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 ，确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西方的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民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根本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按照程序做事，不违背民主程序，不需考虑普通人民的利益，只需要对资本家负责，只要完成规定的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即使这届政府做得不好，最多推翻这届政府选举新政府，而新政府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英国政府竟然会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群体防疫的方法使60%的英国人患上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 。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一直引领世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通过华夏儿女不断努力,中国逐渐站起来了。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是持续不断地追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追赶美国之路是漫长的世纪长征，是各类型发展指标先后超越美国的漫长征途。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规划长远。中国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第二,效率高，应对及时。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第三,遏制腐败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选贤任能而不是民主选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一党能真正代表全民。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综上所述，中国制度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争取早日超过美国。
中国制度的最突出优势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相统一 ，确保民主真正可以落到实处。西方的的民主制度，实质上是一种程序民主，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实际上是一种对立关系，根本利益是相互矛盾的。政府按照程序做事，不违背民主程序，不需考虑普通人民的利益，只需要对资本家负责，只要完成规定的程序就算完成任务。即使这届政府做得不好，最多推翻这届政府选举新政府，而新政府依旧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英国政府竟然会提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群体防疫的方法使60%的英国人患上病毒，而获得群体免疫来抗击疫情 。
从中国力量（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防控），中国速度（火神山，雷神山，解决国内疫情），党的集中领导和身先士卒（人民至上的理念）。
论点是中国制度的优势，论据是中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和取得的成果。围绕相关制度，给出对应在疫情中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果来证明这个制度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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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则范例：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非凡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考验，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一、抗疫斗争充分展现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集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中，我们党正是依靠人民形成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这次抗疫斗争，再一次充分展现了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
我们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体现为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新冠肺炎病毒是一种新病毒，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考，没有现成答案可以参考。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揽全局、果断决策。
我们党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21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周密部署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因时因势制定重大战略策略。
我们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派出中央指导组，建立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并提出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的防控要求，确定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救治要求，把提高收治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作为突出任务来抓。
回望这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实施史无前例的严格管控，无疑是危急关头最重要的决策。作出这一决策，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需要果敢的历史担当。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果断作出这一决策，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迅速形成统一指挥、全面部署、立体防控的战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面积蔓延，有力改变了病毒传播的危险进程，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个政党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表现，最能检验其领导力。我们党在抗疫大战中所发挥的坚强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展现了党无比坚强的领导力，充分发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只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就一定能够形成强大合力，从容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和风险挑战。
