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1]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2]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共找到 7 条[1]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2]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3]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4]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5]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6]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7]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1] 田春林. 悲欢半生缘苍凉一世情——读张爱玲《十八春》[J]. 青春男女生(少年作家), 2006,(06) . [2] 袁瑾. 永未言尽的苍凉故事——从《半生缘》品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味[J]. 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05) . [3] 林幸谦. 《半生缘》再解读:姐妹情谊的反动与女性冲突主题[J]. 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01) . [4] 麦凤庄. 救赎与毁灭——以曼桢为例浅谈对《半生缘》的女性价值反思[J]. 贵州文史丛刊, 2006,(03) . [5] 邓筠!96(2)班. 回不去的《半生缘》──张爱玲小说阅读笔记[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00,(01) . [6] 袁瑾. 悲剧人生 苍凉最美——从《半生缘》品读张爱玲小说的悲剧意味[J]. 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03) . [7]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8] 王朝彦. 读张爱玲的《十八春》及《半生缘》[J].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1,(03) . [9]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10] 张廷山. 评《半生缘》兼析张爱玲小说的审美特征[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2005,(02) .
周芳芸，《曹七巧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周芳芸，《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鲁建平，《母性的陨落——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探析》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缺失的情爱，一要从当时十里洋场的特殊社会背景去分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女性不得不以出卖青春、爱情、肉体等方式获得生存，有人心甘情愿做了金丝雀，如《沉香屑》里的葛薇龙，《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二是要从性压抑问题上去探讨女性所受的屈辱，《金锁记》里曹七巧是一个从被人食、到食人，再到自食的典型。还可以讲张爱玲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文学其他的形象作比较。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更衣记》双重美学品格论析 1942年，张爱玲在英文杂志《二十世纪》月刊上发表了散文《Chinese Life and Fashions》，后重写成中文，名为《更衣记》，刊于1943年12月的《古今》上，1945年收入散文集《流言》中，全文五千余字，记录了中国时装三百年来的变化。厚重的民族文化积淀及独特的生活阅历赋于张爱玲散文一股强烈而独特的文化气息，古典的民族文化精神与西方现代意识的双重渗透，使《更衣记》具备了双重美学品格。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把握与扬弃，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充满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1、对东西方文化人文精神的深切领悟赋予了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以双重美学品格。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是现代作家共同面临的课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冲突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对此深切的领悟赋予了张爱玲作品以双重美学品格。“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Lelonn' s Schiaparelli' s,垄断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①兼用东西方两种文化视点，而能一语中的，这使张爱玲的服饰美学思想显示出更令人信服的文化内涵。 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对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和变化影响极深。