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概 述 近几年，我国青少年犯罪问题日渐突出，青少年违法犯罪比例有所增加，犯罪性质暴力化、违法犯罪低龄化、团伙化，且在校生明显增加等一些新特点。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他们能否健康成长，直接关系到祖国的命运和前途。违法犯罪行为是影响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因素。青少年犯罪严重危害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给青少年自身和家庭带来灾难和不幸，这已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下是本人就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与预防问题谈出自己的粗浅看法和大家共同探讨。二 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追究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制、教育、道德等多个领域，也涉及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众多方面。有青少年自身心理、性格等方面的主观原因，也有外因各种复杂的客观因素，下面首先谈谈青少年犯罪的主要原因： （一）家庭教育的误区，为青少年犯罪推波助澜。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教育对每个人的一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可能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可能是负面的消极的影响。一般而言，良好的家庭有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良的家庭不仅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还常常成为导致青少年走上犯罪的原因，除了社会环境和个人因素外，不良家庭因素是导致子女犯罪的直接原因。①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直线上升，家庭结构残缺，使孩子的成长环境先天不良，孩子失去家庭温暖和有效的家庭教育，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缺乏父爱母爱是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第一诱因。另外不良的家庭教育往往使孩子养成好逸恶劳、贪图享受、自私自利、专横霸道的恶习，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就很容易走上犯罪道路：“高压型”的家庭奉行棍棒政策，在这种高压下，极易造成孩子的人格自卑和逆反心理，这样的孩子一旦犯罪，便会凶恶地报复社会，危害性极大；“放任型”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无力管教或放任不管，使他们失去家庭温暖，造成孩子的性格孤僻冷漠，一遇不良习气和坏人的引诱就容易走上邪路。此外，父母的不良行为也对孩子有很大的影响。（二） 学校教育的失当，成为青少年犯罪的温床。学校是对青少年进行正规教育的场所，学校教育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性和有计划性，学校教育因其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其应有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相反，它常常是造成青少年违法行为的重要外因之一，②据调查发现，近70%的少年犯超过了一条由学生变为流生，再由流生沦为犯罪的道路。被调查的少年犯中，在校成绩好的占2.97%；成绩一般的占31.68%；成绩差的占56.44%，还有8.91%说不出成绩好坏。这种现象的产生，不能不说与学校教育有极大关系。就学校教育来看，影响其应有功能发挥的主要问题有：（1）教育思想不端正，片面追求升学率，忽视或放松了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目前看，还有许多学校没有实现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根本转变，不少学校教育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片面追求升学率。学校、班级三、六、九等的划分，被划为“另类”的学生自尊心和自信心受到极大的伤害，破罐子破摔，有的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在违法犯罪的在校学生中，这样的学生占据多数。（2）教育方法简单粗暴，教育内容脱离学生实际。有些学校领导和教师教育水平不高，不了解改革开放形势下青少年学生的特点，不善于把握学生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不懂得寓教于教学、活动和管理之中，不会抓住良好的教育时机，仍然采取封闭式、程式化、模式化的简单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用歧视、体罚、甚至推出学校的办法来对待差生。有些教师平时不认真备课，上课时不是照本宣科，就是不着边际地海吹一通，学生听得乏味，进教室就是感到精神压抑。特别是学习成绩较差的学生，他们在学校中常常是低人一等被人瞧不起，对那些脱离实际的教学内容有着一种更为激烈的抵触情绪。由于在学校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关怀和重视，他们就会到社会上寻找安慰和欢乐，其中有不少人因结交坏朋友而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3）学校生活枯燥单调，少数教师师德不彰。青少年时代是人生的一个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青少年身心成长迅速，精力充沛，求知欲旺盛，他们需要七色阳光，需要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然而有许多学校就连这些最起码的需要都满足不了，枯燥单调的学校生活使得青少年学生感到生活于其中实在是太没劲了，于是乎，他们常常将自己旺盛的精力发泄到不该发泄的地方，一失足成千古恨。（4）教育教学分离，校内外教育脱节。教师教书育人，校内外教育一致，是学校教育取得理想效果必不可少的因素。然而现在许多教师只教书不育人，甚至对学生中出现的一些不良苗头往往也视而不见，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实际上等于害了学生。校内外教育脱节表现得更为明显，常常是教师对学生在学校外的情况一无所知，而家长对孩子在家庭外的情况也漠不关心，只是当孩子出了问题时，他们才会感到大吃一惊，埋怨孩子怎么会这样，而忘记了自身应该担负的教育责任。此外，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有些学生还存在“读书不如趁早赚钱”的思想，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没能及时跟上，这些学生流向社会就很容易成为“犯罪预备军”。③（5）加强以学校为中心的社会、学校、家庭联合教育。下大力气办好普通学校，改变现行中小学教育中普遍存在的“快慢班”作法，正确对待后进生、双差生，减少学生辍学失学现象；进一步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加强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学校对青少年教育的主要作用。进一步强化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防线”作用，通过各负其责，密切配合，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三） 社会环境的污染，使青少年不能明辨是非。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西方社会的垃圾、丑恶现象乘虚而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思想在社会上蔓延，渲染色情、凶杀、暴力的书刊、音像制品充斥文化市场，黄、赌、毒封建迷信等社会丑恶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都严重侵害了青少年的身体健康，使部分涉世不深和意志薄弱的青少年腐化堕落，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④另外，遍布中小学校周围的游戏厅、网吧、台球厅等更是诱发青少年犯罪的温床，是不良的文化信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所呈现的世界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直接体验的限度。它们所介绍的态度和价值观念，因其表演手法的更加生动、形象和逼真，而更容易为青少年儿童所模仿接受。有些青少年因其思想单纯，很容易受外界不良因素影响，也很容易被社会上的坏人看中，将其拖下水。青少年犯罪为何以团伙犯罪见多，个中原因不言自明，团伙首领的引诱和威逼常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四） 自身素质不高，认知能力不足，是青少年犯罪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⑤按心理学的划分，十一、二岁到十四岁是少年期，十四、五岁到十七、八岁是青年时期，相当于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十一、二岁到十七、八岁是儿童向成年过渡的时期，也就是成熟过渡而又不完全成熟的时期。在这个生理和心理发展急剧变化的时期，他们虽然在生理、心理上发育很快，但还未成熟，处在半幼稚半成熟，半儿童半成年人状态，充满着独立性和依赖性，成熟性和幼稚性错综复杂的矛盾。在此期间，如果给以正确的教育和影响，他们就能顺利地健康地向成人过渡；反之，他们如果受到不良的教育和影响，就容易误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道路。⑥国内外对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大量研究表明，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自身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错误的道德认识。品德不良青少年由于缺乏正确的道德观念，认识能力低下，因而容易在无政府主义的自由观，低级下流的乐趣观、亡命称霸的英雄观、哥们义气的友谊观等错误观念的支配下，强烈追求私欲（物欲、性欲、报复欲等），产生种种不计后果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不良的道德，众所周知，一定的道德情感总是在一定的道德情况认识支配下产生的。一般来说，在正确的道德认识支配下，通常只会产生高尚的道德情感，反之就会产生不良和低下的道德情感。如前所述，在错误的道德认识下不少青少年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友谊，极易感情用事，甚至爱憎和好恶颠倒，对社会具有强烈的对抗性，因而很容易受别人引诱，结成群伙，误入歧途。三是低下的自我控制能力。人是社会的人，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能够认识自己和控制自己。然而，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种知而不能理智，甚至达到“知法犯法”的情况，这实际上正是人的自我控制能力低下的一种典型表现，从心理卫生的角度讲，控制自己就是控制自己的冲动和情绪。有不少青少年极易产生激情而又往往难以自我控制，由此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三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是一项关系到中华民族未来复兴的伟大历史过程，是一项涉及面很广的社会系统工程，因此要积极动员和组织全社会的力量，同心协力，群策群治，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一般而言，青少年时期是容易产生违法行为的时期。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为及早发现和预防违法行为而做出努力。从教育和预防的角度讲，可以采取的措施应是多种多样、因人而异的。归结起来，可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一）全面提高青少年自身素质，从源头上遏制、减少青少年犯罪。首先，深入开展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制订和颁布了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核心的一大批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法规，建立起了一套较为严密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体系。因此，全社会都要积极行动起来，大力宣传《宪法》、《刑法》、《妇女儿童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与青少年密切相关的法律，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兴建并充分利用各类青少年法制教育阵地，例如广泛开展“模拟法庭”、“法制进校园”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活动，使广大青少年逐步养成知法、学法、懂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并能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其次，广泛开展青少年自护教育。要通过建立青少年自护学校，开展“青春自护行动”等行之有效的手段，按照《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未成年人对犯罪的自我防范的规定，通过采取专家授课、录像观摩、模拟情景训练等多种形式，向广大未成年人普及自我保护知识，帮助未成年人增强自护意识，提高防御能力。第三，坚持以德育为首，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围绕促进素质教育，大力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深入开展“十八岁成人节”系列教育、大中学生志愿者“三下乡”及新世纪读书计划等活动。第四，多部门配合加强对青少年的管理，要建立健全心理咨询机构，及时对学生出现的心理障碍进行疏导。认真做好“双差生”的教育转化工作，预防在校学生旷课、逃学、游荡在社会上，成为学生、家长和社会“三不管”的闲散人员，减少和杜绝转学学生，防止他们过早地流入社会，染上不良习气，对那些思想不稳定有潜在违法犯罪意识的学生及有劣迹的学生要时刻敲响警钟，防患于未然，将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 （二）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学校教育因其具有场地空间集中和正规化的优势，对青少年的成长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学校教育自身并非是至善至美的，必须加强和改进。否则，对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首先要求学校要端正办学思想，切实将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的轨道上来。