二、抗疫斗争充分展现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凝聚起同心同德、奋勇前行的磅礴力量。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
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要经受住这场历史大考，必须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充分发挥制度优势，迅速组织动员起各方面的力量。各行各业都自觉扛起责任，国有企业、公立医院勇挑重担，460多万个基层党组织冲锋陷阵，400多万名社区工作者在全国65万个城乡社区日夜值守，各类民营企业、民办医院、慈善机构、养老院、福利院等积极出力，广大党员、干部带头拼搏，数百万快递员冒疫奔忙，180万名环卫工人起早贪黑，千千万万志愿者和普通人默默奉献。依靠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数量庞大、构成多元的社会群体团结凝聚起来，使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形成万众一心、同甘共苦的团结伟力。
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中国是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一项非常艰巨复杂的任务，各项工作千头万绪、各方面关系都要协调。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19个省区市对口帮扶除武汉以外的16个市州，最优秀的人员、最急需的资源、最先进的设备千里驰援，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医疗资源和物资供应从紧缺向动态平衡的跨越式提升。在抗疫形势最严峻的时候，经济社会发展不少方面一度按下“暂停键”，但群众生活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社会秩序总体正常。我们党准确把握疫情形势变化，立足全局、着眼大局，及时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坚持依法防控、科学防控，推动落实分区分级精准复工复产，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生产生活。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全面展开，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统筹协调能力。
三、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不仅采取了正确的防控措施，更展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面落实“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在大战中践行初心使命，在大考中交出合格答卷。
54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同病毒短兵相接，率先打响了疫情防控遭遇战。346支国家医疗队、4万多名医务人员毅然奔赴前线，很多人在万家团圆的除夕之夜踏上征程。人民军队医务人员牢记我军宗旨，视疫情为命令，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们用10多天时间先后建成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大规模改建16座方舱医院，迅速开辟600多个集中隔离点。
我们注重科研攻关和临床救治、防控实践相协同，第一时间研发出核酸检测试剂盒，加快有效药物筛选和疫苗研发，充分发挥科技对疫情防控的支撑作用。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工作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积极作为、主动担责。依靠非凡的贯彻执行能力，我们不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国也成为疫情发生以来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四、不断发挥中国制度的显著优势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严峻的斗争深刻启示我们，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健全各方面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我们坚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做到该坚持的坚持、该完善的完善、该建立的建立、该落实的落实，努力提高面向未来的“答卷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显著优势，是抵御风险挑战、提高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善于运用制度力量应对风险挑战冲击，我们就一定能够经受住一次次考验，不断化危为机，实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给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也考验着各国的国家治理能力。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过去8个多月时间里，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抗疫大战，经受了一场艰苦卓绝的历史大考，付出巨大努力，取得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重大战略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英勇壮举。
扩展资料：
在新冠病毒在全球依然肆虐的今天，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及成功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多名高级官员对中国成功抗击新冠疫情并为世界抗疫提供有益经验点赞；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说，中国抗疫行动有三方面“特别突出”，这些经验对当前全球疫情防控很有帮助，包括中国对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巨大投入、中国人民的个人责任感以及在病例数下行情况下，仍持续提高疫情应对能力。
参考资料来源：
法制网-抗疫成就彰显中国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从这么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社会注意的优越性，第二是"特色"的优越性。
一、社会的优越性：
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的政治权益得到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人们的劳动合法权益得到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进行生产建设以及处理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例如抗震救灾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提高物资的调配效率。国家能够有能力进行各地的物资调配，避免不必要的内部壁垒。
二、从特色角度讲：
1、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能够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进行必要的变革，为改革提够了足够的空间。
