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调孚，1901年4月16日出生。浙江乍浦人。自1922年起，协助郑振铎编辑《小说月报》，参与编辑《文学周报》。协助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1932年商务印书馆停业后，进开明书店，任出版部主任，兼推广部主任。开明书店出版的茅盾、巴金的著名小说不少是他组织来的，被称为作者的知音。生前整理编辑文史古籍多种，其中《六十种曲》经他修订、考证，集中前人的评价，成为开明书店的一部扛鼎之作。校注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最完备的本子。他还校补日本青木正儿著《元人杂剧序说》一书的遗误之处。他精通出版业务，无论版式设计、装帧设计、插图制版都十分熟悉。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任编辑、编辑部主任。为中国新文学出版事业、古籍出版事业作出了贡献。1972年，毛泽东批准出版章士钊的《柳文指要》，章士钊指名请他(此书原来的责任编辑)任编辑，被调去北京，出色地完成此项工作。排校完稿后，章士钊向周恩来称赞他是“难得的编辑”。1982年5月9日在四川江油逝世。著作有：《中国文学名著讲话》、《现存元人杂剧书录》，校注有《人间词话》。译作有《木偶奇遇记》等。
王仲闻（1901－1969），名高明，以字行。笔名王学初、王幼安，据说都是为不得已避用真名而所取之号；台湾曾大量翻印其书，改其名为王次聪。浙江海宁人；王国维次子。长相酷似静安先生，已故的沈玉成先生首次见到他时，曾取《观堂集林》中那张相片来印证，非常传神地说“子之于父，如明翻宋本，唐临晋帖”。令人感慨的是，时不过三十年，我们现在却只能从静安先生的遗像来缅想幼安先生的模样了。王先生幼承家学，但中学毕业即入邮局工作。解放初期供职于北京地安门邮局。1957年因参与创办同人刊物《艺文志》而成为右派，遭开除。后经由徐调孚先生推荐，被爱才若渴的中华书局金灿然总经理请到中华，成为一位不在编的临时编辑，一直工作到写下那封给文学组之信的那个时候。王先生精熟唐宋文献，以“宋人”自诩。尤长于词学，其著述除前已述及的三书外，还有《渚山堂词话·词品》点校（署名王幼安）、《诗人玉屑》点校。他用力最勤、真正代表他学术水平的还有两部书稿：一是《唐五代词》，文革中遗失，其前言后记幸存于档案中，经程毅中先生整理，已经发表。二是《读词识小》，约20万言。钱钟书先生曾受中华书局之请看过全稿，称“这是一部奇书，一定要快出版”。但就在中华决定出版并已完成了审读加工的时候，因为与《全宋词》署名同样的原因而暂停付印。文革中遗失。现在我们从《全宋词》的审读加工记录中，可以约略看到《读词识小》的影子。一九〇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 一岁三月，生於浙江海宁盐官镇内西门周家兜王宅。长兄潜明四岁（一八九九年生）。一九〇五年（清光绪三十一年） 四岁三月，弟贞明生。一九〇六年（清光绪三十二年） 五岁祖父王廼誉去世。一九〇七年（清光绪三十三年） 六岁七月，母亲莫氏因产褥热过世。一九〇八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七岁三月，父王国维娶潘丽正为继室。弟纪明、慈明、登明、妹东明、松明均为潘氏所出。四月，全家移住北京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 十岁十一月，辛亥革命爆发，父亲王国维与罗振玉、刘季英等携家口共二十一人东渡日本，住京都郊外吉田山下田中村。合家同行者八人，父母而外及兄弟潜明、纪明、贞明，仆人冯友、钱妈随行。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 十二岁三月，罗、王诸家移住京都吉田町神乐冈八番地。十二月，妹东明生。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 十四岁三月，随继母返回海宁，就读海宁第一小学。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 十五岁二月，父亲王国维自日本返回上海，就哈同氏广仓学宭之聘。三月，自海宁盐官移住上海爱义文路大通路吴兴里。父亲亲为择校，与兄潜明、弟贞明拟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学校未果，入上海工部局育才公学就读。在读期间，与若干同学组“嘤鸣社”，每一二周作诗一次，评定甲乙。结集有《嘤鸣社诗稿》自抄本二册，今存复旦大学图书馆。《诗稿》附自辑诗词《明月梅花馆诗草》一卷，计收古今体诗凡四十一题，五十八首。其中《蝶恋花》（题画）“露縠冰纨人似玉”一首，为现存唯一词作。一九一九年（民国八年） 十八岁五月，北京发生五四运动，波及全国。任育才公学学生会副会长，被校方开除，此後被推举为全国学生联合会出版社代表。在离校学生会所开办的免费学校中任髙级班国文教员。十一月九日父亲王国维致罗振玉函谓“次儿等学校事，因值孔子诞辰，学生要求放假一日，午後遂不往，因之斥退四人。表面如此，实际因夏间之学生会次儿因资格被举为副会长，此次开除殆因此故”。十月，应考邮局邮务员，未取。一九二〇年（民国九年） 十九岁三月，入上海邮局为邮务生。长妹东明後来追述：‘我们这一代中，二哥天赋最髙，也最爱古籍与诗词，如以他的资质与兴趣，能追随父亲继续钻研国学，日久必有成就。而父亲无视他的爱好与秉赋，竟让他进入邮局，以获得较佳的独立生活工作，当是以自己亲身经历到的宝贵经验为鉴’（《先严王公国维为子女所铺的路》）。一九二一年（民国十年） 二十岁年初通过甄试，升等为邮务员。十一月四日父亲王国维致长兄潜明函：“（髙明姻事）本拟明年下半年，而闻陈宅姑娘又入海宁学堂，恐沾染习气，故汝母意欲於上半年办喜事。”一九二二年（民国十一年） 二十一岁与陈慎初结婚。子女成年者三男（庆新、庆同、庆山），二女（令年、令三）。一九二三年（民国十二年） 二十二岁五月，王国维入京任清逊室南书房行走。八月继母、弟妹等入京。是年自吴兴里迁住新闸路甄庆里。一九二六年（民国十五年） 二十五岁九月二六日，长兄潜明於上海病逝。长嫂罗孝纯不久“大归”。一九二七年（民国十六年） 二十六岁六月二日，父亲王国维於颐和园昆明湖鱼藻轩自沉，有遗嘱致三子贞明，谓“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七月，与诸弟同具名编次《王忠悫公哀挽録》，天津罗氏贻安堂汇刊。一九二八年（民国十七年） 二十七岁是年继母弟妹南归海宁。父亲王国维藏书中手批手校书一百九十馀种约七百馀册，经清华国学院同事陈寅恪、吴宓、赵元任诸先生商议，让售北平北海图书馆，馆方给价五千元。是年在《邮声》杂志发表诗作《己丑除夕赠家兄》、《丁卯展前诗怆然有作即用旧韵》。此後若干年仍有诗词在《邮声》刊出。一九三一年（民国二十年） 三十岁调入上海邮政总局。一九三二年（民国二十一年） 三十一岁随邮政总局迁往南京，住慈悲社五台山村。一九三三年（民国二十二年） 三十二岁十二月，上海《词学季刊》第一卷第三号刊唐圭璋《全宋词编辑凡例》、《全宋词初编目录》。是年林大椿辑《唐五代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七年（民国二十六年） 三十六岁七月，全面抗战开始，自海宁接取继母弟妹至上海住海防路崇安里。独身前往武汉。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三十九岁七月，参加为期二周的邮政秘密监察人员培训班，为解放後“历史问题”所从来。唐圭璋《全宋词》三百卷，成稿於一九三七年，是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其“缘起”有“王仲闻等辨讹”致谢语。唐圭璋先生在《自传及著作简述》中回忆：‘“初编此书的时候，就承精於目録版本之学的王仲闻帮助搜集资料，校订真伪，商讨善本、足本问题。”一九四一年（民国三十年） 四十岁升任副邮务长。家人从上海经香港到昆明，住郊区白龙潭。一九四二年（民国三十一年） 四十一岁邮政总局迁往重庆，住南岸南桷垭。一九四五年（民国三十四年） 四十四岁冬，随邮政总局还都南京，住建业村。一九四七年（民国三十六年） 四十六岁夏，叔父王国华赴台湾大学外文系任教。是年在《现代邮政》杂志发表《尹师鲁水调歌头》、《刘仲方六州歌头》、《李後主佚词》等多篇《读词杂记》。