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思路：把巴金《家》的内容简单的概括，然后再写抒发的情感。
作品以“五四”的浪潮波及到了闭塞的内地——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高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用作家自己的话说：他“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描写过去十多年间的一幅图画”。高氏豪门外表上诗礼传家，书香门第，但遮掩在这层帷幕之后的，却是内部的相互倾轧，明争暗斗，腐朽龌龊，荒淫无耻。
为了维护这个作为封建制度的支柱而又面临崩溃的家庭，以高老太爷和克明为代表的那些卫道者，竭力奉持着礼教和家训，压制一切新的事物，甚至不惜以牺牲青年为代价。这就又加深了新与旧、当权势力与被压迫者的矛盾，并使年轻人遭受巨大的痛若。
小说写了觉新、觉民、觉慧兄弟三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生活道路，写了几对年轻人——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觉民与琴，觉慧与鸣凤之间的恋爱、婚姻纠葛；写了他们不同的遭遇；写了学生请愿，觉慧被关禁闭，兵变惊乱，鸣凤、梅芬、瑞珏相继惨死，觉民逃婚，觉慧出走……。
以长房中的三兄弟：觉新、觉民、觉慧的故事为主，以各房以及亲戚中的各种人物为纬，描绘出一幅大家族生活的画面，集中展现了封建大家族生活的典型形态，也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封建大家族衰落、败坏以至最后崩溃的历史过程。
在《家》中，就有：梅的悒郁致死；瑞珏的惨痛命运；鸣凤的投湖悲剧；婉儿的被逼出嫁——这些青年女性的不幸遭遇，无不是封建制度以及礼教、迷信迫害的结果。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批判的锋芒不仅指向旧礼教，更指向作为封建统治核心的专制主义，其所描述的恋爱婚姻悲剧的真正意义，也不只是主张自由恋爱，而是唤醒青年“人”的意识，启迪与号召他们与封建家庭决裂。
在作者看来，觉慧与婢女鸣凤的恋爱悲剧，觉新与钱梅芬、李瑞珏之间的婚姻悲剧，其根源都在于他们追求幸福爱情、婚姻的愿望与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是旧的家族所代表的专制制度，扼杀了他们的幸福和生命。巴金写这部小说，目的在于他要以笔为武器，对这个“垂死的制度”，喊出“我控诉”。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巴金:世纪文人的情与爱畅文 《四川党的建设：城市版》2008年 第2期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以“巴金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为主题的研究〈是否可能/如何可能〉坂井洋史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 第1期论巴金小说的死亡悲剧艺术——以《激流三部曲》为例辛慧 《丝绸之路》2010年 第4期对巴金书信和日记的两点考证肖乃田 《大众文艺：下半月（浪漫）》2010年 第1期鲁迅与巴金的宗教意识比较贾蕾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09年 第4期从当代散文的嬗变论“以文化自我为中心”的确立的艰难——以巴金、贾平凹和余秋雨为例范培松 《江汉论坛》2010年 第1期“巴金”笔名的由来《内蒙古林业》2009年 第12期从目的论看巴金翻译的《快乐王子》罗丽芸 《大众商务：下半月》2009年 第12期巴金致萧乾书信日期考证唐丽君 秦必荣 《大众文艺：学术版》2009年 第21期巴金的编辑思想罗晓华 《出版科学》2006年 第1期从忏悔到随想——谈卢梭对巴金的创作影响郑艳 李敬巍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6期巴金 永远的《随想录》李辉 《中国报道》2009年 第11期情做血脉理做魂——巴金的创作思维初探贾玉民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朱雯与赛珍珠姚君伟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规训与惩罚——从巴金的创作看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魏巍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巴金小说中的疾病伦理叙事分析邓赛梅 《巴金研究》2008年 第1期穿越黑暗的飞翔——论巴金桂林文化城时期的散文创作刘铁群 宋扬 《东方丛刊》2008年 第4期作家与人的融合——巴金本色创作论沈琳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巴金、冰心、老舍的精神形态分析巫晓燕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6期“人类”视野下的历史先声——论巴金小说中的异域历史叙事沈庆利 《济宁学院学报》2008年 第5期巴金文化心理结构解析陈连锦 陈江平 《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3期巴金：读书的过程就是思索生活、认识生活的过程唐宋元 《社区》2008年 