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评论 0 条大 中 小 【访问量】118论秦腔艺术的保护与发展刘天利【学科分类】著作权法【出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摘要】秦腔艺术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申请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秦腔艺术在当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且秦腔艺术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因此,保护秦腔艺术,应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通过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和市场化经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之路。【关键词】秦腔；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生产性保护【写作年份】2010年【正文】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和京剧、昆曲等一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秦腔艺术由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演绎而来，因关中地区被称作“秦”而得名。其吟唱者以枣木为击节乐器，以梆为板，月琴、二胡应之，亦有紧慢，俗称梆子腔。秦腔艺术往往要求演绎者声脆、音广而高，俗称吼秦腔，由于秦腔演绎需要以豪放、粗犷的方式表现，正好契合了秦文化粗放、大气、豪爽、不排外、包容的精神气质，比较适宜于西北人吟唱。其演绎者一般均具有浓郁的地方口音（主要是陕西关中地区、甘肃一带的土话），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纯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作为秦文化演绎发展的核心区，陕西为秦腔艺术的产生、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秦腔最早发源于秦地，并由秦人经过千年演绎，其唱腔可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并逐步形成不同流派。包括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东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汉调秦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中路秦腔。这四路秦腔虽受长期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在语音、唱腔、配乐等方面稍有差别，但均扎根于秦地，与秦人赖以生息繁衍的秦文化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统一性，并在脸谱、身段（如趟马、担柴担等）、化妆、特技（吐火、吹火）、以及语言声韵（秦腔是十四韵，内有八声）等方面，都有基本相同的风格。可以说，吼秦腔已经成为秦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秦腔生存现状及其原因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生存环境变迁等因素而走向多元化趋势，经历几千年发展的传统艺术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秦腔就是其中之一。以西安市为例，现在从事秦腔艺术表演的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的生存状况差，职工工资水平低且主要靠政府差额拨款，差额率为50%左右，其余要自己解决；秦腔剧场的建筑和设施严重老化，不能满足演出要求；通过演出获得经济收入早已无法解决演员和其他职工的生活问题；秦腔剧团的新老更替难以完成，老演员退休了，年轻人却不愿来，或者来了留不住；更重要的是，秦腔剧团现在的编、导、演、舞、美等主创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剧团不能创作出更多适合现代人需求的新剧本或剧目，导致观众流失严重，接续困难。虽然目前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接收了相关秦腔剧团的管理权后，采取了一些新措施试图扭转，但是要根本改变秦腔发展传承的窘迫境地却非一朝一夕之事。总的来说，造成上述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物质方面的原因主要一是资金匮乏，二是人才严重缺乏，三是政府政策上支持不够或者忽视秦腔的传承与发展。就陕西省和西安市而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关注和支持层次较低且不稳定，对秦腔等艺术形式的特别保障措施目前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完全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对传统艺术发展政策的灵活性上控制较紧，没有较为突出的政策引导和鼓励措施；也表现在财政政策支持方面的杯水车薪，秦腔艺术的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其次是文化环境方面。第一，秦腔艺术赖以发展和传承的原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传统秦文化对其影响力和支持力在逐步减弱；第二，秦腔艺术的群众基础越发薄弱，受众中老年化，观众层次性弱化；第三，秦腔本身创新不足，这与生存环境变迁和人才的缺乏具有密切关系。秦腔艺术几千年来扎根于秦地秦文化环境之中，其发展和传承需要具有文化认同的主体来发挥其创造能力，但随着社会环境和主体思想观念的变化，再加上体制、人才等问题使得秦腔艺术得以产生、发展、传承的文化条件不断丧失。另外，很少考虑观众需求，没有培养市场意识，往往为了评政府的奖而排戏，也是秦腔艺术发展的重要阻碍。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传承并振兴秦腔艺术将是一个庞大艰难的系统工程。秦腔作为传统艺术形式与新型文化形式虽有诸多的不同之处，考虑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完全必要且符合实际的。文章主要侧重分析认定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通过在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和我国认可的现有法律法规及制度框架内，寻找对秦腔艺术保护发展的对策。二、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分析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现较晚，按照2008年5月14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具体评审标准如下：（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满足上述条件才是法律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此之前的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秦腔在内。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受《关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评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所规定条件限制。该规则具体规定：参选作品应该具备体现人类的创造天才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参评作品的特殊价值要从以下方面得到证实。1、或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2、或者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字方面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达。3、申报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为了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还必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规则的五项条件。因此，此申报的作品应该：4、表明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5、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6、能够很好开发技能，提高技术质量。7、对现代的传统具有唯一见证的价值。8、由于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加速的演变过程、或城市化趋势、或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影响而面临消失的危险。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具备的基本特质来看，秦腔作为我国传统民间戏曲艺术，既符合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同时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基本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具有非物质性和活态性来两个基本特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主要表现在其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结晶中，其存在和延续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完成；而不是说该文化遗产并不存在物质的载体或表达形式；秦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活态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活的流动的，不断更新变化的文化，从活态角度去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是已经消失或者已被部分物质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秦腔具有非物质性，其与现代以剧本形式表达的秦腔剧目存在源与流的关系。秦腔剧本是古老秦腔艺术的现实物质表达，它是秦腔艺术精神化的物质载体。探索对秦腔剧本实施版权保护，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秦腔的原生权利（即文化权利）的保护与传承；同样也不应认为秦腔艺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化，就导致秦腔的存在形态、传承方式等完全物质化、静止化，或者丧失了其精神价值，毕竟作为艺术的秦腔与作为作品的秦腔剧本不完全等同。作为文化遗产，秦腔艺术更多是劳动人民对内心精神的陶冶和历练，是智慧或思考等创造行为的结晶，是无形的。它能够流传并有广泛的社会认同，除了以物质化的剧本形式予以保留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秦腔艺术的精神价值深深地扎根于它所存在的社区或民间文化环境，并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在一定层面上达到了共鸣，满足了一定范围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被传唱并以口头等各种形式广泛流传。因而，真正能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只能是作为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而不是经过加工的物化的作品。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对该艺术本体和存在的周边社区环境等配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相反，物化的作品来源于原生态的艺术，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发展。其次，秦腔的活态性表现在它是一种“活”的文化遗产，它在赖以生存的环境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它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现场进行的“活”的演绎，不是一种静态的“死”固态化物质。秦腔艺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中国西北，深深扎根于秦人秦地文化之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艺术形式带动和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政治文明及丰富的地域文化；其传承至今是对古老文明的独特的见证和再现，并具有唯一性；对于西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具有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有逐渐衰亡的趋势；因而应当将秦腔艺术申请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作品加以保护和发展。秦腔的物化成果比如剧本、道具、舞台、服饰、道具、乐器和图像等外在形式是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静止性，但这并不妨碍秦腔艺术本身作为活态精神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传承。三、关于秦腔保护发展的一些建议基于上文的介绍和分析可知：在事实层面上，秦腔的现实状态的确不容乐观，其发展传承存在诸多困难因素，彼此交织；在法律层面上，目前人们往往不能把秦腔与法律保护相统一，但并不否认二者存在客观的密切联系，只是在认知程度上存在缺陷或不足；在经济层面上，秦腔素来被当作文化事业发展，也就是秦腔过去更多是由政府来出资支持和管理的，这与秦腔艺术产生、存在乃至发展的环境条件不相符合。因而，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化一种思路，将秦腔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尝试将其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发展，运用生产性手段进行传承和发展，通过这种新的探索在发展中保护秦腔艺术，使其具有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命力。（一）完善秦腔等戏曲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致力于对其保护是对古老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毋庸讳言，立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保护方式，这正好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要求，需要一代一代做下去。但通过国家对秦腔等戏曲艺术进行专门立法保护既不可行，也不经济，所以各地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专门进行契合实际的地方立法。就秦腔而言，地方立法应该明确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客体和内容；确立秦腔艺术传承人制度，并就评选等相关程序及如何管理作出规定；建立秦腔艺术保护基金，设立专门保护发展机构；设置奖励和惩处措施等，真正将秦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中。（二）探索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对秦腔保护发展的最优选择。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其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的导论部分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成为僵化的消极保存，而是在不违背其生存发展内在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其导入当代产业体系，使之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不是简单地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往追求商品化上发展，避免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纯粹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这种生产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还有人自身尤其是精神文化认同和创新的生产，特别是是要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回到原有的生态中，实现有机更新。通过立法对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具有被动性，应当探索对秦腔艺术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炼，通过生产性方式实现秦腔的传承和发展。对于秦腔来说，纯粹法律保护对其传承和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样只会静止的、被动的毁灭这种艺术，这与秦腔的活态性特征明显背道而驰。文章认为：1．生产性保护需要将秦腔赖以产生发展的人文及文化生态环境保持。由于秦腔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外在特定的原生生态环境，具有非独立性的特征，因而脱离该环境谈论传承是不切实际的。包括秦腔在内的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之中，或一种文化时态之中，我们虽不可能去恢复文化时态，但我们可以借助一定地区的人群生活使这一文化艺术有机地活在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就秦腔来说，我们在保护其艺术形式时，要尽可能地保护与其相关的生态元素，比如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范式，这就要求对秦腔传承具有核心价值的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当然，社会发展的脚步必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冲淡原有地域、文化乃至观念的束缚，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更新秦腔艺术的外在形式和内容，保持内在文化价值的传承。比如通过动漫方式将秦腔表演形式现代化，可以填新词，但其核心的秦文化和秦地乡土气息要保留在吟唱和演绎之中。在这一点上，浙江省文化厅初步规划重点发展嵊州甘霖镇前期越剧艺术保护区等一批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2．生产性保护要求对秦腔实施有机更新。