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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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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多看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发表的文章，思维引导作用。
一、深刻认识落实主体责任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
（一）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以中央总书记的党中央陆续推进并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总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鸟之两翼、车之两轮”，全面从严治党是顺利推进各项工作的根本保障。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首先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自身建设搞好，锻造坚强领导核心。当前，治党不严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一些基层组织纪律松弛、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突出；跑官要官、各自为政搞“小圈子”等不良风气盛行。这些问题的存在，管党治党责任不清、落实力度不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全面从严治党，如果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就是一句空话。当前，只有明确各级党委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才能解决好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使我们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群众的主心骨，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
（二）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是反腐败形势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央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主要是在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还没有取得压倒性胜利。从腐败程度上看，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化，系统性腐败、塌方式腐败不断发生，窝案串案时有发生， “小官大贪”问题十分突出，特别是在高压反腐态势下，有些人还在顶风作案、我行我素。从特点上看，非常“复杂”。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共存，体制内和体制外勾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盘根错节，腐败问题和政治问题相互渗透，严重危害党的领导和党的团结统一。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当前滋生腐败的土壤依然存在，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落实主体责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更为重大。严峻的形势、艰巨的任务，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反腐败形势的判断和战略部署上来，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保持坚强政治定力，从严治党，汇聚全党之力，坚决打赢反腐败攻坚战。
（三）落实主体责任是党委责无旁贷的职责。党章明确规定：“各级党委要整体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非常清楚地规定党风廉政建设就是党委的事。中央《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要求，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中央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政绩，这是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提出的明确要求，更是党委工作的本职回归，是法定之责。
二、当前在落实主体责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去年以来，中央狠抓主体责任落实。宁夏认真贯彻中央要求，研究制定了《关于落实“两个责任”的实施意见》，逐级传导压力，强化措施，强力推进，有效促进了“两个责任”的落实。但还存在五个方面问题。
（一）压力传导不够到位。责任意识层层递减，呈现“上热中温下冷”的现象，尤其是市以下，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性和自觉性还不强，具体行动和措施还不多，还停留在学习、领会和表态阶段，有的领导干部当老好人不想抓，有的光说不练、没有抓。
（二）“口号喊在党委，工作还在纪委”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当前，落实主体责任的氛围已经初步形成，口号喊得很响。但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责任意识不强，没有亲自做执行和推动的工作，落实主体责任大多工作依旧由纪委承担，上级来检查考核，只是简单安排人员补齐档案资料，写好工作汇报，被动应付。
（三）落实主体责任方法途径单一。这些年，各地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主要模式是开开会、签签字、讲讲课、表表态、泛泛提要求。工作方法单一，习惯等上级文件，上行下效、照搬照抄，以“文件落实责任”。现在落实主体责任，上级文件发的少了，有的同志就不知道怎么落实责任了。有的领导干部，尤其是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有关规定不甚了解，在抓落实方面存在缺位现象。
（四）缺乏有效工作机制。有的地方虽然启动了下级党委向上级党委、纪委报告工作和述责述廉制度，但往往是“凭印象、靠嘴说、看材料”，内容泛化，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考核工作缺乏具体量化标准和指标体系，定性多定量少，发现问题的能力不强，不能全面准确反映责任制落实情况。