面向全体学生，促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其次，要大力加强和改善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重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以及优秀班主任的选派与培养，帮助广大教师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业务素质和教育水平，切实改变那种对只教书不育人的状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再次，要大力加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和法纪教育，时刻注意学生思想和行为的变化，对学生中已经出现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不良苗头要采取切实措施，及时加以教育和引导，防患于未然。此外，应积极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活跃学校生活，使学校对每一个学生都有强大的吸引力。（三）完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好坏对青少年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截然两样，这已为众多的调查研究所证实。然而，⑦据有关部门统计，有80%以上的家长对家庭教育性质、任务、内容、特点缺乏比较全面的了解。由于他们不了解孩子的心理特点，加之教育水平不高，教育方法简单粗暴，他们也常常会为自己辛辛苦苦的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而苦恼，对于许多家长来说，当前的首要问题是要学习教育科学知识，树立新的“教子观念”，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实现家庭教育科学化。（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净化社会环境，优化社会教育清除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土壤和条件。要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大力提倡树新风正气，坚持不懈地开展“打黄打非”斗争，共青团、妇联、公安、文化等有关部门应联合行动，对学校周边的各种娱乐场所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彻底的清理整治，严厉打击危害学校正常秩序，侵害青少年学生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保障学生有一个安全、和谐、健康的学习环境。强化对文化市场、娱乐市场的管理和监督，努力消除精神“污染源”。让青少年远离游戏厅、歌舞厅、录像厅、电话信息台、网吧等不宜进入和涉足的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和服务网。同时要大力加强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青少年活动阵地的建设，以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活动吸引青少年，满足青少年素质全面发展的需要，积极营造适合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学习环境。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关心和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是教育部门和学校的职责，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各级教育、文化、科研、新闻出版、体育、广播影视等部门，群众团体和学校。要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明确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努力为青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提供一种优化的社会环境，应通过良好的思想、文化、艺术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教育，使广大青少年儿童受到良好的熏陶，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健康成长。 （五）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预防青少年犯罪，首先要加强对青少年工作的研究。我们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实事求实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青少年犯罪的新因素和新规律，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略，制定并实施科学的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战备，才能把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在比较低的水平上，保持社会的持续稳定和经济的健康迅速发展，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青少年权益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总之，为了防止青少年违法行为的产生，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需要密切合作，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积极作用，针对青少年的生理、心理和行为特点，形成一个立体交叉的教育网络。当然，所有这一切的着眼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促进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提高青少年自我教育水平。因为，青少年只有能够正确地把握自己，从而使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能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让违法行为消失在萌芽状态，才能从根本上杜绝青少年犯罪。
一、校园暴力犯罪的定义及其类型 关于校园暴力犯罪的课题，目前在我国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的研究，现有的调查或分析，一般仅从一个较为片面的角度出发。比如社会学注重对其现象的收集、归纳；教育学则则偏重对自身体制和教学内容的检讨；至于司法界，无论是在实务中还是理论上，亦只是单从一般的犯罪学角度探究其成因而企图完成事前的预防或事后的惩戒教育。由于考虑的范围比较孤立，必然不能全面而深入地剖析 “校园犯罪”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因而，唯有从更高的角度方可能俯瞰全局，既找出“校园暴力犯罪”现象背后的成因，更能综合地构建行之有效且针对性强的预防和教育的系统。 现有的研究资料，一般将校园暴力犯罪作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校园暴力犯罪，是指犯罪构成中的客观要素，如犯罪主体、对象、案发地等方面的其中之一涉及校园因素的暴力犯罪；狭义的校园暴力犯罪仅指犯罪构成中的犯罪主体为教职工或学生。 而根据校园暴力的来源及施暴者的不同将其分为以下几类：一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暴力现象。此类校园暴力主要是指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或家长采取不恰当的、粗暴的方式对待学生，以致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行为，如体罚、变相体罚、言语侮辱等。二是青少年学生的施暴行为。学生施暴主要是指某些学生因过早的、不成熟的三角恋、钱物需求、青春性意识萌动或者仅仅因为模仿录像某些情节、发泄心中怨气等而对其他学生施暴的行为，如殴打、强奸、抢劫、侮辱、杀害等，此类行为在宝安区俗称“下暴”。三是校外人员对学生的暴力行为。这一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校外的闲杂人员或非法商家，为了一定的物质利益，满足欲望或为了发泄心中不满而对于不谙世事的青少年学生施行的身心侵害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些非法之徒窜入学校或在学校附近、学生上学的路上抢劫学生财物，对学生进行人身侵害、人格侮辱等；其二、在文化娱乐活动中，一些商家为了在竞争中取得优势纷纷将兜售目标定位于广大学生，其中不少人用黄毒诱以牟取暴利 。 综上，本文结合对宝安区内发生的校园暴力犯罪真实案例的调查，将发生在学校及其周边地区，由同学或校外人员针对学生生理或心理实施的暴力犯罪作为研究的范畴。 二、深圳市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考察校园暴力犯罪的现状和特点，我们不可忽略地应该首先了解所研究的地域的经济、社会情况：地处深圳市西部的宝安区在全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2003年宝安区的国内生产总产值达518亿元，占整个深圳市的三分之一。仅宝安区福永镇，就有怀德、桥头、凤凰等多个村的年总收入超过5000万元。宝安区目前正在或者已经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以前经济欠发达地区迅速地转变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二是从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地区转变为工业发达地区；三是正处在农村城镇化的转变过程中。人口方面，宝安区外来人员有270多万，户籍人口只有30来万，外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不容忽视。宝安区现有中小学校共计264间。在校中小学生23万7千多人。教师职工人数超过1万人，其中公办教师4800多人，民办教师（即聘请教师，工资学校自筹）5200多人。 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外来人员急剧增加，居民贫富悬殊加大，独生子女家庭增多，社会环境复杂，民办学校放开等因素的影响，宝安区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也呈上升势头。部分城镇学校甚至出现了校内外环境复杂，在校生人身安全受到威胁的局面。 从宝安区批捕起诉的案件情况来看，2003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为285宗。而2003年在校学生犯罪或者以在校学生作为犯罪对象的案件共计23宗，2004年1-10月为22宗，同比略有上升。这45宗案件抢劫占53.3％；盗窃占26.6％；其他占20.1％。另外，教师犯罪案件除了2001年某英文书院教师王某猥亵本校三名十一、二岁的学生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外，尚无案发。 从相关案例来看，宝安区校园暴力犯罪有以下特点： 1、以财产型犯罪为主 宝安区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造成消费主义风行。青少年学生易在此环境下产生错误的消费意识，产生讲奢华和及时行乐的短期行为倾向。当他们的高消费要求不能得到满足时，往往铤而走险，实施敲诈勒索、盗窃、抢劫、绑架等犯罪行为。另外，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条件优越，零花钱较多，不少学生还配有手机等较为贵重的物品。使得不少学生也成为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我们曾经对宝安区某街道办的一所初级中学展开调查，发现被调查的学生中竟然有61％的学生对学校内外环境有不安全感。 从宝安区检察院起诉的在校学生敲诈勒索和抢劫案件来看，其对象主要是在校学生，甚至有些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下手。他们大多并非因为生活困难而去犯罪，而是想通过犯罪获得用以享乐、消费的财物。例如，宝安区某中学学生张某，自二○○二年九月到被抓获的一年间，共参与抢劫摩托车十二次，其中三次的作案对象是同校的同学。每次得手后，张某便能分到一些赃款，并用这些钱到网吧打游戏、购买名牌服装或者请同学吃饭。经调查，张某的父亲是小巴司机，母亲是清洁工，家境虽不十分富裕，但不缺吃穿，而且定期有零花钱。可是这些不能满足张某大手大脚的消费欲望。在战战兢兢地参与一次抢劫后，他尝到了甜头，便有了之后十几次的作案。 2、犯罪手段趋向成人化、智能化 以往未成年犯罪作案手段和方法较简单和原始，多以语言威胁并辅以轻微的暴力手段，或用撬门扭锁，翻墙爬窗的方法，并具有明显的突发性和偶然性强的特点。但现在，受暴力文化熏陶的青少年实施的犯罪，不少表现为采用绑架、恐吓、麻醉等手段，有先进的通讯工具，作案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及时毁灭证据。如有些青少年会根据报道上所披露的警方侦察过程和方法，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3、团伙化犯罪特征明显 青少年犯罪团伙化的特征明显。少年犯罪团伙，大多十五六岁，人数少则二人多则十几人。例如，宝安区某镇派出所在最近破获的一起刑事案件中，一次就挖出9个“娃娃贼”,年龄最大的16岁，最小的只有13岁，均系初中学生，他们选出了“少年帮主”，组织和指挥每起犯罪，仅去年8月份以来，他们入室行窃，共盗窃财物价值2万余元。 乐于成群结伙是青少年的特点之一。他们不愿意受到来自学校和家庭的制约，希望独立行事，但独立能力又较差，思维处于矛盾之中。受影视、报刊中描写的“帮派”、“行会”的影响，于是气味相投的“哥儿们”便聚合在一起，一旦受外界不良因素的影响或坏人挑拨，就很容易走向犯罪道路。学生帮派是校园中的一颗毒瘤，一旦形成，就会无法无天，群架斗殴，扰乱校园秩序。 4、受校外不良人员影响较大 我们注意到，超过半数的在校学生犯罪案件中，犯罪的学生都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或者共同实施犯罪，或者和校外人员的指使、怂恿直接相关。在我们调查过程中，几乎每一间学校的师生均反映有学生和校外不良青年“混”在一起，抽烟、打游戏、欺负本校同学等等的现象存在。校外不良青年大多是刚毕业又未能升学、就业或者中途辍学的原在校学生。也有一些看中中学生认知能力不足，讲义气、易跟随、易成“党”成“帮”的社会闲杂人员到学校拉帮结派。镇南派出所几年前曾经在宝安区挖出一个带黑性质的团伙“水房帮”，抓获该帮“头目”肖跃（男，29岁，松岗镇人），缴获猎枪一支，飞鹰刀三把。肖跃先后在宝安中学、新安中学、西乡二中、海滨中学、黄田实验学校、东方英文书院等学校吸纳三十多名初中生入帮会，每人收取入帮费36元，并带领这些学生吃霸王餐、报复打斗等。今年我院起诉了一宗在校学生戴某（男，刚满14周岁两个月）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案。戴某就是和校外不良青年纠合在一起，报复同班同学，将和自己有矛盾的同学打成重伤。 三、校园暴力犯罪形成的原因 曾几何时，校园是一片尊师爱生、高雅向上、令人向往的净土，是什么原因使暴力袭击了这个“安全岛”？下面，我们从宝安区的实际出发，寻找其症结所在，以寻求预防与消除校园暴力犯罪的方法。 1、在校学生自身的原因。 犯罪分子并非天生，任何一种犯罪都是犯罪人后天社会化过程的中断。社会化过程是一个不间断的程序，任何一个时期或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一个人的一生，甚至因偏差导致犯罪。青少年学生在生理向成人过渡时，他们的心理仍不成熟、不稳定，有较大的可塑性。 他们分辨是非、美丑、善恶的能力较弱，感情容易激动，遇事缺乏冷静。他们的心理特征是：物质欲望的增多与未独立经济的矛盾；独立自主的要求与依附限制的矛盾；性欲萌发与道德法律的矛盾等等 。凡心理意识不健康、法制观念淡薄的学生，在社会上各种腐朽思想和恶势力的影响下，在不良社会现象或信息的误导下，一旦得不到良好教育和及时引导，极易诱发其内心私欲膨胀，进而陷入违法犯罪的泥坑。 