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1、王阳明的心学主要汲取和综合了孟子的“心”思、禅宗的“心”境和陆九渊的“心”本等思想。2、孟子的影响是间接的，陆九渊的影响是直接的，禅宗的影响是启发式的。这些影响使得王阳明成为心学集大成者，这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3、而儒学鼻祖，孔子的文章是我们课本中比不可缺的。所以王阳明心学可以很好的作为论文的理论依据。
本文为王守仁被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时所作。象祠，为纪念虞舜的同父异母弟象而修建的祠堂。根据古代传说，象在其母怂恿下，曾多次谋害舜，皆未得逞。其后，象被舜所感化。舜即位后，封象为有鼻国国君（今湖南道县北）。传统观念中，象是一个被否定的人物，唐代时道州刺史就曾毁掉当地的象祠。不过，王守仁认为“天下无不可化之人”，象之所以最后受到感化，正说明舜的伟大，从而说明君子修德的重要性。这也是他一贯倡导“致良知”的具体例证。这是一篇阐明作者“致良知”观点的论文。全文从宣君修缮象祠写起，连着用了两个“胡然乎”的质疑句带动全文。在正面论证“致良知”这一中心内容时，又采取层层深入、水到渠成的手法。他首先指出，人们之所以为象立祠，是为了纪念舜，即所谓“爱屋及乌”之意，然后具体到舜是如何感化象的（关于象在早年是如何的“不善”，在古代是人人熟知的，所以作者不再列举）。这就很自然地得出了第四段结尾所说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结论。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
在中国传统教育里，最重要的书是“囚书”。“四书”之一的《大学》里这样说：一个人教育的出发点是“格物”和“致知”。就是说，从探察物体而得到知识。用这个名词描写现代学术发展是再适当也没有了。现代学术的基础就是实地的探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实验。 00但是传统的中国教育并不重视真正的格物和致知。这可能是因为传统教育的目的并不是寻求新知识，而是适应一个固定的社会制度。《大学》本身就说，格物致知的目的，是使人能达到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和田地，从而追求儒家的最高理想——平天下。因为这样，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被埋没了。 00大家都知道明朝的大理论家王阳明，他的思想可以代表传统儒家对实验的态度。有一天王阳明要依照《大学》的指示，先从“格物”做起。他决定要“格”院子里的竹子。于是他搬了一条凳子坐在院子里，面对着竹子硬想了七天，结果因为头痛而宣告失败。这位先生明明是把探察外界误认为探讨自己。 00王阳明的观点，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传统的看法认为天下有不变的真理，而真理是“圣人”从内心领悟的。圣人知道真理以后，就传给一般人。所以经书上的道理是可“推之于四海，传之于万世”的。这种观点，经验告诉我们，是不能适用于现在的世界的。 00我是研究科学的人，所以先让我谈谈实验精神在科学上的重要性。 00科学进展的历史告诉我们，新的知识只能通过实地实验而得到，不是由自我检讨或哲理的清谈就可求到的。 00实验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观察，而是积极的、有计划的探测。比如，我们要知道竹子的性质，就要特别栽种竹树，以研究它生长的过程，要把叶子切下来拿到显微镜下去观察，绝不是袖手旁观就可以得到知识的。 00实验的过程不是毫无选择的测量，它需要有小心具体的计划。特别重要的，是要有一个适当的目标，以作为整个探索过程的向导。至于这目标怎样选定，就要靠实验者的判断力和灵感。一个成功的实验需要的是眼光、勇气和毅力。 00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基本知识上的突破是不常有的事情。我们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历史上学术的进展只靠很少数的人关键性的发现。 00在今天，王阳明的思想还在继续地支配着一些中国读书人的头脑。因为这个文化背景，中国学生大部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中国学生往往念功课成绩很好，考试都得近100分，但是面临着需要主意的研究工作时，就常常不知所措了。 00在这方面，我有个人的经验为证。我是受传统教育长大的。到美国大学念物理的时候，起先以为只要很“用功”，什么都遵照老师的指导，就可以一帆风顺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一开始做研究便马上发现不能光靠教师，需要自己做主张、出主意。当时因为事先没有准备，不知吃了多少苦。最使我彷徨恐慌的，是当时的惟一办法——以埋头读书应付一切，对于实际的需要毫无帮助。 00我觉得真正的格物致知精神，不但是在研究学术中不可缺少，而且在应付今天的世界环境中也是不可少的。在今天一般的教育里，我们需要培养实验的精神。就是说，不管研究科学，研究人文学，或者在个人行动上，我们都要保留一个怀疑求真的态度，要靠实践来发现事物的真相。