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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论文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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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论文文献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人﹐人称“韩昌黎”。 韩愈﹐19岁开始参加进士考试﹐“三试不中”﹐直到25岁才考中进士﹐后在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中又连遭失败﹐仕途坎坷。多经反复﹐直到35岁才当上京官“四门博士”﹐后升迁为监察御史﹐又因为为民 *** ﹐得罪当政的京兆尹李实﹐很快被贬为阳山县令。 唐德宗死后﹐韩愈重受提拔﹐先后当上国子博士和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向皇帝上书反对迎拜“佛骨”的《论佛骨表》﹐得罪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他先后作《祭鳄鱼文》﹑释放奴隶﹐深得百姓爱戴。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即位﹐韩愈被召回作国子祭酒﹐后转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57岁﹐追赠礼部尚书。 韩愈的真正成就﹐在于文学领域。韩愈积极领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并使这一运动获得重大的成功。 所谓古文运动﹐就是改变汉魏六朝以来的骈体文﹐恢复先秦时代的散文体。韩愈把古文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愈提倡古文的目的﹐就是﹕“通其辞也﹐本志乎古道也。”以古文来振兴儒学﹐恢复“圣道”。 韩愈认为﹐“文以载道”﹐文和道必须有机结合起来﹐应该首先重视的是道﹐“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 韩愈以“物不得其平则鸣”为根据提出了一条理论﹐认为人“有不得已而后言者”。 韩愈认为﹐文体上应该学习古代圣贤之为文。但必须“师其意﹐不师其辞”。 韩愈还提出﹐写文章应该“唯陈言之务去”﹐去年陈词滥调﹐务争有所创新。 韩愈领导唐代古文运动是成功的﹐从此“古文自唐以后为一大变”﹐一改 *** 的文风。苏轼据此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韩愈的文学主张﹐对于后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和文学实践活动都有积极的影响。 韩愈的作品非常丰富﹐现存诗文700余篇﹐其中散文近400篇。 韩愈的散文涉及方面很广﹐有“扶树教道”﹑宣传儒家思想的作品﹐如《原道》﹑《原姓》﹑《原毁》﹔有寓意深刻的杂说﹐如《龙说》﹑《马说》﹔有刺社会之弊的议论和表状﹐如《讳辩》﹑《论佛骨表》﹔有谈“求师之道”的﹐如《师说》﹔有感情激荡﹑真挚动人的祭文﹑墓志铭﹐如《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 韩愈的诗作也取得很大成就。他不拘泥于李﹑杜﹐而是有所革新与创造﹐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 韩愈三进国子监做博士﹐一度担任国子监祭酒﹐招收弟子﹐亲授学业﹐留下了论说师道﹑激励后进和提携人才的文章﹐不失为一位有创造性见解的教育家。 韩愈力改耻为人师之风﹐广招后学。柳宗元曾赞叹说﹕“今之世不闻有师﹐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招后学﹐作《师说》﹐因抗颜为师﹐愈以是得狂名。” 韩愈在教育方面的论文主要的有《师说》﹑《进学解》和《杂说四.马说》等等。在这些文章中﹐他强调了求师的重要性﹐指出“人非生而知之”﹔提出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命题﹐认为只要是有学问的人﹐就是自己的老师﹔他还提出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的至理名言﹐把有才能人比作千里马﹐指出“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阐释了在位之人如何识别人才﹑对待人才和使用人才的问题。 韩愈的“性三品说”在哲学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韩愈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就是说﹐人性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情是后天产生的。性的内容表现为仁﹑义﹑礼﹑智﹑信(五德)﹐情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性情人人都有﹐但程度不同。韩愈认为﹐这种差异也是天生的﹐因而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品﹐相应的情也有三品。根据这种理论﹐韩愈提出对上等人用“教”的办法﹐对下等人用“制”的办法﹐使之“畏威”。这种理论同董仲舒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一脉相承的。性三品说﹐必然导致英雄史观。韩愈认为﹐历史由“圣人”创造﹐这是性三品说的必然逻辑结论。 韩愈的作品﹐充实了盛中唐文化﹐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他的思想观点﹐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成为我国文学思想史上一位杰出人物。

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可以)依靠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难问题的。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从老师(学习),那些成为疑难问题的,就最终不能理解了。生在我前面,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早于我,我(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生在我后面,(如果)他懂得的道理也早于我,我(也应该)跟从(他)把他当作老师。从师的传统,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难啊!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跟从老师而请教;现在的一般人,他们(的才智)低于圣人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就更加圣明,愚人就更加愚昧。圣人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愚人之所以能成为愚人,大概都出于这吧?(人们)爱他们的孩子,就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呢,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孩子们的老师,是教他们读书,(帮助他们)学习断句的,不是我所说的能传授那些道理,解答那些疑难问题的。有的(句读)向老师学习,有的(疑惑)却不向老师学习,小的方面倒要学习,大的方面反而放弃(不学),我没看出那种人是明智的。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就成群聚在一起讥笑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讥笑),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道德学问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唉!(古代那种)跟从老师学习的风尚不能恢复,(从这些话里就)可以明白了。巫医乐师和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们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见识竟反而赶不上(这些人),真是令人奇怪啊!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师从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时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百度汉语AI让学习更简单立即下载注释(1)学者:求学的人。(2)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交给学业、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泛指古代经、史、诸子之学及古文写作。惑,疑难问题(3)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论语•季氏》:“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之;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 知,懂得。(4)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5)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6)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7)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8)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用做动词。(9)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10)是故:因此,所以。无:无论、不分。(11)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12)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13)出人:超出于众人之上。(14)犹且:尚且。(15)众人:普通人,一般人。(16)下:不如,名作动。(17)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18)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19)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20)惑矣:(真是)糊涂啊!(21)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22)授之书而习其句读(dòu):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逗)的教学。(23)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24)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25)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26)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百工:各种手艺。(27)相师:拜别人为师。(28)族:类。(29)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30)年相若:年岁相近。(31)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感到羞耻,以高官为师就近乎谄媚。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32)复:恢复。(33)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34)乃:竟,竟然。(35)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36)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37)郯(tán)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苌(cháng)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38)之徒:这类。(39)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论语•述而》原话:“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40)不必:不一定。(41)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42)李氏子蟠(pán):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进士。(43)六艺经传(zhuàn)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44)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45)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46)贻:赠送,赠予。古诗文网视频

