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最后的诗歌作品有一篇是可以当作遗言来看的，这就是《墓床》： “我知道永逝降临，并不悲伤/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下边有海，远看像水池/一点点跟我的是下午的阳光//人世已尽，人世很长/我在中间应当休息/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 死亡在诗人看来已经不是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只是行走疲惫后舒适的休息，心里充满着渴望与期待，而人世呢“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仍然是些说三道四苟且偷生的无聊人，他们把诗人的死当成饭后的谈资，如此麻木如此冷酷，这样无奈的人生诗人已经疲倦，他渴望宁静与长久的睡眠。 一切都得到了验证，诗人最后终于安息在他的墓床里，而世人也果然把他的杀妻案当成轶闻。是疯子也好是魔鬼也罢，诗人带着所有的谜团终于消失在茫茫黑夜中。一个偏执的任性的满脑子幻想与完美理念的生命，诞生于黑夜回归于黑夜，只把耀眼的流星光芒瞬间的燃尽，顾城，没人能读懂你没人理解你奇怪的运行轨迹，这就是你对我们的评价吗？
概述顾城，朦胧诗主要代表人物，顾城被称为当代的唯灵浪漫主义诗人，早期的诗歌有孩子般的纯稚风格、梦幻情绪，用直觉和印象式的语句来咏唱童话般的少年生活。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成为中国新诗的经典名句。后期隐居激流岛，1993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因婚变杀妻子谢烨后自杀。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作品译成英、法、德、西班牙、瑞典等十多种文字。 基本信息栏中文名：顾城国籍：中国民族：汉出生地：北京出生日期：1956年9月逝世日期：1993年10月8日代表作品：《黑眼睛》《英子》《白昼的月亮》目录[隐藏]生平简介 顾城简介 顾城简介（2） 关于顾城 顾城的帽子 诗句经典 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 顾城 童话诗人 顾城的遗书 生平简介顾城简介顾城简介（2）关于顾城顾城的帽子诗句经典顾城:《给我的尊师安徒生》顾城 童话诗人顾城的遗书 [编辑本段]生平简介(1956-1993)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随父顾工下放山东广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 做过搬运工、 锯木工、借调编辑等。 “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并进入社会性作品写作阶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艺》、《山东文艺》、《少年文艺》等报刊零星发表作品。1977年起重新进入纯净写作，在《蒲公英》小报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创作年金，1993年，又获德国伯尔创作基金，在德国写作。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兰所居岛因为离婚与其妻谢烨发生冲突，谢烨受伤倒地，过程成谜，顾城随即自杀，谢烨于其后数小时不治。媒体捕风捉影称“顾城用斧头杀妻”，令诗人在后从童话诗人被妖魔化成精神异常的杀人恶魔，后蒙冤。（从顾城姐姐顾乡所做“顾城最后的十四天”中看，斧头只是偶然在场物件，跟案件根本无关。）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顾城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烨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 《从自我到自然》、《没有目的的我》。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编辑本段]顾城简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经历过“文革”的一代青年，对著名朦胧诗人顾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这两句诗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胧诗，是当时激动人心的思想、文学“解放”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当代新诗革新的起点。在顾城冥寿50周岁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顾城文学系列”首卷―――《顾城文选？别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城1962年开始写诗，1987年5月应邀赴德国参加明斯特“国际诗歌节”，随后开始周游西欧和北欧诸国，后定居新西兰，1993年10月8日，他与妻子谢烨双双在新西兰激流岛上。 据此次“顾城文学系列”策划人刘曦强介绍，此套四卷本将延续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选由“顾城之城”网站站主江晓敏和顾城胞姐顾乡联合编选并注释。总计 150多万字的散文体作品，囊括了顾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这一创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个全面而立体的顾城。 “顾城之城”站主江晓敏是浙江温岭一所中学的高三语文老师，她于1993年阅读了诗集《海篮》开始接触顾城的诗，“1994年读《诗探索》上面顾城的朋友文昕写的《最后的顾城》，读到顾城铸脚印那个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欢上顾城了。后来读了几乎能搜集到的顾城的所有资料。” 顾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别的海》和后期的《颂歌世界？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都让江晓敏特别喜欢。她用“真”概括了顾城为人的最大特点，“自然纯净”则是她心目中顾城诗歌的最大特点，“他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从心间流出来的。读他的诗时，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会儿是瓢虫，一会儿是河流，一会儿又是石头，这是另一层面上的‘自然’”。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顾城，分享顾城优美的诗句”，江晓敏于1999年创办了“顾城之城”网站。 然而，也有不少当年的诗友，如今却不愿再重新“面对顾城”。 “关于他的事儿，我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一位当年颇有影响力的朦胧派诗人以此拒绝受访。另一位当年和未出国前的顾城“有过比较多的交往”的诗人，则宣称正忙着写一部文化散文书稿而无暇评说旧友。 “朦胧诗”阵地《今天》的编辑徐晓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为人》中，对北岛、芒克等诗人有浓墨重彩的回忆，但谈起顾城却没有太多的印象，“当时编他的诗主要是北岛，我也只是在公开场合见过他几次而已。” 多数诗友的不愿置评，或许有众多不同的复杂原因。但顾城真的就是这样给人一种“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感觉。 姐姐顾乡比顾城大两岁两个月零三天，顾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点就是“不爱凑热闹”。顾城不到一岁时就会走路，“他那时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离地不高的大穿衣镜前，对着镜子看自己”。上了幼儿园的顾城还是“不爱凑热闹”，每次顾乡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躲在一边看树或者看蚂蚁。” 顾乡回忆，从小博览群书的顾城，一次为了安慰受欺负的同学居然给人家讲起了《三国演义》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号。但同学们围拢着想听他讲时，“还是不容易听到他讲故事，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 在渴望与外界交流和退回内心的“心理拉锯”中，顾城只好寻求姐姐当他“一个人的听众”，姐姐没空听时，“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别的屋子，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 及至“文革”的风浪裹挟一切，顾城还是“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顾乡），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 这个活在自己“一个人的城堡”里的顾城，给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见的装束，是戴一顶高高的帽子。1992年6月在荷兰演讲时是这样，1992年12月在德国演讲时也是这样。一顶高高的帽子，在诗人的国度里，又何尝不是一顶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顾城后来和妻子谢烨在新西兰激流岛上养鸡种菜的生活也颇有独立王国、自给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眼里，“顾城是个比较胆小的人，不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是一个比较退却、喜欢‘坐在后面’的人。”崔卫平教授肯定顾城在朦胧诗派中“贡献是相当大的”，但对“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进行了质疑―――“声称环境黑暗而自己光明这种表述是一个任性的表达。一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身上阴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观照社会时，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杂志的重要成员刘自立，对“白话是否能写诗”表示了根本性的质疑，因此对“朦胧诗”的整体评价都不太高，他觉得，顾城“只是其中一员，也不比别人高明。” 刘自立是在不认识顾城的时候看过顾城的诗，“觉得他像个小孩儿在写诗，又有老小孩儿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写诗。”刘自立认为，顾城的创作，一是比较注重寓意和象征，较少考虑诗歌的音乐性；二是带有某种童话色彩，有所谓“顽童”性格―――是对“文革”僵硬的思维模式的反拨，但这种“反抗”方式，是以一种孩子的方式完成的。因此，“顽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这和他的诗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与社会沟通的中断，都有联系。刘自立认为，顾城试图用散文体语言赋予他的诗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义，但事实上，“寻找光明”和“相信未来”，并不新鲜。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顾城后期诗歌艺术形式分析伍方斐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他注意鲜艳的亲吻像花朵一样摇动像花朵一样想摆脱蜜里的昆虫他注意到另一种脱落的叶子到处爬着，被风吹着随随便便露出干燥的内脏——顾城《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1985)顾城(1956—1993年)的后期诗歌，有一种反形式或超越形式的倾向。诗人对形式的放逐，是缘于他内在精神的充溢，还是缘于他对“自然”的崇拜，甚或他根本已意识不到形式与内容、结构与材料、技巧与意义等有关的或传统或现代的区分，这要通过分析他后期诗歌既有的形式和风格，才能作出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诗人对形式规则的放弃和否定，是与他对意义(包括文化规则)的否定和放弃相联系的。我们对诗人艺术作品的形式化研究，即是试图扼要把握其在⑴主题与母题，⑵意象、隐喻与象征，⑶语言与文体等艺术层面所呈现的因素，探讨其后期诗歌形式构造的本质。1992年底，顾城在德国波恩接受《袖珍汉学》杂志的编辑采访时，谈到不断变化的“我”的阶段性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把自己诗歌创作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即自然阶段(1969-1974年)、文化阶段(1977-1982年)、反文化阶段(1982-1986年)和无我阶段(1986年以后)。①本文所称“后期”，大抵相当于顾城所划分的后两个时期，但指的是1985年至1993年这个时间段，内部的分期则以1988年定居海外为界。按顾城自己的表述，在“反文化阶段”，“我用反文化的方式来对抗文化对我的统治，对抗世界。这个时期我有一种破坏的心理，并使用荒诞的语言”，在“无我阶段”，“我对文化及反文化都失去了兴趣，放弃了对‘我’的寻求，进入了‘无我’状态。我开始做一种自然的诗歌，不再使用文字技巧，也不再表达自己。我不再有梦，不再有希望，不再有恐惧”。②这“反文化”和“无我”两个阶段，本质上具有共通的一面，都带有明显的反人类与反人本倾向：“反文化”针对的是作为“类”的人及其规范个体行为的“文化”，而反文化的个体和非文化的自然在诗化世界中仍居于中心位置;“无我”则把对文化与世界的否定推向绝对，直至从根本上剥离和摒弃“自我”和“自然”，“无我”的“我”，“既是神，又是鬼，既是人，又是昆虫”，③这显然是对人的“人本”地位的彻底解构，是一种接近死亡又无死亡可言的无为无不为状态，“在我放弃了自己的时候，我忽然就自由了，我终于理解到了什么叫自然而然”。