有机更新方式就是对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应当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所谓变指的是秦腔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通过舞台演出、电影和电视等方式来实现；吟唱的内容，如填词等应当与当代的社会发展、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等密切相关方面不断变化。所谓不变指的是秦腔核心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统，以及秦腔赖以生产发展的的原生态环境不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可活在一定地域里，在一定的地域里才可显示其艺术魅力，秦腔等戏曲艺术就是如此。对秦地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资源，进行真实、动态、整体和可持续保护，保持秦腔艺术原生态环境，形成良性的民间艺术保护机制。有机更新拒绝脱离原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创作和变化，讲求艺术扎更是生活，来源于生活的基本标准；拒绝对秦腔艺术进行推倒重建式的改变，比如将其完全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使其丧失文化认同和精神价值的方式。3．生产性保护可以对秦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引入新鲜的发展动力。可以利用地域上秦地秦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为秦腔艺术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首先，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工程，通过组建基金会接收社会各界捐助，为秦腔发展提供后续资金支持。其次，可采用戏企联姻模式，通过企业投资秦腔艺术的方式，借助于一定商业化手段实施资金或待遇对秦腔艺人的激励作用，政府只要给予法规政策方面的优惠即可。再次，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秦腔艺术人才大培养行动，通过艺术培训、音乐戏曲茶座等模式，给予秦腔爱好者活动发展的空间，也可适当给予一定的补贴，增加其积极性，由此可以更广泛普及秦腔艺术，培养受众。第四，在农村鼓励成立民间自乐班，以提供资金激励的方式鼓励创作，参与民间演出，允许收取的一定的演出费用外加政府补助，提高民间艺人的主动精神。第五，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可做一些组织工作与行政扶持、赞助，推荐优秀剧目成为秦腔文化遗产的代表作，采用精品意识与非精品意识相结合方式发展秦腔。（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是保护发展秦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较之法律则更为灵活、高效，通过制定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更有针对性对秦腔艺术保护传承提供全面保障。秦腔的生产性保护道路，固然在基本原则规则方面需合乎法律根本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关系。这就需要政府机关通过具体政策限定秦腔生产性保护的基本方向，秦腔不能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完全回归原生态也不可能，因而政府政策的引导功能应发挥纲领作用。例如要将秦腔推向基层社区，回归其相对原始的存在环境，就不可能运用法律强制的方式完成，否则会适得其反。相反，如果采用鼓励的政策，在财政、人员、场所等方面予以灵活支持，通过积极引导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从娃娃抓起，可以在一些具有适当基础的小学开设选修的秦腔艺术课程，也可以将该课程引入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之中；对于特殊人才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或补贴；对于热衷于从事秦腔艺术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资助并培训。（四）加强对秦腔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发挥他们传播秦腔艺术和培养后继人才方面的的积极作用。目前，关于秦腔艺术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已经展开，但是要发挥这些人员的积极作用，单纯的认定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认定过程来传达一种信息，那就是政府鼓励每个人在秦腔保护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其次，应给予这些传承人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基本需求，易于被认同。第三，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补助，鼓励他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传播秦腔艺术、培养人才。第四，建立能上能下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否定传承人制度终身制或者政府奖励、补助终身制，节约秦腔艺术发展资金。秦腔遗产传承人是秦腔艺术传承的重要财富，但这一传承能否继续关键是下一代秦腔人才的培养。小结古老戏剧秦腔流传至今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面临诸多生存发展困境，对其保护并发展是对待民族文化的一种慎重合理的态度。将秦腔艺术上升到法律客体的角度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也是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希望通过政府支持和秦腔艺术本身一定程度的生产性保护发展，挽救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但这一传承的核心应当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应当经过上文所述的资金、政策、生态环境、意识培养等方面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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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与丝路文化》：秦腔研究的新创获 陈刚（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在中华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秦腔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民族审美文化创造极为甜美特别的硕果。作为源出陕甘等西北地区的戏曲艺术样式，秦腔植根于广袤的西部大地，展现异彩纷呈的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正好叠合于古老绵长的丝绸之路，由此在其生长、成熟和传播的过程中，广泛地吸纳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对话涉及的各种艺术元素与文明因子。同时，作为古老的梆子腔系统的重要剧种，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戏曲艺术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孵化与推动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秦腔成长壮大的基本文化土壤处于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即丝绸之路之上具有紧密联系。可以说，秦腔艺术的出现和传播，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戏曲艺术本身包容性与综合性的审美象征。这是我阅读焦海民的新著《秦腔与丝路文化》所获得的最基本的认识。《秦腔与丝路文化》系“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的一种，该丛书把戏曲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历史”与“文化”，通过对各剧种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分析，阐发各剧种鲜明的地域特色。《秦腔与丝路文化》正是深刻反映中国戏曲重要剧种秦腔与其所赖以生成的主要文化形态即丝路文化相互关系的富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进而言之，《秦腔与丝路文化》从唐代俗讲谈起，探讨了“变与皮影：小戏诸腔为先导”“神鬼之话与史传搬演”“唐宋时期关中戏剧与丝路所传文化”“丝绸之路上最早的戏曲声腔——西秦腔”“梆子与胡琴：融合与分途”等秦腔艺术生成和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该书并非仅仅探讨秦腔源起发展的戏曲史问题，而更多地是从文化交流与影响方面，发现戏曲在秦地的孕育、生长、壮大的历史状况，阐发、揭橥秦腔艺术生成的文化土壤与环境条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创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敦煌变文与秦腔。其核心是对该“变”字字义的理解。作者以为，仅以单纯的汉语字义解释难以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地道的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词汇，因此，对其含义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借助于近现代重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特别是大量唐宋时人变文卷子，对长安与敦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激发了对秦腔艺术与丝路文化关系的理解。这一点，作者搜求、梳理了一些历史事实予以佐证：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年）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就出自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敦煌保留的沙洲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年）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等等。这说明，长安到敦煌这一文化通道，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干线，也是各种外来文化进入汉地后逐步融入的路径，其之于秦腔艺术的历史文化意义自不待言。其次，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非全是佛教。当其时，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以及大量的西域音乐等艺术文化。如摩尼教与佛教在教义、实践中常常被混淆。具体到中国戏曲、到秦腔艺术，仅仅说受佛教影响显然不够，因此，冠之以丝路文化更为确切。更何况，大量进入中原的外来音乐，包括乐器，有的属于波斯文化，显然不属佛教文化。唐末五代变文受到压制，宋时渐渐式微，但在民间的口头演艺中却顽强存活下来。“‘变文’之名甚至留存于口头演艺中直至20世纪初。在老北京，有一个叫南方妓院的娱乐场。那儿的艺人据说来自中国南方。……最有趣的是她们的‘宝卷’演出，南方叫‘宣卷’，北方叫‘唱变文’。这后一名号如何保存了五个朝代直到20世纪是一个谜。”（参见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再次，贯穿中国传统戏曲史之始终的目连戏，留在北方的一支更为古老。目连戏是佛教传入中国，由“转变”直接转换为戏曲表演的重要形式，最早出现在北宋都城汴梁，连演数日不辍，其中所承袭的不仅包括佛赞的七字句，而且目连戏之所以壮大，更是因为其紧紧依附于民间佛道传统融通的民俗节日活动，目连戏的表演给戏曲带来丰富的舞台表现（如剧目与各种杂耍技艺）。目连戏大戏小戏中均有表现，北方多在皮影小戏中，因之，陕西关中皮影特别引人瞩目，迄今仍十分活跃。华阴老腔皮影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起源形成、演出体制以至新时代的转化等等，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此正如华阴当地学者探讨老腔艺术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从渭河号子演绎出的影戏神话》。受曾永义教授提出的戏曲史上悬而未决的“八问”启示（《戏曲源流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页），作者在分析诗赞体不必一定晚于曲牌体出现的过程中，关于后来戏曲音乐所发生的从曲牌向板式的递变，作者认为，它应当是遵循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主要发挥了著名学者王依群的观点，认为王氏的学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要从地方语音、民间音乐、特定乐器、演奏和演唱方法等方面解读，不可偏废。复次，变文系统之外，唐宋杂剧同样在陕西关中地区存在，其中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包括近年出土的五代时期宝鸡李茂贞墓伎乐砖雕、咸阳冯晖墓乐舞砖雕，最新出土的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等等。这些戏曲文物展示出来的是陕西戏曲和中国戏曲具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而特殊之处则集中体现于陕西民间的影戏（或曰傀儡戏）中。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著名学者孙楷第的观点：“秦腔演剧，虽不知始自何时，然其声自明以来，即与南北曲并行，似其来源悠远，上有所承，绝非晚近始出者，而观其词之句法体格，实与讲唱经文变文中之偈赞为近，疑其声本一系。”（参见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还有，关于秦腔的主要乐器，梆子和胡琴，既是文化交融的充分表现，也是秦腔后来分途的重要标志。两者好像乍一融合即告分手，而这于本质上可以作为探讨梆子与皮黄声腔的一种路径。该书提出，梆子、皮黄均属板式变化体，且同出一源。陕西境内第二大戏曲声腔剧种汉调二黄即属皮黄声腔，据考察，它是从西安地区被逐渐排挤出去的。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关中故地早有二黄腔流传，堪称根深叶茂，而后来的许多人却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焦海民的这一著作《秦腔与丝路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有价值的学术创见，是与诸多主客观条件密不可分的，比如作者本人宏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术积累，掌握了不少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运用了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等。这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焦海民对秦腔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痴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人文精神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该书所列参考文献可以见出，为了撰写这一著作，海民搜求、阅读、研究了数百部（篇）相关古籍、专著、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包括极为难得的手抄本文献资料等；从该书所附相关珍贵图片、图像资料等，可见海民查询、梳理、整合了许许多多的成果，做了不少艰辛的田野调查，不少工作仅靠个人一己之力根本难以实现，但他竟然都做到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迄今发现老腔剧本年代最早的乾隆十年（1745）手抄本《空城计》，有两段诸葛亮的唱词极为特别，不符合一般唱词格式。究竟怎么唱，一直是个谜。老腔剧本为私人收藏，不轻易示人，此本尤其珍贵。为此，焦海民多次不厌其烦地走访已故老腔艺人张全生之子张新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次，张新民与另外一位老艺人共同反复琢磨，想起来张全生当年的唱法为“溜溜工尺”（好像唱一样的念出来）。在此基础上，焦海民认为，“溜溜工尺”应当是关中地区流传的一个俗曲的名称，这也印证了这类戏曲受宋元词曲影响的痕迹。类似这类情况，书中有所反映，但相当有限。其实，在与作者焦海民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过程中，我知道，海民为了秦腔艺术文化研究，可谓全身心投入，矢志不渝。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急功近利的时代，焦海民却真正做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从而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堪称新时代秦腔艺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一著作，爱好戏曲、研究戏曲的人不容错过，爱好秦腔、研究秦腔的人不容错过，因为可以借此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爱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同样不容错过，秦腔文化的前世今生，古老戏曲艺术的历史嬗变，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异常深入生动的勾勒、发掘。同时，因为从丝路文化这一新颖的视角探讨秦腔艺术，自然地，该书也成为丝路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秦腔、戏曲自然不仅仅像该书中所呈现的就是这些，古老的秦腔、源远流长的民族戏曲艺术一路走来满是艰辛。但幸运的是，来自民间，落脚广阔的民族生活之土壤的中国戏曲；吸纳了多元文化，植根于多元文化的秦腔艺术直到今天还葆有鲜活的魅力。相信海民等当代学者富于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包括秦腔在内的戏曲艺术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基础、缘由，也必将对深化戏曲艺术研究、提升当代戏曲艺术的更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分享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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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量】118论秦腔艺术的保护与发展刘天利【学科分类】著作权法【出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摘要】秦腔艺术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申请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秦腔艺术在当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且秦腔艺术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因此,保护秦腔艺术,应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通过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和市场化经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之路。