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 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 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 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 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 欢迎的宋代诗人。然而,这样一位人人敬仰的大文豪,却在着一生中倍受排挤, 屡遭贬谪。那么,苏轼这位“天下之奇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坎坷的 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他在文学上又有何成就呢?就让我们走进苏轼,去体味 他那传奇的一生,去了解他那不平凡的事迹吧!
1、初出茅庐 纵顾苏东坡的一生,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苏东坡初出茅庐,中举及第,便与多位常州籍同考举子结成好友,他们在苏东坡眼前展示了一幅绚烂的江南风光,使他与好友们订下了“鸡黍之约”。然虽有定居誓言,但毕竟未经深思熟虑,是信口所至。真正到了常州地区,苏东坡领略到了那水乡山野的神韵,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中年离开黄州时,苏东坡两次上表乞求居住常州,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和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元佑时期,他政治上红极一时时,他还和常州籍大臣胡宗愈(完夫)讲定:“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他在北归途中,一路均有人热情挽留,有的甚至无偿提供居舍,但他总是坚定地说:“然某缘在东南!”他终于返回了魂牵梦萦的常州。最后遂了他在熙宁七年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的夙愿:“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2、少年出名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 3、大难临头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苏轼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4、潇洒东坡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也了解到一些以前比较模糊的知识和误传。比如他的三任妻子(王弗、王闰之、朝云)还有和弟弟苏辙的关系、以及当年科举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乌台诗案的细枝末节,几次被贬的前因后果、新旧党争等等。5、东山再起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6、知难而退 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 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7、天伦之乐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轼的侍妾叫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无女维摩”。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8、手足之情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携眷离京赴杭州任通判,这时苏辙在陈州(河南淮阳县)充任教授,苏轼特意取道陈州与苏辙共度中秋后才走。临别时,兄弟二人难舍难分,苏辙一直送兄长到颖河下游八十里的颖州(今安徽阜阳),又与他们的老师欧阳修共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夜,兄弟二人在颖河的船上吟诗论政,彻夜未眠。9、东坡印象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 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 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 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10、永存的诗人心 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这是我在网上搜集材料之后,自己整理的,大致就是这些了、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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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生平事迹研究》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一. 问题的提出在课本中,苏轼的词出现的频率极高.并且苏轼获得千古以来无数文人志士的好评.其文才同样令我们折服,于是我们想深入了解苏轼,并探究出苏轼能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 .二. 课题研究目的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关于对苏轼的更深一层的了解。苏轼大家都知道,是北宋的一位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的词人代表,也许,这些是大家所共同知道的常识,不过,对于苏轼这位伟大的词人来说,我想,这点了解是远远不够的。对于苏轼的书法,绘画等,也相当有名,但是大多数人对这方面的了解少之又少,只知道苏轼的书法,绘画中融入了诗人的情感,真正看到的东西却模模糊糊,对于苏轼的绘画或者说书法的特点更是不通了。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同学们人文素养、语文素质、个性成长;本课题研究可以提高我们的团队精神、协作意识的培养;本课题研究可以让同学们进一步了解名人、了解自身,有利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的成长因此,本次课题研究的目标主要是苏轼,大家要掌握对这位“东坡居士”的了解,对日后的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此外,通过这次的研究学习,同样能提高同学们收集与处理信息的能力,分工明确,大家工作的非常积极,能培养同学们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三、课题研究方法1、质疑:要学会在学习中发现问题,并对老师或同学提出问题,并对其进行讨论,只有这样,才会进步。2、收集:要积极收集有关资料,例如苏轼的个人生平资料,作品等等。3、分析:通过对苏轼及作品的学习,要学会对人物和作品进行分析,了解有关内容,把握重点,甚至可以更深层次地进行研究,从而提升自己的鉴赏和分析能力。4、讨论:可以分为大组讨论和小组讨论,同学之间可以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或者也可以交流问题,并一起解决问题。1/45、考察;为了能够便于研究课题,我们将到一些和苏轼有关的景点进行考察。例如东坡公园、藤花院等地方。在考察期间,可以适当截取一些对研究课题有帮助的资料。6、归纳整理:要学会在学习过程中所收集的资料,所学到的知识,课堂的笔记,考察过程中所截取的资料等多方面进行归纳整理。从而提高自身归纳整理能力以及加强知识在大脑的巩固。7、总结撰写:要学会总结和撰写是在语文学习中不可缺少的。总的来说有三大类,一是开提报告,二是心得体会,三是结题报告。并且借此来提升写作能力。四、课题研究内容1、苏轼的生平2、苏轼的文学成就和创作思想3、苏轼的书法、绘画创作成就。五.课题的实施1.成立研究性学习小组根据兴趣我们成立了以余天伦为组长,包括有程照,商震宇,王忍,周灼这四位组员的研究性学习小组2. 利用放假时间进行研究【1】、我们课外自行搜集有关资料,可以包括苏轼的生平和思想,苏轼的诗、词、文、赋、书、画,有关苏轼的轶事、传说,每人准备一篇,用8课时来小组交流,尽可能使同学们对苏轼有多一些感性的认识,尽可能多一些个性化的阅读。【2】、精读主打材料。主要由我们对作品进行自主体验。细读、鉴赏尽量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深入作品中,认真感悟理解作品,再结合苏轼的人生经历、思想谈作品,并且多进行交流评价。【3】、阅读辅助材料。选择的这些思想深刻,见解独到的文章,呈现了后人对苏东坡的不同理解。这就给组员提供了多角度解读苏轼的启迪。