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目前做得较好、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是重庆。
中国定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包括在重庆西部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促进更多资本及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增强农村发展动能。
笔者援引学者的话说，试验区将为西部地区探索新发展模式，让农村与城市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进一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月发布后，重庆市发改委发消息称，规划纲要中15项重大事项直接提及重庆，涉及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等方面，其中重大改革举措即包括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初已批复，原则同意在重庆西部片区、四川成都西部片区等11处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这11个试验区基本都位于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内，显示中国希望借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能级，推动城镇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辐射农村。
据笔者了解，重庆西部试验区聚焦11项任务，包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成渝两座核心城市之间的走廊地带有大片农村地区。试验区能“一箭双雕”，去除城乡隔阂、激发区域间生产潜力，同时也让成渝走廊发展壮大，日后跻身成渝经济圈副中心。
还有专家指出，重庆西部试验区旨在实现“中部崛起”，同时助力中国在“十四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他说，西部农村、农民数量太大，要在西部实现共同富裕，须另觅与过去不同的发展道路；城乡融合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化。
专家表示：“要在保证乡村农村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仍能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富裕……通过城市经济的能量带动乡村经济，但乡村继续保持是乡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的产生、成长，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体现在城市内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城市经济学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其研究重点为探讨城市重要经济活动的状况，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等。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住宅、交通、环境、公共设施不足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于是产生了城市经济学。其研究内容主要有：①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衰退、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城市更新、新城建设等；②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③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④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⑤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⑥城市发展政策。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分类城市经济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主要内容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 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 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 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 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揭开城市经济学的庐山真面目。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城乡融合主要是指城乡一体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乡融合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城乡融合方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人们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有所不同。
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性分析，具体案例分析，以某城市为例（需要反馈过程），发展的结果分析（需要分析问题）发展的策略。
正文：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城乡面貌发生巨大变化，经济社会建设取得重大成效。但是，目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的因素，主要是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和收入分配差距比较突出，影响城乡经济社会的融合发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面临的重大问题。
因此，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逐步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基本差别，促使城市和乡村融为一体。
新时代要有新作为，各级党委政府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积极应对当前面临的各种挑战，着重探索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对策。
新时代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广阔的农村有着巨大的内需潜力，乡村的繁荣发展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引擎，进入新时代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当今经济全球化、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如何破解日益严峻的乡村问题，成为事关人类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论题。
进入21世纪以来，党和国家更加注重城乡融合发展问题，把促进城乡共同繁荣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
“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近日，中央发布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为新时代的城乡融合发展描绘了路线图、确立了时间表。
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近年来，我国在统筹城乡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同时也要看到，城乡要素流动不顺畅、公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依然突出，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尚未根本消除。
《意见》的出台，就是要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重塑新型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可以说，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不仅要避免走“城市兴、乡村衰”的老路，更要走出一条城市和农村携手并进、互利共赢的新路。