④这个后“文化”甚至也后“自然”的“自然而然”，成了顾城后期诗歌、诗学以至行为的核心。这也是理解顾城后期诗歌形式与结构因素的前提和关键之点。一、主题与母题如果按流行看法，把主题理解为中心观念、主导思想及“被人物、情节和形象具体化了的抽象概念”，把母题理解为“起着扩展叙事的基石作用的简单成分”(参见弗·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母题、典型、主题》)，那么，顾城诗歌后期各阶段在主题和母题方面明显地各有侧重：“反文化”阶段侧重主题，尽管因主题向母题靠近，意义神秘化，但主题仍不失其可知性与完整;“无我”阶段侧重母题，随着母题向意象的“淡出”及意象的具象化，主题与意义也零散化并逐渐消解，最后彻底消隐为不可知。这一倾向表明，顾城后期诗歌的主题与母题，已成为作品形式构造和功能结构的重要因素。在1985年至1988年的“反文化”阶段，诗人创作的主题，虽然在明晰度方面已大不如前(有人称他此期的作品“有一种令人战栗的神秘”，“是真正意义上的朦胧诗，除此的朦胧诗，只是一个误称”⑤)，但题材领域却已相对内敛、集中，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向母题回归、接近，有关爱欲、死亡与宿命的主题极为突出，其次是神秘和荒诞因素的加入，由这几个元素凸现的反文化与非理性精神，往往在不同的诗中有大抵相近的表现。在以《颂歌世界》(1985年)为总题的组诗中，爱与死是两个核心主题。其中，表现前者较突出的诗篇有《是树木游泳的力量》、《提示》、《本身》、《季节·保存黄昏和早晨》、《睡前》、《就在那个小村里》等。后者写道：“在你的爱恋中活着/很久才呼吸一次/远远的荒地上闪着水流//村子里有树叶飞舞/我们有一块空地/不去问命运知道的事情”。在这里，爱是对抗命运与死亡的方式。但在命运和死亡面前，爱是脆弱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微小的命运/如同黄昏的脸/如同草菊的光在暗影中晃动”(《封页》)。死亡几乎成为这一组诗中绝大部分作品咏叹的对象，如《方舟》、《叙事》、《如期而来的不幸》、《空袭过后》、《河口》、《丧歌》、《颂歌世界》、《硬币中的女王》等，均是集中表现死亡的作品。“你登上了，一艘必将沉沦的巨轮/它将在大海的呼吸中消失”(《方舟》)，象征生命希望的方舟带来的是被注定的死亡。“总有人要变成草原的灰烬/变成雪水流出村庄，乌鸦在枯萎/一枚枚沉重的鸟打翻了土地//……总有树要分开空气、河水，分开大地/使生命停止呼吸，被自己的芳香包围”(《河口》)，在诗人眼里，意识到死亡是生命和自然的另一种形态，死也就成为美和必然。这一主题在后来的《春天死了》、《墓床》等诗中有更绚烂、神秘的表现。到了组诗《水银》(1988年)，即“无我”阶段的开始，爱欲与死亡主题进一步母题化，最后合并为“自然”母题中的两个侧面，看似对立的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在更深处合而为一：“我把刀给你们/你们这些杀害我的人/像花藏好它的刺/因为我爱过/芳香的时间//……凶手/爱/把鲜艳的死亡带来”(《我把刀给你们》)。这使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S.Freud)在《三个匣子的主题思想》一文中对诗人还原神话的原始意义的过程的描述，“打生命开始，母亲这个形象就以三种形式出现：母亲，根据母亲形象选择的爱人，最后，拥抱每个人的大地母亲”。⑥生命，爱欲，死亡(永生)，这是自然(大地母亲)形式不同、本质相通的三位一体的形象显现。“无我”的顾城，则摒弃过程与形式而直奔自然本体：“我们摘下熟了的果子/我们创造早已成功的东西//我们摘下已经熟了的果子/微微转动/光芒四溢/我们创造已经成功的东西”(《案》)。自然成功地创造了一切，甚至创造了我们的“创造”，因此放弃自我创造而顺乎自然、回归自然并自然而然，成为诗人艺术与生活潜藏的唯一主题。顾城说《水银》已“完全进入到一种自然的个人化生活”，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此后，诗人以“自然状态”写作组诗《鬼进城》(1992年)、《城》(1993年)等作品，任自然母题碎裂为意象或具象，用片断性的零星句子、偶然性的词汇以至生造词、象声字，书写一种无目的(即兴式的)、无主题(甚至诗的标题与内容毫无关系)却不乏“丰富的象征”与“生动的神秘”的文本。这是顾城自然母题的形式归宿。二、意象、隐喻与象征与对意义世界的逐层剥离有关，在意象、隐喻与象征的处理上，顾城后期诗歌走的是一条与现代诗歌相悖的道路，它把现代诗歌中的神秘与反知性成分发展到极端，通过对意象的客观化与零散化处理，和对具象与经验的直接呈现，剔除隐喻与象征中的理性因素，从而把意象、隐喻、象征三者连为一体并神秘化。如果说在现代诗歌中，“一般的过程是，意象变成隐喻，隐喻再变成象征”(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意象、隐喻、象征、神话》)，那么，顾城后期诗歌则以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代替意象向隐喻与象征的偏移和过渡，从而避免现代诗歌以象征为终点的意义化过程;而以原型意象(原型或原始意象)为核心的隐喻和象征，无论在本体论还是方法论上，又都能确保自然之境在呈现和建构时的直接性。以本文开首所引一诗为例。诗中的意象主要有风、花朵、蜜、昆虫、叶子，花朵和叶子是两个中心意象。围绕中心意象展开两个隐喻：“鲜艳的亲吻”(花朵，生命)、“干燥的内脏”(叶子，死亡)，而“亲吻”和“内脏”同时又是两个拟人化的隐喻性意象。连系两个中心意象和两个隐喻性意象的，是一组连续性的行为动词(“摇动”、“摆脱”、“脱落”)和作为动作行为原因的两个意象(“昆虫”、“风”)。意象和隐喻的融合，展示世界的两面：暖风亲吻花朵的盎然生机(蜜，圆满)和风中落叶的飘零枯萎(昆虫，坏损)。起首两句：“灵魂有一个孤寂的住所/在那里他注视山下的暖风”，则使这个世界对象化为无分别的统一体。“孤寂的住所”既是一种象征，又是一个象征性意象，它暗示“灵魂”的“孤寂”和“住所”的“孤寂”。而此处，“灵魂”的对应物，已不是一般意象或中心意象，而是潜藏其中并包容一切的象征性原型意象，(诚如荣格所言，“象征不是比喻，不是符号，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意识内容的意象”，)即具有神秘本性的荣枯盛衰同时并存的“自然”，它同时也是上述一系列自然意象的抽象化和具象化。这样，围绕原型意象进行的隐喻和象征，其意味就若隐若显地呈现出来：灵魂甘于孤寂，安于自然，俯视生死并超越生死。这是一个典型的顾城式主题。而这个看似凌驾万物的“灵魂”，它到底在“自然”之内还是之外，也是晚期顾城的一个意蕴玄奥、不乏矛盾的分裂性主题。顾城诗歌的意象，尽管越往后期越显得破碎、零散，但整体上仍存在一些具有规律性和范式意味的形式基因。“反文化”阶段的作品，大抵以自然意象为主，意象的美感色彩和意象组合的有序性仍有所遗留，中心意象多属于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这与前期自然意象以动植物居多相比是一个微妙变化)，如海(重要诗作有《倾听时间》、《海的图案》、《方舟》、《爱我吧，海》)，水(《溯水》、《来源》、《月半》、《我知道了，什么是眼泪》)，风(《风的梦》、《是树木游泳的力量》、《风的样子》、《兼毫》)，以及火、光、石头、木头等，其中个别已具有荣格(C.G.Jung)所谓的原始意象的性质。“无我”阶段的意象，逐渐从前一阶段社会化的自然意象，如墙(《有墙的梦寐和醒》)和桶(《没有注满的桶》)等，过渡到纯粹的社会性意象以至具象，组诗《鬼进城》和《城》是典型代表。这一时期，意象的“意”(知性)和“象”(感性)被客观化为纯粹偶然的个人经验，一种无“意义”的具象。如组诗《城》中的《知春亭》：“那么长的走廊/有粉笔//把手伸得高高的”;《新街口》：“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这些梦境似的分裂性社会意象(具象)，是臻于自然之境的诗人心理经验(包括潜意识)的自然产物，它的“意义”，只能从它与作为整体的自然之境构成的隐喻的或象征的关系去体认。对隐喻与象征和诗的意象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隐喻性意象和象征性意象的意义本质，修辞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有关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顾城诗歌的进一步理解。一般说来，隐喻无非两类，即用有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无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和用无生命的事物来比拟有生命的事物的隐喻。前者本质上是诗人的神话式想象，它把个人人格投射到外部事物上，赋予自然以生命和灵魂。这也是前期顾城的隐喻和隐喻性意象的特点。后者截然相反，它在陌生、异己的事物中摸索，它使自己失去生命和主观意识;这种隐喻和神秘象征“是毁坏生命的(de-animizing)”，“它们召集另一个世界，即无生命世界、不朽的艺术、物理的法则”，是一种“把生人化成石头的愿望”，“在根源上是一种对生物学上的生命的强力摧毁，一种有意的隔绝(异化)”。⑦而它的心理本质则是对人作为“正在死亡的动物”的超越和对“永恒”和“永恒的世界”的追求。顾城后期诗歌对无机自然，尤其是晚期对水银(组诗《水银》)、石头(《城》和《鬼进城》的“城”是石头的另一种形态)等隐喻性、象征性意象的偏执，⑧与曹雪芹对石头、狄金森(E.Dickinson)对石化经验、叶芝(W.Yeats)对黄金锻造的执著如出一辙，都是“把文学意象用作一种巫术的－象征的意象”，而实质上“巫术式的隐喻是自然世界的一种抽象”。⑨由此看来，诗人追求的自然之境，反过来对他所运用的意象、隐喻与象征，又有着潜意识的深层影响。三、语言与文体这种影响同样也表现在语言和技巧的运用方面。前期顾城在同辈诗人中是语言和技巧意识觉醒最早的诗人之一，在一篇题为《关于诗的现代技巧》(1983年)的文章中，诗人曾对自己早期创作中自发运用与借鉴的现代技巧进行过较详尽的分析，并把“尽得天下之道而无道，尽得天下之法而无法”，作为自己学诗的“最终方法论”。1985年以后，顾城创作的“文化阶段”结束，社会乌托邦的幻灭和随之而来的精神危机，使诗人意识到在自我与世界的对抗中，“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解决生命的矛盾”，唯有进入超越自我与世界的“自然之境”才能使矛盾得以解脱。诗人对语言和技巧的认识随之也发生了逆转，“从那个时候起，我做一个好玩的事，我不写诗，不使用文字，也不说我自己。但是我给这些文字以自由。它们就像那些我热爱的小昆虫一样爬来爬去，发出声音，就像中国古代《诗经》里许多象声词一样。那是一种自然的声音，像叶子，或鸟快乐时的声音。但这个声音会到我的生命里来，因为我也是从自然里来的。”所以，“诗的语言是一种自然的语言，它到我们人间来，到我们心里来，变成字，变成一个故事，变成我们的生活，它还会离去，它不会留下来。但是它毕竟创造了一种跟我们生命相和谐的生活，使我们想起了遥远的一种生活，作为鱼、作为花、作为树这种不断变幻和死亡的生活。”⑩诗的语言作为自然的语言，对于后期顾城，除上述世界观的意味之外，更是指一种自然的文体。首先，从整个语言系统来看，这种自然文体的口语特点极为突出，它主要表现为：词汇的浅近通俗，语言的拟声色彩和同音、象声字词的大量运用，无格律音韵的叙述性语调，随意、芜杂、片断化的词汇与句群组合，以及多义、歧义、无义的语义构造，同时也不乏口语特有的简捷、明快、直接、鲜活。其次，从语言与所表达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来看，这种自然文体在抽象与具象、概念与感觉、有序与无序、明晰与晦涩、激昂与沉静、修饰与质朴之间的选择，极端地偏重后者，即它是一种具象的、感觉的、无序的、晦涩的、沉静的、质朴的文体。再次，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来看，这种文体是断裂的、松散的、反逻辑的。上述语言与文体的自然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与诗人后期诗歌写作的技巧或不再使用技巧有关。诗人后期尤其是“无我”阶段的自然写作，是真正意义的“意识流”、“自由联想”，回忆、想象、幻觉、梦境、潜意识，一切感官的与心理的个人经验(包括某种天启式的神秘体验，某种从自然直接传到诗人生命里的“声音”)，都成为诗歌表现的内容，从而影响到语言与文体。如组诗《水银》中的《电传》：“极天尽头/鸟飞/我的脚很小/猪很美/野猪躲过/带针的木棍/一口吃/柞树叶子/红猪/绿身/蓝尾//对/对对/桌子要小/来小土堆。”《看见》：“我看见苹果/在花开的时候/远远地看/只有这一片是红的//十五只鸟在路上飞/飞过 飞不走了”。这是顾城最后岁月提到自己后期诗歌的少数几首样板诗中的两首，还有一首更典型、诗人也更偏爱的，是《水银》中的长篇压轴作品《滴的里滴》。这些诗作在语言与文体方面表现出的口语化、具象感与断裂性，和诗人后期整体风格的明澈与神秘、可知与不可知，是互为表里的。有些甚至已走向绝对的神秘与不可知，如“上次不是这样/己已己已/己已己已”(《扫描》)，“小人过/马来了/苏绿索/有个尚大的祖国”(《倚天》)，“天天有个/个个像了”(《青虹》)。它们把诗在语言、文体和技巧上的可能性，向“自然”的方向推到了极限，从而也把作为“艺术”的诗推到了接近自我解构的边缘。用诗人自己的话说是“我甚至不再想这是否是艺术”。德国文体学家施皮策(L.Spitzer)在分析作家的文体风格与心理的关系时指出，“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必须有一种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表达它”。(11)顾城后期诗歌的自然文体，看似超越形式，实际是一种否定正常形式与正常精神的特殊形式，它通过“背离正常用法的语言”来建构背离正常文化世界的自然之境，同时作为一种“背离正常的精神生活引起的精神激动”的产物，这种自然之境(包括自然文体)也深深烙上了诗人个性与心理的印痕，它并不是纯然客观与自然的：诗人对口语和“声音”的崇拜，是基于德里达(J.Derrida)所揭示的一个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对“声音与心灵有着实质的并且直接的近似关系”(12)的信仰，是诗人对返回本源与先在的统一性本质的内心吁求;诗人对具象图景的呈现，是一种“回到事物本身”的诗化的现象学还原，它本质上是对文化化的意义世界的“悬置”与否定;而对断裂性的注重，则与他对人性世界的疏离与分裂、颠覆与重组的潜在欲望有关。这类问题，已超出形式研究的范围，而成为心理分析的对象了，我们将另文论及。————————①②③参见《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顾工编《顾城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2-4页。④顾城《从自我到自然》，《香港文学》108期，1993年12月。⑤赵毅衡《死亡诗学》，虹影、赵毅衡编《墓床—顾城、谢烨海外代表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93年，391页。⑥弗洛伊德《论创造力与无意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74页。⑦⑨(11)参见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225-230页，197页。⑧这在顾城同时期的绘画中也有明显表现，参见谢烨《顾城的画》有关水与石头两类线条的论述，《墓床》，356页。⑩顾城《我在等待死亡的声音》，《墓床》，226-227页。(12)德里达《文字语言学》，转引自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1页。作者伍方斐，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讲师出处：《学术研究》1997年第七期