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 四十八岁邮政总局南迁台北，留守上海。弟贞明、纪明、妹东明、女令年前往台湾。是年末，随邮政总局迁往北京。任改组後的邮电部秘书处副处长。一九五〇年 四十九岁年初，住西单二龙路郑王府夹道邮电部宿舍。是年镇反运动中，其有关部门结论竟为“曾经受过特务训练，态度不老实，撤职登记”。一九五一年 五十岁将家藏王国维遗稿、批校本及友人致王国维书札两箱百馀种捐送北京图书馆，经手人为赵万里（约抗战前後，赵万里曾促成和经手继母潘氏的另一部分捐赠）。在邮政部干部审查活动中被定为“特务嫌疑”，从事竖电线杆等惩罚性体力劳动。一九五三年 五十二岁屡次对人民出版社出版物提出书面意见，受到关注，该社王子野、范用拟将其调入任职未果。是年调往地安门外邮局，在服务窗口收寄邮件，住东直门外八条下坡十九号邮局宿舍。虽事务繁剧，仍於业馀时间努力治学。在《中国语文》第八期发表《统一译名的迫切需要》。一九五五年 五十四岁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於是年初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夏承焘为是书所撰‘承教録’谓‘此书问世一年，屡荷四方读者惠书督诲。惠州张凤子先生，北京王仲闻先生，皆未尝奉手请益，乃承费日力为细校再过，各举谬误多处，盛意尤可感激’。是年邮局肃反运动小组审查结论“不是反革命分子”。是年初，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标点《唐才子传》，用时一周，得酬五十元。一九五六年 五十五岁七月二十二日，在《光明日报》发表《关於李煜词的考证问题》。十一月二十七日，夏承焘接人民文学出版社顾学颉函，夏氏日记载‘王静安先生嗣君仲闻，甚爱予词人十谱而有所补订，欲与予通函云云。即作复书，附去与王君书’。此後屡有书翰往来论学。十二月十九日，夏承焘复接得王函，谓‘“著有《南唐二主词校订》、《阳春集校订》，又有《唐五代词校辑》，收敦煌曲子、《乐府诗集》之近代曲辞及易静《兵要望江南》等，需两年完稿。又欲辑一词抄，收《全芳备祖》、《寿亲养老新书》、《通用启札截江纲》、《翰墨大全》、《永乐大典》以及宋元方志谱录中之词汇为一书。又有《宋元词话抄》，积稿盈尺，无精力完成”。一九五七年 五十六岁一月六日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发表《改编全唐诗草案的补充意见》。此文为对於河南大学李嘉言《改编〈全唐诗〉草案》的回应，李文发表於1956年12月9日《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三月九日，夏承焘入京开会，与相见，谓之“朴质笃厚，想见静安先生”。四月三日，《读唐宋词论丛》、《论〈尊前集〉之选辑时代》二文寄达夏承焘，定《尊前集》当编於北宋，不能早於仁宗，晚於神宗。夏次日日记谓‘“君治学细心踏实，自愧不如”。同月夏承焘《唐宋词论丛》之《承教録》中述及，计举正二十事。是月，标点本《唐才子传》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六月，《南唐二主词校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明万历庚申吕远墨华斋本为主，参考王国维《南唐二主词校勘记》，李璟、李煜词作历来真赝杂陈，文字多讹，是书据所见各本互校，并以各种选本、笔记、诗话、词话及互见各词之总集、别集参校，“综合旧说，间参新见”。是年欲调往兰州大学，夏承焘又推荐入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皆未果。又拟办同人刊物《艺文志》。在“反右”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处理，被追究“历史反革命”问题，口头通知：是右派但不宣布；不交地方监督，强制退职。在南海艇队工作的次子王庆同、在武汉测绘学院就读的三子王庆山，均被划为“右派分子”。前此数年间，时常接济嫠居北京的长嫂罗孝纯。一九五八年 五十七岁三月，《诗人玉屑》点校本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五月，寄夏承焘《李易安集》目。八月，夏承焘来函请写寄明吴讷《百家词》本《汪水云集》附録旧宫人送水云南归词十三首，九月十五日钞成寄达。十二月十三日，有函致夏承焘，谓《李清照集》尚未脱稿，《全宋词》中间题不少。是年清华大学因校内基建，通知将王国维墓迁出。一九五九年 五十八岁四月十一日，夏承焘入京，往访，告知所辑《唐五代词》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四月十五日，夏承焘、唐圭璋同在北京图书馆同日与王仲闻、黄盛璋谈李清照材料事。六月，唐圭璋完成《全宋词》初步修订，交稿中华书局。并建议由王仲闻任责任编辑。此後‘六载辛勤，全力以赴’（唐圭璋先生语）。是年受中华书局邀为《全唐诗》断句和审稿，得酬金180元。是年经齐燕铭、金灿然指示，入中华书局文学组任‘临时’编辑，组长为徐调孚，中华给付月薪八十元。是年起至一九六一年冬每月写思想汇报交中华书局和派出所。一九六〇年 五十九岁一月十六日，王国维墓是时迁入北京市西郊福田公墓。四月，《全唐诗》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点校说明署’王全’，即王仲闻、傅璇琮。同月，标点本《渚山堂词话》、《词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惠风词话·人间词话》校点本同月再版，均列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惠风诗话》署’王幼安校订’，《续编》二卷辑自况周颐各种杂著。於原著考订未周处，并酌加附注。《人间词话》署’徐调孚注、王幼安校订’，分定稿、删稿暨附录三编，为《人间词话》最为通行的版本。前此徐调孚曾於开明书店出版《人间词话》校订本（一九五五年中华书局重印），是本即以徐本为据，注释中按语均为校订者所加。九月一日，唐圭璋致函龙榆生，谓‘《全宋词》弟亦无力整理，去年交与北京中华书局修订，编辑部托王仲闻整理，费尽他九牛二虎之力。彻底修订，修改小传（本来只是沿袭朱、厉之书），增补遗词，删去错误，校对原书，重排目次，改分卷书，在在需时。现闻已大致就绪，不过出书恐又在明年矣’（此函《近代词人手札墨迹》系於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是年由不定期前来书局改为全日上班。继续修订《全宋词》，自二百○四卷本《翰墨全书》书辑出佚词三百十五首。一九六一年 六十岁六月三日，夏承焘日记载来函，谓近为《全宋词》补词一千六百首，改正补充小传三四百人，举出错误不下三四千处，今年尚不能出书。十月，《读杜心解》标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为主要整理者。是年中华书局自东总布胡同搬迁至翠微路。因家远，常住宿集体宿舍，与青年编辑沈玉成过从较多。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於是年出版，屡引其说。一九六二年 六十一岁上年《李清照集校注》完稿，辑词、诗、文为三卷，附録《李清照事迹编年》暨《李清照著作考》。元旦撰成《後记》，致谢学人包括夏承焘、黄盛璋、邓之诚。一九六三年 六十二岁三月，长女王令年客死台湾。新编《李清照集》在上海出版後，有所商榷，增入《李清照集校注》稿中。四月，《李清照事迹作品杂考》刊载於《文史》第二辑。一九六四年 六十三岁四月五日，夏承焘来函，谓应将施蛰存《唐宋金元词拾遗》相关者补入《全宋词》，又谓《全宋词》题名应唐、王并列。五月，《全宋词》新版基本完成修订，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撰写《出版说明》。前言由唐圭璋、王仲闻同撰。是年《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由中华书局出版，署“华文轩”名。是年《李清照集校注》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排成纸型，但未能出版。是年前後，中华书局党组发出公函给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对新版《全宋词》的署名方式，提出拟采用“唐圭璋编、王仲闻补订”的办法，并请征求唐圭璋意见，唐先生表示同意，但终未能通过相关政治审查。