就其文化内涵而言，儒家思想中的“礼”的观念已渗透到穿衣戴帽的许多细节中，尤其是上层社会，无论是“君子”还是贵妇的服饰，无一不受这种观念的支配，而忠孝思想对服饰的影响更为显著。张爱玲对此观察与体会得相当敏锐。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庆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当，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 这些服饰上的规矩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是中国古代服饰的独特风貌，对清代仕女服饰至民初服装文化颇有参考价值，张爱玲的散文的确可以称得上是风俗录。 在《更衣记》中，张爱玲本着对人性的兴趣，和对民族性和风俗民情的特殊了解，从谈服饰入手，来表现中国人的普遍性格: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姿，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 与其说张爱玲在谈服饰不如说她谈的是中国人的民族性。在《更衣记》中我们也能感受到张爱玲浓厚的追求“个性化”的服饰情结，或者也可以说，这是张爱玲在此文中有意无意中所做的一个“文眼”: 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使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了？ 追求服饰的自由，追求一种“无所顾忌”的自在人生，这在张爱玲的许多散文中都有体现。受过东西方文化浸染的张爱玲在其服饰美学思想中体现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本色”的张爱玲。 2、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 张爱玲既有独特、敏锐的感性观察力，又有独特、清醒的理性。她的散文差不多成了智慧的凝聚与发现，充满近乎神秘的哲思意味，闪烁着理性的波光。她总能在读者面前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但这又不是有意为之，这些知性沉思是性灵之河的流淌中不时露出的一些理性的石子。在《更衣记》中张爱玲对服饰的存在形态进行深邃的哲学思考，它赋予人的已不再是情感的震撼，而是理智的启迪。 这吓人的衣服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的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张爱玲对人对事看得太透太入骨，说起话来掷地有声，不留余地她能超越具象化的描写，自然地发掘隐伏在细节事件背后的理性晶体，给读者展开一片思想的家园，使读者获得智慧的顿悟与提升。她让读者对兼具形象描摹与启人心智功能的文章化境有了更深层的理解，这也是她所有散文的一种审美趋向。可以说，张爱玲的某些散文已成为人类知性和个人经验的结晶，她那种对人类、民俗等析理奥妙的探寻常使作品流露出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味。“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一句轻轻的话语便诠释了她的美学观念，又使其散文超越了题材上的通俗和凡常，显露出其析理深度，给人以警醒和启示。 3、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兼具“机警、幽默、感伤、讽刺”的特点。 《更衣记》的语言风格同张爱玲大部分散文一样，感觉丰盈，浮想联翩，韵味盎然，机敏、富丽地设色用词，深具民族风味，同时也吸收了英国小品文机智幽默的特点。张爱玲被公认为是语言炼金师，一个个绝妙的譬喻，常令人赞叹不已。 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象个女人而象一缕诗魂。 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这些轻松随便灰谐风趣的句子，这些绝妙的比喻，在张爱玲散文中随处可见，突现了张爱玲散文语言“机警、幽默、感伤、讽刺”②的特点。 张爱玲还喜欢套用现成的诗句、俗语、谚语，并认为是中国人语言中重要的纤维。“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这些民族色彩浓厚的语句，被张爱玲信手拈来，运用得恰到好处。正如余彬所说:“她的散文显然比她的小说更来得从容不迫，挥洒自如。她的散文则往往可以做到起落无迹，‘行于所当行，止所当止'。”“其隽永的讽刺，尖新的造语，顾盼生姿的行文，使其文章显得分外妖娆俊俏。气盛言宜，她的文章议论风生，神采飞扬，从头到尾，一气呵成，毫无阻滞。正是傅雷赞叹的，是‘色彩鲜明，收得住，泼得出的文章。’”③ 《更衣记》中还运用了大量的色彩语言词汇，如“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沿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映现在读者眼前的全是这类鲜活的服饰描写，张爱玲善用色彩描写的原因在于她的女性气质，对世俗生活的热爱和她所受的良好的美术教育，所以运用色彩描写成了张爱玲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天才梦》的结尾句把生命之乐和生命之悲同时惊现于人们面前，给沉浸于现代文明中的人们以震撼。同样，“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在那一撒手罢？”《更衣记》中这一句似乎不经意的“文眼”，也道出了张爱玲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种现代的文明意识。张爱玲散文中的这种双重美学品格，在中国现当代散文随笔中，都堪称典范。 [1]来风仪编.张爱玲散文全编[M].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 [2]周芬伶.《艳异-一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3]余彬.张爱玲传.[M].海南出版社，1993.