深悟苏轼作品中饱经沧桑的人生感悟和充满睿智的处世哲理,以期在今后漫漫的人生旅途中少2/4 走弯路,登高望远。六研究成果1、我们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通过对苏轼的研究,我们学会分析苏轼与创作的关系,例如苏轼的某些作品与他的某些经历有关,某些作品又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他的性格又是否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等等。从作品中挖掘出诗人的感情,剖析诗人的思想,并评析作品,通过收集别人的评析对苏轼有了深层次的了解。2、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一定的提高。研究苏轼”——一次与大师的心灵对话,我们看到的是黄州、惠州、海南儋州那诗人浪迹天涯踽踽独行的背影,我们看到的是倍受迫害、排拒、糟践、毁坏仍珍爱生命关心世事的诗人的不屈的灵魂,我们看到的是大道多歧,人生多艰,历经劫难仍保持着天真淳朴的赤子之心的亲切微笑,我们还看到在封建专制体制和恶俗世态之下一群“文化小人”的百般丑态„„正是这样一次对苏轼人生的“解读”,我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蒸馏,我们的人格获得了一次升华。3、同学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及古今对其评价和分析,参加研究的我们的写作能力得到一定提升,通过对苏轼作品的阅读和赏析,提升了同学们的文学品位,增加了同学们的文学底蕴,还同步激发了课题研究的每一个学生主动写作的兴趣,追求作文教学效益的大面积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4、参加研究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得以提升。在课题研究过程中,参加研究的同学们坚持团队合作的精神,将互补的技能有效地组合在一起,其效能将超过团队中个人能力的简单叠加,使得整个团队在更大范围内去应对多方面的挑战。通过团队的合作,团队成员之问展开协作和交流,相互传授技能和经验,使团队的每个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获得更多的锻炼,取得了更大的进步。 在收获成果的同时,我们也收获了教训(或许可以说是另一种成果),当师生一起探究苏轼人生观遭遇困难迷惑,即人生态度表现出来的复杂性多样性让学生认识模糊不清的时候,作为指导者,组织者的教师却没有能从作品中再次深研细究,或是学力不足,或是管理不到位!由此可见,在“专题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的重新学习、深入思考和组织是何等重要。七.结论对苏轼的研究、解读使我们豁然之间步入了一个无比丰富、美丽的世界。在那里,不仅闪耀着文学的光芒,而且,人性的光辉也烛照出一片迷人的天空。“人生如梦”的伤感虚无伴着“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放任;“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孤寂落寞并没有泯灭“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冲天豪气。这是一只“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鸿,是一个欲将“乘风归去”的谪仙人,这又是一位针砭时弊、经韬纬略的改革家,是大济苍生、体恤民苦的“苏贤良”!对苏轼而言,还有什么
1、初出茅庐 纵顾苏东坡的一生,与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年苏东坡初出茅庐,中举及第,便与多位常州籍同考举子结成好友,他们在苏东坡眼前展示了一幅绚烂的江南风光,使他与好友们订下了“鸡黍之约”。然虽有定居誓言,但毕竟未经深思熟虑,是信口所至。真正到了常州地区,苏东坡领略到了那水乡山野的神韵,便深深地吸引住了。中年离开黄州时,苏东坡两次上表乞求居住常州,终于如愿以偿,从此和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即使在元佑时期,他政治上红极一时时,他还和常州籍大臣胡宗愈(完夫)讲定:“某已卜居毗陵,与完夫有庐里之约。”他在北归途中,一路均有人热情挽留,有的甚至无偿提供居舍,但他总是坚定地说:“然某缘在东南!”他终于返回了魂牵梦萦的常州。最后遂了他在熙宁七年在常州悼念钱公辅的《哀词》中的夙愿:“大江之南兮,震泽之北。吾行四方而无归兮,逝将此焉止息。”2、少年出名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 3、大难临头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苏轼丢官降职,被贬湖北黄州。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 4、潇洒东坡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也了解到一些以前比较模糊的知识和误传。比如他的三任妻子(王弗、王闰之、朝云)还有和弟弟苏辙的关系、以及当年科举时的一些逸闻趣事、乌台诗案的细枝末节,几次被贬的前因后果、新旧党争等等。5、东山再起苏轼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神宗皇帝最后那些年,已经开始简化政令,但仍不到他母亲老太后今日这般清静无为的地步。皇帝一去世,太后即召司马光当政,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6、知难而退 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苏轼的职位一跃为三品大员。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 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7、天伦之乐苏轼的结发之妻叫王弗,四川眉州青神人,年轻貌美,知书达礼,16岁嫁给苏轼。她堪称苏轼的得力助手,有“幕后听言”的故事。苏轼为人旷达,待人接物相对疏忽,于是王弗便在屏风后静听,并将自己的建议告知于苏轼。苏轼的第二任妻子叫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在王弗逝世后第三年嫁给了苏轼。她比苏轼小十一岁,自小对苏轼崇拜有加,生性温柔,处处依着苏轼。王闰之伴随苏轼走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25年,历经乌台诗案,黄州贬谪,在苏轼的官海沉浮中,与之同甘共苦。最困难时,和苏轼一起采摘野菜,赤脚耕田,变着法子给苏轼解闷。轼的侍妾叫王朝云,比苏轼小二十六岁。苏轼最困顿时,他身边的侍妾纷纷离去,王朝云却一直陪伴其左右。是苏轼的红颜知己,苏轼写给王朝云的诗歌最多,称其为“无女维摩”。不幸的是,朝云也先于苏轼在惠州病逝。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其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8、手足之情熙宁四年(1071)七月,苏轼携眷离京赴杭州任通判,这时苏辙在陈州(河南淮阳县)充任教授,苏轼特意取道陈州与苏辙共度中秋后才走。临别时,兄弟二人难舍难分,苏辙一直送兄长到颖河下游八十里的颖州(今安徽阜阳),又与他们的老师欧阳修共同过了半个多月。分手前夜,兄弟二人在颖河的船上吟诗论政,彻夜未眠。9、东坡印象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 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 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 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10、永存的诗人心 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 这是我在网上搜集材料之后,自己整理的,大致就是这些了、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他是苏门之后,却有着超出父辈的妙笔情思;他是大才子,却没有文人墨客的酸腐之气;他是“保守派”,却有着超俗的洒脱和从容,他——“东坡居士”,注定要谱写一段不平凡的人生。 少年时期的他,是意气风发的才子。高头大马,锦衣玉食,在“苏门”的光辉下,他有“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傲气。二十一岁考取进士第二,伴随着欧阳修“吾当避此人一头地”的赞叹,所有人都以为光明的未来正等待着他。 世事难料。原本少年得志的他,被丧父的噩耗打乱了脚步。他主动要求下放杭州,品味“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感受“又得浮生一日凉”的惬意。举酒引觞之间,他想,也许这样“日啖荔枝三百颗”也无妨,毕竟生性淡泊的他,并不热衷于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 两年后,他回京,却不知一场权力的风暴正轰轰烈烈地袭来。