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有的 现在15元左右一本
创刊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记录当时历史背景的实物，其独特的办刊指导宗旨、时代背景及致读者、寄语读者、编者的话和发刊词、创刊词、报刊头题字的信息来源等，非常值得探讨，对后世有着真实历史资料和佐证史实的研究价值。因此，创刊号是具有指导性、资料性、鉴赏性和趣味知识性的史料文献性实物，它的收藏在现实社会中有着深远的意义。创刊号的收藏非常值得研究，除了具有文化艺术欣赏性以外，它还具有较高的投资升值潜力。在一些拍卖会上，报刊创刊号的成交价格令人心动。曾经有50本旧杂志创刊号以7000元成交，与珍籍罕本的价值比肩而立，这说明创刊号的收藏有着让人十分看好的投资前景。报纸和杂志越是年代久远，存世量越少，就越珍贵，报刊的创刊号更可谓凤毛麟角。所以，报刊的创刊号得到了众多藏家及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和青睐。在1995年秋的中国首届藏品报刊拍卖会上，一份1946年7月1日的《人民日报》创刊号被拍到3580元；《南京周末》创刊号以5000元拍出，《中国剪报》、《北京日报》的创刊号分别以2000元和880元成交；《辽宁广播电视报》和《羊城晚报》创刊号以1万元成交。2001年中国书店第13次大众收藏书刊资料拍卖会上，有一港商欲以百万元购买杂志创刊号收藏家冯建忠的藏品。国内外很多藏家和研究机构争相收藏报刊创刊号。从历史角度看，创刊号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文献资料，其价值会越来越高，备受重视。随着创刊号收藏队伍人数的增多，收藏愈发艰难，存世的创刊号会越来越少，所谓物以稀为贵，收藏投资的价值便更加明显。创刊号可分为珍稀和一般两大类型，如《红色中华报》、《湘江评论》、《红旗》、《红军日报》、《新青年》、《热血日报》、《中国青年》等，都是历史遗留下的十分稀罕的珍品，一般价值在上百元乃至二三万元不等。当代的报纸杂志创刊号虽说收藏价值有限，但也有一些珍品，如《华西都市报》、《中国书法》、《文物》等一般性创刊号，价位都在百元甚至千元以上。上述两大类创刊号在藏市上的价值不菲，收藏投资的上涨趋势明显，被收藏投资者看好。藏市中还可以看到一些具有特殊历史价值的创刊号，如1933年6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瑞金创刊的《斗争报》便是民间收藏的珍品，其为研究党史、新闻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价值难以估量，属国家一级文物。报纸和杂志创刊号的升值潜力已不容忽视。作为一种集知识性、趣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收藏投资项目，它可为收藏投资者创出意想不到的美好“钱”途 。
红旗杂志属红色藏品，品相完好，市场价—本在五十元左右， 是文革精品的典型代表作，价格动荡，市场上行情持续低迷，建议收藏，—定要好好保存！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1958年6月1日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
1958年6月1日，代表着全国最高权威的党内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在沙滩北街2号大院正式创刊，沙滩北街2号大院曾是中国新潮思想的策源地，是中国思想最活跃的地方。
《红旗》的发刊词由胡绳执笔，经毛主席、邓小平同志审定。《红旗》在创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就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成为了党在理论研究和宣传方面的一个主阵地。
扩展资料
毛泽东的 《红旗》情结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这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在1958年5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毛主席作出创办刊物的正式决定，并定名为《红旗》。
当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上报，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他在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中央同时还决定成立《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会第一次会议于1958年5月24日在中南海居仁堂由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编委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这次会议也发生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通知了两个李达开会，武汉大学校长“文”李达是编委，与总参的副总长“武”李达重名。“武”李达到会后发现不对要退席，小平同志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听听吧。
这个大编委会由于成员分散在全国各地，各人的工作繁重，会议召集困难，以后再未开过。因此，1959年中央决定在《红旗》内部成立一个编委会，由总编辑、副总编辑以及4位编委组成，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从<红旗>到<求是> 中共党刊变动见证中国变革
参考资料来源：中国新闻网--中国理论第一刊《红旗》：毛主席定名并题写刊头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红旗汽车的红旗两个字是借用的毛主席为1958年5月创刊的《红旗》杂志的封面题字。
红旗杂志属红色藏品，品相完好，市场价—本在五十元左右， 是文革精品的典型代表作，价格动荡，市场上行情持续低迷，建议收藏，—定要好好保存！
《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红旗杂志是1958年毛主席倡导创办的思想理论刊物，由毛主席题写刊名“红旗”，在当时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是新中国意识形态领域和思想文化战线的核心领导力量。
当年毛主席倡导创办红旗杂志，主要是为新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急需一面理论旗帜，对新中国起到理论导向的作用，同时也给世界各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及时准确地听到新中国的声音、了解新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了毛主席的卓越远见，红旗杂志对于振奋亿万人民的精神起到了重要作用！至今无数长辈依然怀念《红旗》！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怀念红旗杂志！
1988年《红旗》改成了《求是》，图一为最后一期《红旗》和第一期《求是》。
求是》是一本政治理论刋物，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对它了解的并不多。
《求是》的前身是1958年创刊的《红旗》杂志。1988年6月《红旗》停刊，并在此基础上于7月1日创办了《求是》杂志。原由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改名《求是》后不再由中共中央主办，委托中共中央党校主办。
《红旗》改《求是》后，取消了社论和评论，其下属的“红旗出版社”改名为“大地出版社”。
1989年，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一个月以后，《求是》又改由中央主办，恢复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地位，并恢复了社论和评论，下属的“大地出版社”也重新更名为“红旗出版社”。
《求是》刊名由邓小平题写。下面第二图是1988年5月11日，邓小平为《求是》题写刊名的情况。
1958年6月1日理论刊物正式创刊是《红旗》，其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由谢觉哉主编，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红旗》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且编委会的阵容颇为强大。展开全部内容-->