周芳芸，《曹七巧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周芳芸，《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鲁建平，《母性的陨落——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探析》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缺失的情爱，一要从当时十里洋场的特殊社会背景去分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女性不得不以出卖青春、爱情、肉体等方式获得生存，有人心甘情愿做了金丝雀，如《沉香屑》里的葛薇龙，《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二是要从性压抑问题上去探讨女性所受的屈辱，《金锁记》里曹七巧是一个从被人食、到食人，再到自食的典型。还可以讲张爱玲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文学其他的形象作比较。
张爱玲作品中的悲剧意识摘要：知人论世。作品是作家内心情感外在的流露，作品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不是作家仅凭借一时灵感创造的，而是作者自己某种经历结合的产物。同样张爱玲这位作家也不例外。张爱玲的一生可以用她作品中的两个词概括：“华丽”和“苍凉”，这种不幸的生活经历使其作品充满了浓厚的悲剧意识。关键词：经历、苍凉、悲剧张爱玲1920年9月30日于上海市出生，原籍河北丰润，本名张瑛。1930年进黄氏小学插班就读，母亲为她改名：张爱铃。张爱玲虽然出身于豪门贵族，然而她个人的生命历程中却总伴随着强烈的悲剧情节：童年时代亲情丧失，青年时代理想遇挫，与胡兰成的爱情破裂，与美国作家赖雅再婚，一次流产使她失去了永远做母亲的机会，中年丧偶……这一连串的人生经历，加上她本人的敏感与孤独，使张爱玲品尝着无尽的凄苦。因而她的作品总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她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悲剧感叙述一个个悲凉的“传奇”，营造了一个阴气森然的世界，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中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沉香屑 第一炉香》是张爱玲开始作家生涯的第一篇小说。小说中写了梁太太和葛薇龙两代寡妇。葛薇龙当初投奔姑妈梁太太是为了更好地读书，可当她的爱情在这里失败后，梁太太已经成为了她的人生榜样，她已经无法离开梁太太了。在作品最后，一群水兵喝得烂醉，不约而同地把薇龙当作了妓女，吓得她撒腿便跑。乔琪笑道：“那些醉泥鳅，把你当作什么人了？”薇龙却说：“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乔琪不让她乱说，她却坦然地承认自己说错了话，错只错在：“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写尽了葛薇龙沉沦堕落的自觉和无奈。《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男主人公佟振保，事业成功，提拔兄弟，办公认真，热心待友，侍奉母亲，“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他先后爱过两个姑娘，红玫瑰是个混血姑娘，振保爱她，“她和振保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是天真，她和谁都随随便便，振保认为她有点疯疯傻傻”，这样的女人，在外国或是很普遍，到中国就行不通，把她娶来移植在家乡的社会，那是劳神伤财，不上算的事。后来，振保又同朋友的妻子娇蕊恋上了，对方一旦要与丈夫离婚，他便怯懦的要死，连那他与娇蕊偷情的公寓都“像大得不可想像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萎缩了，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他便把“真人”隐蔽起来，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婚后，她成了他眼中一个“很乏味的妇人”，他开始宿娼，回来则砸东西打妻子，他尽情的发泄着他的冷酷、变态。但他仍戴着面具做他的“好人”，在善的外衣下裹着恶的本质。张爱玲用嘲讽的笔调冷冷地掀开了这个“大好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人格萎缩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花凋》中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是酒缸里泡着的孩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大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孩子蛀了牙却没钱补，孩子在学校买不起钢笔头。女儿川娥生病，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不给女儿看病，使其“一寸寸死去”。