中唐时韩愈贬放潮州,对潮州历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潮州是目前为数不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而潮州之能成为历史文化名城,就离不开韩愈。甚至可以说,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的现在。本文拟就韩愈谪潮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的影响作一粗浅的论述,以求正于方家。 一、三大效应: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的主要原因 一般而言,一个贬臣逐客如果能够赢得贬地人们永久的崇敬与怀念,从而对贬地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发生影响,往往离不开这样三个因素: A 棠阴效应:贬官在贬地积极有为,如召公施以惠政,造福一方,赢得当地士庶的永久怀念; B 名人效应:贬官本身是一个具有较高知名度的文化名人(诗豪、文豪或名艺术家等); C 宣传效应:贬官身后得到他人的推崇宣传。 唐代贬谪潮州的中央大员可谓多矣,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杨嗣复、李德裕、李宗闵等都曾贬逐潮州。但他们基本上没有在潮人心灵世界中占据一席之地,也没有留下什么可供后人观瞻的文化遗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这三大效应:或在贬潮期间无大作为,影响微微。 如果为官一任,不能造福一方,无论如何也不会为当地人士所认同,所怀念;或虽为中央大员,却文名、诗名不高。所以,他们在贬所只能是匆匆过客,很快就被“雨打风吹去”,消失在历史的深处了。 韩愈则与之不同。韩愈之于潮州,完全具备了这三大效应。因而,他地位虽不如曾高居相位的李德裕辈,贬居潮州的时间也很短,仅七个多月,却赢得了不朽的声名,永远活在世世代代潮人的生活世界之中。当然,不仅仅是潮人尊崇韩愈,在中国文化思想史上,“尊韩”几乎是唐宋以来中国历代文人士子的共同心理,这不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也不是地域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历时性的全国性的突出文化现象。但相对而言,在全国范围内,恐怕很少有一个地方的人象潮州人那样崇敬韩愈、神化韩愈,以致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都为之受到了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韩愈是大名鼎鼎的诗人、古文家,也是著名的思想家,在当世已享有盛名,因而他所到之处,自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关注与尊敬。而实际上,在韩愈未到潮州之前,韩文就已流传到了潮州,潮人进士赵德就曾在“蓬茨中手持目览,饥食渴饮”,并为之“沛然满饱”而自发把韩文编录成集了①。韩愈的“名人效应”于此可见一斑。 韩愈之能为潮人永久崇敬,尤其与宋代仕潮官吏的尊韩和其他文化名人的推崇与宣传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宋哲宗时,王涤知潮州,把刺史堂后的韩文公祠迁至城南七里处,并专门约请名满天下的苏东坡撰写碑文,东坡因而写成《韩文公庙碑》的千古名文,文章高屋建瓴,高度评价了韩愈,这对潮州以至全国性的尊韩发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历代仕潮官吏尊韩学韩,也对潮人崇拜韩愈起着推波助澜的巨大作用。对此,著名学者饶宗颐先生早在《宋代潮州的韩学》一文中有过细致而精辟的论述②,庄义青先生也在其近著《宋代的潮州》一书中进行过详细的阐述。兹不赘述。 众所周知,韩愈之治潮惠政,主要有驱鳄除害、关心农桑、赎放奴婢、延师兴学等方面。当韩愈贬来潮州之时,潮州正处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潮州自古以来,远离中原,僻处岭外,交通不便,形成一个带有封闭性的地理文化圈。唐杜佑《通典》云:“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是以汉室常罢弃之。”到唐代,当中原文明已高度发达的时候,潮州大部分地区还仍然处在荒凉落后的状态之中。因而潮州成为当时贬臣逐客的弃置之所。有唐一代,在韩愈之前,先后有不少中央官员如张元素、唐临、常怀德、卢怡、李皋、常衮等谪放潮州。他们把中原文化礼俗某种程度地传播到了潮州。当时潮州固然土广人稀,落后荒僻,但社会已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已有了一定的根基。自韩愈贬潮之后,潮州的社会历史则加快前进的步伐,到了宋代,潮州人口迅速增多,由唐元和年间的一万零三百二十四户,猛增到北宋元丰年间的七万四千六百八十二户与南宋淳祜年间的一十三万五千九百九十八户③。随着人口激增,潮州的经济文化也迅速发展,并逐步赶上了中原和江淮地区的发展水平。可见,韩愈恰好是在潮州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点上贬到了潮州。潮州当时的历史发展,正需要文明的火焰烧去蛮荒落后,代表中原文化的杰出人物韩愈,恰逢其时,贬来潮州,奋发有为,德化潮州。这大约是一种历史的因缘吧;而潮人之尊韩,应该也离不开这个因缘。 二、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与潮人群体心理的深刻影响 现代民俗学认为,民俗作为文化现象,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喜好,民俗是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世界和文化生活④。就其整体而言,民俗又是一种历时性的文化创造与文化积淀。而一个地域的民情风俗,则反映着该地域人们的独特心理。现代民俗学的思想为我们研究韩愈贬潮与潮州民俗生活的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潮州市区今有“昌黎路”,有“昌黎小学”。人们为一条路、为一个学校起名,决非随意而为,它往往反映着命名者的特定的文化心态。以韩愈的号命名,其作为一个民俗文化事象,就反映着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崇敬。在昌黎路中段今潮州博物馆前有巍峨的石牌坊,它建于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坊额题着“昌黎旧治”、“岭海名邦”八字,既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怀念与赞誉。又流露出潮人因有文化名流韩愈治潮而产生的自豪之情。潮州西湖公园内涵碧楼后面山坡上有一“景韩亭”,亭内正壁中有据说是韩愈所书而由清代潮州知府龙为霖主持摹刻的《白鹦鹉赋》石碑。潮州北郊韩江北堤旁还建有“祭鳄台”,等等。潮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韩愈,与此同时,潮人自己的生活世界也因此增添了几处胜迹,增添了许多历史文化的内涵。 尤值一提的是潮州有一永久性的纪念韩愈的胜地韩文公祠。潮州韩文公祠始建于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迁至韩山。后几经变迁,几经修葺,历八百年而香火不断。它是我国现存纪念韩愈的一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整的祠宇。该祠之修建与存在,作为一突出的民俗事象,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极大。它寄托着潮人的崇韩心理,又是旅游观光或进行历史文化教育的极好场所。不管过去还是现时代的潮人,都喜欢到韩文公祠走一走,看一看,想一想。这已成了一种下意识的习惯,一种风气。在某种意义上,该祠可视为潮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志。凡是到潮州来的达官贵人与一般的海内外游客,都要慕名参观瞻仰。 由以上文字,足可见出韩愈对潮州生活世界的影响之大。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韩愈对潮州民俗生活尤其是潮人群体心理建构的深层的隐性的影响。 美国现代社会科学著名学者萨姆纳(1840 1910)有《民俗》一书,在其理论体系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行为方式。他认为,人生活着,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为满足需要,就得采取一定的行为方式。对行为方式进行优选,就很容易养成个人的习惯;而群体对同一行为方式的反复则形成风俗。他指出,“每一个人都受惠于其他人的经验,因而大家都趋向于被证明为合宜的行为方式。终至大家都采取达到同一目的的同一方式,这样,活动方式就转化成了风俗,成了集体现象。 韩愈对潮人民俗生活与群体心理建构的隐性的深层的影响,直接与他治潮之惠政联系在一起。 韩愈治潮惠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驱鳄除害。这对潮人的民俗生活影响甚巨。驱鳄除害事,在新旧唐书中皆有记载。《新唐书·韩愈传》云:“初,愈至潮州,问民疾苦,皆曰恶溪有鳄鱼,食民畜产且尽,民以是穷。数日,愈自往视之。令其属秦济以一羊一豚投溪水。”韩愈并写了《鳄鱼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风震电起溪中,数日,水尽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无鳄鱼患”。对韩愈祭鳄一事,后世向来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些文人士大夫持批评的态度。宋王安石在《送潮州吕使君》诗中告诫当时的潮州太守吕说:“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明确表示韩愈祭鳄为“诡怪”之事。近人郭朋在《隋唐佛教》中则认为,韩愈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唐·吉诃德,演出了一出“无聊的闹剧”。与之相反,千百年来,更多的一些文人学士、潮州历任太守及佐僚都对韩愈驱鳄称颂备至,苏轼肯定韩愈“能驯鳄鱼之暴”⑥,明宜德年间潮州知府王源《增修韩祠之记》中称颂韩愈“存恤孤茕,逐远恶物”;清代楚州人周玉衡则在《谒韩文公祠》诗中说:“驱鳄文章非异术,化民诗礼亦丹心”;……至于潮州的民众与学人则更抱赞赏与感激的态度。