王安石变法自不容于他心,孤独的行者只能以诗寄情,却不想它们竟成了对手手中最后一张王牌。翌年,“乌台诗案”浮出水面。一夕之间,他成了阶下囚,成为这场文字狱中最大的受害者。这一年,他被贬为黄州团练。 他向黄州走来,带着官场与文坛泼向他的污水走来,带着满心侥幸与些许不甘走来,带着耻辱走来。他也许不会想到在这人生最低迷的时刻,却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最高峰。 站在滔滔江水边,心中是无限感慨。“卷起千堆雪”的波涛冲淡了内心的愤懑,取而代之的是饱经沧桑后的旷达与淡然。官场的失意又何妨,也许古战场上豪气干云的厮杀才是最好的选择。他要在赤壁下倚歌而和,扣舷而歌,在一叶扁舟中做他那个神鹤蹁跹的梦。此时此刻,黄州不是苏轼的战场,赤壁却是苏轼的赤壁。 暴风冲击山谷,顷刻化为温柔的微风。他变了:少了“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豪情,多了“一蓑风雨任平生”的洒脱。没有了官场中的束缚,他可以在月夜里“把酒问青天”,更能“竹林芒鞋”地徜徉于山间。兴起时“老夫聊发少年狂”,思念亡妻时“尘满面,鬓如霜”。他在黄州度过了人生中最灿烂的阶段,他在这里找回了自我,成为天地间无拘无束的唯一。 点评:习作以苏轼的身世经历为线索,侧重对苏轼内心进行剖析,将苏轼现实中的遭遇与不同时期的词句相融合,让人发出人为词生,词为人写的感叹。那些或豪放或柔情的文词既是苏轼才华的体现,更是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作者走进的不只是作为文豪的苏轼的文词,更走进的是作为普通人的苏轼的内心。------------------------------------------------------------------------------------------似乎自古就有这么一条规律,愈是才高八斗,壮志满怀,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其生平就愈是坎坷得让人心疼。而面对频频袭来的动荡激流,有人默默“归岸”,欲“了然万事,虚纳万境”而“独长醉”,有人做中流砥柱而“长年醒”,有人独立不惧,潇洒自适,且醉且醒,三种态度各有其道理,主客因不同,每人思想个性各异,我不敢枉加评判,只是想从第三种态度中发现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最让我感动。 〈序〉 苏东坡,一个全能艺术家,巨儒政治家,一个刚直率真,放荡不羁的文人,一生的曲折不尽言表,可以说是这样的人格典型了。自年轻还朝起,谄害,贬谪,起用,再遭谄害,再被贬谪,十多年中,似乎什么不公的事他都遇到了。对苏东坡这样的一个有浪漫性情的文人来说,坎坷人生必会带来有魅力的诗文。于是,最沮丧的时期,东坡写出了最好的作品,他的诗词达到了成熟时期。愤怒过去了,尖酸也暂时过去,留下满心安洋与去意。他愈来愈仰慕陶潜,这位园大诗人。他的西斋诗甚至和陶诗一模一样: 西斋深且明,中有六尺床。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长。 昏昏既非醉,禹禹亦非狂。寒衣竹风下,穆然中微淳。 起行西园中,草木含幽香。榴花开一枝,桑枣也沃光。 鸣鸠得美阴,困立忘飞翔。黄鸟亦自喜,新青变圆吭。 杖藜观物化,亦以观我生。万物各得时,我生日皇皇. 其实,在此前,东坡就已有一些类似 陶诗的作品:“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 ……人生各有志,此论我久持。他人闻定笑,聊与吾子期。”百年三万月,老病常居半,其间忤忧禾,歌笑杂悲叹,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几经沉浮后,伟大的心灵也感到了人生的无奈,东坡力求精神解脱,而当时,盛行的老庄禅学思想无疑给了他一线希望。在这样的超脱世俗的境界中,他追求适性而为,向往豁达平静的生活。“众人事纷扰,独士静悄悄”。“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净”。有了退隐田园,寄情山水“独长醉”的思想倾向,他开始潜心研究陶诗,并愈发感到诗中反映了自己的经历,情感和当时生活。东坡的和陶之作,便始于此时——《和陶饮酒二十首》 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身如受风竹,掩冉从叶惊。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 蠢蠕食叶虫,仰空慕高飞。一朝傅两支翅,乃得黏网悲。啁啾同巢雀,沮泽疑可依。赴水生两壳,遭闭何时归?二虫竟谁是?一笑百念衰。幸此未化间,有酒君莫违。 “得酒诗自成”“有酒君莫违”。言酒中作诗,真情自吐,谈笑自出,如竹常受风吹,枝叶俯仰一样,各成姿态,纯乎自然。如果说前者旨在斥虚伪而任真情,那后首则可看作是对自己“生平出任以犯患”的反省,在理想与现实矛盾的面前的自我宽解了。正像东坡自语“十年归梦寄北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要在安详优美的环境中欢度余年,似乎有饮酒蛰伏,一醉方休的感叹。他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定居一生,过“淡而有味”的生活。可命运随即又跟他开了一个玩笑,他再度卷入斗争的漩涡。谪居地,他完成了《和陶潜诗》百余首。他认为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确,“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不堪吏职,一生徘徊于隐与仕的取舍之间,晚年闲居寡欢,”偶有名酒,无夕不饮……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不正符东坡此时的心境.然而,东坡真的醉了吗?他曾说”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东.往往颓然而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 “是否莫能名”,且看, “归老江湖无岁月,禾填沟壑犹朝请”,诚然,虽有深藏宦海浮沉,身夸非我有的感慨,俣更有只要未死犹得见皇帝的决心 “许国心犹在”呀,何况经=致用的人生理想毕竟占据苏轼思想的主流,他对社会,人生始终态度执着.在北宋积贫积弱的危机之中,他最放心不下的是百姓,”朝来喜见麦吐芒……剡剡秋谷初分秧……与相地脉增堤防……隐隐叠鼓闹舂糠”,大半生的利民事业之后,东坡仍旧不忘百姓,处处关心农家生产,推进生产工具。可见,他醒,他要全力以赴的为民办事,他要清醒地作他心爱的诗;他并非真醉,醉的是对苦难,对迫害的心态,他“渺观大瀛海”,何等雄阔奇之气,声彻九天地,于是,他愈是恬然自适,自求解脱,用表面的超脱掩盖内心的痛苦,就愈发显现他的乐观倔强,他的无比旷达之胸怀,也愈发让我钦佩,为之震撼. “鲜鲜霜菊艳,溜溜槽床声”,东坡留下了他的灵魂欢欣和心智的乐趣. 且醉且醉之间,我看见了一颗永远跳动的心.
苏轼生平大事年表北宋仁宗天圣元年--嘉佑八年(1023-1064)1036 苏轼降生1054 娶王弗1057 中进士;母丧;服孝(1057.4-1059.6)1059 举家前往京都1061 仁凤翔判官英宗治平元年--四年(1064-1068)1064 任职史馆1065 妻丧1066 父丧;服孝(1066.4-2068.7)神宗熙宁元年--元丰八年(1068-1086)1068 娶王闰之1069 返京;任职史馆1071 任告监管;任杭州通判1074 任密州太守1076 任徐州太守1079 任湖州太守;入狱1080 谪居黄州1084 往常州1085 往登州;任登州太守;往京都;任中书舍人哲宗(1086-1100)元佑年间太后执政(1085-1093)1086 以翰林学士知制诰1089 任杭州太守兼浙西军区司令1091 任吏部尚书;往京都;任颍州太守1092 任扬州太守;兵部尚书;礼部尚书1093 妻丧;太后逝世;调定州太守;河北军区司令1094 往惠州贬所;谪居惠州1097 往海南;谪居海南儋州徽宗(1101-1126)太后执政(1100)1101 北返;往常州;逝世1126 北宋亡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家,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提到他,凡是有点文学常识的人,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的父亲苏洵,即是《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在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嘉佑六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服满还朝,仍授本职。苏轼几年不在京城,朝里已发生了天大的变化。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当国王安石意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这样持续了有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哲宗即位,王安石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被召还朝。