却在女儿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娥是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父母…无限的爱，…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爱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家”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张爱玲执着于真实的人性，作品中充满了在古老腐朽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曹七巧为了生存，为了金钱，甘愿侍侯一个残废男子，正常的心理需求得不到满足，精神上也变成了残废。她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锁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为此她宁可牺牲哪怕短暂的快乐。她也曾得到过爱的光辉，沐浴在“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中，但她的人性已被黄金枷锁所扭曲、摧残，她自己已被黄金蚕食了 ，她的青春和爱情也被黄金枷锁给扼杀了。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这最终也使她从一个曾有青春的温情回忆的曹大姑娘变成了阴鸷、凶狠、残酷的近乎精神分裂或心理变态的姜老太太。“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也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女的幸福，在她眼里全变成了恶毒的嘲笑，她嫉妒所有人的和睦婚姻，亲手扼杀了儿子和女儿的爱情和家庭。她诱使儿女吸毒，以求锁住他们，她逼儿子供出床第之事折磨死媳妇，用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割断了儿女的婚姻。七巧“一级一级，走进了没有光的所在”，走进了“被食、自食、食人”的怪圈。她在原欲的折磨下，毁掉了自己的生命，又拉上了子女作为自己的陪葬品，成了“遗老家庭里一种牺牲品，没落的宗法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傅雷语）。” ①七巧的变态令人毛骨悚然。张爱玲围绕着欲望的沉沦把人性心理的暗角揭示的恐怖不堪、令人不寒而栗，展示了一出人性中的罪恶。《金锁记》中的七巧戴着黄金枷，用黄金的枷角劈杀了自己，劈杀了自己的至亲骨肉，成了黄金的殉葬品，又拉上了不少的陪葬品。张爱玲作品中把腐朽文化不露声色的运用其中。 张爱玲笔下“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男女间无真情，在玩着“爱情”的游戏，进行着玩世不恭享乐主义的精神游戏。《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回到娘家，终日被“破落户”兄嫂冷嘲热讽，成了这一家男男女女的眼中钉。范柳原由于一场不负责的海外恋便有了她的存在，等父亲死后，他远涉重洋回来继承遗产，但庶出的他根本成不了家族的正式继承人，两个旧家庭的弃儿，茫然中抓住了对方，犹如攀住了救命稻草。一个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把恋爱当作调剂，视“女人为鞋底的泥”的男人，一个为了物质的需求，迫切要把最后的资本——三十岁的青春——再进行一次交易的女人，上演了一出真真假假、若即若离、费尽心机的爱情游戏。他们在心的浮面进行调情，互相吸引、挑逗，进行着无伤大体的攻守战。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但一座城市的沦陷成全他们，在倾毁中，他们才有了“一点真心”，被封锁的情感“只有在毁灭的刹那，或许才无所顾忌的释放，”文明的毁灭，他们的感情才会升华，情与爱成了虚无的承诺。但那“一点真心”也不见得有多少可靠，他们婚后回到上海，范柳原把他的俏皮话剩下来说给旁人的女人听。白流苏也还是“有点怅惘”。② 张爱玲曾说“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又多是不合理的”，婚姻非感情的产物，是某种目的的实现。女人视婚姻为改变现状的唯一途径，婚姻对女人而言成了一个金色的鸟笼，也成了她们永远的归宿。女性所受的教养便是如何去做一个“女结婚员”，她们“以美的身体取悦于人”，全力以赴追求那“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婚姻，“找事是假的，找个人才是真的”，婚姻动机构成了她们生活的主旋律。③正因为如此，《倾城之恋》中离了婚的白流苏必须重操旧业——进入婚姻才能摆脱麻烦，《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受过新式教育的葛微龙的最高愿望也仅是找个爱自己的人结婚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王娇蕊，家人把她送到英国读书，也“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这些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的最普通的女性，禁锢在婚姻牢狱下的女性，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统治的女性，她们全都做不了自己的主，她们被一只巨手扼制着，除了白流苏被一场“传奇”成就了一段契约式的婚姻，其他的如《花凋》中的川娥，《金锁记》中的长安，《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烟鹂、娇蕊，及葛微龙无一不消失在“苍凉的手势”中。