第23期巴金：中国屠格涅夫研究的先行王立业 《俄罗斯文艺》2008年 第3期“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王俊忠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文坛上不灭的星斗巴金廖小勤 《陕西教育：高教版》2008年 第8期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李向东 《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第4期近三十年巴金研究述评於可训 李雪 《江汉论坛》2008年 第7期黄裳谈巴金黄裳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8年 第5期巴金《鸟的天堂》赏析罗先万 《科教文汇》2008年 第17期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巴金的写作风格文字简约，饱含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从中可以清晰地体察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赫尔岑的影响，这与巴金当年从翻译这些文学巨匠的作品开始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用火烧我自己” 抗战爆发后，一贯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巴金挺身而出，毫不犹豫地投身到抗日救国斗争的洪流中。他和茅盾一起创办由《文学》、《中流》、《文季》、《译文》四家著名刊物组成的战时联合刊《呐喊》（后改名《烽火》），并担任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机关报《救亡日报》编委。这之后，他写了以表达前仆后继坚持抗战为主题的短篇小说《莫娜·丽莎》，和书信《给山川均先生》、《给日本友人》等。这些作品洋溢着时代的气息，闪耀着战斗的色彩，表现了巴金对侵略者的激愤之情。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巴金未能与会，仍当选为理事。 巴金创作的两部中篇小说《憩园》和《第四病室》，是他抗战期间最重要的作品。 2、从“小人小事”到《寒夜》 抗日战争的胜利，结束了巴金迁徙流离的生活。1945年11月，他回到上海的旧居。巴金于这年12月底写完了他民主革命时期最后一部作品——长篇小说《寒夜》。 四十年代以后，随着生活视野的开阔和思想的发展，巴金对现实生活的认识日益深化，他的创作面貌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 巴金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既保持着原有的基本精神和风格特色，又有了新的探索和新的表现。这主要反映在英雄主义色彩逐渐黯淡，反抗的激情和对未来社会的向往逐渐收敛，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愈益发扬，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愈益深沉含蓄。 在艺术表现上，深沉而压抑的控诉，取代了反抗斗争的呐喊，对于生活现象本身饱含情愫的客观描述，取代了作家主观激情的直接倾泻。所有这些，不仅使巴金四十年代作品更富于现实主义特色，也使他和时代的、文学的主潮一致的思想探索和艺术探索，达到了新的境界。 1947年以后，巴金经历了自走上文学道路以来从未有过的沉默时期。 1949年5月27日，巴金以兴奋的心情迎来了上海的全部解放。7月，他应邀北上，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巴金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常务委员。这年9月，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
其实它是一部小的红楼梦。这个还是你多读读自己写吧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参考文献】
【1】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贾植芳，唐金海.巴金作品评论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巴金.巴金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王嘉良，金汉.中国现当代文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扩展阅读