【关键词】秦腔；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生产性保护【写作年份】2010年【正文】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和京剧、昆曲等一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秦腔艺术由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演绎而来，因关中地区被称作“秦”而得名。其吟唱者以枣木为击节乐器，以梆为板，月琴、二胡应之，亦有紧慢，俗称梆子腔。秦腔艺术往往要求演绎者声脆、音广而高，俗称吼秦腔，由于秦腔演绎需要以豪放、粗犷的方式表现，正好契合了秦文化粗放、大气、豪爽、不排外、包容的精神气质，比较适宜于西北人吟唱。其演绎者一般均具有浓郁的地方口音（主要是陕西关中地区、甘肃一带的土话），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纯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作为秦文化演绎发展的核心区，陕西为秦腔艺术的产生、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秦腔最早发源于秦地，并由秦人经过千年演绎，其唱腔可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并逐步形成不同流派。包括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东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汉调秦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中路秦腔。这四路秦腔虽受长期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在语音、唱腔、配乐等方面稍有差别，但均扎根于秦地，与秦人赖以生息繁衍的秦文化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统一性，并在脸谱、身段（如趟马、担柴担等）、化妆、特技（吐火、吹火）、以及语言声韵（秦腔是十四韵，内有八声）等方面，都有基本相同的风格。可以说，吼秦腔已经成为秦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秦腔生存现状及其原因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生存环境变迁等因素而走向多元化趋势，经历几千年发展的传统艺术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秦腔就是其中之一。以西安市为例，现在从事秦腔艺术表演的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的生存状况差，职工工资水平低且主要靠政府差额拨款，差额率为50%左右，其余要自己解决；秦腔剧场的建筑和设施严重老化，不能满足演出要求；通过演出获得经济收入早已无法解决演员和其他职工的生活问题；秦腔剧团的新老更替难以完成，老演员退休了，年轻人却不愿来，或者来了留不住；更重要的是，秦腔剧团现在的编、导、演、舞、美等主创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剧团不能创作出更多适合现代人需求的新剧本或剧目，导致观众流失严重，接续困难。虽然目前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接收了相关秦腔剧团的管理权后，采取了一些新措施试图扭转，但是要根本改变秦腔发展传承的窘迫境地却非一朝一夕之事。总的来说，造成上述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物质方面的原因主要一是资金匮乏，二是人才严重缺乏，三是政府政策上支持不够或者忽视秦腔的传承与发展。就陕西省和西安市而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关注和支持层次较低且不稳定，对秦腔等艺术形式的特别保障措施目前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完全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对传统艺术发展政策的灵活性上控制较紧，没有较为突出的政策引导和鼓励措施；也表现在财政政策支持方面的杯水车薪，秦腔艺术的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其次是文化环境方面。第一，秦腔艺术赖以发展和传承的原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传统秦文化对其影响力和支持力在逐步减弱；第二，秦腔艺术的群众基础越发薄弱，受众中老年化，观众层次性弱化；第三，秦腔本身创新不足，这与生存环境变迁和人才的缺乏具有密切关系。秦腔艺术几千年来扎根于秦地秦文化环境之中，其发展和传承需要具有文化认同的主体来发挥其创造能力，但随着社会环境和主体思想观念的变化，再加上体制、人才等问题使得秦腔艺术得以产生、发展、传承的文化条件不断丧失。另外，很少考虑观众需求，没有培养市场意识，往往为了评政府的奖而排戏，也是秦腔艺术发展的重要阻碍。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传承并振兴秦腔艺术将是一个庞大艰难的系统工程。秦腔作为传统艺术形式与新型文化形式虽有诸多的不同之处，考虑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完全必要且符合实际的。文章主要侧重分析认定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通过在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和我国认可的现有法律法规及制度框架内，寻找对秦腔艺术保护发展的对策。二、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分析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现较晚，按照2008年5月14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具体评审标准如下：（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满足上述条件才是法律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此之前的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秦腔在内。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受《关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评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所规定条件限制。该规则具体规定：参选作品应该具备体现人类的创造天才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参评作品的特殊价值要从以下方面得到证实。1、或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2、或者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字方面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达。3、申报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为了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还必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规则的五项条件。因此，此申报的作品应该：4、表明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5、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6、能够很好开发技能，提高技术质量。7、对现代的传统具有唯一见证的价值。8、由于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加速的演变过程、或城市化趋势、或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影响而面临消失的危险。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具备的基本特质来看，秦腔作为我国传统民间戏曲艺术，既符合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同时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基本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具有非物质性和活态性来两个基本特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主要表现在其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结晶中，其存在和延续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完成；而不是说该文化遗产并不存在物质的载体或表达形式；秦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活态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活的流动的，不断更新变化的文化，从活态角度去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是已经消失或者已被部分物质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秦腔具有非物质性，其与现代以剧本形式表达的秦腔剧目存在源与流的关系。秦腔剧本是古老秦腔艺术的现实物质表达，它是秦腔艺术精神化的物质载体。探索对秦腔剧本实施版权保护，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秦腔的原生权利（即文化权利）的保护与传承；同样也不应认为秦腔艺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化，就导致秦腔的存在形态、传承方式等完全物质化、静止化，或者丧失了其精神价值，毕竟作为艺术的秦腔与作为作品的秦腔剧本不完全等同。作为文化遗产，秦腔艺术更多是劳动人民对内心精神的陶冶和历练，是智慧或思考等创造行为的结晶，是无形的。它能够流传并有广泛的社会认同，除了以物质化的剧本形式予以保留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秦腔艺术的精神价值深深地扎根于它所存在的社区或民间文化环境，并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在一定层面上达到了共鸣，满足了一定范围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被传唱并以口头等各种形式广泛流传。因而，真正能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只能是作为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而不是经过加工的物化的作品。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对该艺术本体和存在的周边社区环境等配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相反，物化的作品来源于原生态的艺术，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发展。其次，秦腔的活态性表现在它是一种“活”的文化遗产，它在赖以生存的环境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它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现场进行的“活”的演绎，不是一种静态的“死”固态化物质。秦腔艺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中国西北，深深扎根于秦人秦地文化之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艺术形式带动和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政治文明及丰富的地域文化；其传承至今是对古老文明的独特的见证和再现，并具有唯一性；对于西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具有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有逐渐衰亡的趋势；因而应当将秦腔艺术申请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作品加以保护和发展。秦腔的物化成果比如剧本、道具、舞台、服饰、道具、乐器和图像等外在形式是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静止性，但这并不妨碍秦腔艺术本身作为活态精神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传承。三、关于秦腔保护发展的一些建议基于上文的介绍和分析可知：在事实层面上，秦腔的现实状态的确不容乐观，其发展传承存在诸多困难因素，彼此交织；在法律层面上，目前人们往往不能把秦腔与法律保护相统一，但并不否认二者存在客观的密切联系，只是在认知程度上存在缺陷或不足；在经济层面上，秦腔素来被当作文化事业发展，也就是秦腔过去更多是由政府来出资支持和管理的，这与秦腔艺术产生、存在乃至发展的环境条件不相符合。因而，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化一种思路，将秦腔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尝试将其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发展，运用生产性手段进行传承和发展，通过这种新的探索在发展中保护秦腔艺术，使其具有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命力。（一）完善秦腔等戏曲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致力于对其保护是对古老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毋庸讳言，立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保护方式，这正好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要求，需要一代一代做下去。但通过国家对秦腔等戏曲艺术进行专门立法保护既不可行，也不经济，所以各地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专门进行契合实际的地方立法。就秦腔而言，地方立法应该明确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客体和内容；确立秦腔艺术传承人制度，并就评选等相关程序及如何管理作出规定；建立秦腔艺术保护基金，设立专门保护发展机构；设置奖励和惩处措施等，真正将秦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中。（二）探索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对秦腔保护发展的最优选择。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其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的导论部分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成为僵化的消极保存，而是在不违背其生存发展内在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其导入当代产业体系，使之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不是简单地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往追求商品化上发展，避免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纯粹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这种生产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还有人自身尤其是精神文化认同和创新的生产，特别是是要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回到原有的生态中，实现有机更新。通过立法对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具有被动性，应当探索对秦腔艺术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炼，通过生产性方式实现秦腔的传承和发展。对于秦腔来说，纯粹法律保护对其传承和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样只会静止的、被动的毁灭这种艺术，这与秦腔的活态性特征明显背道而驰。文章认为：1．生产性保护需要将秦腔赖以产生发展的人文及文化生态环境保持。由于秦腔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外在特定的原生生态环境，具有非独立性的特征，因而脱离该环境谈论传承是不切实际的。包括秦腔在内的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之中，或一种文化时态之中，我们虽不可能去恢复文化时态，但我们可以借助一定地区的人群生活使这一文化艺术有机地活在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就秦腔来说，我们在保护其艺术形式时，要尽可能地保护与其相关的生态元素，比如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范式，这就要求对秦腔传承具有核心价值的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当然，社会发展的脚步必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冲淡原有地域、文化乃至观念的束缚，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更新秦腔艺术的外在形式和内容，保持内在文化价值的传承。比如通过动漫方式将秦腔表演形式现代化，可以填新词，但其核心的秦文化和秦地乡土气息要保留在吟唱和演绎之中。在这一点上，浙江省文化厅初步规划重点发展嵊州甘霖镇前期越剧艺术保护区等一批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2．生产性保护要求对秦腔实施有机更新。有机更新方式就是对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应当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所谓变指的是秦腔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通过舞台演出、电影和电视等方式来实现；吟唱的内容，如填词等应当与当代的社会发展、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等密切相关方面不断变化。