宝安区检察院近期起诉一宗十分令人痛心的强奸案，二○○三年十月，被告人曾某（十五岁，辍学）和被害人谢某（十二岁，初中一年级）通过电脑网络认识，后两人交往频繁，发展为早恋。二○○四年一月的某天晚上，被告人曾某将被害人谢某带到宝安区西乡一间旅馆的房间内，在明知被害人未满十四周岁的情况下，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后曾某在二○○四年二月十三日再次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并导致被害人怀孕。被害人的身心当然均受到了剧创，但不能不说二人在此案件中均表现出了性知识贫乏、法制观念谈薄、自我保护意识欠缺的问题，又都是社会不良现象和信息的受害者。对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总之,校园犯罪主体的个人素质是犯罪动机形成的内在依据,是故意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外在环境的影响 首先，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现阶段我国正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着重建立、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内在驱动力是实现商品的价值，追求高额利润。这极易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发生倾斜和逆转，从而产生极强的物质欲望和非法占有意识。宝安区濒临港澳，由于人员频繁往来和境外传媒带来的商业价值观念，以及生活中各种各样纷至沓来的信息，都在冲击着青少年的神经，作用着他们的社会化取向。流行文化、商品广告也附会和迎合着青少年的特点和需要，塑造了“崭新”的价值观念。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新的意识使价值观不成熟的青少年产生超年龄阶段，超支付能力的需要，随之，更易走上犯罪的道路。 如前所述，张某的案例便说明了这一点。 随着改革浪潮汹涌而至，媒体的不良影响不容忽视。凶杀、暴力、淫秽、迷信书刊、影视片充斥校园内外，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对师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宝安区某中学一个16岁的少年为买一台单放机竟实施绑架，他的犯罪直接动机应归咎于暴力电视的影响。法制宣传工作中，往往通过媒体把案例报道作为社会新闻的形式，对寻找阅读视听快感和心理刺激的青少年学生来说，也许或多或少接受了法制教育，但过频的案情信息和犯罪手段的报道，亦容易使某些学生对社会现状的认识产生偏差，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无节制披露，难免给青少年带来不良诱惑，客观上成为若干校园犯罪的“指南”。 其次，校园环境的消极因素。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社会交往中具有重要意义。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活动，它的一些缺陷直接影响着学生，以至诱发学生犯罪行为的上升。 在宝安区，素质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但面对升学压力中学教育仍只能以应试教育为主，拿考试为教育指挥棒，这难免使不少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只抓分数，忽视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素质教育。部分学校对学生违纪事件简单地求助于行政处罚，滥用“劝退”、“勒令退学”等手段，随便开除学生，将矛盾推向社会，促使本应接受学校教育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上违法犯罪的“后备军”。学校一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以成绩为中心”的教学方式，往往容易引起受教育者的反感，结果适得其反，导致逃学、退学、流失等现象。有些学校则单纯以学习成绩划分快班和慢班、“优等生”和“劣等生”，结果会在“劣等生”中出现极高的犯罪率。据调查，宝安区犯罪的在校生中，差生占70%～80%，双差生占40%～50%。 体罚学生也是我国传统教育方式的一个弊端，它会使学生形成敌视老师和优良学生的逆反心理。笔者认为这也是导致我国校园暴力犯罪层出不穷的重要外因之一。宝安区现有教师队伍的现状也是不容乐观的，在10000多名教职工中，超过半数是聘请老师。为数众多的聘请老师存在素质参差不齐，收入偏低，无归属感的现象。在笔者挂职担任法制副校长的学校，就曾出现聘请老师多次拍打学生的头部致学生不适，引起家长状告学校的事件。 第三，家庭环境的消极影响。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格社会化的关键期往往首先在家庭中完成 。一个人的性格、道德品质、理论情操的形成都与父母教育和家庭环境相关，人是在家庭生活中学会掌握社会的基本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我们认为,家庭问题也是近年来宝安区校园违法犯罪案件增加的重要因素。比如独生子女家庭过分溺爱问题、外来人员子女疏于管教问题。例如，宝安区检察院承办的一起典型的校园暴力犯罪案件中，宝安区石岩镇某中学学生李某自二○○三年九月份以来，以收取保护费为名义，指使黄某、刘某多次对被害人文某、徐某、甘某进行敲诈勒索，共得赃款三千三百余元。经查，李某是家中的独子，性格乖张，而其父母平日忙于工作，对其心理健康与行为动向不能及时了解，对他的管教方式是“铁栅加铜锁”，可是再怎么看得紧，也难免有空隙，一旦这种过分的管制暂时真空，李某便由于过分守管制而不懂得约束自己，致使李某在父母面前貌似乖驯，而在学校同学面前却又换了一副模样，经常殴打、勒索低年级同学，最终触犯了法律。 另外，家庭结构的破损，如父母离婚或丧父丧母，使家庭功能作用削弱，温暖减少，造成子女心灵创伤，亦易产生变态心理。据调查,在宝安区在校生中，因父母离异造成性格、兴趣爱好、理想追求发生变化，学习成绩下降的达65%以上，犯罪人数占未成年人犯罪的12%。 第四，社会综合治理环节薄弱。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系统工程。目前这方面的工作仍存在欠缺。首先是预防不力。有关部门对文化市场、娱乐场所管理不严,经营人员素质不高。据调查，宝安区校园暴力罪犯在社会上呆得最多的地方就是网吧、迪厅等娱乐场所。尤其是过早流入社会的学生，除父母以外，没有人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他们觉得自己已成为最不为社会注意的人。其次是管教打击不力。学生、教师的主要生活地点在校园，处于群体之中，他们有共同的心理、生理特征。对一些违法犯罪情况，学校与专政机关配合不默契，未让违法犯罪人接受特殊的思想、法制、人生观教育，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势必会重新犯罪。社会综合治理力度不够，对那些滑向犯罪深渊的人也不能起到震慑作用。 四、校园暴力犯罪的预防对策 1、加强学校管理与预防，将校园暴力犯罪苗头消灭在萌芽状态 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工程的重要阵地，自然是制约犯罪的重要防线。学校是家庭外部与学生、教师保持最密切、最经常联系的单位，为了校园暴力犯罪预防工作落到实处,，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学校必须转变“智育至上”的传统教育观念，加强德育。教育家陈衡哲说过:“一个人才的造就，单靠知识是不够的，在它的上面,还有那位至高无上的君主，叫做‘人生’。” 我国的教育，提倡应试能力和高分，追求升学率，重智育，轻德育，结果导致一些心理素质差的学生踏上犯罪或自杀之途。宝安区的学校教育也不例外。学校应注重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通过多种形式，有计划地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理想教育、道德教育、集体主义教育以及青春期教育。尤其“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将预防犯罪的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 ,真正走出教育误区，培养学生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全面发展的人。 其次，必须进一步加强法制教育。强化法律意识应从在校学生抓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将预防犯罪教育作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纳入学校教学计划。通过开设法制教育课、举办法制教育讲座、参观法制教育展览等形式，使学生真正懂得什么是违法、什么是犯罪以及犯了罪应受到怎样的处罚，以强化其法律意识，培养其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采取有力措施，强化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减少中小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严格执法，在全社会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切实做好预防在校学生犯罪工作。 最后，必须净化校园内外环境。净化校园环境，政府应予大力支持。据新华社报道，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任期间曾宣布：联邦政府将拨出1.2亿美元专款,用于防止校园暴力犯罪案件的发生。中国政府财政上拨专款预防校园犯罪不易，但可采取行政手段以期达到相同目的。以宝安区为例，可以由公安机关侧重辅助学校安全保卫基础工作，搞好学校派出所的建设，提高校区保安素质；着重抓好校内暂住人口和流动人口管理，整顿校园周边的书摊、美容院、歌舞厅等娱乐场所，扫除黄赌毒等丑恶现象，力争将此类犯罪诱因降低至最低限度。中小学可针对学生特点，印发《防范校园暴力犯罪指南》等小册子，让每位师生人手一本，提高他们的自我防范意识。加强学生宿舍管理，实行校外人员出入登记检查制度。 上述校园预防措施若能落实，不仅可减少违法犯罪发案率，而且为侦查破案奠定了必须的基础条件。 2、强化家庭对子女的教育和控制功能 搞好道德和品质教育是提高青少年思想认识的有效途径，而家庭是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首任老师和终身老师。 在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独生子女家庭不断增加的宝安区，家长普遍在物质方面尽量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无形中养成他们重物质、轻精神追求的思想。所以，家长更应注意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家庭教育。首先要发挥榜样和示范作用，言行举止要符合社会规范，价值取向要符合社会标准。其次，要创造和谐的家庭气氛，使孩子的身心沐浴在阳光雨露中，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前途向往与追求。第三，在注重孩子学业的同时，更要重思想品德教育，教给孩子正确认识社会的方法，教育孩子孝敬长辈，关心爱护周围的人。第四,对孩子进行“磨难”教育，有意创设逆境，培养孩子积极进取的精神。第五，举办家长学校，教给家长教育孩子的科学方法，使家长做到爱而不溺，严而不死，教与养有机结合。 3、加强文化市场的管理，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要消除暴力犯罪，就要净化社会环境，消除可能影响学生社会化过程的各种消极因素，消除产生暴力犯罪的不良心理基础，减少不良因素对暴力犯罪可能产生的诱发和刺激作用。 随着宝安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导致犯罪的因素也在增多，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净化社会文化环境的紧迫性。因此，建议有关部门对当前文化市场中的不良现象进行依法治理，使文化市场能守法经营；同时，肩负预防校园暴力犯罪重任的少年活动中心也应密切协作，并通过博物馆、电影院、公园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使他们的心灵得到净化，思想得到升华，言行得到规范。 4、教育多于责罚，抓好帮教安置 关于惩处改造，一定要坚持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一方面，对已经犯罪的学生要依法处理和惩办，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并教育本人；另一方面，要注意改造方法，提高改造质量，减少校园暴力罪犯回归社会后重新犯罪。此种罪犯大多系未成年犯，虽然易冲动、爱结伙、缺乏同情心，但与成年犯相比，恶习相对较少，反社会心理并不顽固。故针对其世界观尚未定性，渴望光明的心理特点，正确引导其积极向上，努力改造其成为新人是有可能的。国外和港澳地区针对“犯事少年”的教育改造有不少可取做法。比如，香港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并不算宽松，其法律规定刑事责任最低年龄为十岁，但是在处罚时却是彰显保护与感化的精神。香港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处罚分为羁留环境和非羁留环境两种，对少年犯来说，判处羁留是法庭最后的选择，只要有其他可行的非监禁式的措施，就必须先予执行非监禁。而澳门提倡“爱心矫治”，采用感化服务与社会支援的方式，使违法的未成年人尽早适应社会、重返社会。在我国，这些方法也同样会行之有效，对于青少年罪犯一定要区别对待，分别关押，分档管理，因人施教，这些做法有利于校园暴力罪犯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的罪行，认罪服法，提高改造质量，预防其再次犯罪。 关于帮教安置，一方面，要动员全宝安区的各界力量，将帮教校园暴力罪犯和有劣迹的在校学生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列入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切实抓好落实；另一方面，要召集宝安区公安、司法、劳动、街道居委会等有关部门，切实做好释放后的未成年犯的上学和就业安置工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真正感觉到社会的温暖，以减少和消灭促使其重新犯罪的环境和条件。