2、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吸收原有的制度的优点，又能借鉴西方的长处，进行不断地完善，能够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3、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因地制宜的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才使中国人民有了制度自信的充足底气。大家应该坚决执行、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变为治理国家的强大效能，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扩展资料
社会主义制度优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2、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很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现代系统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看，前者是侧重“内在结构”，后者是侧重“外在功能”。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一直引领世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通过华夏儿女不断努力,中国逐渐站起来了。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是持续不断地追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追赶美国之路是漫长的世纪长征，是各类型发展指标先后超越美国的漫长征途。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规划长远。中国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第二,效率高，应对及时。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第三,遏制腐败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选贤任能而不是民主选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一党能真正代表全民。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综上所述，中国制度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争取早日超过美国。
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这一制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体现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中国制度具有重大优势的重要根源：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中国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是保障人民权利、代表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促进人民共同富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71元增加到2．8万元，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二是中国制度与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现实国情相符合，有根、有源、有生命力。中国制度把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初级阶段的现实要求有机统一起来，既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既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又实行多种分配方式，符合我国现实国情，因而能够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极大地激发社会活力，极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三是具有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充分证明了中国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彰显了中国制度能够根据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作出改革调整，具有强大的自我完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应该从这么两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社会注意的优越性，第二是"特色"的优越性。
一、社会的优越性：
1、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实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实现了广泛的民主。人民的政治权益得到保障。
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是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保证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使人们的劳动合法权益得到保证。
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有效地组织人们进行生产建设以及处理一些突发性的事件，例如抗震救灾等等。
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提高物资的调配效率。国家能够有能力进行各地的物资调配，避免不必要的内部壁垒。
二、从特色角度讲：
1、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灵活性。能够突破原有的理论框框，在必要的时候能够进行必要的变革，为改革提够了足够的空间。
2、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吸收原有的制度的优点，又能借鉴西方的长处，进行不断地完善，能够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
3、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因地制宜的处理民族关系，巩固安定团结的局面，维护祖国的统一完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因为有了以上的本质特征和优越性，才使中国人民有了制度自信的充足底气。大家应该坚决执行、维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转变为治理国家的强大效能，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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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优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显著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