潮州当代学者曾楚楠肯定说,虽然凭一纸文章不可能根治鳄害,但韩愈驱鳄却富有积极意义,而韩愈“作为 一个被贬官员,置个人忧愁、不幸于度外,为了解除民瘼,刚上任即‘询吏民疾苦’,并诉诸行动,形诸文字的动机和行为,理所当然地会得到人们的肯定和赞扬”。因此,驱鳄行动成为宋代以后潮人尊韩的一项重要内容⑦。清乾隆间人李调元在《题韩祠诗》中写道:“官吏尚镌鹦鹉字,儿童能诵鳄鱼文。”这二句诗,即道出韩愈祭鳄事在潮州生活世界中的传播之广、影响之深。在韩祠正堂东侧石柱上,镌刻着清道光年间潮州知府觉罗禄昌的一付联语: 辟佛累千言,雪岭蓝关,从此儒风开海峤 到官才八月,潮平鳄渚,于今香火遍瀛洲 “香火遍瀛洲”五字,即表明韩愈在潮人生活世界中的深远影响。 韩愈治潮惠政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高度重视文化教育。贬来潮州不久,韩愈就写了《潮州请置乡校牒》,他认为,治理国家,“不如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也。夫欲用德礼,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于是,他一方面荐举地方俊彦赵德主持州学,一方面花大力气兴办乡校。办学缺资金,韩愈就“出已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给学生厨馔”⑧。百千之数,大致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禄,也就是说,韩愈为兴办学校,把其治潮州八月的所有俸禄,都捐了出来。这正是重义轻利的古君子之风的体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韩愈的兴学,决定性地影响了后来历代治潮者对自己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而实际上,不独王涤治潮以韩愈为师,两宋所有莅潮官吏,都崇奉韩愈,历任州刺史及州郡长官之佐僚,也都无不以韩愈为师⑨。萨姆纳指出:“风俗是一致的行动历时地造成的。”⑩尊韩奉韩,以兴学为首务,确乎已成为自昌黎之后历代莅潮官吏的不约而同的一种习惯,一种集体现象。 韩愈兴办学校,同时荐举当地俊彦主持州学,这也如“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滋润了潮人的群体性格。潮人向以聪明灵活、善于经商著称,在外地人眼里,潮人无异于中国的“犹太人”。然而,如果对潮人的认识仅止于此,那就是片面的了。只要深入潮人生活世界,你就能深切感受到潮人群体性格的方方面面,尤其能感受到潮人好学崇文的风气。这种好学崇文风气的形成,追根溯源,则直接得益于韩愈当年的兴学。早在北宋,苏轼就已指出:“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由是潮之士笃于文行,至于今号称易治。”(1l)。南宋乾道年间潮州太守曾造也说,潮州文物之富,始于唐而盛于宋,“爰自昌黎韩公以儒学兴化,故其风声气习,传之益久而益光大”(12)。这些话,明确揭示出好学爱文不仅是潮人个人性的习惯,而且已成为潮人群体行为方式的优化选择,成为一种有地域色彩的风气。 潮州有所谓八景,其中有一景曰“韩祠橡木”。橡木,亦称韩木,传说为韩愈手植,今已不存,但“潮人想慕者,久而弥殷”(13)。自宋以来,关于韩木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民俗传说:韩祠橡木开花之繁稀,预示着潮州士子登科人数之多寡。宋代潮人王大宝《韩木赞》即记载了韩木花开“兆先机”的神异传说:“(韩木)遇春则华,或红或白,簇簇附枝,如桃状而小。每值士议春官,邦人以卜登第之祥,其来旧矣。绍圣四年丁丑开盛,倾城赏之,未几捷报三人,盖比前数多也。继是榜不乏人,繁稀如之。”这个民俗事象是韩愈以儒学兴化直接结出的果实。王大宝分析道:“公刺是邦,命师训业,绵绵厥后,三百余年。士风日盛,效祥于木,理之宜然。”这几句话,表明在韩愈影响下潮州养成了多么浓厚的爱文好学的“士风”。南家王十朋《曾潮州到郡未几,首修韩文公庙,次建贡闱,可谓知化本矣。某因读韩公别赵子诗,用韵以寄》诗“至今潮阳人,比屋皆诗书”,即是这种风气的生动写照。曾有这样一个记载:宋孝宗问王大宝曰:“潮风俗如何?”大宝则以“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对之。(l4)这种好学崇文之风习一直绵延到现代。笔者自湘入潮,已寓居潮州五年,颇为深切地感受到,潮州好学爱文、尊师重教之风确乎比其他地方浓郁。诗词书画这些传统的文学艺术,在潮州民间有着深厚的基础,往往一些貌不惊人的人能随口吟诵韩愈的诗文;而一些个体户老板则往往能舞文弄墨,吟诗作赋。有一位企业家不仅加入了中华诗词学会,而且还由中华诗词学会为他出版了一部颇有份量的诗集。一定地域的民俗事象及其群体性格,一般都负载着千百年历史的深厚文化资源。潮州的这种人文传统,这种民情风俗,正因为遥接着绵延着韩愈当年以儒学兴化的古风,总使人感到其中氤氲着一种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 三、由人到神:韩愈在潮州的神化 苏轼在《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中说:“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确实,早在宋代,韩愈就被潮人请上了神坛,连带所致,韩愈的侄孙因护送韩愈有功,也成了八仙之一的韩湘子。韩愈不仅在士人农工心目中享有崇高地位,而且也成为商界奉祀的神灵。苏州现存的、立于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记》云:“我潮州会馆……敬祀灵祜关圣帝君、天后圣母、观音大士。已复买东西旁屋,别祀昌黎韩夫子。”曾楚楠先生指出:“商务组织中尊关帝、祀天后、拜观音,到处皆然而奉祀韩夫子,实为潮商所独有。”(15)可见,在潮州民俗世界中,韩愈已不复是历史人物,俨然已是一个神话人物。神话本是远古人类集体心理的文化载体,但在某些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中,非神话时代同样能够产生新的神话。而在中国神话的家族中,把现实中的真人史实加以神秘化以及神圣化,则是神话产生的一个重要方面。许多历史人物,如秦代的李冰、三国时代的关羽、宋代的岳飞、包丞等等,就都是被神秘化神圣化而从人的地位提升到神的地位,成为被祭祀崇拜的偶像,成了神话化的史实人物。象关羽,本是一历史人物,由于他身上所集中体现的忠、义、勇、刚等传统的特殊文化内涵,不仅符合广大民众生活世界中不能缺少的思想文化信仰之需要,而且也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加强思想文化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关公由一历史人物而被提升为神 “武圣”、“关帝”。但韩愈之在潮州成为神话人物,与关公不同。关公之成为神话人物,虽然离不开下层民众的崇拜,而更主要还是因为历代统治者出于统治的需要而不断加封与宣传。韩文公之成为神话人物,则主要出自潮人的崇韩之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远谪八千里来到潮州以后,韩愈就成了潮人心灵世界与民俗世界中的永远的神祗。在潮州历代的生活世界中,韩愈驱鳄及其许多与韩愈有关的民间故事一直被流播着、传颂着,也一直不断被丰富着,从而演变成了非神话时代的新神话。兹再举二例: 1、“走马牵堤”。相传恶溪(今潮州韩江)两岸原无堤坝,时有水患。韩愈抵潮以后,率领百姓筑堤。他先骑马沿溪岸勘测地界,下属则跟在马后,按他指定的路线插上竹竿作为标志。到了山跟前的终点,竹竿还未用完,便顺手撒在山上。隔天,在插过竹竿的地段,突然出现一道高大坚实的大堤。从此,汹涌的水流就被堤坝和高山挡住,而终端的山坡则长出茂密的竹子,山名也改为“竹竿山”(16)。 2、八仙造湘子桥。湘子桥为我国四大古桥之一。始建于北宋乾道年间(1171年),向以“十八梭船廿四洲”的梁舟合一的“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著名。关于此桥之修建,在潮州流传着这样一个优美的民间传说:韩愈驱杀鳄鱼之后,请来侄孙韩湘子与广济和尚,各从一边江岸向江心比赛造桥,佛道施法,工程顺利,不想工程快要煞尾时,因故停工待料,江心处未能垒石架桥。广济和尚只好请来十八罗汉,迅速把桥墩筑好。韩湘子则叫来“八仙”中其他七位道友,施法相助。何仙姑先掰了几片莲花,撒在江上,顿时化作十八只梭船;曹国舅拿出植板,放在梭船上,当作桥板;铁拐李解下腰带将十八只梭船串起,并系于东西两座石墩上,这样就造成了一座独特的桥。(17) 德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指出:“神话本身并非是一大堆原始的迷信和粗陋的妄想,它绝不是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它具有一个系统或概念的形式。”(18)如果完全以理性的眼光来看,神话也许荒唐无稽。但对于产生此神话的纯朴民间大众来说,这一点也不荒唐,而是严肃的事实。神话并非出于个人的创作,而是一个民族集团或一个地域群体的心理和观念的呈现。民族集团或地域群体所信以为实的神话内容,也即是构成民族信仰或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所说的群体信仰是指一个地域群体所共有的思想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整体反映,也是较之个人的宗教信仰更强有力的地域性共识或共同体规则。群体信仰的产生,并不是由理性的自觉而形成的,它是一个群体在长期的历史经验与文化传统的累积中形成的共同观念,并蕴藏着一种庄严肃穆的情感态度。把这种观念与情感投射到生活世界中,就产生了民俗事象与民俗仪礼,也产生了神话。(19)苏轼说:潮人对韩愈“独信之深、思之至”,出于对韩愈的一种深厚的感激、崇敬的心理,潮人把韩愈由人神化为神,这正整体性地折射出潮人的观念世界与心灵世界;而潮州的民俗生活也因此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潮人陈亿先生曾以诗的形式概括了神化人物韩愈的几个民俗故事,充分表达了潮人对韩愈的崇敬之情:“判石牵堤说有神,赤诚育得满园春。韩渠千载留恩泽,社戏笙歌究有因。”(20) 赵朴初老《访韩文公祠口占》说韩愈“不虚南谪八千里,赢得江山都姓韩”。作为贬臣逐客的韩愈,能够对潮州民俗生活与与潮人群体心理发生如此深远巨大的影响,确实是一个富有意味的话题。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根据事迹的性质,可分为正面典型材料和反面典型材料。一般事迹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韩愈事迹的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