《远和近》虽只有短短的六句，却容纳了对历史反思的丰富内涵。“远”、“近”：是物理距离概念，这是客观存在，有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在情感作用下产生的心理距离却不同，“远”可以变“近”，“近”可以变“远”。诗中用“你”、“我”、“云”心理距离的变换，曲折地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诗人对和谐、融洽的理想人际关系的向往、追求。诗中的“你”、“我”、“云”三个意象都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你”、“我”都生活在客观现实中、同属于社会的组成人员，“云”则象征着美丽淳朴的大自然。“你看我时很远”，这是地近心远，“咫尺天涯”：“你看云时很近”，这是地远心近，“天涯若比邻”。诗人这种“人远天涯近”的辩证感情方式已成为人审美理想的发展的方式，即“由客体的真实，趋向主体的真实，由被动的反映，趋向主观的创造。”这首诗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匠心独运，给人的印象是：自然而不自然，工巧而不矫饰。
给你几个论文题目顾城之死与女儿国的破灭 （邓晓芒王德威：诗人之死：闻捷，施明正，顾城在理解与误解之间――由顾城之死所想到的童心的复归——顾城之死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诗人顾城之死也谈“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之死与“不无自我”顾城的死与人格缺陷顾城之死的文化解析本文试图从诗人对童话乌托邦世界的迷恋和皈依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放逐、迷失消亡，对情爱世界的欲望偏执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嗜血性发展，对知识分子精神的坚守所导致的主体精神的焦虑和绝望三个维度梳理、解析顾城自杀...杨丹丹 《求索》2008年 第8期相关文献幻像之死——从《英儿》及其诗作看顾城弃城《英儿》成书未及出版,随即传来顾城杀妻自杀的惊世传言,社会各界一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惊异声、感叹声、唏嘘声淹没了事件。有评论者以道德尺度界定事件,顾城自私自利、为所欲为,《英儿》的全部内容章学珍 《小说评论》2007年 第S1期相关文献微笑而痛苦的灵魂——顾城诗作中的死亡意识顾城作为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九十年代初的杀妻自缢事件对整个文坛和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文坛因此众说纷纭，其死亡原因也因此成了一个神秘而难解的谜。本文正是从不同侧面在诗人逝去十余年后试着客观公正...任岩岩 《中华现代教育》2007年 第9期相关文献从女性观到死亡观——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分析顾城的《英儿》和川端康成的《雪国》，我们可以看到两位作者不同的女性观——对女性的占有或对女性的崇拜，以及与这女性观休戚相关的死亡观。顾城的一生是追求“自我”的一生，川端的一生是追求美的一生。所以，...高华 王蕊 《宜春学院学报》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误读乎？真人乎？——对顾城死因的浅析及思考顾城在观念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错读，导致其错误地想在现实中完成对绝对自由的追求，结果只是理想的破灭，狂狷与自私交织而成的变态人生观使他走上极端。张瑜 《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 第3期相关文献死亡的寓言从1989年3月26日海子的卧轨自杀开始，经过骆一禾的“革命性病故”，戈麦的焚诗自沉，直至顾城的杀妻自缢，诗歌死亡的多米诺骨牌已经砰然发动。当我着手收编有关顾城的文本时，诗人自杀的消息还在不断地传来—...朱大可 张灵 《出版参考：新阅读》2004年 第12期相关文献顾城的死亡意识对顾城诗歌意象的解读显示：回归自然和女儿国是顾城理想王国的最高境界，在理想的追逐与破灭中，又对死亡有着独特的预测性体验，最后漂泊无依的顾城渴望家并终于回归了“家”。许艳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3期相关文献
——浅谈顾城诗歌的民族内蕴 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顾城的诗并没有在题材的历史性、精神的原始性等方面做过追求，总是呈现童话般的纯净。而在这纯净之中，同样具有民族性，这在思维方式上就体现为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辩证思维的基本特点是：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中西方在辩证思维上也存在差异。西方辩证思维强调对立双方的斗争和排斥，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作为矛盾的解决方式。而中国的辩证思维最主要的特点在于：“体认世界本身便是一和谐或和谐历程，其中所有事物之间的差异与冲突均无本体上的真实性。”⑾“看重对立双方的依存与调和，以动态平衡为目标”⑿。因此更强调整体性，注重综合，轻视分析。《杨树》是顾城八岁的诗作，其中就已透露出诗人的辩证思维：“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凡物必有消有长，失去一个方面，必在别的方面得到相应的补偿。这与古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往返循环、运动变化的观点有着潜在的联系。而这种认识对诗人来说并不是经过分析得到的，而是形象地，在自然层面上的领悟。到了《我的幻想》：“我在幻想着，／幻想在破灭着，／幻想总把破灭宽恕，／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诗人通过幻想与现实的矛盾对立传达无可奈何的心情。可以说这种辩证思维更具情感性，是在人生层面上的表现。而《一代人》：“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其中的辩证思维则是哲理的，是辩证思维在社会层面上的进一步发展。至于后期诗作中的《小说·X》：“地球是一滴蓝色的水／中间住着微弱的火焰”辩证思维又回归到自然原始层面上了。虽然我们不能说辩证综合思维或是其他什么思维更能接近真理，但是作为一种思维形式，它往往能使诗歌在情感的共鸣之外还具有哲理性的领悟，达到感性与理性的统一。没有理性作为深层意蕴的感性，将是单薄的。同时这种思维形式使诗浸染着民族的色彩，与遥远的古中国文明遥相呼应。直觉体悟也是我国民族思维形式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特点是主体直接渗入客体。”⒀主张直觉地把握世界，而不是通过概念、判断、推理来认识世界。刘长林在《中国系统思维》中指出：“中国美学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论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同型性，因而确信自然景物能够寄寓人的心性情感，能够在自然中发现人本身。”这就启示我们，与其说直觉体悟是类比推理的广泛运用，勿宁说这是体认到自然与人之间存在“异质同构”关系的结果。顾城认为：“诗人在感知和表达时，并不需要那么多理性逻辑、判断、分类、因果关系。他在一瞬间就用电一样的本能完成了这种联系。”“诗人总是通过灵感——彻悟的方式去发现世界和人所未有的、新的、前所未知的联系。”⒁并举了“太阳是甜的”这句诗的形成为例。诗人是这么认为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些灯火／是孤独的／在夜里／什么也不说”（《有些灯火》）由灯火的孤独沉默体悟到人的孤独、人的不被理解的精神处境。“你，／一会看我，／一会看云。／／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从“你”、“我”、“云”之间物理距离、心理距离的转换，从而体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戒备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一层层拉开树枝／你看树站着睡觉”（《桥》）由树与桥的关系，体悟到人生态度的多元性。“人们拒绝了这种悲哀／向天空举起彩色的盾牌”（《雨》）由雨天打伞体悟到拒绝的姿态。而雨——悲哀、伞——盾牌、举起——拒绝的对应呈现出复合跳跃的关系。正如道家主张以“坐忘”来保持心境的纯静，从而直接与道契合。当顾城进入“无我”状态，他与世界联系的最主要方式也就只剩直觉体悟了。而这种体悟就体现得更跳跃、更直接。直觉体悟与辩证综合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如《杨树》，在辩证综合的同时也是一种直觉体悟，在失去臂膀——睁开眼睛与物的消长规律之间无法用逻辑来分析，它是不可论证的，是顿悟。同样，《远和近》在直觉体悟之中也充满辩证的色彩。“你”与“我”的空间距离是近的，心理距离却很远。“你”与“云”的空间距离是远的，心理距离却很近。谢冕称“新诗潮”中涌现的诗人为“崛起的一代”。“崛起”正是因为有着坚实的土壤，这便是中国几千年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同样西方文化的影响也总是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一种接纳与融合，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可以接受西方的生活习惯，但是他精神中最本质的东西却永远不会被取代。诗贵在创新，但没有基础，创新无从谈起；没有背景的创新只是一种标榜。顾城的诗正是在民族文化肥沃的土壤中开出的一朵朴素而美丽的小花。他诗中的“万物与我为一”的自然观使他的诗具有孩童般的天真、纯净；而从道德境界向天地境界升华的价值取向又使诗挣脱权威话语，实现本质的回归；至于以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来观照宇宙人生的思维方式，使诗在时空转换、意识流手法等外来的艺术手法之中发散着民族文化的浓郁芬芳。 转帖来的。
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
在日复一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不可避免地会接触到论文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下面是我整理的简析苏轼词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论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苏轼的词创作是从他中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开始的，他最早的作品《浪淘沙·咋日出东城》和《南歌子·海上乘槎侣》，前者写春天之景，语言平易流畅，意境虽无过人之处，倒也清新可爱；后者写钱塘江潮，苏轼词的豪迈气概和诙谐风格微有端倪。统观全局，苏轼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政治、情爱、农村三类作品。
苏轼是满怀热情投入到政治生活中的，但是不幸的家庭经历、多蹇的仕途命运、严酷的权力争斗使他蒙受了一次次打击。在作品中，有对理想的热情，有落魄的郁愤，有逆境中的不甘沉沦，真实细致地反映了苏轼复杂而又丰富的内心世界。苏轼还是"性情中人"，无论是亲情还是友情，大都写得真切感人。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论说："东坡之词，纯以情胜，情之至者词亦至，只是情得其正，不似耆卿之喁喁私情耳。"《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① 彭乘：《墨客挥犀》。
② 见原词序。
③ 陆游：《老学庵笔记》。
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此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密州任上，距苏轼元配夫人王弗去世正好十年。词的起片开门见山，直抒感慨，丝毫不用铺垫和渲染，将思念和盘托出，有不吐不快之势。生死殊途，南北相隔；仕途的失意，人生的苦闷，满腑凄凉无处倾诉。接下来退一步讲"纵使相逢应不识，"因为自己早已不是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了。下片写梦中相见，结句"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将无法排解的思念之情溶入连绵不尽的未来，更衬出未亡人的情真意挚。以词来写悼亡之情，苏轼是第一位也是写得最好的一位。