（五）责任追究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有的地方追究责任怕影响团结，搞盲目的内部“团结”。有的责任追究存在庸俗化、泛化情形。有的地方责任追究不痒不痛，责任追究手段常仅限于通报批评、诫勉谈话和组织处理，较少给予党政纪处分。
三、落实主体责任要把握好几个重点
（一）加强责任意识教育。落实好主体责任，增强责任意识是前提和基础。当前，在落实主体责任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领导干部的责任意识不强、观念滞后。要把主体责任意识教育作为各级干部教育培训、党员培训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轮训的重要内容，作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党组）书记的必修课，作为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的重要内容，切实增强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主体责任意识，自觉担当起抓好党建、管党治党这个首要责任。
（二）强化“一把手”责任担当。落实好主体责任，关键是强化“一把手”的责任担当。主体责任包含领导班子的集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的第一责任、班子成员的“一岗双责”。只有坚持书记抓、抓书记，使“一把手”真正把责任担起来，把从严治党第一责任人责任履行好，才能一级带一级，党组织班子和班子成员履行责任才能真正尽心、尽情、尽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把党风廉政建设真正摆上突出位置，与经济建设、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检查的要求才能实现，班子履行好集体责任、班子成员履行好“一岗双责”才不会落空。
（三）抓好重点责任落实。落实主体责任，必须找准着力点和突破口，以重点责任的落实带动全面责任的落实。一要把纪律立起来、严起来。把纪律挺在法律前面，结合“三严三实”和“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活动，加强纪律执行，严查违纪行为，用纪律的尺子管住大多数。二要选准用好干部。坚持选人用人标准，从严管理监督干部，不唯票、唯分取人，既选用才干过硬的“能吏”，也选用安分守己的“循吏”，严肃查处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三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继续以最严格的标准、最严厉的举措纠正“四风”，维护群众利益，防止“四风”反弹。四要积极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坚持零容忍惩治腐败的态度不变、力度不减，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五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监督。扎紧扎牢规范权力运行的笼子，加大对违反制度规定查处力度，着力消除制度执行的“弹性空间”和“死角地带”。
（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责任分解机制和传导机制。将主体责任层层进行分解，科学划分领导班子、党组织书记和班子成员等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界限，明确下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及履责的相关要求，确保工作有人抓、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建立上下有机互动的责任传导机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完善相关制度，通过约谈、听取汇报、个别指导、工作检查等方式，将压力层层传导下去，把责任压紧压实。
（五）强化问责严肃责任追究。没有问责，责任就落实不下去。一些党组织和领导干部之所以对主体责任不上心，责任难以落实下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责任追究不到位。要突出问责，让落实责任不力追责问责成为新常态，谁没有落实好主体责任，谁就要受到追究，谁就要受到处理。要坚持“一案双查”，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又倒查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主要负责人不管是现职还是已经调离或者升迁，都要倒查追究责任，通过问责一个，达到警醒一片的效果。
（1）联系工作实际选题要结合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特别是自身工作实际），提倡选择应用性较强的课题，特别鼓励结合当前社会实践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进行研究。建议立足于本地甚至是本单位的工作进行选题。选题时可以考虑选些与自己工作有关的论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实践工作经验上升为理论，或者以自己通过大学学习所掌握到的理论去分析和解决一些引起实际工作问题。（2）选题适当所谓选题要适当，就是指如何掌握好论题的广度与深度。选题要适当包括有两层意思：一是题目的大小要适当。题目的大小，也就是论题涉及内容的广度。确定题目的大小，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如果题目过大，为了论证好选题，需要组织的内容多，重点不易把握，论述难以深入，加上写作时间有限，最后会因力不胜任，难以完成，导致中途流产或者失败。相反，题目太小了，轻而易举，不费功夫，这样又往往反映不出学员通过几年大学阶段学习所掌握的知识水平，也失去从中锻炼和提高写作能力的机会，同时由于题目较小，难以展开论述，在字数上很难达到规定字数要求。此外，论文题目过小也不利于论文写作，结果为了凑字数，结尾部分东拼西凑，结构十分混乱。二题目的难易程度要适当。题目的难易程度，也就是论题涉及的深度。确定题目的难易，也要根据自己的写作能力而定，量力而为。题目难度过大，学员除了知识结构、时间和精力的限制外，资料搜集方面也有局限。这样，就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致使论文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了，中途要求另选题目。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正确态度应该是：既不要脱离实际，好高骛远，去选一些自己不可能写好的论题；又不能贪图轻便，降低要求，去写一些随手可得的论题。（3）选题要新意所谓要有新意，就是要从自己已经掌握的理论知识出发，在研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善于发现新问题，敢于提出前人没有提出过的，或者虽已提出来，但尚未得到定论或者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只要自己的论文观点正确鲜明，材料真实充分，论证深刻有力，也可能填补我国理论界对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或者对以前有关学说的不足进行补充、深化和修正。这样，也就使论文具有新意，具有独创性。