青少年犯罪 论文＝＝＝＝＝＝＝＝＝＝＝＝＝＝＝＝＝＝＝＝论文摘要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而且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一、 青少年犯罪心理1、“攀比嫉妒”心理 2、“孤注一掷”心理 3、“浓缩人生”的心理4、“偏激浮燥”心理 5、“法不责众”心理 6、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7、“贪慕虚荣”心理 8、“盲从作案”心理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1、 青少年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2、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合性3、 犯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4、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的逆反性5、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1、 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2、 受社会不良文化影响3、 受家庭不良教育的影响和法制道德教育滞后4、 青少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四、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1、 保护性预防和堵塞性预防2、 控制性预防和改造性预防3、 家庭教育4、 在校园教育方面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已成为全球注目的一个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不仅人数不断增多，而且涉及的范围比较广泛。在全部犯罪人员中，青少年犯罪的比例最高。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最新资料统计表明，我国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十五、六岁的少年犯罪案件占到青少年犯罪案件总数的70%以上。据南方某市教育局老师估计，跨校跨区的校园敲诈勒索事件占到整个校园敲诈勒索滋扰事件的60%左右，而且杀人、抢劫、强奸、恶性伤害等案件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有关调查显示有50%以上的“问题少年”，其问题处在家庭，愈演愈烈的校园暴力已经到了令人痛心疾首的地步。暴力事件的不断发生，给我们的家庭教育现状带来了警示。我国青少年犯罪一直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青少年犯罪”在世界范围内被列为吸毒、贩毒、环境污染之后的第三大公害。我国未成年人的犯罪人数呈现逐年增多并且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发展的趋势。对社会稳定造成危害，青少年除了无业人员及城市周边地区人员居多，父母离异、畸形家庭子女犯罪的多、结伙犯罪的多、二人以上共同犯罪的多、侵犯财产安全的多，不计后果、追求哥们义气的多等等。除上这些长期以来所固有的原因特点外，还有一些网络犯罪、利用先进科学技术犯罪等特点。《宪法学》指出：青少年占我国人口总数的60%以上，关心和培养青少年是关系的党和国家事业是否后继有人的重大问题<1>。《婚姻法学》指出党和无限关怀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培养造就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提供了一切必要的条件<2>。一、 青少年犯罪心理我国就目前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现象的调查中发现，青少年犯罪中绝大多数是心理扭曲后，不同的犯罪行为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出现。(一)“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造成心理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总觉得社会对他来说不公平，别人有的自己却没有，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于是就有夺回“应得”的欲望和冲动。如“某中学一位年仅13岁的中学生王某，家庭条件也不错，但是因为同班同学有一辆轻骑摩托车，王某要父母也给他买一辆，未能如愿，于是他就开始想办法，在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六日的中午十二时许，王某趁邻居曾某家无人，翻窗进入屋内，盗得现金3850元，2000元首饰。王某正准备享受其得来的胜利品时，被公安机关抓获。就王某而言一个年仅13岁的中学生，对于同班同学的一辆轻骑摩托车，就能产生如此大的攀比嫉妒心理，这是非常可怕的，回想八十年代上中学的我们，简直无法想象。我们那时能吃好、穿好已经是可以了，如果谁能有一辆凤凰自行车，那骑上就成了“白马王子”了。而且你骑两天，我借两天，象珍宝似的，生怕弄坏了。现在的孩子的生活非常优越，使我想起了一篇文摘，文稿说的是现在的“中国小皇帝”，他们怕吃苦，怕受累，不愿干活，提起学习就摇头，连学生最起码的作业有时候也得让家长代劳。轮到自己打扫卫生、大扫除之类的，家长们得拿着扫帚去“义务劳动”，这些家长的行为真让人费解。（二）“孤注一掷”心理这相当于赌徒的心理。他们把人生看成是一场赌博，认为“赌注越大，得利越多”。甚至认为“这年头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于是敢于冒任何风险，如：某市一起团伙作案，最大的24岁，最小的12岁，共9人。在去年八月至十月底就作案27起，其中有抢劫、盗窃、等作案方式。据年龄最小的犯罪交代“与其和后娘、后爹窝囊过，还不如豁出去自在的过个痛快”。这些青少年心理一般都孤僻，不爱与人沟通，他们往往发生在单亲家庭。这些青少年缺乏父爱和母爱，缺乏人生坐标的指引，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不考虑别的因素，我行我素，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对于社会公德、法律、公约等一概不看、不问、不知。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已经触犯法律也不知道，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也不知道，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这些青少年的存在对社会的危害性特别大，建议社会多关心、开导这些青少年。（三）“浓缩人生”的心理一些青少年心理深处有这样的想法“艰苦一辈子，不如潇洒走一回”，“吃苦一辈子，不如享受一阵子”，“多活几年受苦受累，不如少活几年图个快活”。有的人甚至认为“只要今天能享尽天下福，过上神仙般的日子，即使明天与世无缘也值得”。在青少年犯罪团伙中绝大多数承认自己是为图一时享受、刺激和痛快。这些青少年都是“享乐主义者”，“怕苦、怕累、多享受”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大多都没有什么理想，也不想有什么成就。如果有理想的话那就是“吃喝玩乐”。这种人和“寄生虫”没什么分别，只知道寄生在社会身上，从不对社会做什么贡献，吃玩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样的心理不值得推荐。（四）“偏激浮燥”心理个别进入青春发育期的女孩子，由于受家庭和外界环境的影响，好奇心强，求富心切，急不可耐。一旦自己的愿望不能实现，就情绪浮燥，感情冲动，丧失理智，就走向极端，不惜铤而走险。如“去年五月，某公安机关抓获一少女，不仅自己卖淫，而且还介绍容留他人卖淫”。像这样的一位生理进入发育期的女孩子，对“性”有无知感、探索感。脾气暴躁属于发育期综合症，某件事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对于能赚钱的行业，不识别它的好坏以及合法性，只要能赚钱就干，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正确的性教育，可以使青少年树立科学、健康、进步和有益的性观念，提高他们在性问题上的辨别力、鉴赏力和选择力。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不仅受自己传统文化的影响，而且必然收到外来文化的冲击，性的各种信息和思潮靠禁是禁不住的，不向青少年传授科学的性知识，非科学的东西就会影响他们”<3>。只有向青少年传授正确的性知识的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就会减少社会上的青少年“性”犯罪。（五）“法不责众”心理一些青少年认为“法不责众”，“法也不难治众”。中国这么大，违法犯罪经常出现，“混水摸鱼，被抓获的是少数”。在调查心理青少年犯罪中，就有80%明知违法，触犯了法律，但又普遍心存侥幸。有的甚至认为我不够法定年龄，即使进去了，我还是尽快出来，不相信，甚至认为不可能会绳之以法。如：阿亮与阿进均出生于1987年，2003年两人因涉嫌抢劫被逮捕。目前，两人分别被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和1年。听到判决，两人傻了，不是说未成年人犯罪不用负刑事责任吗？我国《刑法》的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她的家人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4>。根据刑法的规定这个案件中的两位少年已经犯了罪，犯罪以后认为自己不是成年人，不够刑事处罚年龄，这是明显的无知性，这是“法盲”的表现，他们能根本不知道法律是怎样规定的，也不学习法律，最终导致了受到法律的制裁，后悔也晚了。（六）对某种事物的“好奇”心理由于社会上的阅历浅，辨别事物是非的能力差，缺乏正确的、良性的、积极向上的诱导，好奇心驱使青少年去干某种事情，去体验某种享受。如：一位品学兼优的少女禾某，因好奇去吸毒，结果沦落到以卖淫换取毒资的地步。这个案例中的少女乔某，只是因为看到别人吸毒，心想，这是什么味呀？这种心理驱使她去尝试，结果上了瘾，不能自拔，毒品能消减人的意志，损坏人的机体，降低国民素质。“打击毒品，远离毒品”是每个青少年应该去认真做好的。（七）“贪慕虚荣”心理因贪慕虚荣而走向犯罪是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最突出的。现在青少年受西方资本主义享乐观的深刻影响，认为自己这一代就应该吃好、穿好、玩好。处在这种负面的阴影下生活，青少年的身心在高消费的虚荣心的强烈驱使下就开始偷、抢、等等，利用各种手段满足自己的强烈愿望。（八）“盲从作案”心理青少年在心理和生理上都不成熟，有的就是跟在一起玩，从思想上根本不考虑这件事为什么要干，能干不能干，干了以后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后果严重不严重。这些严重的后果对自己有没有影响等等。如：一个少年抢劫、盗窃团伙，6人中有3人不满12岁，他们跟着一个16岁的“头目”在两年时间内疯狂作案几十起。当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去犯罪的”，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他（指头目）让我们干的”，这些青少年在他们的思维中就没有罪与非罪的界限，只知跟在后边瞎胡闹，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二、 青少年犯罪呈现的特点（一） 犯罪呈现“疯狂性”和“突发性”青少年时期正处于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由于某些青少年在社会进化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人格，往往容易走向歧途，由于年轻人逞强好胜，在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中，常常带有很大程度的疯狂性。由于少年的犯罪动机往往比较简单，其目的单一，随意性强。一般来说，较少有预谋，没有经过事前的周密考虑和精心的策划，常常是受到某种因素的诱发和刺激，或一时的感情冲动而突然犯罪，这种突发性行为反映了青少年情感易冲动，不善于控制自己，有的仅仅是为了偷点钱去上网而杀人。（二） 组织结构的团伙性和犯罪结合的偶然性从组织结构看，一般都是临时纠合，时聚时散性的，而且这种组合往往是一拍既合，一哄而起的团伙性犯罪。这与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性犯罪有所区别。这种偶然性的纠合也往往随着一个犯罪活动的终结而自行解体。如：浙江校园暴力升级，学生组团买枪对抗黑社会。这个学校的学生为了对抗黑社会对他们正常的学校生活的干扰，组织了一个组织，并购买了一只猎枪来保护自己。他们弄的这个团伙是一种偶合性的临时纠合，而并非有组织、有策划的团伙，虽说他们能是偶合性的团伙，但他们对社会的危害性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样的团伙，学校要是发现一个及时解决一个，把他们都消灭在萌芽状态中。（三） 罪动机的单一性和犯罪目的的荒诞性青少年犯罪的动机往往是出于好胜猎奇，对照模仿，其目的往往是好奇、好玩或争强好胜。他们能的是模仿电视、电影中的某个镜头和情节，有的是同学或朋友之间所谓的争强好胜，显示自我的“天不怕，地不怕”而犯罪。有的出发点是为了偷钱，却造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这也可见青少年犯罪行为的严重盲目性和不计后果性。（四） 犯罪心理的报复性和犯罪心态和逆反性青少年虽年幼无知，但同样渴望人格上的独立和自主，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和尊重，不愿意管束，这种心理随年龄的增长有时会越来越强烈，特别是他们具有一些不良行为而被管教时，他们轻则对抗，重则予以报复。（五） 青少年违法犯罪呈现出“四高一低”的趋势即：青少年暴力犯罪比例偏高；14岁至18周岁年龄段强奸、抢劫犯罪比例偏高；18周岁至25周岁年龄段盗窃、抢劫犯罪比例偏高；农村青少年犯罪比例偏高及青少年违法犯罪年龄低，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害性<5>。三、 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人的发展是由本能的生物人向理智的社会人发展的过程，在相近似的环境中，青少年之所以比成年人更易于越轨，主要是身心发展及社会化程度的差异而所致。认为社会结构的失调势必导致一批低文化青少年的出现，这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社会原因。由于青少年认识能力低下，富于易感性的、冲动性的、自控力差的，在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下易于发生适应犯罪，据调查，青少年案犯家庭状况普遍偏差，且多为畸形。有的家庭父母不和；有的父母离异；有的教育不当；管理不善。家庭环境和家长的言行、品行及教育方法，对青少年的心理品德、爱好和思想的影响至关重要。（一） 受社会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出现了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腐朽生活方式的偏激倾向。于是，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坑蒙拐、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社会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对社会风气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而青少年正处于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阶段，缺乏社会经验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受这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青少年经受不住各种物质享乐的诱惑，在一定条件和某种因素的作用下就极有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二） 受社会不良化的影响优秀的文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思想，促进人们奋发上进。低级、庸俗的文化会腐蚀人们的灵魂，阻碍社会文明的进步。目前，在文化市场上，图书、报刊、音像制品、文化娱乐等中充实着大量的封建迷信、凶杀暴力、淫秽色情以及其他有损人民群众健康的内容，对社会文化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污染。这种受污染的社会文化生活环境对涉世不深的青少年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香港及国外流入的暴力恐怖片在一定程度上激起青少年好奇和模仿的激烈欲望。许多青少年正是由于剧情的指引从而完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的违法犯罪行为，从而走上了犯罪的道路。（三） 庭不良教育的影响和法制道德教育滞后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家庭的教育培养，深刻影响着子女的人生观、道德观的形成成。家庭教育的缺陷是子女形成不良性格的基础，潜伏着青少年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危机。近几年来，虽然在中小学设立了法律知识和品德教育课，在社会上开展“送法上门”，“法律进家”等各种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动，但在力度上还是有欠缺，在面上还有死角。