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结果只能毁了自己。情爱婚姻套上了种种枷锁：黄金枷、传统枷。在将婚姻作为职业时，金钱成了衡量婚姻的准则。白流苏追慕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心经》中的绫卿甘做可当自己的父亲的峰仪的情妇，也无非如峰仪所言：“因为我有钱，有地位。”他们或许有一点真心，但在“金镂衣”下，他们的这点真心显得多么卑微，多么可怜。明显可见张爱玲笔下的男人和女人无不存在与她的生活之中。她作品的背景多发生在没落封建家庭，张笔下男子可从父亲张廷重和前夫胡兰成身上找到原型。《花凋》中的刻薄的郑先生、《红玫瑰和白玫瑰》中道岸貌然佟振保。张笔下的女性有着她母亲的小资情调、时代的颓废堕落和她自己身上的无奈气质。她们都活在无爱的环境之中，追求过但都无法企及，无论亲情或爱情她们都不能拥有。她们注定是苍凉的。参考文献：[1]《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2]《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3]《永远的张爱玲》季季 关鸿 编 学林出版社[4]《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 徐岱著 学林出版社注释：①《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59页〈一级一级走进无光的所在〉②《张爱玲传奇》费勇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33〈一对平凡的夫妻〉③《名家张爱玲》余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第141〈一语成谶〉
周芳芸，《曹七巧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周芳芸，《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鲁建平，《母性的陨落——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探析》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缺失的情爱，一要从当时十里洋场的特殊社会背景去分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女性不得不以出卖青春、爱情、肉体等方式获得生存，有人心甘情愿做了金丝雀，如《沉香屑》里的葛薇龙，《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二是要从性压抑问题上去探讨女性所受的屈辱，《金锁记》里曹七巧是一个从被人食、到食人，再到自食的典型。还可以讲张爱玲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文学其他的形象作比较。
基本都是有情爱的。只有一个是很极端的，曹七巧，金锁记里面的住人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讨论重点。海内外，张的名声，一部分就是这个人物撑起来的。其他的还有本来有，又失去了的：茉莉香片里的聂传庆（男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沉香屑：第二炉香里的愫西散戏里的女主人公。（丧失了爱）同学少年都不贱里面的几个女人都又点不正常我想到的久这些了。张的文章里面缺失是少的
熊秋菊. 一曲美丽而苍凉的哀歌——论《半生缘》的审美风格[J]. 沧桑, 2006,(02) . 秦军,王旭.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悲剧人生[J]. 黑河学刊, 2006,(01) . 陈坤. 母爱的缺失——张爱玲小说世界的“审母”情结[J]. 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4) . 胡晓虹. 谈《半生缘》的自然主义色彩[J]. 福建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04) . 徐娜. 浅析《金锁记》中女性的命运[J]. 安徽文学(下半月), 2008,(05) . 尹正纯. 张爱玲小说中男性人物形象分析[J]. 保山师专学报, 2008,(06) . 张英. 浅析张爱玲读者接受心理特点[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02) . 闫云霄,马芳. 电影《半生缘》改编的遗憾[J]. 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6,(04) . 高园园. 谈《半生缘》的舞台表现手法[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 2005,(03) .
不是我拦别人生意啊……不过最好别找代写的。人家就是问开题报告怎么写嘛。五个方面一共1000字，也就是一个方面才200字，其实很容易。我可以提供几个开题报告供你参考写法与格式。关于这个题目也很愿意和你共同讨论。但我不代写。