一要强化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各级党委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渎职”的理念，形成抓基层党建的整体合力，不断提高做基层党建工作的本领，切实把各项部署落到实处。二要抓好基层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抓好支部书记队伍建设，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培训，发挥好基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推动党员密切联系群众、主动服务群众，提高党员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三要做好后进基层党组织的整顿转化工作，持之以恒整顿转化后进基层党组织，做细做实服务群众的工作，坚持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把服务群众作为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任务。着力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方法，适应网络社会和新媒体发展趋势，整合基层党建信息化工作平台和网上民生服务办事平台等。四要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加强基层党内民主建设，落实好“四议两公开”等制度，把办事过程、办事结果向群众公开，实现党员对党内事务的有效参与和有效监督。加强村集体“三资”交易和监管平台建设，运用市场化、智能化手段实现集体“三资”阳光交易。大力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把基层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五要落实从严管党治党要求，巩固、拓展教育实践活动的成果，以钉钉子的精神持续整顿“四风”。抓好教育实践活动整改落实，将活动中管用的经验形成长效机制，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培养和宣扬正面典型，健全“查看比学”创先争优机制，激励广大党员干部讲党性、守纪律、作表率，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
1、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充分认识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意义安全生产关系人民群众生命与财产安全，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关系企业生存和发展。（1）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安全生产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近年来，企业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大力推进安全发展，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显著成效；各类事故总量和伤亡人数持续下降，重特大事故不断减少，安全生产状况得到明显改善，安全生产形势持续好转。实践证明，坚持安全发展不动摇，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新时期安全生产发展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是保障从业人员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必然选择。（2）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解决安全生产问题的根本途径。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安全基础比较薄弱，在工业化、城镇化大生产过程中，安全管理滞后，安全生产事故频发，重大以上事故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行为屡禁不止，安全责任不落实，防范和监管不到位等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突出。如何解决安全生产工作中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并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坚持安全发展不动摇，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作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标准，必须做到安全责任不落实不生产，实现企业安全与发展的有机统一。（3）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民群众对安全文明生产的期待不断提高，广大从业人员对企业改善劳动生产条件，保障职工安全健康权益等方面的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实现安全发展，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始终把安全生产摆在企业发展重中之重的位置，坚持安全发展，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使企业发展切实建立在安全保障的基础上，使从业人员人身安全和身体健康得到切实保障，确保从业人员真正感受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带来的安全感、幸福感。2、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实现安全发展。（1）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制，切实抓好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责任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主要体现在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责任落实。在企业责任主体中，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至关重要，因为法律赋予其生产经营决策权，是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的业务素质和政治素质，直接关系到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在企业的贯彻落实，直接关系到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直接关系到企业安全发展。