青少年自身更是不重视此方面的学习，因而，致使一些青少年缺乏是非、荣辱、善恶观念，分不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此罪与彼罪的区别。（四） 年自身素质不高，抵御能力差以上三方面对于青少年犯罪均是外部因素。青少年犯罪根本的原因在于青少年本身。由于青少年文化素质较低，分辨是非能力较差，其处世的无知性、盲目性就很难应付来自社会各方面的影响，经不起诱惑，很容易被别人控制，利用或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意气用事，不计后果等，从而走向犯罪的道路。四、 青少年犯罪的预防在学校教育中加强对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增强青少年的法制观念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根本措施。“无论在自然界中或在社会中，没有一种现象不是由一定的原因引起的，任何原因又者是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对于青少年犯罪只有认识原因才能更好去预防，去遏制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发展教育事业的目的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是为了“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6>。《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7>。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一方面要探索校园及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另一方面要重视新形势下青少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应当看到，有的地区青少年活动文化中心较少，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提供的文化娱乐、体育卫生、心理保健学方面等宣传和设施，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青少年求知的需求。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网络中的有害信息成为影响校园稳定的新的不安定因素，需要各级各类学校将网络安全教育摆在主要位置，借助学校的自身优势，在学生思想上，心理上建立一道防线<8>。如何更好的预防和防止青少年犯罪适应从以下几点去做：（一） 保护性预防和堵塞性预防保护性预防是指国家或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以保护青少年健康或去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防止青少年沾染不良习惯；禁止侵蚀青少年思想品德信息的传播；打击教唆、引诱、胁迫青少年犯罪活动。这也是保护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环节。堵塞性预防是指通过堵塞各方面工作的漏洞，减少和消除实施犯罪的条件，达到犯罪预防的措施。如：给学生普法，学校经常把政治课设为法制课，组织学生接受“庭审教育”，参观看守所。孩子懂法要主动而不能依赖课堂的灌输。主要包括：加强学校、家庭对青少年的教育，教育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二） 控制性预防和改造性预防控制性预防是指各种针对有明显犯罪倾向或轻微犯罪行为的人采取的帮助教育、挽救措施。主要包括：成立科教小组，送上课堂学校教育；加强少年的法庭的工作，回访考察。改造性预防是指政治机关以生产劳动力为主要手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基础教育，使有违法犯罪的人改邪归正，争当遵纪守法的劳动者。在劳动改造时，应结合青少年犯罪的特点与原因，要重点进行思想教育，彻底从思想上使失足青少年得以改造，真正成为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劳动者。（三） 家庭教育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细胞能正常发育，整个肌体就能健康的成长。家庭稳定，社会就能相对稳定。亲密和谐的家庭关系，正常良好的家庭教育，是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家庭教育是全方位的教育，是青少年道德思想形成的基础，尤其早期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素质优劣起着关键作用。良好的家庭教育不仅是预防青少年犯罪的一道坚固防线，也是造就人才的摇篮。（四） 在校团教育方面加强政治思想品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是青少年在安定的生活、学习环境中接受良好的教育。校园好比一个大花园，花木的成长与园丁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辛勤的园丁可以培养出好的花木，懒惰的园丁就可想而知了。通过青少年犯罪的心理、特点、原因的全面了解，我们提出了预防青少年犯罪的几点对策。全社会都要关心青少年，爱护青少年。加强综合管理，多管齐下，形成一种有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 参考文献1、《宪法学》1991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第244页，吴家麟主编，关欣副主编2、《婚姻法学》1990年10月，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第68页，巫昌祯3、《炫风》2004年9月，《大学校园学生社团缘何“性”字打头？》第54页，作者：陆小娅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5、《法律与生活》2003年3月上半月（总第233期）——《透视青少年犯罪~构筑预防三工程》刘戬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一条和第五条（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7、《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三条（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8、《人民日报》2003年12月24日，《预防青少年犯罪要内外并举》王湛（教育部副部长）
1．引言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前段时间，中央电视台和司法部在网上做过一个调查，以了解社会对一些法律问题的关注情况，后来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调查所列出的10个法律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就是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这表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程度最高的问题之一。从某种角度讲，未成年人是一个社会最具活力、最具潜力的群体，是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起着主要作用的群体，也是对一个社会的持续性发展起着关键作用的群体。所以研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前提，也是有效控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有效手段，更是预防和控制我国犯罪行为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因此，本文就相关问题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2．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点1)从案件类型上看：主要为抢劫、盗窃、伤害、强奸这几大类，且共同犯罪居多。未成年人共同犯罪占犯罪人数的60%-70%。未成年人作案时，往往通过纠集玩伴一起作案来壮声势。由于未成年人心态不稳定，自控意识较差，好逞强，容易被感染而形成共同作案，且很容易结成犯罪团伙，但团伙成员一般不固定，具有随时纠合的特征，多见于抢劫、盗窃犯罪案件中。2)犯罪起意存在突发性。未成年人犯罪时，大多数没有预谋和计划，一时心血来潮，遇事冲动冒险而不计后果。有的未成年人会因一些小事而行凶伤人，预谋性犯罪也渐显苗头，主要是模仿影视中黑社会犯罪，很少顾及后果，手段也较野蛮残忍。3)侵犯财产犯罪居多。未成年犯罪案件中，侵犯财产的盗窃、抢劫犯罪占77%。但涉案金额都不大，大多在10元-200元间，这与青少年存在“钱少不犯法”的心理有关，从而纵容自己犯罪。4)暴力程度相对较轻。青少年在抢劫犯罪中，多采取搜身或采用语言吓唬，被害人若顺从交出，则抢劫结束；如若被婚姻法论文害人拿钱迟缓，多采取用脚踢或扇耳光等手段威胁被害人交出财物。抢劫者由受害人反抗未得逞的，有的则就此作罢，有的会以群殴的方式或用凶器将被害人殴打至轻伤、重伤。5)犯罪地点较窄。抢劫案件大多发生在学校和网吧附近，这主要与涉案青少年多为该校学生或在网吧上网，而其他社会活动少有关，同时也与作案目标定位于弱小学生，反抗不强，外来干扰小，容易得逞等因素有关。6)文化程度较低。大部分为中小学文化，有的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而辍学在家。这些人多缺乏法律知识，多数人不知事由就触犯了法律，很少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3．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原因任何现象的产生和存在都有其特定的原因和条件。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未成年人犯罪也不例外。制约和决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多种多样，错综复杂。因此为了探究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有必要运用多种学科作为工具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下面是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进行的分析。1)好奇、好胜、爱寻求刺激，缺乏自我控制能力。青春期中的未成年人往往精力充沛，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丰富而复杂的大千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欲望，但由于各方面的压力，群体心理处于波动不定的焦虑状态，所以他们心理极为脆弱，极可能铤而走险。2)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标准低下，对自己放任自流，随心所欲。3)周围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未成年人为追求物质享受，冒险而从事违法犯罪行为。不良的社区环境和不良文化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不良的社会环境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不良习惯和不良的社会心理素质。4)法律法规不能全面落实和执法部门监督不力，促进了未成年违法犯罪的形成。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娱乐消费场所日益盛起，有些个体商贩更是大肆兴办游戏机厅、网吧，为赚取未成年人财物为目的，不择手段招徕中小学生人内，不少青少年受诱惑而涉足其中，进而沉沦痴迷；而有的游戏室、网吧游戏内容不乏色情、暴力，促使未成年人的认知产生歪曲，进而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以至于游戏机被冠以“电子海洛因”之名。这种导致未成年人员思想和心理发生扭曲的现象早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有关法律法规也明文规定某些娱乐消费场所严禁未成年人员入内或消费，但有相当一部分娱乐消费场所，处于赢利考虑，漠视法规，明禁暗行，有的甚至公然向未成年人员开放，加上相关管理部门的熟视无睹，碍于人情网开一面，使得各种违法娱乐行业依然“红火”。近年来，一起又一起中、小学生为夺取上网费用抢劫、伤害等案件，就是未成年人员受游戏网吧毒害的真实写照。5)家庭的不良影响。劳动法论文家庭被称为人生的第一课堂，是未成年人经历的第一个场所，是他们社会化的起点。家庭的影响对人的成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不良的家庭环境对未成年人不健全人格的形成具有非常直接的影响。6)青春期性教育和心理教育滞后。目前学校的青春期性教育基本上是空白，而未成年人在学校度过生理和心理上的青春期，他们在性观念上表现为朦胧和愚昧，很容易出现问题。4．遏制青少年犯罪的对策综上所述，未成年人由于其生理、心理特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认识能力有限，又热衷于表现自己的独立与强悍，容易冲动，故易于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对其加以正确、适当的引导，是较易去除其人身危险性，使其重新回到正轨上来的。因此，要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应采取以下对策：1)加强法制教育。只有引导未成年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是非观，使青少年接受正确的观念，养成尊纪守法的良好习惯，使他们懂得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2)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教育。一是父母应履行好首任教师的职责，要从自身做起，尽到家长的责任。二是发挥学校的教育作用，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加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三是加大法制教育工作力度。3)严格落实法律法规，消除诱导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潜在因素。为了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诱发因素，《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电子游戏室等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营业，否则，将被处以罚款或停止营业的处罚。但目前，许多电子游戏厅的客户依然还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有的游戏厅老板为了吸引中小学生，甚至提供代做作业，代给学生打病假条、代签家长意见等服务。受此诱惑，未成年人员为了筹钱玩游戏机或享受“售后服务”，往往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如果严格执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的规定，使对未成年人开放的游戏厅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对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无疑会大有帮助。4)因人因时制定适宜帮教措施。