所谓不变指的是秦腔核心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统，以及秦腔赖以生产发展的的原生态环境不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可活在一定地域里，在一定的地域里才可显示其艺术魅力，秦腔等戏曲艺术就是如此。对秦地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资源，进行真实、动态、整体和可持续保护，保持秦腔艺术原生态环境，形成良性的民间艺术保护机制。有机更新拒绝脱离原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创作和变化，讲求艺术扎更是生活，来源于生活的基本标准；拒绝对秦腔艺术进行推倒重建式的改变，比如将其完全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使其丧失文化认同和精神价值的方式。3．生产性保护可以对秦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引入新鲜的发展动力。可以利用地域上秦地秦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为秦腔艺术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首先，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工程，通过组建基金会接收社会各界捐助，为秦腔发展提供后续资金支持。其次，可采用戏企联姻模式，通过企业投资秦腔艺术的方式，借助于一定商业化手段实施资金或待遇对秦腔艺人的激励作用，政府只要给予法规政策方面的优惠即可。再次，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秦腔艺术人才大培养行动，通过艺术培训、音乐戏曲茶座等模式，给予秦腔爱好者活动发展的空间，也可适当给予一定的补贴，增加其积极性，由此可以更广泛普及秦腔艺术，培养受众。第四，在农村鼓励成立民间自乐班，以提供资金激励的方式鼓励创作，参与民间演出，允许收取的一定的演出费用外加政府补助，提高民间艺人的主动精神。第五，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可做一些组织工作与行政扶持、赞助，推荐优秀剧目成为秦腔文化遗产的代表作，采用精品意识与非精品意识相结合方式发展秦腔。（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是保护发展秦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较之法律则更为灵活、高效，通过制定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更有针对性对秦腔艺术保护传承提供全面保障。秦腔的生产性保护道路，固然在基本原则规则方面需合乎法律根本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关系。这就需要政府机关通过具体政策限定秦腔生产性保护的基本方向，秦腔不能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完全回归原生态也不可能，因而政府政策的引导功能应发挥纲领作用。例如要将秦腔推向基层社区，回归其相对原始的存在环境，就不可能运用法律强制的方式完成，否则会适得其反。相反，如果采用鼓励的政策，在财政、人员、场所等方面予以灵活支持，通过积极引导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从娃娃抓起，可以在一些具有适当基础的小学开设选修的秦腔艺术课程，也可以将该课程引入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之中；对于特殊人才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或补贴；对于热衷于从事秦腔艺术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资助并培训。（四）加强对秦腔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发挥他们传播秦腔艺术和培养后继人才方面的的积极作用。目前，关于秦腔艺术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已经展开，但是要发挥这些人员的积极作用，单纯的认定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认定过程来传达一种信息，那就是政府鼓励每个人在秦腔保护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其次，应给予这些传承人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基本需求，易于被认同。第三，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补助，鼓励他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传播秦腔艺术、培养人才。第四，建立能上能下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否定传承人制度终身制或者政府奖励、补助终身制，节约秦腔艺术发展资金。秦腔遗产传承人是秦腔艺术传承的重要财富，但这一传承能否继续关键是下一代秦腔人才的培养。小结古老戏剧秦腔流传至今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面临诸多生存发展困境，对其保护并发展是对待民族文化的一种慎重合理的态度。将秦腔艺术上升到法律客体的角度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也是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希望通过政府支持和秦腔艺术本身一定程度的生产性保护发展，挽救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但这一传承的核心应当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应当经过上文所述的资金、政策、生态环境、意识培养等方面来完成。
在写作音乐论文过程中，正确地标注以及合理地引用参考文献不仅关系到音乐论文的质量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学术态度。下文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关于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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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的艺术特色论文【1】
摘要: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关键词:二胡艺术 传统民族文化 音质 音色 演奏技巧
一、二胡的发展历史
宋代陈阳的《乐书》,自宋神宗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编纂,于建中靖国元年完成,历时近40年,文图并茂、规模宏大、卷目浩繁。
这是目前能找到的关于二胡最早的文字记载。
唐朝已经出现胡琴一词,当时将西方、北方各民族成为胡人,胡琴为西方、北方民族传入乐器的统称。
到了宋代,又将胡琴取名为“嵇琴”。
宋代大学者沈括在《补笔谈・乐律》中记载:“熙宁中,宫宴,教坊伶人徐衍奏嵇琴,方进酒而一弦绝,衍更不易琴,只用一弦终其曲。”由此可见,在北宋时代已有很高的二胡演奏水平。
元代,二胡艺术进一步发展,二胡艺术得到进一步的传播。
元朝《元史・礼乐志》所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顾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就清楚阐述了胡琴的制作原理。
明清时期,胡琴成为拉弦乐器的通称,传遍大江南北。
直至近代,胡琴始更名为二胡。
半个多世纪以来,二胡演奏水平已进入旺盛时期。
刘天华先生就是现代派的始祖,他大胆、科学地将二胡定位为五个把位,从而扩充了二胡的音域范围,丰富了表现力,确立了新的艺术内涵。
由此,二胡从民间伴奏中脱颖出来,成为独特的独奏乐器,也为以后走进大雅之堂的音乐厅和音乐院校奠定了基础。
二、二胡艺术特色分析
1.博大精深的传统民族文化是二胡艺术的源泉
二胡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民族艺术精粹。
二胡艺术根植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汲取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渊源于我们民族审美传统。
二胡所具有的独特的静态幽淡美、自然美,包含了丰富的内涵。
二胡艺术音色柔和、抒情细腻、重神韵,重意趣,崇尚自然美,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审美传统。
琴在中国发展的历史由来已久,文献中有的说是伏羲或神农这两个原始氏族“削桐为琴,绳丝为弦”而创制的,有的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有的说“帝俊生晏龙,是始为琴”。
究竟如何,因无实证,尚无定论。
就已知资料而言,琴在周代已确实存在。
古文献中就有记载琴能“尚恬淡希声,决糜漫烦响”。[1]此外,《乐记》中对琴声的感觉描述得栩栩如生:“其哀心感进,其声噍以杀,其声心感者,其声蝉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和以柔。”二胡艺术的发展就受了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演奏方法到审美趣味无一例外,其追求的是天地浑然一体的境界。[2]
音乐的创作灵感源于生活得方方面面,神灵的崇拜,景物的诱发,心中的激情,现实的冲击,个性的挣脱,结构的探寻等等,丰富的生活阅历才能激发出动人的旋律创作。
二胡艺术的创作形象动人,不但受益于我国民族文化深厚的底蕴,而且在借鉴我国传统民间音乐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灵感。
《红楼梦》里描写黛玉最怜惜花,觉得花落以后埋在土里最干净,说明她对美有独特的见解。
她写了葬花词,以花比喻自己,在红楼梦中是最美丽的诗歌之一。
宝玉和黛玉在葬花的时候有一段对话,成为红楼梦中一场情人之间解除误会的绝唱。
书中林黛玉的《葬花吟》是林黛玉感叹身世遭遇的全部哀音的代表,也是作者曹雪芹借以塑造这一艺术形象,表现其性格特性的重要作品。
[3]二胡曲《黛玉葬花》,是取自评弹曲目“花谢花飞飞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演奏者以轻拢慢捻的手法,丝丝入扣,声声入情,再现了林黛玉“自卑、自尊、自怜”的悲情艺术形象,让人产生怜香惜玉般的无限伤感。
《满江红》是宋代民族英雄岳飞所作的词牌,宋人王善及近代的作曲家曾为之谱曲,在我国广为流传。
作者将多种素材融为一体加以变化发展,将四川扬琴音乐与昆曲巧妙揉合,为图表现民族英雄岳飞的光辉形象。
该二胡协奏曲通过对古代英雄人物的描绘,激发起对侵略者的憎恨。
祖国的大好河山历经艰险,但英雄辈出的中华民族能打败一切侵略者,历史证明了这个事实。
全曲充分表现了深情激越、慷慨悲壮的音乐主题,它具有历史题材所需的古朴色彩,又充分利用了民间的丰富养料。
2.纯净的音质、淳厚的音色是二胡艺术的生命
音质和音色是两种不同的概念。
音质是指声音的质量,如声音的纯净度、清晰度、噪音或杂音的程度等。
音色是指声音的属性,是由其谐音的多少,及谐音的相对强度所决定的。
如声音亮丽、甜美、圆润、淳厚等。
[4]在音乐世界中,各种乐器都有自己特殊的音质、音色,从而构成了繁复奇妙的音响现象。
二胡,是中国民族器乐中“腔”味最浓的乐器之一。
所谓“腔”,是指声乐演唱中的声腔。
之所以说二胡带“腔”,是因为二胡极富歌唱性的圆润音色近似人声,而中国乐器演奏的`最高旨趣则恰恰在于充分发挥乐器的人声韵味,并以接近人声为贵。
同时,二胡又长于演奏旋律以表现音乐中细腻、缠绵、哀戚、柔美闻名于世。
二胡多变的音色,是传统民族乐器的一个特点和亮点。
正是由于这一独有的特色,使二胡更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具有民族味、中国味。
从中可以体现出民族音乐文化的魅力。
欣赏者通过二胡声音的变化,体现出二胡这一乐器所特有的艺术魅力,进而能够把握乐曲中的内容、情感,使听众获得充分的审美体验。
3.多变的演奏技巧是二胡艺术的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非常之多,具有浓厚的民族韵味和独有的风格特点。
在左手的指法和右手的弓法上,它的演奏技巧丰富多彩,各显特色。
二胡的演奏技巧是比较丰富的,主要分为指法和弓法两大类,左手上有滑音、揉弦、拨弦、颤音等演奏技巧;右手则有跳弓和顿弓、拨弦、碎弓等各种技巧,其中左手的滑音和揉弦,右手弓法的在二胡演奏中显得最有特色。
滑音,就是按指在弦上有意识的滑动所得出的发音。
滑动的方法不同,产生的滑音效果也就不同。
滑音是二胡左手最有特点的技法之一。
其功能:一为表现音乐,二为调节技巧。
滑音的音乐表现功能首先体现为点缀音色,深化感情色彩。
滑奏的力度、速度、幅度、方向对发音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这四个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既相互制约又浑然一体。
[5]手指在弦上某一音位上的扇面形滚动就叫“揉弦”,揉弦会发出一种类似波浪形的声音,演奏时恰当运用揉弦能使旋律更富于歌唱性,丰富二胡的演奏技巧。
揉弦给二胡音乐艺术带来了无尽的美,例如二胡曲《江河水》中为了表现特定的性格,顿挫的节奏感,以及颤动的内心情感,采用了压揉技巧,压揉,即是二胡揉弦技巧的一种独特方法,其效果压抑、激愤,具有明显的内在潜力,更富感染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二胡是我国影响最大、流传最广、最具代表性和最具中国气质和韵味的拉弦乐器。
二胡发展至今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精益求精的改进,独特的物质基础赋予了二胡独具个性的音色,二胡鲜明的艺术特色使其无论走在哪里,都能使人感觉到它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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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艺术地域特色研究【2】
摘要：近些年来， 中国 二胡 艺术 的 研究 在 发展 ，特别是从时间角度研究其发展的脉络、演奏的技巧及艺术的风格流派较多，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相对薄弱，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关注不够。
本文试从时间的历时性研究转入空间的共时性研究，就二胡艺术的地域特色作简略探讨，以求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并就此阐述了个人的观点。
关 键 词：二胡艺术地域特色
一、地域特色概言
人，总是在一定的 自然 地理 环境中生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因此,人的体质和 社会 生活方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大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小到不同的村落、不同的办公室，其地域空间特征的差异都很明显。
人的 文化活动和其他活动，也必然与其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
这一乍看浅俗的论断，已由地域学及其他相关学科提供了可靠的 科学 依据。
所谓地域学或曰文化地 理学 的研究 方法 ，就是将文化现象的分布、扩散和变化，与发生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联系起来考虑，而对文化区域的划分、鉴别、定义和 分析 ，则是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
我国幅员辽阔，在自然地理上最大的分野是南方和北方。
南北地形地貌不同，气候物产不同，民风民俗不同，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也不同，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已习惯将中国的文化形态划分为南北两类。
这种划分虽然不可能与地理分界完全相符，但从历代学者的论述和人们普遍能感受到的社会现象看，这样的一种划分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古往今来，中国南北两地的确存在不少文化差异。
从最简单的角度说，衣，南丝北棉;食，南米北面;住，南床北炕;行，南舟北车;至于“南腔北调”，那就离 音乐 范畴更近了。
通过这些罗列，可说明地域文化的差别，不是仅凭概念就可以诠释的，它实际上浸润在具体而细微的生活之中，不仅会日日时时对我们的生活发生 影响 ，更能点点滴滴地塑造出不同的性情和趣味，而这些性情和趣味，正是文艺创作的源泉。
所以，我们从古今文艺作品中能看到或感受到某些因南北文化不同而产生的差异。
二、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
二胡艺术发展的地域特色可由以下几个视角窥知。
从出版发行的作品看，西北一带的二胡作品主要有《葡萄熟了》(周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陈刚编曲 刘天华移植 刘长福改编)、《牧羊女》(曹元德编曲)、《天山风情》(王建民曲)等。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那里热烈奔放的音乐风格;从旋律音上说，普遍都运用了增二度的音程。
如《葡萄熟了》的倒数第十小节和倒数第二小节,特别是《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此类情况就更是随处可见。
从节拍上说，也许是崎岖不平的山区小路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这一地区的音乐在节拍上多采用八五拍、八七拍、八九拍。
客观地说，像这样的非均分律动节奏，一方面音乐的动感性、舞蹈性强，另一方面增添了特殊的音乐效果。
如《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一曲中多次 应用 了上述节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特别注重两手写实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葡萄熟了》的第144小节至151小节，通过左手指的拨弦及右手以同样节奏型的拉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那里的人们在丰收的时候，打着手鼓，载歌载舞的情景。
这显然与当地人们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环境有关。
在南方的二胡作品当中，如《山村变了样》(曾加庆曲)、《江南春色》(朱昌耀、马熙林曲)、《姑苏春晓》(邓建栋曲)、《忆江南》(闵惠芬曲)等，同样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气候现象、人文习俗，赋予了这里细腻柔美的音乐特点;从旋律音上说，大都是级进的自然音程，乐曲《忆江南》的主题即是如此。
从节拍上说，似乎由于这里为江南平原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的音乐主题在节拍上常用平稳流畅的均分律动感强的四二拍或四四拍。
从演奏技巧上说，这一地区的二胡独奏曲更注重写意性技巧的发挥。
如乐曲《江南春色》，通过采用江南丝竹特有的滑音、垫指滑音及圆润饱满的音色刻画江南水乡的优美景色。
综上所述，二胡 艺术 发展 至今，笔者认为，对地域性二胡作品的优与劣、演奏技巧的高与低的评价，本没有绝对的标准，凡依据当前流行的审美眼光妄加判断，也不堪作为 科学 的评价。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南北两地的二胡作品风格及演奏 方法 的确存在着不同，则是没有疑义的。
那么，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或者说依据什么原理去 研究 二胡艺术中的地域风格或者描述地域二胡现象呢?