是年，在补订《全宋词》过程中所撰宋词札记《读词识小》二十馀万言，曾经钱锺书先生审读，由中华书局沈玉成完成技术加工，但格於当时政治形势未能出版，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是年，罗继祖入京参加校点二十四史，与相过从。罗氏《海甯王氏後人“文革”後所遭遇》记》称：“我识高明丈即於一九六四年在北京翠微路参与中华书局校点廿四史时。丈对词学造诣精深，局中正重校唐圭璋《全宋词》，经丈核订，举证若干，读者叹服。公退接谈，公私并进，觉与乃翁风范不远。为言先兄不禄，嫂氏尚在盛年，宜再嫁。其说甚是”。一九六五年 六十四岁一月十七日，继母潘丽正在台湾去世。二月二十五日、三月二十五日，先後为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提交审稿意见。六月，新版《全宋词》出版。全书録入词人一千三百三十馀家，词作一万九千九百馀首，另有残篇五百三十馀首。凡三百七十馀万字，引用书目多达五百四十二种。一九六六年 六十五岁九月二十三日，中华书局在文化大革命受到直接冲击，被清退。二十五日致函文学组，交代未尽事宜。时《唐五代词新编》已基本成稿，在运动中遗失。一九六七年 六十七岁家居。仍废寝忘食，专意从事著述。一九六九年 六十八岁一月十九日提交的交代材料称“我在中华书局工作时，曾准备写若干稿子，有的已写了一部分，有的已接近完成。自领导通知我以後我写的东西不能再出版以後，我已以一部分捐献国家，已蒙接受。将来这类东西不知有用没用。我准备写完它，决不因我的东西不能出版就撒手不干了”、“已写好部分约有一百馀万字”。是年冬，因“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牵连，被专案组隔离审查。十一月十二日，服毒自杀。子女均在外地，身後文稿、图书散失殆尽。後来发还者仅旧版王国维集一部。一九七〇年二月，夫人陈慎初於海宁乡间去世，终年七十一岁。一九七九年三月，邮政部平反“朱（学范）、谷（春藩）特务集团”案。十月，《李清照集校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学者称“博大精深”、“古籍整理之典范”。唐圭璋在得知出版消息後，通过出版社联系到王氏後人，以申吊慰。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二日，叔父王国华在台湾去世。六月二十五日，赵万里在北京去世。一九八一年五月九日，徐调孚在四川江油去世。九月，《夷坚志》校点本由中华书局出版。生前曾任此书编辑，并自《永乐大典》中辑出轶文。是年，《文学遗产》第一期刊载岳国钧《玉中之瑕——谈〈李清照集校注〉的注释》。一九八六年五月，前中华书局同事沈玉成作《自称“宋朝人”的王仲闻先生》。收入中华书局七十五周年纪念文集《回忆中华书局—1912-1987》。五月十一日，夏承焘在北京逝世。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唐五代词新编前言》刊载於《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第一七一期。编者按称‘“中可以看出他在古籍整理工作中严谨的态度、严密的方法，对我们研究唐五代词以及整理古籍工作都不无借鉴意议”。《前言》为生前未成著述《唐五代词新编》仅存部分，由程毅中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发现。曾参与编辑的《元诗选》初集、二集、三集分别於是年1月、7月、10月出版。一九八八年遗稿《长短句词盛行之时代辨析》刊载於《文学遗产》一九八八年第二期。此文原为《唐五代词新编後记》的部分未完稿，程毅中在中华书局档案中发现。一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唐圭璋於南京去世，终年九十岁。一九九九年一月，中华书局《全宋词》简体字版补署“王仲闻参订”。四月，中华书局徐俊撰文《王仲闻——一位不应被遗忘的学者》，刊载於《书品》一九九九年第二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与妻陈慎初合柩入葬海宁殳山公墓。二〇〇九年九月，《全宋词审稿笔记》由中华书局双色影印出版，署王仲闻撰、唐圭璋批注，计五十万字。刘尚荣先生以中华书局编辑部名义所撰前言，对二位学者的治学和合作均予髙度评价。十一月十二日，海宁举办纪念王仲闻逝世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陈尚君等专家学者和王氏家人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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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号的用法比较简单，但是在“某某编辑部”、 “某某杂志社”、“某某栏目”中书报栏目名用不用书名号，笔者翻查了手边的50种书刊，发现这里面没有一个明确的使用规范，让人难以把握。 翻查的50 种刊物中，有30种书刊的编辑出版单位署名是“杂志名＋编辑部”，其中23 种报刊名上加用了书名号，如《人民文学》编辑部、《读书》编辑部、《语文月刊》编辑部、《语文建设》编辑部、《课程教材教法》编辑部等；没有使用书名号的7 种刊物是：中国妇女杂志编辑部、人民教育编辑部、语文世界编辑部、小说月报编辑部、名人传记编辑部、求是杂志编委会、中学数学月刊编辑部等。 再看署名为“某某杂志社”的情况，50种刊物中有34种刊物的编辑出版单位署名是“杂志名＋杂志社”，其中有15种加用了书名号，如《语文月刊》杂志社、《语文教学之友》杂志社、《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思想政治课教学》杂志社、《秘书工作》杂志社、《知音》杂志社等；没有使用书名号的19种刊物包括“半月谈杂志社”、“求是杂志社”、“中国妇女杂志社”、“哲学研究杂志社”、“读写月报杂志社”、“中国语文杂志社”、“今日中国杂志社”、“中华儿女杂志社”、“人民文学杂志社”、“家庭杂志社”等。 有的报刊在使用时甚至前后矛盾，《人民日报》在为其属下的《新闻战线》作广告时，“人民日报社”没加书名号，但用到“《新闻战线》杂志社”时却加了书名号；《法制日报》在为其属下的《金剑》杂志作宣传时也是“法制日报社”与“《金剑》杂志社”出现在同一篇文章中。 在“某某栏目”中书名号的使用就更加混乱。同一张《中国教育报》上，“凡‘教师书房’所刊图书均可在此购得”，栏目名“教师书房”用的是引号；“《文化视野》好稿一季度获奖作品”中，栏目名“文化视野”用的又是书名号。同样都是语文刊物，《语文月刊》在介绍自己的栏目时，栏目名上用的是引号而不是书名号；《学语文》在推介自己的刊物时，栏目名上用的又是书名号而不是引号。彼此矛盾，不知正确的用法是哪种。 不管是用书名号的刊物，还是没用书名号的刊物，都有影响广泛的国家级期刊、语文专业期刊或中文核心期刊，到底用不用书名号，哪种用法才规范，确实叫人无所适从。 “某某编辑部”、“某某杂志社”、“某某栏目”，不管用不用书名号，在表意上都不会出现误解，但由于它们的使用频率较高，若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法，势必影响到语言文学工作的规范性和严肃性，希望有关部门能尽快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对这一用法进行规范。 《标点符号用法》规定，书名号用于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1990年3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重新发布了修订后的《标点符号用法》。对书名号是这样定义： 书名号的形式为双书名号"《》"和单书名号"〈 〉"。 书名、篇名、报纸名、刊物名等，用书名号标示。 例如：a）《红楼梦》的作者是曹雪芹。 b）你读过鲁迅的《孔乙己》吗？ c）他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d）桌上放着一本《中国语文》。 书名号里边还要用书名号时，外面一层用双书名号，里边一层用单书名号。 