2、为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根本制度保证。“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是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不断实现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制度。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相辅相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述是很科学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从现代系统思想在社会领域的运用看，前者是侧重“内在结构”，后者是侧重“外在功能”。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曾经一直引领世界,却因清政府的腐败使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中国没有因此而一蹶不振,通过华夏儿女不断努力,中国逐渐站起来了。新中国60多年的发展历史，正是持续不断地追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历史。追赶美国之路是漫长的世纪长征，是各类型发展指标先后超越美国的漫长征途。中国为何能够挑战世界头号强国？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有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的国家，这样的国家“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中国的国家组织能力主要表现如下。第一，从基层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的能力。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把中国现有的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整合起来，为中国的发展所用，为人民所用。第二，坚持群众路线，立足基层，进行民主决策的能力。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尤其表现为其决策机制的优越性，表现为决策机制的基础是群众路线，即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决策要不断地接受群众和实践的检验。当今的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在中央与基层群众之间运行的高效灵活的决策机制，连“历史终结论”的倡导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2009年，在各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中国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效率远比美国更高，尽管他一直否定共产党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执行能力。第四，在实践中不断调适的战术能力。路线问题解决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战略问题解决之后，战术问题就成为关键。所谓战术，就是机动灵活地适应新情况、新挑战的能力。那么具体而言，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以下几点。第一,规划长远。中国一党制优势之一在于可以制订国家长远的发展规划，并保持政策的稳定性，不受立场不同、意识形态相异政党更替的影响。第二,效率高，应对及时。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二在于高效率，对出现的挑战和机遇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特别是在应对突发灾难事件时。中国为迎接奥运会建造的三号航站楼，三年完成，这在西方连审批程序需要的时间都不够。2008年百年一遇的汶川地震，中国高速有效的动员能力，震撼全球。此番海地地震，第一个到达灾区的竟然是万里之遥的中国，比海地的邻国美国提前了两个小时！第三,遏制腐败有制度优势。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三在于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殊时期内可以有效遏制腐败的泛滥。中国目前存在的腐败民众最为不满，何以仍然可以得出一党制能够有效遏制腐败的结论？首先，中国处于经济起飞期和社会转型期，纵观人类历史，这一阶段是腐败的普遍高发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都走过同样的道路。其次，中国和同处于经济起飞期的印度、俄罗斯相比，中国的腐败程度远远逊于这些同一进程的国家（根据总部在德的透明国际2008年数据，中国腐败程度列72位，印度85位，俄罗斯147位）。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的腐败曾达到极度疯狂和完全失控的程度。而正是俄罗斯的教训，才使得全球正视中国反腐的经验。第三，任何形式的权钱交易在中国都是非法的，但西方国家却在一定条件下是合法的。选贤任能而不是民主选秀。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五在于人才培养和选拔机制以及避免人才的浪费。中国政治人才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高端政治精英，必须要有足够的基层历炼，可以说能力是最主要的标准。一党能真正代表全民。中国的一党制优势之六在于它可以真正的代表全民。西方的多党制下，每个政党代表的利益群体是不同的。或者代表大众，或者代表财团。英、法、美三国均如此。台湾则比较独特，国民党代表主张统一的外省人，民进党则代表独立的本省人。但不管代表谁，没有一个政党是全民政党。上台之后，施政只能偏向支持自己的群体。中央政府则借转移支付的手段，对同党执政的地方大力倾斜。综上所述，中国制度是有很大优势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在思想和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筑牢抵御西方两党制、多党制、两院制和三权鼎立等各种错误思想干扰的防线，使中国又好又快地发展，争取早日超过美国。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我国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中浅谈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市场经济是指经济的运行模式，即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也就是经济体制。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相结合在一起的，它必然具有自身的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所有制的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它包括国有制、集体所有制以及不同公有制形式共同出资的股份制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份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份还可以自愿试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其它企业都进入市场，通过平等竞争发挥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的大中型企业的指导作用，这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条件的市场经济所不同的，所以它将会具有更强的活力和更高的效益。 