现在世界和社会的环境变化得很快。世界上不同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密切。我们不能盲目地接受过去认为的真理，也不能等待“学术权威”的指示。我们要自己有判断力。在环境激变的今天，我们应该重新体会到几千年前经书里说的格物致知真正的意义。这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寻求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对事物客观的探索；第二，探索的过程不是消极的袖手旁观，而是有想象力的有计划的探索。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夜宿天池，月下闻雷，次早知山下大雨，昨夜月明峰顶宿，隐隐雷声翻山麓，晓来却问册下人，风雨三更卷茅屋
前六句给人的意象，是一种阴暗的畏途，思乡的情思、凄苦的前程都在笔下呈现，然而笔锋一转，凄苦之调遂化为“身在夜郎家万里，五云天北是神州”之境界，显得格外坦荡。王守仁善写山川景色之秀丽、归隐林泉之悠思。《山中示诸生》系列，总能给人带来秀逸清丽之感。“桃源在何许，西峰最深处。不用问渔人，沿溪踏花去”，“溪边坐流水，水流心共闲。不知山月上，松影落衣斑”，带给读者的是一种多么静谧、悠闲的韵味。再看他的《寻春》诗：“十里湖光放小舟，漫寻春事及西畴。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白暮草香含雨气，九峰晴色散溪流。吾侪是处皆行乐，何必兰亭说旧游。”他的诗歌，全没有复古派模拟古人的色彩，而是用最简洁的文字，描摹最自在的意象。王守仁曾说过：“人之诗文，先取真意。这就好像童子垂髫肃揖，自有佳致。如果童子戴假面具和假胡须，低头弯腰，则令人生厌了。”这话其实很适合他自己的诗文，观其诗，想见其人，浪漫之气，溢于言表。王守仁的诗文，洋溢着他的生存体验和生命智慧，具有浪漫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气质。先有他以良知为前提的“真意”，才有后来李贽提倡的“童心”、袁宏道等人提出的“性灵”，从而在晚明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从这层意义上说，王阳明的体认良知，不仅对明代的思想界影响深远，而且推动着明代文学突破复古的樊篱，趋向个性解放。
《观德亭记·君子之于射也》君子之于射也，内志正，外体直，持弓矢审固，而后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观德。德也者，得之于其心也，君子之学，求以得之于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躁于其心者其动妄，荡于其心者其视浮，歉于其心者其气馁，忽于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学也。,君子之学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则体正，心敬则容肃，心平则气舒，心专则视审，心通故时而理，心纯故让而恪，心宏故胜而不张、负而不驰，七者备而君子之德成。,君子无所不用其学也，于射见之矣。故曰：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为人父者以为父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射也者，射己之鹄也，鹄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观德矣。作《观德亭记》。王阳明 · 明代《夏日登易氏万卷楼用唐韵·高楼六月自生寒》高楼六月自生寒，沓嶂峰回拥碧阑。,久客已忘非故土，此身兼喜是闲官。,幽花傍晚烟初暝，深树新晴雨未干。,极目海天家万里，风尘关塞欲归难。王阳明 · 明代
《泛海》
王阳明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险夷原不滞胸中，何异浮云过太空”。
诗的开篇便仪态潇洒，表现了世间荣辱，淡然处之。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后来解放了无数人的心灵，打破了数百年来理学家对人性的钳制。但要解放世人，首先就要解放自己。他说，海上的风起云涌，巨浪滔天，只要心不为所动，那这点风浪又能算什么呢？世间的一切艰难险阻，自己原本就没放在心上；世间的万物变化，也不过似浮云掠过长空，根本就不会在心中留下痕迹。这种心境的超越，是完成了人与自我的和解、与世界的和解。他既反映了王阳明刚毅无畏的品质，也反映了阳明心学“戒慎不睹，恐惧不问，养得此心纯是天理”的观点。有了如此境界，在诗歌的三、四句，诗人进一步抒发此时的心里感受——
“夜静海涛三万里。月明飞锡下天风”。
在这辽阔而静谧的大海上，手拿锡杖，身驾长风，在月光下飞越，飞越大海，飞越苍茫，飞越沧桑。“海涛三万里”，这惊涛骇浪中的惊险航程，诗人却写得像一次极富诗意的旅行，因为他心中自有法器，心中自有智慧。