这之后短短一两年内,苏轼从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学士,至上礼部尚书。俗语:“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有不能见谅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分,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的唯一政绩便是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没过多久,王安石再度执政,他就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之后苏轼几次入朝、贬官、贬官、入朝……饱尝宦海沉浮之苦。一度曾被贬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岛),至徽宗建宗靖国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还京时,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岁。从苏轼的履历来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勋在文学创作上。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时还是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之一。就现存苏轼的作品看来,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人才济济的两宋王朝,他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是大家。
文/潘嘉伟 苏轼字子瞻,生于眉山眉州,也就是今天的四川,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无论在其生前身后都享有极高赞誉,而他平生的坎坷波折,也成就了这位大师的文化地位。因而,对其生平事迹的研究,也正是对其文化生涯的探索。【一】少年天资苏轼在经传历史方面有着过人的天赋,而且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因而苏轼写文章并不拘泥于格式,在想要停的地方停,想要说的地方说,行云流水、豪放肆意既是他文章的风格,也是他本人的个性。据《宋史·苏轼传》记载,在苏轼十岁时,其父苏洵到四方游学,其母程氏便亲自教他读书,很小便可对古今盛衰之事发出议论,且言辞犀利,直刺要害,常令程氏欣喜满怀。嘉祐二年,二十岁的苏轼已精通各类经传史学,知识广博,且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便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作了一篇《刑赏忠厚论》令主考官欧阳修大为惊奇,定他为进士第二名。后来苏轼拜谒欧阳修时,欧阳修当面向梅尧臣表达了对苏轼的赞叹。三年后,苏轼调任福昌主簿,又被欧阳修举荐进秘阁,在制策考试中被列入第三等,是宋初以来第二位得此成绩的人。同年又任职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苏轼的文才已初露峥嵘,无论是欧阳修,还是后来的宋英宗和宰相韩琦,都对他赞赏有加。至于他为什么能获得如此多的赞扬,我想,除因他极高的才学以外,他那乐观豁达的性格或许也为他出了一份力。苏轼与欧阳修等人的结交,也使他的名气更加出众,而他所作的文章更是独树一帜,其笔墨令同时代的文人顿时光彩、狼狈不堪。【二】万民所颂苏轼不只是在著文作诗方面是个奇才,同时也是一个为民着想的好官。宋神宗为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开心,下令低价购买江浙一带的彩灯在元宵节时以得欢颜。然而苏轼的胆子却一向不小,敢于泼皇帝的冷水,认为宋神宗这是以自己不必须的玩乐来夺取额百姓必须的钱财。还好宋神宗本就是个不错的君主,接受了苏轼的进言,取消了此举。他担任徐州知州时,黄河决口,大水汇聚于徐州城下,富人们都争着出城避水,他说什么都不同意,把他们又给赶了回去。我估计那些富人们一定将苏轼的祖宗十八辈都诅咒了个遍。苏轼当然听不到他们心底的咒骂,又跑到军队,让他们的将士与他一起救堤筑坝。亲自率领兵卒端着簸箕刚起铁锹筑起长堤,任泥水恣肆、洪波万丈而不顾。元祐四年,苏轼任杭州知州,适逢大旱,他跟朝廷商量,乞得一些粮食,同时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粮,救了不少人的命。因旱而起的疫情也在肆虐,他像个暴发户似的,眼睛都眨一下,就从自己腰包里掏出了五十两黄金,配上收集来的一些钱,建造治病的场所。杭州离海近,致使当地泉水都受到了大海的熏陶,一般人都受不了那又咸又涩的泉水味道,为此,唐朝刺史李泌和白居易先后造井开河,使百姓有了充足的水源,只不过水中有许多茭白根,所以每年都需要疏浚河道。然而到了宋朝却把这治河的光荣传统给丢了,害得茭白根积成田,淤泥堆积,运河废弃,水井干涸。苏轼见这水堵着,心里也发堵,所以又将河道疏通,将水井修复,还发起募捐,修建大坝。他舒服了,老百姓也跟着高兴起来,为了铭记此事,他们就把那条大堤给变成了纪念品,命名为“苏公堤”。当然,他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像什么修堤筑坝、派兵缉盗、为民请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苏轼作为一个文人,当了官后并未染上官场的习气,也因此多次请求从朝堂之上调于外地,这既因为他的脾气为官场所不容,也是因为他不愿沾染到一丝一毫的官场黑水,生怕一旦沾上,就再也洗不掉。而他在地方做官之所以能够能够得到百姓爱戴,也正是因为他文人的秉性让他为百姓做任何事情都能够对得起良心。同时,许多在文化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大师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无论是贫是福,都并不太在乎金钱, 似乎对钱没什么概念似的,这也是苏轼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为民所想的原因之一。【三】缠斗安石苏轼是王安石在政坛上的死对头,他们两人常常互掐,历史上这样的情况不只发生在他们二人身上,像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司马懿,大清朝的刘墉、和珅都有些类似,但这二人又略有不同,因为他们虽然政见不同,却有着共同的爱国热情,而且他们都是著名的文化大师。熙宁四年,王安石在距今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人才强国”的重要意义,于是他想要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当时的宋神宗听了他的想法,就召集了翰林院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和集贤院的人来商议。苏轼为此专门写下奏折表示反对。认为制度的选择应与时代相适应,现今的科举制度是祖宗之法,一直沿用,但国家盛衰却与此无关,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想法,得到了宋神宗的采纳。王安石推行新法时,苏轼又上书长文论新法的不利之处。认为不再让三司管理财政而又创立三司条例司来求利会让百姓生疑,以为是用皇帝的名义来谋利;增加税收会使穷困人无法生活而助长贪官污吏的气焰;乱任谏官,会使谏官没有约束,可能会歪曲事实、法纪混乱。全文由古即今,对比各法,举例驳斥,比喻说理。将新法的诸多弊端呈现而出。苏轼甚至在为考试进士策问出题时,为了讽刺王安石辅佐宋神宗独断专行地处理事务, 故意出了个“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题目。事情结束后便请求到外出任职,做了杭州通判,乐得逍遥。而苏轼虽然处处与王安石对着干,两人早已交恶,但却并未真正的互相仇视,这可能是因为苏轼个人的才华令王安石佩服,也或许是由于王安石个人的修养。然而无论怎样,两位文化巨擘都因为这真正的君子秉性而名垂青史。【四】乌台诗狱这件事是苏轼个人人生前途的转折点,却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名人的普遍遭遇,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典型案例。中国人在政治上有过许多好的想法,但是一实施起来就完全变了味道。宋神宗为了广开言路,专门设立了一种谏官制度,为皇帝报告各级官员的过失,然而这种看似正义的监督机构本身却得不到很好的监督,这个舆论机构中的谏官成了左右舆论的人,谏官完全有着颠倒是非的能力,很容易改变决策者对事实的认知和决策。为此,苏轼曾说:“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宋史·苏轼传》)道出了乱用谏官的巨大危害,然而宋神宗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才间接导致了“乌台诗狱”的发生。