苏轼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深入与广泛，超出了同时代的任何一位作家，因此，他对劳动人民的疾苦十分敏感。当看到"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时，他"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进而痛感"平生五千卷，一字不疗饥。"①苏轼词作品，对劳动人民的疾苦远不如诗描写得那样深刻。在全部30余首农村词中，最为成功的当属描写乡村风俗和勾画作者与乡野父老亲切融洽关系的作品。《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其二：旋抹红妆看使君，三三五五棘篱门，相排踏破茜罗裙。老幼扶携收麦社，乌鸢翔舞赛神村，道逢醉叟卧黄昏。
苏轼在徐州任太守时，春旱后得雨，因此，苏轼前往城东二十里"可以致雷雨"的石潭谢神，这首词是此次出行所写五首词中的第二首。词的上片写村里的姑娘们闻听太守将到，于是匆匆忙忙梳妆一番，三五成群地扎堆在篱笆门前迎候。为了能清楚地看一眼究竟，有的姑娘甚至挤破了红色的衣裙。词的下片写村社，首句写村社的隆重，次句写供品的丰盛，末句写村民的欢愉。全词犹若一幅淳厚质朴而又兴致盎然的农村风俗画。
苏轼词的艺术特色，历代评论家仁智互见，总括起来，不外四点，即豪放、韶秀、清迥和真率。
苏轼词的豪放已为人所共赏。俞文豹《吹剑续录》称："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历来被推为豪放词的名作：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词的最后，"人间如梦"句，给全篇豪放阔大的基调涂上了一笔抑郁的宿命论的色彩，令人扼腕。《江城子·密州出猎》早《念奴娇·赤壁怀古》7年，是密州任上所作。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关于此词的写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有所叙及："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词的
① 苏轼：《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诗。
上片首写声势浩大的出猎活动以及作者由此而激发生成的豪情，下片语意与上片一脉相承，紧扣豪情作文章，由出猎之豪情升发到报效国家之豪情。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苏轼的心情并不愉快，自称"老夫"正是这种灰暗心情的反映，但苏轼并不悲观，而是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冯唐故典，寓含天生我才明主不弃的希冀。词的结句"西北望，射天狼"，表达了一旦为朝廷重用，当不负圣望，有所作为的雄心。
苏轼词中的韶秀清迥之作当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前人评价这些作品"格奇而语隽"，①"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②苏轼词的真率与其为人的真率一脉相承，这一特点在他的大多数作品中都有体现。
苏轼词除"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登临不用怨斜晖，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⑤、"不用悲秋，今年身健还高宴。"⑥这些豪迈刚健乐观爽朗的作品外，尚有相当一部分思想消极之作，如，《醉落魄·述怀》：醉醒醒醉，凭君会取这滋味。浓斟琥珀香蚁，一到愁肠，更有阳春意。须将墓席为天地，歌前起舞花前睡。从他落魄陶陶里，犹胜醒醒，惹得闲憔悴。这些作品是苏轼复杂思想的反映，有人生失意后的故作激愤之言，也有随缘委命的真情流露。因此，不能一概而论，而须加以甄别分析。
① 黄蓼园：《蓼园词选》。
② 黄庭坚：《山谷题跋》。
③ 苏轼：《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
④ 苏轼：《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
⑤ 苏轼：《定风波·重阳》。
⑥ 苏轼：《点绛唇·庚午重九再用前韵》。
文学史上素有“诗庄词媚”的传统，人们在填词时，总免不了要考虑什么样的生活、思想、感情才能够用词这一文学形式来表现。及至苏轼，采取“以诗为词”的手法，将别人以诗的形式来表现的`题材和主题，都写入词中，于是“东坡词颇似老杜诗，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放映了以前词人所没有放映过的广阔内容。而苏轼对词体革新的根本，正是诗词一体的词学观念和“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本文拟从苏轼的词学观，来探讨其词体革新中的几个问题。
为了使词的美学品味真正能与诗并驾齐驱，苏轼提出了词须是“自成一家”的创作主张，破“柳七郎风味”则是其词体革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苏轼的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就必然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在写出第一首豪放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以后不久，苏轼就在第一篇关于词体革新的文章《与鲜于子骏书》中，明确提出了“破”的问题：“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P1650)歌词本是要“绣幌佳人”，“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炯《花间集序》）来歌唱的，而苏轼之词竟要东洲壮士“吹笛击鼓以为节”、“抵掌顿足而歌之”，并为其壮观而自鸣得意。显示了苏轼有意开阔新词境，以“破”风靡词坛的“柳七郎风味”，提倡一种具有阳刚之美词风的意愿。
在这里，苏轼对自己的词体革新提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自是一家”；二是“破”，“无柳七郎风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把“柳七郎风味”看成是“自是一家”词作的对立面，可见他对破“柳七郎风味”的重视程度。对于苏轼的这段话，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指出，苏轼“近却颇作小词”云云，“一似欲为耆卿之词而不能者。然坡尝讥秦少游《满庭芳》词学柳七句法，则意可知矣”](P108)。刘氏并未说明“意”之所指，不过，从以下三个方面，还是可以看出苏轼之“意”是什么。其一，从“柳七郎风味”提法本身看。宋人以行第相呼，多用于平辈或晚辈，一般不用于尊者和长者，否则视为不尊敬。柳永是苏轼的前辈。苏赞许柳词时，称之为耆卿，字而不名；贬斥柳词时，则呼之为“柳七”。因此，“柳七郎风味”并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只是对柳永词风的一般称呼，实际上是一种贬称。其二，众所周知，柳永词分雅词、俚词二类。苏轼曾经说:“人皆言柳耆卿词俗，然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P35)《八声甘州》情景兼到，骨韵俱高，属于雅词。可见，苏轼对于柳永的雅词颇为推许，他所说的“柳七郎风味”只能是针对沿袭五代的淫蘼浮艳风气的俚词词风而言。在宋俞文豹《吹剑续录》有一段文字记载:“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拍，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为之绝倒。”(P49)曾端伯《高斋诗话》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P497)说明了柳永词富阴柔之美，而苏轼词富阳刚之美，也体现了苏轼对传统词风的突破和创新。其三，柳永的俚词，在思想内容方面往往显得庸俗，在语言方面则比较俚俗。从苏轼本人的作品看，《东坡乐府》中如《满庭芳》(“蜗角虚名”)、《如梦令》(“水垢何曾相受”)等，语言都相当俚俗。而且，据《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秦少游》记载，秦观有“唤起一声人悄”词，其中“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等语，也颇为浅俗，而苏轼“爱其句”。这种情况显示，苏轼并不一味反对俚俗；他不满于柳永俚词的，自然又在于它的思想内容的庸俗。要之，苏轼所说“柳七郎风味”，是指主要表现在俚词中的柳词的庸俗、卑弱和浮艳词风。他以“柳七郎风味”相概括，表示了他的不屑和否定态度；他说自己“颇壮观”的“自是一家”的词“无柳七郎风味”，表明他要在它之外建立一种新词风，开创一条新道路。这就是苏轼“意”之所在。如果说，《与鲜于子骏书》表明，苏轼在词体革新一开始，就把“柳七郎风味”当作他的革新的对立面，并把破“柳七郎风味”当作革新的组成部分，那么，《高斋诗话》所载则表明，他在革新的后期也仍然如此。
苏轼的词学观表明，他无论是破“柳七郎风味”，还是立“自是一家”的词风，都是比较自觉的。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他的词体革新的基本内容。他所以把“柳七郎风味”当作对立面，除了它代表庸俗、浮艳、卑弱的词风，从当时词坛实际看，还当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在当时影响最大有关。柳词的出现，标志着宋词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但是，它未能突破“词为艳科”的藩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滋长了浮艳词风。所以，与其说它代表宋词的现在，不如说它代表宋词的过去。在这种情况下，苏轼要进行词体革新，不可避免地就会与“柳七郎风味”发生冲突。从主观上讲，苏轼开始也许只是要破“柳七郎风味”本身，但由于柳词“掩众制而尽其妙”，所以在客观上，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冲击到宋初以来的浮艳纤弱词风，因而具有更为广阔深远的意义。虽然，随着革新的深入和认识的发展，苏轼逐渐又把革新范围从“柳七郎风味”扩展到“小词”，但他对“柳七郎风味”的反对，却是始终不移的。
词史意义在古今学人关于苏词的评说中，“以诗为词”无疑是最为流行的一个命题。苏轼词出现不久，有人便很快敏锐地感到这些作品和前代及当时的词人作品有较大的差异，于是就出现了许多评语，其中尤以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所说的“以诗为词”这四字最为精当。这个论点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苏轼的词在向传统诗歌趋进，词与传统诗歌的界线在初步泯灭。而他所以能“以诗为词”，又在于他在词与诗的关系方面，与词“别是一家”的传统和流行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微词宛转，盖诗之裔”(P1943)。他的识见高出于古人和同时代人，又坚持实践创新，从而为宋词开辟了新的天地。
以诗歌的标准要求词，以写诗的笔力写词，“以诗为词”是他进行词体革新的主要途径。苏轼的“以诗为词”，从词体革新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他革新的主要途径。“以诗为词”势必会引起传统的“小词”在内容、手法、语言、风格等方面的变化；对于词反映现实、表情达意的范围和能力，自然会有所开拓和增强，对于提高词的地位也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苏轼的词体革新之所以能取得重大成就，产生重大影响，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在如何革新方面找到了“以诗为词”这一正确途径。“苏轼首先在理论上破除了诗尊词卑的观念”（P77），他认为诗词同源，本属一体，词“为诗之苗裔”(P40－49)，在苏轼看来，词和诗一样，是可以用来表现社会的兴衰和历史的兴亡，抒写作家的胸襟怀抱和人生际遇，而不应一味沉溺于酒筳歌席、男欢女爱之中，并积极的付诸实践。如他的中秋词《水调歌头》通过望月怀人，表达了对手足同胞真情思念和热爱人生的执着态度，也反映了作者处于逆境之中而能达观自持的积极乐观精神。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评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显示了苏轼“以诗为词”进行题材改革的成功和社会对苏轼改革成就的认同。苏轼本人在说柳永《八声甘洲》中的名句：“此语于诗句不检唐人高处”(P77)，称道蔡景繁的“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与蔡景繁书》）。由于他在词体革新时从文体观念上将词提高到与诗同等的地位，“这就为词向诗风靠拢、实现词与诗相互沟通渗透提供了理论依据”(P77)