第一，地理条件与地域 文化艺术成就不成正比。
就 音乐 中最小的题材——民歌来说，山西河曲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穷乡僻壤，但那里民歌的艺术成就却很高。
尤其在表现爱的艰难、生活的艰辛这些 内容 的民歌，更是震撼人心。
说得远一点，荷兰很小，西班牙很偏，但那里的艺术成就很高。
二胡艺术亦是如此。
浏览近50年来在全国正式出版的约300首作品之中的较为经典的50部作品，不难发现，其中以《秦腔主题随想曲》《蓝花花叙事曲》《陕北抒怀》《调》《红军哥哥回来了》等极富地方特色的、风格浓郁的作品，形成了在 中国 二胡艺术中 影响 较大、分量较重的一大派别体系即“秦派二胡”。
对此，在朱道忠先生的《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一文中这样说道：“‘秦派二胡’在这个体系中，通过传承、探索、 实践、创新，也以极其感人的风韵别树一帜地高扬于西北风中。此‘风’从黄土地高原向东吹醉了神州大地，国人无不惊异地引颈‘西望长安’，惊觉八百里秦川。”北京是中国 政治 文化的中心，也是音乐艺术最为集中的地方，然而以京风、京韵为主题创作的二胡作品，无论是数量上或是影响力上，尚不及“长安乐派”。
因此,地理条件与地域文化成就不可概而言之。
第二，二胡的地域特色有远近而无高低。
一国之内有中心与边缘的区别，世界范围内也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区别。
但文化的发展与艺术的特色却不以地域为界划分高低。
不能说发达国家的文化是好的，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是不好的;同样道理，北京的二胡艺术有其非常明显的优势，而其他省市的二胡艺术也有其独特风味和特色，客观地说，各有所长，不分轩轾。
第三，数量标准和质量标准的差异。
艺术的价值主要在于其内在的质量而不在于外在数量。
研究二胡地域现象不仅应该重视作品的数量、演奏的技巧，更应该注重地域二胡艺术所反映的那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价值的高度与深度，或曰更应注重其凝练的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
第四，结合时间因素考虑。
空间和时间是不可分的，不同的空间往往承载着不同的 历史 文明程度。
比如17世纪，本是中国封建文化高度成熟的时期，但那时在中国边远地区的人可能仍然处于狩猎文化的阶段。
即使是在科学技术比较发达、 经济 连年出现高速增长的当前，地域之间同样存在着贫富差别。
这说明相同的年代不一定处在相同的文明体系之内。
这样，才能因地域文化差异而产生许多特殊的艺术现象。
二胡艺术亦莫能外。
在二胡艺术的研究中考虑到空间 环境的作用，实则并非新思想。
丹纳在《艺术 哲学 》中认为,艺术作品的产生不仅取决于“ 时代 精神”，也取决于“周围的风俗”，地域研究也不仅仅是研究山川河流，还要研究地区的文化及艺术。
生活在一定地域的人，必然受到这个地域内 自然 与文化氛围的影响。
他们的作品及演奏这些作品的人，甚至非本地人在欣赏这些作品时，都不可避免地存有这种地域文化的痕迹或是想象、感受这个地域的文化。
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在创作、演奏、欣赏一首细腻悠扬的江南作品时，他所捕捉、感受的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情景。
这是为什么呢?
近些年来中国二胡艺术的研究在发展，但其中的地域性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的环节，对地域和空间因素往往不甚关注。
从时间角度研究二胡艺术的发展是天经地义、合情合理的，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
“历史不仅是河流，河流不仅是一条。历史不但是时间的动态变化，更有赖以存在的空间的静态差异，亦即还有纵向曲线——历史的空间特征及其组合。”窃以为，这一看法甚是符合二胡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情况。
如果能从新的角度提出 问题 ，将注重时间的历史性研究与空间的共时性研究结合，可为二胡艺术的研究 工作增加立体而鲜活的气息。
参考 文献 ：
[1]朱道忠 《二胡人文精神之我见》中国二胡 2004年 第2辑
[2]程民生 《开拓历史的空间——历史的地域研究刍议》光明日报1999年6月25日第7版
二胡的艺术魅力论文【3】
摘 要：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本文以二胡的艺术优长、二胡的艺术成就、二胡的艺术创新为三大理论层面，对二胡的艺术魅力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与论述。
力图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发展，提供理性思辨与艺术实践的双重参照系。
关键词：二胡;艺术;魅力;优长;成就;创新
二胡是我国民族乐器中的一种重要乐器，以其独有的艺术魅力自立于世界音乐艺术之林。
研究二胡的艺术魅力，对于二胡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思考价值，又具有重要的时间参考意义。
为此，本文专门对二胡的艺术魅力作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论述，为之引起关注与讨论。
具体而言，二胡的艺术魅力，可以分解为以下三大层面进行分析与解读。
一、二胡的艺术优长
二胡作为我国民族乐器中一种拉弦乐器，有明显的自身艺术优长。
其一是历史悠久。
二胡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据文献记载，早在唐代，即有“轧琴”，即系北方少数民族奚部落得“奚琴”，这就是二胡的前身。
北宋的陈��在他所著的《乐书》中说：“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鼗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扎之，至今民间用焉。”①到了元代，改用马尾拉奏，《元史。
礼乐志》载：“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②明代，二胡已用马尾弓夹于两弦之间拉奏，并有了“千斤”。
清代，二胡出现了各种型制。
“五四”运动以后，经阿炳(华彦钧)、刘天华两位大师的改革，把二胡艺术推向一个新的艺术高峰，使其走向世界。
其二是功能多样。
二胡不仅是一件理想的独奏乐器，也是重奏、协奏、合奏的理想乐器。
不仅可以演奏民族乐曲，还是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间歌舞以及弦索乐、丝竹乐、鼓吹乐、吹打乐等不可或缺的伴奏乐器，有的甚至成为主奏乐器。
梅兰芳先生就率先把二胡引入京剧伴奏之中。
其三是音色优美。
二胡音色亲和优美，极富艺术表现力，出现出民族音乐含蓄、婉曲、蕴藉等美学特征。
其四是技巧丰富。
二胡的演奏技巧分为指法技巧与弓法技巧两大部分。
指法技巧又包括揉弦、滑揉、压揉、滑音、颤音等;功法技巧也包括长弓、分弓、连弓、快弓、换弓、换弦、组合弓等技巧，显示出丰富的特点。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优长是全方位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基础与保证。
二、二胡的艺术成就
二胡的艺术成就十分显著。
其一是曲目众多，质量上乘，期中有许多艺术精品与世界音乐珍品。
例如人们耳熟能详的《江河水》、《二泉映月》、《听松》、《病中吟》、《光明行》、《赛马》、《良宵》、《山村变了样》、《赶集》、《行街》、《空山鸟语》、《湘江乐》、《江南春色》等等。
尤其是《二泉映月》，1993年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并被誉为“国际乐坛十大名曲”之一，已经蜚声中外。
在国内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转变。
“作品艺术成就中旋律创作的成功，是不容忽视的，旋律深刻抒情性的美感，这时于后来人对作品的理解和演奏应该有启迪。”③日本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在听到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的录音后，禁不住热泪盈眶，激动而虔诚地说：“这样的音乐应当跪着听!”另一首二胡名曲《病中吟》，是刘天华先生创作的10首二胡曲中的第一首，也是他的代表作，1993年也被评为“二十世纪华人艺术精品”。
这首名曲一起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充分表现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深受国人与海外华人的喜爱。
其二是名家辈出、成果辉煌。
杰出的二胡作曲家有阿炳、刘天华、刘文金、赵砚臣等。
杰出的二胡演奏家有阿炳、刘天华、闵慧芬、张韶、张继让、张慧元、张令杰等。
其三是影响广泛，意义深远。
二胡艺术影响到民族器乐、民族声乐、民族戏曲、民族曲艺、民族舞蹈等各个艺术领域，对于打造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功不可没。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成就是高水准的，这是它艺术魅力的核心与标志。
三、二胡的艺术创新
世界上所有国家、所有民族的所有艺术，都以创新为生命与灵魂，同样，二胡的艺术创新也是二胡艺术的生命与灵魂。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充分证明，二胡的艺术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其一是作品的创新。
如刘文金创作的《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曲》，吴厚元创作的《红梅随想曲》等，都是成功的创新之作。
其二是演奏的创新。
如女子十二乐坊中的二胡演奏员的站立边舞边演奏;赵本山与郎朗的二胡与钢琴混搭二重奏《赛马》;北京“国乐天骄女子乐用与法国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混搭演奏等等，都令人耳目一新。
由此可见，二胡的艺术创新是深层次的，这是二胡艺术魅力的支撑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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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张慧元.全活二胡(业余)考级作品集诠释[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1996：243.
秦腔艺术秦腔又称乱弹，源于西秦腔，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明末无名氏《钵中莲》传奇中使用了〔西秦腔二犯〕的曲牌，故知其源于甘肃。甘肃古称西秦，故名之。清康熙时，陕西泾阳人张鼎望写《秦腔论》，可知秦腔此时已发展为成熟期。待到乾隆年间，魏长生进京演出秦腔，轰动京师。对各地梆子声腔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秦腔唱腔为板式变化体，分欢音、苦音两种，前者长于表现欢快、喜悦情绪；后者善于抒发悲愤、凄凉情感。依剧中情节和人物需要选择使用。板式有慢板、二六、代板、起板、尖板、滚板及花腔，拖腔尤富特色。主奏乐器为板胡，发音尖细清脆。 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脚色行当分为四生、六旦、二净、一丑，计13门，又称“十三头网子”，表演唱做并佳。辛亥革命后，西安成立了易俗社，专演秦腔，锐意改革，吸收京剧等剧种的营养，唱腔从高亢激昂而趋于柔和清丽，既保存原有风格，又融入新的格调。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衍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大荔、蒲城一带的称东路秦腔（即同州绑子，也叫老秦腔、东路梆子）；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又叫西府秦腔、西路梆子）；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汉中、沔县一带有汉调恍恍（实为南路秦腔，又叫汉调秦腔、桄桄戏）；流行于西安一带的称中路秦腔（就是西安乱弹）。其中的西路入川后成为梆子；东路在山西为晋剧，在河南为豫剧，在河北成为梆子，所以说秦腔可以算是京剧、豫剧、晋剧、河北梆子这些剧目的鼻祖。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近五十年来，东、西、南三路秦腔的发展趋于停滞，有被中路秦腔取而代之的趋势。 秦腔所演的剧目，据现在统计约三千个，多是取才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说部中的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它的传统剧目丰富，已抄存的共2748本。 秦腔的优秀演员，除清代的名冠南北的大艺术家魏长生外，还有被誉为花部四美的王湘云、陈媄碧（良官）和渭南派的申祥麟，同州派的栾小惠，周至派的桃琐儿，长安派的岳色子等。光绪中后期有润润子、玉喜儿、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李云亭（麻子红）、刘立杰（木匠红）、王文鹏等。辛亥革命以来，有名丑马平民，名小生苏哲民、苏育民，名旦刘箴俗（有与欧阳予倩“并驾齐驱”之誉）、王天民（人称“西北梅兰芳”）、李正敏（人称“秦腔正宗”）、何振中、宋尚花等。名净田德年和名须生何家颜、耿善民、张锁中、刘毓中、刘易平等。特别是秦腔表演艺术家陈雨农、王文鹏、党甘亭、李正敏、王天民、刘毓中，郭明霞以及原“三意社”的编修李逸笙、苏哲民等人，在唱腔、表演、化妆造型等方面都有创新。秦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云："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乱弹"一词在我国戏曲声腔中的含义很多，过去曾把昆曲、高腔之外的剧种都叫"乱弹"，也有曾把京剧称为"乱弹"，也有的剧种以乱弹命名，如温州乱弹、河北乱弹，便更多的仍用在以秦腔为先、为主的梆子腔系统的总称上。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明代万历间（公元1573-1620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有一段注明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 由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忠奸斗争、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由于秦腔音乐反映了陕甘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且较早地（也可能是最的）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加上秦腔艺人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因而秦腔所到之处，都给各剧以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成了梆子腔的鼻祖。