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如今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本2006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而成。
本书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的全部著述的汇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9年10月至1860年3月的文献24篇。所收著作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编排。
2、《列宁选集》
《列宁选集》选载列宁1894年至1907年即投身革命初期、建党时期和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时期的著作，共27篇。列宁开始革命活动是在19世纪80年代末。
3、《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是1944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毛泽东。《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是毛泽东思想的集中展现，是对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书籍之一。
4、《毛泽东著作选读》
《毛泽东著作选读》由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分上下两册，共58.2万字。
5、《毛泽东外交文选》
《毛泽东外交文选》是1994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书主要讲述毛泽东在外交工作方面的贡献，用于学习、研究和继承他的外交思想。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列宁选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选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著作选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毛泽东外交文选
1、“两弹”的成功研制 研制目的：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加强国防建设。成功研制：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 子 弹成功爆炸。意义：第一颗原 子 弹爆炸成功，加强了我国的国防力量，也打破了帝国主义的核垄断，对维护世界和平具有重要的意义。 2、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研制 1970年，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东方红1号。2008年，中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飞行圆满成功，中国宇航员首次进行了出舱活动。意义：中国跻身世界航天科技大国之列。 3、杂交水稻的培养与推广 培育时间：1973年，袁隆平成功培育出籼型杂交水稻。历史意义：杂交水稻为粮食大面积增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解决中国的温饱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袁隆平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4、“863”计划的制定与实施 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高技术蓬勃发展，国际竞争激烈。建议与决策时间：1986年3月。又名：中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纲要。 5、“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 时间：20世纪90年代。主要内容：党和政府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明确提出“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建国初期国家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建国后,各地纷纷搜集古籍文献,避免其散落、遗失。如:1956年7月内蒙古人民委员会颁发了蒙文社梁字第160号《关于征...
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1.1.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1.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1.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建国初期国家古籍文献保护研究建国后,各地纷纷搜集古籍文献,避免其散落、遗失。如:1956年7月内蒙古人民委员会颁发了蒙文社梁字第160号《关于征...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有哪些呢?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是撰写历史教育论文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欢迎阅读我整理的历史教育论文参考文献，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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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可以参考《百年党史关键词》，作者：刘志新
推荐理由：
参考文献： 1、仝华： 《那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党史文汇》 ， 2012 年 01 期。 2、刘芳： 《十月革命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研究》1998 年增刊。 3、陈伯达：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国革命》《山东政报》 ，1949 年 04 期。 4、《列宁论十月革命的国际意义》《世界知识》1959 年第 21 期。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W.Hinton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22] W.Hinton.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您好，可以参考《百年党史关键词》，作者：刘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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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中国历史悠久，珍贵古籍灿若星河，但是新中国成立前的近百年，由于战争、自然灾害以及外国的劫掠等原因，古籍遭受巨大损失。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采取多种措施积极进行保护，为以后古籍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1.1、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1.1.1、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1.1.2、禁止将古旧书籍作为造纸原料1951年3月2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通令中指出“造纸纸浆工厂、作坊今后不得再行收购古书故纸为造纸原料，否则以破坏民族文物论处”[1]。1951年12月，为了加强古旧图书的搜集与保护工作，中央文化部和轻工业部联合发布了《关于禁止用旧版书做纸浆材料的指示》[1]。1.1.3、避免珍贵古籍散佚1950年12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通知西南各省人民政府在减租退押时期应注意部分地主借口完成这一任务，将其所藏古书、字画贱价出售，分散破坏的行为[1]。1951年1月21日，西南军政委员会通令各级人民政府密切注意查禁将有历史价值之文物、图书、碑板任意破坏，零散出售，以及各寺庙僧道退押，售卖庙中各种宝贵经典[1]。1955年湖北人民委员会为保护图书文物，防治散佚损坏，向各市县发出通知，指出“土改中没收地主之书籍文物，均为国家财产……为各机关团体收藏者需进行一次清理登记，防止散佚损坏”[1]。1.1.4、禁止珍贵古籍流向国外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1]。1951年6月，文化部颁布关于“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对一些图书要经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核准才能运往国外展览、交换、赠予，发给准许执照者准许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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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首先，推翻了清朝封建腐朽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制定了《临时约法》，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再次，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法令，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最后，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对推动亚洲各国民族解放斗争有重大影响。总之，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一方面，客观原因是国内外反动势力过于强大。另一方面，主观原因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软弱性：首先，缺乏彻底反帝反封的勇气和力量；其次，没能提出明确而完整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再次，没能发动农民革命；最后，没有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辛亥革命历史教训：没有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第一，说明资产阶级不能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胜利；第二，宣告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终结；第三，表明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历史必然性。 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对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一直有着不同的议论。作者认为，过去的估计常常过低。