弗里德曼指出“在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些人认为评价货币政策应注意货币市场状况、利率及货币数量而有些人则认为就业情况本身应该成为衡量货币政策的大致依据”。在进行观点概括后弗里德曼提出了自己关于评价货币政策的标准“如果正如货币当局通常所作的那样货币当局以利率或者目前的失业百分率作为评价政策的直接标准那么它将像一艘错误地选择了星球方位的宇宙飞船一样无论它的导航仪多么灵敏、多么精密它终究都将驶入迷路。”“我相信某一货币总量是目前可得的、最好的、货币政策的直接指示器或评判标准。——而且我相信与选择价格水平的做法相比 具体选择哪一种货币总量所带来的妨害则小得多。”由此可见弗里德曼认为评价货币政策有效性的标准不是利率、失业率和价格而是货币供应量。 理性预期学派Rational expectations School对政策的作用持消极否定态度货币政策自难例外。理性预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卢卡斯 Robert E lucas曾提出过著名的“政策无效性命题”。他指出“当扩张性货币政策反复推行时它不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推动力消失了对生产没有刺激作用期望生产能扩大但结果却是通货膨胀而不是别的。”显而易见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认货币政策的作用。事实上理性预期学派是沿着货币主义的思路特别是依据弗里德曼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具有强有力的自动稳定趋势这一思路前进的。因此理性预期学派又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又叫做“新货币主义”或“货币主义第二号”。如果说货币主义者还承认总需求管理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以被用来影响短期的产量和就业水平理性预期学派的“政策无效性命题”连总需求政策的短期效应也完全否定掉了。由此卢卡斯比弗里德曼在自由放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了。 供给学派Supply_side Economics是“穿上现代服装的古典经济学”他们崇奉亚当.斯密 Adam smith的经济自由主义和萨伊定理Sayslaw因而对货币政策及其作用是漠视的。 为了回答20世纪70年代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危机”20世纪80年代产生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Keynesian Economics开始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对凯恩斯主义的全盘否定。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非关于人们实际生活世界的理论它的研究方法只是一种远离客观经济世界的数学上的构想。经济理论应当切合于真实世界、真实世界的制度和现实行为。因此必然发生凯恩斯主义的复兴。新凯恩斯主义者阿兰.布林德指出“宏观经济学已处于另一次革命之中这次革命等于凯恩斯主义的再现但是具有更加严密的理论风格”。著名的新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 更专门撰写了《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一书。克鲁格曼指出“萧条经济学即专门讨论30年代世界经济面临的问题的经济学已经重返历史舞台了”。“萧条经济学回归了这意味着什么从本质上看它意味着两代人以来宏观经济需求管理方面第一次出现问题即私人支出不足以利用 现有的生产能力越来越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通向繁荣的障碍”。显然世纪之交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通货紧缩的阴影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梅开二度、再放光芒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从全球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凯恩斯主义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此举为恢复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世界由于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经济步入滞胀泥潭各经济学派遂群雄并起挑战凯恩斯主义的权威地位西方经济学界进入“战国时代”英美等国也曾改弦更张奉行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世纪之交全球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萧条经济学开始回归凯恩斯主义“大一统”的时代似又到来。从全球实践看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不管是否有效却是客观存在。 三、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讨论 如果以凯恩斯的《通论》的出版作为现代货币政策的理论起点货币政策距今已有6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才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因而新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实践距今尚不足20年。在二级银行体制建立前中国奉行的是大一统的银行体制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合二为一。因而那时人们也讨论货币政策并把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以至金融政策混在一起称之为货币信贷政策、货币金融政策。严格地说这些提法是不够准确的。 