例如：《〈中国工人〉发刊词》发表于1940年2月7日。 但实际使用中，书名号已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电影名、电视剧名就常常用书名号，例如： （l）有一次和宿舍的女生去看《罗马假日》……（《南方周末》2004年4月7日22版） （2）梁从诫直言：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是对历史事实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歪曲。（《中华读书报》2000年5月10日第5版标题） 书名或篇名的简称或合称也可以用书名号，因为它们也是书名篇名，在人们心目中，它们和全称是等价的。书名号的作用是区分书名与非书名，以避免产生误解。有人不用书名号，而用引号，这样一来，引号的负担就太重了。从当前的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出版物对书名或篇名的简称是加书名号的。例如： （1）1996年6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筒称《用法》）对此并无明确规定。（《语文建设》2000年第2期第15页） （2）《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新增收了不少词目……当然，《现汉》的这些情况在修订本中大有改观。（《语言文字应用》1999年第1期第105页） （3）娃娃今天要不要读《四书》《五经》（〈〈家庭教育〉〉2004年第三期） 此外，电视的栏目有时也用书名号，例如： （1） 经济频道在已形成品牌效应的《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幸运52》、《开心辞典》、《对话》、《生活》等一大批名牌栏目，推出众多各具特色的栏目。（〈〈人民日报〉〉） （2） 晚间龙头栏目《经济半小时》、《经济信息联播》与新开的早间栏目《第一时间》、午间栏目《全球资讯榜》共同构筑经济频道的主线；服务版块包含《生活》、《前沿》、《健康之路》、《为您服务》，为观众提供无微不至的生活服务。（〈〈人民日报〉〉） 这种用法已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此外，戏剧、歌曲、乐曲、绘画、雕塑、摄影等的作品名称也可以用书名号标示。书名号的作用已扩大到标示各类作品（包括用文字、声音、图像、动作等表现的作品等）的名称。但我们不能因此而随意扩大书名号的使用范围如将书名号用于产品名、奖品名、单位名、活动名、课程名、会议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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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多部《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雾都孤儿》《鲁滨孙漂流记》《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等等。
1、专著《小说本体论》，38万字，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8月出版2、《文学“诗性”的语义学考察——以新时期中国文学研究为背景》，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11期（《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第3期转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11年第2期全文转载）3、《在后形而上学意义上重建文学本体论——新世纪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理据分析》，载《学术月刊》2009年第8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9年第11期全文转载）4、《作为日常语言的“理论”与作为学术语言的“理论”——新世纪中国文论研究中一种值得辨析的混淆》，载《学术月刊》2012年第5期5、《以言去言：钱钟书文论形态的范式奥蕴》，载《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04年第6期全文转载）6、《“文学批评个人化”：在后形而上学范式下》，载《文艺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收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重释文学史》一书）7、《后形而上学时代的中国文学理论有效性立场》，载《文艺理论研究》2008年第5期；8、《解构的在场与文学的在场——兼论德里达解构理论对中国文学的反照》，载《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9、《论审美超越》，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07年第12期转摘，《中国美学年鉴》转载）10、《不断寻找学科推进的生长点》，载《文艺争鸣》2008年第11期11、《马克思人性观与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的创新》，载《文艺争鸣》2006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12、《诗意地超越世海俗流》，载《当代文坛》2012年第4期13、《文学理论是在何种意义上联系文学实践的》，载《浙江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学术界》2009年第2期论点摘编）14、《存在主义与中国文学的融合限度》，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15、《“本体”概念与近似概念的语义学辨析》，载《海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6期16、《中国美学：接着谁讲？谁接着讲？怎样接着讲？》，载《湖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收入苏州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美学的多重奏》一书）17、《审美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生成论统一——对一个长期争议的美学问题的澄清》，载《西北师大学报》2008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美学》2008年第4期全文转载）18、《柏拉图迷狂说重估》，载《海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19、《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美学的反思与突破》，载《中国美学研究》第二辑20、《新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有效性讨论的理据分析——以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味思想背景》，载《河北师大学报》2007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2008年第3期全文转载）21、《文学理论有效性问题：中西比较与评析》，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22、《理论的自律性和知性困境》，载《西南交大学报》2004年第6期23、《透过理论敞开现象：论钱钟书文学解释的有效性》，载《南京医大学报》2004年第3期24、《对比：“多层累的突创”与“一跃而出”》，载《东