《意见》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既着眼于现实，也图之长远；既有战略部署，也有具体路径。《意见》提出3个时间节点：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为此，《意见》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举措：改革的要求，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改革的抓手，是协调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无论是公共服务普惠共享、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还是乡村经济多元化和农民增收机制，本质上都是要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上，守住底线至关重要。
具体说来，始终坚持土地所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守住生态保护红线，守住乡村文化根脉，就是要高度重视防范各类风险，用城乡融合发展为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器作用。城乡发展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融合发展、共享成果的共生过程。
制定出一个好文件之后，关键在于落实。《意见》对落实机制也作出了创新安排，提出“把试点作为重要改革方法”，选择有一定基础的市县两级设立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有明确战略蓝图，有具体改革路径，有高效落实机制，相信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一定会不断健全完善，为城乡融合发展保驾护航。
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结果目前做得较好、在全国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是重庆。
中国定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目标，包括在重庆西部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促进更多资本及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增强农村发展动能。
笔者援引学者的话说，试验区将为西部地区探索新发展模式，让农村与城市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进一步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中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月发布后，重庆市发改委发消息称，规划纲要中15项重大事项直接提及重庆，涉及重大政策、重大改革举措等方面，其中重大改革举措即包括建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笔者认为，中国国家发改委今年2月初已批复，原则同意在重庆西部片区、四川成都西部片区等11处设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这11个试验区基本都位于都市圈或大城市群内，显示中国希望借都市圈和城市群发展能级，推动城镇资本、劳动力、基础设施等辐射农村。
据笔者了解，重庆西部试验区聚焦11项任务，包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建立进城落户农民依法自愿有偿转让退出农村权益制度；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等。
援引中国学者的话说，成渝两座核心城市之间的走廊地带有大片农村地区。试验区能“一箭双雕”，去除城乡隔阂、激发区域间生产潜力，同时也让成渝走廊发展壮大，日后跻身成渝经济圈副中心。
还有专家指出，重庆西部试验区旨在实现“中部崛起”，同时助力中国在“十四五”时期推进共同富裕目标。他说，西部农村、农民数量太大，要在西部实现共同富裕，须另觅与过去不同的发展道路；城乡融合也并不意味着城市化。
专家表示：“要在保证乡村农村继续存在的情况下，仍能实现乡村经济的发展富裕……通过城市经济的能量带动乡村经济，但乡村继续保持是乡村，这是一个新的发展模式。”
改革的目标，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改革的重点，是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可以说，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是城乡融合发展的政策窗口期，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均衡配置”“一体化发展”“普惠共享”……从《意见》中的这些关键词，可以看出城市与农村的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在推进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坚持城乡一盘棋的整体谋划思路。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
城乡融合主要是指城乡一体化。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在80年代末期，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之间隔离发展，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出现，城乡融合思想逐渐受到重视。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城乡融合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研究，但由于城乡融合方面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文化生活、空间景观等多方面，人们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有所不同。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觉，真好！”李玉连声感叹。来江苏南京打拼七年，她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销售经理。积分落户政策，让她实现了梦想。“80后”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不进写字楼，却选择回乡种地。在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胡世丹和同学共同创办的休闲农庄里，瓜果正飘香。城市吸纳人，乡村吸引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国家的强盛既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乡村的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之路。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城市、乡村并肩前行，融合发展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怎样的机遇？新型城乡关系该如何实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看现状——发展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向乡村敞开大门，乡村变身城市“后花园”“现在城里机会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汉当育儿嫂的陈月琴正准备考中级育婴师，“这个证一拿下，每月工资7000元打底。”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里，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张月富回到村里，和友人合伙开起农家乐，“开张第一天就来了20桌客人，营业额6000元！”两个“小账本”的背后是人才要素在城乡间加快流动的现实。“长期以来，农村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就无从谈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要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看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88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超过1.35亿人。与此同时，返乡创业人数也在增加。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0万人回到乡村开启职场新篇章。看资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工商资本已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资金都在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12.4%，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要素流动加快，带来城乡发展新活力。