一、作家简介

◆ 人物导语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既立业又立言,大力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功绩光耀千古。这个人就是韩愈。

● 作家档案

韩愈:768年—824年

字号:字退之;因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籍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时代:唐代

仕途: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作品:《韩昌黎文集》。其中有议论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诗歌,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早春》等。

名望: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其诗对宋诗影响极大,与孟郊等人被称为“韩孟诗派”。

二、成名缘由

▲ 贡献概述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古文家李翱、皇甫湜及著名诗人张籍、王建、贾岛、李贺均出其门下或受其提掖。

其作品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尤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

▲ 突出成就儒学

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理论上提出: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

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三、趣闻轶事

(一)韩愈走马牵山

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二)韩文公祭鳄鱼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人们叫它做“恶溪”。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七天之后,江里果真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三)韩愈勇于改错

韩愈是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才名四播,但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就是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生活不检点,喜欢赌博。张籍结识韩愈后,发现了他的这一毛病,就一再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和批评,最终促使韩愈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

韩愈在给张籍的回信中表示:“当更思而悔之耳”,“敢不承教?”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开展批评而断送,反而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不断地加深。

四、精彩语录

1、“唯陈言之务去。”

2、“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

3、“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

4、“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6、“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7、“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8、“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10、“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五.佳作欣赏

平常的心也需要心灵的颤动

当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感动、震撼、冲击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了。可是朋友,对于生命来说,这不是太乏味了吗?不要让自己的心在“无动于衷”中变得粗重,还要保持一颗敏感的人,感触生命中丝丝感动与爱。

有时,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困难挫折来临时,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不放弃,不气馁;当荣誉、光环来临时,不骄傲,不沾沾自喜,用平常心去对待它,毕竟荣誉只属于过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不易。但真正做到了,生命也会因此而绚烂。居里夫人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荣誉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平常心对待,才创造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的奇迹。

在生活中不过度敏感,保持平常心,才能握住幸福的生活。当你羡慕别人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时,当你嫉妒别人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时,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保持平常心,要知道你的生活也许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调整好心里的天平,幸福才会光顾你。

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一颗平常、毫无波澜的心境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平常之中保持敏感,在平常之中感受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多彩,生命才不会乏味。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敏感,何能感受这轻盈的美丽;孟郊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果没有对母爱敏感的感受,没有心灵的触动,何以写出如此让人读之泪下的文章?同样,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当我们听到田世国捐肾救母,魏青刚三次下水救人,黄志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使乘客安全下车时,当我们受到父母的关爱,朋友的帮助时,当我们春天赏雨,夏天赏花,秋天赏果,冬天赏雪之时,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那么这一切不都会引起我们心灵的触动吗?我们的情感因此而变得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而变得温暖……

在平常之中感受不平常,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受精彩,平常与敏感齐飞,平淡与精彩一色。聪明的你,用柔软的心绘出一片人生的真色彩!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韩愈散文研究论文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归纳其表现的思想内容为以下几点:1. 揭露并抨击社会的黑暗政治和丑恶现象,如《原悔》揭露一般士大夫诋毁后进之士的原因。2. 阐发自己在教育等方面的观点,如《师说》。3. 表现怀才不遇,如《杂说四之千里马》。4. 对封建科举官僚制度的控诉,如《蓝田县丞厅壁记》。5. 讴歌英雄怀念亲友等。如《张中丞传后续》,《祭十二郎文》。从艺术成就上看,韩愈散文具有以下特点:1. 文章富有气势,雄奇奔放;2. 富于变化,时而曲折变化,时而流畅明快,3. 语言准确,鲜明生动。4. 词汇丰富,句式灵活,流传了许多成语,如“佶屈聱牙”、“不平则鸣”等。5. 想象丰富,善用譬喻

一、韩愈作品的艺术性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是继司马迁之后最伟大的散文家,他的散文, 熔铸百家,“含英咀华”, 出神入化, 时时闪耀着独特精神的光辉, 令人耳目一新。笔者将其散文分为议论、记叙、抒情三类, 试就其艺术特色作些分析。1.纵横捭阖, 气势充畅雄肆———鲜明的政论特色。韩愈散文中, 议论文占很大比重。其中有指陈时弊, 为民请命的《论天旱人饥状》, 有集中表达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的《原道》, 有对社会黑暗现状作辛辣嘲讽的杂文等, 这些作品气势充畅, 纵横捭阖, 波澜起伏, 时见奇峰突兀, 而在转接之处又不可测识。我认为韩愈的议论文之所以能够如此, 一是他善于将各种材料有机地进行组织, 形成内在的严密逻辑性; 二是“不平则鸣”, 议论中深含强烈的感情色彩; 三是说理注重于运用生动形象的事实, 使文章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如《师说》, 采取总分结合,正反对比、反复论证的手法, 笔势纵横, 间架细密, 具有一种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杂说四》通篇围绕发现、爱惜和使用人才, 用可以感触的形象作譬, 跌宕起伏, 层层递进, 使全文一气贯注。根据不同的对象, 不同的论述内容采取不同的表达方式, 从而增强论证效果, 是韩愈议论文的又一特色。如《答李翊书》语气亲切、曲折层流而又酣畅流转;《进学解》借用自我嘲解的传统方法来抒写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 在写作中时而运用生动的比喻, 时而运用对比排偶, 时而正话反说, 反话道正旨, 婉曲中更见恣肆畅达, 表现出很强的论证力量。2.形象鲜明, 文气充沛———高超的记叙手法。韩愈写过许多传记、行状、碑铭、墓志等记叙文, 这类文章当时各有程序,很容易写得千篇一律, 但韩愈却以其雄厚的才力写得各有特色。他善于捕捉那些最能反映人物精神面貌的特征加以着力描写, 以突出人物个性, 勾画出一个个呼之欲出的鲜明形象,如《张中丞传后叙》中的张巡、许远等形象无不栩栩如生, 感人至深, 状物记事很重视形象的鲜明和文气的充沛, 如《毛颖传》虚实错落, 奇意选出, 诙谐趣味, 深得《史记》之神髓。3.情真意切, 荡气回肠———独特的抒情笔调。韩愈的不少祭文、哀辞以及赠序, 如《祭十二郎文》、《祭柳子厚文》等皆为抒情散文中难得之佳作, 或采用长短错落的散化文句, 或运用复迭错综的词句, 情感自肺腑流出, 表达上一唱三叹, 淋漓尽致。韩愈的散文无论叙事、议论、抒情都具有独创性, 他不仅打破了各类文体的程序, 而且打破了各种体裁的界限, 熔叙事、议论、抒情于炉, 使文章从不同角度打动人。在语言上, 善于吸收前人作品中的语言精华, 将其融会贯通, 推陈出新, 大大丰富了我国的语言宝库。总之韩愈的作品, 充实了盛唐中唐文化, 为我们留下了瑰丽的文化遗产, 他的思想观点推动了当时社会的思想进步, 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人物。韩愈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家。感情充沛、风格豪迈、笔锋犀利、气盛言宜,形成特有的雄奇恣肆、浩大奔放的气势和充沛的逻辑力量,是韩愈散文的基本风格。而不同类型的散文又有不同的风格:(1)论说文气势磅礴、纵横开合,论证雄辩有力,善于通过对比、排比、比喻、反讽等手法增强文章的论辩力量;(2)杂文嘲讽现实,揭露矛盾,犀利精悍。或长或短,或庄或谐,嬉笑怒骂,怪怪奇奇,具有一种反流俗、反传统的力量,并在行文中夹杂着强烈的感情倾向。如《杂说》《进学解》等;(3)记叙文继承和发展了《史记》、《汉书》记事写人的传统,善于选择典型的真实事件和细节来突出人物的主要性格,在客观的叙述中寄寓作者强烈的爱憎感情。如《张中丞传后叙》、《柳子厚墓志铭》;(4)抒情文主要见于祭文、书信。这些作品融抒情、叙事和议论于一体,感情强烈,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如《祭十二郎文》。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

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韩愈诗歌研究论文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你眼中的韩愈是什么样子的。

正文: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负载着千秋沧桑,世态炎凉。几千年的旅程,是一条崎岖漫长的路。途中那些被淹没的凡庸俗子,包括太多的文人志士,随着时代钟声的消,匿,宛如一阵清烟,烟消云散,抹不下一笔痕迹,可是,唐宋八大家作为这一旅途中的娇宠儿,却在历史的长卷上博得了一席之地,并将自己的名字铸入了光辉的史册中。

而韩愈作为其中的一朵绚烂的奇葩,更是遐迩闻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胸襟,他的抱负,都不失是我们深入探讨且经久不衰的话题。

最先接触韩愈是从一首《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开始,读罢此诗的人,都能从中看穿这是诗人遭贬后的愤满之作。而伴随来的一系列问题又恰巧为我们更深层次了解韩愈的人格搭起了桥梁。韩愈银何事触怒了皇上?