《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一个新道家对巴金作品的批判巴金的代表作无疑是家、春、秋，对这三部作品，几乎所有的人都持肯定态度，而自诩为新道家的我却要剥掉其浮华的面具，以求得返朴归真。巴金在他的代表作当中，着力批判了所谓封建大家庭对人性的摧残。这种大家庭无疑曾在中国广泛存在过。在我国高度的专制体制下，不同家庭的人自发形成的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存在高度的危险，于是以血缘亲情为纽带的大家庭便在传统忠孝思想的保护下发育成长，这种大家庭既扮演着经济组织的角色，又扮演着福利机构的角色。可以断言，它是适应中国社会的一种自发秩序，虽然这种自发秩序在我国专制体制下得到了扭曲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经济组织和福利机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近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文化的更替，这样的大家庭不但失去了往日的风光，还丧失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更致命的是，这种大家庭往往成为当局和某些暴力集团敲诈勒索的对象（除非它与这些集团有裙带关系）。再往后，这种大家庭便在革命的旗帜下一个个地摧毁了，而这种革命的旗帜正是包括巴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自觉和不自觉的追求，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摧毁了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态系统。可悲的是，我们把这些全部摧毁之后，并没有得到宏伟的宫殿，而是一片瓦砾。上个世纪60年代发生的美国民权运动，其最为可贵的是没有把长期演化形成的企业和公司当作万恶资本主义进行总的清算，而是通过工人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等来遏制其对工人权力的侵犯，通过反垄断法来遏制其对自由竞争的破坏……这些是多么符合“一阴一阳谓之道”的原则啊。假如我们当初把那样的封建大家庭当作家族企业来看待和保护，假如当初的工人运动为那种大家庭中的保姆和雇工争取到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而不是以改朝换代为目的），假如当初的青年人有更多的自由和选择……那么我们也就不会经历那么多的折腾，经历那么多历史的轮回了。司马迁《史记》说："道家……以因循为用。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这里将因循为用和与时迁移放在一起，似乎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我们经历过将孩子和水一起泼掉的教训之后，我想我们应该更加清醒一点了。
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参考资料：中国新文学史(节录) 所写故事、人物、场景、园林的幽与美，梅花的色与香，缺乏阳光的古屋，连吐在地上的浓痰，读者不但熟悉，并且有好多东西，直到今天还附在父辈和自己的身上。 “激流”这两个字，颇能表达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社会剧烈和巨大的变革，从家族本位社会向个人和国家本位社会的变革。首先是个人的觉醒，之后是个人从休戚相关、福祸与共的大家族的束缚(在悠久的年月安是中国人的安乐窝，在新时代的风暴里则成了牢笼)挣脱出来，面对国家和社会。《家》给予这一从旧到新的变革提供了典型人物和典型故事。这一大变革到今天已临末期，但是还没有完全过去，因此这部书的火焰还没有熄灭，许多读者还可以从《家》里拾取自己的哀欢。 假如我们单从题材的风上，变革的典型来肯定《家》这部小说，未免太不公道，太轻视它了。其实自新文学诞生以来，大多数的小说，都在描写上述的变革，可是为什么《家》独拥有最多读者，而且历久不衰呢?我们必须化点功夫去探求。这里先概述一下全书的梗概。…… 小说一开头写风雪中那“黑洞”似的公馆，结尾写觉慧如鸟脱笼似的离家，搭上往上海的船，望着一江东去的秋水，他写道： “这水，这可祝福的水啊，它会把他从住了十八年的家带到那未知的城市和未知的人群中间去。” 这一开头一结尾，颇有艺术匠心，在读完全书之后，使人不能立刻离开书中的世界。 《家》虽然有不少缺点值得推敲，却不愧是三十年代长篇小说的名著，足以和其它诸大家并耀争辉。 《家》的主要缺点是通篇缺乏艺术锤炼。我手头的这部《家》，是一九五一年的修订本，已改去“用字不妥当的地方”及“删去一些累赘的字句”，可是若干章节读来仍感到难以下咽。总括说来这部小说，描写和叙述参半，“难以下咽”多在叙述的部分。许多对话，太急于表达思想，而失去口语的活气和韵味，读来好象听演讲。 这些缺点与当时巴金的文学观点有关。他无数次的表白：“文学是什么?我不知道，而且我始终就不曾想知道……我不曾读过一本文学的书。”又：“我不是为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可知他对文学的粗暴和轻蔑。这当然是一种无知的幻稚。不论你出于什么动机写小说，只要你当做文学作品出版，投进文学的世界，你就要受艺术尺度的衡量。 正因为在写《家》时(当时二十八岁)，巴金还对文学这样蒙昧无知，居然写出这样一部不朽的作品，可见他天赋之高。这部小说的魅力在左列几点： (一)作者抓住了那个变革时代的焦点，抓住在变革中旧和新的人物典型，同时用一连串的典型冲突事件，表达了变革“激流”的澎湃。《家》是激流年代的一首长歌。换个方式说，《家》的角色、情节和主题三者的配搭甚是匀称、和谐。由于整体的结构完整，遂使部分文字的生涩和粗糙显得有重要了。 (二)新文学诞生以来的小说，十部之中有九部，在写作时都怀有一个文学以外的目标，巴金也未能免俗，但是《家》是为纪念他大哥写的，他必须放下自己的“目的”，尽量接近真实。因此成为一部人情味最纯、生活味最浓的小说。 (三)巴金一九五一年在《家》的《后记》最后一行写道： 我始终记住：青春是美丽的东西，而且这一直是鼓舞我的源泉。 在他一切的作品中都满溢着纯洁的青春气息。《家》尤其浓厚。这种气息反映一颗单纯的心灵，读他的小说，你毫不感到是在绞汁写出来的，是唱出来的，呻吟出来的，是自然的天吁。这不是艺术，而是天赋。如他所说：“永生在青春的原野”。 (四)巴金在一九三一年四月写的《激流》总序，短短只有一千字，具有同样意思的话重复了三次：(1)：“这里面有爱，有恨，”(2)“我有我的爱，有我的恨，”(3)“……可以看见那一股由爱与恨，欢乐与受苦……”。他在其它作品中，和作品的序言或后记中，无数次的重复类似的话。读者或许误解他是一个爱恨分明的人，不，他是爱得深，恨得浅，爱得如火烧，恨得如雪融的人。换言之，他爱得认真，恨得软弱。这因为他的恨根源于爱。因此在《家》里，我们觉得可爱的人十分可爱，可恨的人只感到可悯(含有同情的怜悯)。这里使人记起“哀而不伤、怨而有怒”那两句话，《家》具有这两种恰到好处之美。参考资料：中国新文学史(节录)