1984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反通胀1984—1997与反通缩1998以来正反两方面的货币政策实践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学术界对货币政策亦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讨论更成为学术热点问题之一。这里我们从货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三个层面上分别进行述评。 一货币政策能否发挥调控作用 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据不完全归纳中国经济学界主要是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过分突出强调甚至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作用。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达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谢平研究员。黄达认为“我们上上下下注视到现代宏观经济政策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一般趋向看是估计偏高。比如那时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认为 只要控制住货币就可以给建设和改革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这样的高估价在1989年的紧缩中有明显的反映紧缩的贯彻货币政策显得单枪匹马过分突出企图扭转下滑的趋势也过于单独依靠扩大货币供给这一个杠杆的“启动”。给人的印象是货币政策得心应手是极有利的工具。但实践证明过分高估其效能不是实现不了设想的目标就是在强力贯彻实施中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在我们这里由于财政与金融的实力对比急剧变化——集中的财力趋于畸弱金融的力量变得畸强以至于在宏观金融调控中形成了货币政策独木撑天的局面。�6�7�6�7我们对货币政策的效力有高估的倾向这除了在开始运用宏观政策之际易于过分关注其效应的原因外也是由于财政金融实力畸形对比的这个背景所致。显然现在已注意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提但财政政策由于财政资金可以调动的余地不大事实上难以发挥配合和缓冲的作用”。如果说黄达根据我国的资金宏观配置格局得出了货币政策作用“过分突出”有高估的“倾向”的话谢平则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谢平指出“货币政策短期内的多重目标是否能同时达到呢非常困难。由于多目标之间的互相矛盾货币政策往往无所适从。”“面对通货紧缩货币政策能否像抑制通货膨胀那样迅速有效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二种观点认为货币政策作用具有非对称性即治理通货膨胀得力而治理通货紧缩乏力。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对外贸易大学的吴军教授和吉林大学的刘金全教授。吴军在其专著《紧缩与扩张——中国经济宏观调控模式选择》一书中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亦可以证明经济膨胀时期在抑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强效应和财政政策的弱效应。”“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实践可以证明在经济衰退阶段的恢复经济增长方面财政政策的强效应和货币政策的弱效应。”刘金全通过经验实证得出了同吴军基本一致的结论。刘金全指出“我们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 第三种观点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持肯定态度。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南京大学的范从来教授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戴根有研究员。范从来认为“我国并没有陷入流动性陷阱投资和消费的利率弹性是存在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具备的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仍然可以有所作为。”戴根有指出“其实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是总揽社会总需求的任何 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相应的货币政策加以配合都可能落空。所以从道理上讲这两年财政政策作用很大程度 上是货币政策给予积极配合的结果。”简言之范从来和戴根有认为即使是通货紧缩时期货币政策的作用仍然是巨大的。 二目前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作用 中国货币政策为什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对此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分析。 中国人民银行谢平研究员认为当前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主要原因是货币政策操作面临9大挑战即多目标约束、与支持资本市场发展的矛盾、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货币信贷计划的失效、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余地小、货币乘数与货币流通速度难以预测、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货币政策与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冲突等。 西南财经大学曾康霖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之所以难以发挥作用原因是政策的作用被抵消掉了。