清康、雍、乾三代秦腔流入北京，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另：喜欢秦腔的十大理由一、做个好人 好人之所以为好人，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好人是生活的一种证明，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坏，有你值得留恋的东西，有你的希望和理想，值得你去为之付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在于它真、善、美的本质。真、善、美与你同在，你就不会感到孤单，你站得越高，才会看得更远，所以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唯有好人，才会有充实的人生。秦腔就是一位年近古稀的好人，它引导我们向善、向真、向美，它使我们成为好人，感情丰富的人，让我们远离孤寂和虚无，好人一生平安！ 二、做一个高尚的人 高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同归于心灵的高尚。没有艺术滋润的心灵，如同昔日黄花，转瞬枯萎！秦腔如同甘泉，细水常流使我们感觉清爽；没有心灵的清爽，就没有人生的高尚！ 三、做一个有品味的人 人活着可以没有追求，但要有点精神。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用美的眼光看待东施，东施效颦也是一种美的境界！喜欢秦腔是一种品味，它能提升我们的生活，使你变得有情调。秦腔象一杯茶，很浓，那是一种品味；闭着眼睛听秦腔，悠哉，爽，那是一种情调！ 四、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没有水的海绵是浮躁的，水分饱满的海绵是沉稳的；秦腔就象一潭汩汩甘泉，使我们的人生饱满起来，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也许你的知识很渊博，但是你可能很庸俗；也许你的知识很贫乏，但也许你很有教养；外在的东西都是过眼烟云，如同知识与财富，感动人心的才是本质！雨水和泪水的区别就在于内涵，秦腔能感动人的心灵，让真、善、美真诚流露；真、善、美在你内心激活了，你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五、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生活如同大海，有的时候需要宁静，那是一种美；有的时候需要澎湃，那是一种激情。唯有宁静与激情，才能交织出生活的真情，让你畅游其中，去感受那种难言的微妙！生活也许是平静的，秦腔就象一把桨，让你轻轻地划动，去激荡生活，让你的精神世界更丰富，随手拈来都是爱，顺手牵羊都是情，你不热爱生活，行吗？ 六、做一个恋家的人 家是生活的港湾，没有家的人就没有灵魂，如同一根羽毛，有点飘；风筝想飞向蔚蓝的天空，但有一根线牵挂着它；风筝不想在天空中迷失，所以它也眷恋着线，是线使风筝的天空更加美丽！秦腔是一根线，牵挂着你所有的爱，爱的父母、妻子、孩子。欣赏秦腔，使你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家的情韵！ 七、做一个乐观的人 乐观是一种风度，一种潇洒，一种豁达。敞开你的胸怀如同大海，百川归海才显出你的大度。郁闷的时候，喊一声“斩单同”；无聊的时候，来一段“五台会兄”；来情韵的时候，哼一段“花亭相会”，乐观的本质就是生活！人生如风轮，随缘而转，送往迎来，世事难料，唯有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才能从容人生！ 八、做一个聪明人 秦腔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教你区分真假美丑；秦腔就象一个老人，用故事启发你的智慧，让你去体验激情人生和世态炎凉！秦腔是另一种人生，让你体验“三娘教子”的苦心，“周仁献嫂”的苦衷，“滴血认亲”的无奈，“下河东”的苍凉，“窦娥冤”的悲愤，“千古一帝”的刚强，“生死牌”的抉择，“苏武牧羊”的凄凉，“断桥”的惆怅！这么丰富的人生，你能不聪明吗？ 九、做一个纯粹的人 纯粹的人是为精神而活着的人。物质世界发展的极端就是人的异化，“大哥大”曾是物质世界的时尚，“腰里挂个BP机，不是老板就是鸡”曾是物质世界的风流，一掷千金并不能掩盖心灵的孤单，物欲追求极端往往由空虚划向虚无！你想做个为精神而活着的人吗？喜欢秦腔吧！你是个有钱热人吗？喜欢秦腔吧，它会使你更加富有！ 十、做个纯粹的西北人 西北人的豪放、沧桑，就是秦腔的精神之魂！ 补充：纵观中国戏曲自上古先秦萌生孕育，宋元两代基本完善成熟至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戏曲所包涵的形式内容各不相同。例如，宋元时期主要流传杂剧、南戏；明代重点为传奇；而清代则为各地方剧种蓬勃兴盛，国粹京剧脱颖而出。 陕西秦腔戏曲，自明代中后期形成并见诸记载，经四百余年历程。与中国戏曲发展规律基本相同，各个历史时期秦腔名称标识代表不同声腔剧种。例如，清代乾隆年及其之前，陕西流行的是以明清“戏棚官话”中州韵与陕西方音（陕白）并用的秦腔；清后期至今流传盛行以地道关中话为标准发声，且属另一类声腔的秦腔。因此，陕西秦腔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范畴，是一个大概念。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认识观，仅从今称秦腔的单一剧种为基本立点来观照大秦腔的全部历史、研究陕西秦腔对外流传发展，特别是对于北京及东南、西南各省戏曲的传播与影响，以及运用比较学方法论分析它的艺术特征和与其他省份地方剧种之间的关系等等，其结果不仅对于中国戏曲整体研究未予补充完善，把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及其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无可体现，反而会在厘清各种关系方面可能会有意无意制造混乱，进而把应受世人仰慕、本属陕西文化辉煌的历史与成果主动放弃，甚至丢失殆尽。作为一个陕西人，怎不为此深感惋惜与痛心呢。 从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和直到目下流传的现状看，陕西秦腔流播范围占据了中华大地半壁河山。现在仍盛行西北地区的今之秦腔，从它演唱的四声要求，无论新疆、青海、宁夏或甘肃，都必须用纯正陕西方音，且要以关中地区的泾阳、三原和高陵（所谓“泾三高”）语音为标准。仅此足以证实：现今西北各地的秦腔戏曲皆由陕西传入当无可置疑。 闻有论者论道：因历史记载中秦腔曾有过“西秦腔”称谓，而甘肃天水一带曾古称“西秦”，因此，无论早期的西秦腔或现在的秦腔，其产地都应该是甘肃而不是陕西。笔者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概念混淆的提法。所谓西秦腔，就是指陕西的秦腔。因为明清人的积习中有两点非常明显：一是“西”为陕西的简称代称，如西省、西商、西调、西曲、西音、西班等都指的陕西；二是对一个物体或一种称谓，习惯依其居地或产地在前面增一字方位简称，如慈禧太后居西院，称西太后；中草药名三七，产两广，称广三七。据查，“西秦腔”称谓在陕西当地从非如此，大都出自京城和东南各省。在这些地方所处方位以西（有些直谓陕西）传来的秦腔，亦称西秦腔。这里的西，是方位，是陕西的简称，秦腔是陕西的戏曲品种，故称西秦腔。可谓方位明确，概念清楚。如同西太后，西是一个概念，太后是一个概念；广三七，广是一个概念，三七是一个概念。试想，如果我们把“西太”和“广三”割裂拼合，定位为一个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去研究考证，其结果自然是不可想象。因今日并非探讨这一主题，这里恕不赘论。 笔者在研究撰写《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和《再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文章20余年过程中，考察了解陕西秦腔自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己大量流传外省，除西北的甘肃外，多在京师及东南各省和西南各地。这些地方流传的许多剧种，至今还声称它们的形成产生，主要是受到陕西秦腔的影响。本人的“两论”文章因篇幅所限，基本集中对以清代乾隆年间秦腔传入京师，流传江南，扬州的安徽盐商出资组织徽班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徽班演唱的主调就是秦腔，徽班进京产生京剧，秦腔实为京剧声腔直接母体的研究考证为重点，秦腔在其他地域流变情况则涉及不多。近见焦海民先生《秦腔梆子响高低》一文，得知辗转流传台湾二百年以上的传统“北管古路戏”的形成，其根源也与陕西秦腔密切相关。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主任黄伟博士的论文《粤剧的源头在陕西》在全国亦有影响，他通过大量考证，证实广东粤剧（还包括广东汉剧、陆海丰西秦戏）皆根系陕西，来自陕西。此前还有如江西宜黄戏“受西秦腔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浙江绍剧主调“来源于西秦腔”、广东西秦戏“祖地在陕西”、云南滇剧声腔“由陕西传入”等等。这些地方剧种寻根溯源，找到陕西，由于我们没有大秦腔概念，未掌握它们与陕西哪种秦腔具有渊源关系，因而无法对接，无以回应，至今仍作为历史存疑。真乃天大憾事。 人多谓秦腔乃“百戏之母”，我以为事实亦应如此。但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陕西人并不能够说清楚秦腔这个“母”，她贵在何处？其子孙存于何方？其间是怎样的一种血肉联系？又是如何的孕育产生？来龙去脉，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花大功夫一一查清，向世人做出全面、准确和实事求是地交待。 就笔者目前占有的资料情况和多年考察认识的程度，已深深感到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远比现在的位置重要很多，尤其陕西秦腔流传南北各地，对国粹京剧和大量地方剧种的形成发挥重大作用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并不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级“人类口传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代表作”和也被人们称作“百戏之母”的中国昆曲之下。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做好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用充分的证据证实它的客观存在。因此，真正全面深入地开展秦腔研究，应当成为陕西作为西部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个品牌项目和陕西文化艺术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加强陕西大概念秦腔戏曲研究并非与人争当祖先，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民主，实事求是，全面深入调查考证，认真严肃分析研究，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最终目标。 开展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史的地位与贡献专项研究，其意义在于： 一、得以重新确立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体现陕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风采。对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形成奠基性成果和品牌型成果。 二、作为建国后陕西戏曲史论领域最为重大的一次学术研究活动，为中国戏曲史研究解决一个人们长期困惑的历史存疑，进而改写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 三、可带动古代文化和商贸发展流向研究等陕西其他社科课题项目深入开展。 四、本课题研究过程，可为陕西造就一批在全国有知名度的戏曲理论专家。 为此，建议在有艺术研究优良传统和具备相当条件的省艺术科研院所、协（学）会或选定相关地市及高等院校，确立作为省级艺术科研课题项目，调集有关专家，争取文化部、省本级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经费等支持，抓紧时机，尽快付诸实施。我相信，获取突破性成果，为历史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指日可待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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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秦腔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本文试图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分析，并提出一些浅见。关键词：秦腔源流 远源说 近源说 存疑待考说 误区秦腔源流问题一直是秦腔理论界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建国以来，一些戏剧理论家、秦腔从业者或理论工作者纷纷著述阐发秦腔源流问题，对秦腔的渊源、形成时间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虽然到目前为止，对秦腔的渊源和形成过程还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诸前贤为我们探寻秦腔历史打开了研究之窗，也积累了丰富的史料。本文将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文和形成的观点作以梳理，同时对当下秦腔史研究提出一些浅见。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研究概况 作为地方剧种的秦腔，一直面临一个中国戏曲特别是地方戏曲共同面临的问题：“剧业”盛而“剧学”微，直到本世纪中后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秦腔记闻》（王绍猷著，易俗社刊本，1949年）、《乐学通论》（范紫东著，西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出版，1954年）、《秦腔史稿》（焦文彬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秦腔理论研究专著刊行。同秦腔演艺事业比较起来，这些理论专著出现可谓晚矣，不要说比早期秦腔班社演艺历史晚，就是比西安易俗社成立也要晚近四十年。建国后，随着秦腔理论研究专著的刊行和研究论文的发表，秦腔源流问题逐渐引方家关注。 1961年11月陕西剧协专门编印了《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的内部学习参考资料，目的在于开展对秦腔源流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后来由于时势变化，这一探究没能继续下去，这一研究再次被人们提起已经是70年代末期的事了。 1982年4月13日，陕西省剧目工作室（同年9月1日，经陕西省委宣传部批准，陕西省剧目工作室改名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召开了“陕西省地方剧种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省、市以及各地区共二十多个单位四十多名专家、学者和戏剧研究工作者。会议集中研究讨论了秦腔的源流问题。