韩愈怎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去顶撞皇上?韩愈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我想,通过了解这些内容,不光对我们理解这首绝唱,即对我们了解韩愈的人格品行也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查阅,韩愈之所以遭贬的缘故在于:

唐宪宗李纯为求长生不老之道,曾几度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当时为刑部侍郎,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从而触怒了先皇,欲处以死刑,经裴度等人说情,才幸免一死。死罪可恕,活罪难逃,韩愈就此被贬潮州。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如何经受得起漫漫远程的折磨,可是甚至圣旨已下,在挣扎也是无济于事。太多的酸楚,太多的无奈,压抑在韩愈的心髓深处,得不到的宣泄丝毫释放宣泄。

就在韩愈抵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给爷爷做伴。韩愈就在这一瞬间,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早春 韩愈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张十八员外:即张籍,时任水部员外郎。员外,编制以外的官员。这是韩愈在长庆三年(823)赠水部员外郎张籍的诗。“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帝都长安的大街,濛濛的小雨,雨丝是那样轻细,那样柔和,那样滋润,好像酥油一般。不,它还有酥油不具备的化育万物的非凡特质。在霏微细雨的滋养下,你去看那草色,远远望去,碧色朦胧,极清极新极淡,而待你走近了。反而觉得失却了那绿色,但见细嫩纤小的草芽刚刚钻出土面.

风裹挟着雨抓挠着窗户,雨滴哀伤地落下,似离人的泪,又像这玻璃叹息着熔化掉了。我推开窗户,感到这玻璃确是完好的,倒也放了心。极目远眺,只有灰蒙蒙的天,淅沥的雨,和远方那灰蒙蒙的建筑物的模糊的轮廓。一如我现在晦暗,孤独的心情。我撑起雨伞,行在小道中。雨声便在雨伞上跳起舞来。然而这声音,却似哀乐。是为离开美妙的天空么?是为自己的生命即将结束而奏上一曲悲壮的歌么?是为冬之逝去么?我不得而知。我转悠着伞,看那滴落的雨滴寂寥而疲惫的背影,它们是天空的弃婴,也是如我一般可怜的人儿。我丢掉伞,望着残忍的灰暗的天空。瞬时,雨点,不,是雨线,如晚箭般射了过来,它们骤然停在我的身体上,就像箭猛地射中了目标一样,穿过衣服,穿透肌肤,渗进血液,汇入心里,销熔我那颗心。道旁的树还是枯干着的,让人想起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干枯的手。它想去拥抱雨,雨被粗鲁的风吹开了。草儿还是微黄咚咚地喝着珍贵的雨水。我听得见它们愉悦的声音,“唰唰唰”它们一齐笑道。我却一丝也笑不出来。雨在风的怂恿下密密、匆匆地斜织着,织成了帘,织成了网,将我网罗起来,蹂躏着我这些冬的余孽。雨水早将我的全身淋湿了。衣服黏黏紧紧地粘在身上,使我难受极了。融入心中的雨水把我的心浸透得冰冷。雨水流进嘴里,酸的?苦的?“不,这不是春天!”我在心里歇斯底里地喊道。然而没有回应,只有雨的“哗哗”声与风的“呼呼”声,这是恶魔狂妄的笑。春天应该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春天应该雨如牛毛、绿意盎然的。风却更放肆地呼啸而去。我不禁打了个寒颤。“可恶的风”,但这咒骂旋即就被风吹散了,被雨浇淡了。我孑然瑟缩在这寒风冷雨中。莫名的孤独,无奈,失望……刹那间涌上心头,充斥到身体的每一个角落,我只好落寞地回到屋里。窗忘了关上,我走上前。不经意间眼角掠过一丝绿意。呵!是一株柳树,它换上了新装,莫非真是春风裁剪出来的?它正在沐浴呢!我探头一望,却惊奇地发现草儿也已经青葱可见!原来,春天真的已经到来。这雨,正是春雨;这风,亦正是春风!春雨又涌进我的嘴里,嗯,是甜的!是充满生机,洋溢着希望的!我似乎尝到了草香,花的芬芳,泥土的清香……而雨点在玻璃上敲打出来的“滴答滴答”的声音,我觉得是世界上最为美妙的音乐!

关于韩愈的毕业论文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著作有《韩昌黎集》。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生于唐代中叶,是藩镇割据、中央集权削弱的时代,又是佛教泛滥的时代。他基本代表世俗大地主的利益,欲以恢复古道作为挽救时局的方针。他主张中央集权,反对封建割据,要求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减轻对人民的剥削。他又猛烈攻击佛教,以维护儒家的道统。他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十年犹布衣,常以古文作不平之鸣。其作品有不少反映他对政治的不满和关心人民疾苦的思想情绪。韩愈多次担任教育官职,提出不少教育主张。他做过四门博士、国子博士和国子祭酒。他作《师说》、《进学解》,采取措施,严选学官,整顿国学,重视地方教育,作《子产不毁乡校颂》,捐薪兴办州学,热心奖教后进,“韩门弟子”众多,在唐代有很大影响。一、“性三品”说与教育作用韩愈继承和发展孟、荀、扬雄等儒家传统人性论观点,提出人性分为三个等级,他说:“性之品有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他还认为:“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上焉者之于五也,主于一而行于四;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于其四也混;下焉者之于五也,反于一而悖于四。”这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乃是人生来所具有的五种善性,上品的人只要是五种善性中有其主要的一种,则其他四种也相应的同时具备。中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或偏多或偏少,而其他四种也杂而不纯。至于下品人在五种善性中,某一种偶而得到一点善的因素,则其他四种都背逆善性了。在这里,他把孟子的人生来本性中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发展为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信五种善性,可见他的性三品说立论是唯心主义的臆说。韩愈认为在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情也分上、中、下三品,区别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种。上品的人动得其中,中品的人过与不及,而要求得其中,下品的人则直情而行罢了。这正是他认为要对劳动人民进行刑罚统治的依据。既然性与情都有品级,那么教育有什么作用呢?他认为性是可移的。对上品的人说,“就学而愈明”;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教育对上中两等人都是可以发生作用的。而对下等人只起“畏威而寡罪”的作用,只可用刑法来制驭,使其有所畏惧而少犯罪。这在韩愈看来,也就是性可移了,但尽管性移了,而上下的品级却是始终不可移的。二、“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韩愈在魏晋玄学之风盛行之后、佛学广泛流传之际,重新打起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学所以为道”,从而提出了“明先王之教”的教育宗旨。什么是“明先王之教”?他说:“夫所谓先王之教者,何也?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由此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教”,其内容概括言之,既是“仁义道德”四个字。如扩而言之,它包括儒家的经典,儒家宣扬的封建道德,封建社会的政治措施等等。用今天的话说,即包括德育、智育、政治教育。他认为,把这些内容学好了,便可以运用无穷。总之他认为诵习古圣之书,遵守先王之法,明乎人伦,本乎人性,乃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三、《师说》论师韩愈关于教师的见解是教育思想史中的宝贵遗产。他感于当时的人“耻学于师”,“抗颜为师”并作《师说》,这是从他的“卫道”立场出发的。其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道”思想是一致的,是以儒道为基础的。但是,他对教师问题的论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师工作的客观规律,是很有创见的。《师说》的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阐明了教师的作用——“古之学者必有师”文章的第一句话为:“古之学者必有师。”他认为自古以来任何一个人的知识学问,都是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如没有老师的教诲和指导是不能成为有才智的人的。他认为生而知之者是不存在的,因此孰能无惑?如“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在这里他充分肯定了学习的重要性和教师的作用。基于这种认识,他对当时社会上轻视教师,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他指出:“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其皆出于此乎?”这种批判是很深刻的。(二)明确教师的任务——传道、授业、解惑《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用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一是传道,即传授封建主义的政治伦理道德;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三者的地位摆得也很清楚,第一位的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答疑。三者中以传道为本,以授业解惑辅之。他认为只有完成这三方面任务,才配称做教师。实践证明,在任何社会里,乃至今日,作为教师的任务,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只不过由于历史时代不同,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是很明确、科学的。(三)提出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因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他把“道”作为择师的根本标准。他认为可为师者,不在于其年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而在于其懂得“道”比自己早或比自己多,师其“道”也。由于他把“道”作为衡量和选择教师的根本标准,因此他要求作为一个教师首先要对“道”有坚定的信念。这个认识是很深刻的。然而,韩愈要求教师要信守的是儒家之道,这是不足为训的。(四)论述了师生关系——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韩愈认为,师与生的关系,是以“道”和“业”来衡量的。谁先有“道”,谁有专“业”学问,谁就是教师。教师不受年龄、地位、资格等限制。他说:“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的这句话,提出了师生关系的有创见的三个论点:第一,“弟子不必不如师”,做弟子的不一定比不上老师,在某些方面强于老师、超过老师是完全可能的。因此学生不能自卑,要立志发奋,敢于超过老师,这是孔子“后生可畏”思想的发展。第二,“师不必贤于弟子”,老师不一定处处比学生高明,学生对老师的要求不能求全责备,要虚心向老师学习;做老师的不应满足于自己已有的知识,也要向学生学习,在业务上要学而不厌,精益求精,才能适应教学的需要。这是对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思想的发展。第三,“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只要闻道在先,学有专长,就可以为师。因此,在一定条件下,老师比学生懂得道理要早一些、多一些,在某些方面是有专长的,做学生的应向老师学习,同时学生在老师启发教导下,也在不断提高,在某些方面会有独到之处,或有专长。因此老师也要向学生学习。总之这句话告诉我们,师生关系要“不耻为师”,即“相互为师”,也包括“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思想。总之,韩愈的“师论”是相当开明而有创见的,有助于人才的培养和文化教育事业的继承、发展,它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对于我们今天建立社会主义的新型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四、关于学习态度和方法(一)勤勉善思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道德行为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败毁在于因循苟且。他所说的“勤”,包括口勤、手勤、脑勤,日以继夜地学习。他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勤奋以学,长年不懈,这是他对前人治学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治学多年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二)“钩玄提要”,博约相辅而行在治学方法上韩愈提出“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意即读不同性质的书,要采取不同方法。阅读史籍一类的书,一定要做出提要,提纲挈领,掌握要点。阅读辑录古人言论的书籍,一定要探索其要旨,着重领会书中的精神实质。这种读书方法至今仍是可取的。韩愈认为“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意即学业的精深要以广博地掌握和积累知识为基础,一定要博览群书务求有所得,知识不论大小,要兼收并蓄。但要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由博而约,由约而博,结合进行。他所提出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意思是说,读书不能浮光掠影,满足于一知半解,要融会贯通,对书中精华要仔细体味,反复领会。这个见解至今仍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概括出来的关于教学思想方面的理论。