瞬息间，水从我指缝中滑过，略带着眷恋与倾诉，那么贴近，那么真切……我好奇，我对这透明、晶莹的精灵充满了遐想。于是，我追随着它的流向，开始了对水的追求。一我静静地展开书卷，吟诵着，感叹着。流水犹如那不可名状的豪情，流入了我的心扉。是的，当我踏入屈原生命最后一刻的故事时，我是震撼的，我眼前的一片滔滔流水在奔腾。这位伟人高昂着头，坦然地面对奔腾的江水，将自己高超的志节与流水融为一体，向东奔流。他并没有消逝，是流水，拥抱了他的热情；也正是流水，接纳了他的谏诤。从那一刻起，我对流水充满了敬佩，一种对历史长河中的豪情的折服。水在汹涌，在奔流，流动着激情与生命的活力……二书的倩影也印在了我的心间，流水激荡着我对自然的追求。于是，我踏入了自然，去寻求与流水浑为一体的万物精髓。我登上了高山，在山石之间的细微处找到了它——它是欢快的：小溪丝毫不为自己的微小而自卑，它勇敢地向前，因为前方有它的理想。“泉水击石，泠泠作响”，在流水击动山石的轻快声中，我听到了生命的活力。我随着流水走去，总会发现那不知名的野花、野草也在流水的滋润中微笑。而流水总会亲切地淌过，温情地抚摩它们的脑袋。所有生灵在流水的协调间，有了生命的贴近……三流水伴着我回到了生活，生活在流水的荡漾中更加焕发出光泽。我时常微笑着看流水无私地淌入桶中，开始了它的使命。它无怨无悔地洗去世俗中的污秽与疲惫，洗去了喧哗与忙碌，只留得人们对明亮居室的赞美与感叹。它默默地流着，很平凡，甚至总在我不经意间就化为蒸汽，悄然而逝。在一次次的探寻中，我悟出了无私与平凡的身影。我对水所做过的一切有了更新的认识。或许，原本平凡无私的生命也与流水一样善良，在不经意间流出幸福与温馨吧。流水淌过了我的心田，令我神清气爽。我学会了奉献，也学会了感悟生命……每个生命都如流水，绵长地流淌着。我们应该让它流出精彩，流出价值。又一阵流水，淌过了生命最需滋润的深处。
你写的是什么论文啊，不会说是毕业论文吧，要是比较重要的话见意你别写，老师看到会很头痛的因为他们觉得卜打遍的。真的，而且时代，风格都不同
论文关键词：张爱玲；小说；人性意识；悲剧 论文摘要：张爱玲的小说在对人性的探索中，饱含着深深的悲凉情感，它通过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演绎人生，诠释人生；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通过对“无爱”婚姻的描写，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张爱玲小说中揭示出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虚伪的人性．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张爱玲，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作家。20世纪40年代初，她以小说集《传奇》和 散文 集《流言》名震文坛，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女才子，1952年，她悄然移居境外，似一颗彗星划了一条美丽的轨道，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论说与回味。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第一次高度评价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杰出的作家”“别的作家……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的观察的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的确如此，当我们今天“借助古老的记忆”重新解读她的作品时，我们的灵魂仍被深深地震撼着，仍受到强烈的撞击，我们无法不惊叹于她的才华、她那颗“冷酷”的心、她留下的那些深远的启迪。本文试从张爱玲的经历、创作题材和她介人人生的切人点等方面谈谈她的小说的人性意识。 一、传奇生涯对张爱玲人性意识形成的重大影响 张爱玲出身于上海的一个封建化和西洋化畸形交织的家庭，她有着显赫的身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是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但这一显赫的身份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好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染有弄风捧月的旧习气，性格上则是暴戾乖张；母亲是一个受西方 文化 熏陶很深且清丽孤寂的新派女性。旧习气与西洋文化格格不入，这种水火不容导致最后的不和，直至离婚。这种生活使张爱玲过早地钡略到了生存的阴暗与没落的一面：“像拜火神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父亲的世界——腐朽、黑暗、冷漠而寂寥，而母亲的世界——洋派、光明、温暖而富足，母亲成了身处幽暗的她拼将全力抓住的一缕阳光。在母亲那里，她得到了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熏陶，但有着许多清规戒律的洋房也培育了张爱玲的内倾性格。在张爱玲的生活经历当中，有两件对她的写作乃至一生都有着重大影响的事件值得一提： 中学 毕业 那年，在一次“糟糕的讲演”中，后母动手打了张爱玲，她给予防卫，便遭到父亲的毒打，并且被囚禁达半年之久，她不仅丧失了自由，连生病也不能请医生，只能躺在床上想着那蓝色的月光，体昧着颜色的杀机、时间的苍凉和生命的暗淡．幻想着逃脱计划．像基督山伯爵、三剑客一样．最后，张爱玲在一个隆冬的夜晚，从那充满腐败气味的家庭逃走，从此再也没回去过。种种不幸，使得张爱玲变得敏感、沉静、庄重而忧郁，过早地接触社会，认识人生，使她产生出对人生的否定情绪和形成了浓郁的悲观气质。 