具体地说是社会公众的预期心理、经济体制的因素、政策运作机制的副作用和政策的“挤出效应”抵消了货币政策的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李晓西研究员等认为当前国民经济活力不足主要不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而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体制性梗阻。表现为传导机构和客体缺乏活力、路径过窄、速度下降、动力和信号失真、环境不容乐观等。武汉大学邱力生博士也认为我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太理想问题在于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渠道中存在着一些 梗阻比如信用制度不健全、金融组织结构欠佳、产权制度和利益机制障碍及管理偏差等。 中国深圳综合研究院刘宪法认为近年来中央银行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了重大的政策调整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但其总体效果并不明显经济增长乏力物价持续下降的态势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更为严重的是自1998年下半年以来出现了货币供应量持续回升物价持续走低的情况。种种迹象表明目前中国经济也陷入了与日本经济相类似的“流动性陷阱”的困境。 据上述中国学者对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三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针对导致中国货币政策效应不佳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的问题许多 学者从不同的分析角度提出了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 曾康霖教授认为要继续发挥财政货币政策的作用关键是解放思想提供政策环境增强社会公众对经济、金融的信心找准政策运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范从来教授认为货币政策对反通货紧缩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通货紧缩时期应该实施“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积极主动的货币政策是指适度扩张货币供给一方面避免经济衰退阶段信用恶化、货币流通量过度紧缩经济衰退情况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为了积极配合其他政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刺激经济回升。 李晓西、余明认为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行效率可在以下方面做工作处理好防范金融风险和扩大银行信贷的关系扩大基础货币投放探索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新渠道扩大商业银行对贷款利率的浮动幅度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改进窗口指导的方法加大商业银行对有效益、有市场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创造条件把国有独资商业银行逐步改造为国家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改变中央银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唱独角戏的局面进一步开拓农村金融市场完善金融组织体系进一步改革货币市场体系建立统一高效灵活的货币市场等。 邱力生提出了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梗阻的办法首先需要认识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疏通梗阻的操作是第一要规范银行金融机构的行为第二疏通渠道要考虑解决货币供求传导机制的核心一社会信用制度的建设问题。 可见与中国学者 认为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在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相适应他们提出的对策思路亦集中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上。 四、简短的结论 综上所见我们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世纪30年代凯恩斯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围绕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理论演进经历了“肯定—否定— 肯定”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凯恩斯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货币主义者肯定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而否定货币政策的长期效应理性预期学派完全否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新凯恩斯主义者则完全肯定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萧条经济学已经回归了。这大概就是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认识的演进过程。 2.中国真正的货币政策操作始于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的建立。