1、关于教育目的的学说

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教育家的政治主张规定着培养人才的标准和要求,政治主张往往就是他的教育目的。

韩愈的政治主张就是儒家的仁义之道以及“三纲”“六纪”之说。他对人才规格的要求是:忠君、清政、兼理法、继传统几个要点。为此,韩愈阐发了《大学》的“修齐治平”的观点,进一步将培养目标标准化。

《大学》是《礼记》中的一篇,自韩愈起《大学》的地位被提高了。韩愈在《原道》里引用了《大学》里的一段重要的话:“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其意者,将以有为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将修心养性看成是万事之本。强调:“诚意”、“正心”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宋朝以后,《大学》成为独立的儒家经典,被列为“四书”之一。

韩愈所说的“清政”,是指为官要廉政,政治要清明,要能除弊抑暴,目的是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权。

关于兼礼法,这里的礼指的是封建等级制度。“仁”与“礼”是儒家思想中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两个方面。

韩愈将礼乐刑政并提,做为治国之方。他奉“六经”又通百家,是文人又兼官僚,修文事也治军事,因此,在治国问题上,他主张儒经与法律兼顾,刑政与教化并重。

礼乐是指思想文化、行为举止方面,刑政是指政治法律方面,两者不可或缺。韩愈说的“传统”就是儒家的“道”,也就是体现“三纲”、“六纪”的封建等级制度,伦常道德和行为礼仪。

在上述诸标准中,忠群是核心内容,清政、兼礼法、重传统都是培养忠君,实行忠群思想的必然要求 ,儒生具备了这些品德,就可齐家治国平天下了。

按着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内容基本上是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即一是道德教育,包括仁义道德的整套儒家论理;二是知识教育,包括书、易、春秋;三是政治教育,包括礼乐刑政。

2、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

这里所说的教育作用是指教育在发 迹人性上的作用。我国古代教育家、思想家,都谈关于人性的问题,就儒家而言,在韩愈之前就有“性善”、“性恶 ”“性三品”等学说。

他们谈论“人性”的目的,是说明统治阶级均受命于天,生来就是“治人者”,劳苦大众生来就是“愚”的、“恶”的,是“治于人者”。

韩愈是“性三品”论者。他写了《原性》一文,表达了他人性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人性是先天的,人性具有“仁、义、礼、智、信”等道德品质;“性”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人“善焉”,中品的人“可导而上下也”,而下品的人则是“恶焉”。

他认为性之外还有情,情是“接于物而生的”,它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等七种。情也是分上中下三品的,他认为具有上品性的人,七情的表现都能“适中”;具有中品性的人,要求七情适中,但往往“有所甚”“有所亡”,即过与不及,而不能恰如其分;具有下品性的人,“直情而行”,毫不控制。

韩愈认为,“三品”的人,都固定在天生的“品”的界限内,是“不移”的,不能互相转化。在“品”的内部,可用教化和刑罚,使人发生一定的改变。而教育的作用,就是在既定的品格之内使性移动。

韩愈的性三品说,坚持上下品不可移,教育的作用必然要受到很大的局限。但是,他提出的“性情”之说,对宋明理学是有影响的。

3、对教师问题的论述

韩愈在教育史上的最突出的贡献是他关于“师道”的论述。唐德宗贞元18年(公元802年),社会上存在着严重的“耻学于师”的风气,而且,这种风气已从魏晋始流传几百年了,“师道之不闻也久矣”,当时韩愈刚进国子监当四门博士,面对这种不良风气,为恢复师道,不仅自己抗颜为师,并做《师说》,对师道作了精辟的论述

当时柳宗元评论说:在“师道不存的情况下,唯独韩愈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师说》的基本精神与“古文运动”中的“文以载重”的思想是一致的。

《师说》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的思想意义在于它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师道的观点,是有创见的,是韩愈教育思想的精髓,为我国教育史提供了新的比较进步的见解。

《师说》这篇文章虽然只有456个字,但它精湛的思想却一直影响着历代教育工作者,是我国古代教育史中珍贵的教育文献。是一份宝贵的教育遗产。

韩愈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位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被后人尊奉为伟大的教育家。韩愈作为一位正直而有抱负的文人,是主张儒家积极入世的观点的。

他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教育问题对于封建统治的重要性,因而他对教育问题十分关注,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思索人才问题,并积极投身教育事业。他在教育实践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对教育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做出了突出贡献。

其事迹如下:在其做四门博士、国子祭酒期间不停地四处讲学,激励提携后学;在其任潮州刺史期间捐资助学,大力兴办乡校,促进了潮州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韩愈所留下来的教育论著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人才与教育问题的各个方面,其中许多都是具有建设性的观点。

从其主要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把韩愈的教育思想大体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为实现“古道”而提出的教育目的的学说;与其人性论观点相联系的关于教育作用的学说;尊师重道的“师说”;在《进学解》里及其长期教育实践活动中总结出来的教学经验。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韩愈

韩愈,唐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反对佛学,主张复兴儒学。他从天命论出发,论述了性三品。认为性的内容包含仁义礼智。韩愈提出了性三品,他认为上品之性是善的,中品之性可善可恶。下品之性是恶的。韩愈的性三品的人性论为教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人性决定教育的作用,人性决定教育受教育的权利,人性决定受教的内容。韩愈认为,人才主要靠培养,于是他整顿国学,调整招生制度,放宽入学的等级限制,选官方面,它严格选拔学官。韩愈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修先王之道,读六艺之文。认为学生要强勉努力,博学多读,积极思考。对待学生,他主张因材施教,注重课堂要生动活泼。韩愈写了中国古代第一篇集中论述教师问题的文章。他从人非生而知之者出发,肯定了学者必有师,认为尊师就是尊皇权。他认为教师的基本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他以道为求师的标准主张学无常师,他认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他提倡相师,主张确立民主的师生关系,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关于韩愈论文范文资料

写作思路:主要写出你眼中的韩愈是什么样子的。

正文:

历史的车轮还在滚滚向前,负载着千秋沧桑,世态炎凉。几千年的旅程,是一条崎岖漫长的路。途中那些被淹没的凡庸俗子,包括太多的文人志士,随着时代钟声的消,匿,宛如一阵清烟,烟消云散,抹不下一笔痕迹,可是,唐宋八大家作为这一旅途中的娇宠儿,却在历史的长卷上博得了一席之地,并将自己的名字铸入了光辉的史册中。

而韩愈作为其中的一朵绚烂的奇葩,更是遐迩闻名。他的诗,他的文,他的胸襟,他的抱负,都不失是我们深入探讨且经久不衰的话题。

最先接触韩愈是从一首《左迁蓝关示侄孙湘》开始,读罢此诗的人,都能从中看穿这是诗人遭贬后的愤满之作。而伴随来的一系列问题又恰巧为我们更深层次了解韩愈的人格搭起了桥梁。韩愈银何事触怒了皇上?