方论丛》第一辑25、《试解“知识分子是最坏的人”》，载《粤海风》2009年第5期26、《启蒙者的优越感》，载《粤海风》2010年第1期27、《处于表达焦虑中的反思》，载《粤海风》2010年第2期28、《“公民写作”：多元的幻象》，载《粤海风》2004年第1期29、《关于真话的难题》，载《粤海风》2004年第4期30、《心性价值走向与学术场景估计》，载《博览群书》2003年第5期31、《一种还原现代性的写法》，载《博览群书》2006年第4期32、《历史大幕下的天鹅之歌》，载《名作欣赏》2003年第8期33、《研究生还在读书吗》，载《文汇报》2004年3月22日34、《钱氏幽默》，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11月23日35、《戏说的滥觞》，载《文汇读书周报》2001年12月29日36、《师门咳唾录》（上），载《大公报》2007年1月15日37、《师门咳唾录》（下），载《大公报》2007年1月30日38、《读书无势利》，载《中国文化报》2002年9月18日39、《一对矛盾而兼容的命题》，载《杂文报》2012年2月24日40、《大庇天下寒士之后》，载《联谊报》2011年10月1日41、《〈边城〉的缺憾》，载《太原晚报》2012年3月19日42、《另一只眼看〈西游〉》，载《杂文选刊》2011年第12期43、《佐罗·谭嗣同·公民写作》，载《大公报》2005年10月13日44、《人文素养的灵魂不是“以人为中心”》，载《杂文报》2005年6月2日45、《大学者的考题》，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6月12日46、《思想家的文笔》，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1月6日47、《读书的互见》，载《大公报》2003年2月20日48、《怀想那一代大学生》，载《大公报》2006年4月12日49、《读书奇喻妙赏》，载《大公报》2003年10月29日50、《别动不动拿常识说事》，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11期51、《霍金和我们的实用理性》，载《杂文选刊》2002年第11期52、《小说窥小》，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8月30日53、《黄蓉的更年期》，载《作品与争鸣》2003年第11期54、《批评家的孱弱》，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5月12日55、《清夜读顾准》（上），载《大公报》2006年6月7日56、《清夜读顾准》（下），载《大公报》2006年6月8日57、《小说雅遣》（上），载《大公报》2006年11月30日58、《小说雅遣》（下），载《大公报》2006年12月1日59、《砚边求疵录》，载《大公报》2007年4月11日60、《历史悲剧再评价》，载《杂文报》2002年10月1日61、《凯尔泰斯的幸与不幸》，载《山西文学》2003年第2期62、《请还原“学本位”》，载《华夏时报》2002年5月13日63、《读吧，作品》，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8月10日64、《傻傻地看护那不可侮的》，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9月29日65、《平视这段对话》，载《大公报》2006年10月2日66、《思想者的四种造型》，载《杂文月刊》2004年第12期67、《一段虎头蛇尾的历史》，载《大公报》2007年4月22日68、《只因会消失，生命才显得壮美》，载《大公报》2007年4月23日69、《小说是当下的和可能的生活》，载《大公报》2007年6月9日70、《人不过是剃光了毛的猴子》，载《大公报》2007年6月18日71、《因其荒谬，故其可信》，载《大公报》2007年9月12日72、《灵魂震撼，但不怨艾》，载《大公报》2007年9月21日73、《秋叶在海雨天风里翻飞》，载《大公报》2006年6月23日74、《作一次伟大的生命驰骋》，载《语文新圃》2006年第5期75、《走进电影的心脏》，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11月14日76、《诸葛亮为什么斩马谡却不斩关羽》，载《语文新圃》2005年第10期77、《高尔基的另一面》，载《杂文月刊》2004年第9期78、《“桂冠诗人”行状考》，载《大公报》2004年7月25日79、《拟庄子后裔致余秋雨先生书》，载《语文新圃》2007年第5期80、《也谈“第三派文学”》，载《大公报》2004年10月25日81、《生无所息》，载《大公报》2006年7月28日82、《“最佳杂文”的纳闷》，载《大公报》2004年11月26日83、《公民写作：多元的幻象》，载《山西文学》2004年第3期84、《体用统一的开拓之作》，载《文艺报》2003年6月2日85、《读水浒献疑》，载《大公报》2004年3月22日86、《读三国求疵》，载《大公报》2004年4月23日87、《读西游指瑕》，载《大公报》2004年5月17日88、《读红楼挑刺》，载《大公报》2004年6月1日89、《转载率越高越好吗》，载《图书馆》2003年第5期90、《“猎杀贪官”之后》，载《杂文报》2001年11月20日91、《难矣哉知人论世》，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3月7日92、《“一篇文主义”》，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4月18日93、《偷龙转凤读书法》，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3月10日94、《歇后语有大智慧》，载《大公报》2003年12月1日95、《抄本的矮化》，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13日96、《当代“买路钱”》，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6日97、《驳一种话语优越感》，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4月16日98、《与叶延滨先生书》，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0月23日99、《元美学与灵之舞》，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7月11日100、《假如董桥是位女子》，载《钱江晚报》2002年11月15日101、《硕士论文的尴尬》，载《大公报》2004年10月31日102、《另一只眼看借书》，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3日103、《购书奇遇三则》，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5月28日104、《难为五元书折腰》，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月23日105、《谨防“哲学王心态”》，载《中华读书报》2004年1月7日106、《辩论和酷评》，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20日107、《《金庸传》的一个错误》，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2月17日108、《爱因斯坦笨又何妨》，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12日109、《雕凿时间》，载《中华读书报》2003年7月9日110、《曲线立名》，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6日111、《为可能的读者准备》，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3月27日112、《戏弹“一等奖空缺”》，载《大公报》2004年10月23日113、《上海女孩》，载《大公报》2005年12月5日114、《编辑部的故事》，载《大公报》2004年3月3日115