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分水岭中国的货币政策操作经历了反通胀1984— 1997和反通缩1998年以来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与之相适应中国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调控作用大概形成了三种观点可谓之否定论、非对称性论和完全肯定论货币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问题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途径在于改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和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 3.从中外货币政策理论的演进中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货币政策就是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有效性不在于货币政策本身而取决于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和条件。在治理通货膨胀和控制物价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大些本文来自范文中国网fw789。在治理通货紧缩和防止经济衰退方面货币政策的调节作用要小些。此可谓货币政策作用的非对称性。当然经济学是致用之学。它应时代的需求而生又为时代的见弃而亡。这是经济理论的命运也是经济学家的命运。由此货币政策理论的优劣似乎亦不在货币政策理论本身而在于时代的选择。 4.西方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理论色彩浓厚有些甚至上升到了学理的高度走进了教科书和学说史。中国经济学界对货币政策的研究则主要着眼于现实集中在实际问题的探讨上。这可能是由于中外货币政策实践的历史长短不同所致。 5.当前中外经济学界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问题的研究远没有达到精确化的程度 。要真正像经济增长模型中解析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那样清晰地解析出货币政策的有效值似乎还有很长很长的路程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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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感觉到很有成就感，也就会感受到幸福。今天我分享的是成功与幸福的关系论文，希望你会喜欢。成功与幸福的关系论文篇1 伊壁鸠鲁的第一个门徒门采多罗斯就曾在他的著作里为他的一个篇章冠以这样的题目：“我们幸福的原因存在于我们的自身内在，而不是自身之外。”确实，对于一个人的幸福，甚至对于他的整个生存的方式，最主要的明显的就是这个人自身的内在素质，它直接决定了这个人是否能够得到内心的幸福，因为人的内心快乐抑或内心痛苦首先就是人的感情、意欲和思想的产物。而人自身之外的所有事物，对于人的幸福都只是间接地发挥影响。因此，同一样外在的事物和同一样的境遇，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影响都不尽相同;处在同一样的环境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因为与一个人直接相关的是这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他的感情以及他的意欲活动。外在事物只有在刺激起他的上述东西时才能发挥作用。每个人到底生活于何样的世界，首先取决于这个人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这个世界因为各人头脑和精神的差异而相应不同。因此，每个人的世界是贫瘠的、浅薄的和肤浅的，抑或丰富多彩、趣味盎然和充满意义的——这视各人的头脑而定。例如，不少人羡慕他人在生活中发现和遇到饶有趣味的事情，其实前者应该羡慕后者所具有的理解事物的禀赋才对。因为正是归因于他们理解事物的禀赋，他们经历过的事情，在其描绘中，都带有某种韵味。这是因为在一个思想丰富的人看来是意味深长的事情，对于一个肤浅、头脑庸俗的人来说，却不过是平凡世界里面的乏味一幕而已。——叔本华《人生的智慧》 当今社会，媒体在引导我们如何做“潮人”“达人”，网络上充斥着各种“史上最牛”，让人感觉稍有懈怠就会“OUT了”。可就在我们努力进取、奋力攀登，积极关注外在的富足和强大时，却忘了安抚和完善自己的内心世界。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成功越近，离幸福越远。 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功利、越来越浮躁，成功哲学大行其道，一个个白手起家、成功创业的典型树立在眼前，让人觉得，好像唯有那些总裁、CEO才叫成功人士，唯有做到像他们那样才叫完美人生，否则就是做人好失败、活得好憋屈。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老百姓，过着紧巴巴的日子，为老人的住院费头疼、为孩子的择校费头疼、为物价上涨头疼，而不是为企业的发展、公司的命运，不是为斥资数十亿的并购案头疼。当你仰望着某位领袖人物艳羡不已时，也请留意一个事实，也许某跨国集团的员工遍布全球，有几十万甚至数百万之众，但CEO就那么几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没错，但将军不可能比士兵多。如果你没那个命，不管如何努力都当不上将军，做个好士兵，也是成功。如果你认为只有当上将军才叫成功，只能当士兵就叫失败，那难怪你老觉得人生失意不得志，郁郁寡欢了。 这个社会要进步要发展，需要榜样力量需要领头羊，但问题是，金字塔尖只能坐那么几个人，不是每个人都能攀登喜马拉雅山，不是每个人都能到达颠覆状态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那些大人物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都在为了衣食住行而奋斗，一辈子忙忙碌碌没有什么大的成就更别提什么丰功伟绩，那，难道说，小人物的生命就没有价值、小人物的生活就没有意义?这个世界缺了爱因斯坦、少了爱迪生，也许进步没有那么快;但如果没有那亿万的民众，这个社会早就土崩瓦解不复存在了。 积极进取是可贵、可取的，但积极进取是一种精神，一种与颓废消极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这与飞黄腾达的结果、高人一等的目标是不同的。