很简单，找人代写呀
写作思路：首先阐明自己的论点，然后进行举例论证，最后可以根据巴金《家》这篇小说写出自己阅读后的感想，表达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正文：
在悠久的年月里“家”是中国人大的安乐窝，是休憩的港湾，可巴金笔下的“家”在新时代的风景里成了牢笼。
长篇小说《家》以20年代初期中国内地城市四川成都为背景，真实地写出了离家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封建大家庭腐烂溃败的历史。
作品中的高家是中国封建社会和家族制度的缩影，在这个门墙上挂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大家庭里封建的理论规范和儒家的教义，像无形的绳索-样禁锢着年轻一代的手脚，虐杀着他们的生命
它外表庄严优雅，内里却荒淫腐败充满了尔虞我诈和钩心斗角。那是“四世同堂”之家崇尚“和乐”之分，表面上肃穆庄严，幕后到处都是邪恶和隐私。
高老太爷是这个家庭威严的象征，然而他自己却又在涑渎着家庭的尊严。他在子孙面前道貌岸然进行着“万恶淫为首”之类的家庭教训，自己却在玩小旦，娶姨太太，过着荒淫的生活。
为了争夺家产，陈姨太、克安、克定等打着维护家族荣誉和高老太爷的招牌，耍尽了花招，他们先是闹“鬼”吓死了老太爷，接着又以“避血光”让临产的瑞钰到城外生产最后死于难产;他们很清楚是军阀混乱导致商场被毁，但却硬逼觉新赔偿股票的损失，并且在老太爷尸骨未寒时大闹分家，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在这个家庭里演绎得淋漓尽致。
以巴金的《家》为例来看看现当代男性在塑造天使性女性时所暗含的男性中心意识。我们先看鸣凤跳湖自杀这件事。我们先想一想鸣凤可以不可以不死。鸣凤如果不死，那么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坚决反抗争取自己的爱情幸福，一条路是活着嫁给冯乐山。前一条路接近琴和觉民的路，后一条路是婉儿的路。作家写小说当然不应该让一个人物的道路重复其他人物的道路。但是除了艺术构思的角度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作家安排鸣凤跳湖是否还有其他心理因素。我们不妨想一想鸣凤的爱人觉慧愿意不愿意鸣凤不死。鸣凤死了，觉慧很痛苦，这是真的的。但是如果鸣凤要以争取爱情幸福的方式进行反抗，觉慧愿意不愿意呢？如果鸣凤一定要争取爱情幸福的话，会让觉慧很难办的。她这麽做，一定会把觉慧牵扯进去，逼得觉慧跟她一起反抗，至少让觉慧受到来自女性方面的压力。而我们知道觉慧这时候其实是不想反抗的，所以从觉慧的角度考虑鸣凤最好不要这麽做。觉慧心目中的好女人是不应该给男人压力的。那么，让鸣凤嫁给冯乐山，觉慧愿意不愿意呢？恐怕觉慧更愿意让鸣凤死了让他去凭悼、去痛惜。因为觉慧其实是非常在乎自己对鸣凤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所有权的。当觉慧第一次得知鸣凤和婉儿中的一个要被送去当姨太太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去帮助鸣凤逃脱这可能的厄运，也不是“我们”这一相爱的共同体如何去面对可能的封建压迫，而是急于再一次确认女性对自己的忠贞程度。所以，他“激动地”问鸣凤“你不要我。假使有一天人家当真把你选去了，你怎么办？”这里是“你怎么办”，而不是“我们怎麽办”、“我怎麽办”。得到鸣凤坚决不去的承诺时，觉慧只是放心地说“我相信你，我不要你赌咒！”这里，觉慧关心的只是他对鸣凤的所有权，而不是鸣凤的命运、鸣凤的生存境遇。觉慧在鸣凤承诺反抗时也不承诺自己作为同盟者的任何责任。所以说鸣凤投湖、以死抗争，正是以恰如其分的刚烈在精神、肉体双方面为觉慧都保持了贞节，同时又让觉慧获得了不抗争甚至不同情的自由。这个情节的设置，正是以女性生命为代价，最大限度地成全了男性全面占有女性的虚荣和男性可以不为爱情负责的自由。这一部小说中，隐含作者、叙述者的立场，与人物觉慧的立场最接近。作家不自觉地处处替觉慧考虑，那么鸣凤只有这样去死才最合适。 鸣凤死了，作家对她节烈行为的奖励，就是把她写成现当代文学史上最富有诗意美的女性。我们再想想这种诗意来源于哪里呢？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她跳湖前的那一大段独白。那一段独白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的内容是怜惜、感叹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是表达对觉慧无怨无悔的爱。 “鸣凤从觉慧的房里出来，她知道这一次真正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她并不怨他，她反而更加爱他。”（《家》） “她应该放弃他。他的存在比她的更重要。她不能让他牺牲他的一切来救她。”