我国传统中对待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存在两种极端做法：第一种，考虑其未成年，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未成年人员仅仅批评教育了事，使这些人产生侥幸心理，认识不到其行为的严重后果，无视法律的严肃性，继续实施更严重的犯罪行为，在犯罪的道路上越滑越远，直至最后发展为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第二种则表现为一旦发现中学生、大学生有违法违纪行为，即开除学籍，将其推出校门，使其丧失求学的机会。这些人辍学后无所事事，与社会上有着类似经历和不良习惯的未成年人朝夕相处，互相感染，日益堕落，最终走上犯罪道路。5)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还未成年人一片蓝天，还校园一片净土，使社会教育走上正规。5．结束语犯罪的发生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只有全面认识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和特点，从多角度采取措施，才能有效地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我们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给其提供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时，要认真落实司法保护原则，对违法犯罪的未成法律论文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公安机关，法院检察院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要相互配合，充分认识到未成年人犯罪有别于成年人犯罪，要对未成年人给予特别的关注，如果全社会为未成年人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空间，处于困境中的未成年人一定能得到有效保护。我们应该继续关注并切实帮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避免未成年人犯罪，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贡献。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何为公民个人信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犯罪目标从特殊群体扩大到普通群体，早前不法分子的犯罪对象主要是公务员、医生、教师等收入稳定的职业群体，现在则扩大到普通民众，任何人都可能中招；涉案信息种类繁多，囊括身份资料、通讯资料、车辆资料、职业信息、银行卡信息、行踪轨迹信息、住宿信息等；信息提供者通常为“内鬼”或者“黑客”；犯罪主体集中于投资公司，通常是将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用于推销、拓展业务；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与电信网络、敲诈勒索、绑架等犯罪呈合流态势，社会危害愈发严重。
犯罪手法简单、来钱快、成本低
信息提供者通过简单技术手段或者利用职务之便即可获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信息收受者只需低价便可大量收购公民个人信息。
犯罪分子法制观念淡漠
不少犯罪行为人为大学专科乃至重点大学本科学历，却缺乏基本法制观念，错误认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违法犯罪。
相关单位监管存在漏洞
部分单位缺乏切实有效的内部信息管理制度，对内部人员保密培训不足，责任落实不到位，监管惩治力度不够；同时，计算机信息系统存在安全隐患，技术体系不够完善，安全防范功能落后，难以抵挡专业网络犯罪的攻击盗取。
公民保护个人信息意识薄弱
不少民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资料时不够慎重，点开网络链接不够警惕。
法官建议：
相关单位应强化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单位应做好信息泄露防范工作，提高系统监管技术水平，建立健全内部人员管理机制，加强普法宣传；公民应增强个人信息保密意识。妥善保管个人重要证件，丢失身份证件、驾驶证、银行卡等重要证件后，应第一时间挂失报案。不要轻易向他人透露自己的个人资料，切莫点开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妥善保管好银行卡及密码，收取快递包裹后应及时涂抹包裹上面的个人信息，网上购物等时应使用化名，以防泄漏个人信息。
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不但充当着重要的家庭角色，也开始充当重要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近年来的敦煌市院受理女性犯罪的统计可以看出，女性犯罪的比率不断上升，这种趋势向社会敲响了警钟。本文针对当前女性趋势、犯罪的特点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提出了预防女性犯罪的对策。一、女性犯罪呈现四大趋势1.犯罪类型多样化。现阶段女性犯罪不仅仅局限于盗窃、这些侵财型罪名，而且已经迅速向暴力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犯罪性犯罪、危害公共管理秩序犯罪蔓延。如非法拘禁、寻衅滋事等恶性案件。2.团体犯罪增加。女性犯罪已由过去的单独一人作案转向两人或两人以上共同配合实施犯罪，主体呈群体状态。3.作案手段智能化。当前女性犯罪如同一些男性犯罪，显示出智能化。一是预谋性强，事前经过预谋，选中对象，选择时间，周密准备后方开始行动。二是隐蔽性强，4.社会危害性增大。以往女性犯罪多是轻刑案件，危害较小，但当前女性犯罪重刑已普遍，她们作案手段残忍，不计后果，危害特别严重。二、女性犯罪的特点及原因敦煌市女性犯罪涉及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敲诈勒索及寻衅滋事、容留、介绍卖淫、贩毒罪名等。1.隐蔽性、欺性。一是由于女性一般较怯懦胆小，且较细心和耐心，做案前考虑多于男性，在主观上增加了犯罪的隐蔽性；二是由于社会对女性一般比较信任、宽容、谅解，使女性犯罪易得逞而不易被揭露，从客观上增加了隐蔽性女性作为犯罪的实施者，女性一般都是性情温和，软弱，体力不如男性，认识水平也不如男性，因而在犯罪实施中很少出现暴力的现象，很少利用自身的力量去侵害别人，女性犯罪人多采用投毒、盗窃、等一系列低暴力型的手段去犯罪，因而充分显示了女性犯罪多具有手段隐蔽性。2.情感性、暴力报复性。女性大都是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情绪的稳定性却很差，女性对待事物认知上一般带有肤浅性和表面性，因而在行为上表现出一种偏激性和冲动性，感情的瞬间爆发不能用意志来控制。所以女性犯罪。多怀有报复心理。3．犯罪类型增多，以财产犯罪为首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经济日趋繁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具体变化。少数女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现象，失去了正确把握自己的能力，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犯罪类型主要表现为：侵犯财产罪，暴力犯罪，组织、容留、强迫妇女卖淫，毒品犯罪。侵犯财产型犯罪主要包括：盗窃、、敲诈勒索；暴力犯罪主要包括：故意伤害、抢劫、绑架。4．文化教育程度低,认知能力差。研究学者认为,人对自身的控制能力的强弱,与受教育程度有关。受教育程度越高，精神境界越丰富,对自身的控制能力也相对增强;反之,自我控制能力就弱。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犯罪与文化素质低有内在的联系。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三者始终构成总数中的大多数。这样的文化教育程度状况,导致她们思维的批判性、深刻性、逻辑性差，缺乏主见，易受暗示和盲从。她们不善于透过现象发现本质，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同时，看待问题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逻辑和连贯，不能从多角度认识事物，认识问题带有很强的情绪色彩。这就使的一些女性在处理事情时，有可能走向极端。女性犯罪的趋势直线上升，究其原因： 1.社会方面的原因。根据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因素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一方面，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尤其是女性受到了剧烈的冲击。一些女性的物质欲和金钱欲，强化了她们原有的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爱慕虚荣的心理。另一方面，现在的女性有能力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又必须承受各种社会压力，就业与经济结构体制并不完善，以及传统思想、社会化角色不当等因素的影响，使得现实中的一些女性在升学、就业、工作中遭到轻视或歧视，在社会化过程中面临更多的挑战与困惑，易造成女性生活无着，很难避免一部分人为谋生而走上犯罪道路。2.法律观念淡薄、心理障碍难除。大多数女性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在判断和处理问题时，缺乏科学的分析能力，因此同一问题采取的解决方式和方法同较有知识的人采取的方式、方法相比更为简单、粗暴。这些方式、方法有可能和犯罪直接相关。女性暴力犯罪大都存在心理障碍，人格不健全。有些女性器量狭小，受不得半点委屈，遇到事情喜欢斤斤计较，稍有不顺心就会产生报复或泄愤的心理，正是由于某些女性在性格上有自私、偏激和狭隘的缺陷，遇到冲突时不易冷静，甚至采取极端方式进行发泄。如自暴自弃心理。女性犯罪者由于在家庭或社会生活中创伤或挫折，进而颓废，以至产生消极厌世情绪，并促发犯罪。挫折情绪犯罪人大多数都是那些原来就是有不良情绪倾向，敏感脆弱和控制力差的人。行为人受的挫折感越强烈，心胸越狭隘，其实施暴力犯罪的可能性与强度就越大。如赵某盗窃案。赵某与前夫离婚后就与胡某同居，其前夫屡次要求复婚被拒之后将胡某杀死，赵某也因此被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终于抵不住压力实施盗窃才减压，最后获罪。三、女性犯罪的防治对策 犯罪预防是指，为消除犯罪发生的原因和条件，预先防止犯罪的发生，避免犯罪的现实危害而制定的各种政策和采取的各种措施，是对犯罪的事先预防。1.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大力宣传教育，提高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女性平等地享受到受教育的权利，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使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能够得到与男性平起平坐，享受到同工同酬的待遇，劳动就业部门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提高她们的文化素质，培养她们的劳动技能和生存能力，扩大她们的就业竞争门路，发展经济增加她们的劳动收入，减少妇女因为贫困而导致的违法犯罪。2．应尽力采取多种措施，加强法制教育。加强法制教育，对于预防女性犯罪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法制教育，可以使她们分清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行为是违法的，什么行为是受法律保护的，什么是法律禁止的，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逐步养成守法意识，并懂得依靠法律来处理各种矛盾纠纷，学会运用法律来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律己，不行违法之事。3．重视对女性犯罪的心理预防。心理预防是指社会个体进行健全人格的社会培养和自我修养的活动，这项活动是消除犯罪思想和犯罪心理形成的重要方面。根据女性犯罪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行方法为：由于生理原因的影响，某些女性的性格容易朝向自私、狭隘、偏激的方向发展，因此应着重提高女性辨别是非的能力，学会宽容大度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克服依附心理，强化自我保护及自立、自强能力，使女性群体在遇到各种困难和挫折时能够顺利得到解决，排除和化解心理障碍。还要注重对女性心理素质的教育和培养，学校、家庭和社区要善于沟通，对女性所遇到的挫折，进行及时的开导和劝解，使其危险状态扼杀在萌芽之中。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当中，要帮助女性学会理解和宽容，以平和的心态面对竞争和挑战，有了稳定的的情绪，社会生活才能更和谐，对于减少女性犯罪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综上所述，女性犯罪在当今社会中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从某中意义上讲，女性犯罪率是衡量社会道德水平的标志之一。因此，研究女性犯罪的原因、特点、以及防治对策，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形成有效的措施，以期望对抑制女性犯罪产生积极作用，更重要的是有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
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犯罪心理,女性犯罪人除具有一般犯罪人所具有的犯罪心理和犯罪因素外,还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女性犯罪心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 要 提及女性，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善良、温柔、贤淑，然而古往今来都不乏“坠落天使变恶魔”的 故事 。在现代社会，女性已不仅仅停留在传统的“妻子”“母亲”“女儿”的角色，她们正逐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然而，女性在取得成就和地位的同时也出现了违法犯罪日趋增多的问题。也许是无知让她们误入歧途，也许是物欲让她们坠入深渊，也许是畸爱让她们迷失方向，每一起女性犯罪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背后都有她们特殊的心理过程。本文在近年来女性刑事案件办理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女性犯罪特点及犯罪心理，希望能为预防女性犯罪提供思路。
关键词 犯罪 情感 心理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9-0592(2013)11-283-02
一、基本情况
从案件类型来看，女性犯罪罪名较为集中，主要为侵财型犯罪(盗窃、)，故意伤害、性犯罪和毒品犯罪。据统计，上述四类犯罪约占我市女性犯罪案件总数的50%以上。女性由于体力上明显弱于男性，心理上胆小怕事，因此多实施轻体力、隐蔽性的智力型犯罪，较少实施杀人、抢劫等严重暴力犯罪。同时，女性属于弱势群体，多为被保护对象，因此社会上对女性的警惕心理容易降低，女性更为容易得到他人的信任，并且女性也善于利用该性别优势，因而女性实施等侵财犯罪活动与男性相比容易得手。