此外，在香港读大三的时候，香港战争爆发，枪声、炮火给她的刺激是空前的，战争的恐怖已深深地渗入她的骨子里，战争给了她幻灭、虚无和绝望，她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一致性，太多坚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标。如《十八春》中的曼璐，为了拴住祝鸿才的心，达到“跟定了他”的目的，她竞不惜牺牲自己亲妹妹的幸福，帮着祝鸿才设计占有了曼桢。《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要挽住“时代的巨轮”，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太后”，丑恶到荼毒亲生侄女，为满足自己的情欲，以侄女为诱饵来吸引年青人，人性变得何等得冰冷，何等得可怖。 正是由于张爱玲那传奇式的家庭和求学经历，使她对时代的观察、人性的剖析完全站在另一种人性的高度。 二、用人物形象的悲剧，演绎人生，诠释人性 张爱玲说：“写斗争，写壮烈，虽给人’兴奋’，给人‘力’，但投有美，‘缺乏人性’，也不能给人启示，写出来也不能成为好作品”；“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自己的 文章 》)。在她的小说中，她总是以人物形象的悲剧性，来演绎人生，诠释人性。她认为人性是盲目的，人生因而也是盲目而残酷的。所以在她的小说中，这一切表现为现实的肮脏、复杂、不可理喻。生活即痛苦，人生就是永恒的悲剧，这就是对人性所能达到的最高的、也是最真的认识。她站在悲哀的基石上冷冷地掀掉华美的生命袍子，露出人性深处的阴暗、自私、虚伪、孤独、冷漠。 被傅雷称之为“我们文坛最完美的收获之一”的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是一出最为彻底的展示了在古老文化、物欲、情欲压抑下的人性的扭曲、畸形、变态的悲剧。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里的性格变异的女人。她由一个小麻油店业主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的二奶奶，是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从而受到深深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地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性。她的一生都为“金钱”而奋斗，沉重的黄金枷压得她心理畸形她容不得任何人染指她的财产，就在她爱上了风流少爷——小叔子姜季泽，当她的小叔子将祖上遗留的那份家产挥霍得所剩无几，跑到她家向她倾诉起“爱情”来的时候，起初她也感到一种“细细的喜悦”，然而转念一想：“他难道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便立即警觉起来，暴怒起来，她把扇子向他掷去，打翻了酸梅汁，泼了他一身。她残酷地扼杀了自己的情欲和希望。她要报复，报复她为黄金付出的代价，不顾一切，不择对象，以至于无法容忍儿女的生命乐趣。儿子长白是个太少爷，他完全受着母亲七巧的控制。她给他娶了“不甚中意”的芝寿，扶正了绢姑娘，却不让他与妻妾同房，整夜陪她“抽大烟”，在她的折磨下，长白的妻妾相继离开了人世，“长白不敢再娶，只在妓院里走走”。她对女儿长安也是一样，给女儿裹脚，使女儿不能正常读书，安排女儿的婚姻，活生生地埋葬了女儿一生的幸福。 对于张爱玲，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而且这种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它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是“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 三、用“审丑”的眼光，审视人性的虚伪 雨果说：“正是从滑稽丑怪的典型和崇高的典型这两者圆满的结台中，才产生出近代的天才。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但以审美的方式观照世态，同时也以“审丑”的跟光介人人生，还原人性的真实本性。她从人的“虚伪性”来揭露“人性恶”，人的“靠不住”，暴露出人的灵魂阴暗与丑陋的一角。在她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中，烧着一炉炉“性心理、性变态、情结、人格分裂”的沉香，牵动着读者心头上的一丝丝痛楚。 《花凋》中的郑先生是个遗少，“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尸骸”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养了一太群孩子；“全家不断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可是当女儿川嫦生病时却“不愿把钱扔在水里”，让其“一寸一寸地死去”，死去后，花钱在其坟头添个太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着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安息吧，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作者通过对一个没落时代家庭的叙述，揭露了一个虚假、做作的旧家庭，展示了在“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下，人情、亲情的虚伪、自私、做作。 