（《家》） 男性生命之外的一切，被爱着的女性看作是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这种女性之爱，对觉慧、鸣凤现实身份上的主奴关系毫无超越，完全没有获得爱情双方平等相处、共同承担人生这应有的内涵，实际上是泯灭女性主体意识、使女性空洞化为仅仅是男性附属物的奴性之爱。鸣凤这么想，自有其当婢女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既有的传统文化规范限制着她的思想高度，无可厚非。然而作家和代表作家立场的小说叙事者以及研究界对此毫无审视和批评，却是思想的贫乏。叙事者、作者、研究者长期以来都把鸣凤投湖前的这种牺牲自己、成全爱人、保持贞节的心理与她对自我生命的怜惜混搅在一切，一股脑儿地都予以圣洁化、诗意化，未曾加以辨析与批评，实际上是作家和研究界自身爱情观念现代性匮乏的表现。殊不知，前者不过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在女性形象上的投射，是性别等级观念的现代延续；后者才是男性作家对女性生命本体价值的爱惜、尊重，是现代人道精神的体现。由此可见，巴金的现代生命观念与性别等级观念、同情女性的人道精神与男性中心意识、现代性爱观念与传统节烈观是隐秘地交织在《家》的叙事中。 我们再看看《家》中瑞珏、梅这两位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都是觉新不抵抗精神的受害者，但是她们对觉新都没有任何抱怨。 “大表哥，你难道还不知道我的心？我何曾有一个时候怨过你！”（《家》） “你如何担得起不孝的罪名？便是你肯担承，我也决不让你担承。”（《家》） 《家》中，斥责觉新不抵抗主义的只能是男性人物觉慧，而不可能是任何女性人物。梅、瑞珏，只会用无尽的挚爱来体谅觉新受剥夺的苦楚，而不会居高临下地审视、否定他的弱点，根本不计较正是觉新的不抵抗主义帮助封建势力毁掉了她们的幸福、并将毁掉她们的生命。这便是梅和瑞珏这两位贤惠女性对男性作揖主义的理解、体谅。然而，正是这种无锋芒的爱，这种泯灭自我意识的女奴精神，构成了巴金笔下理想女性的美德，构成了她们的生命诗意。巴金对子辈男性或被压迫阶级男性不抗争行为的批判、反思，都不过是男性内部的自审。因为是自审，所以就容不得女性这一他者来插手过深以致于影响到她们作为第二性的忠诚，也就是说不能影响到男性对女性的所有权。巴金无论如何痛切地替现代子辈男性进行自审，终究还是以男性自恋为前提的。女性无条件的爱，正是这个男性自审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自慰品。 实际上，这部小说中，所有的女人与相关男人的立场都是保持高度一致的。觉新不反抗，梅和瑞珏当然也不能反抗，觉慧介于要反抗和不反抗之间，鸣凤就反抗得恰如其分。觉民要坚决反抗，琴也就坚决反抗。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进步与落后、光明与黑暗相对峙的价值体系中，只有男性才能真正成为这对立的两个阵营中的主体。中国现代男性叙事中的天使型女性，一般总是无条件地爱着子辈男性、受压迫阶级男性，无论这些男性将向对立的封建家庭、罪恶社会抗争，救出自我；还是将向戕害自我的力量妥协，毁灭自我；还是介于抗争与不抗争之间、最终给自己带来悲剧；还是背离正确的革命理性、走向无谓的牺牲。也就是说无论这些男性值得爱还是不值得爱，琴、瑞珏、梅、鸣凤等天使型女性都只会忘我地去爱。男作家派定给理想女性的爱的哲学，实际上已经背弃了冰心等“五四”女作家所奠定的主体觉醒之后关怀生命之脆弱的现代思想特质，成了一种从夫的传统妇德，虽然它已被纳入男性反叛父权专制、控诉社会罪恶的现代启蒙框架中，从的已不再是父辈指定的夫，而是进步的男性青年或者男性启蒙原则，但女性泯灭自己的主体意识、以夫为天的奴性实质并没有变，只不过是封建旧酒装入了现代新瓶而已。天使型女性镜像的文学实质，是现代男性作家为女性泯灭自我的奴性之爱敷上高尚圣洁的道德光辉，使得女性能够在天使的桂冠下自觉奉行女奴的人生哲学、心甘情愿地为男性在启蒙、革命中获得拯救或安慰充当垫脚石、慰藉物。回答者：冰度一水 - 经理 四级 10-15 22:22《家》是巴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家》之前发表的《灭亡》只是一个中篇）。它是在一九三一年作为《激流三部曲》之一写成的。所以最初发表的时候用了《激流》的名字。 《家》里面不一定就有作者自己，可是书中那些人物却都是作者所爱过的和他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 作者言：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块儿受苦，跟一些人一块儿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 我知道我是在挖开我的回忆的坟墓。那些惨痛的回忆到现在还是异常鲜明。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逼着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以至于得到悲惨的结局。 那个时候我的心因为爱怜而痛苦，但同时它又充满恶毒的诅咒。我有过觉慧在梅的灵前所起的那种感情。我甚至说过觉慧在他哥哥面前所说的话：“让他们来做一次牺牲品吧。”一直到我写了《家》，我的“积愤”，我对于一个不合理制度的“积愤”才有机会吐露出来。 所以我在一九三七年写的一篇“代序”里大胆地说：“我要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
浅谈《家》中高觉新形象论文提纲
《家》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高觉新形象的塑造，那么觉新的形象又是怎样的呢?