从受 教育 程度来看，女性罪犯多集中于小学、初中 文化 。文化程度是影响犯罪机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文化教育对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常情况下，文化程度低则认识水平也相应较低，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不足，导致性格偏激、狭隘，遇事容易感情用事，易采取片面的方式解决问题。同时，受教育水平与法律意识水平成正比，低文化水平人群多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甚至不知自己的行为已触犯法律。再者，受教育程度低者过早地离开校园步入社会，因认知水平有限，不能明辨是非，容易受到他人的唆使、欺和利诱而走上犯罪道路。最后，文化程度低导致找工作受限，迫于生计，也有女性走上盗窃、卖淫的犯罪道路。
从犯罪频率上看，女性罪犯基本为初犯，累犯和再犯的几率较小，累犯的情况主要发生在盗窃、、贩毒案件中。
二、女性犯罪特点
(一)情感犯罪居多
女性是天生的情感动物，感情细腻、丰富、敏感，且多为感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女性控制感情的能力明显不足，情绪稳定性差。司法实践中发现，许多女性暴力犯罪的动因源于情感问题，她们的恋爱观、婚姻观、家庭观发生了扭曲，犯罪对象也多为她们感情的倾注者(如丈夫、情夫，近年来针对第三者的暴力犯罪有增多趋势)。当女性对某人倾注了感情，做出了牺牲，换来的却是冷漠、打骂、背叛、甚至抛弃时，女性往往会产生愤怒、嫉妒、仇恨心理。该些负面心理如没有畅通的排解 渠道 ，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在强烈刺激下，仇恨的洪水就会冲破理智的闸门，从而产生残酷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等报复行为。
(二)加害者受害者难分
在很多案件当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既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两者之间存在转化过程。受到传统思想的影响，我国女性在受到伤害后(例如家庭暴力、丈夫婚外情等)，通常会委曲求全，希望以此挽回感情，但现实又常事与愿违。当负面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强烈的报复仇恨嫉妒心理，在该心理的驱使下，部分女性实施了暴力犯罪。另外，一些青少年女性在本应茁壮成长的年纪，因缺少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关爱和正确引导，走上犯罪道路;再如一些被性侵害的女性，因无法承受来自社会、家庭的压力，自暴自弃，最终身陷囹圄。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法律上，她们的行为侵犯了法律所保护的法意;但情感上，她们本身也是受害者，有“情有可原”之处，社会应当弥补对她们缺失的关爱。
(三)多团伙作案，女性在其中扮演从属性角色
在封建社会时期，儒家思想要求女性“在家从父、嫁夫从夫，夫亡从子”，因而女性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地位，这主要是由其生理、心理特点所决定。现代社会，女性仍对男性表现出强烈的依附性。女性多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同时她们一般不是主犯，多带有胁从、被教唆、帮助犯的特点。
三、女性犯罪心理
女性犯罪多由于安全需求(如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情感与归属需求(如爱情、婚姻)、尊重需求(如成就、地位)未被满足而实施过激行为，以致触犯刑律。以下着重分析几种常见的女性犯罪心理。
(一)嫉妒、仇恨、报复泄愤心理
相比较男性，女性一般承担更多的家庭职责，投入在家庭建设上的时间和心血也更多，因此女性对于婚姻家庭的期望和重视程度远超男性，一般表现为希望婚姻延续、家庭幸福。但现如今婚外情现象日益蔓延，使得部分家庭陷入情感危机;家庭暴力现象仍屡禁不止，为女性犯罪埋下不定时炸弹。
1.家庭暴力
封建时期男子凌驾于女子之上，认为可以对妻子随意打骂，该种思想至今仍有残余，尤以农村为甚。执法机关一般不插手普通家庭纠纷、居委会村委会不管也是常态，这也导致女性在家庭暴力中长期处于无助境地。加上性格懦弱、经济不独立，以及“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思想的影响，妇女受到家暴后常选择默默忍受，这又进一步助长了丈夫的暴力倾向。当仇恨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性格偏激者会产生“鱼死网破”的复仇心理，此时琐碎的小事就会触动“情绪的扳机”，用她们特殊的方式发泄对婚姻的不满，因此我们看到弱女子身上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大案。
2.婚外情
除了家庭暴力外，夫妻之间的不忠实也是造成女性犯罪的重要原因。当今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正在弱化，诱惑因素逐渐增多，一些人产生了扭曲的婚恋观，对家庭不负责任，纵情过度，男性在该方面的问题比较突出。心理学上认为女性的原则性、精神性较强，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高于男性，因此一旦婚姻家庭出现变化，女性极难接受变故，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的原则，以求精神上的慰藉。此类案件中，被害者多为丈夫或情夫，但近年来“原配怒杀小三”的恶性犯罪增多，影响恶劣。杀死情敌固然存在一时激情冲动犯罪的因素，但更多的是对扫除障碍、恢复原有家庭生活的向往。同样的，作为第三者的女性，也会因为被冷落、抛弃而产生仇恨心理，或是出于为自己的感情扫除障碍的目的，采取极端的 方法 解决感情问题。 (二)逞强斗狠心理
心胸狭窄、小心眼也是女性的标签之一。心胸狭窄的女性自我排解情绪的能力普遍差，极易产生争强好胜心理。平日细小的邻里矛盾、家庭纠纷如没能及时化解，容易形成积怨以致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例如我市2011年发生的一起恶性杀人案件，邻里间因琐事产生纠纷，长期不合。案发当日，母亲、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共同商议如何报复，并积极准备作案工具。傍晚在家门口遇到被害人一家后，儿子、母亲、女儿、儿媳分别持匕首等工具共同打击手无寸铁的被害人，最终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数人轻伤的严重后果，最终上述几人均以故意杀人罪定罪。这种因邻里纠纷而导致的恶性凶杀命案并不多见，而全家人一起作案更是罕见。双方多年的恩怨，难解的怨气，酿成了一个人间惨案。该案件三名女性罪犯的犯罪动机外表上看只是个“气”字，其实质是心中没有法制观念，因为某些微小利益受到侵犯或者受到损害便放纵宣泄，逞强斗狠，走上犯罪道路。
(三)铤而走险心理
在现代社会，女性在继续相夫教子责任的同时，也部分地承担起了家庭供给，更有单亲妈妈等群体几乎需要独自供养家庭。然而，女性在就业、待遇等方面极易受到歧视及不公正待遇。部分女性无一技之长，无固定职业及住所，缺乏生存能力，为生计容易为财而铤而走险，实施盗窃、、色情卖淫等违法犯罪活动。
(四)爱慕虚荣、急功近利心理
随着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投入最小、利益最大”的功利性也潜移默化着民众的价值观，女性爱攀比、好嫉妒的性格特点更加剧了这种现象。当现实与理想无法平衡时，部分女性迷失方向，有的走上盗窃、、贪污、受贿的不归路，有的贪婪地出卖肉体换取不义之财;有的甘愿做第三者，埋下犯罪隐患。心理学研究分析，女性的意志力弱于男性，在具有同样的接触钱财物的情况下，女性更容易为贪婪所侵袭。并且，女性的认知系统较为薄弱，很多时候都是以自己的低级需要和直接 经验 为标准，因此很容易被小恩小惠所诱惑，从而沦为他人的犯罪工具。
(五)自暴自弃，放纵心理
女性的心理承受能力普遍不如男性，因此在遇到挫折、创伤后容易颓废，产生消极厌世情绪，进而“破罐子破摔”走上犯罪道路，该种情况在性犯罪中多见。对于性过错，社会对女性的批判明显多于男性，在强大压力面前，一些女性不敢、不愿、甚至不能通过正常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继而产生自暴自弃心理，沦为卖淫女，进而极有可能演变为组织卖淫、强迫卖淫者。
(六)无知、盲从心理
该种情况多发生在未成年女性，该群体在世界观和价值观未完全形成时即接触社会，从而误入歧途。
女性犯罪虽然在绝对数量少远低于男性犯罪，但其上升势头明显，其对于家庭、社会的影响不容小觑。通过对女性犯罪心理的分析，针对不同的犯罪心理，设计不同的应对策略，可以为预防和减少女性犯罪提供思路。笔者倡导在社会上多些正确价值观的引导，多打温情牌、亲情牌，及时对负面情绪进行疏导、化解，从而从源头上减少犯罪诱因。当然，女性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减少和预防女性犯罪同样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从女性自身、家庭、社会多管齐下，将保障女性权利的制度真正落到实处。
摘 要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女性越来越多的参与到社会各类事务中来，但是与此同时也导致女性犯罪的比例逐年上升，严重影响到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基于此，本文主要针对女性犯罪者进行了心理分析，并提出了几点防范措施。
关键词 女性犯罪 心理分析 防范措施
作者简介：瞿业，六盘水市广播电视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2-240-02
在家庭和社会之间存在着一条重要的维系纽带，那就是女性，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其心理特征相对于男性来说，最突出的在于富于更多的情感，因此女性的神经系统兴奋程度更高，在受到刺激时很容易产生各种敏感的反应。基于此，女性的犯罪现象要比男性少很多，不过一旦女性成为罪犯，将会造成极为严重的情节。最近几年以来，女性犯罪行为逐渐增加，阻碍到了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研究女性犯罪心理，提出并落实有效的防范措施成为了现阶段的一项重要工作。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一)女性犯罪的主要类型
(1)暴力犯罪。相比于男性来说，女性暴力犯罪的现象要少很多，不过随着妇女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在社会活动中的参与范围越来越大，女性暴力犯罪行为也在逐渐增加，特别是现阶段女性故意伤害及杀人犯罪等问题愈加严重，而被伤、被杀对象则主要为丈夫，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被动性。(2)财产犯罪。相关调查资料表明，女性财产犯罪的概率也有上升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盗窃、贪污及罪等，该类犯罪是女性犯罪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类型。(3)性犯罪。在整个女性刑事犯罪案件中，性犯罪的比率最为突出，并且严重腐蚀到了社会的正常有序发展。其主要特点为流动性、隐蔽性及依附性等，主要表现为聚众淫乱、引诱或容留妇女卖淫罪等。
(二)女性犯罪的具体特点
(1)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具有被动性。虽然目前社会发展中强调男女平等，但是由于男权主义仍然在家庭关系中广泛存在，家庭暴力问题的频繁发生导致很多妇女无法再继续忍受虐待，一部分女性并没有通过法律形式维护自身权益，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女性犯罪的主体具有年轻化、高文化程度的特点。有调查研究发现，女性犯罪的特点越来越趋近于男性犯罪，尤其是青少年的犯罪在逐年增加，而且女性犯罪存在年轻化的特点。(3)女性犯罪的手段具有明显的欺性。由于性别差异，女性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通常都不会直接采用暴力手段，而是通过、投毒以及盗窃等方式来达到犯罪目的。(4)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的依赖性。由于女性受到生理条件的局限，在体力上弱于男人，因此在社会中是一类较为弱势的群体，所以很多女性犯罪人多会为男性犯罪人进行踩点或者为其提供更多的犯罪工具，犯罪行为具有明显的依赖性，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团伙犯罪当中。
二、女性犯罪心理的形成因素分析
(一)家庭因素
(1)一部分女性在家庭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明显的人格缺陷。相关部门研究发现，在一些家庭关系比较紧张，甚至是在一些关系破裂家庭中成长的孩子，性格都存在冷漠、阴郁等特点，而很多少女为了逃避家庭带来的不愉快，过早的在社会中游荡，想要从中寻找更多的安慰，不过由于其在社会中接触了很多不良因素，最终导致犯罪心理的形成。(2)家庭暴力可以说是家庭美满生活的腐蚀剂，同时也破坏社会稳定发展的一颗定时炸弹，很容易造成婚姻的破裂，子女在此时会受到严重的伤害。而在农村，发生家庭暴力的概率要比城市高很多，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特别是在这些家庭中的女性没有直接的经济收入，地位较低，受到丈夫的打骂是经常的事情。一部分男性由于受到男权主义的影响，认为丈夫永远要比女性地位高，可以随便打骂妻子，甚至于一些女性觉得在遭受到暴力虐待之后是一种家丑，难于对外人启齿，因此一旦这种伤害超出妇女的忍耐底线，她们都会直接通过伤害或者杀害的方式来反抗丈夫，从而形成犯罪。
(二)社会因素
(1)社会传统观念的根深蒂固。我国传统的观念中存在“男尊女卑”的思想，而且儒家文化中推崇女性要“三从四德”，千百年来压制着女性的自由发展，导致很多女性的心理遭受到长期以来的压制。(2)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传统观念遭到了彻底的颠覆，逐渐开始塑造现代新型女性，导致很多女性产生了强烈的“高消费”欲望，很多女性的“拜金”行为明显，她们为了获得更多的金钱和财富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3)外界传媒的不良诱导也是女性形成犯罪心理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一些黑色反动的、黄色淫秽的文化传播，直接影响到了女性正常人格的塑造和形成。
(三)个人性格因素
从女性犯罪心理形成的自身因素来看，通常可以分为不良心理、变态心理以及精神疾病症状等三个大类。其中不良心理主要表现为情绪遭受长期的压抑而变得暴躁，产生较强的报复心，还包括较强的贪婪欲望及明显的自私心理等。另外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进一步刺激了社会的整体消费水平，一些妇女为了贪图享受、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逐渐产生了严重的贪婪心态，导致其愈加爱慕虚荣，使得其为了尽可能的满足自身产生的畸形需要，不惜采取犯罪手段来谋取利益。此外，还有一部分女性在刚开始时通常都处于被害状态，但是由于不懂得运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身权益，维权意识淡薄，逐渐在后期从被害者的身份转化为害人者，伴随着其强烈的报复欲望最终发生犯罪行为。
(四)个人生理因素
在女性犯罪中最为常见的类型为性犯罪，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女性个人生理因素的影响。首先，与男性相比，女性的青春期变化要早一到两年，体内的雌性激素分泌量多于男性的雄性激素，因此会过早的对异性产生更为敏感的体验。其次，生物学上认为，当女性在处于月经期、怀孕期以及绝经期等各个生理周期时，会直接对其生理状况及心理状况产生影响。除此之外，一部分女性还会由于植物神经的紊乱，导致大脑皮层失调，很容易产生心烦易怒的情绪，一旦受到不良刺激，将会大大增加女性犯罪的几率。 三、女性犯罪的防范措施
(一)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