后来，王阳明确实找到了人生的法器，也确实凭此法器飞越了世间的沧桑，这就是他的“阳明心学”。写完这首《泛海》后，王阳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贬谪的龙场之路。在荒蛮的贵州，他终于龙场悟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奠定了阳明心学的基础，成就了中国最后一位圣人。正如王阳明后来所说的“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他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是的，“心外无物”，人生必得先找到自己，找到自己的那颗赤子之心，找到那个无所畏惧的自己，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
王阳明著作：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作品收录于《明史》 、《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收录有王守仁的名篇《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
《知行合一》是一本叙述王阳明传奇一生的传记。全传知行合一的“知”，不是“知道”，而是“良知”，是每个人内心与生俱来的道德感和判断力。找到并遵循内心的良知，复杂的外部世界就将变得格外清晰，致胜决断，了然于心。
王阳明的主要成就：
1、功绩
正德十三年（1518年），王守仁恩威并施，平定为患江西数十年的民变祸乱。
正德十四年（1519年），王阳明在鄱阳湖中仿效赤壁之战，平定洪都的宁王朱宸濠之乱。
嘉靖七年（1528年），平定西南部的思恩、田州土瑶叛乱和断藤峡盗贼。
2、思想
阳明学，又称王学、心学，作为儒学的一门学派，最早可推溯自孟子，是由王守仁发展的儒家学说。不离儒学本质，王守仁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因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
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阳明学是明朝中晚期的主流学说之一，后传于日本，对日本及东亚都有较大影响。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王阳明（王守仁）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知行合一王阳明
王阳明（王守仁）的著作有哲学著作《答顾东桥书》、《传习录》、《答友人问》、《大学问》、《语录》；诗歌有《立春》、《观傀儡次韵》、《舟山除夕》；散文有《瘗旅文》、《与毛宪副》；散曲《归隐》；作品集有《王文成公全书》亦称《阳明全集》等。 王守仁｛1472年—1528年｝，字伯安, 号阳明, 明代浙江余姚人。其父王华为成化十七年状元, 官至吏部尚书。王阳明自幼好学,18岁开始研究朱熹学说,28岁中进士, 任刑部主事等职。正德元年, 因与当朝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谢迁（余姚泗门人, 成化十一年状元）等人一起力谏弹劾宦官刘瑾, 触怒了刘瑾, 被谪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五年, 刘谨被诛, 王阳明复职, 迁官至南京兵部尚书, 后又辞官讲学, 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 以良知之学创立“阳明学派”，其学说被后人崇仰, 广为传颂。 王阳明的著作由门人辑成《王文成公全书》38卷，其中《传习录》和《大学问》是主要的哲学著作。蒋介石对王阳明学说也十分推崇, 他到台湾后, 将台湾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并建立了王阳明研究会。
《又重游开先寺题壁》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到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 富贵中人如中酒，折腰解醒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迹何有！ 《龙潭夜坐》 何处花香入夜清？石林茅屋隔溪声。 幽人月出每孤往，栖鸟山空时一鸣。 草露不辞芒履湿，松风偏与葛衣轻； 临流欲写猗兰意，江北江南无限情。 “心学”精髓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全集 卷一 知行录 知行录之一 传习录上 知行录之二 传习录中 知行录之三 传习录下 知行录之四 公移一 知行录之五 公移二 知行录之六 公移三 知行录之七 三征公移逸稿 知行录之八 征藩公移 卷二 静心录 静心录之一 文录一 静心录之二 文录二 静心录之三 文录三 静心录之四 外集三 静心录之五 续编二 静心录之六 续编二 静心录之七 外集一 静心录之八 外集二 静心录之九 诰命·祭文 增补·传记·增补 静心录之十 序说·序跋增补 卷三 悟真录 悟真录之一 文录四 悟真录之二 文录五 悟真录之三 外集四 悟真录之四 外集五 悟真录之五 外集六 悟真录之六 外集七 悟真录之七 续编一 悟真录之八 续编三 悟真录之九 续编四 悟真录之十 补 录 悟真录之十一 世德纪 悟真录之十二 世德纪 附录 卷四 顺生录 顺生录之一 别录一 顺生录之二 别录二 顺生录之三 别录三 顺生录之四 别录四 顺生录之五 别录五 顺生录之六 别录六 顺生录之七 别录七 顺生录之八 年谱一 顺生录之九 年谱二 顺生录之十 年谱三 顺生录之十一 年谱附录一 顺生录之十二 年谱附录