“打铁还得本身硬”，作为企业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一是必须具有德才兼备和强烈的安全意识，真正成为企业学法的表率，守法的楷模，普法的使者，护法的卫士。二是必须具有大局意识，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抓好安全生产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大局，把抓安全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去认识和落实。三是必须具有诚信意识，诚信是人立身之本，也是企业立企之法宝，公开向社会承诺，把抓好安全生产作为诚信立企的法宝，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四是必须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强烈的使命感，在安全生产过程中应依法履职尽责，按照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确保各项安全措施落实，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五是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在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大发展过程中，安全生产工作必然会遇到一些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因此，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要善于调查研究，集思广议，学习借鉴，创新思维方式和管理方法，进行科学决策。切实抓好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责任落实，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关键。依法建立企业负责人、实际控制人安全责任制，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根本保障；强化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责任意识，推动现代企业法制化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规范的安全生产机制，确保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要把安全生产作为第一要务来抓，是保障各项经营活动的基础，抓安全就是保效益促发展，应当把企业经营发展建立在安全保障的基础上；要把安全工作始终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常抓不懈。应依法建立各级岗位安全责任制，切实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现场带班制度和安全检查制度，强化对生产现场安全监管；应依法制定、不断完善适应安全发展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及奖惩条例，强化安全责任制考核；把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口前移，重心下沉，重点强化一线生产班组安全建设，是预防安全事故的关键；依法强化安全技术管理机构的职能，根据安全生产实际需要，选配具有强烈责任意识的安全技术人员，并赋予其依法现场查处非法违法、违章违纪行为的权限，切实落实企业的安全技术管理机构的职能；强化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技术决策和指挥权；加快安全生产技术研发，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推广应用；在企业年度财务预算中依法列支所需的安全生产资金，并确保有效投入。（2）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意识决定行为，教育必须先行。以人为本，夯实安全教育之基础，筑牢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之基。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各类新生企业剧增带来大量从业人员，安全教育滞后，一些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意识薄弱，切实抓好安全教育培训这个基础，是企业筑牢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必经之路。企业必须投入必要的安全宣传教育经费，深入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强化从业人员法律法规、安全技术教育培训，把安全教育培训考核作为从业人员上岗的强制标准，强化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法规意识、安全防范意识。企业必须做到从业人员未经安全教育培训或经安全教育培训考核不合格不准上岗；企业负责人或实际控制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殊工种要经过严格职业资格培训后，持证上岗。并应建立完善的安全教育培训考核考评制度和用人长效激励机制，对考核不合格者进行再培训或调离岗位或解聘，严把安全用人关；全面开展以岗位达标、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为内容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活动，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 （3）严格执行安全检查制度，及时消除各类事故隐患。企业应认真落实“三级”安全检查制度，重点加强对生产现场监督检查和查处力度，杜绝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三违”行为和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三超”组织生产，强化对“三违”、“三超”行为的惩戒力度，确保劳动纪律、法律、法规的严肃性，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重要保障。强化建设项目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审批、监管责任制；强化企业建设工程项目 “三同时”制度，应经常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切实做到整改措施、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五到位”；建立安全隐患整改效果评价制度，确保整改及时到位。建立严明的奖惩制度，与员工的聘用、评优、进升、经济等挂钩；建立广泛地监督举报各类安全隐患制度，对举报者予以奖励，对违法违规者予以惩戒，以促进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落实。（4）建立预警机制，制定应急预案。人类自从生产起，安全生产事故都有其一定的发展客观规律。