、《重温罗文》，载《大公报》2003年11月12日116、《歌声依旧》，载《珠海特区报》2004年5月9日117、《神神经经学德语》，载《钱江晚报》2003年11月22日118、《缀满比喻的生存》，载《钱江晚报》2002年8月27日119、《老片和我们的童年》，载《钱江晚报》2002年9月10日120、《“先结婚后恋爱”》，载《钱江晚报》2002年12月6日121、《一只爱看《辞海》的猫》，载《大公报》2007年1月26日122、《写在〈梦蝶〉边上》，载《珠海特区报》2004年7月4日123、《不合时宜》，载《大公报》2007年11月20日124、《那一滴眼泪是她的》，载《大公报》2007年11月28日125、《纯美的灵之舞与肉之爱》，载《大公报》2007年12月6日126、《经典的魅力究竟在哪里》，载《大公报》2007年12月12日127、《大处不失沉痛》，载《大公报》2007年12月16日128、《好小说揭示生命最隐秘之处》，载《大公报》2007年12月28日129、《如此叠床架屋有必要否》，载《中华读书报》2008年11月17日130、《“智者钱钟书”之说欠妥》，载《大公报》2008年12月16日131、《蠹鱼的蜕变》，载《杭州日报》1998年8月17日132、《历史感·学理观·前瞻性·实证化》，载《太原日报》2006 年3月27日133、《血性》，载《杭州日报》1998年11月15日134、《语文的灵魂是人文》，载《联谊报》2007年6月10日135、《“有偿献血”之类》，载《杭州日报》1999年2月7日136、《导师不识自家研究生？》，载《文汇报》2004 年 2 月 20 日137、《“第三条道路”的一个脚注》，载《大公报》2009年2月8日138、《这是有温度的学术》，载《文汇读书周报》2009年2月13日139、《戏说历史也要讲逻辑》，载《大公报》2009年3月3日140、《姓名之美》，载《青年文摘》2009年第11期141、《求之过深的批评》，载《大公报》2009年4月4日142、《在繁华中看出萧条》，载《联谊报》2009年12月31日143、《两个钱锺书》，载《大公报》2009 年7月26日144、《跳出如来佛手掌三办法》，载《大公报》2010年10月5日145、《筷子演义》，载《大公报》2009年12月9日146、《人咬狗为什么才是新闻》，载《大公报》2009年1月7日147、《地铁上的哲学》，载《大公报》2010年4月29日148、《且慢“填补空白”》，载《大公报》2008年12月31日149、《唐诗宋词昆曲之局限》，载《语文新圃》2009年第8期150、《也谈陈寅恪的自由》，载《大公报》2009年7月13日151、《余秋雨思想资源一瞥》，载《语文新圃》2010年第6期152、《中西悲剧差异比较论》，载《语文新圃》2010年第8期153、《姬别霸王》，载《大公报》2009年 8月24日154、《孙悟空是哪一年闹天宫的》，载《大公报》2009年11月4日155、《天上版西游记》，载《大公报》2009年10月10日156、《西游记逻辑之得失》，载《语文新圃》2010年第5期157、《真爱的襟怀》，载《大公报》2009年6月1日158、《做有思想的教师》，载《大公报》2009年4月26日159、《欢喜型学者》，载《中国年度最佳大学生作品》（漓江出版社2003年版）160、《赋得书里书外人》，载《读书哲语》（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161、《但开风气不了情》，载《年轻的声音》（新蕾出版社2001年版）162、《何必“复兴国学”》，载《于丹为什么这样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163、《蒲松龄之谜与托克维尔之解》，载《杂文报》2012年1月17日164、《自编歇后语》，载《太原晚报》2012年1月7日165、《生活中的哲学点滴》，载《大公报》2012年2月3日166、《研究生与高考作文》，载《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1日167、《对杂文的一点思索》，载《杂文报》2011年11月1日168、《鞭炮的疑思》，载《大公报》2012年1月26日169、《钱锺书的炫博》，载《大公报》2011年9月20日170、《名人之烦》，载《联谊报》2011年12月17日171、《余秋雨思想资源一瞥》，载《语文新圃》2010年第6期172、《当阿Q遇上韦小宝》，载《大公报》2011年11月20日173、《克里斯蒂，莎士比亚，谁更伟大》，载《大公报》2009年8月11日174、《学者的真性情》，载《大公报》2008年11月13日175、《聚书之乐》，载《大公报》2011年11月19日176、《谁为刀俎，谁为鱼肉》，载《大公报》2010年3月14日177、《宋江之威及其他》，载《大公报》2010年6月25日178、《谁逼谁上梁山》，载《大公报》2009年6月30日179、《闲说金瓶》，载《大公报》2011年9月24日180、《我的好书观》，载《大公报》2011年8月30日181、《道不远人》，载《大公报》2011年11月29日182、《一个教坛老兵的语文观》，载《文汇读书周报》2006年11月27日183、《“千里马“估衡法》，载《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16日184、《披着学者外衣的刀客》，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27日185、《读图时代的莎剧精灵》，载《文汇读书周报》2003年3月18日186、《浮生记忆》，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8月6日187、《巨人何以成为畏友》，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3月17日188、《作家不是兔子》，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月6日189、《慎莫再吟伤仲永》，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2月12日190、《英姐》，载《大公报》2011年9月6日191、《诸葛式的法治》，载《杂文报》2002年6月30日192、《杂志的精神》，载《中国经济时报》2010年2月4日193、《钱锺书的幽默，钱锺书的刻薄》，载《大公报》2005年11月14日194、《文学博士周润发》，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8月21日195、《思想者雕塑的另一面》，载《大公报》2009年10月31日196、《看别人与看自己》（上），载《大公报》2008年5月28日197、《看别人与看自己》（下），载《大公报》2008年5月29日198、《与王元化先生商榷》，载《中华读书报》2002年4月5日199、《体用统一的开拓之作》，载《文艺报》2003年5月15日200、《逼视良知》，载《大公报》2007年10月19日201、《读杂文清火》，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12月30日202、《“最佳杂文”的纳闷》，载《大公报》2004年11月26日203、《做学问的三重门》，载《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6日204、《杨绛自撰生平二三事》，载《大公报》2011年11月3日205、《赛过杜丽娘和麦当娜》，载《新民晚报》2002年11月22日206、《奥斯维辛的人性变因》，载《杂文报》2012年4月20日207、《〈读孟尝君传〉反弹》，载《联谊报》2012年4月28日208、参编《美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
网上投稿分两种 网络小说网站，杂志网上投稿直接有稿费的那种，是杂志网上投稿首先，你要确定自己的写作风格，适合哪类杂志，然后寻找杂志，登录杂志官网，一般官网上都有投稿邮箱的，按照邮箱地址发稿件给他们，等消息。列举几个热门的小说杂志，最小说，科幻世界 等感觉最小说应该适合你，稿酬也相当高，再就是网络小说网站，例如起点，17k等，需要写一段时间，如果编辑觉得有潜力，会找你签约，签约后是不会马上有钱的，需要等待上架，上架的标准是看浏览收藏等数据的，这是最关键的指标。上架后就有钱了，例如起点，上架后以每人订阅1000字的价格来计算的。