韩愈怎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去顶撞皇上?韩愈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我想,通过了解这些内容,不光对我们理解这首绝唱,即对我们了解韩愈的人格品行也具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资料查阅,韩愈之所以遭贬的缘故在于:

唐宪宗李纯为求长生不老之道,曾几度迎佛骨入宫供奉。韩愈当时为刑部侍郎,写了著名的《论佛骨表》,反对宪宗迎佛骨,从而触怒了先皇,欲处以死刑,经裴度等人说情,才幸免一死。死罪可恕,活罪难逃,韩愈就此被贬潮州。

已步入人生暮年的他,如何经受得起漫漫远程的折磨,可是甚至圣旨已下,在挣扎也是无济于事。太多的酸楚,太多的无奈,压抑在韩愈的心髓深处,得不到的宣泄丝毫释放宣泄。

就在韩愈抵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给爷爷做伴。韩愈就在这一瞬间,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千古绝唱。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3岁丧父,由兄嫂抚养成人。德宗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任节度推官,其后任监察御史、阳山令等职。宪宗即位,为国子博士。后又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元和十二年(817),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有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洲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吏部侍郎等显职。卒于长安,韩愈在政治上力主加强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以孔孟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反对六朝以来的形式主义的骈偶文风,大力提倡古文,和柳宗元共同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韩愈是唐代著名散文家。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潮洲韩文公庙碑》)。韩愈的议论文内容广博,体裁不拘一格,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立意新颖,观点鲜明,大胆坦率,战斗性强。他的碑志文“随事赋形,各肖其人”(《韩愈志》),创造性地把《左传》、《史记》的传记手法运用于碑志,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碑志这种历来枯燥无味的文体增辉生色,其中有的作品已成为优秀的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赠序,手法多样,使赠序发展成为一种富有文学性的实用性的文体。《答崔立之书》等书启,因人陈词,情真意切。韩文雄奇奔放,汪洋恣肆,“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书》)。深于立意,巧于构思,语言精练,富有创造性。其诗亦别开生面,勇于创新,工于长篇古风,采用散文辞赋的章法笔调,气势雄浑,才力充沛,想象奇特,形成奇崛宏伟的独特风格,开创了李、杜之后的一个重要流派,纠正了大历以来的平庸诗风。代表作有《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等。七律《左迁蓝关示侄孙湘》、七绝《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助教》,也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但他过于追求新奇,不免流于险怪,强调“以文为诗”,又不免使诗变成“押韵之文”。有门人李汉所编《昌黎先生集》传世。宋魏仲举所辑《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40卷、《外集》10卷较完善。诗注以方世举《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今人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较好。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

在平凡的学习、工作、生活中,许多人都有过写事迹的经历,对事迹都不陌生吧,根据事迹的性质,可分为正面典型材料和反面典型材料。一般事迹是怎么起草的呢?下面是我精心整理的韩愈事迹的作文素材,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道济天下之溺

一、作家简介

◆ 人物导语

他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既立业又立言,大力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文章先河,功绩光耀千古。这个人就是韩愈。

● 作家档案

韩愈:768年—824年

字号:字退之;因郡望昌黎,故他又自称昌黎人,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

籍贯:河阳(今河南孟县)人

时代:唐代

仕途:他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20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25~35岁,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36~49岁,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50~57岁,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政治上较有作为。

作品:《韩昌黎文集》。其中有议论文,如《原道》、《论佛骨表》、《师说》、《进学解》等;传记文学,如《柳子厚墓志铭》等;赠序,如《送孟东野序》、《送董邵南序》等;诗歌,如《山石》、《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左迁蓝关示侄孙湘》、《早春》等。

名望: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其诗对宋诗影响极大,与孟郊等人被称为“韩孟诗派”。

二、成名缘由

▲ 贡献概述

韩愈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在思想上崇奉儒学,力排佛老,同时宣扬天命论,认为“天”能赏善罚恶,人只能顺应和服从天命。他的这种有神论思想,适应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

在文学上,韩愈反对骈体文,提倡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人。古文家李翱、皇甫湜及著名诗人张籍、王建、贾岛、李贺均出其门下或受其提掖。

其作品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除贯彻其务去陈言和文从字顺的主张外,尤善于锤炼词句,推陈出新。

▲ 突出成就儒学

韩愈不仅是唐宋古文运动中的一员健将,也是由汉唐注疏之学向宋明新转变过程中的一位关键人物。

他和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在文学主张与创作理论上提出: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

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等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三、趣闻轶事

(一)韩愈走马牵山

韩愈原在朝廷做大官,因写了一篇奏章劝皇帝不要迎佛骨,以免劳民伤财,荒废朝政,皇帝看后很生气,就把他从京城贬到潮州来做刺史。

韩愈上任时,正逢潮州大雨成灾,洪水泛滥,田园一片白茫茫。他到城外巡视,只见北面山洪汹涌而来,心想这山洪如果不堵住,百姓难免受害惨重。于是他骑着马,走到城北,先看了水势,又看了地形,便吩咐随从张千和李万紧随他的马后,凡马走过的地方都插上竹竿,作为堤线的标志。

韩愈插好了堤线,就通知百姓,按着竿标筑堤。百姓听了十分高兴,纷纷赶来,岂料一到城北,就见那些插下竹竿的地方已拱出了一条山脉,堵住了北来的洪水。

从此,这里不再患水灾了。百姓纷纷传说:“韩文公过马牵山。”这座山,后来就叫做“竹竿山”。

(二)韩文公祭鳄鱼

潮州的韩江,从前有很多鳄鱼,会吃过江的人,害得百姓好苦,人们叫它做“恶溪”。

一天,又有一个百姓被鳄鱼吃掉了。韩愈知道后很着急,心想鳄害不除后患无穷,便命令宰猪杀羊,决定到城北江边设坛祭鳄。

韩愈在渡口旁边的一个土墩上,摆了祭品,点上香烛,对着大江严厉地宣布道:“鳄鱼!鳄鱼!韩某到这里来做刺史,为的是保土庇民。你们却在此祸害百姓。如今姑念你们无知,不加惩处,只限你们在三天之内,带同族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走,五天不走就七天走。七天不走,便要严处!”

七天之后,江里果真再也没有看见鳄鱼,所有的鳄鱼都出海到南洋去了。现在,人们把韩愈祭鳄鱼的地方叫做“韩埔”,渡口叫“韩渡”,又叫“鳄渡”,还把大江叫做“韩江”,江对面的山叫做“韩山”。

(三)韩愈勇于改错

韩愈是唐代著名诗人,才华横溢,才名四播,但有一个明显的毛病,就是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生活不检点,喜欢赌博。张籍结识韩愈后,发现了他的这一毛病,就一再写信给他,直言不讳地提出忠告和批评,最终促使韩愈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毛病。

韩愈在给张籍的回信中表示:“当更思而悔之耳”,“敢不承教?”他们的友谊并没有因为开展批评而断送,反而在这种批评中得以不断地加深。

四、精彩语录

1、“唯陈言之务去。”

2、“不务修其诚于内,而务其盛饰于外,匹夫之不可。”

3、“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故君子慎其实。”

4、“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

5、“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6、“师古圣贤人,师其意不师其辞。”

7、“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8、“日出扶桑一丈高,人间万事细如毛。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

9、“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10、“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五.佳作欣赏

平常的心也需要心灵的颤动

当我们的心灵在经历了一次次的感动、震撼、冲击后,当我们经历了人生的起起落落、悲欢离合之后,我们觉得一切都变得平常,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我们心灵的震撼了。可是朋友,对于生命来说,这不是太乏味了吗?不要让自己的心在“无动于衷”中变得粗重,还要保持一颗敏感的人,感触生命中丝丝感动与爱。

有时,我们需要保持一颗平常心。当困难挫折来临时,用平常心去对待它,不放弃,不气馁;当荣誉、光环来临时,不骄傲,不沾沾自喜,用平常心去对待它,毕竟荣誉只属于过去。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确实不易。但真正做到了,生命也会因此而绚烂。居里夫人面对挫折不放弃,面对荣誉而能保持冷静的头脑,用平常心对待,才创造了历史上首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的奇迹。

在生活中不过度敏感,保持平常心,才能握住幸福的生活。当你羡慕别人有房有车,生活舒适时,当你嫉妒别人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时,朋友,我要告诉你,不要太敏感,保持平常心,要知道你的生活也许也是别人羡慕的对象,调整好心里的天平,幸福才会光顾你。

难道我们就这样一直保持一颗平常、毫无波澜的心境吗?当然不是。其实在平常之中保持敏感,在平常之中感受人性的美好,生命的多彩,生命才不会乏味。韩愈说“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如果没有对大自然的敏感,何能感受这轻盈的美丽;孟郊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如果没有对母爱敏感的感受,没有心灵的触动,何以写出如此让人读之泪下的文章?同样,在我们周围的生活中,当我们听到田世国捐肾救母,魏青刚三次下水救人,黄志全在生命的最后关头使乘客安全下车时,当我们受到父母的关爱,朋友的帮助时,当我们春天赏雨,夏天赏花,秋天赏果,冬天赏雪之时,如果我们保持一颗敏感的心,那么这一切不都会引起我们心灵的触动吗?我们的情感因此而变得丰富,我们的生活因此而变得充实,我们的心灵深处因此而变得温暖……

在平常之中感受不平常,在平淡的生活中感受精彩,平常与敏感齐飞,平淡与精彩一色。聪明的你,用柔软的心绘出一片人生的真色彩!