企业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动态监控及预警体系，及时进行风险分析、评估，对事故征兆预警，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隐患实施有效地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结合企业安全生产特点，制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安全生产所需的应急救援设备、器材、用品，保证应急演练和应急救援的需要；组织从业人员进行定期应急预案演练，并赋予企业生产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和调度人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离命令的直接决策权和指挥权，使从业人员在遇到险情时，懂得避险、报警、救援，使企业安全风险预警、事故隐患防范、事故应急救援得到落实，确保企业防范风险的主体责任落实。（5）依法缴纳工伤保险，保障从业人员权益。安全是相对的，企业保障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健康是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之根本。企业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劳动法》、《职业病防治》、《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劳动安全卫生标准，预防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发生，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企业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社会工伤保险，切实保障从业人员合法权益，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保障；特别是高危行业，企业必须依法为从业人员缴纳人身意外保险，建立健全企业安全卫生保障体系，是保障从业人员权益的根本保障。（6）建立企业安全责任考核问责和安全信息化系统。安全责任制考核、问责与安全信息化是增强从业人员安全生产责任意识，提升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举措。建立科学的考核体系和安全信息化管理系统，作为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准入、聘用、解聘、奖惩的重要依据。强化从业人员安全责任意识，实施严格的安全用人机制，是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重要保障。
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是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 “牛鼻子”，直接关系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成败。实践中，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责任意识淡薄。有的领导干部仍认为党风廉政建设是纪检监察机关的具体业务，对“落实党委主体责任”满足于开个会、讲个话和签个责任状，认为这样就履行了第一责任，很少直接过问、具体研究和推动党风廉政建设相关工作，具体指导和检查落实不够。有的单位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空转”，对党风廉政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对主体责任的分解、落实责任情况的检查考核等推动责任制落实的具体工作，甚至向上报告落实主体责任情况都“打包”由纪委承担。二是履责方式单一。除参加会议、照稿讲话和签订责任状外，责任分解常照抄上级文件，集中交责也只是形式上开个会，领导班子成员不知道如何有效落实主体责任。无论是年中开展的“责任制巡查”，还是年底开展的的“责任制考核”，常用方式的也就是听汇报、民意测评、个别谈话，而且一天要巡查考核几个单位，谈话走访不够细致深入，考核的主要对象也从党委异化为纪委的工作情况，存在“走马观花”现象，很难真正发现问题，导致单位之间巡查考核结果相差无几，督促指导甚至考核也就流于形式。三是责任追究不力。虽然建立了“一案双查”和责任追究制度，但问责追究尚显刚性不足，存在“两多两少”现象：即处理一般干部多，倒查领导干部责任少;通报批评、诫勉谈话等组织处理多，追究纪律责任的少。有的基层单位在责任追究方面怕影响单位荣誉，不仅自己不追究责任，甚至在上级追究责任时，还通过各种方式打招呼、做工作。在实施责任追究时，没有建立有效的责任追究结果公开制度，难以保证责任追究公平公正。深化党委主体责任落实，就是要各级党委切实承担起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政治使命。当前要重点把握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增强主体意识，健全责任体系。抓好党风廉政建设，首先要解决好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真正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纳入党委总体工作，把主体责任放在心上、抓在手上、扛在肩上。一要强化担当意识。通过媒体宣传、党校主体班集中学习等形式，引导各级党委尤其是主要负责人不仅要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职”的责任意识，还要明确专人负责主体责任的分解、部署、考核、报告等具体事务，切实解决纪委“代做”的问题。二要细化主体责任。要根据党委班子成员分工，进一步细化主体责任内容，让每一位成员搞清楚、弄明白哪些是主体责任、哪些是第一责任、哪些是分管责任。同时，要明确主体责任落实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措施，让其知道怎样履行责任。三要层层传导压力。通过示范引领、集中交责、谈心谈话、落实责任双报告等，将责任链条延伸至下一级，做到工作管到哪里，党风廉政建设的职责就延伸到哪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二是完善督查机制，推进工作落实。加强对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日常监督，是推进责任落地生根的重要保障。一要建立巡审联动机制。改进党风廉政建设三级巡查机制，结合信访举报、案件查办情况，每年选择3-5个单位，采取“系统查、查系统”的方法，对重点领域、重点部门和重点岗位，围绕权、钱和制度执行等事项，开展巡审监督，组织专业审计队伍开展专项审计，集中发现并查处党政领导班子廉洁从政、改进工作作风等方面问题。二要探索廉政质询制度。选取全县党风廉政建设方面问题突出、工作不力的基层单位党委(党组)，组织县纪委委员成立质询组，通过现场查看、查阅资料、听取汇报、个别谈话、民主测评、询问质询等措施，查找在履行主体责任、作风建设、廉政风险防控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对承诺事项跟踪督促整改。三要开展全媒问责行动。