王阳明的著作主要有：
《大学问》、《王阳明全集》、《传习录》、《瘗旅文》、 《教条示龙场诸生》、《王文成公全书》、《朱子晚年定论》、《 五经臆说》、 《世德纪》等。
扩展资料：
1、王守仁，汉族，字伯安，别号阳明。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
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2、余秋雨这样评价王阳明：中国历史上能文能武的人很多，但在两方面都臻于极致的却廖若晨星...好像一切都要等到王阳明的出现 ，才能让奇迹真正产生…王阳明一直被人们诟病的哲学在我看来是中华民族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大成就，能够有资格给予批评的人其实并不太多。
参考资料：王守仁 （明代思想家、军事家，心学集大成者）_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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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内容提要】所谓知行合一，知即指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行是包括心理和外在的全部行为，二者合一，既不是以心理上的认知和决定为主，继而进行实践，也不是把实际的行动当做是完全明了内心的认识，而是让人们意识到这一点：心理认知与其在现实中的行动是紧密相关的，我们不仅要认知，更要践履，把“知”与“行”统一起来，在实践过程中提高认知水平，两者相辅相成，从而完善自己的身心修养，以期望最终能达到上善之境。【关键词】心 知行合一【引言】中国哲学史有两大特点：其一是以修养论为中心，另一个是以知行合一为目的，将心理与行为紧密联系在一起，促使自己的修养得到提升。“知行合一”这一词的首次提出，是王阳明在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期间，他对此也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正文】（一）背景：通过“龙场悟道”，王阳明悟出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道理，由此，阳明心学正式成立。“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此句表达出：理只在心中，外在的一切都是内心的体现，所以，要向内求理。当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作为心学中的概念，主要针对朱熹的思想。他反对程朱理学“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的知先行后说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重知轻行学风。同时，包括王阳明颇为欣赏的陆九渊也都主张“知先行后”，分裂了知与行。在此，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以救朱学之偏。综上，知行合一的目的有二，一是纠正当时重理论轻道德践履的风气，二是纠正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分离的现状，提出内在动机作为内在行为，要克制其中不善的因素。（二）分析：1．知行相互包含，相辅相成：真知需要有切实的体验，两者在没有私欲时是一体的，有了实际的行动体验，才能所是知了，没有行为而只是心里的认识，就算不上是真正的知道。正如“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中有行，行中有知，不能分为“两截”来看。同时，他尤其反对道德教育上的知行脱节及“知而不行”，认为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对道德的认知必然表现在道德行为上。2.知行的统一性：知与行贯穿知行活动的整个过程。首先是以知为行，知决定行。“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把知行相贯通，使其在一个过程中相互关联，中间连续不断，从而使一个行为从内到外的统一。（三）弊端:后来，王阳明过于强调意识作用的结果，认为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混淆了知与行的界限，忽略了对客观知识的学习，造就了以后的王学弟子任性废学的弊病，清初的思想家甚至把明亡的原因归于王学的弊端。【结语】知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对知行两词的探讨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哲学发展的命运，王阳明将知行进行了理论化的统一，也给后人留下了一道值得永远思考的题目。只要对哲学的探讨仍在继续，知与行的轻重缓急就需要长久地探索下去。
试论王阳明为信息学本体的宗师 求思肯定