【摘 要】巴金先生的《家》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高公馆为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景，描写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封建大家庭的没落过程，并成功的塑造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一系列形象。这类形象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同时也是叛逆者、反抗者。高觉新无疑是前一类的特殊代表，在他身上体现的是两重人格的“多余人”形象和他身上所赋予的典型意义。本文将重点放在他的双重人格及其根源上，从而来揭示他形象的特殊时代意义。
【关键词】《家》;高觉新;两重人格;典型意义
一、两重人格的体现
(一)消极、被扭曲了的一面
高觉新尽管接受过“五四”新思潮的激荡，但仅仅是信服新思想，而在他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封建社会的旧制度，因此也就养成了他委曲求全、忍辱负重的懦弱性格。他的一生共有三次妥协，也正是因为这一次次的向命运低头的无抵抗主义行为，酿成了他悲惨痛苦的人生。
第一次妥协是中学毕业后牺牲自己的未来，遵从父命。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让他放弃学业，成家立业。他有着自己的美好蓝图。可是他骨子里的懦弱以及顺从还有他的特殊身份等封建礼教因素束缚着他，使他不得不乖乖地就范，于是他就“毫不作声地点头”答应了，接受了父亲的安排，开始了不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第二次妥协是他屈从封建包办婚姻放弃了自己的爱情。他和他的表妹钱梅芬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也曾幻想和梅表妹结婚。但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违的旧思想也扎根在他的脑海，这也使他在自己的终身大事面前也妥协了。他没有像觉民那样以离家出走的实际行动来反抗，来表示自己的不愿意。而是再一次接受了父母的安排。最可恶的是他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忘记了另一个女郎”。而这次的妥协不仅牺牲了他一个人的幸福，同样还断送了梅的幸福，可以说，他的这次妥协直接导致了梅命运的悲惨结局。
第三次妥协是他的愚昧和无知，屈从于封建家长的威势和迷信思想。高老太爷死后，灵柩还停在家里没有出殡时，正逢李瑞珏生产的日子临近了，陈姨太便“血光之灾”的说法，怂恿高家长一辈的人让高觉新为了“祖父的利益”劝妻子搬出高公馆到城外分娩，尽管他舍不得，但还是怕背负不孝的骂名将妻子送出城外，最后导致妻子在外难缠而死。
从这三次妥协中我们可以看到，每次面对专制势力的压迫时，觉新尽管心中是不满或不愿意，最终还是妥协顺从了。他总是被束缚于长辈的淫威下，他有时侯甚至不明白自己想要的东西，只是意味地遵循着别人给他所决定的一切。这是他人性中懦弱和无知的一面。
(二)人格中积极、健康的一面
尽管高觉新是一个懦弱者，是封建大家庭的卫道者，但是他毕竟与高老太爷这辈人是不同的。先进的是新思潮以及他的经历使他逐渐觉醒，虽观望、犹豫，但也在转变。他认识到了这个封建大家族中的不和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弊端，他也时时在挣扎，想摆脱这个牢笼般的“家”，正如小说中写到的：“他突然明白了……是整个制度，是整个礼教，是整个迷信。”
《家》中表现高觉新积极、健康的人格最明显的一处就是他对觉慧离家出走去上海的帮助。在经历了诸多血淋淋的事件之后，他的心境比以前明朗了很多，也更加“理性”。可以说，觉慧能够很快地离开这个罪恶的地方，是与觉新的暗中相助离不开的。尽管帮助觉慧的所有行动都只是在暗地里进行，但是，这件事却是高觉新所做的唯一能够称得上是他自己决定的事情，他也付出了实际行动，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动了，这是值得庆幸的。这同时也是他身上积极，健康的一面。
二、高觉新两重人格形成的原因
(一)外在因素
1、封建式的教育
一种教育的内容往往植根于一定的教育制度。觉新所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封建末期，那时，民主势力虽已萌芽，但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悠久，它的势力和影响已根深蒂固，整个社会的教育仍是封建式的教育，这种教育必然为其制度服务。这些封建的伦理道德对其影响可谓渗入其骨髓，尤其是“孝”的毒害使他一次次违心地顺从了家长的意志，白白地做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2、家庭中所处地位
高觉新既是高家的长房，又是高家的长孙，这种特殊的地位使他不仅承担着维护封建家族长治久安的责任，而且担负着教养失去父母的弟弟妹妹的担子。他身上有着特殊的使命，因此他不能和其他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所以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因为要他力的维护着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切。
(二)内在因素
觉新悲剧人格的形成虽然主要是由于腐朽的、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迫害、摧残造成的，但他本身懦弱的个性也是形成他人生悲剧的内在因素。在面对封建家庭的种种压力与禁锢下，他已丧失了做人的本质。觉新在人生旅途中所走的关键几步，每一次都是因为自身的软弱而毫不反抗的让别人任意摆布而造成的。他也是受到五四新思想熏陶的，也是带有新青年所具有的思想的，但他仅仅是在心里表现出不愿意。
三、人物形象的典型意义
透过高觉新的这种复杂的两重人格，我们看到的高觉新是一个在封建家族制压迫下备受精神折磨的悲剧人物，他是一个受传统礼教所熏陶而失掉了反抗精神却也同时具有自己思想的青年人，是中国封建末世社会知识分子悲剧命运的一个典型缩影，他身上有着深刻的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就在于，暴露了封建家族制度的和传统观念对健康人性的戕害，揭示了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的危害性。
可以说，时代造就了人，有什么样的时代和环境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人。高觉新虽处在新旧时代的交替时期，但是比较而言，他所受到的文化熏陶主要还是旧思想为主，譬如“百善孝为先”云云的伦理纲常，以及他长房长孙的独特身份。这种环境和身份的特殊性使得他养成了现在的性格。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来讲，他当时所处的大背景也给他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转变。这就是由于环境的不可替代性决定的。在他的身上体现的是“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的控诉”。