其二是在分配制度上是以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它分配方式为补充，兼顾效率和公平运用，包括市场在内的各种调节手段，即鼓励先进、促进效率、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部分价值的分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劳动为依据的收入确定、分配和调节通过市场进行，劳动力的素质由市场来判别，劳动者的贡献由市场来评价，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地区依靠诚实的劳动和善于经营等正当手段先富起来，而先富的要帮助后富的，而后逐步走向共同富裕，这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必然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 其三是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自觉有力，我国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的，凭借自己的强大的政治优势，通过各种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经济法规、计划指导和必要的行政管理，创造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和公正的社会环境，确保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促进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是产权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权责明确是组织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管理科学是管理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政企分开则是这三方面的基础前提，它体现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各个环节上，是统一的完整体，三个组成部分相互联系，缺一不可。 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依法规范的企业制度，其典型的形式是公司，它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责任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具有两个支柱：一是现代的技术；二是现代化的管理。这是现代企业的最主要的特征。广义地说，任何一种企业的组织形式的企业都可能成为现代企业，然而，绝大多数的现代企业组织形式都是公司，特别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为典型形式，这是因为公司能比其它企业组织形式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要求，积极开发和应用先进的技术成果，建立集中统一有权的管理体制，从而占据了社会生产的主导地位。所以，我们所说的现代企业主要是指现代公司，即拥有现代技术和现代管理的公司。其一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部分，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宏观调控，最终都要看企业所作出的反应，只有当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在利润目标的驱动下，及时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才有可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是要赋予企业应有的企业权利。建立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使企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真正企业。其二是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现代企业制度的主体就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其表现形式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制是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是适合企业集中巨额资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种能保证企业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条件，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现代企业制度，它是现代经济社会中最主要的企业形式，是现代企业组织形式的发展趋势。它的企业是一种联合许多分散的个人资本成为一个集中的股份资本的有效组织形式，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全部法人资产对公司经营行为负债，是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监督机制，它在确保股东利益的同时又赋予董事会和经理的充分经营决策权，使它在现代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方向，就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要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就是说，我国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就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以规范和完善的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公司制度为核心的新型企业制度，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建立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分--合--分--合 周期循环由诸侯割据到中央集权，然后由分裂，军阀藩镇割据，再到中央集团，往复循环。从夏商周时期的氏族独立，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割据，到秦汉时期中央集权，到三国时期的割据年代，分分合合。
[1] 王建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比转企更难[J]. 出版参考, 2010,(01) [2] 许飞青. 抓住重点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推向前进[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5,(03) [3] 刘淑安, 鞠树林. 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加强档案管理关系的点滴认识[J]. 黑龙江档案, 1997,(01) [4] 刘继武, 李春艳.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企业档案工作[J]. 黑龙江档案, 1996,(06) [5] 曾铮. 对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再认识[J]. 企业导报, 1997,(03) [6] 邵秉仁.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若干问题的思考[J]. 科学中国人, 1995,(01) [7] 本刊编辑部. 关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组稿要点[J]. 有色金属工业, 1994,(02) [8] 著名经济学家林凌认为 政府的改革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4,(02) [9] 周江华, 赖晓琳. 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档案管理发展模式探讨[J]. 机电兵船档案, 2005,(02) [10]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难点与对策[J]. 山东社会科学, 1995,(04) [1] 陈薇. 浅析国有企业的改革—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J]. 经营管理者, 2009,(17) . [2] 付黎宏,俞富.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进国企改革[J]. 现代企业, 2008,(03) . [3] 褚博洋. 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J]. 合作经济与科技, 2009,(04) . [4] 崇学时. 浅析社会主义现代企业制度[J]. 辽宁经济, 2009,(09) . [5] 季景泽,陆丽君. 探讨国有企业如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J]. 科技信息, 2007,(03) . [6] 林民书,王昊英. 产权改革、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外部制度环境[J]. 当代经济管理, 2009,(05) . [7] 刘敏. 浅谈如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J]. 中外企业家, 2009,(10) . [8] 林修凤,游栋明. 强化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J]. 现代企业, 2008,(04) . [9] 邓经国.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初探[J]. 新重庆, 2009,(04) . [10] 蒋才勇. 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初探[J]. 乌蒙论坛, 2007,(02)