完善电视、电台、网络、报纸“四位一体”平台，广泛征集群众意见，围绕群众关注的热点筛选问政主题，组织部门领导班子向群众述职述责报告，接受群众质询评议，作出整改承诺。对承诺的问题跟踪督办，凡践诺不到位的严格问责。三是严格责任追究，倒逼担责尽责。责任追究是保证党委主体责任落到实处的“撒手锏”，要形成责任分解、检查监督、倒查追究的完整链条。一要细化考核指标。对照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年度任务分解，综合县委目标考核和县纪委对基层纪检监察工作考核办法，制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量化考核工作方案》，细化考核分值和具体要求，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谈心谈话、廉政风险点排查、两会三述等工作措施，与主体责任的具体内容一并细化量化，强化实绩导向，确保考核结果公平公正。二要完善考核办法。将实行日常检查考核与年终检查考核相结合，对责任落实情况进行常态化、全过程把握，对履行主体责任存在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的基层党委，及时下发提醒督办函。对“一岗双责”落实不力、重点工作推进不力、廉政纪律遵守不严的相关责任人，实施“廉政约谈”。提醒督办、廉政约谈等都记录在案，作为考核台帐，以监管和考核的紧密结合推进党委主体责任履责有痕、考核有据。三要加强结果运用。把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班子总体评价和领导干部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对考核排名靠后的进行公开通报批评。严格坚持“一案双查”，对主体责任落实不力的，严格依法依纪追责，防止以问责代替法纪追究，使责任追究经得起历史检验。
必须在六个方面采取有力措施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1、落实企业抓安全的责任。一是要落实企业主要责任人抓安全的责任。企业的主要负责人是本企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抓生产经营是第一责任人，抓安全生产也是第一责任人。既要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负责，又要对企业的安全生产负责。分管安全工作的其他领导也要分工明确，各负其责，共同承担起安全管理的责任。二是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不留死角。抓安全生产工作，关键是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要层层签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各类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真正做到一级抓一级，逐级落实责任的安全生产责任追究格局。要坚持做到“抓住不落实的事，追究不落实的人”，层层落实责任，建章立制，把安全生产责任分解逐级延伸落实，把安全生产的责任落实到每个环节、每个岗位、每个人。三是要加大推行安全责任制和追究制的力度。推行安全生产责任制和追究制，关键是要坚持做到“四个同时”，即安排生产经营等工作时，同时安排安全管理人员在安全工作上应负的责任；在下达经济指标时，同时向安全管理人员提出安全责任要求；在考虑经营的执行情况时，同时要考虑安全责任制和追究制的执行情况；在干部提拔重用时，既要考核政绩同时考核安全生产的贡献，对安全生产搞不好的，一律不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安全管理人员抓好安全工作的责任感、压力感和紧迫感。2、落实加强安全管理的责任。一是安全工作要到位。当前，在一些企业里，存在一些部门的管理者没有把本部门、自己的岗位纳入到安全工作中去，把自己当作一个旁观者，当成局外人，认为安全工作与己无关。其实，企业里，所有的管理者、所有的管理部门都不是旁观者，都不是局外人，在安全工作中都承担着重要的安全责任，都必须按照自己的职责，来完成安全工作中所担负的责任。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检查在设备、技术、质量、工作环境、员工技能素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反思本部门工作是否到位、责任是否落实，分析员工，制定整改措施，狠抓落实。党群部门要认真检查在宣传、教育、组织、发动员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调动员工工作积极性方面方面工作是否到位、责任是否真正得到落实。只有各部门明确安全监管责任，增强责任心，才能切实发挥作用。二是安全规章制度要落实。无规矩不成方圆。要加强执行力文化的宣传，教育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安全责任意识，自觉遵守、执行企业制定的各项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切实把制度落实到位。同时，要积极创新安全管理模式，使企业的安全管理更加规范有效。三是要建立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制定安全评估体系。要使制定的安全评估体系将有安全责任的各个部门捆起来，使之在安全工作中承担一定的安全责任，认真落实安全责任。同时，对那些没有真正落实安全责任的单位部门，以及在安全工作上不尽职、不尽责的人进行严格考核，监察审计部门要进行全面监察。3、落实安全投入的责任。资金投入保障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保证。安全需要投入，安全是要付出成本的，企业生产设备老化，安全设施却失是事故发生之一大隐患。不仅安全费用、工伤保险要提取提足，而且一定要保障安全投入。保证安全是要投入的，如果必要的投入舍不得事先支付，一旦出事就会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实践证明，通过事先的安全投资，把事故和职业危害消灭在萌芽之前，是最经济、最可行的生产建设之路。4、落实安全技术措施的责任。加强技术创新，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通过技术创新求可靠、求安全。一是对于任何一生产工艺，在开工之前，都要制定详细的、切实可行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为安全生产提供技术保证。二是在生产过程中，要认真执行制定的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并切实落到实处。三是要不断引进高科技、新技术，用高科技保安全，要加快自动化控制安装改造步伐，提高本质安全。5、落实安全教育培训的责任。一是要大力开展安全文化建设，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强化各级管理人员和员工群众的责任意识。二是要加强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要增加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投入，加强宣传、培训基础建设，扩大宣传阵地，完善培训教育机制。要充分发挥工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维护广大员工的合法权益。