城市这一头，门户越开越大。就业机会稳定——今年年初，广东和四川首次合作，开通入粤返岗免费专列，1800多名川籍务工人员节后顺利返岗。组织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风行动”积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如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半，外卖、快递、家政服务等成为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新阵地。落户门槛降低——在青海西宁，外来务工人员可“租房落户”；在广东广州，城市公共服务特殊艰苦岗位人员可获得单列落户指标；在山东，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公共服务共享——“拿着居住证，也能享受市民待遇。”来山东济南务工半年的韩林对居住证的含金量很满意。办理游园年票、申办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入学、医保报销……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日益健全。城市大门大开，而乡村这一头，面貌也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更畅——“足不出户就能购物，生活和城里没两样！”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谭子壮享受着网购的便利，他开的网店红红火火。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拉近了城乡距离。截至去年底，全国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9.1%的乡镇通了客车，95%的建制村连接了4G网络。保障网络更密——“多亏了大病保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关镇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肠肿瘤住院，1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后只需自付2万多元。近年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13.5亿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乡村环境更美——“以前村里啊，鸡鸭满地跑、厕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苏省淮安市五里镇村民苗华感叹，经过几年的统一规划，现在环境干净多了，亲戚回乡都愿意多住上几天呢。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以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花”，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城市“后花园”。看机遇——扩内需，乡村潜能加快释放；补短板，城乡关系更趋协调当前，我国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发展好，让农民都进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城和乡具有不同的功能，乡村的功能发挥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好。那么如今的乡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消费大市场——“刚刚建了新房，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也置办全乎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的谭民义笑得很开心。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亮点。今年前5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2.3万亿元，同比增长8.9%，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幅0.9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淘宝大数据平台显示，5月份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就业新天地——白云深处，福建建瓯市东际村风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乡创办了生态种养合作社，种养的高山蔬菜、土鸡土鸭走俏市场，年产值500多万元，带动全村农户年增收20%。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正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介绍，截至去年底，“返乡创客”中农民工人数达540万，占70%。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产业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领何明喜欢采摘，他说：“亲手摘的水果，恁个好吃。乡村空气清新，风景养眼，一天下来，巴适得很喽！”串联起一二三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3000万亩；主食加工业营业收入达2万亿元……如今，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优势、乡土气息浓厚的产业，正在农村成长壮大。从乡村发展的现实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推进城镇化。有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95%，农村为22%；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7%，农村仅60%；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9人，农村仅为4.3人。“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等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我国还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还会有4亿多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带有标志性的硬任务。看前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会不会耽搁城镇化发展步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直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缓城镇化步伐。恰恰相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推进，通过‘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工带农’，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好城乡“一盘棋”，需要多点协调，共同推进。增供给——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制度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重庆忠县，35万亩柑橘林延绵在青山绿水间，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规划总投入30亿元，建立从“一个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产业链，让22万人走向富裕。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目；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更多真金白银流向农村。2013年至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2018年，农业投资更是比上年增长15.4%，增速快于全部投资9.5个百分点。“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将为城乡融合增添更多发展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促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通了堵点。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以300多万元的成交价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作为酒店用地。“这既解决了企业用地难题，又让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红利。”酒店负责人赵建龙说。