女性犯罪会直接影响到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并且会给社会的稳定发展造成极大的危害，需要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 反思 。因此，应该将加强女性心理知识的教育力度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首先，要加强对女性进行 心理 健康知识 的教育力度，通过开设一些专业课程及相关讲座等，推广心理健康知识教育。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橱窗等各类型的宣传媒介，营造女性心理健康知识教育的良好氛围。另外，还要加强女性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咨询及治疗机构的建设，在市场机制的促进下，促进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开展，并不断扩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的队伍。要充分的认识到，女性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离不开人的努力，因此提高教育团队的素质也是一项重要工作，在保证数量的同时，针对现有的教育工作人员，大力开展相关的专业知识及必要技能的培训工作。最后，还应该不断完善女性心理健康的测评制度。通过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财力，积极创造条件，做好女性心理健康测评工作，不断的从信息反馈中寻找问题、改正问题，确保心理教育工作具有更强的针对性。
(二)加强女性思想水平的认识程度
一方面，要重塑妇女的传统观念。中国儒家文化自古以来推崇女性应该“三从四德”，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发展。随着新时代发展过程中带来的变化，女性婚姻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一大部分女性犯罪就是因为在处理家庭婚姻矛盾时发生的，因此如何正确解决家庭矛盾已经成为了这些女性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所以，现阶段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倡导女性自尊、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破害时，在面对社会中出现的各种诱惑时，一定要保持冷静，通过正确的方式来维护自身权益。另一方面，一部分女性的生活态度过于消极，而改变这些女性的思考方式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帮助女性形成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确立新的生活目标，有利于降低女性犯罪行为的发生。
(三)对女性犯罪个体进行心理治疗
针对女性犯罪个体，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进一步加快相关心理矫治机构例如劳教所、戒毒所以及监狱等的建设，同时要做好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工作。由于现阶段在刑罚执行的过程中，很多机构没有深刻的认识到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严重缺乏专业的心理治疗人员，针对这种状况可以加强与大专医学院校以及医院等的合作力度，配合社会力量来做好女性犯罪个体心理治疗工作。另外，我们要不断的更新和借鉴现阶段心理科学的相关知识与原理，根据我国女性犯罪个体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应用，尽可能的起到改善女性犯罪心理治疗的效果。在这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治疗并不是特殊的治疗，其与一般心理治疗的本质是一样的，在治疗过程中我们不应该把她们当作犯人来看待，而是应该将其作为病人，尊重她们的人格，与他们友好沟通，建立融洽的治疗氛围，增强她们的自我整合能力，改变她们的心理结构，使其逐渐对其生活方式感到满意，从而改善女性犯罪个体的心理状态。
四、 总结
总而言之，女性犯罪需要得到社会各界长期的关注。本文主要针对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女性犯罪心理进行了分析，因此女性犯罪的预防措施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在实际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更加全面、更深层次的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的预防并减少女性犯罪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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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犯罪是指由女性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是犯罪学领域中的一个较为特殊的类别。在当今社会中,未成年女性、青年女性及职业女性的犯罪显得较为突出。
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决定了女性吸毒为艾滋病传播提供的空间更广阔，带来的社会危害更大。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总人数为86万，女性吸毒人数为13．8万人，在一些省区，女性吸毒所占比例高达40％多。专家指出，为从根本上遏制毒品和艾滋病的流行，应建立有效的三级预防体系。在世界各国越来越重视毒品和艾滋病问题的今天，女性吸毒因其特殊性而开始受到关注。由于女性与男性在生理和心理等方面的差异，她们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女性吸毒为艾滋病传播提供的更广泛的空间，决定了女性吸毒带来的社会危害更大。联合国禁毒署、艾滋病规划署和中国国家禁毒委不久前在南宁举行了名为"女性滥用毒品社会后果与健康危害"会议。来自联合国的官员和专家会同中国专家学者就女性与毒品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据联合国禁毒署对亚洲国家的一项减少毒品需求的调查显示，亚洲国家的吸毒在继续增加，并不断出现更为有害的吸毒方式。许多人吸食多种物质，注射多于吸入，共用针具、注射器、吸毒用具、毒品溶剂和制剂现象严重。而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在被调查的7个国家中，毒品和艾滋病的形势非常严峻。注射毒品人群成为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体。在缅甸，62％的吸毒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泰国为30％－40％，尼泊尔为45％。马来西亚大约77％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为吸毒人员，越南为65％，而目前中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72％是吸毒者。专家们在调查中发现，女性吸毒在这中间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女性吸毒问题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在过去的10年中，我国女性吸毒者数量上升，占总吸毒人数的比例也在上升。根据公安部统计的数字，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总人数为86万，女性吸毒人数1999年为11．8万人，到2000年上升为13．8万人，上升幅度近17％，在一些省区，女性吸毒所占比例高达40％多。女性吸毒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俗话说，一个女人一个家。女人在家庭中承担着生育和哺养后代的重任。而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吸毒女性年龄偏低且未婚。据卫生部的一份专家调查报告，女性吸毒者平均年龄在22－27岁之间，比男性平均年龄小三四岁，高中以下文化居多，一半以上未婚。她们面临着成家和生育的问题，对家庭和后代的危害可想而知。吸毒女性由于长期吸毒、卖淫，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性病、传染病比较普遍。调查显示，吸毒女性的丙型肝炎感染率在8．3％－79％之间，梅毒感染率在1．4％－29．2％之间。更令人担忧的是，女性吸毒者普遍存在"以淫养毒"现象，通过卖淫获取高额毒资，这一比例高达一半以上。重庆市公安局的调查显示，该市女性吸毒群体中以淫养毒者高达95％以上，年龄最小的仅有11岁。而女性吸毒共用注射器比例高的特征，决定了她们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机率加大，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高达25％。由此产生的恶果是，吸毒女性特别是已感染艾滋病病毒女性的性乱及高比例的卖淫行为，将艾滋病病毒从吸毒人群向正常人群扩散。专家说，从社会人群的角度来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吸毒女性的性行为，是一个地区艾滋病流行最具威胁的因素。在广西百色市文明街永安巷，有一个家里11人全部染上毒品的家庭，家长叫凌玲，44岁，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曾经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劳释后不久就成了百色市的第一代吸毒人员。他1990年在云南做生意时染上毒瘾，从此不可自拔，并走上了以贩养吸的道路。他的妻子、妻妹、女儿最终都走上了吸毒道路。为了谋求毒资，凌氏家族成了毒品"零包批发站"，他们将毒品分成一小包一小包卖给吸毒者，赚取高额的利润。1991年，凌氏家族靠卖"白粉 "居然盖起了一栋三层的楼房。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原本性格外向、聪明伶俐的女儿凌敏无心学习，经常跟一帮13、14岁的烂仔吃喝玩乐，并且染上了吸毒，从此像一朵放纵的野玫瑰，谁有钱和白粉就和谁睡觉。不到一年，凌敏发现自己的身体免疫力明显下降，经常感冒喉咙痛，然后就发起低烧。自治区卫生检疫部门来到戒毒所进行艾滋病毒血液检测时，发现凌敏不但感染了艾滋病毒，而且右腿并发症引起动脉血管瘤。2000年5月13日，凌敏在与吸毒人员厮打时，右腿被人踢了一脚，造成动脉瘤爆破，右腿全部萎缩溃烂，逐步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的样子。凌敏看着自己可怕的右腿，歇斯底里地大喊：" 我还活着干什么，让我去死吧！"艾滋病今天已经成为人类健康的杀手。艾滋病影响到很多国家的人口死亡率、生育率、人口增长以及家庭结构。联合国最新发表的一份人口报告称，今后5年内，全球预计将有1500万人死于艾滋病。2000年，全球有3610万人携带艾滋病病毒，因艾滋病而死亡的达300万人，为历年来最高数字。更让人担忧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目前每天有约1．5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95％以上在发展中国家，其中有1700人是15岁以下的儿童，约1．3万人年龄在15至49岁之间；妇女占50％，约50％年龄在15至24岁之间。艾滋病在我国也呈现加速流行趋势，专家最新测算显示，我国目前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性病发病实际病例数至少为400万例。由于吸毒与艾滋病感染的真实规模难以统计，有关专家估计的数字远远高于公布的数字。官方和专家对此深感忧虑。针对女性吸毒所带来的社会危害，专家们呼吁有关部门应对女性吸毒给予更多的关注和关爱，必须加强落实针对女性吸毒者的预防艾滋病干预措施，尽快控制这一核心人群把艾滋病病毒感染继续向一般人群扩散。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吴尊友博士认为，过去人们对女性吸毒的严重性未充分认识，研究人员也忽视了这一点。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女性吸毒问题。但从可观察性看，女性获取毒资的手段与男性不同，更具有隐蔽性；女性滥用毒品后，比男性更容易感染艾滋病；女性有着比男性更好的毒品药理感觉，她们具有上瘾快、感觉好、依赖性强和戒断难等特点，而由于女性的心理脆弱、承受能力差，所以她们更容易陷入复吸。这些都给研究和预防工作增加了难度。吴尊友说，在吸毒传播艾滋病严重的地区，公安和卫生部门应该信息资源共享，加强沟通和交流，以便决策时更科学、更有针对性。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现在女性吸毒和低龄化日趋严重，而我们的家长缺少毒品危害意识和危机意识，总觉得毒品和艾滋病离我们的生活还很远。我们做过一些调查，一幢楼里有一个孩子吸毒，很快就有另一个孩子也跟着吸，会一个传染一个。所以家长和老师要有紧迫感，告诉孩子今天是一个有毒品存在的社会，及早采取预防教育行动。否则，毒贩子就会抢在我们前面。如何从根本上遏制毒品和艾滋病的流行？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李建华认为，应建立有效的三级预防体系。首先是建立面向公众的预防宣传教育体系。李建华指出，目前我国关于毒品与艾滋病的宣传流于简单化，一些公益性广告生硬、单一，没有根据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宣传方式，且宣传呈阶段性，主要集中在每年的"6．26"国际禁毒日和12月1日的国际艾滋病宣传日。专家建议宣传体系的建立应以社区为依托，充分发挥社区功能，通过社区辐射到全社会。其次是建立针对脆弱人群的预防体系。对行为易于出问题或已经出现问题的人群除了进行有关预防知识的教育外，还应提供生活技能的帮助。这一工作应以非政府即民间社团组织为主，强化非说教性和非强制性色彩。第三是建立针对吸毒者和艾滋病感染者的关怀体系。通过社区和家庭对已吸毒人员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给予帮助和关怀，从根本上帮助他们恢复生理特别是心理的健康。目前我们的强制戒毒所虽然有心理恢复治疗，但大多都很粗浅，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心理恢复手段。这也是为什么吸毒人员复吸率达90％以上的一个重要原因。专家们呼吁，针对女性的特点，社会应给予吸毒女性以更多的关爱。吸毒女性的心理压力比男性更大。一个家庭如果丈夫吸毒，妻子往往帮助他戒毒，而如果妻子吸毒，丈夫通常的做法是跟她离婚。女性吸毒者大多不能过正常的婚姻生活。她们由于吸毒造成生理和心理的巨大变化，失去家庭生活的信心，已婚女性也往往因为染上毒瘾而导致婚姻破裂。因此，需要对吸毒女性进行专门的帮助和治疗，开展心理咨询，为她们重返社会提供社会支持系统，这包括医疗关怀、心理支持、法律、经济、就业等支持，使女性远离毒品
法律分析：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是指通过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
1、侵犯的客体：是公民个人身份信息的安全和公民身份管理秩序。
2、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窃取、收买等方法大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3、犯罪主体：一般主体，单位可以构成本罪。
4、主观方面：故意。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三条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这篇谈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还不错，你可以借鉴一下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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