东坡词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给词带来意境和风格上的创新，开拓词境，是苏轼词体革新的主要方向。在扩大词的内容与题材方面，苏轼的词可以记行事，可以述出游，可以写登临，可以叙凭吊，可以述节令，可以记梦，可以怀人，总之，凡个人日常所经所历所思所感，苏轼都可以以词写之。可以说，在苏轼笔下，词被运用得从容自如，无施不可。词作什么，怎样写，都可因作者的性情、才力和阅历的不同而可自由选择。在一个具体的创作个体那里，词应是没有功能及用途上的限制的。这样，词就被从较单纯的只为应歌和佐欢的狭窄路径中给引离了出来，词的适用范围增广了，词的门径增宽了，成了“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的一种文体。这就从实际操作上实现了诗词同体的理论，为后世诗与词的相容无间提供了现成参照。在开拓词境方面，他将传统的表现女性化的柔情之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之词，将传统上只表现爱情之词变革为表现性情之词，使词像时一样可以充分表现作者的性情怀抱和人格个性。如元丰五年写的[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充分表现了他豁达乐观的精神；在密州写的《江神子密州出猎》，则表现了他希望驰骋沙场、以身殉国的豪情壮志。“苏轼让充满进取精神、胸怀远大的理想、富有激情和生命力的仁人志士昂首走入词世界，改变了词作原有的柔软情调，开启了南宋辛派词人的先河”(P78)，从内容、题材的扩大到意境、风格上的创新，为苏轼词体革新的成功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也为他日后的豪放词流芳百世提供了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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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0][11][1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9]方智范《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内容提要 ： 苏轼是北宋文坛的领袖，也是宋词豪放派的创始人，是公认的豪放派的代表。这是在我们以前学过的教材中经经常提到的。虽然他是豪放词派的代表，但是他的词中温婉含情的婉约词作的数量并不少于慷慨激昂的豪放词作的数量。对苏轼词的婉约词风前人已有论述，但是有过于片面化，本文主要从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婉约词的重要内容（咏物）、婉约词的基本特征（意境之美）三个方面，通过对苏轼的几首代表性的婉约词的分析，从而展现出苏轼词风的婉约凄美的一面，从而使人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苏轼。 关键词：婉约；题材；内容；特征 婉约一词，即委婉含蓄之意。婉约词不仅是一种文学题材，也是一种创作手法。自后唐温庭筠为鼻祖的花间派开始，闺怨、相思、离情别绪、春花秋月便成词作的一大题材。婉约词上承花间词，与花间词一脉相承，但是与在花间词相比，婉约词内容上去其浮艳多分雅致，形式上以蕴藉雅正见长，语言秀丽而清新，情思曲折而真切，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在传统题材上都有很大的创新。在苏轼以前的北宋词坛仍是以及婉约词为主流，主要是一些男女相思、闺阁幽怨的艳情之作，直至苏轼才打破了婉约词以艳情为题材的范围，将婉约词推入正宗高雅的文学殿堂。[注A]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1037——1101）四川眉山人，是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中进士，神宗熙宁年间，因于主张新法的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和，被贬为杭州通判，苏轼词的创作就是从此时开始的。元丰二年，因在著名的“乌台诗案”中被以“作诗讪谤朝廷”之罪谪贬为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在黄州期间，创作了大量的词来抒发心中的忧愤，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哲宗元佑年间，高太后临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回京，被委任为朝奉朗知登州，后迁为礼部朗中，又迁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又历任知杭州、知颍州、知扬州、知定州。哲宗亲政后,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后，在遇赦北归的路途中，于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苏轼一生在宦海中浮浮沉沉，心中种种忧愤，都成为其创作的源泉。[注B] 一、婉约词的传统题材——言情 言情，是婉约词的传统题材，它以情动人，道尽人世间的喜乐悲愁。在北宋苏轼以前的词人言情的主题不外是以代言体的形式写一些闺怨、相思、离愁别绪、春花秋月等。苏词主要是突破了晚唐以来“词为艳科”的庸俗品位，“诗余”的附庸地位，只写闺怨、别情的题材范围，将词推到了正宗的文学艺术高雅的殿堂。在言情方面，苏轼描写的至情至性的爱情词，颠覆了艳情词的俗套，给人以凄美、委婉的高雅享受。 一《蝶恋花》（记得花屏初会遇）： 记得画屏初会遇。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那日绣帘相见处。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注1] “记得画屏初会遇”是写美妙爱情的开始，与心上人在画屏之间初次相见，现在依然清楚的记得，令人难忘。“好梦惊回，望断高唐路，”是写美妙爱情的破灭。“燕子双飞来又去。纱窗几度春光暮。”是写男子在爱情破灭后对女子的痴恋相思。美丽的春光几度从窗前走过，而对她的思念未减半分。说明自己是在没有希望的等待中度过。“低眼佯行，笑整香云缕。”低眉垂眼，假装要走开，却笑着整理自己的头发。写出了女性的娇怩之态和心底的秘密。“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收敛起眉头不说话，不是对他的无情，而出于女性的娇羞。一个女孩子怎么好意思在人前表达自己的爱情呢？可是越是这样越能招人疼爱。全词以男子无尽的缠绵相思和甜美的回忆作结。 详情更多内容请登录原创论文网，百度搜原创论文网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哦，去看看吧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简单摘录，详细请参考：（还有很多相关内容）苏轼的文学艺术成就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苏轼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致力提拔后进，黄庭坚、秦观等均出其门下。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刘辰翁《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古木怪石，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如重视神似，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尊定了理论基础。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等。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又近年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当亦系他的作品。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均取得了在才俊辈出的宋代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论文下载
王勃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酌贪泉而觉爽,处河辄以由欢 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白居易的,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此时无声胜有声.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毛主席: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不可沽名学霸王鲁迅: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苏轼: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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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中华几千年历史长河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前期写田园山水，后期写社会现状。前后两期皆是实实在在的，所以杜甫的风格是以现实为主的。 在这里帮你写一篇作文是比较困难的啦。给你列个提纲吧。一：可以用一首杜甫的现实主义的代表作作为引题。二：介绍杜甫（时代背景等），与及杜甫的诗歌特点。引出论点。三：分别写出前期和后期杜甫诗歌的主题内容。论证杜甫诗歌所写内容都为现实存在的。四：从历史价值角度，杜甫诗歌体现了唐朝当时的社会现实，进一步验证了现实主义的论点。五：总结全文，收尾完成。（这个会写了吧！） 相信你照着这个思路写，800字很容易的。
有句佛语说：掬水月在手。也就是说从另一个角度有时可以办到根本不可能的事。同样，当我们虔诚地拜读杜甫的诗作时，一个鲜活的形象也可以很生动的跃出于面前。 杜甫不同于李白，他把自己推到一个压抑的屋檐下。背负着对国家和人民的沉重责任感，杜甫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的描述着时代的面貌和人民内心的悲苦。 杜甫的诗犹如大唐由盛到衰可悲历史的一面镜子折射着他不同时期的真实景观和社会生活矛盾。又如一个历史宝库，包含着浑涵汪洋、千汇万状的丰富内容。“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和“百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的忧过忧民的深衷和“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个惊人死不休”的鸿鹄壮志，形成了他沉郁顿挫的独特格调和精益求精的诗艺，也铸就了这位彷徨者无数铿锵凝练脍炙人口的绝妙好辞。于是他便成了诗中的圣人。 他的诗便是他的情感发泄，发泄他对现实的不满而又无可为的无可奈何。读他的诗，俨然在接受清除心灵污垢的洗礼，高档格调的文辞、深刻压抑的真实的真实感情在读者的心中荡起一圈圈涟漪。于是人们便想起了大海的浩淼，想起了弯月的宁静，也想起了杜甫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杜甫是一位集大成者和承前启后的诗人，汉魏的浑朴古雅，六朝的藻丽纤秾、淡远韶秀杜甫无一不备。杜甫之后没有一个诗人不直接、间接学他的：韩愈跟着他将诗进一步散文化；而又造奇喻，押险韵，铺张描写，逞才使气，是“沉着痛快”的诗，元稹、白居易将杜甫写实的表现人生的态度理论化，导引了“新乐府”运动。也是元稹，在为杜甫写的墓志铭中，对杜甫的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并许以最高的地位。两宋诗之冠冕的江西诗派：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宗都以杜甫为祖、金、元、明之诗坛巨擘都是杜甫为之开先。陆游有诗曰： 千载《诗》亡不复删 少陵谈笑即追还 尝憎晚辈言“诗史” 《清庙》《生民》伯仲间。 他视人们尊杜诗为诗史为不足，必置于雅、颂之音中犹若诗中之经才好。秦观在《韩愈论》中，将孔子与杜甫同提并论，孔子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总结整理之功可用集大成者来赞，“呜呼，杜氏。。。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虽未直接称圣，实亦许之矣。到了明代，杜甫已经正是被称为诗圣了。 杜甫的一生，是饱经忧患的一生。他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政治，从青年时代起就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匡时济世之心走进社会。但是，杜甫一生坎坷，屡次科场失意。他长期过着流离转徙的生活，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的各个阶层，了解政治情况，洞察社会动态，体验民间疾苦。他站得高，看得远，具有民胞物与的高尚情怀。因此，他的诗歌立足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又因为他浓厚的民本思想，站在人民立场，敢于面对社会黑暗，痛陈时弊，把社会上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国家的政治动态，都概括在诗歌作品里，所以又被尊称为“诗史”。唐代元稹对杜甫的评价甚高，曾说：“上薄风骚，下盖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文人之所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经过时间的验证，元稹对杜甫的评价与褒扬毫不过分。 杜甫是诗歌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锤炼上是着意下了一番功夫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正是他刻苦努力的真实写照。翻开杜甫的诗集，人们会看到佳句连篇，妙语如珠，使人眼花缭乱，有目不暇接之感。杜甫诗歌语言的最大特色是精确凝练，概括力强，如“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仅用十个字就把封建社会里贫富悬殊做了鲜明的对比，爱憎分明。又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仅用两句就把战乱年月漂泊异乡之人的思家之情表露无遗。杜诗语言的又一特色是丰富多彩，形象鲜明，如“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色彩明快，妙语传神；又如“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则如一幅细腻逼真的田园风景画。杜甫诗歌语言的另一特色是质朴自然，明快通俗，如“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四句诗完全是民间流传的谣谚语言，经作者引入诗中，既通俗易懂又恰切自然。杜甫的诗歌音调美也是一大特色，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流连细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铿锵悦耳，富有节奏感，读来琅琅上口。 