1983年12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组织召开了省市戏曲学术界秦腔史学研究专题规划会，省地方志编写办、省戏校、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三十余人参加了大会。这次大会提出“我省过去的秦腔史研究，科学标准是不够的，今后应在这方面下功夫，不断提高”，[1]应该说，这一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但是在后来的研究操作中，这一设想似乎还是没能很好贯彻执行。1984年3月陕西省艺术研究所在西安组织了陕西省秦腔学术讨论会，与会者40多人，会议第二阶段专题讨论了秦腔历史问题。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以后，陕西艺术研究界对秦腔历史的研究颇为重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专家学者对秦腔的源流问题进行了热烈地探讨，虽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在资料积累、研究方法探索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进入90年代以来，对秦腔源流和秦腔史的研究没有象八十年代初那样大规模的讨论和研究，但仍有零星论文发表，如《秦腔剧目源流初探》（王志直 ，《当代戏剧》2002年第2期）、《试谈秦腔的源流及其发展》（孙豹隐 ，《 戏曲艺术 》 1999年第1期）。这些论文基本观点和《秦腔史稿》对秦腔源流的看法基本相同，没有很大的突破。 探寻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头和形成过程，本应先对作为地方戏的“秦腔”来个正名，考虑到先贤都是在一个大“秦腔”、泛“秦腔”的称谓下对秦腔史进行探寻的，因此，在梳理前贤论点时依旧用原“秦腔”概念，即就是“泛秦腔”概念。综观近50年来秦腔源流研究的论著以及戏曲研究工具书，对秦腔源流的表述有以下几种观点。为了行文方面，从时间上划分为远源说、近源说和存疑待考说三方面缕述。 一，远源说。关于秦腔的源流说，最早可以推及到秦汉以至春秋战国时期。如有戏剧史研究学者经过研究和考证得出：“秦腔俗称梆子，盖因其以木梆为乐器而得名者也。其来源及古，有谓系肇始于战国”；[2持此论点的还有陕西秦腔界的一些名家，如易俗社编剧范紫东先生曾言“秦腔原绍二南遗音，近挹两汉文化本为温柔敦厚之风，又寓激昂慷慨之气”[3]。秦腔理论研究者，易俗社编剧王绍猷先生在《秦腔记闻》中也提到“考诸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盛行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4]从声腔论，有论者则认为唐代“梨园法曲，经数十年之陶冶，其中不无派别，大别之为两派。第一派以李龟年为首……龟年工唱《秦王曲》，因之龟年一派之腔调，统称秦王腔，此腔调盛行，人又简称秦腔云”，[5]认为秦腔始于唐代，这个推论颇有些臆测的成分，但在其他研究者引用的材料中却经常出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有学者坚持远源说，认为从远古考察能更全面了解秦腔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有论者讲“现在流行于陕西、甘肃等西北地区的秦腔唱腔，我个人认为是源于上述古代西音、秦音和秦声的。历时数千年，中间当然会有许多发展、变化，乃至是很大的变动。但我又坚信，万变不其宗，西音、秦音和秦声的个性是不至于变丢了的。……西音、秦音和秦声，起码从唐代迄今变化不会很剧烈的。”[6] 二，近源说。在本文中，近源流说是指从认为秦腔形成于明朝时期的说法。如《辞海》秦腔条目：“一般认为明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山西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受到昆腔、弋阳腔、青阳腔的剧种的影响。音调激越高亢，以梆子按节拍，节奏鲜明，唱句基本为七字句，音乐为板腔体。明末清初流传南北各地，对许多剧种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戏曲曲艺词典》秦腔条目下有：“（秦腔是）戏曲剧种，流行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源于陕甘一带的民间曲调和宋金元的铙鼓杂剧，形成于明代中叶，曾受昆腔、弋腔、青阳腔的影响……秦腔在陕西分四路，有同州梆子（东路秦腔）、西安乱弹（中路秦腔）、西府秦腔、汉调桄桄（南路秦腔，也叫汉调秦腔）”。此外还有人认为：“总括说，从唐到宋金时期的民间音乐、俗乐以及经调中，普遍存在着秦腔音乐的迹象，但还看不出秦腔戏曲声腔的形成（指六大板式形成后的秦腔）……秦腔形成于明中页成化、弘治、正德年间是比较客观的”[7]支持此观点的还有杨志烈和杨忠的论文《关于秦腔的明代形成说――兼论剧种形成的立论原则》，张来斌的论文《从审美特性看秦腔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把戏曲作为综合艺术形式的发展，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几方面考证了秦腔剧种的形成，认为“由此观之，秦腔作为一种高度发展的综合艺术，只能形成于明中页以后”[8] 三，存疑待考说。在陕西官方出版的一些史志类丛书中，编著者一般都持比较谨慎态度，谈及秦腔源流都是诸说并存，让读者自己思考判断，比较典型的有 “秦腔起源和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不一。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9]，同样的话还有“秦腔作为一个大型地方戏曲剧种……究竟形成于何时，历来说法纷纭。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10]第一部秦腔史论著《秦腔史稿》对秦腔来源也只能做如下描述“总括这个时期以来的两个多世纪中，关于秦腔源流的研究，有以下几种说法”。[11] 建国以来秦腔源流的研究不断有新作出现，但始终未能就源流问题达成共识。而且，我们认真分析这些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在许多论著中，引用的文献资料种类没有太多的改变，观诸各个时期秦腔理论研究的专著和论文，书中收集整理的资料有正史，地方文献、诗歌和小说、戏曲作品、档案、笔记等，除戏曲作品和档案外，其他文献资料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分散性、不完整性和不统一性。秦腔源流研究的两个误区及其存在的问题 因为史料来源庞杂，学者各执己说，造成秦腔渊源问题上认识的混乱。期中最明显的的误区有二。一，把属于独立剧种的其他陕西地方戏纳入秦腔范畴 在《秦腔史稿》一书中，编著者用了相当篇幅探讨李芳桂的生平和创作，而根据李芳桂留下《金碗钗》、《香莲佩》、《春秋配》、《十王庙》、《玉燕钗》、《白玉真》、《紫霞宫》、《万福莲》、《蝴蝶媒》、《火焰驹》、《清素庵》等十大本剧本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些剧本是成熟的碗碗腔剧本，而且事实上，这些剧本也是因碗碗腔皮影戏几百年来流传于陕西华阴、华县一带。《李十三评传》（李十三史料研究组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对此有明确表述“李芳桂是清朝乾隆、嘉庆年间的戏剧家，为碗碗腔皮影戏著有传奇剧《春秋配》……还有《玄玄锄谷》和《四岔捎书》两个折子戏”。同时，我们分析碗碗腔唱词，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特点，在以七字句和十字句为主这一点上和秦腔唱词一致，但碗碗腔特有的五字句和“三不齐”(长短句)秦腔则几乎没有。至于“单句送”，即七字句上、下句的唱段，结束时只唱一个上句，曲调慢声而下，在现在的秦腔里更是不存在。碗碗腔是独立的陕西地方剧种，这是现代戏剧研究界公认的，从大型工具书《辞海》到戏曲词典《中国戏曲曲艺辞典》、《秦腔辞典》都将碗碗腔作为独立剧种列出，然而一些学者研究秦腔源流却往往无视这一点。二，把考察秦腔源流的视角主要集中在陕西境内 不管是持远源说还是近源说者，谈及秦腔源流时主要集中谈陕西境内地方戏曲发展的情况，这样直接的后果是以陕西地方戏曲的历史演绎秦腔历史。同时，由于研究者多主重从时间概念上纵向思考问题，对于剧种的融合关注不够，特别是而对甘肃、山西地方戏对作为剧种的“秦腔”之影响缺乏足够的重视，反而是外省一些学者多有研究和论述。如常静之的《论梆子腔》，武俊达的《戏曲音乐论稿》从不同侧面谈到秦腔与“山陕梆子”等其它剧种的关系。从这些论著来看，探究秦腔源流不但要关注时间概念，也要关注地域概念，应该跨过现在的行政区域划分来探讨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源流。 上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文化生活的转变，秦腔理论研究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迟滞，对于秦腔源流问题的讨论也逐渐由显而隐，甚至专业的学者和普通群众逐渐习惯了秦腔源流的芜杂和纷争，习惯了对秦腔史的存疑待考说，可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当前和今后，还将有人继续探究秦腔的源流问题。如果不对作为地方戏剧种的“秦腔”概念科学界定，而一味纠缠在“泛秦腔”上对“秦声”、“秦音”、“西秦腔二犯”等个别字词的研究和考证上，可能的结果是对于廓清秦腔史非但无益，反而造成更多的误读。 由于对秦腔源流的研究有认识上的误区，各种泛“秦腔”的认识存在，因此，在现实中就明显暴露出一些问题，再次提醒我们有必要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的概念。 近几年的文化活动中，因秦腔概念的宽泛和不确定引出的一些事件足以促使我们下决心界定“秦腔”的概念。由于作为剧种的“秦腔”概念模糊，陕西省文化部门的领导甚至试图把非板腔体的陕西地方剧种“眉户”也纳入秦腔的范畴：“在理论上对秦腔的概念界定还不十分准确，对秦腔振兴的标准缺少一个科学的、一致的认识，也未能找好找准振兴秦腔的最佳切入点与突破口。譬如，眉户算不算“秦腔”的最重要内容之一，在当前青年观众日益喜欢眉户这种唱腔的氛围中，振兴秦腔的一个突破口要不要选在眉户戏上”，[12]这个提法唐突地令人深思，因为青年人喜欢眉户，振兴秦腔就要把眉户纳入，那么如果青年人更喜欢陕北名歌，是不是也可以纳入秦腔范畴。此外，2006年5月17日晚，“CCTV青年歌手大奖赛”上，在综合素质考试环节中，播出了电影《秋菊打官司》中的一个片断，而题目就是该影片的背景音乐是什么。这部电影的音乐是由著名作曲家赵季平作曲，配唱的是陕西省著名碗碗腔表演艺人李世杰。主持人问歌手，这是什么戏曲，在我国的哪个省流行。选手答曰秦腔，流行地区是陕西。在歌手答完后，评委徐沛东进行点评，他非常激动地“恭喜“选手答对了。随后许多观众纷纷打进电话，质疑评委把碗碗腔误认为秦腔。在监视组的干预下，一个小时后，电视台打出字幕更正。发生这个事件后，一时间网络上顿现讨“徐”之风，可是，如果徐沛东评委把《秦腔史稿》翻出来，不知道秦腔理论研究者如何面对，毕竟在一部《秦腔史稿》中谈及的“秦腔”是包含了碗碗腔等许多陕西地方戏曲剧种。[13]“秦腔”概念重新界定的一些浅见 今天要研究秦腔发展史，首先要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不等同于陕西地方戏曲，即秦腔不是老腔，秦腔也不是碗碗腔等戏曲剧种。研究者不应把“秦腔源流”作为“陕西地方戏剧源流”来研究。既然秦腔不能代替其他陕西地方戏曲剧种，既然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囊括不了其他剧种，我们就有必要给“秦腔”正名，在有利于开展研究的前提下重新界定“秦腔”。 要重新界定“秦腔”，首先明确作为剧种的“秦腔”和眉户、同州梆子、老腔、弦板腔、阿宫腔、线腔、碗碗腔、汉调二簧等陕西地方戏曲是同一层次的概念。如果承认作为独立剧种的“秦腔”和其它陕西地方剧种是同位概念，那么一部秦腔史可以从近一、二百年起。建国初期，程砚秋先生奉当时政务院指示，两度赴西安考察戏剧，在考察研究相关文字实物和采访西安知情的老辈戏曲艺人的基础上，提出了在陕西历史上，前后存在两个秦腔剧种：“1780年前的秦腔，和1807年后的秦腔，虽然都是叫秦腔，但是并非一种秦腔，也就是说，有两种戏剧，前后都曾盛行于西北，于是都被称作秦腔，可是两者之间，并不能因为名同便认为实也相同。”[14]根据这一论断，有论者得出结论“后秦腔即现今流行西北地区的梆子秦腔；而前秦腔则被当地称作汉调二黄、土二黄”。[15] 倘循着程先生的思路走下去，我们当今研究秦腔理论是否可从清朝末民初的19世纪初开始呢。这个时候见之于记载的秦腔班社多起来，坊间刻印的秦腔剧本也多有流布。如果能借用这些资料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我们或许能在廓清秦腔史的同时进而追溯陕西地方戏曲各剧种融合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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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量】118论秦腔艺术的保护与发展刘天利【学科分类】著作权法【出处】西安财经学院学报【摘要】秦腔艺术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其申请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基本条件已经具备。但秦腔艺术在当代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危机,且秦腔艺术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因此,保护秦腔艺术,应在完善相关立法的同时,通过政府资助和政策支持,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和市场化经营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之路。【关键词】秦腔；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生产性保护【写作年份】2010年【正文】秦腔是我国最古老的地方剧种之一，和京剧、昆曲等一样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要文化遗产。秦腔艺术由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演绎而来，因关中地区被称作“秦”而得名。其吟唱者以枣木为击节乐器，以梆为板，月琴、二胡应之，亦有紧慢，俗称梆子腔。秦腔艺术往往要求演绎者声脆、音广而高，俗称吼秦腔，由于秦腔演绎需要以豪放、粗犷的方式表现，正好契合了秦文化粗放、大气、豪爽、不排外、包容的精神气质，比较适宜于西北人吟唱。其演绎者一般均具有浓郁的地方口音（主要是陕西关中地区、甘肃一带的土话），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纯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作为秦文化演绎发展的核心区，陕西为秦腔艺术的产生、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秦腔最早发源于秦地，并由秦人经过千年演绎，其唱腔可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并逐步形成不同流派。包括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的东路秦腔；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西府秦腔；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汉调秦腔；流行于西安一带的中路秦腔。