神宗元丰二年,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开始了对苏轼的污蔑。李定据说是一位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此人为苏轼罗列了许多罪名,他所列的罪状令他本人愤慨异常,如苏轼“起于草野垢贱之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初无学术,滥得时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所为文辞,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他的意思无非三点:苏轼出身不好,有罪;苏轼最初学问并不高,名气是假的,有罪;苏轼文章虽然文理不通,但已经够得上煽动老百姓造反的水平了,有罪。然而,事实又是什么呢?苏轼早年出身贫寒就有罪过了吗,那好了,全天下的百姓不知有多少出身贫寒的,假如穷人都有罪的话,那不知道这全天下的牢房够不够用的;苏轼学问不高却能考中进士获得欧阳修等人的赞扬,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自己的学问比苏轼高呗,那就让两人比试一场不就行了?还说苏轼文不中理却足以煽动百姓,好像苏轼会像个泼妇似的无理取闹似的,更何况他不是说苏轼文辞不中理都能够山洞百姓造反吗,那么他这比苏轼更有文采的人是不是比苏轼更有造反的嫌疑?李定的言论无疑是非常可笑的,然而他为了栽脏苏轼已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被扳倒苏轼的喜悦冲昏了脑袋,因而他不知道他说苏轼文不中理、文中无理,自己反倒先开始无理取闹了。舒亶和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来诽谤苏轼,说苏轼常常写诗文来讽刺皇上,苏轼写的反文已经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的程度。还有宰相王珪,他文章烂俗,浮于表面,却自我感觉良好,嫉妒文坛新秀苏轼的名望,早就想对付他了,这刚好是个机会,他拿出了苏轼的《王复秀才所居双桧二首(之二)》一诗:凛然相对谁敢欺?直干凌云未要奇。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他告诉皇帝,这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字,足可以证明苏轼有二心。皇帝说:“他写桧树,与我何干?”他说:“写到龙了还不是指皇帝吗?”皇帝却反驳道:“诸葛亮还叫卧龙呢!”令王珪无言以对。检举苏轼的还有当时的科学家,苏轼过去的好朋友,沈括。可为什么连苏轼的旧时好友都要陷害他呢?是因为苏轼真的令人讨厌吗?其实问题并不在苏轼,而正是因为沈括。他虽然是科学家,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他的为人却不比他的创造能力。苏轼与沈括二人本是好朋友,身份地位相当,可是突然有一天,苏轼的地位竟高过了自己,甚至连皇帝都在自己面前夸赞苏轼,令他的心里渐渐失衡,便希望将好朋友拉下来,不能让苏轼的地位高过自己。于是他竟拿着苏轼为他写的送别诗到宋神宗面前说这诗中有着讥讽朝廷的意味。这也怪不得王安石都会说沈括是个不可亲近的小人。苏轼被抓了,他被差官绑着一路示众,颜面尽失,他只是个文人,不是武夫,他害怕自己的罪会连累家人,从湖州到京城的途中经过太湖、长江,于是他两次投湖自尽,却因为看守严密而未能成功。东坡入狱,身陷囹圄。持续的逼问与严刑拷打。通宵的侮辱与诟语摧残。牢房中的一切丑恶露出嘴脸,粗暴在蹂躏善良,卑贱在折磨高贵。苏轼熬不住了,他只是一个年逾四旬的孱弱文人,他满身伤痕地招了,他说他有罪,他说他心怀不忠。他最终绝望,睁着眼等待着死亡,打算看一眼死神的摸样。不过死亡的阴霾最后仍旧没有将他掩埋。星星点点的良知在渐渐汇聚,杭州百姓为他公开做了解厄道场,狱卒梁成悉心照料他的起居。当时的左相吴充对宋神宗进言:“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苏轼何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太皇太后在病中说:“尝忆仁宗以制科的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近闻轼一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中和,宜熟察之。”(《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他甚至在皇帝为她求寿而大赦犯人时,说不须赦免天下犯人,只放了苏轼就够了。连苏轼的政敌王安石都责问皇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其弟王安礼也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言论罪人。”(《续资治通鉴·卷三百一》)无法想象当苏轼得知自己被释放是有怎样的欣喜,但从他在牢狱因陷入绝望而托狱卒送给苏辙的诗中所透露的悲戚中,也可略微试做猜想。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 (《苏轼诗集》之《狱中寄子由》)苏轼活了,带着行囊,带着李定们的慌张,远走他乡。苏轼来到黄州,身后的繁华世界化成了遥远的透明泡沫,眼前的古木破宅却也有点不真实,叹了一口气,又想着既来之,则安之。游玩的好地界,好风景。他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忧愁渐渐淡了去,心里又开始了些逍遥的想法,于是在东坡结庐,舒舒服服的做起了他的“东坡居士”。然而一些小事也令他有些苦闷,他是个好交朋友、豪爽豁达的汉子,遭贬谪之前他与朋友们几乎日日欢歌、应酬不断。然而,自他到了黄州之后,他的朋友们几乎不再和他通信既无来信,也无回信,苏轼寄去的信像是跌落了深渊,换不回一丁点儿笔墨的回音。他的苦闷在给朋友的信《答李端书》中也有描述: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有书之亦不答,自幸庶几免矣。然而,就是黄州,这么一个远离繁华,远离喧嚣,终日山野水急的地方,却令苏轼再一次升华。他的文章不再是为了赢得赞扬引起震动,他在垦荒种地中慢慢褪掉了繁华,回归了空灵,脱胎换骨。遭贬黄州对于苏轼而言是一场灾难。他由巅峰跌落谷底,尝到了死亡迫近的味道。然而,这也是他走向成熟的机缘。乌台诗狱令他看清了小人的嘴脸,也令他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由此而深度自省,也由此真正站上了文化大师的高台。【五】回朝离乱元祐元年,哲宗即位,他与宰相蔡确商量好,招苏轼回来做礼部郎中,升为起居舍人,然而苏轼却不答应,最后只愿意以七品小官的身份到延和殿侍奉皇帝。到了元祐二年,他已被升为中书舍人,任命为翰林学士,且被宋哲宗和宣仁后赞赏。可惜好景不长,元祐四年,他又因为一些言论令当权者所恨,请求外到杭州。之后的几年里,苏轼接连被召回,又接连外调。到了绍圣初年,又遭劾奏,被指控所写的诗文是在讥讽先朝,因而贬至惠州、昌化。已经六十岁的苏轼渡过海峡,住在这荒僻的海南岛,也就不再盼望着归期了,这里的艰难比黄州更甚,连墨都要自己亲自动手制作。幸好,他是苏轼,就是老了,也有着自己的豪气。他凭吊冼夫人庙、朝拜黎族诞生地黎母山,与邻舍喝酒,和朋友游玩,与小儿子苏过一起议论文章。丝毫不像是一个贬官应有的豁达。海南,是苏轼离家的最后一站,也是他最有趣味的一次旅行,更是他最开怀、最舒心的一次经历。他不会再去想朝堂之上的乱象,归根到底他也是一个文人,他永远做不好官,他文人的灵魂自始至终都不属于官场,他的才华也不是一纸公文所能承载的。元符三年,苏轼又被人记起,他拖着老迈病弱的身体向召唤他的北方走去,然而,他却不属于官场,那年,他六十四岁,在常州长眠。【六】文化贡献苏轼的父亲苏洵晚年读《周易》,写作一转《易传》但未能完成,苏轼为满足父亲遗愿,写成《易传》,又写了《论语说》,另有著作《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五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此外还留有大量书画作品。如书法作品《中山松醪赋》、《洞庭春色赋》、《人来得书帖》、《李白仙诗帖》、《次韵秦太虚诗帖》、《渡海帖》、《祭黄几道文卷》、《梅花诗帖》、《前赤壁赋》、《东武帖》、《北游帖》、《新岁展庆帖》、《宝月帖》、《致南圭使君帖》、《次辩才韵贴》、《一夜帖》、《宸奎阁碑》、《致若虚总管尺牍》、《怀素自序》、《近人帖》、《与范子丰》。绘画作品《潇湘竹石图》、《小鸡啄米图》、《枯木怪石图》、《偃松图卷》、《雨竹》。苏轼作为北宋时期最著名的文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文化大师,为后世留下了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由他领起的豪放派词作一洗词的婉约娟秀之态,为中国文学发展做出了深刻巨大的贡献,而且他的诗文全是有感而发的用心之作,全然没有那种故作华丽的忸怩小气之态,别具一格的文风,令人赞叹其才气豪情。苏轼一生坎坷不断,而这一切的发端正始于他前半生的好运气,生于一个经学家庭令他自幼受到诗文经典的熏陶,二十岁又一鸣惊人,为欧阳修所欣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因而他当时的诗文都有着不可一世的锐气与狂气,因此才会在与王安石争勇斗狠时毫不退让,也是因为如此,才令许多人眼红他的名气,瞧不起他的狂妄,开始了对他的陷害,使他投身牢狱,远谪黄州。这一番经历令他反思自己,以致后来他的诗文再也见不到名利浮华的内容和不可一世的味道,更少了对政治的嘲讽,对自身学识的炫耀。整体风格更趋空灵,完成了自身的蜕变,是儒家向佛家的转变。苏轼的文化修养和思想蜕变既是靠着他过人的天赋和对文化的高度感知力得来,也与他曲折的人生际遇有着脱不开的干系,这些波澜坎坷毁了苏东坡,也成就了苏东坡。当他长眠,他的光芒也同时觉醒。 参考资料:《宋史·苏轼传》 《宋史·慈圣光献曹皇后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九》 《苏轼诗集》《山居笔记·苏东坡突围》 《山居笔记·天涯故事》