诗评，，，，，，，，，，，，，，，， 一部杜甫集，不仅继承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深刻而广泛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这个特殊时代的社会面貌，而且也表现了诗人虽坎坷潦倒、颠沛流离却始终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的崇高精神。在艺术上，杜诗不仅集前人之大成，而成为辉煌的唐代诗歌的一面旗帜，也是开后世之先路，令百代学习景仰的楷模。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诗人，也是世界范围的文化伟人。 登高——[唐] 杜甫 风急天高猿啸衷,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絮霜鬓,潦倒此停浊洒杯。 《登高》写于大历二年（公元767年）。当年杜甫居住在夔州，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诗人登高远眺有感，遂写本诗。 前四句重点是写景，但景中亦含情。 开篇“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便从细微之处着眼，描绘了诗人的所见、所闻、所感觉到的具体景物。在这两句诗中诗人排列了 “风”、“天”、“猿”、“渚”、“沙”、“鸟” 六种自然事物，每种事物后边都用一个字或词巧妙恰当地加以形容，“风疾”、“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两句诗虽然没有一句写登高，也没有一个字点名秋天这一季节，但句句不离登高，字字饱蕴秋意。没有秋，便不会有“风疾”、“天高”和“猿啸哀”的所感；不登高，便不会有“渚清”、“沙白”和“鸟飞回”的所见。诗人将这多种物象组合起来，构成一幅立体的空间画面，一幅萦绕着悲凉萧瑟气氲的画面，流露了诗人心中无限凄凉。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诗人在这里从大处落笔，写登临高处所见到的两大壮观景象，犹如影视技术的特写镜头，在读者脑海中形成壮阔无边，波涛汹涌的动感画面——无边无际的树叶纷纷飘落，滔滔的长江之水波涛汹涌，滚滚而来。不仅壮观，更显大气磅礴。这里如同前两句一样，依然没有提到季节与登高，然而“无边落木萧萧下”是非深秋季节所能有的，“不尽长江滚滚来”也是非登高所能观赏和感受到的。此外，“落木萧萧”、“长江滚滚”又和前两句的“风急天高”、“渚清沙白”遥相呼应，承接而来，足见诗人构思之高妙。这两句虽然仍然是在写景，但那“无边”的“落木” ，“滚滚”东流的“长江”之水，却饱含着诗人强烈的思想感情，是诗人浩茫心事的真实写照。以上四个写景的诗句，构成了诗人登高时所见所闻所感的整体画面，而这个整体画面恰恰为下文抒发诗人的感情设置了一个典型的大的环境背景。 后四句重点在于抒情，但情中又寓景。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两句由前面的明写景物暗含抒情，转为直接抒情，暗中写景。上句写诗人思乡、悲秋和飘零他乡的客旅身世。“万里”，极言思乡情切。“悲秋”，秋季“落木萧萧”的景象出发了诗人身世飘零的悲叹。“作客”，是说身为他乡游子，举目无亲，不得与家人团聚的思亲之愁。又用一“常”字加以修饰，极言“作客”他乡时间之长久，更见思乡思亲之情切。诗人满腹愁苦都紧扣眼前的秋景，可见抒情中暗合秋景的描绘。“百年”，极言年老。“多病”，体弱多病，而更有忧国忧民之痛。“登台”，这是诗中点题之处，登高则能望远，然而登上高处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凄凉的景象，非但没能令诗人心旷神怡，反而更勾起心灵深处的哀痛，更何况还是“独”自一人去“登台”呢？这一个“独”字更显其孤独的处境。这两句诗，细致传神地描画出了诗人此时的自我形象，难怪后人千古传送。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进一步抒发诗人内心无尽的“苦恨”，暗中再次点明久久重阳登高之事。“艰难”，一是身世的艰难，坎坷，另一是国事和民生的艰难，诗人此时的感情，并不局限于个人的愁苦上。“霜鬓”，即白发，是由“苦恨” 所致，在着一“繁”字，则更显“苦恨”之情日深。“潦倒”，指体衰多病，愁肠百结，极言心中的愁闷。诗人本已年老体衰多病，却又加上长久在“万里”他乡“作客”，心中无限愁闷。适逢重阳，本想登高消愁，看见的确实满目秋色，结果是愁上加愁，悲苦之情又平添了许多。此景此情，诗人怎能不想起以酒消愁呢？然而却“新停浊酒杯”，因病刚刚戒酒。在这里，诗人的心境与眼前的景色完全交融在一起了，景中有情，情中有景，表达了诗人登高时的感怀，也构成了前四句所描写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受。 作品意境浑厚感人，语言凝练含蓄，格律工稳严整，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杜甫《月夜》赏析2008年12月02日 星期二 下午 10:39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赏析】 鄜(fu孚)州：地名，今陕西富县。 望月怀远。这在古典诗歌中是一个烂熟的题目。在杜甫生活的盛唐时期，古典诗歌固然正处于大开拓、大发展的阶段，但如像对景伤怀、思亲怀友这类的题材，却已早经无数作者吟咏，要出新意颇不容易。这一首五律，却在内容表达与章法技巧上脱落故常，出奇制胜，成为同类题材作品中千古独步的名篇。 应该承认，这首诗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在于它所抒发的是诗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触发的郁勃真切的离情别绪。回溯诗人的生平我们可以知道，天宝十五年(756)五月，杜甫从奉先移家至潼关以北的白水。六月，安史叛军破潼关，玄宗奔蜀，杜甫只得携眷北行，至鄜州暂住。七月，肃宗李亨即位灵武，杜甫只身前去投奔，途中被叛军掳至长安。这首诗就是身陷贼营的杜甫八月在长安所作。没有那场惊天动地的大战祸，便没有诗人的这番家人离散，身陷绝境的悲惨经历。而如果没有这番特殊的经历，要产生诗中的哀惋凄切、深挚缠绵的离情也是不可想象的。此诗的重要价值，确乎在于它所反映的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情感这一点上。 不过使得这首诗在众多的抒写乱世之离情的作品中高标独秀的，却无疑是作者匠心独运的新奇角度与抒写章法。在这里，老杜并不一般地就景敷情、缘情述事，而是别出心裁从思念对象一边落笔，从头至尾细致熨帖地描摹自己想象中的对方的景况。无限的深情、痴情都从这一系列想象描写中流泻而出，达到了抒情的极致。首联二句，绝不说自己望月而忆妻，偏说妻子见月而思己，比起一般的直诉自己的情感的忆内之作，一开篇意思就深了一层。前人写过“隔千里兮共明月”(谢庄《月赋》)和“天涯共此时”(张九龄《望月怀远》)一类的名句，那都是兼及“忆”与“被忆”双方的，这里却偏偏只提被忆的一方，抒写角度的转换，使得辞旨婉切，更显出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情深。妻子身边，是时时尾随着可爱的小儿女的。诗人月夜思妻，必然密不可分地念及孩子。可是颔联二句不正面说自己望月忆儿女，偏说儿女随母望月，又想象儿女幼小，尚不解望月而思念身陷长安的慈父。真是此情此景，将何以堪!诗人刻骨铭心的忆内之情，又在这痛苦的想象中更深入一层。第三联，想象愈加具体化，虚拟妻子在这个夜晚望月怀夫、久久不眠的情景，是整首诗中意境最优美，辞采最清丽的抒情句子。鬟湿而臂寒，状看月之久与怀人之痴。月色愈好而痛苦愈增，夜深天寒都浑然不觉。这位闺中娘子是如此多情而执着，难道还不值得我们的诗人深切思念吗?王嗣奭《杜臆》认为此联“语丽情悲”。实为中肯。诗的末联，方才将抒情主人公自己的形象摆进去，仍以想象之笔结情。这是盼望相思之愿能偿，有朝一日伉俪重逢，双双对此明月舒愁，抹掉战乱带来的伤痛痕迹。这里对前文的承接照应十分细密周到，表现出诗人情感之深婉沉绵，如“双”承“独”，“照”承“月”，“泪痕干”反衬双方各自“独看”时的泪流不止，这些都真切地传达出诗人憎恨乱离，盼望团圆的迫切心情。 愤恰是人民的悲愤，他在替百姓呼号。杜诗中著名的“三吏”、“三别”，全面反映了安史之乱给百姓带来的深重苦难。我们看其中的《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pí皮〕。 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溪。 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这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诗中的“我”是个当兵归来的青年农民。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农村普遍衰败，田园庐舍一片荒凉。这个败阵归来的士兵看到家乡已面貌全非，乡邻们走死逃亡，旧里已成空巷，连太阳都暗淡无光，一片凄惨气氛。村里成了狐狸之类的乐园，它们反客为主，竖起毛来发怒，怪这个青年的哭声搅乱了它们的安宁。在百无聊赖中，这个农民为活下去开始锄地，灌园，尽庄稼人的本分。然而仍不能安静地生活，县吏知他回来，又召他去练兵。这次是当地方兵，不出本州，转身看看家里，任何可携带的东西都没有。稍觉安慰的是，虽然只身一人，在本地总比远离家乡不知所归好些吧。可是又一想，家乡已一无所有，无所留恋，远近都一样，无所谓了。他又想起已经死去五年的母亲，生儿得不到孝顺，母子都留下刻骨的遗恨。人生到了这种无家可别的程度，百姓还怎么活下去呢? 杜甫诗歌，继承和发展了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面向社会，面向人民，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都达到了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并由此形成了借以抒发自己忧国忧民、忧时悯乱思想感情的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杜甫是我国古代第一个较多地歌唱时事的大诗人，他用高度成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下了众多的、质量很高的叙事诗，塑造了众多的典型形象。杜诗通过这些艺术概括的形象，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深重灾难的生活： 逾墙而逃的老翁、急应河阳役的老妪、新安被征的男子、暮婚晨别的新娘、无家可归的独身汉、夔州负薪的老处女，以及如狼似虎的役吏、炙手可热的杨国忠兄妹、烧杀虏掠的安史乱军…… 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无情地抨击了统治阶级的荒淫，强烈谴责乱军的暴行。 杜甫在《丽人行》、《石壕吏》、《兵车行》、《垂老别》等著名诗篇中，运用了把主观的思想感情融化于客观事实的叙述中，让人物和事实本身说话，不动声色地抨击了统治阶级，自然而然地表露了自己的爱憎感情。如《丽人行》：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新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后来鞍马可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萍，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这首诗讽刺了杨氏兄妹的骄纵荒淫，曲折地反映了君主的昏庸和时政的腐败，妙在从头到尾，都用精工细腻的笔触、鲜明富丽的色彩、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描写场面和情节，让诗人自己的倾向和感情从场面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浦起龙《读杜心解》），从而有了比一般轻松的讽刺更为强烈的艺术批判力量。 再次，杜甫在描写人物时还善于用人物个性化的语言来刻画心理，塑造形象。无论是独白还是对话，都精彩传神，很好地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思想。比如《新婚别》一诗，完全用新娘的独白写出，将她送别丈夫时的无奈、愤恨、抱怨、忧虑、沉痛、勉励、期待的复杂心理活动展示无遗，从而塑造出一位感情丰富、深明大义的劳动妇女形象。 最后，杜甫还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人物本质和精神面貌的细节。例如《兵车行》中的“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这一细节，而且也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深寓着作者的同情与愤慨。 上述几点，在杜甫的叙事诗中往往是同时出现的，互相配合，相得益彰，为杜诗抒发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提供了最好的创作方法。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试析杜甫诗歌“诗史”性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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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诗史说杜甫诗孟荣宋祁胡宗愈
论文摘要：
孟荣首先提出杜甫诗歌是“诗史”的观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全面反映杜甫此时的生活，也表现了杜甫的感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是“诗史”。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杜甫诗歌“诗史”观在北宋中期基本建立。
杜甫诗歌一向称为“诗史”，而杜甫的什么诗是“诗史”，却众说纷纭。因此，追溯杜甫诗歌“诗史”说之源就尤其必要。用“诗史”称杜甫诗歌始于晚唐孟架，改于北宋宋祁，成于北宋胡宗愈。孟桨认为，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流离陇、蜀时所写的诗是“诗史”，这些诗全面表现了杜甫此时的生活，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宋祁认为，杜甫律诗善于陈述时事，律切精湛，气魄宏大，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抒情与叙事结合，表现个人与反映时代统一，是“诗史”。孟架规定“诗史”的乱离背景，宋祁限定“诗史”的律诗体裁，胡宗愈扬弃两家，揭示“诗史”的内涵，至此，杜甫诗歌“诗史”说基本建立。