不是。刊名： 高校图书馆工作主办： 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周期： 双月 出版地：湖南省长沙市 语种： 中文;开本： 大16开ISSN： 1003-7845 CN： 43-1032/G2邮发代号： 42-231 创刊时间：1981该刊被以下数据库收录：CSSCI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2—2013）来源期刊（含扩展版）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1992) 高校图书馆工作杂志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公开发行的优秀期刊。自创刊以来，以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为主题，坚持"期期精彩、篇篇可读"的理念。高校图书馆工作内容详实、观点新颖、文章可读性强、信息量大，众多的栏目设置，高校图书馆工作公认誉为具有业内影响力的杂志之一。高校图书馆工作并获中国优秀期刊奖，现中国期刊网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 《高校图书馆工作》（双月刊）创刊于1981年，由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图书馆工作专业刊物。旨在总结交流中国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探索高校图书馆工作规律。本刊介绍高校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各情报信息机构及各校信息管理系专业理论、实践研究。
10天。《图书情报工作》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办的国家级大型图书馆学情报学两栖专业学术核心期刊。《图书情报工作》一般10天初审退稿，由投该杂志社的网络期刊经有关专家审阅及编辑部研究，兹作退稿处理。
这个杂志先要复审，然后是编辑部送去外审。一般要一个半月的时间才会有消息。希望可以帮到你\(^o^)/~
《高校图书馆工作》创刊于1981年，是由湖南省教育厅主管，湖南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图情类学术专业，现为双月刊，由湘潭大学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工作》编辑部负责具体编校工作。《高校图书馆工作》在传承经典、弘扬文化的基础上，聚焦新时期图情领域理论和现实问题，旨在打造一个承载学术思想、传递学术智识、促进学术交流的阵地。目前，高校图书馆工作 被知网、万方、维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等收录，知网2021年复合影响因子：，排名26/61；2021年综合影响因子：，排名27/61。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可以看到稿件处理流程。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查询据中华医学会杂志社统一管理的要求，《中华现代护理杂志》于2013年6月1日起采用中华医学会杂志社远程稿件处理系统。该系统根据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稿件处理流程、编辑加工规范、审稿制度、管理规范业务需求设计，功能更完善。
会，质量过关才能过，中华现代护理杂志返修还会被拒。
中华现代护理杂志前身是现代护理杂志，之后加入中华医学，改名为中华现代护理杂志，出版地在北京，刊期是旬刊，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上可以查询得到。是公开发行的国家级科技核心期刊。
不会。现在服务已经升级了，所以中华现代护理杂志返修现在不会被拒绝的。
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1925年夏，闻一多从美国留学归国。走下海轮，诗人难以抑制心头的兴奋，把西服和领带扔进江中，急切地扑向祖国怀抱。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无边的黑暗和奇耻大辱…… 放眼家国故园，山河破碎，风雨如磐，豺狼当道，列强横行，祖国母亲被瓜分割占……诗人悲愤地写下了诗歌《发现》，并旋即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著名的爱国诗篇《七子之歌》。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 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政府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 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 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代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 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 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 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 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 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 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 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 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
七子”是指当时被列强霸占的七块土地，澳门只是“七子”之一。祖国母亲被掠去的七子分别是香港、澳门、台湾、九龙、威海卫、广州湾和旅大（旅顺、大连）。历史不会忘记1842年那个屈辱的8月，清朝官员卑躬屈膝，登上停泊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康华丽号，在荷枪实弹的英国士兵环视下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份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列强瓜分中国的序幕从此拉开。1860年，中英签署《北京条约》，英国割占九龙半岛南端；1898年，清政府被迫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香港的姐妹”九龙半岛其余部分划为“新界”，租给英国99年。1887年，中葡签署《友好通商条约》，在明朝中叶以“晾晒货物”为名获准在澳门居留的葡萄牙人从此强据了“莲花宝地”澳门。1895年，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东海的一串珍珠”宝岛台湾割让日本，与她同时被割让的还有渤海湾畔的“孪生兄弟”旅顺和大连（俄罗斯帝国租借）。1898年，中英签署《订租威海卫专条》，“防海的健将”威海卫租借英国25年。1899年，中法签署《广州湾租借专条》，“神州后门上的一把铁锁”广州湾被租让给法国。到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已在中国土地上强行开辟商埠上百处，在10多个城市划定租界20余处。“中华七子”在英、法、日、俄等帝国主义列强的淫威下四散飘零。