我也喜欢有志向有抱负的人，喜欢永不言败的人生态度;我也有我的偶像，会借一些大师的 故事 来激励自己，也喜欢看诸如《肖申克的救赎》《当幸福来敲门》一类的 励志电影 。我反对的不是大展鸿图的志向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是以功利目的、名利目标为导向的“奋斗人生”，是单纯以物质基础、社会地位来衡量成败得失的价值观取向。因为这样的追求并不会带来真正的幸福，只会求之不得而失落不满，求得了又空虚寂寞。 那种以外物来衡量成功失败的评价标准，评估的结果只是你的“价格”而非“价值”。可以说我这件衣服50块钱，你那件衣服500块钱，你的衣服比我的衣服高档;可以说你的手机是苹果iPhone4，我的手机是存点话费就送一个的小灵通，你的通讯工具比我的高级;可以说你花了很多钱装修房子，家居环境舒适，格调高雅……可以说你比我有钱，但不能说你的人格比我高贵。人不是商品，不能以所获取物质的价格来做判断;人是非卖品，没有价格，只有价值。以自身占有资源的数量和价格来估算自己的“价值”，事实上正是给自己贬值，把自己等同于商品。 人有贫富悬殊，能力水平也有差异，但不能以此分三六九等。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一个人拥有的多少，并不能衡量他作为人的成功与否。作为一个人来说，真正的成功者，是那些人格高贵、精神富足，是那些为世界付出很多、为社会贡献很大的人们。如果要评估自我的存在价值，也不是看你从这个世界收敛了多少金银财宝、占用了多少公共资源、获取了多少现实利益，而是你为你自己、为那些认识的不认识的人，做过什么——是你为你的生命，投入了什么。 有过很多心理学实验研究都证明，金钱财富并不能提升幸福感，那种快乐和满足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又回到之前的基准线。幸福快乐的生活，来自你对待人生的态度，也就是我们说的心态。“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精神的富足，无惧生活环境的艰苦，而精神的贫乏，即使住在皇宫也不快乐。 成就感能使人感到满足，但真正的高成就动机者，并不看重成功所带来的物质奖励，只是渴望将事情做得更快、更好，获得更大的成功;追求在争取成功的过程中克服困难、解决难题、努力奋斗的乐趣。所以他们会寻求能施展才干、发挥自身独立处理问题能力的工作环境;喜欢设立具有适度挑战性的目标，不喜欢凭运气获得的成功，不喜欢轻而易举的成功，也不太在乎别人对他们的态度。 想一想，你真正想满足的，究竟是虚荣心，还是成就感。你是想通过迎接挑战、克服困难、解决难题，从自身的奋斗中体验到喜悦和满足;还是期盼没有困难、凭好运气，轻而易举获得成功?你是希望借此获取更大的利益、更丰厚的回报，博取他人的赞赏和好评，在他人艳羡的目光中自我感觉良好;还是无所谓别人怎么看，我只是想把事情做好，尽可能发挥自身才能，最大程度上体现个人价值? 想一想，你想要的成功和幸福，是txt格式，还是exe格式?是一种结果、一种展示、一种呈现、一种供人观赏的自我标榜，还是一个操作运行的过程? 成功与幸福的关系论文篇2 如果你幸福了,你就一定成功了: 如果你成功了,你就感觉到幸福. 幸福是什么,最近大家都在讨论.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同. 我们不要有过多的奢求,我想我们会更容易得到幸福. 我们不快乐,感觉不幸福,是因为我们有太多欲望无法满足. 知足常乐,你会感到幸福. 你幸福了,你的人生就是成功的. 对于成功,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定义. 你追逐金钱,你被自己的欲望征服,你并不成功. 你追逐事业,你亦被自己的欲望征服,你也不成功. 但是如果你把自己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成功之上, 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幸福之上, 你会给别人很多帮助,帮助别人成功,使别人幸福, 你会不快乐,你会不成功,你会不幸福? 真正的成功来自你带给他人的成功,你就真的成功了. 幸福亦是如此. 什么样的领导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 “什么样的领导才是一个成功的领导者?”这是一个永恒的没有统一答案的问题，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情境下，成功领导者的路径会有不同，甚至大相径庭。归纳起来，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一些阐述。 成功领导者性格特征： 毫不动摇的勇气 强烈的正义感 坚定的决心 奉献精神 迷人的个性 勇于承担责任 富有协作精神 果断的决策力 成功领导者能力特征： 良好的控制能力 有广泛的行业知识(市场、竞争、产品、技术); 广泛了解公司情况(主要领导人及其成功原因、公司 文化 、历史、制度)。 良好的沟通技巧 巧妙的指令艺术 成功领导者行为特征： 具体的 工作计划 体察部署的困难 掌握详细情况 恰当的赞美激励 超前的冒险意识 倾听部署的陈述 总的来说，领导人首先是一个设计师，为自己创造发挥自己才能的最好的环境和条件。那么他应该具有预测性和发展性的眼光。其次他是一个服务者，全心全意为公司奋斗，为人谋利。那么他应该具有忘我的精神和无私的品质。再次他应该是一个传授者，把技术，创新传授于他人，让他们受益。那么他应该具有较强的感悟力。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每年都要拿出一个周的时间来学习并掌握世界上IT业上最先进的技术，拥有技术拥有专业技能就掌握了权力中的专家权。微软中是没有官僚作风的，这恐怕也是盖茨具有那么高的人格魅力的原因，这样他又掌握了最重要的一个权力--典范权。盖茨之所以成为微软巨头不仅靠他过硬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要靠他积极的心态和高尚的品质。他利用“思考周" 学习下属建议的有关微软方面的书籍，思考下属提出的建议。世界不断发展，人也应该与时俱进，盖茨不断充电，让自己引领前沿，使他成为人们心目中永恒的“神话”。 成功塑造领导者形象： 尊重员工 尊重员工是企业领导者必备的一项基本素质。尊重是相互的，领导尊重员工，员工反过来也会尊重领导，这种良性循环必然导致企业整体效率的提高，并且有利于优秀 企业文化 的形成。尊重是人的一种高层次需求，所以领导者要将尊重员工看作是提升自身形象，满足职工需求，提升企业整体凝聚力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信任下属 信任是领导者实施领导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提高领导者自身形象的有效途径。 