“诗史”最初是两个词，分别指前人的诗歌创作和历史记载，不是一个词，不指杜甫诗歌。《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至于先士茂制，讽高历赏，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正以音律调韵，取高前式。
作为一个词而指杜甫的诗歌，始于孟架。孟架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
据现有文献，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始于孟架o马茂元说:“把杜诗称为诗史，最早见于晚唐孟桨的《本事》。”“从‘当时号为诗史’这句话看来，诗史这个名词好像是在杜甫时代已经存在了，—纵使不在杜甫时代，也应该在孟桨以前。可是就我们能够看到的唐代的记载中，除了《本事诗》外，却没有其他的地方提到诗史。”
孟桨称杜甫诗歌是“诗史”，并不是指杜甫所有的诗歌是“诗史”，而是指杜甫的部分诗歌。孟桨认为，杜甫遭遇安史动乱，流落陇、蜀，此时所写的诗歌才是“诗史”，其他时间、其他地方所写诗歌不是“诗史”。“诗史”的写作背景是逢安史之难且流离陇、蜀，也就是说，安史之乱以外的诗歌不是“诗史”，就是安史之乱期间却不是在流离陇、蜀时写的诗歌也不是“诗史”。孟桨的“诗史”说严格地限定了杜甫诗歌的范围。
孟桨严格限定“诗史”作品写作背景，又明确规定其内容。他认为，杜甫在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诗歌全面反映了他遭遇安史动乱，流离陇、蜀的生活，抒写了他的感情，没有什么大事遗漏。“诗史”是杜甫动难时代痛苦生活的全面表现，也是其情感的自然流露，通过他的诗歌还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例如《秦州杂诗》、《月夜忆舍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送路六侍御人朝》、《将赴成都草堂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等，不仅反映了杜甫个人在安史之乱中流离陇、蜀的苦难生活和感情，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写于安史动乱，流离陇、蜀时的杜甫诗歌表现了杜甫自己，也折射那个时代，这样的诗歌才是“诗史”。
按照孟桨的“诗史”说，杜甫许多诗歌都不“诗史”。例如安史之乱爆发前的诗《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在长安所写的诗《悲陈陶》、《哀江头》、《曲江二首》，在解州所写的诗《北征》、《羌村三首》，在洛阳所写的诗《洗兵马))，由洛阳途经渔关赴华州所写的诗《新安吏》、《石壕吏》关吏》、《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还有安史之乱平息后所写的诗《释闷》、《天边行》、《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草堂》、《题桃树》、《登楼》、《宿府))、《忆昔二首》、《三绝句》、《昔游》等等，甚至还有寓居成都时所写的诗《蜀相))、《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南邻》、《狂夫》、《江村》、《野老》、《恨别》、《客至》、《绝句漫兴九首》、《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这些诗很多是当代学者视为“诗史”的典型作品。《北征》“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淹关吏》、《新婚别》等“三吏”、“三别”是杜甫在乾元元年冬“由洛阳经过撞关，赴华州任所，途中就其所见所闻。”《三绝句》“有高度现实主义精神，可以说是绝句中的‘三吏’、‘三别’。”这样的诗不是杜甫逢安史之乱、流离陇、蜀之时写的，自然不是孟桨所说的“诗史”。可是这些诗歌的“诗史”性质很浓。例如:“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人蜀，惟残一人出骆谷。自说二女啮臂时，回头却向秦云哭。殿前兵马虽晓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夔州处女发半华，四十五十无夫家。更遭丧乱嫁不售，一生抱恨长咨磋”(《负薪行》)。“戎马不如归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妇诛求尽，坳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孟桨的“诗史”说不包括杜甫在安史之乱前后所写的诗歌，范围何其狭小。
可是，孟桨“诗史”说强调杜甫诗歌首先是杜甫自己苦难遭遇和痛苦感情的表现，所以特别强调其写作的动乱时代背景和苦难的个人生活。孟桨对“诗史”说有不可磨灭的首创之功，他创造性地将“诗史”与杜甫诗歌联系在一起，赋予杜甫诗歌以全新的认识，也赋予“诗史”以全新的意义。孟桨为杜诗“诗史”说奠定了以安史动乱、苦难生活为背景的学说基础，当代杜诗“诗史”说基本沿着他的方向发展。例如，袁行需主编《中国文学史》说:“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的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因为其外延的问题，孟桨的“诗史”说到北宋中叶时被修改。修改的人有两个，一个是宋祁，一个是胡宗愈。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是“诗史”，胡宗愈认为杜甫的所有诗歌都是“诗史”。宋祁的修改从旧“诗史”说的背景限定走到体裁限定，胡宗愈取消一切限定，范围过大，没有突出安史动乱对于杜甫诗歌的意义。
宋祁说:“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宋祁认为，杜甫诗歌“善陈时事”，格律精深，气魄宏大，是“诗史”。宋祁所谓的“诗史”是指杜甫律诗。宋祁把“诗史”的诗体规定为律诗，是一个创新。在宋祁之前，虽然大家称赞杜甫的律诗，却没有人将其与“诗史”联系起来。杜甫1400多首诗中，律诗约有910首，古诗414首，绝句127首。律诗所占比例重，而且成就高。元棋比较李白与杜甫，说:“余观其壮浪纵态、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元棋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邀而作杜甫墓系铭，难免有溢美之词。可是，刘响说“自后属文者，以棋论为是”。白居易《与元九书》也说:“至于贯穿今古，貌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可以肯定，从元棋到刘响，杜甫的律诗一直得到好评。元棋、刘响他们高度评价杜甫律诗多是肯定其对仗、声律等的艺术技巧，而少有把杜甫律诗与反映现实联系起来。与此不同，说到杜甫的古诗时，元镇、白居易往往称赞其即事名篇，反映现实的特点。元棋《乐府古题序》说:“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傍。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赞杜甫律诗之尽工尽善，不及其内容;赞杜甫古诗之即事名篇，少谈其艺术。中唐对杜甫的两种体裁的诗的称赞各有侧重。
可是宋祁认为，杜甫的律诗“善陈时事”。杜甫“善陈时事”的律诗，其“善”有二，一是“律切精深”，二是“至千言不少衰”。这是对杜甫律诗的新认识，更是对“诗史”说的新解释。所谓“律切精深”，是指对仗工整，声律和谐。以七言律诗为例，《曲江二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登高》、《又呈吴郎》等，对仗十分精工、声律非常圆熟，己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的化境。如“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曲江二首》其二)。“穿花峡蝶深深见，点水蜻蜒款款飞”(《曲江二首》其二)、“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秋兴八首》其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自来自去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句，都能曲尽声律与对偶之美，精工典雅。“香稻啄徐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鹦鹉”与“凤凰”后置，平仄声律吻合，语言奇警，意象超忽，一箭双雕。所谓“至千言不少衰”，是指杜甫的排律结构严谨，气魄宏大。像《赠特进汝阳王十二韵》、《赠韦左济》、《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投赠歌舒开府翰二十韵》等，大都是二十韵的大篇，不仅格律严整，对仗精工，用典雍容，词藻典雅，而且结构紧，规模大，尤其是《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是百韵大篇，无与伦比。
总之，“杜甫在律诗上是个全才，无论五律、七律、排律等方面，都是唐代的第一作手，是集大成式的人物。”
无庸置疑，杜甫的律诗艺术精湛，而且有许多律诗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秦州杂诗二十首》既关切国家的时局和命运，又注人深刻的身世之感。《登岳阳楼》既写诗人即将老死时的处境，也写仍在战乱中的黎民百姓。《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写平定安史之乱的胜利消息，也写诗人夫妇的欣喜欲狂。《恨别》、《登楼》、《野望》、《蜀相》忧心时局，感啃身世，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与漂泊支离的身世之感水乳交融。如“闻道河阳近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恨别》)、“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登楼》)、“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野望》)、“出身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等，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心、对时局变化的关注、对英雄人物的呼唤、对外族人侵者的憎恨及自己强烈的忧国之心，都做了尽情完美的表达。《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表现那已经走到了极端贫困的绝路人生，也表现国家与百姓的命运:“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宋祁之“诗史”说不可怀疑!“杜甫许多著名的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都是把自然景象和个人遭遇与时代灾难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在杜甫写景兼抒情的诗中，这种情、景、事的密切融合，非常丰富，多种多样，而且越到晚年，这方面的艺术成就越大，像五言律诗《客亭》、《江上》、《江汉》，七言律诗《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脍炙人口的名篇都是著名的例证。
但杜甫其他体裁的诗歌也具有即事名篇，善陈时事的特点，“三吏”、“三别”，《北征》、《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羌村》等及时反映时局、战乱，不能将其排除在“诗史”之外。例如胡小石说《北征》:“就篇末数韵探之，知与天宝末年安禄山称兵、太子即位灵武、玄宗内禅有关;且预测将来玄肃父子之恩不终，封建伦常道之不足恃，于此宛转致其讽喻之旨。特词义简晦，不敢详陈。说《羌村》:“篇幅虽寥寥，而天宝末年之大乱，人民所受之苦痛，皆反映于字句中。非仅为一人发愤抒怀已也。
宋祁从诗体的角度确定“诗史”的范围，肯定了律诗的“诗史”价值，却忽视了古诗的“诗史”价值，顾此失彼，其问题比较严重。
胡宗愈针对孟、宋二家之说过于限制“诗史”范围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诗史”说，他说:“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读之可以知其世，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全面表现他个人的生活和情感，他的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全见于诗;也折射出那个时代，读之可以知其世。所以，学士大夫认为是“诗史”。胡宗愈紧紧抓住杜甫诗歌内容的全面性、抒情性和社会性，是对孟柴“诗史’‘说的完美阐述。胡宗愈认为，杜甫诗歌的叙事与抒情融合，而且其出处、动息劳佚的经历，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的感情，不仅是其一己之私事、隐情，也是时事、民情的再现，因此意味深长，激动人心，耐人寻思，远非历史记载所能比拟，是具有艺术美的历史，赢得了“诗史”的称号。这种认识为当代学者接受。马茂元说:“在动乱时代里暴露出来的重大问题，都成为杜甫大部分的诗里的主要内容。他观察的范围之广，认识之深，并能以高度的艺术手腕把他观察、认识的所得在诗歌里卓越地表达出来。”“也就是这个原故，杜诗才获得了千百年来被人所公认的诗史的称号。”“杜甫诗反映了玄宗、肃宗、代宗三朝的事迹和人民的生活，同时也渗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使人感到诗人的性情活跃在诗的字里行间。
胡宗愈对杜甫“诗史”的范围没有像孟茶和宋祁那样去机械规定，在他看来，所有杜甫的诗歌都表现了杜甫的生活，抒发了杜甫的感情，而且“读之可以知其世”，就都是“诗史”。不分体裁，也不限背景，其范围远比孟茶和宋祁的广。当代学者也不分诗体，马茂元就说杜甫的古诗和律诗一样:“他的诗，尤其是长篇的古体诗，‘多纪当时事’，里边却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同时他的写景兼抒情的诗(多半是近体诗)也经常联系时事。这两大类诗是他的诗集中最主要的部分，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占有很大的比重;也就是这些诗千古传诵，感动无数后代的读者，使杜诗得到了诗史的称号。