有一首诗代表了当时爱国志士们的心境：“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知醒宜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七子尽泪下，诗人独悲歌。闻一多目睹“国疆崩丧，积日既久”，有感于神州故土“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因择其中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激荡在诗行间的热爱祖国、热盼统一的浓烈情感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一位姓吴的青年在给编辑部的信中写道：“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表》《陈情表》时，故未有如是之感动也。”被列强掳去的“中华七子”，是民族罹难、国家浩劫的象征。它表明：“国弱民受辱”、“落后就要挨打”；它警示国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0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上下求索，谱写了一首首恢弘壮丽的历史诗篇。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追求统一的意志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1930年10月，中国收回威海卫；1945年，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10月25日，日本在台湾的最后一任总督安藤利吉在台北中山堂向中国政府递交投降书，台湾从此重归中国版图。与此同时，广州湾、旅顺和大连也相继回到祖国的怀抱。祖国大地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闻一多之子说：“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闻一多《七子之歌·诗序》“中华七子”命运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949年金秋的北京。在这块曾被八国联军烧杀掳掠的土地上，毛泽东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彻底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一幕幕惨痛的悲剧。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8年，中国宣布实行改革开放，国力蒸蒸日上。强盛的社会主义中国跃起在东方的地平线上，实现祖国统一的呼声响遏行云。“不能将殖民主义的尾巴拖到下个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喊出了洗雪耻辱的最强音！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明确表示，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邓小平指出：“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的。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看只有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1997年6月30日午夜至7月1日凌晨，坐落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世瞩目的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隆重举行。6月30日23点59分，英国蓝底米字国旗和绘有皇冠狮子米字图案的英治港旗缓缓降落，一个半世纪的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结束；7月1日零时零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盛开着紫荆花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徐徐升起，中国从此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查尔斯王子和刚刚去职的末代港督彭定康，在茫茫夜色中，登上即将退役的“不列颠尼亚号”皇家游轮，驶离香港。轮船起锚处，正是154年前第一任港督璞鼎查登陆香港的地点。两年之后，中华民族以又一个洗雪耻辱的时刻迎接新世纪的到来。1999年12月19日夜，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内灯火通明。23时58分，绿色的葡萄牙国旗和澳门市政厅旗像帆一样滑落，20日零时零分，五星红旗和绿色带有莲花图案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准时升起。中葡两国政府在这一刻完成了澳门政权的交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澳门回归之夜，闻一多先生的子孙四代共20多人团聚在北京门头沟的家中，举行家祭，庆贺澳门回归祖国。家中对联高悬：“百年诞辰红烛燃遍举酒慰英灵，九九归一死水微澜昂首新世纪”，横批“澳门回家”。闻一多之子闻立雕说：“父亲期盼骨肉团聚的夙愿终于实现了。愿父亲九泉下有知，与我们同乐。”
余玮，曾用名余新伟，湖北赤壁人。曾为新华通讯社人居杂志社记者、编辑，现供职中华英才半月刊社。擅长人物专访及大纪实重磅新闻采写，熟悉房地产业的媒体运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世界日报、中国日报、人民政协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每日电讯、南方日报、南方周末、新民晚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深圳特区报、北京青年报《中国青年》《学术界》、《新华文摘》、《读者》及中央电台等420余家海内外媒体刊播或转载通讯、纪实、文艺、学术作品2600余件，计500余万字；出版有《追梦》、《孤独的夜玫瑰》等专著。
余玮，湖北赤壁人。曾用名新伟，笔名愚公、太阳仔、赤子，中共党员，著名作家传记作家、红色纪实作家、诗人、党史研究专家，资深媒体人，在新闻出版界有“余高端”或“为红色中华立传”、“中国红笔杆”之誉。现为中华儿女报刊社执行主编、主笔兼首席记者，湖北理工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向阳湖书画院名誉院长，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并兼任湖北理工学院校友会副会长、湖北理工学院北京校友会会长、湖北省赤壁市曲艺家协会顾问、《中国知青纪念文集》丛书总顾问、《中华书画报》总编辑等。先后毕业于湖北理工学院与湖北大学，先后在新华通讯社、中华英才半月刊社、中华儿女杂志社等中央新闻单位工作过。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新华文摘》、《读者》等600余家海内外媒体刊播或转载过其大量通讯、纪实、文艺、学术作品，计1800余万字。出版有《红色书笺背后的周恩来》《新闻老照片的背后》《敦厚朱德》《世纪小平》《魅力陈云》《从下塘街到中南海》《从琳琅山到中南海》《红舞台下的凡人邓小平》《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太阳梦》《就这样走来》《中南海大讲堂》《出入中南海的高层智囊》《中国经济前沿报告》《红色之恋》《情归和谐》《第三只眼看人居》《中国高端访问》《中国诺贝尔》《中国作家访谈》《讲学中南海》《触摸红墙》《红歌纪事》《红墙见证》《参政的艺术》《议政的智慧》（与吴志菲合著）等近60部，有作品为中学《语文》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