月刊。红旗杂志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编写的中文期刊杂志。总期数《红旗杂志》三十一年完整 一套全544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1958年6月1日创刊，1988年6月31日终刊31年共计出版544期 523本(总第1期至第544期)编辑红旗杂志编辑委员会出版红旗杂志社页数31年总计页开本161988年7月1日，《求是》杂志创刊。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红旗》。
《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二份机关报。1928年11月20日，在上海创刊，谢觉哉主编。
《红旗》在其创刊号上，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28年11月5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告全国民众书》。
创办背景：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主席首先倡议，并亲自题写刊头。当年中央酝酿创办刊物时，一些同志请毛主席为刊物起名字。毛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汇集后上报。
毛主席从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毛主席亲自题写的刊头，“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独具一格的“红旗”二字。而取代《红旗》的《求是》，则由邓小平题写刊头。
那个年代著名的“两报一刊”，指的就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红旗》堪称为中国理论第一刊。“两报一刊”经常联合发表社论或文章，很有权威，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非常关注和支持。
毛主席不仅在《红旗》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发表。他还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亲自精心修改。毛主席的《红旗》情结非常深厚。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1988年6月16日《红旗》杂志停刊。新华社发《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早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1958年3月8日，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在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他说:“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年3月10日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在讲话中说: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1958年5月24日，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此件写得很好，可用。”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他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58年，在毛泽东倡议下，经党的八届五中全会决定，《红旗》杂志创立。半月刊。在全国 15 个地区印刷，1984 年每期发行 330 万册。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五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主要任务是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建设，阐述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思想理论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对经济、政治、哲学、历史、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读者对象主要是各级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1988 年6 月，《红旗》杂志停刊。本来它的发行量就大，存世量也大，而且它只不过作为消息的载体，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价值，除了对历史发展的一个见证而外，没有太大的交易价值。很多《红旗》杂志在旧书市场像废纸一样被堆在地上可谓泛滥，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话说回来，收藏是一种情趣，正确的心态才能真正领略收藏的乐趣！价格只是作为衡量藏品珍惜程度的标准之一，不必过分地注意，而忽略其他值得注意的问题。红旗杂志市场上地价格：3——5元左右
最有收藏价值的当属《红旗》杂志了。红旗是初心，是方向，是指路明灯，虽然停刊几十年了，但人民大众愈发怀念它，并强烈要求复刊。所以《红旗》杂志的收藏价值会越来越高。什么杂志有收藏价值？其实在我看来，你收藏的100多斤20多年前泛黄的《读者》杂志就很有收藏价值，对于杂志的收藏价值来说，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读者》创刊于1981年4月，创刊初期刊名是《读者文摘》，创刊一年后美国《读者文摘》提出异议，认为中国《读者文摘》与美国《读者文摘》重名，不符合国际版权协定，要求中国《读者文摘》更名。从1982年至1992年中美《读者文摘》刊名之争长达10年之久，最终中国《读者文摘》于1993年让步更名为《读者》。《读者》杂志先后被国家领导、国家期刊出版总署评价为“大漠瑰宝”、“中国最美期刊”、“高知名度，高学术水平期刊”等荣誉称号，曾经在海外销量第一，也是第一个进入台湾读书市场的大陆杂志。
创刊号是办刊人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她因初次和读者见面，往往要先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如办刊的宗旨、风格、栏目设置、编辑人员组成、来稿要求等等，是每一个刊物的出生证明，因此，杂志的创刊号就极具收藏价值。 辞海》对于报纸号外的解释是：“定期出版的报刊，在前一期已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报社）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的报道而临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故名。” 报纸号外应该具备三个要素：一是内容必须是重要新闻和特殊事件；二是时间应在两期之间临时出版；三是无编号。（有无期号不重要。） 报纸号外有2大特性：1）号外大都免费赠送；2）有的以“重大消息”、“喜讯”、“特大新闻”、“特别报道”、““特刊”等字样，虽未标明“号外”2字，都应视为“号外”报。 报纸的号外，在新闻学中有着严格的定义和范畴：“报社因需要及时报道某项重要消息而临时增出的小张报纸，因在定期出版的报纸顺序编号之外，故名。”在电视没有进入人们的生活，网络还没有出现之前，《号外》就承担着最快速度报道新闻的作用。《号外》的版面一般与原有报纸的版面大小相同，有的时候只是原来报纸版面的一半。过去，《号外》都是套红印刷，现在一般都采用彩色印刷，为了引人注目，“号外”二字要比原报头的字体大，标题和图片的处理也要具有视觉冲击力；文字的使用不仅要简洁明快，而且还要有很强的震撼力和鼓舞性。 所谓“停刊号”即指报刊停办的最后一期，亦叫“终刊号”。一般报刊停刊后几近消失，永不再生；但也有的停止一般时间后又“复刊”的，如上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开始后很多报刊被近停刊，国家级报刊只留下诸如“红”极一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与《红旗》杂志），其他报刊到70年代后期或80年代初时，才纷纷复刊复出。还有的刊物停刊同时又“改刊”的，如《红旗》杂志在上世纪90年代改为《求是》杂志，并在主办机关、编辑体例和文章内容上有些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