《沉香屑第二炉香》和《金锁记》两书中的人物蜜秋儿太太和曹七巧经历相同，都是守寡之人，性格不同，但都为了自己失去的完美婚姻，破坏自己女儿的婚姻，有意霸占着自己的女儿，让她们过着与自己一样的生活。作品用深沉的态度，审视着“伟大母爱”隐藏下人性的虚伪。 四、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 恋爱和婚姻是张爱玲的中心题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的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写……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张爱玲用“男女问题”作为主线，叙述了一个个牵牵绊绊的情爱 故事 ，但无法找到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爱，小说中男女的世界灰暗、肮脏，弥漫着窒息的腐烂的气味。 《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和范柳原是毫无爱可言的，她之所以看中“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泥”的范柳原，主要是范柳原的财富和地位吸引了她，用白流苏自己的心里话说，“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而范柳原更谈不上爱白流苏这个破落户中离过婚的少妇，他是一个讲究“精神恋爱”的男人，“他要地，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在他们之间出现了“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都在心的浮面飘滑，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守战，遮饰着虚伪丑恶”。他们本无真心，只是进行一场恋爱的智斗。说到底，他们只是在互相利用互相玩弄。如果不是香港的战乱极其偶然地成全了自流苏，那么她最好的结局不过是成为范柳原长期而稳定的情妇。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女之间都无真情．人人戴着面具在爱情的舞台进行着玩世不恭的精神游戏。如果说在《倾城之恋》中张爱玲写自流苏和范柳原还仅仅是一种“无爱的婚姻”，却用“美丽的对话，真真假假的捉迷藏，遮饰着虚伪丑恶”，那么，《心经》中的许 小寒 变态的恋父情结，那已是一种违背正常伦理的丑恶的道德的沦丧了。 《心经》里许小寒与她父亲峰仪之间存在着畸形的父女恋，她明明知道自己的真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但她因为恋着自己的父亲而一遍一遍扼杀掉健康的爱情。请听她对父亲的一番发自内心的“表白”：“我是一生一世不打算离开你的。有一天我老了，人家都要说，她为什么不结婚?她根本没有过结婚的机会!没有人爱过她!谁都这样想——也许你也会这样想。我不能不防到这一天，所以我要休记得这一切。”可当她得知父亲因为“有钱，有地位”而与“人尽可夫”的绫卿同居后，出于报复宣布与龚海立订婚，并宣称“我需要一点健康、正常的爱。”她母亲提醒她并不爱他时，她又坦言：“有了爱的婚姻往往是痛苦的。”而她哆嗦着感到她自己已经“管不得自己了”。 婚姻在张爱玲笔下是无爱的，“有爱的婚姻是痛苦的”，爱成就不了婚姻，但婚姻又受不了爱的诱惑。婚姻是枷锁，妄想用它来锁住别人，锁住爱情，都是不可能办到，结果只能毁了自己。张爱玲就是这样通过写“无爱”的婚姻．揭示人性的丑恶的。 总之，在张爱玲看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一种具有兼容性的人生态度。张爱玲正是用这种人生态度审视着加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的男男女女，给我们讲述“30年前还没完”的“传奇”故事的，她的作品揭示出的40年代中国都市社会中被黄金光圈严重扭曲的人性之虚伪、自私和丑恶，饱含深深的悲剧感，给人们以独特的心理感悟。
周芳芸，《曹七巧论》，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周芳芸，《中国现代文学悲剧女性形象研究》，天地出版社，1999鲁建平，《母性的陨落——张爱玲笔下的母亲形象与母女关系探析》陈慧茹，《母性的沦丧与异化——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及母女关系探析》，太原大学学报缺失的情爱，一要从当时十里洋场的特殊社会背景去分析，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使得女性不得不以出卖青春、爱情、肉体等方式获得生存，有人心甘情愿做了金丝雀，如《沉香屑》里的葛薇龙，《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二是要从性压抑问题上去探讨女性所受的屈辱，《金锁记》里曹七巧是一个从被人食、到食人，再到自食的典型。还可以讲张爱玲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现代文学其他的形象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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