论古代户籍制度与中国古代王权政治摘要: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人身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王权对编户齐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很大程度上依靠户籍制度,这是这项制度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古代;户籍;制度 《史记•萧相国世家》载:“沛公至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沛公为汉王,以何为丞相。项王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 萧何私自收藏的图书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秦国户口版籍,这一举动在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惨烈斗争中具有强烈的符号象征,可谓意味深长:拿到了户口版籍就可以了解秦国的国情,并进而控制土地和人民,获得了它,也就象征着获得了国家政权。 中国户籍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虽经无数次的战争、内乱和王朝的更迭,户籍制度总是以某种方式继承或沿袭下来,并且越来越严密,其原因就在于它的功能是全方位的:组建军队、分配土地、征收税赋、推行礼教、维持治安都与它有关。如果说官僚制度是君主对官吏进行管理的有力武器的话,那么户籍制度就是专制王权对编户齐民进行控制的最重要手段,户籍制度的核心是对民的占有与支配。《商君书•画策》云:“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者也。故胜民之本在制民,若冶于金、陶于土也”。专制王权对民的生杀予夺之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户籍制度。大体说来,中国古代户籍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1萌芽阶段 中国历史上最早对人口进行管理的记录应当从商代开始。甲骨文中,常常出现“登人”的字样,即登记人口的意思。但当时的“登人”,几乎都以人丁为计量单位,而且在甲骨文中经常出现“口”、“人”等字,但却很少出现“户”、“家”的说法,因此后人推测,商周时“登人”,主要目的是为了征集兵丁、组建军队以满足战争的需要,还不具备后代户籍制度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据《周礼》记载,周王朝分别在国野设六乡、六遂对人口进行地域划分: “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酇,五酇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 又据《周礼•秋官•司民》: “司民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辨其国中与其都鄙及其郊野,异其男女,岁登下其生死。及三年大比,以万民之数诏司寇。司寇及孟冬祀民之日献其数于王,王受拜之,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赞王治”。 由于目前对《周礼》一书的成书年代仍然聚讼纷纭,因此,西周时是否真有如《周礼》中所言的那种系统而完善的户籍管理制度,当然是值得怀疑的。不过,虽然《周礼》并不一定反映周代的真实情况,但它至少说明和反映了中国古代管理户籍的思想和实践,很早已经萌芽。 2奠基阶段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诸侯势力的壮大,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四起。战争需要有兵源的保证,由于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意识到了人是宝贵的财富。为了增加人口,各国都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用减免赋役的办法来招徕别国人口,其次是限制本国人口逃亡,如秦律就规定严厉处罚拐带秦国人出境的行为:“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还有就是提倡早婚,鼓励生育。在这些措施实施的过程中,人口登记和户口管理方面的制度也就逐渐完善起来了。通过清查登记人口并实行管制,一方面可以了解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限制人口流动,防止人口流失,保证兵役和赋税源源不断。 有关战国时期各国重视人口管理的情况,我们还可以从考核官僚的上计制度中找到证明。所谓上计,就是官吏将一年的预算收入,以及户口、垦田、库藏的增加等事项,事先写在木券上,然后剖而为二,国王执右券,臣下执左券,年终上计时,国王根据原券考核实征数目,决定官职的升迁。在上计制度中,对户口的考察一直是对官吏进行考核的一个重点。 战国时期,秦国的变法最为成功。秦的户籍制度的创立,大约始于秦献公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献公)十年为户籍相伍”。所谓“相伍”,大约是按五家为“伍”的办法编制户口册,这表明“伍”是当时户口编制的最基层单位。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对人口的管理和控制进行了改革,不仅将其作为增加人口和社会控制的手段,而且极大地强化了通过户籍制度对民间社会进行社会控制的专制工具这样一种色彩: “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罪。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所谓“令民为什伍”,就是把国中所有人口,按五户为一伍、十户为一什的办法编制起来,每伍之中,设一伍长,每什之中,设一什长,平时为民,战时即为兵。伍、什就是军队中最基层的建制。商鞅变法的主旨,就是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凡在战场上杀敌多者,不管原来是什么身份,都可以按规定晋升爵位。同时也规定,行军作战时,什伍之中如果有一个逃亡或降敌,什伍之中的其他人都要连坐。 秦的户籍制度,自秦统一天下之后,更加严格和完备,不仅按不同情况区分了各种不同的户籍,还确定了户口的什伍编制方式,规定了生著死削的统一办法,制定了户主申报和典老审查核实的登记户口的程序,登记的内容非常详细,有户主的姓名、身份、籍贯和年龄,也有户内成员的姓名、年龄和健康状况,祖宗三代出身情况及家内人员与财产类别等项内容,有时还有身高的记录。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为了对民户加强控制和便于征发兵役、徭役及课取赋税服务的。对不报、虚报和假报户口的或未经官府批准而擅自更籍的,统统严加惩罚,还作出了不许擅徙、迁徙时必须审核和必须办理更籍手续等规定。 西汉年间,户籍管理备受统治者的重视,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其中之一就是“户律”。西汉在秦代户籍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严密的户口统计制度,汉代的户籍制度之明显不同于秦制的地方,还在于汉代有户等的划分。尽管汉代户等的划分不如唐宋以后明显和具体,但确实是户等划分制度的萌芽。