你去找他问问去不就完了~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篇二 苏轼处世哲学初探 【 摘 要 】在苏轼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家,为后人留下了一笔重要财富。而作为政治家的苏轼,也做出了一个儒家士大夫当有的历史功绩。而苏轼辗转于放达文人和深邃政客之间的处世哲学,便有了深刻的研究价值。本文试从正道直行的执着、善处忧患的旷达、自救自立的人格、亲躬为民的情怀四个层面来剖析苏轼的处事之道。 【 关键词 】苏轼 处世之道 人格风貌 生命精神 秦观在《答傅彬老简》中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评价苏轼:“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苏轼坎坷人生中表现出来的人格风貌和生命精神,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和学习。 一、“奋厉有当世志”――正道直行的执着 儒家鼓励人“志于道”,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苏轼《上梅直讲书》云:“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苏辙《墓志铭》追述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亲授以书。“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这正如后来苏轼说自己“少抱有为之志”。苏轼于仁宗朝举制科作《制策》二十五篇,“大抵劝仁宗厉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也”;及事神宗皇帝,两次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含垢纳污,屈己以裕人也”;哲宗元�初,主张“校量利害,参用所长”。 苏轼对儒家忠君报国的思想接受尤深,使得他虽有“隐”的思想,却终究没有归隐。正如他所言:“未成报国惭书剑,岂不怀归畏友朋。” “羡君欲归去,奈此未报恩。”……可知苏轼一生沉浮,而拳拳报国之意若一。 二、“一蓑烟雨任平生”――善处忧患的旷达 苏轼才华横溢聪敏过人,刚正立朝勇于为义,却拙于谋身,不会自我保护。故“一生忧患,常倍他人”(《南华寺六祖塔功德疏》),几经贬逐,饱受苦难,终不得大用。苏轼于靖国元年所作《自题金山画像》,算是对自己一生贬谪生涯的 总结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的一生贬居黄州、惠州、儋州三地,穷困潦倒,但他都善于在诗词歌赋中发现生活美,从而获得一种充满善处忧患的智慧审美人生。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里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智能优异”。 元丰时贬往黄州,《初到黄州》诗云:“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对黄州的“鱼美”、“笋香”盛情称赞,仿佛忘却了“乌台诗案”的灾难。绍圣初贬往惠州,他的《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这似是《初到黄州》诗在十几年后的历史回想。他又抒写“欣然”,描写口腹之乐。绍圣四年贬往儋州,登岛的第一首诗,“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此数句”,以其神采飞扬、联想奇妙而成为苏诗五古名篇:“应怪东坡老,颜衰语徒工,久矣此妙声,不闻蓬莱宫。”自赏自得之情溢于言表。 三、“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自救自立的人格 苏轼之所以能面对忧患随缘自适,不仅在于他善于排遣苦闷,更重要的是他始终立足于自救自立,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元丰三年(1080)初贬黄州,作《节饮食说》,提倡“节食”。第二年不能再靠“节流”,于是“开源”。《东坡八首》叙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他不辞辛苦躬耕其中,并把这块田地命名为“东坡”,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云:“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苏轼作为政治上的逐客,生存受到严重的威胁,心态却不卑微猥琐。苏轼之卓异正是建立在自己动手种田筑屋丰衣足食,生存需求获得独立的物质基础之上。 苏轼在海南禄�既绝,衣食难保,不得已“尽卖酒器,以供衣食”。暂居破漏官屋不久被官吏逐出,遂买地,起屋五间,名曰“桄榔庵”。然而,独特的伟大人格,既成就了不怨天尤人、立足自救自立的“东坡”精神,苏轼也就拥有了一份坦然与自乐。 四、“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亲躬为民的情怀 苏轼在贬谪时期,反复专研佛老,极慕陶渊明,却始终没有出世。苏轼从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奋厉有当世志”的壮志雄心,践行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儒士操守,也在生存状态上真正的融入到了黎民百姓之中。 谪黄以后,苏轼和“渔樵杂处”,对黎民疾苦有着更深切的了解同情。当时岳州鄂州一带“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苏轼遂“闻之酸辛,为食不下”,当即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写信并盼他“惟为民自重”。他说:“若岁活得百个小儿,亦闲居一乐事也。吾虽贫,亦当出十千。”由此可知,苏轼口出“悲歌为黎元”并非虚言。在儋州,他把自己被贬海南看作是“天其以我为箕子”,理应尽力帮助儋州人民改变困境。面对民族压迫、生产落后的现状,苏轼写了《和劝农》“以告其有知者”,“咨尔黎汉,均为一民”。看到当地人民“病不饮药,但杀牛以祷……以巫为医,以牛为药”,写了《书柳子厚牛赋后》。为了让百姓喝上泉水,讲究卫生,减少疾病,苏轼曾带领众人开凿至今完好的井泉,儋州人称之为“东坡井”。儋州在北宋时期仍处于“刀耕火种”状态,文化教育也十分落后,苏轼的《和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一诗真实的反映了学校教育七零八落的情景。王国宪《重修儋州志叙》指出:“北宋苏文公来琼,居儋四年,以诗书礼教转化其风俗,教化其人心,听书声之琅琅,弦歌四起。” 【参考文献】 [1](宋)秦观:《淮海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2] 王国维:《人间词话》,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3](宋)苏轼:《苏轼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 看了“苏轼学术论文范文”的人还看: 1. 关于苏轼的学术论文 2. 对苏轼研究的学术论文 3. 中文学术论文范文 4. 对外汉语学术论文范文 5. 浅析苏东坡的人生美学论文