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农村土地改革，“稳”是基础，“活”是目标，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三块地”改革，实现征地范围缩小、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等，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三块地”改革在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腾退出零星、闲置宅基地约14万户、8.4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5.8万宗、111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截至2018年底，仍有2.26亿城镇常住人口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郑风田说，“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据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也已计划放宽落户条件。强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活力。“改种优质辣椒品种，上马辣椒酱加工项目，产品身价实现从每斤1毛5、1块5到15元的三级跳。”在广东雷州，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志德带动300户社员靠种植辣椒鼓起腰包。小麦、稻谷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向农民股金分红……一项项好政策充实着农民的“钱袋子”。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3.14倍下降为2018年的2.69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说，“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成熟定型。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326.7万人，流动人口404.07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2.63%。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7.8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3.3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16.9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1.2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的产生、成长，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体现在城市内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城市经济学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其研究重点为探讨城市重要经济活动的状况，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等。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住宅、交通、环境、公共设施不足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于是产生了城市经济学。其研究内容主要有：①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衰退、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城市更新、新城建设等；②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③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④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⑤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⑥城市发展政策。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分类城市经济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主要内容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 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 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 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 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揭开城市经济学的庐山真面目。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城中村”的存在，为本地农民增加收入、以房租分享城市化带来的级差收益提供了机会，为外地人口以低房租成本和生活成本在城市谋生提供了方便。但是，城乡结合部的自我无序蔓延，也带来大量社会问题，滋生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巨量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栖居，无法融入城市，也使得这种“城市病”在各类城市的局部区域加剧。 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城中村”问题能否解决好，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治理的重要课题，成为城市健康发展的头等大事，也是影响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的关键问题。 为了找出破解“城中村”问题的方案和路径，本调研组从北京2010年启动的50个重点村改造入手，寻求 “城中村”问题的解决方案，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思路与做法北京市城乡结合部地区主要分布于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四区与大兴、通州、顺义、昌平、房山、门头沟六区相接壤的地区，涉及77个街道乡镇和1673个社区（村），本市户籍人口326.7万人，流动人口404.07万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市流动人口总量的52.63%。 北京市政府于2008年在海淀北坞村和朝阳大望京村进行试点后，2010年启动50个城乡结合部重点村建设工程，为破解城乡结合部难题进行探索。 此次改造的目标为：以保护农民利益和原住农民彻底融入城市为前提，使农民成为有住房、有产业、有就业、有股权、享受社保和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的新市民，实现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完全城市化。1.整合土地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并没有直接把农村集体土地全部征为国有，在城市化改造后拆迁整理出来属于农村的集体剩余土地，即安置房、集体产业所占土地，可以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用于农民安置的产业项目可以定向出让供地，允许农民在建设用地上建租赁房。 土地也是重点村城市化改造的重要资金来源。政府通过优先安排用地指标、统筹融资抵押物及土地储备上市来实现城市化建设项目的资金平衡。 通过土地融资和集体所有制不变，“城中村”既能实现土地重新安排用途、集约利用，也能获得未来的集体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民的生存和发展。 50个重点村改造，拆迁整理出45平方公里土地，其中7.8平方公里建回迁安置房，3.3平方公里建集体产业，13平方公里回建绿地，4平方公里建设基础设施，16.9平方公里出让后用于平衡建设资金。拆迁后高楼层回迁房的建设实现土地集约利用，同时留出来大量绿地，绿地占各村总面积占到五分之二左右。这既有利城市环境质量，也为未来的开发留下潜在留备土地。 同时，土地也不影响社会保障水平。政府按照不挂钩土地管理政策，不区分遗留集体剩余土地多少，不改变剩余土地的产权属性，制定“农转居”的工作方案，探索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2.拆旧建新由于旧村的各方面问题，进行城市化建设必然会遇到旧村拆除的问题。 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旧村拆除面积253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产权院面积1290万平方米，非住宅单位面积1240万平方米。 拆迁方式从总体政策上来说，是在土地储备、绿化隔离建设等模式下明确资金平衡规划，确定拆迁主体、委托拆迁企业启动、实现的。 