三是充分发挥好新闻媒体的作用。要继续探索加强舆论监督的有效途径，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四是认真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安康杯”劳动竞赛等活动，通过开展活动，提高员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五是广泛宣传和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尤其是对于一些新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要及时掌握，认真贯彻。6、落实安全标准化活动。开展企业安全标准化活动，是落实企业责任主体、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根本途径。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必须依靠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才能实现，企业的生机在于活力，最根本的还要依靠全体员工的积极性来创造，对国家已有标准的，督促指导企业尽快达到安全标准化要求。对尚未制定出台标准的行业，要尽快制定出台相关标准，督促企业抓好落实，使每个行业、各个岗位都有安全操作规程，不断提高企业的安全管理水平。要吸收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采用“安全、健康、环保“的现代管理方式，推进企业安全制度化和规范化，要督促企业从组织领导、工作规划、规范标准、制度建设等基础环节入手，组织开展达标和达标升级工作，把这项工作广泛地开展起来，扎实持久地坚持下去。
我也是会计专业的= =我的论文题目是老师帮我选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可以供你参考
一、毕业论文的选题选题是论文写作的首要环节。选题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论文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新颖性、先进性、开创性、适用性以及写作的难易程度等。下面重点谈谈选题的原则：1．要客观需要，颇有价值。选题要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用价值。例如“企业联盟问题研究”，就是这样。正如一汽集团李启祥副总经理说，我国汽车与国外的汽车竞争，无论是技术、质量、品牌、功能、成本和规模经济等都比不过人家，只能靠一体化，战略联盟，与“大众”合资进入世界大汽车集团，靠国外发展自己。因此，关于战略联盟的研究，既满足了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又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用价值。2．要捕捉灵感，注重创新。论文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的含义非常广泛，是指一种新的观点，创立新说，新的论据(新材料)，新的补充，新的方法，新的角度。也有人说创新指研究的内容是新的，方法是新的，内容与方法都是新的。还有人认为创新指独特见解，提出前人未曾提出过的问题，纠正前人的错误观点，对前人成果进一步深化、细化、量化和简化等。由上可见，一篇论文总要有一点创新，否则就算不上真正的论文。创新靠灵感，灵感靠积累。只有在长期的艰苦砥砺中才能偶然产生一点思想的火花，而这稍纵即逝的思想火花就可能变成学术创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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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管理会计在企业运用的现状与措施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管理会计的 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管理 会计应用体系。本文从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中应用的现状出发，提出了中国 企业管理会计运行存在的问题，探讨了提高我国企业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方 法与措施。 关键词：管理会计现状措施 1管理会计的含义及职能 管理会计又称“内部报告会计”，指以企业现在和未来的资金运 动为对象，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为企业内部管理者提供经营管理 决策的科学依据为目标而进行的经济管理活动。管理会计包括成本 会计和管理控制系统两大组成部分。 在本世纪50年代以前，我国会计界一般都认为会计具有“反 映”和“监督”两大基本职能，这是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会计所 作的科学概括———即“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来理解的。但是，到 了50年代以后，企业会计系统为了适应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形成了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两个子系统，于是会 计实践已经远远超过单纯的事后反映和定期监督的范围。管理会计 把传统的职能扩大到以下四个方面：规划的职能主要是利用财务会 计的历史资料及其他相关信息，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并帮助各级管 理人员对某些一次性的重大经济问题作出专门的决策分析；然后在 这个基础上编制企业的整体计划与责任预算，确定各方面的主要目 标，用来指导当前和未来的经济活动。组织的职能主要是结合本单位 的具本情况，设计并制订合理的、有效的责任会计制度和各项具体会 计工作的处理程序，以便对人力、物力、财力等有限资源进行最优化 的配置与使用。 2企业管理会计运用的现状 我国管理会计工作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2.1管理水平落后，基础管理工作薄弱，管理意识尚待增强目 前，我国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虽然整体上有了较大提高，但许多企业运 行机制并没有太大的改观。现代市场经济要求企业家不仅要懂经营， 更要懂管理，其中包括会计和财务管理。而在现阶段，大多数企业经 营者离这一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管理会 计在企业中的普遍应用。低效、混乱仍是我国绝大多数企业治理结构 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2.2传统做法和习惯势力的影响，导致管理会计的应用缺乏良 好的社会环境。在主观思想上，管理会计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多数企业 的重视，仍然处于一种漂浮状态。这样使得企业应用管理会计的动力 明显不足，企业会计人员仍缺乏管理会计的基本观念。