汉高祖刘邦在平定天下之后 总结 自己成功的 经验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积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是吾之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之，是其所以失天下也!”这说明信任下属与否直接决定着领导的最终效果。在现代企业的领导实务当中，只有以信任为基础，才能保证管理活动的有效展开，也只有对员工有充分的信任，才能在员工的心目中树立良好的领导形象。 用建议代替命令 建议和命令的最大区别就是被建议或命令者对对方的看法和心态截然不同。建议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方式，而命令则是建立在明显的上下级关系的基础上的。领导者不妨用建议代替命令，这样不但能避免伤害别人的自尊，而且能使其乐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且在自己的心目中对领导产生了一种好感，正是这种好感很可能成为其后来为组织贡献的强大动力。当然，少命令绝不意味着领导者不可以采取命令的方式来实现起领导的权威，一般来讲，强制性的任务应多采用命令的方式，非强制性的任务则更多的采用建议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实现领导者绝对权威和相对权威的统一，也才能使领导者恩威并施的形象在员工心目中得到塑造和积淀。 倾听 如果领导者能善于听取员工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就能使员工从内心认为自己的领导者是一个虚心、平易近人、乐于纳柬的好领导，这样领导者在员工心目的形象也就随之上升了。所以，领导者在制定计划，部署工作时，不要只是单方面的发号施令，而应当让大家充分讨论，发表意见。 授权 授权是一种艺术。对领导者来说，有效的授权是成功领导的一个显著标志，从被授权和其他员工的角度来说，领导授权又是领导者民主和信任下属的象征。授权不仅是提高管理效率的一个有效方式而且是提升领导者形象的一个有效途径。 攻心为上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成功领导者做什么： 设定目标; 创造组织价值观; 让大家一起参与找出组织共同的理念和使命; 策略规划; 详细计划; 激励和影响团队; 沟通、倾听、表达; 搜集信息、学习; 反馈、控制、评估、改进。 成功与幸福的关系论文篇3 今天吃中饭的时候，听到旁边的年轻人在谈论对成功的定义和标准。一个说成功就是满足自己的生活状态，一个说成功是就获得幸福。惹得我很想当场和他们讨论讨论我对这两个词汇的看法。 在我看来“成功”在我们的社会概念里面(这里甚至可以包含西方社会文化里的词汇success)是大众认可的典范状态。大众喜欢用事业、财富、官位、权势或者名声来定义成功人生，这是一个通行的标准。在街道那里赤膊纳凉的老大爷很幸福，但我们的主流媒体或者是舆论不太会称他是成功人士。 “成功人士”不一定幸福，这方面的例子举不胜举，像迈克尔杰克逊，像玛丽莲梦露，像陈淑桦。所以如今许多人在谈论成功时其实是扩展了成功的原始概念，把它扩展成了“幸福”。 因此有些人认为要“幸福”才算“真正成功”。对这些人来说的成功其实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社会承认了个人的价值，并赋予个人相应的酬谢，如金钱、地位、房屋、尊重等等。二是自己承认自己的价值，从而充满自信、充实感和幸福感。 不过我还是喜欢还给“成功”它的本色，也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含义----社会的承认。而幸福的定义倒是可以用上面的第二个方面的定义，即自己承认自己的价值，从而充满自信、充实感和幸福感。 幸福是更为关注个人的，有关个人的价值观和幸福观。有些幸福的人往往得不到社会的承认。比如说刚刚谈到的在街道那里赤膊纳凉的老大爷，更极端一点是没有被抓到的和小偷甚至是一些贪官(如果你认为只有你的价值观是正确和唯一的，你也许不认可这样的看法)。幸福更多的是个人的高峰体验和个人价值观的实现与否，让我们先不要匆忙给他带上错或对的道德符号。 当然这里还有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平衡，即放弃现在的一些幸福感，为了以后的更幸福。比如，有些人为了财富和名望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的去努力实现。这样值得吗?答案没有定论，因为每个人的遭遇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不会有统一的答案。不过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能维持一个季度平衡的幸福生活，这往往比你到达成功的某个点给你带来幸福的可能性要大得多。 通过对社会上那些所谓成功人士的了解，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也许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如果我们仅仅是为了所谓成功才生活在这世上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在生活中也会生活的很痛苦，那样的人生是很煎熬的，有许多人讲述过这样类似的生活经历。这样的表面的成功并不能给人带来幸福。 不管你拥有着怎样的成功，然而在你的生活当中却不能够感受生活中的幸福，这样不幸的生活如果一直持续着，那样你的人生还是不幸的人生。 当我们转身时常看向我们日常生活快乐与否的时候，我们也许会触及生活更核心的主题，在这个世上有帮助，生活在有意义的生活里，这样的生活才是幸福的生活。每个人的人生有着自身的意义和价值，实现了目标收获了成功和幸福，我们具有了生活的价值，不仅仅是在瞬间我们所体会到的成功和幸福的喜悦感。现在的一瞬间我们的身心被幸福感满满的包围着，心里非常的开心，当自己做高兴的事情的时候，会感觉到时间会停滞在这个时刻，宇宙里有着自己的一片天空。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慢慢地我们心里就会有幸福感的波动，让我们渐渐地感受到幸福，牵引着我们的心弦，最后经过我们的努力幸福感会紧紧的包围我们。 先信口开河到这里，最后用下面的图和 句子 结束今天的讨论。 SHREK：亲爱的，他们开始喜欢我们了，他们说我们很了不起。 Fiona：哦，他们总是这样，一个劲羡慕别人的幸福，他们没胆量认真考虑自己的幸福。 SHREK：幸福?哦，是的，他们会掂量“美”“丑”之类的东西，他们老想着自己的幸福是否“看上去”很好。 Fiona：没错，一定要素不相识的人给做个鉴定，他们才能判断自己是否幸福。 