汉代还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乡有乡长,亭有亭长,他们主要负责户口管理和基层社会治安,从而使户籍管理更加完善和周密。 为了严格户籍制度,禁止任意迁移和逃亡,汉代统治者还为此制定了“舍匿之法”,又叫“首匿法”。《汉书•淮南厉王传》:“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汉代的“舍匿之法”,等于是秦的禁亡之法的发展,它由打击逃亡犯本人,发展到了逃亡犯的藏匿者;而且“舍匿之法”执行甚严,以致汉代诸王侯中,不乏因“藏匿亡命”而被削爵下狱者。 3发展完善阶段 从隋唐开始,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进入到了发展完善阶段。隋初人口大增,主要是隋初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大索貌阅”和“输籍法”,将隐漏的户口检括出来了。开皇五年,文帝下令“大索貌阅”,进行全国性的户口清查。政府按户籍上登记的年龄、相貌与本人核对,检验是否以丁壮诈老诈小,还鼓励居民互相检举揭发,如户口所据不实,正长要受罚流放远方,其目的是要把浮游民及世家豪门的荫附户搜括出来,载入国家户籍,增加赋税收入。在“大索貌阅”的同时,还实行“析籍”政策,规定堂兄弟以下分立户籍,以防容隐。隋朝还因袭北魏的三长制,把它作为检括户口的地方组织,五里为保,设保长;五保为闾,设闾正;四闾为族,设族长。畿外设置里正、党长,前者相当于闾正,后者相当于族正。畿内保长、闾正、族正与畿外的保长、里正、党长称“三长”。三长是推行均田、劝课农桑、催驱赋役和检查户口的农村基层组织,都有检括户口的职能。另外,隋朝时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唐承隋制,户籍管理更加周密。唐代检查户口、劝课农桑的基层组织是乡里:“唐制,百户为里,五里为乡”,每里设里正一人,是最基本的政权单位。里正由勋官六品以下的富户白丁担任,用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 唐代户籍可以分成编户与非编户两大类。编户是编入户籍的居民。可以是品官,也可以是白丁,但必须是良民。编户又可以分为课户与不课户两类。按租庸调法纳税服役的普通民丁,称为课口,有课口的户称为课户,无课口的称为不课户。非编户有三种,一是贱户,分为三等,最低的是官奴婢,较高于奴婢的有部曲、客女,均为私家的家仆,身份近似农奴,因为都属私人使用,所以附属在主人的户籍中。贱户中还有一种是官户,唐代官户大多是“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今朝配役”之人。二是方外,指释、道及为逃避赋役而避入寺院的逃户。三是士兵,唐初实行府兵制,士兵来源皆所属下户、白丁。士兵本来在原编户内,自玄宗开元年间府兵制破坏,改为募兵后,兵农分离,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因此,也不在户口统计之列。〖〗 宋代的户籍制度在唐代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唐代虽然已经用“坊郭户”来称呼城市居民,但并没有为他们单独设立户籍。宋代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户籍制度上分别设立“坊郭户”户籍和乡村户户籍。在户籍实行城乡分别治理的基础上,宋代又将户口划分为主户与客户:有常产的称为主户,没有常产的民户称为客户,分别列入户籍。坊郭户与乡村户都划分为主户与客户。坊郭客户为城镇贫民,多为小商贩,商业、手工业的雇工和帮工以及富户的佣工;乡村客户则主要是佃户、主户的雇工和佣工。另外宋代还将城市主户划分为十等,乡村的主户划分为五等,作为征发赋役的依据。除了主户与客户之外,还有一种官户,即品官之家,他们属于特权阶层,享有免除大部分差役和科配的权利。 王安石在变法时力主推行保甲制,他于宋神宗熙宁三年“始联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诏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干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一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余丁而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勇过人者亦充保丁”。 推行保甲制,既可以清查户口,又可以通过这一“兵民一体”的制度维护社会治安、为军队提供后备兵源,可谓一举多得,对后代影响极大。保甲制度还通过“保”和“甲”两级建制,实现了王权专制主义国家对县以下的乡里社会的逐渐渗透:由于在这种制度采取的是人人相结,家家相联的形式,从而充分保证了乡里组织被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明朝的户口制度,承上启下,既有历史的继承,又有时代的更新,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在中国古代户口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肇创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与宋代相比,明代户籍管理的人身控制功能大大加强了。赋役黄册编定以后,户籍不得随意改动,从农村到城市所有的人户都处于封建朝廷的严密控制之下,任何人不得擅自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如有知情不报者,要受到连坐,外出百里之外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其组织系统之完备,层层管制之严厉,实超越于前代。由此可见,明代严密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的人身牢牢地束缚在乡土之上,农民寸步难行,只能安土乐耕,向政府纳赋税,服兵役。 清代的户籍制度大体上沿用明制,清初就沿用明代的黄册制度,在黄册之外,〖JY〗另编《赋役全书》和《编审册》作为配套。但满族以一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实行各民族分而治之的政策,对户籍管理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整体说来,清代的户籍管制比明代略有放松,究其原因在于康熙和雍正两朝实行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政策,使得赋税与人丁之间没有了直接的联系,统计户口的意义也就不如以往那么重要了。清代税收方面用里甲,治安用保甲。在州县城乡,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印牌,登记人口及姓名;外出时必须注明目的地,对迁入者必须检查其原籍。 纵观历史,各朝各代的统治者们都非常重视对户口的清查、登记和管理以及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并非真正出于对百姓利益的考虑,而主要是为了维持专制王权统治的需要,这是户籍制度能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另外,中国各个朝代的封建统治者之所以都高度重视户籍编制,还在于它是一项具有多重功能的重要制度。户籍制度在不同朝代的不同时期,又各有侧重。“大致而言,早期或战乱时,寓兵于民、维持治安的作用要强一些,其余时候,则重在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和劝导风俗。此外,一般在王朝初创和前期,户口编制比较严格,到了王朝的中后期,则逐渐松驰”。但无论如何,户籍制度都是维护专制王权统治最重要的制度之一,它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而且中国的历史还表明,“在以农为本的农业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迁徙自由。因为农耕社会的基本特征是要固定居所,因此,安土重迁,就成了农业社会的基本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而封建国家也强调要以农为本,以此维持国家的安定。基于此,中国历代王朝对户口迁徙,都设有种种禁限,有时,还把迁徙作为一种处罚”。这其实也是专制王权通过实施人身控制而维持其统治所必需的。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2]宋昌斌.编户齐民——户籍与赋役[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