由于我国目前 还没有为之建立健全完整的管理会计体系，没有从客观上消除传统 做法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而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条件，使管理会计在 企业中的作用事倍功半，影响了它的推广应用，这是企业难以应用管 理会计的关键所在。 2.3管理会计理论体系不健全。我国对管理会计的运用是在20 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管理会计理论的传入开始的，理论和方法基 本上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联系我国实际的系 统的管理会计理论体系。首先，有关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专著较少， 而且研究领域狭隘、信息滞后；管理会计理论研究队伍薄弱，缺乏高 层次的理论研究人员。其次，现有管理会计的技术、方法操作性差，没 有创新能力；会计界对实践中已有的一些典型成功案例明显缺乏系 统的研究和归纳总结，到目前为止只有很少的案例得到了系统的研 究与总结。 2.4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财会人员的素质水平偏低。由于一些 企业的决策者对管理会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管理会计工作缺乏 应有的重视，造成企业财会人员观念陈旧、素质偏低、知识的层次和 结构不合理，缺乏高素质的会计管理人员，使企业难以应用管理会 计。所以，在我国企业，管理会计的任务和职能基本上由财务部门和 成本核算部门承担，没有专门机构和专业人员承担其任务和履行其 职责，无管理会计师专业队伍，全国也无此类技术资格考试。由于企 业把工作重点和主要精力放在会计循环上，只考虑会计实务是否符 合会计惯例，而不去考虑是否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致使管理 会计与财务会计发展不平衡，从而制约了它的推广和运用。 3提高管理会计应用水平的措施 为了使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具有广阔的运用空间，充分发挥为 决策者提供经营管理决策的作用，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企业应该充分 认识管理会计的特性，转变观念，结合企业具体管理情境，积极探索 管理会计理论在我国企业的运用途径，并创造性地加以应用。提出以 下改进措施： 3.1改变传统观念，培养企业领导人管理会计意识。提高管理会 计的应用水平，企业领导已经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如果企业领导没有 一定的管理会计意识，他们将不会考虑会计人员在预测、决策、规划 和控制中的作用，即使会计人员水平再高可能也难以发挥作用，所以 增强企业领导人尤其是重要领导人的管理会计意识就显得尤为重 要。应该建立一定的社会约束机制，促使企业领导层重视管理会计应 用；适时组织企业领导人培训管理会计的内容；经济师等职称考试中 适当增加管理会计方面的知识；企业领导人自身也应不断完善自己 对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认识。 3.2管理会计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之 路。管理会计能否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推广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如何及时地将实践中得到的成功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整理、推 广，形成示范效应。要加强管理会计基本理论研究，为管理会计奠定 坚实的理论基础。研究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要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建 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体系。及时总结我国企业开展管理 会计的典型案例和成功经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找出管理会计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科学的管 理会计理论体系。以适应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的需要，保证企业生产经 营的高效运行，促进企业自身适应能力的提高，最终有利于管理会计 的进一步发展应用。 3.3创造良好的管理会计应用环境。首先是加快企业改革，尽快 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只有 企业机制真正转换了，管理会计的应用才会由“别人要企业用”变成 “企业自己要用”，使企业产生一种运用管理会计的内在驱动力。其次 是对投融资要加大改革力度，改革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这样，自我 投资的项目完全由企业自己决策，将来责任也完全由其负责，真正做 到谁出资，谁审查，谁负责。这将有利于科学的投资决策，也将大大促 进现代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决策中的应用。 3.4进一步加强管理会计教育，提高会计人员素质。虽然二十多 年来，我国管理会计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要真正使管理会计在实践 中加以推广应用，必须提高会计人员素质，造就一支专业的管理会计 人员队伍。在知识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员工的组成以高智力的员工为 主体，管理会计人员的职能大大扩展，要求管理会计人员要具备较高 的综合素质。在高等学校教育中，要重视管理会计学科的教育，在经 济类、管理类专业中均设置管理会计学科，改革现有的管理会计教 材，解决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内容重复的问题，引进案例教 学方法，增强所学模型的实用性。 总之，管理会计的推广与应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随着我国 经济的发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以及加入世贸组织，及我国企业法人 治理结构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以及国际化企业的不断涌现， 企业组织结构及环境的变化，加强管理会计在我国企业的应用已成 为大势所趋，其发展任重道远。只要加强管理会计的理论研究，认真 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管理会计在我国必将形成一门系 统科学，在企业管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讨论 这个可以哟 你字数内容要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