在一村一策规划指导下，各村的拆迁面积和片区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设计规划方案，审批后实施。其中朝阳区注重土地资源统筹利用，打破了乡域界限，在更大范围内规划房屋拆迁和土地利用，实现了土地优化管理和集约利用。 因为拆迁面积与补偿紧密相关，为了预防通过各种手段侵街占道、加盖房屋，利用违法建设等不当得利行为，政府通过明确拆迁房住宅和非住宅认定标准、拆迁补偿奖励标准来遏制违章、抢建、抢装的问题。 具体规定如下：被拆迁宅基地的权属及面积、被拆迁住宅房屋的权属及面积以《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有异议的由村委会审核。被拆迁非住宅建筑以《房屋所有权证》、审批文件作为确认依据，农业设施、农村集体公共设施也分别需农业主管部门审批文件、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的确认作为依据。 同时，政府实行“多建不多得，少建不少得，老实人不吃亏”原则，对于违法高层建筑不予补偿，鼓励少建，对于闲置宅基地进行奖励。例如，昌平区对房屋占地面积超过宅基地面积85%的部分，不再通过评估作价方式给予补偿；未达到宅基地面积85%以内的宅基地闲置面积，按每平方米1000元给予奖励。 同时，各重点村可根据实际公议补偿方案，具有较大的自主性。一般的做法是，村支书、村干部先深入每家每户进行利益调节、处理争议，然后再确定具体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实现大多数人都认可的目标。 例如，唐家岭村如果仅按照宅基地面积补贴，一些有着大面积宅基地的家庭将获得远远多于一般人家的拆迁补偿，但村里大部分宅基地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下，为了让大部分人同意补偿方案，大于160平方米的宅基地不再纳入补偿范围。以前通过违法建设高层房屋获得的暴利性租金收入（改造前部分村民一年的租金收入可达20万-30万元，甚至数百万元）不复存在。 拆迁的补偿方案确定了定向补偿、实物补偿、留地安置等多种补偿安置方式。北京各城区的重点村拆迁可以灵活创新确定补偿方式。例如，朝阳区各乡具体制定住宅腾退补偿政策，就考虑了居住面积小的困难户等情况，具体补偿方式由农民自主选择。石景山区创新提出“1∶1.2房屋实物面积安置”“院地补助”，并举办拆迁困难户联席会评议实施办法。 在重点村改造中，将建设1181万平方米回迁安置房，计划在动迁后两年时间内回迁。 截至2013年6月，已有48个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已开工建设，其中33个村已经全部开工建设，15个村部分开工建设。其中，有16个村已全部竣工并陆续回迁，另有5个村部分竣工。作为回迁安置房的配套工程，已规划4平方公里用于水务、交通、医疗、学校等公共设施，实现公共服务与城市接轨，提高生活水平。3.产权改革农村城市化的关键问题是产业发展问题，农村集体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农民利益得到保障，农村城市化才是健康的。 在重点村改造中，政府将拆迁整理的土地按照每个劳动力人均50平方米标准，共规划620万平方米产业用房，统筹重点村产业与周边高端产业功能区协调发展。 同时，试点集体土地上建设租赁房，加强对农村集体土地出租和使用的管理。拆迁中留地安置的补偿方式也为集体产业留下发展空间。 同时，政府全面启动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提出 “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要求，让农民拥有股份，成为集体经济的收益者。 目前，各重点村产业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各重点村基本都进行了集体资产量化处理、所有成员界定及农龄登记工作。 至2013年6月，50个重点村中已有44个村完成产权改革，其余6个村也已启动改革。4.转农为居50个重点村现已全部启动整建制农转居工作。通州区和昌平区都将改造与区人力社保局、民政局、公安分局对接，将整建制农转居与社会保障挂钩。而在丰台区，农转居则是与征地工作同步进行的。 目前，市政府已批准丰台、石景山、通州、顺义、昌平、房山区的28个重点村整建制农转居工作方案，部分村完成了整建制农转居。 在农转居过程中，确定了实行城乡制度衔接，社会保险及一次性就业补助等由征地、项目投资承担的原则。也就是说，征地补偿等“收入”必须先支付村民的社保和就业补偿，然后再考虑他用。 农民转为居民后，全面接轨城市社保体系，搬迁村民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稳步提升，实现各类救助群体社会保障全覆盖。各村也在尽快落实社会保险补缴工作。比如，大红门村2815名村民均可参加“新农合”及“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此外，政府还着手推进农民转移就业培训，多渠道拓展就业渠道，力争有就业愿望的人员100%就业，从而使农民的技能有所提高。 比如，大兴区出台了一系列文件，抓住了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资源整合的机遇，加强两区就业工作融合对接，使得瀛海镇、旧宫镇大部分劳动力在开发区实现就业。实践中的制度创新北京50个重点村建设改造工程，通过制度创新消除了城乡二元体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进程进行了重要实践，为其他需要改革、重建的村落提供了借鉴和经验。1.城乡统筹理念“一村（乡）一策”的城乡统筹理念，首先为重点村起到极大的指导作用，赢得了宝贵时间，且充分利用本村的优势资源，对症下药，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在城市化改造中，各重点村按照一村一策的政策，根据自身资源进行了规划和改造，采用的模式主要有土地储备、绿隔建设政策模式。 土地储备模式即由村里向土地储备机构贷款，开始拆迁和回迁楼建设，整理出的部分土地交由土储部门列入土储上市，实现资金平衡。 绿隔建设模式则是由各村委会的农工商联合公司、农民出资合作建房，集体和政府也投入，项目享受绿隔建设的优惠政策。 此外，重点村对自身土地规划与建设拥有一定的自主性。如丰台区大红门村的土地改造规划，虽然日后作为森林公园的土地所有权归于政府，但使用权依然属于大红门村，这一模式对其他村日后改造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另外，在行政审批上，由于北京市发改委下放了重点村建设的立项核准权和招投标核准权，直接指导重点村的科学立项，不断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和效率，进而使得拆迁、建设、产业发展、整建制农转居工作得以落实。2.土地管理与所有权改革创新土地资源统筹利用及所有制改革是制度创新的一大方面。由于农民集体的剩余土地在调整规划后可不改变所有制性质直接参与城市建设，且允许在集体土地上建租赁房，将重点村一定比例的土地列入土地储备，某种程度上实现了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同地同权。 非农产业的增加，则提高了土地的流动性，使土地利用向更有效率的方向发展。 例如，海淀区唐家岭村，除回迁房之外，村里还拥有不少的写字楼、租赁房屋，为该村提供了重要的土地租金收入。 由于改造方案结合各个村的实际情况，个别村的成功经验也很有借鉴意义。如朝阳区建设用地不足的龙爪树村，在保持建设用地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打破乡域界限，与其他乡适当置换用地性质，实现双赢。 按照“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的思路，进行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在吸引外来资金的同时，最大程度地利用自有资金，让农民真正成为有资产的市民。农民真正参与建设，才会更有积极性。3.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且必要的步骤，旨在缩小城乡在生活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的差距，而建设资金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此次重点村改造中，北京市各部门都积极为重点村改革搭建融资平台，保障建设资金需求。 北京银监局对融资政策进行专门指导，并对重大项目融资进行具体指导和协调，这保证了融资的方向和效率，让有限的资金资源产生最大的价值。另外，市政部门建立的应急风险资金能够有效缓解资金筹集压力，在关键时能有力地支持重点村建设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融资计划优先满足的是重点村基础设施资金需求，这与土地改革中发展非农产业相吻合。如道路交通，从大红门村的改造经验来看，用自己的钱搞道路建设，借政府之力贷款融资，既缓解了道路建设的燃眉之急，又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政策建议（一）政府要对“城中村”改造给予足够的重视，并推进实施。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50个重点村改造中部分村的政策落实不到位，甚至没有开始改造。 比如，昌平区东三旗村就没有开始原计划的改造。据村民反映，政府在改造计划发布后没有落实后续改造工作。鉴于此，政府应加强督促、落实各重点村改造工作，而不是只完成方案和政策设计，就不管了。 此外，重点村回迁安置房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问题也应引起重视，部分村出现了资金紧张、无法完成建设任务的局面。主要原因有集体自有资金不足、土地融资困难、后期融资受到严格限制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对资金问题予以重视。 （二）进一步落实改造后的农民权益。 调研中发现，村民的权利意识较为淡薄，对本村的改造意图、改造后权益不甚了解，因此可能会成为改造的阻力。建议加强宣传教育，让村民对自身权益有充分了解，从而支持“城中村”改造进行。 在改造过程中，每个村几乎都划出很大一部分土地被征用为绿地，但这部分土地补贴并不按照市价，补贴资金极少。虽然一些重点村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即把绿地所占土地无偿交给政府，但是村子保留该土地将来用作其他用途的收益权。 建议今后接受改造的村庄借鉴此方法，维护村子和村民的土地权益，保留土地收益。就总体而言，部分村出现了用地减少、农民权益受损的问题。 整建制农转居进程也有一定困难，主要原因在于资金紧缺，难以完成社会保障对接的费用，以及程序上限制条件过于苛刻，要求必须完成拆迁任务、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资产处置工作以及社会保障保险衔接费用筹集到位，因此离整建制农转居的实现还有一定距离。 （三）真正落实农民产业用地。 在现实中，重点村改造后的产业及回迁房用地实际比例过小。 参照台湾“城中村”改造方法，其村子留用土地占到原村总面积45%左右。但此次改造的留用土地占比远远小于该比例，农民的权益受到了一定损害。 建议在“城中村”改造中充分考虑农民的权益，增加回迁房和产业用地比例。 此外，虽然每个重点村都留下了产业用地，但由于审批过程复杂，加上村庄自有资金短缺，这些土地迟迟不能开工建设。 同时，因为产业用地的用途并没有合理、详细的规划，资源短缺的村子多数将此地用作物流等用途。 建议各村综合自身实际情况对产业用地进行良好规划，有条件的可以多个村连成产业区，这将有助于集体产业壮大以及未来的发展。 （四）落实农民房屋产权。 公租房产权只有70年，改造之前农民拥有宅基地的永久使用权，巨大的权益落差会加大改造的难度，引起农民的反感抵触。 建议政府充分考虑农民权益，给予70年后公租房补贴承诺，让农民权益得到明确保障，也让农民安心上房。并且在改造过程中还出现了小产权房问题，也需要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五）重视外来人口居住成本问题。 原居住在“城中村”中的大量外来人口在改造时被迫离开村子，改造后由于房租升高不能回到原村继续居住。因此这些人的去向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可能加重其他未改造地区的压力，造成新的“城中村”问题，从而抵消改造效果。外来人口居住成本的上升，也会抬高城市雇工成本，给城市长期发展造成负面效果，必须引起重视。 （六）增强农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自主性。 “城中村”的改造是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的，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宣传、拆迁、回迁，造成了政府与农民处于对立面的表象。 但实际上改造对于村庄和村民的未来长远发展是有利的，也是“城中村”融入城市客观上必经的阶段，是村民变居民、自身发展的客观需求。 因此，建议提高农民的自主意识，提升农民对“城中村”改造的理解，给农民一个较长时间的反应阶段，而不是进行运动式的突击改造。这样农民才会支持“城中村”改造，减少争端，并积极地参与。 值得一提的是，让农民也加入到改造的队伍中，也可以集思广益，减少未来可能遗留下的问题
学校的图书馆，网上的论文网站。在图书馆的话都是学校已经毕业出来，一些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网上的一些论文，网上的话内容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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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城市设计已成为规划界、建筑界的热点研究领域。在理论上可谓百家争鸣，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繁荣局面； 在实践上，从南到北，全国上下，各种各样的“城市设计”项目如雨后春笋，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国际竞赛、招标项目，更是把“城市设计”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使 “城市设计”正悄然成为一种时尚，城市设计的地位也日益提高。又由于城市设计自身兼有理论形态与实践形态的双重属性，并在长期的探索中形成了一定理论与方法，因此，城市设计“独立”的呼声日渐高涨。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类似“城市设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说法，在学科体系中把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并列等同； 同时，大量以“X X X城市设计”命名的工程项目及设计成果不断涌现。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说明重视城市设计的思想正日益深人人心，这对提高我国城市规划设计质量、改善城市空间环境无疑是十分有益的；然而另一方面，如果缺乏深人的思考和研究，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独立于城市规划之外，不但不利城市规划学科体系和理论体系的完善，还可能导致城市设计流于表面化和形式化，反而不利城市设计积极作用的发挥。因此，必须明确城市设计在城市规划学科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理顺其与城市规划的关系，才能切实达到指导城市建设的目的。 应该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一直都有着难舍难分的渊源关系。 从历史发展看，工业革命以前及其早期的很多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就是城市设计活动，可见，对于那一时期而言，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是同一行为的不同表述而已；即使是现代城市设计的产生，也与城市规划难分你我。现代城市设计论的倡导者沙里宁最初建议：“。，。…为了分析中避免引起误解，谈到城市的三维空间概念时，就避免使用‘规划’改用‘设计’这个名词……一，在不涉及到所讨论的问题时，同意接受‘规划’这个通称。” 由此可知，城市设计最初是承担了城市规划中某一领域（三维空间）或某一部分的工作，并为了把该部分工作加以强调而作的用词上的规定，目的是为了提起人们对该部分工作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城市规划与建筑设计的分工，引起了城市空间设计的削弱，导致城市空间整体环境质量逐渐下降。人们为克服这一弊端，提出了城市设计的概念，使城市设计工作得到了恢复与发展。1965年美国建筑师协会出版的《城市设计—城镇建筑》一书中也提到，今日我们不得不使用城市设计（UrbanDesign）这个词汇， （与传统的城市设计Civ-ic Design相区别—笔者注），但“城市设计概念的建立，并非要去创造一个新的分离的领域，而是要防止这一基本的环境问题被忽视或丢弃。”可见，城市设计概念的提出，不是为了创建一个全新的学科，而是为了唤祝人们对环谙问颗的羊汁，为了恢复城市规划本身具有却被长期忽视的塑造、改善城市空间环境质量的职能，从而使城市规划更好、更全面地为城市建设服务。 从实际的操作层面上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也是紧密结合、密不可分的。 城市三维空间景观的塑造与城市平面布局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的关系。城市规划在涉及城市的用地布局、路网结构、市政设施等诸方面的同时，必然包含了对城市空间特征塑造的思考，没有“纯二维”的规划，而且规划的思想观念和意图也必须最终投映在土地和空间中才能得以实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所要研究的对象都是人们所处的城市，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它们都以创造一种良好的、有序的生产、生活环境为目的，都要综合协调各项城市功能，安排城市各项用地，组织好交通和安排好各类工程设施，都要研究城市的社会发展，考虑城市的历史文脉等。 可见，它们之间交叉、重叠的领域涵盖了城市建设系统各个方面，两者统一于一个完整的规划过程之中。规划的平面布局图，也是城市设计进行城市三维空间环境塑造的基础依据和前提； 另一方面，对城市空问的塑造与安排，又可反馈回来对平面布局进行完善、补充和调整，从而使两者都趋于更加合理化。反之，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脱节，其交又的部分必不能取得统一，出现设计和规划之间改动很大的现象，造成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多方面的浪费；如果不进行改动，两个不同的方案对于同一城市或同一地块而言在实际中根本无法操作实施，规划设计的方案只能落个“图上画画、墙上挂挂”的结果。当前很多地方都是在还没有进行规划之前，就委托进行“城市设计”，这种没有规划原则指导的“城市设计”最终也只能停留在漂亮的模型和图纸上，很难说有多少现实意义。 另外，从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实践来看，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也一直是融合在一起、互相渗透、密不可分的。