SHREK：哈哈，他们似乎没法去自主地“感受”自己的幸福。咳，亲爱的，你感觉幸福吗? Fiona：当然，亲爱的，就和你一样幸福。 这篇 文章 也许应该换个标题，叫作“属于自己的幸福”。 后记： 记得一次看《Stupid, Ugly, Unlucky and Rich》(《愚蠢，丑陋，不幸和富有》)的英文书，作者Richard St. John在序言里说这本书是有关如何成功的，如果读者问成功是否会导致幸福(即成功和幸福的关系)，作者说"I don't care"(我不在乎)他认为一本书能把成功的关键要素说清楚就很不错了，再谈幸福就会lose focus(失去主题)。不过，如果你想聊聊成功和幸福关系我倒是愿意参与一下。 正如上面正文里的观点，我粗浅的认为，成功的人有更多的可能获得幸福，而幸福的人不一定成功。不成功的人不一定不幸福。 另：许多哲学家对幸福作的高论，以及从柏拉图到现代哲学家们对幸福的不同定义。譬如，尼采：什么是幸福?就是随着权力的增加，阻力被克服了的那种感觉。英格丽·宝曼：幸福是有健康的身体和易忘的记忆。卢梭：幸福是银行里有丰厚的存款，家中有美食佳肴，加上良好的胃口。哲学家罗素与另一些学者认为幸福存在于心灵的宁静与淡泊。肖伯纳与雨果则认为幸福来自于与他人真正的分享。亚里斯多德与奥古斯丁认为幸福是一种美德的体现。等等。正因为幸福是人们最为关心的问题，也就成为了最没标准答案的问题。每个人都自认为对什么是幸福有所见解，但当他们真正思考什么是幸福，反而觉得难以解答。幸福似乎以它的飘渺莫测引起哲学家们关注，钱勒在他的自传中说：当你自问自己是否幸福时，幸福就离开了你。作家埃里克·贺佛(Eric Hoffer) 说：“思索什么是幸福正是许多人不幸的最主要的原因。” 也有人说道：幸福就是一种满意，而这种满意是持续的。(Happiness is a satisfaction that continues to be satisfactory)有比这更好的定义吗? 就像我们不需要知道爱是什么就会坠入爱河一样，我们也许不需要知道幸福是什么就可以感受幸福。 猜你喜欢： 1. 关于幸福的优秀议论文 2. 关于幸福的议论文 3. 论教育与幸福的论文 4. 浅谈心理健康与幸福的论文 5. 关于幸福的思修论文2000字 6. 浅谈有关幸福心理学的论文
有的时候 幸福无处可寻又无处不在 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蕴育着幸福 有一个温馨的家固然是幸福 那么谁又能说一个人的自由就不是幸福呢 有一个体面的工作也是幸福 那么谁又能说没有工作的人就不是幸福的呢 相依相守朝朝暮暮是幸福 虽远隔天涯却心灵相通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幸福呢 幸福就在我们身边 幸福随处可见 是我们日益疲惫的心麻木了幸福 还是幸福麻木了我们迟钝的神经 这个世界上不是缺少幸福 而是缺少发现幸福的眼睛和心灵 没有幸福的时候 我们渴望幸福 拥有了幸福的时候 我们又不懂得珍惜幸福 我们总是一路不停的在追求新的幸福 从来没有给自己时间和空间 去真真正正的感受幸福的含义 什么才是幸福 什么才是纯粹的幸福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 不同的时间也有不同的答案 幸福就如哲学上所说的 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幸福是一个很温暖的词 也是每个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有些人穷其一生也没明白究竟什么是幸福 而有些人则时刻被幸福的光环围绕着 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应该为自己能独立行走感到幸福 当你害怕黑夜的时候 想一想那些一生都没见过光明的人 你应该为自己能看到这个世界高兴 我们都是幸福的人 因为我们能吃饭喝水 能和别人交谈 能感觉到开心和痛苦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天涯海角 而是我站在你面前 你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幸福时刻围绕在你的身边 你却视而不见 苦苦追寻幸福的影子 历尽坎坷 却不曾有过幸福的感觉 幸福的事太多太多 幸福的人也太多太多 但真正的幸福是知道自己正幸福着 此时此刻的我是幸福的 因为我有一棵感知幸福的心 因为我有一双擅于发现幸福的眼睛 因为我正以一种如水的心态去看待幸福 在平淡中寻找幸福 在细微中品味幸福 在孤独中守望幸福 在遗忘中怀念幸福 幸福就是如此的简单 简单到普普通通的一句问候 幸福又是如此的淡然 淡然到渴时的一杯白开水 幸福有时是两看生厌的争吵 幸福有时又是左手摸右手的麻木 幸福存在于生活的第一个角落 幸福来源于思绪的每一次跳动 让我们怀着一棵感知的心 去发现幸福 去守望幸福吧
通过古今中外人们对幸福含义的诠释和理解,阐述了幸福与快感、快乐、满足之间的区别,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 方法 对幸福进行分析,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幸福哲学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关于幸福的哲学思考
[摘要]本文通过古今中外人们对幸福含义的诠释和理解,阐述了幸福与快感、快乐、满足之间的区别,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对幸福进行分析,提出幸福与痛苦的辩证关系,探讨当今社会人们幸福感缺失的主要原因,并在哲学的角度提出几点建议和解决方法。
[关键词]幸福;痛苦;满足
二十一世纪是人类社会高速发展的时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机械化的大生产已经基本上代替了人类繁重的手工劳动，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衣食已经不是一个困难，然而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幸福感普遍降低。尤其在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上了一个又一个台阶，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因物质的极大丰富而迅速提高。这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我们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幸福的涵义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社会化，人们已经开始关注精神品质的时代已经到来，越来越关注和谐、幸福。那么幸福到底怎么理解呢?幸福又到底怎么获得呢?后现代人文学者们有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他们认为幸福是一种感觉，它不是物品也不是 文化 ，可以直观到视觉化、听觉化。幸福也是一种流动在任何一个生命里的能量，当你静下心来就可以被感知到，在繁杂的时代不是没有了幸福，而是人们丢弃了幸福。国内后现代心灵导师林仕锟曾经这样比喻过幸福：“幸福一直都在，如同道路一样，幸福不是终点站，幸福一直在路的两旁”!获得幸福的关键在于人们需要活在当下，享受当下。