【参考文献】
【1】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贾植芳，唐金海.巴金作品评论集[M].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
【3】巴金.巴金经典作品选[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4】王嘉良，金汉.中国现当代文学[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
扩展阅读
《家》中高觉新人物形象分析
我觉得《家》中的高觉新，是一个比觉民、觉慧都要复杂的人。他的性格具有两面性，而这种性格的形成、特点、影响等等方面都是觉民和觉慧所不曾有的，而且从这个两面性上，如何评价高觉新这个人物，也远比觉民觉慧复杂。
第六章可以看作是高觉新的一个正传了。对他性格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揭露的比较彻底。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他在这一屋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
他按照祖父、父亲的意愿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而且“不说一句反抗的话”，“也没有反抗的思想”，“也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于是一切都按计划在轨道上行驶着，他也安然接受这样的宿命，直到父亲的去世，让他看到这个家庭的本来面目。
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他的处境与觉民、觉慧的不同，所以三个兄弟的性格才会有极大的差异。觉新是“自愿的把但在爹的肩膀上接过来的”，他用母亲的死、五妹的死、父亲的死、大姐的死，使他下定决心“好好使弟妹们长大，好好的做人，替爹妈争口气”，这样他一生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觉新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心甘情愿的”用这种方式来保全自己的家庭。
高觉新的那个年代，使他的思想局限性在“反抗”之外，因此即使在他认清了这个家庭的丑陋之后，他也不可能选择反抗。他的不抵抗已经使他有了一种“惯性”。在另一方面，他的愤怒与奋斗之可能给他招来更多的烦恼和敌人，因为他的势力太弱小，太单薄，只有“无抵抗”，只有“作揖”来保全自己的家。“他疲倦了”，“只想过几天安静的生活”。
所以说这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悲剧，由于顽固的封建势力和社会思想的桎梏，再加上觉新自己的的特殊身份与幼年遭遇，才造成了他的妥协与懦弱。
那么五四之后呢?他显然也受到了影响，但这影响也是微乎其微的.，与其说他具有“双重性格”，不如说他没有放弃自由的希望。也正是由于这希望，他开始逐渐的先进了起来。这个转变的过程十分的漫长，贯穿《家》《春》《秋》始终，在《家》中体现得尤其不明显，但也可以找到踪迹。例如，在妻子瑞珏的悲剧产生之后，觉新决定帮觉慧出走，这可以看成是他的一个转折。在自己绝望的时候，给觉慧、也给自己，同时也给自己的家一个希望。他想：“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他自言自语道：“你们看着罢，家里头并不全是像我这样服从的人!”在他说出这样的话时，他的内心已经明显的“反叛”、“不服从”起来，而且这时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些强硬了。例如，在谈到续弦的时候，他说“别的事情他们可以强迫我做，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不答应。”(不过，他当时只是“苦恼的分辨”，并未义正词严的彻底坚决，但已经很不容易了，对于他来说。)
她在结尾的态度已然和从前不同了，例如他从前在对待觉民的婚事问题上，一味的劝觉慧把觉民叫回来，连觉慧都骂他“真是个懦夫!”
类似的事情，作者描述了很多，关于觉新的大部分的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都在写他的懦弱。例如他的妻子瑞珏的悲剧的形成。由于陈姨太所谓的“血光之灾说”，他答应长辈让瑞珏迁出公馆，而且要迁到城外，加上过一座桥。觉新在长辈们面前没有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妻子，而且在瑞珏难产的时候，还坚持着“不能进月房”的教训，任其妻子痛苦的哀号，他只是“用手蒙住耳朵”，“疯狂的走进窗前伸长了脖项去望”。显然他是深爱着瑞珏的，可他的爱不敢冲破封建的牢笼，他用他惯常的懦弱的“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应对。对于瑞珏，“他只有一个思想”，“我害了她”。
作者在写觉新的痛苦之余，还写了他的“健忘”。觉新是这样理解觉新的健忘的：大概是因为这样健忘，所以才能够在痛苦中生活下去罢。其实这种“健忘”也是无奈，情有可原，可以把它当作觉新在惨苦的生活中的一种挣扎，只是这种“健忘”不要成为阻碍他前进的绊脚石，而结尾他说不会淡忘瑞珏，也许是一种回答了。
高决心在《家》中有很多的悲剧，例如梅的悲剧和瑞珏的悲剧，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上也有表现着他的悲惨，他成为大方的替罪的羔羊。但他本身不是一个悲剧人物，还充满了希望。
以下谈高觉新成为大房的替罪的羔羊的“好处”，也就是说他性格的主要方面——妥协和懦弱引导下的“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的作用。
在觉新看来，他的“两大主义”是他暂且过上了安静的生活，但他没有看到，他的两个弟弟也没有看到，他所作的牺牲，真正的换来了觉民和觉慧的幸福。如果觉民和决慧从一开始就没有大哥的庇护(尽管庇护的羽翼不丰满)，那么他们也不可能正常的成长，不可能在封建势力强大的家庭中成为先进的青年。高觉新起了促进的作用。
当然，不是说这“两大主义”教育了觉民和决慧，而是觉新用这“两大主义”擎起了一张伞，让他的家庭安康的成长，而觉民和决慧也在认识到这两个主义后朝相反方向的更加先进起来，并且这其中，我觉得高觉新性格中的先进的一面也起了作用。
在巴金先生《呈现给一个人》的文章中，可以看出高觉新的原型是巴金先生的大哥，他们的经历很相似，而巴金先生对他的态度是：因为你做过这一切，因为你是一个懦弱的人，我就憎恨你吗?不，决不。