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 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 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 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 位。 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 欢迎的宋代诗人。然而,这样一位人人敬仰的大文豪,却在着一生中倍受排挤, 屡遭贬谪。那么,苏轼这位“天下之奇才”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人生坎坷的 呢?在人生的不同阶段, 他在文学上又有何成就呢?就让我们走进苏轼,去体味 他那传奇的一生,去了解他那不平凡的事迹吧!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一、书 香 世 家苏轼,字子瞻,自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 (今四川眉山县)人。生于北宋中期,仁宗景佑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时 (午前六时),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苏洵是著名的文学家,他志在科举,但怀才不遇。苏轼的父亲苏洵一辈子没做过什么特像样的官,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北宋有数的大散文家。苏洵对他这两个儿子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父亲苏洵的言传身教,使得苏轼既接受了正规而良好的文化艺术的熏陶,同时也赋予了他不拘礼教、开拓进去的卓然之气,与此同时,来自母亲程氏的教育也对苏轼的成长至关重要。苏轼道观私塾里度过童年,苏轼在天庆观的私塾里读了三年,由于苏轼从小天资聪颖,十岁时母亲教他后汉书,在母亲教导下进步非常快。年少轻狂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幅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婉转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愤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二、 应 试 及 第嘉祐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因欧阳修误认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为了避嫌,使其只得第二。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的“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 “平和世界”。三、出 任 凤 翔嘉佑六年十一月十九日,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事 ,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一路送到京都外城郑新门才与兄长道别。任职期间,闹过的水灾和旱灾,都得到很好的处理。但疲乏的工作加上官场的你争我斗,苏轼渐渐感到无比的忧戚。终于在英宗治平二年(1065)冬,凤翔的任期届满,苏轼迫不及待的奔回父亲及弟弟居住的都城开封。不料第二年他妻子死了,不到一年,父亲去世,带着沉重的心情,苏轼乘船运送父亲及妻子的灵柩回故乡眉山。四、王 安 石 变 法熙宁元年,神宗即位,服父丧期满的苏轼在继室王氏的陪同下离开故乡,第二年出任监官诰院。此时宋神宗为重建面临困境的国家财政,任用王安石为相,推行新法。苏轼由于有不同的政治思想,受到排挤。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年方36岁的苏轼落败,被迫请调杭州 (今浙江省杭州市),心中不免有些难过及挫败感。苏轼在办完公务后,一得空便四处游玩,以解烦忧。结识了许多知交,也作了不少优秀诗歌。如著名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六月二十七日于望湖楼醉书》等。政治上的挫败反而促使东坡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开拓了一片更宽广的文学领域。熙宁七年(1074),苏轼自愿调任密州 (今山东省诸城县),因那儿离苏辙任职的济南很近。也在密州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名作如《超然台记》、《水调歌头 - 中秋怀子由》、《江城子 - 密州出猎》五、乌 台 诗 案后来苏轼被调任到徐州 (今江苏省铜山县)、湖州 (今浙江省吴兴县)。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时,在他移任湖州的第三个月的一天,,一位朝廷钦差,为了要讨好王安石,把苏轼捉拿进京,指称他诽谤朝廷,请皇上下令司法官员判他的罪。不久苏轼就被送入狱中,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案子轰动一时,除湖、杭州等地的百姓请和尚念经为他祈福,许多赏识他的官员都舍身挽救,加上神宗原本就喜爱他的文学,生病的曹太后为他说情,最后只定 “讥讽政事”之罪。后受皇帝恩赐,判他流放黄州,免于一死。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六、流 放 黄 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衣食住行都成问题。后来自力更生,开荒种地。在平淡地生活中找到喜悦,并坚定要艰险、乐观地在人生坎坷的道路上前进。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其为「东坡雪堂」,从此自号“东坡居士”。文章无论在思想还是在题材上都有了扩展。如 《前赤壁赋》, 《念奴娇 - 赤壁怀古》、《后赤壁赋》等,此时的苏轼在文学艺术的造诣上已达极高的境界 !元丰七年,神宗下令苏轼离开黄州,改授汝州 (今河南省汝南县) 团练副使。旅途中曾遇王安石,二人虽有不同政治简介,却谈得非常投机,王安石对他评价极高。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七、元 佑 更 化元丰七年,苏轼恢复名誉,被起用为登州 (今山东省蓬莱县)知事,不到十天,受朝廷之召出任礼部郎中。12月调回京都开封,任起居舍人。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神宗崩逝,10岁的哲宗登基,逐次废除新法。新法派被排斥。昔日重臣重新掌政。史家称为「元佑更化」。元佑元年(1086),苏轼晋升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时兼任侍读。但此时的苏轼已对做官没有兴趣了。对王安石及新法的认识使他对新法有保留一件,保守派的人便说他是王安石的新法派了;新法派又不把他当作自己人,所以东坡便变成夹缝里的人物。元佑四年,苏轼摆脱派阀之争,请调转任杭州知事。苏轼在知事任内修筑了西湖苏堤。元佑六年又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但遭排斥,不到几个月又被调任颖洲(今安徽省阜阳市)知事。离开朝廷,次年转任扬州(江苏省阳州市)知事。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八、南 行 千 里晋升高位后,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苏轼请奏调任江南,末获批准。继室王氏又去世。元佑八年九月,出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事。同月,太皇太后高氏崩逝。「元佑更化」宣告结束。18岁的哲宗开始亲政,重新推行新法。绍圣元年(公元1094)四月,59岁的苏轼被指称诽谤朝廷,贬为岭外英州 (广东省英德县)知事,六月在转任英州的途中 (都还没到呢 !)又受命流放惠州 (今广东省惠州市)。在惠州的两年中,苏轼生活困窘,有时连酿酒的米也没有,吃菜也靠自己种。可是苏轼这一辈子,对磨难早就习惯了;对这一切安之若素,觉睡得还是那么香甜。朝廷奸人仍不罢休,苏轼被放逐到自古所说的天涯海角 - 儋州。在儋州,苏轼一贫如洗,他一边读书,读他最爱读的柳诗和陶诗 (他也只带了这两本书),作诗自娱;结交平民朋友,生活虽然凄苦,但深具特色又有内涵的苏轼,仍然超然洒脱,自得其乐。 九、永 存 的 诗 人 心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崩逝,徽宗即位。五月,苏轼获赦免于流放海外之罪,此时,苏轼一家死了九口人 !然而此时,苏轼因旅途辛苦早已染病在身。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苏轼卧病常州 (江苏省常州市)并上奏致仕。七月二十八日,苏轼逝世十、东坡印象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首先是他的相貌,苏小妹曾经取笑他:“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流不到腮边。”当然这是一种较为夸张的说法,实际上苏轼的相貌有四大特点:身材颀长;眉疏目朗;颧骨高耸,两颊清瘦;胡须稀疏。其次是他的朋友印象,苏轼交往最多的为文人。当时北宋的知识分子经常用学问开一些高雅的玩笑。苏东坡亦是如此,他的一些趣事常被人们当成茶余饭后的笑谈。这是一种智慧而快乐的游戏,他把渊博的学识调节生活的轻巧智慧,我想,这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第三,苏轼的书画在北宋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书法位于北宋四大书法家之首。人们都希望得到他的书法作品,特别是一位名为姚磷的武将,出言用一只羊腿换他的一幅作品,可见其造诣之高了。苏轼的画作也是很著名的,他爱画竹松石等,从中也可看见他的品格。