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可概括为： 本世纪初学欧美，50年代学前苏联，80年代以来学欧美与建构我国城市规划理论并存（60^-70年代断层，无规划）。无论哪个时期，在规划程序上始终以总体规划设计（含分区规划）和详细规划设计进行阶段划分，如果“设计”观念不在全过程体现就无法达到整体效果上的完美。而且，在我国以往的规划实践中，普遍存在着注重物质形态规划、对可行性分析、经济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的问题。对成果的评价也往往是认为图纸画得越漂亮，设计水平就越高；我国现行的规划教育体制仍未能突破形态规划的传统，使得学生对“形体”、“造型”的设计产生偏爱，而缺乏对理论研究的关注和热情。 因此，我国的城市规划无论从实践发展，还是从对规划的认识、规划的过程以及教育体制上，在对形体方面的关注不是提得不够，而是提得过多了，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识之士早就开始呼吁：“超越形态规划”、“少些表现、多些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片面强调城市设计的独立性，很可能是为形体规划论打起了一把保护伞，使我们又回到只注重物质形态规划的老路上去，这一点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城市规划设计”一词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学科发展的历程，规划和设计相结合，反映了我国城市规划工作的特点和实际。对城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安排布局与对城市空间环境的塑造，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不密不可分的指导城市建设的两个方面，若人为地将其分开，必然产生众多的、难以解决的矛盾。 城市设计只有与城市规划相结合，走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充分发挥其空间景观环境塑造的职能，才能真正实现设计价值观从以规划师为主体向以使用者为主体的转变。城市规划应将城市设计作为自己学科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将城市设计纳人统一的城市规划过程，不仅因为它们所处理的内容和对象相接近或者衔接得非常紧密而无法明确划分开来，而且还完善了城市规划对城市社会整体的把握，同时也符合我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实际。 即使在西方，60 年代以后城市设计的发展也并不是废弃了城市规划，而恰恰是城市规划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城市规划工作的重点向两个方向转移：一个是以Zoning为代表的法规文本体系的制定和执行，另一个就是以人为中心，通过城市空间环境塑造提高人们生活空间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城市设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设计才有可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因此可以说，城市设计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完整的城市规划过程中紧密结合的两个方面，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辅相承，共同为城市建设服务。只有走城市设计和城市规划一体化的道路，才能兼顾各方面的效益，使城市建设大系统达到最优化。
“做梦都没想到自己也成了南京人。融入的感觉，真好！”李玉连声感叹。来江苏南京打拼七年，她从一线工人成长为销售经理。积分落户政策，让她实现了梦想。“80后”的经济学硕士，毕业不进写字楼，却选择回乡种地。在河北省固安县周家务村，胡世丹和同学共同创办的休闲农庄里，瓜果正飘香。城市吸纳人，乡村吸引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近14亿人口的大国来讲，国家的强盛既离不开城市的繁荣，也离不开乡村的振兴。“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要把乡村振兴战略这篇大文章做好，必须走城乡融合之路。这些年我国城镇化进程有序推进，城市、乡村并肩前行，融合发展会给城市和乡村带来怎样的机遇？新型城乡关系该如何实现？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看现状——发展要素流动加快，城市向乡村敞开大门，乡村变身城市“后花园”“现在城里机会多哩，只要有本事，收入肯定差不了！”在湖北武汉当育儿嫂的陈月琴正准备考中级育婴师，“这个证一拿下，每月工资7000元打底。”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高坝镇蜻蜓村里，盛放的薰衣草宛如一片紫色海洋。原本在外打工的村民张月富回到村里，和友人合伙开起农家乐，“开张第一天就来了20桌客人，营业额6000元！”两个“小账本”的背后是人才要素在城乡间加快流动的现实。“长期以来，农村各种要素单向由农村流入城市，造成农村严重‘失血’，这个问题不解决，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就无从谈起。”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说，要推动城乡要素有序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看人才——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农民工已达2.88亿人，其中进城务工人数超过1.35亿人。与此同时，返乡创业人数也在增加。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过800万人回到乡村开启职场新篇章。看资金——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司长曾衍德说，工商资本已成我国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目前工商资本每年投入乡村产业的资金都在万亿元以上。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我国民间投资中，农林牧渔业投资增长12.4%，增速比上年提高0.4个百分点。要素流动加快，带来城乡发展新活力。城市这一头，门户越开越大。就业机会稳定——今年年初，广东和四川首次合作，开通入粤返岗免费专列，1800多名川籍务工人员节后顺利返岗。组织招聘、搭建信息平台……各地的“春风行动”积极为农民工就业创业提供服务。如今，农民工在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过半，外卖、快递、家政服务等成为城市吸纳农民工就业的新阵地。落户门槛降低——在青海西宁，外来务工人员可“租房落户”；在广东广州，城市公共服务特殊艰苦岗位人员可获得单列落户指标；在山东，城镇落户限制全面取消……目前，全国已有9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仅去年一年，就有近1400万人进城落户。公共服务共享——“拿着居住证，也能享受市民待遇。”来山东济南务工半年的韩林对居住证的含金量很满意。办理游园年票、申办工商营业执照、子女入学、医保报销……以居住证为载体、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日益健全。城市大门大开，而乡村这一头，面貌也日新月异：基础设施更畅——“足不出户就能购物，生活和城里没两样！”河北保定夜借村村民谭子壮享受着网购的便利，他开的网店红红火火。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在城乡间“无缝连接”，拉近了城乡距离。截至去年底，全国99.5%的建制村通了硬化路，99.1%的乡镇通了客车，95%的建制村连接了4G网络。保障网络更密——“多亏了大病保险。”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城关镇的村民李栓柱因患直肠肿瘤住院，16万多元的医疗费用，报销后只需自付2万多元。近年来，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高。截至去年底，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覆盖13.5亿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从每月70元提高到88元，3700万名农村学生吃上免费营养餐。乡村环境更美——“以前村里啊，鸡鸭满地跑、厕所臭熏天，哪留得住人呀。”江苏省淮安市五里镇村民苗华感叹，经过几年的统一规划，现在环境干净多了，亲戚回乡都愿意多住上几天呢。初步统计，2018年全国完成农村改厕1000多万户，近30%的农户生活污水得到处理。以前“垃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现在“室内现代化，室外开鲜花”，越来越多的乡村成为城市“后花园”。看机遇——扩内需，乡村潜能加快释放；补短板，城乡关系更趋协调当前，我国还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农民进城还是大趋势。有人提出，是不是把城市发展好，让农民都进城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现代社会里，城市和乡村都不能够单独存在，它们的关系就像一个人的整体。”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锡文说，城和乡具有不同的功能，乡村的功能发挥不好，城市也很难发展好。