巴金先生的大哥留恋生活，但还是选择了自杀，“做了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牺牲品而死了”，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端正一下对觉新的态度。
巴金先生在多篇文章中提到：“我写《家》，就像在挖开回忆的坟墓。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被迫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横遭摧残，得到悲惨的结局，我写小说的时候，仿佛在同这些年轻人一起受苦，一起在魔鬼下面挣扎。”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高觉新的人物形象的意义。巴金先生在他大哥自杀后，写道：“然而我是不会死的，我要活下去，我要写，我要用我的这管笔写尽我所要写的。这管笔……会使我时时刻刻都说着你，而且它会使你复活起来，复活起来看我怎样踏过那一切骸骨前进。”
作者就是通过高觉新这类人物来“像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我的我控诉”，从而让千千万万的读者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多少美丽的青春这样的绽放与凋谢。
试析巴金小说《家》中的“人性恶”摘要: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他的小说《家》揭露了封建体制的罪恶。但这只是小说意蕴的一部分,因为这部小说不仅仅揭示了制度之恶,还展示了人性之恶,很多发生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悲剧,其根源往往不只是罪恶的封建制度,还有源于人性深处的恶。小说对人性恶的呈现构成了《家》的另外一层意蕴。关键词:巴金;《家》;人性恶巴金是一个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终其一生他都在不遗余力地抨击着封建体制带给人们的伤害。代表作《家》在这个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也是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点。但是,作为一部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人心的作品,《家》的思想意蕴远不止此。岁月的磨洗使得这部小说另一部分的意义逐渐鲜明起来:《家》中描述的那些旨在暴露封建大家庭罪恶的惨剧和所揭示的大家庭内部的腐败堕落,其产生的根源并不仅仅来自专制体制,还来自人性中的恶。展示具有多样表现形态的人性恶,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又一层内蕴。在对《家》所表现的人性恶进行探讨之前,需要对“人性”这个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人性”是一个运用广泛,含义繁复的概念,古今中外的学者对此论述颇多。笔者不准备就此问题进行详尽地探讨,只根据个人的理解和生活体验并结合所要研究的文本,对“人性”这一概念做简略说明,以便下文的讨论。本文所要探讨的人性,是指人性中那些虽然不可能完全超脱当时的社会伦理、道德观念的局限,却主要不是在具体的家族礼教制度和社会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普遍性和稳固性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这种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主要不是源于社会因素而是源于生物因素,它是一种构成复杂同时又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天然结构。在现实当中,人的社会因素总是和生物因素结合在一起发生作用。但要强调的是,生物因素并不会因此就融合到社会因素中去,生物因素仍不失其自身的特性,它感受到社会因素对自己的影响,从而获得新的表现。这里涉及的人性并不是一个历史范畴,它不会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而发生质变。由以上界定可知,本文所谓的“人性恶”就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具有很大普遍性和稳定性的具有负面特征的人的精神结构和精神要素。正如卡夫卡所认为的,人们面对统治世界的恶势力之所以会感到无能为力,是因为人的生命本性无法依赖,人本身就是这股恶势力的发射源[1](P54)。当然,也要注意到,《家》这部小说对于人性恶的呈现较之巴金的后期作品如《憩园》《寒夜》等要隐晦得多,而它与对封建礼教的揭露和批判的联系却要紧密得多,很难将这部小说中的人性恶完整地抽取出来进行独立地分析。在《家》中,往往是同一事件既包含有反封建层面的意义,又具有对人性恶的揭示,它们二者是相互交融、相互生发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分析只能是侧重于小说人性内蕴的一面而不可能完全抛开对其社会政治层面的意义的关注。但是,不可否认,人类灵魂的深处确实存在着某些代代相传、绵延而下的具有很大稳固性和普遍性的缺陷,对之进行深入探讨,在我们这样一个历来十分注重政治性、社会性的国度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此外,还需说明的是,巴金小说《家》的版本众多,本文用做分析的文本出自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第七集中所收的《家》。它是依据1933年5月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付印的,较能体现这部小说的初始面貌。以下引文若无特别标注,均出此书。小说《家》呈现了人性恶的多种具体表现形态,例如人性的卑劣、偏狭、自私和伪善等。这些表现形态往往同时集存于《家》中的某个人身上,它们之间不是相互隔绝的,而是可以彼此转化的,并不存在十分清晰的界限。但为了便于讨论,我们仍将分类论述。一、对卑劣人性的揭示这主要通过小说中对社会舆论的描写表现出来。巴金的小说《家》多处涉及了对社会舆论强大异化力量的描写,但我们不准备从社会政治层面对小说中这类描写进行分析,而是力图从人性的层面来看待这类描写的内涵。《家》所描写的社会舆论主要不是一种常态的舆论形式,而是舆论的种种畸变形态,如:流言、谣言、诽谤等。这些都是人们急于满足卑鄙私欲而采取的过激的评价行为。那些本来不应受到非议甚至需要声援的人和事经过一些人恶意的歪曲、放大从而产生了强大的扼杀人精神以至肉体的力量,这是在人性恶的驱使下出现的十足的恶行。在小说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行为激进的青年。琴和剪掉辫子的倩如走在街上,听着跟在她们后面的男子们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