他画画讲求真实性,所以他对生活也观察的十分细致。第四,师徒印象。苏轼是一位名人,旗下门生自然也极多。较为著名的是黄庭坚和秦观等。他和徒弟间是亦师亦友的,所以他的徒弟也经常和他开玩笑,甚至当面对其提出意见。即使他遭受磨难,也没有一个弟子背叛他。最后,他的人格印象。他在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他树立了人格精神的标准,他也树立了人格的模式,这是最为重要的。他的人格对后人影响是极深的。十一、苏轼之死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他在公元1101年七月二十八日去世,但是他永远在我国的诗歌史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位十二、苏轼的诗词他的诗词以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篇章最多,他的《送鲁元翰少卿知卫州》、《有美堂暴雨》、《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篇或想象丰富,或气势雄浑,或清新隽美情致盎然,最能代表苏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表达对事物见解的诗,如《题西林壁》,被认为最能体现宋诗的理性特征,诗中通过艺术形象说理,蕴含丰富,新鲜有趣。表现苏轼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诗风的《王维吴道子画》、《读孟郊诗》、《书王主簿所画折枝》等诗亦被认为是北宋文化所达新高度的标志。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1 苏轼生平事迹研究报告 苏轼是宋代继欧阳修之后的大儒,和李白相比,他少了几分桀骜不驯,多了几分隐忍平和,和杜甫相比,他少了几分痛心疾首,多了几分豁然乐观。这和他的经历有着密切联系。苏轼一生经历可谓传奇,但又是什么造就了他传奇的一生呢?我们就从他一生中的几次大起大落来分析一下。 古人云,学而优则仕。才华出众的苏轼经过十几年的历练之后,终于开始向仕途进发了。公元1057年,21岁的苏轼和18岁的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父子三人赶到当时的京城开封参加科举考试。在三关考试最关键的第二关——礼部考试之中,本来可以稳拿第一名的苏轼却出人意料地获得了第二名。这对苏轼来说,虽然有些委屈,但对后人来说,却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千古传颂的佳话。苏轼用他天才的文思与妙笔,一举成名天下知。就像他诗中说的“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此时的苏轼可谓前途一片光明,年少成名的他抱着造福百姓的心愿,开始了他充满坎坷的仕途,但又是什么让他的仕途如此曲折呢?我们来看苏轼这一次的起落。 公元1066年服孝三年的苏轼在回京途中看到新法对百姓的伤害,所以苏轼多次上书反对王安石强力革新变法,主张循序渐进,因此遭到王安石势力集团排挤和打击,苏轼也因此在官场上风雨飘摇、历经磨难。公元1079在错综复杂的北宋政局中,保守派的苏轼被政敌所利用,成为了政治上的牺牲品。苏轼遭遇了人生中的一大劫难——“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为自己起的。宋神宗元丰七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苏轼丢官降职,官场失意的苏轼举家来到湖北,面临无钱、无房又无粮的流放生活,苏轼将怎样摆脱窘迫与困境?长江边的小城黄州虽然是苏轼仕途上的低谷,却成了苏轼文学创作的圣地。在走出了心灵的阴霾之后,苏轼在长江边的赤壁吟诵出了响彻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成为中国文学史2 上的丰碑。苏轼即使在这样的困境面前依然保持着一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心态,从这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豁达超脱的性格,这种性格不只表现在困境中,在地位急剧攀升时,他的这种性格表现得更加明显。 元丰八年,也就是公元1085年,宋神宗病逝,年仅十岁的宋哲宗即位,宋神宗的母亲高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贯反对新法,她掌权后再次起用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立刻将政令改弦更张。王安石的一切政令全予中止,或径于废除。元佑年间这一段开始了。 苏东坡现在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擢升三次。依据古制,官位分为九级。在此短短一段期间,他由第七级上升,经过第六级,跳到第四级,最后止于第三级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那时他正是四十九岁。 但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苏轼渐渐发现自己在朝中为官很难,所以就上书朝廷,请求退出官场。作为一个文人来说,步入官场是其一生的追求,对于苏轼而言,苏轼现在在仕途路上选择的不是进,而是退。 苏轼慢慢地察觉到,他与司马光之间的分歧由原来的政见不同,开始走向政治权力的斗争,苏轼在这场争论中不但感觉到深深地疲倦,同时他也嗅到了一丝恐惧的气味。曾经遭受过囹圄之苦的苏轼这时感觉到在朝中为官真是太难了,他再也不愿意在这场口水大战中重蹈覆辙,所以他连上四道奏章,请求离朝外任,离开这是非之地。在宋哲宗的元祐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朝廷终于批准苏轼任浙西地区的行政长官兼杭州市的市长。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诧异;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属可惊了。苏东坡永远不够为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都知道他的宦海生涯不会太久的。延缓年老展长青春的第一条规矩,是避免一切情绪上的烦扰,可是苏东坡现在,在他所谓“奸小之境”的官场,却有过多的情绪上的烦扰。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是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威权与虚荣,认为并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没放在政治游戏上。他本身缺乏得最惨的,便是无决心上进以求取宰相之位,倘若他有意,他会轻而易举弄到手的。做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他与皇家过从3 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自己断丧天性了,对了,这也就是他的性格,他的性格决定他不会去勾心斗角,不会去结党营私,但这也使得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过得相当艰苦。 苏轼的后半生经历了重大的变革。宋哲宗是一个心胸狭窄的人,苏轼深谙这一点,同时他厌恶朝廷的纷争,所以主动请求到地方做官。但即使这样,苏轼还是没有逃过那场祸事。高太后死后,宋哲宗执政。他主张变革,于是以苏轼作为重点人物的旧党官员纷纷被贬,苏轼更是从三品的高级官员被贬到九品芝麻官,并调往海南。海南的生活状况是十分差的,没有肉吃,没有药用,没有地方住,出门更是没有朋友。这样的条件对于已是花甲之年的身体虚弱的苏轼来说,未免太过艰苦。但是在海南生活了那么久,并不是苏轼死去的真正理由。他自成一套调理的方法。反而是五年之后,他被召回,他选择了常州作为他的终老之地。一路的船行使他身体的适应能力急剧降低,于是,在刚安定下来的不久,他便因病去世了。苏轼的死可能有些悲惨,但这由得了谁呢?是世事?使历史?不,是他自己性格所致的。 苏轼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他的性格是率真的、孤傲的、也是豁达的、超脱的。无论他的政治主张还是为人处事,处处充满着关注民生,体恤百姓等崇高思想。从用黄州到江宁去拜谒王安石还是做知州时的两处断案就可以明证他襟怀坦荡,体察民情的思想境界。苏轼对于现实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他从不把理想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之中,所以这也是让他能够出世入世的根本原因。苏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一生。 从以上的事迹来看,我们可以看见,苏轼的性格才导致他坎坷一生的根本原因,如果苏轼没有这种豁达,超脱的性格,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有可能是一个政客,而不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