韩愈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写得好是真的。所以,我读韩愈其人是从读韩愈其文开始的。就连他写的奏折,也比一般为官者讲究些。于理、于情都特别动人,文字铿锵有力。他的那篇《谏迎佛骨表》,有一股不怕鬼、不信邪的凛然大气和献身精神。但是,韩愈越是肝脑涂地陈利害表忠心,宪宗就越觉得他是在抗龙颜,揭龙鳞,大逆不道。于是,大喝一声把他赶出京城,贬到八千里外的海边潮州去当地方小官。

韩愈这一贬,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一般的不顺,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韩愈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在过蓝关时写了那首著名的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这是给前来看他的侄孙写的,其心境之冷可见一斑。但是,当他到了潮州后,发现当地的情况比他的心境还要坏。就气候水土而言这里还算富庶,但由于地处偏僻,文化落后,弊政陋习极多极重。农耕方式原始,乡村学校不兴。有钱人养奴成风。见此情景韩愈大吃一惊,同为大唐圣土,同为大唐子民,何忍遗此一隅,视而不救呢?他觉得自己的知识、能力还能为地方百姓做点事,觉得比之百姓之苦,自己的这点冤、这点苦反倒算不了什么。于是他到任之后,就如新官上任一般,连续干了四件事。一是驱除鳄鱼,大除其害。二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耕作技术。三是赎放奴婢。他下令奴婢可以工钱抵债,钱债相抵就给人自由,不抵者可用钱赎,以后不得蓄奴。四是兴办教育,请先生,建学校,甚至还“以正音为潮人诲”。当其获罪海隅,尚能心系百姓,真是难能可贵了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应该说韩愈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旗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个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撼传统难的威严。韩愈也是这样,他一方面反对王叔文的改革,一方面又对当时最尖锐的两个社会问题,即藩镇割据和佛道泛滥,深恶痛绝,坚决抨击。他亲自参加平定叛乱。到晚年时还以衰朽之身一人一马到叛军营中去劝敌投诚,其英雄气概不亚于关云长单刀赴会。他出身小户,考进士三次落第,第四次才中进士,在考官时又三次碰壁,乌纱帽得来不易,按说他该惜官如命,但是他犯上直言,被贬又继续尽其所能为民办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他又倡导古文运动,领导了一场革命,他要求“文以载道”“陈言务去”,开一代先河,砍掉了骈文这个重形式求华丽的`节外之枝,而直承秦汉。他既立业又立言,全面实践了儒家道德。

人生的逆境大约可分四种:一曰生活之苦,饥寒交迫;二曰心境之苦,怀才不遇;三曰事业受阻,功败垂成;四曰存亡之危,身处绝境。处逆境之心也分四种:一是心灰意冷,逆来顺受;二是怨天尤人,牢骚满腹;三是见心明志,直言疾呼;四是泰然处之,尽力有为。韩愈是处在第二、第三种逆境,而选择了后两种心态,既见心明志,著文倡道,又脚踏实地,尽力去为。只这一点他比屈原、李白就要多一层高明,没有只停留在蜀道叹难、江畔沉吟上。他不辞海隅之小,不求其功之显,只是奉献于民,求成于心。

一个人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当他与百姓利益,与社会进步连在一起时就价值无穷,就被社会所承认。于是,我心中也渐渐泛起这样的四句诗: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八月为民兴四利,一片江山尽姓韩。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晤。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韩愈是一个气场和存在感均极强的人物。作为文坛领袖,他“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刘禹锡《祭韩吏部文》);作为作家,他敢为风气之先,为文为诗气势磅礴;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人”,他刚直敢任,人格伟岸,诚为伟丈夫。如此人中鸾凤,却也是性情中人,不但极重感情,而且敏感于生活中的许多细微乐趣或烦恼,而且有幽默的一面。——潘向黎

韩愈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历史人才,他的影响使无数帝王将相相形见绌。在中唐的政治舞台上,他扮演过监察御史、考功郎中知制诰、刑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吏部侍郎等角色,所至皆有政绩。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为文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封建思想道德方面,他也有独到的建树,坚决反佛排道,大力提倡儒学,以继承儒学道统自居,开宋明理学家之先声。故宋人苏轼对他推崇备至,称他立下“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弱”的丰功伟绩。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历程

朱啸宇称韩昌黎,谥号文公,故世称韩文公,是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之一。自谓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郡望”一词,是“郡”与“望”的合称。“郡”是行政区划,“望”是名门望族,“郡望”连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国范围内的名门大族。而韩愈世居昌黎,故又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倡导者,故与其并称为“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提出了“文以载道”和“文道结合”的主张,反对六朝以来骈偶之风。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等。有“文起八代之衰”的美称。与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合称为三苏)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已经得到考证,韩愈祖籍河北昌黎县。

生平

韩愈一生经历大致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4岁以前。3岁丧父。受兄韩会抚育。后随韩会贬官到广东。兄死后,随嫂郑氏北归河阳。后迁居宣城。7岁读书,13岁能文,从独孤及、梁肃之徒学习,究心古训,并关心政治,自称"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确定了一生努力的方向。20岁赴长安应进士试,三试不第。

第二阶段,25至35岁。先登进士第。然后三试博学鸿词不入选,便先后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至京师,官四门博士。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原道》、《原性》、《答李翊书》、《师说》、《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山石》等。

第三阶段,36至49岁。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徭役赋税,指斥朝政,被贬为山阳令。顺宗即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改革,他持反对立场。宪宗即位,获赦北还,为国子博士。改河南令,迁职方员外郎,历官至太子右庶子。因先后与宦官、权要相对抗,仕宦一直不得志。这一阶段重要诗文,有《张中丞传后叙》、《毛颖传》、《送穷文》、《进学解》、《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山诗》、《秋怀诗》11首、《陆浑山火和皇甫□用其韵》、《石鼓歌》等。

第四阶段,50至57岁病故。先从裴度征讨淮西吴元济叛乱,任行军司马,贯彻了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的主张。淮西平定后,升任刑部侍郎。他一生排斥佛教。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迎佛骨入大内,他奋不顾身,上表力谏,为此被贬为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官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显职。为兵部侍郎时,镇州王庭凑叛乱,他前往宣抚,成功而还。最后这一阶段,政治上较有作为。重要诗文有《平淮西碑》、《论佛骨表》、《柳子厚墓志铭》、《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泷吏》等。

评价

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为“文起八代之衰”(指韩愈的古文提振八代的萎靡文风。),明人推崇他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韩诗力求新奇,重气势,有独创之功。韩愈以文为诗,把新的古文语言、章法、技巧引入诗坛,增强了诗的表达功能,扩大了诗的领域,纠正了大历(766年~780年)以来的平庸诗风。

韩愈(768~824)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退之,河阳(今河南省焦作孟州市)人,汉族。祖籍河北昌黎,世称韩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韩愈还是一个语言巨匠。他善于使用前人词语,又注重当代口语的提炼,得以创造出许多新的语句,其中有不少已成为成语流传至今,如“落井下石”、“动辄得咎”、“杂乱无章”等。在思想上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是尊儒反佛的里程碑式人物。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后,他先中进士,三试博学鸿词科不成,赴汴州董晋、徐州张建封两节度使幕府任职。后回京任四门博士。三十六岁后,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请减免赋税,贬阳山令。宪宗时北归,为国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五十岁后,先从裴度征吴元济,后迁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贬潮州刺史。移袁州。不久回朝,历国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五十七岁终。政治上较有作为。诗力求险怪新奇,雄浑而重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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