然而我们认为，幸福是一种来自内心的持久的满足感。这种满足固然离不开物质的支持，但是他的持久性仅靠物质是无法维持的。所以幸福是以物质为基础,精神上的追求达到满足的一种状态。它与普通的满足不同，更加注重持久性，比如，一个饥饿的人在饱餐一顿后会产生满足感，但是在他再次饥饿时，满足感会迅速消失。而幸福感则不会因为一时的条件变化而轻易的消失。同上我们可以推出，幸福与快感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快感来源于瞬间的刺激(包括精神上与肉体上的刺激)，并依赖这种刺激的存在才能维持(例如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就是双重的)。最后我们来看幸福与快乐的区别，在一定意义上说，快乐与幸福是相通的，一般来讲一个幸福的人会觉得很快乐，而一个经常快乐的人也会感到幸福，但是快乐并不等于幸福，快乐侧重于愉悦的心情，而幸福则侧重于心灵的满足。简单来说，快乐可以通过一事一人一物获得，而幸福则要复杂的多。
二、幸福与痛苦的辩证关系
幸福和痛苦是矛盾的两方面,一般认为痛苦是不会带来幸福的,它们是相互对立的,痛苦只会带来不幸。但是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联系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矛盾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也就是说，痛苦可以转化为幸福，幸福也可能变成无尽的痛苦。在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不可能只有痛苦没有幸福，也不可能只有幸福没有痛苦。痛苦和幸福可以相互转化。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感到幸福的时候回忆挫折与痛苦，从而感觉幸福更加珍贵，在痛苦时，憧憬成功和喜悦，幻想幸福，从而减轻心里上的压力。这不简单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其实也是幸福痛苦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表现之一。没有痛苦就无所谓幸福，没有幸福也就感觉不到痛苦。生活中这种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和睦家庭突然有人遭遇意外(由幸福变痛苦)，失散亲人团聚(由痛苦变幸福)等等，都是幸福痛苦相互转化的典型事例。
那么，在现在物质生活比较充裕的情况下为什么大多数人感觉到痛苦比幸福要多的多呢?关键在于人们在物质中产生了心灵的迷失。没有办法达到一个心态稳定，持续感到满足的状态，所以幸福就缺失了。也就是说，心态使人们过多的把幸福转化为痛苦，而难以把痛苦转化为幸福。例如，本来幸福的夫妻，常会因为吵架而觉得痛苦，而不把吵架认为是另一种方式的幸福，往往只有在失去时才会发现吵架的幸福涵义，但同时又会将目光注意到失去上，从而继续感觉到痛苦。我们的心态在不停地感觉到不满，所以痛苦就接踵而来。
三、关于幸福的几点建议
第一、幸福离不开物质支持。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没有物质的支持，幸福状态很难达到。人必须要先满足生理需求才能进行意识活动,没有物质上的支持,心里的平和状态是很难达到的,正如一个饿肚子的人很难感到满足一样,幸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但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物质基础的标准也是不一样的，要达到这一标准必须依靠个人辛勤的努力。
第二、幸福在于持久的心态平衡。幸福离不开物质，但是对物质的过分追求反而是不幸的源泉，正如有多少钱也买不来好睡眠一样，幸福的达成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条件。就是心态的平衡，古语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感到幸福的人必须要拥有平衡的心态。当今社会人人爱比较，比好了，就觉得幸福，比差了，就觉得痛苦。这种比较而来的“幸福”只能说是一种快乐或者满足，它缺乏持久性，并且对外在的依赖程度极高。幸福是不能依赖别人的，是自己的内心的满足。即使有人觉得看到别人幸福自己也就感到幸福了，这种幸福也是对外在依赖极高的，它的另一面就是别人痛苦，自己就痛苦。只有持久的心态平衡，才能获得较长感受的幸福。
第三、幸福依赖于知足。如果说物质基础是前提，心态平衡是条件，那么知足就是关键。不知满足的心态是永远不可能得到幸福的，正如我们前文讲到的幸福的定义，幸福是需要满足的。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幸福就是一满杯的水，物质条件就是杯子的材质，心态平衡就是杯子的做工，满足程度就是杯子的容量。如果杯子的材质不对，水就不能保存(例如杯子是沙子做的)，如果杯子的做工不好(例如杯底有个小洞)，水就会不断漏掉，如果杯子的容量是无限的，那么水就永远不可能注满。所以，不知满足的内心是难以达到幸福的状态的。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幸福就是要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相反，知道满足再努力，就会在幸福的路上走的更远，不会常常感到疲惫与不安。同时会将遇到的痛苦转化为幸福。简而言之，就是要在满足的状态下，正确的看待痛苦和挫折，把痛苦与挫折也看作是幸福的一部分，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幸福就在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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