。“心学”作为新儒学（宋明理学）的重要一脉，究其源，正如研究者所普遍认可的，可以追溯到南宋的陆九渊。不过与陆九渊相比，阳明乃至整个阳明后心学显然面对的问题要更多。若以新儒学乃至整个儒学的体系看，其形而上的理论架构的真正建立者在于朱熹。而后起的阳明学恰恰不得不面对朱熹这一形而上的显学文本，无论是从历史的渊源、语词的使用还是体系的建立上，都是如此。这是作者本人对“心学”与新儒学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此观点贯彻于本论文的始终。因此，本论文始终坚持这样一种方法，即在横向的义理陈述中，始终保持着纵向的历史观察，于传承、变化中阐明不同的心学家的全新的提问方式、思考方式。就阳明文本讲，既有与新儒学体系割舍不断的历史因缘，同时其自身又有前期、后期的不同阶段。本论文所采用的阳明心学前期、后期的阶段划分，是以“致良知”宗旨的提出为分水岭的，这与以前的研究者有较大不同。王阳明之开悟“致良知”宗旨，其一个重大的转变在于提问方式的转变。就其早期（开悟“致良知”宗旨以前）讲，两个核心的命题是“心即理”（如展开了讲，则是“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理也。”）与“存天理，去人欲”。“心体”、“性”与“天理”诸范畴的表述方式恰恰是对宋儒的表述方式的继承，就其特征言，是“预设”。宋儒对“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陈述有一个“客观”的方式，在王阳明，此“客观”的方式没有了，但诸范畴作为“预设”却被现成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回答“心体”、“性”与“天理”是什么的问题上，王阳明的表述方式无疑就欠缺了一些东西，欲说还休，欲罢不能。开悟“致良知”宗旨后所提出的“理障”、“无善无恶”的问题，正是对早期“心体”、“性”与“天理”的“预设”的悬搁。而“良知”的最大特征是由“预设”走上“现成”，是人在道德践履之感应中的当下呈现。就整体上讲，良知是一个“知情合一”的范畴，不过，阳明既以“知”命名它，则“知”的意义的彰显是阳明良知说的特色。“知”的意义可就两方面来说：一方面是情感的自觉，可以说是“情觉”；另一方面则表现为感应之契机，即“能视听言动的”（所谓感应正是在“视听言动”中实现的），可以说是“知觉”。不过，阳明对早期的“体”的预设的悬搁是不彻底的，故“体”可以由“情”（包括“情觉”）与“知”（即“知觉”）上溯去讲。由“情”（包括“情觉”）上溯讲“体”，则所谓“无善无恶”可以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至善”的表述方式，其境界则展现在“拔本塞源”论与《大学问》的“万物一体”观中。由“知”（即“知觉”）上溯讲“体”，则“无善无恶”只具有消极的意义，其境界亦可展现为感应中的“万物一体”，但此“一体”却只是痛痒无关的不作“障碍”。从后者讲，则阳明有失儒者矩镬。由“预设”到“现成”，王阳明所带给我们的最富有启发意义的是中国心灵哲学的整体性特征的缺憾，心灵主体的分裂、解构已不可避免，否则，不仅仅认知理性无法开出，道德理性精神也不能挺立。这些，进一步表现在阳明后心学之“荡越”、演化过程中。于阳明后心学，本论文择王畿、王艮、颜钧、何心隐、罗近溪、刘宗周与黄宗羲七人而言，并于王畿后附论聂豹。择此七八人，以其各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阳明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有些并提出了自己的非常有意义的解决方法。其最著者为颜钧，为何心隐，为罗近溪，为刘宗周。如颜钧“神道设教”之玄虚，何心隐道德他律之冷峻，罗近溪由“理念”而“信念”（对于“善”）的淳朴，刘宗周于“体”上探寻“过”、“恶”的因子。他们各自凭借对儒家道德哲学的敏锐的观察与思考提出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法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但无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此四人中，三人隶属泰州，以王艮开其端也。王艮于阳明弟子中，可谓半路出家，而出身卑微，故其学说中绝少超越意识，即有超越意识，亦多属不自得处，是依样画葫芦。王艮之开泰州，可以说得之无心，然其后确实一代高似一代，至刘宗周，泰州已成为新一代的“显学”文本。当刘宗周欲重新于泰州之“荡越”中树立儒家的道德性命之学时，不得不面对泰州的“显学”文本，故表现为其义理，则过恶由隐微之“几”（所谓“意根”、“独体”都可以此“几”字当之）上见，工夫之“主静”却在于“善补过”。而王畿作为阳明“亲承末命”的得意弟子，于阳明自有其“调适上遂”的一面，但承阳明于“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弊”发挥下去，就最终脱离儒者之矩。黄宗羲以江右可补救龙溪之“弊”，依我看，此江右如其包括聂豹（黄宗羲也确实是以聂豹忝居其一），则不足补龙溪之弊。聂豹之“归寂”正是阳明由“知”（即“知觉”）上溯言“体”之“归谬”。黄宗羲作为哲学史家，自有其观察问题的敏锐处，亦不可避免其唐突。以哲学史家敏锐的眼光，能于义理上简单清楚地讲出理学家所要说明的问题，但问题的简化却带来了一些结论的唐突。就这一点讲，黄宗羲显然不如其师刘宗周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