那么如今的乡村又拓展了哪些新功能呢？消费大市场——“刚刚建了新房，彩电、冰箱、空调等家电也置办全乎了，日子越过越红火。”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下塘村的谭民义笑得很开心。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魏百刚表示，随着农村居民收入不断提高，乡村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农村市场已成为扩大内需的亮点。今年前5月，全国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超过2.3万亿元，同比增长8.9%，高于城镇消费品零售额增幅0.9个百分点。农村电商保持较快增长势头，据淘宝大数据平台显示，5月份食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24%。就业新天地——白云深处，福建建瓯市东际村风光秀美。村民游生其返乡创办了生态种养合作社，种养的高山蔬菜、土鸡土鸭走俏市场，年产值500多万元，带动全村农户年增收20%。农村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农民工返乡创业正由“星星点点”向“星罗棋布”转变。农业农村部新闻发言人广德福介绍，截至去年底，“返乡创客”中农民工人数达540万，占70%。返乡下乡人员创办的经济实体带动农户经营收入平均增加67%。产业新基地——四川成都的白领何明喜欢采摘，他说：“亲手摘的水果，恁个好吃。乡村空气清新，风景养眼，一天下来，巴适得很喽！”串联起一二三产业，乡村旅游成为乡村产业新增长点。据测算，2018年，全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接待人次超30亿，营业收入超过8000亿元；稻渔综合种养面积超过3000万亩；主食加工业营业收入达2万亿元……如今，一批彰显地区特色、体现乡村优势、乡土气息浓厚的产业，正在农村成长壮大。从乡村发展的现实看，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能单纯依靠推进城镇化。有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城市的污水处理率为95%，农村为22%；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为97%，农村仅60%；城市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9人，农村仅为4.3人。“城乡之间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等方面，表现在资源布局、能力提供和服务质量上，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加快补齐公共服务等短板。”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副司长周南说。我国还有近6亿人生活在农村，即使将来城镇化率达到70%以上，农村还会有4亿多人。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如果一边是越来越发达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缩小城乡差距是带有标志性的硬任务。看前景——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实现城乡发展“一盘棋”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迫切需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补齐农村发展短板。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会不会耽搁城镇化发展步伐？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张红宇直言：“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不意味着应该放缓城镇化步伐。恰恰相反，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必须置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架构中推进，通过‘以城带乡’‘以城兴乡’‘以工哺农’‘以工带农’，实现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下好城乡“一盘棋”，需要多点协调，共同推进。增供给——加大资金投入，优化制度供给，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强大支撑。重庆忠县，35万亩柑橘林延绵在青山绿水间，作为田园综合体建设试点，规划总投入30亿元，建立从“一个柑橘”到“一杯橙汁”再到“一片美景”的全产业链，让22万人走向富裕。支持地方政府发行政府债券，用于城乡融合公益性项目；调整土地出让收入使用范围，提高农业农村投入比例；创新中小银行和地方银行金融产品提供机制；撬动更多社会资金投入……一系列政策“组合拳”，让更多真金白银流向农村。2013年至2017年，仅农林水支出科目，全国一般公共预算累计安排就超过8万亿元。2018年，农业投资更是比上年增长15.4%，增速快于全部投资9.5个百分点。“资金要素在城乡之间有序流动，将为城乡融合增添更多发展新动能。”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促改革——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为城乡融合发展打通了堵点。在浙江省德清县，莫干山镇以300多万元的成交价将村集体建设用地出让，作为酒店用地。“这既解决了企业用地难题，又让村集体充分享受土地增值红利。”酒店负责人赵建龙说。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始终是农村改革的主线。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说，农村土地改革，“稳”是基础，“活”是目标，推动农村土地征收、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等“三块地”改革，实现征地范围缩小、城乡建设用地同地同权等，让沉睡的土地焕发新活力。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三块地”改革在33个试点县（市、区）已按新办法实施征地1275宗、18万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地块1万余宗，面积9万余亩；腾退出零星、闲置宅基地约14万户、8.4万亩，办理农房抵押贷款5.8万宗、111亿元。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截至2018年底，仍有2.26亿城镇常住人口尚未落户城市，其中65%分布在地级以上城市。郑风田说，“解决好落户问题，需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联动。”据了解，目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大城市也已计划放宽落户条件。强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持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城乡融合发展增添活力。“改种优质辣椒品种，上马辣椒酱加工项目，产品身价实现从每斤1毛5、1块5到15元的三级跳。”在广东雷州，绿富种养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志德带动300户社员靠种植辣椒鼓起腰包。小麦、稻谷继续执行最低收购价预案；把农业产业链的增值收益、就业岗位尽量留给农民；农村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向农民股金分红……一项项好政策充实着农民的“钱袋子”。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比已由2007年的3.14倍下降为2018年的2.69倍。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程国强说，“保持农民持续增收的良好势头，让他们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拥有更多获得感。”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初步建立；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更加完善；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将成熟定型。
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F5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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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社会实际，谈谈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与结果，3000字论文相当的不好写，谢谢你的问题，祝您的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