辛亥革命虽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主义侵略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问题，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是辛亥革命的巨大功绩。对反动的清朝政府，是象革命派那样抛头颅洒热血去推翻它，还是象立宪派那样维护它？这是根本的道路问题。在这点上立宪派的方向是错了；但对它所起的某些积极作用，也不能予以否定。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强烈地激动过一代人心的辛亥革命，离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随着岁月的消逝，当年种种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是，对这场革命的功过得失，在国内以至国外一直还有着不同的议论。这篇文章，不准备全面地探讨辛亥革命的历史评价，只想就其中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谈谈自己的想法。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林伯渠同志在四十年前曾经很有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荏苒三十年》）林老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他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说得何等中肯！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可以举出很多条。其中突出的一条，就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我们不能把从君主专制到建立共和国，只看作无足轻重的政体形式上的变化，甚至只看作是换汤不换药的招牌的更换。 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历过几千年的漫长岁月。这是一个沉重得可怕的因袭重担！多少年来，至高无上的君权一直是封建主义的集中象征。人们从幼年起，头脑中就不断被灌输“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国不可一日无君”。君主成了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顶颠的最高代表。每个人在这种制度面前，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名分”，不容许有丝毫逾越。这就是所谓“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河南程氏遗书》卷五）谁要是敢有一点怀疑，轻则叫做“离经叛道”、“非圣无法”，重则成了“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有一句名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可见在那个时候，谁要是想“把皇帝拉下马”，那就得有“舍得一身剐”的大无畏气概，一般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到了近代，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急遽激化，使中国社会处于剧烈的动荡和变化中。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前仆后继。但是，直到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历史舞台前，还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主张来。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义和团运动的口号更只是“扶清灭洋”。资产阶级改良派鼓吹爱国救亡，介绍了不少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政治制度到中国来，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可是，他们把忠君和爱国看作是一回事。康有为那些声泪俱下、处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的话，是最能打动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的。而那时世界上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法美两国外，英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沙俄等等无一不保留着君主制度。所以，康有为提出以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明治天皇的改革作为中国学习的榜样，在许多人看来是很有理由的。 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破天荒地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孙中山在几次演讲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见《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且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见《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1905年8月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明确地把“创立民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之一。它在第二年冬颁布的《革命方略》更是响亮地宣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在当时确实是石破天惊之论！比一比，从“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 是何等巨大的根本性的变化！ 他们坚韧不拔地通过报刊鼓吹、秘密宣传，使这种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到辛亥革命爆发时，推倒君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任何反动势力都已无法把它再扭转过来了。 辛亥革命果真把“皇帝拉下马”了，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推倒了。这一下，真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条。 第一，使中国反动统治者在政治上乱了阵脚。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赖以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就乱了套了。这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象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登场，却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不用说人民革命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就是反动阵营内部也无法再保持统一。这自然有很多原因，而辛亥革命在这里所起的巨大作用是无法抹煞的，它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开辟了道路。 第二，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了一次大解放。皇帝，该算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夜写过一篇《偶像破坏论》说道：“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象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象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但是这等偶像，未经破坏以前，却很有些作怪；请看中外史书，这等偶像害人的事还算少么？”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尽管辛亥革命后，一时看来政治形势还十分险恶，但人们又大胆地寻求新的救中国的出路了，再加上十月革命炮声一响和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不久便迎来了五四运动，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实在是太根深蒂固了！推翻它，消灭它，决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辛亥革命诚然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始终应该有一个清醒的估计），但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给予热情的歌颂吗？ 而过去长时期中，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确如林伯渠同志当年所说的那样，常常被过低估计了。这里，除了认识上的原因外，还有时代的原因。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皇帝，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革命尚未成功”。这是事实，因此，在我们党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许多同志着重强调的常常是辛亥革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点，来鼓舞人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继续奋发向前，去夺取胜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更强烈地感受到的也是这一点。这在当时是对的。可是这一来，对辛亥革命在历史上的巨大功绩，就常常来不及作出足够的估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视或贬低了。到了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左思潮泛滥，肯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仿佛就成了替资产阶级涂脂抹粉的莫大罪过。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更谈不上对辛亥革命作出公正的评价。 现在该是时候了！辛亥革命离我们已经有七十年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也已被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推倒了。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作出更加实事求是的评价来！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W.Hinton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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