但是胡宗愈的杜甫诗歌“诗史”说不特别限定写作背景，与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相距较大。现在的杜甫诗歌“诗史”说虽然不限诗歌的写作背景，但侧重安史动乱的背景意义，突出其对杜甫诗歌所烙印的乱离色彩。章培恒、骆玉明说，杜甫的诗歌是“乱离时世的悲歌”，“杜甫不只是一个时代的观察者、记录者，他本身的遭遇是同时代的苦难纠结在一起的”。
杜甫诗歌“诗史”说经孟茶提出，由于其对写作背景的过于狭窄的规定，杜甫一部分具有“诗史”性质的诗歌被排除在“诗史”之外;宋祁否定孟茶的“诗史”论，修改了“诗史”的范围，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胡宗愈既否定宋祁，也扬弃孟柴，提出新的“诗史”说。胡宗愈新的“诗史”观如果突出安史动乱对杜甫诗歌创作的意义，则十分完善。
拓展：
杜甫诗歌名句
1、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
2、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3、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4挽弓当挽强，用剑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前出塞九首》
5、朱门九肉臭，路有冻死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6、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7、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
8、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
9、昔闻洞庭湖，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
10、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登高》
11、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登高》
12、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登高》
13、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阁夜》
14、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秋兴八首》
15、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旅夜抒怀》
16、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17、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绝句四首（其三）》
18、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绝句二首（其一）》
19、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0、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21、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六）》
22、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赠化卿》
23、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24、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二首（其一）》
25、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春夜喜雨》
26、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客至》
27、自去自来梁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江村》
28、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
29、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巾。《蜀相》
30、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月夜忆舍弟》
31、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梦李白二首》
32、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梦李白二首》
33、但见新人笑，那闻旧人哭。《佳人》
34、万里尽征戍，烽火被冈峦。《垂老别》
35、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
关于高中语文诗歌教学方案研究论文，诗歌教学是语文课程里面一个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应该怎么去实施教学方案呢？一起学习一下！
一、诗歌教学的现状
余秋雨先生说：“在欧洲，作为古代经典最醒目的标志，是一尊尊名扬天下的雕塑和一座座屹立千百年的建筑。中国历史上毁灭性的战乱太多，只有一种难以烧毁的经典保存完好，那就是古代诗文经典。这些诗文经典是蕴藏在无数中国人心中的雕塑和建筑，而一代接一代传递性的诵读，便是这些经典连绵不绝的长廊。”历数中国历史中的伟大诗人，从屈原、李白、杜甫、苏轼到戴望舒、余光中等等，他们犹如中国文化中的一颗颗璀璨的明星，发出熠熠的光芒。他们的诗歌曾给多少人以精神的慰藉，为多少人构筑了一座宁静的精神家园。
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高中语文教学曾走入一种误区。和考试有关的内容理所当然要作为教学重点，与考试关系不大的或者是无关的内容日渐被忽略，所以诗歌教学曾被边缘化。教师在讲授时浮光掠影，浅尝辄止，学生只要会背就可以了。久而久之，学生对诗歌的学习提不起一丝兴趣，更不用说对学生想象力和诗意的语言的培养。长此以往学生的语文能力很难得到提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文化也很难传承下去。诗歌学习同样也受到了现实社会的影响。社会节奏的加快，工作压力的加大，人心的日益浮躁，使人们很少有闲心有兴致静下心来去研读文学作品，去品味诗歌，去创作诗歌。读诗的人少得可怜，写诗歌的人更少，一些诗歌类报刊的生存状况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诗歌正在日益远离人们的生活，人们的视野。是否真的有一天诗歌这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会彻底消失在人类的历史中？人们的精神家园应该如何拯救？语文的诗歌教学应如何进行？作为一名语文教师、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对于诗歌教学的现状应认真反思，并作出理性思考和积极实践。
二、对于诗歌教学的要求
《语文课程标准》中指出：“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要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感情。”“逐步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价值观，提高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认识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吸收民族文化智慧。”依据这些要求，语文教材收录了古往今来的很多优秀诗歌作品。既适合学生诵读，又给学生带来审美情趣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如杜甫的《咏怀古迹》，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师在教授的时候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让学生真正地理解诗歌，喜欢诗歌。
三、关于诗歌教学的几种方法
（一）反复诵读，思考品味
诗歌是语言艺术和情感艺术的融合，是最精纯美妙的文体。诗歌本身具有语言的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和非确定性等特点，同时又具有节奏、韵律的音乐美和语象、造型的画面美。这些都要求我们应当从诗歌本身的特点出发，在朗读背诵的基础上品味语言艺术和把握诗歌的情趣与韵味，真正实现诗歌教学中学语文与学做人的统一。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三分诗，七分读。”诗歌与韵律、节奏密不可分，应在反复诵读中读出诗的节奏、韵律，感受音乐美，体味诗人的情感。应要求学生做到正确朗读，流利朗读，有感情地朗读。要求学生初步感知，通过反复诵读读出诗歌的语气和情感。这一阶段是诗歌鉴赏的起点和基础，是由诗歌的表层含义向深层含义的过渡。
更高层次的朗读称为情读。“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情到深处自然表露于外。
在教学中除了指导学生正确诵读之外，还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来促使他们更好地朗读，激发他们读诗的兴趣。比如开展各种朗读比赛、诗歌竞赛等。通过朗读达到理解诗歌的目的。
（二）创设情境，变换教法
诗歌有高度凝练的语言，一定的节奏和韵律，还有着概括性、形象性和音乐性的特点。在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介绍诗歌的相关知识，为他们理解诗歌和练习写作诗歌起到很好的导向作用。同时也使学生在想象、联想，以及语感、语言等方面的能力有所提高。“读诗使人灵秀”，在中学阶段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情感丰富，想象力强，可塑性强，针对学生的这些特点，强化诗歌教育，让学生大量地积累背诵优秀诗歌，对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对于诗歌的教学，传统的讲授方法很难引起学生的兴趣，在教学中教师要依据具体情况改变教学方法，比如根据诗歌内容创设出易于激发学生兴趣的情境；比如在朗读阶段为学生进行范读，创造宽松愉悦的朗读环境；在讲解诗歌时，采用多种形式来引导学生，如用激情澎湃、富有感召力的语言去感染学生，或用多媒体手段从视觉、听觉等多种感官，触发学生的想象力和理解能力；还可以通过课本剧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进来，既能深化学生对诗歌内容的理解，又培养了他们的写作能力，还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可谓一举多得。
（三）尝试练笔，创作诗歌
为了激发学生学诗的兴趣，教师应尽力营造读诗、写诗的氛围。在班级中开设赛诗会，让学生搜集积累诗歌，通过朗读培养兴趣和语感，积累语言。同时鼓励学生写律诗、绝句、现代诗等，在班级中进行评比，让学生选出优秀的作品，抄写到黑板报上或是张贴到班级展示栏中以供大家学习借鉴。这样既提高了学生读诗的兴致，又调动了学生写诗的兴趣，久而久之，学生诗歌品鉴水平与写作水平自然有所提高。不光是古诗文学习如此，在现代文教学中也可以涉及诗歌的练笔。
总之，诗歌教学对于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们既要继承传统的好的教学方式，又要有所创新，让诗歌课堂充满生机和活力。让学生掌握更多的优秀诗歌，发现并欣赏它的美，进而享受美感体验和挥洒才思的愉悦，让我们的民族更多一些诗意和智慧。
如果您需要写一篇关于诗歌的小论文，请遵循以下建议：
刘川诗歌《这样或那样》 鉴赏 这样或那样 刘川我一杯水接一杯水地喝下去想体验一下身体里心脏被浮高像抽水马桶里的浮球这样，或那样我想用酒精浮高那些沉入腹部、腿部的爱情让它们升高到胸膛、嘴唇我做不到人群中，一个老头正跪下来双手合十在胸部祈祷像用双手牵住脸庞的黄色的气球不让它升入生气稀薄的天际 这个诗歌是去年刘川获得“人民文学奖”的作品，在此小人斗胆谈谈对诗歌的肤浅理解。 《这样或那样》分为三个段落，分别用三种方式体现“上浮”的一个概念。前两段诗人分别用两个“想”来表达自己对内心深处的挖掘。第一段用灌水的方式来表达，并用了一个生活里常见的抽水马桶浮球来形容他想达到上浮的目的，那就是不可用寂寞的人心来对待生活，这样的上浮其实是一种感情的挖掘。诗人认为生活需要用感情去诠释。为什么？这里的水就像生活本身，如果你用感情对待生活，那么小球的浮力就会很大，这就是生活与感情的一个辩证关系。 第二段诗人谈到爱情的问题。爱情，酒精，这本身就可联想到一个失意者的状态。我想每个人在生活里都不可避免的去伪装感情上的一种创伤。也可不说伪装，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吧。往往酒精下肚，那些风花雪月，却又不可相思相守的爱情就不可避免的闪现在你眼前，你为此流泪，为此痛苦。但诗人却告诉读者做不到。因为诗人明白，酒精燃烧过后，依然是清醒的一天。 第三段峰回路转。诗人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来叙述他人对上浮的看法。他写到了老头，这个角色很微妙，如果是年轻人，诗歌的伦理就乱套了。诗人写到老头用信仰的方式来祈求不要发生“上浮”的状态。自然会让大家想到为什么？老头与诗人两者的态度这么相反。那么这里就有作为人本身一生的一个发展。与青年不一样，人活到终年喜欢寻求安逸，而且会很习惯性的用信仰的方式来消除那些不安静的因素，所以对老头来说，他自然不喜欢“上浮”。 这三段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他写出了人一辈子的一个发展阶段，而结尾则暗示读者，诗人最终可能走的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