这四路秦腔虽受长期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的影响，在语音、唱腔、配乐等方面稍有差别，但均扎根于秦地，与秦人赖以生息繁衍的秦文化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统一性，并在脸谱、身段（如趟马、担柴担等）、化妆、特技（吐火、吹火）、以及语言声韵（秦腔是十四韵，内有八声）等方面，都有基本相同的风格。可以说，吼秦腔已经成为秦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秦腔生存现状及其原因随着人们价值观念、生存环境变迁等因素而走向多元化趋势，经历几千年发展的传统艺术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其自身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秦腔就是其中之一。以西安市为例，现在从事秦腔艺术表演的人员及其它相关人员的生存状况差，职工工资水平低且主要靠政府差额拨款，差额率为50%左右，其余要自己解决；秦腔剧场的建筑和设施严重老化，不能满足演出要求；通过演出获得经济收入早已无法解决演员和其他职工的生活问题；秦腔剧团的新老更替难以完成，老演员退休了，年轻人却不愿来，或者来了留不住；更重要的是，秦腔剧团现在的编、导、演、舞、美等主创人才严重青黄不接，剧团不能创作出更多适合现代人需求的新剧本或剧目，导致观众流失严重，接续困难。虽然目前西安曲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在接收了相关秦腔剧团的管理权后，采取了一些新措施试图扭转，但是要根本改变秦腔发展传承的窘迫境地却非一朝一夕之事。总的来说，造成上述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物质方面的原因主要一是资金匮乏，二是人才严重缺乏，三是政府政策上支持不够或者忽视秦腔的传承与发展。就陕西省和西安市而言，地方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关注和支持层次较低且不稳定，对秦腔等艺术形式的特别保障措施目前更是处于起步阶段，完全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这种不足既表现在对传统艺术发展政策的灵活性上控制较紧，没有较为突出的政策引导和鼓励措施；也表现在财政政策支持方面的杯水车薪，秦腔艺术的发展资金严重不足。其次是文化环境方面。第一，秦腔艺术赖以发展和传承的原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传统秦文化对其影响力和支持力在逐步减弱；第二，秦腔艺术的群众基础越发薄弱，受众中老年化，观众层次性弱化；第三，秦腔本身创新不足，这与生存环境变迁和人才的缺乏具有密切关系。秦腔艺术几千年来扎根于秦地秦文化环境之中，其发展和传承需要具有文化认同的主体来发挥其创造能力，但随着社会环境和主体思想观念的变化，再加上体制、人才等问题使得秦腔艺术得以产生、发展、传承的文化条件不断丧失。另外，很少考虑观众需求，没有培养市场意识，往往为了评政府的奖而排戏，也是秦腔艺术发展的重要阻碍。上述因素相互交织，使得传承并振兴秦腔艺术将是一个庞大艰难的系统工程。秦腔作为传统艺术形式与新型文化形式虽有诸多的不同之处，考虑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完全必要且符合实际的。文章主要侧重分析认定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通过在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公约和我国认可的现有法律法规及制度框架内，寻找对秦腔艺术保护发展的对策。二、秦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属性分析我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现较晚，按照2008年5月14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第二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其具体评审标准如下：（一）具有展现中华民族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二）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统，世代相传，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三）具有促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增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四）出色地运用传统工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五）具有见证中华民族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六）对维系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因社会变革或缺乏保护措施而面临消失的危险。满足上述条件才是法律意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在此之前的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包括秦腔在内。当然从国际范围来看，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受《关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作品的评审规则》（以下简称《规则》）所规定条件限制。该规则具体规定：参选作品应该具备体现人类的创造天才的优秀作品的特殊价值，参评作品的特殊价值要从以下方面得到证实。1、或者是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体现。2、或者在历史、艺术、人种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文字方面有特殊价值的民间传统文化表达。3、申报的文化空间或文化表达形式，为了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还必须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人类口头及非物质遗产优秀作品”规则的五项条件。因此，此申报的作品应该：4、表明其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社区文化历史之中。5、能够作为一种手段对民间的文化特性和有关的文化社区起肯定作用，在智力借鉴和交流方面有重要价值，并促使各民族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对有关的群体起到文化和社会的现实作用。6、能够很好开发技能，提高技术质量。7、对现代的传统具有唯一见证的价值。8、由于缺乏抢救和保护手段，或加速的演变过程、或城市化趋势、或适应新环境文化的影响而面临消失的危险。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具备的基本特质来看，秦腔作为我国传统民间戏曲艺术，既符合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条件，同时也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基本要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具有非物质性和活态性来两个基本特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主要表现在其存在于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结晶中，其存在和延续主要是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完成；而不是说该文化遗产并不存在物质的载体或表达形式；秦腔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如此。活态性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一种活的流动的，不断更新变化的文化，从活态角度去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即使是已经消失或者已被部分物质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秦腔具有非物质性，其与现代以剧本形式表达的秦腔剧目存在源与流的关系。秦腔剧本是古老秦腔艺术的现实物质表达，它是秦腔艺术精神化的物质载体。探索对秦腔剧本实施版权保护，不能够也不应该排斥秦腔的原生权利（即文化权利）的保护与传承；同样也不应认为秦腔艺术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的物质化，就导致秦腔的存在形态、传承方式等完全物质化、静止化，或者丧失了其精神价值，毕竟作为艺术的秦腔与作为作品的秦腔剧本不完全等同。作为文化遗产，秦腔艺术更多是劳动人民对内心精神的陶冶和历练，是智慧或思考等创造行为的结晶，是无形的。它能够流传并有广泛的社会认同，除了以物质化的剧本形式予以保留外，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秦腔艺术的精神价值深深地扎根于它所存在的社区或民间文化环境，并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在一定层面上达到了共鸣，满足了一定范围人群的精神文化需求，从而被传唱并以口头等各种形式广泛流传。因而，真正能够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只能是作为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而不是经过加工的物化的作品。原生态的无形的秦腔艺术的保护、传承与发展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对该艺术本体和存在的周边社区环境等配套实施全方位的保护。相反，物化的作品来源于原生态的艺术，但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通过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对其进行保护发展。其次，秦腔的活态性表现在它是一种“活”的文化遗产，它在赖以生存的环境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中；它是一种在具体时空中现场进行的“活”的演绎，不是一种静态的“死”固态化物质。秦腔艺术产生于几千年前的中国西北，深深扎根于秦人秦地文化之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艺术形式带动和创造过辉煌的古代政治文明及丰富的地域文化；其传承至今是对古老文明的独特的见证和再现，并具有唯一性；对于西北民族乃至中华民族而言具有特殊的精神和文化价值；由于历史的或现实的原因在现代社会环境中有逐渐衰亡的趋势；因而应当将秦腔艺术申请为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作品加以保护和发展。秦腔的物化成果比如剧本、道具、舞台、服饰、道具、乐器和图像等外在形式是其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具有一定的静止性，但这并不妨碍秦腔艺术本身作为活态精神文化的不断发展和传承。三、关于秦腔保护发展的一些建议基于上文的介绍和分析可知：在事实层面上，秦腔的现实状态的确不容乐观，其发展传承存在诸多困难因素，彼此交织；在法律层面上，目前人们往往不能把秦腔与法律保护相统一，但并不否认二者存在客观的密切联系，只是在认知程度上存在缺陷或不足；在经济层面上，秦腔素来被当作文化事业发展，也就是秦腔过去更多是由政府来出资支持和管理的，这与秦腔艺术产生、存在乃至发展的环境条件不相符合。因而，能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变化一种思路，将秦腔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回归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尝试将其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发展，运用生产性手段进行传承和发展，通过这种新的探索在发展中保护秦腔艺术，使其具有新的适应社会发展的生命力。（一）完善秦腔等戏曲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地方立法。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致力于对其保护是对古老秦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毋庸讳言，立法是一种长期稳定的保护方式，这正好符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要求，需要一代一代做下去。但通过国家对秦腔等戏曲艺术进行专门立法保护既不可行，也不经济，所以各地政府可以结合本地区的特色，专门进行契合实际的地方立法。就秦腔而言，地方立法应该明确秦腔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保护主体、客体和内容；确立秦腔艺术传承人制度，并就评选等相关程序及如何管理作出规定；建立秦腔艺术保护基金，设立专门保护发展机构；设置奖励和惩处措施等，真正将秦腔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纳入法律体系中。（二）探索生产性保护方式是对秦腔保护发展的最优选择。生产性保护方式是文化部副部长、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国家中心主任王文章在其撰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一书的导论部分提出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该成为僵化的消极保存，而是在不违背其生存发展内在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其导入当代产业体系，使之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方式保护不是简单地走产业化发展道路，要避免将生产性保护单纯地往追求商品化上发展，避免不考虑其社会内涵、社会生态环境，使之纯粹旅游化、表演化、商品化；这种生产不只是简单的物质生产，还有人自身尤其是精神文化认同和创新的生产，特别是是要让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秦腔回到原有的生态中，实现有机更新。通过立法对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具有被动性，应当探索对秦腔艺术的文化元素进行提炼，通过生产性方式实现秦腔的传承和发展。对于秦腔来说，纯粹法律保护对其传承和发展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这样只会静止的、被动的毁灭这种艺术，这与秦腔的活态性特征明显背道而驰。文章认为：1．生产性保护需要将秦腔赖以产生发展的人文及文化生态环境保持。由于秦腔依赖于其生存发展的外在特定的原生生态环境，具有非独立性的特征，因而脱离该环境谈论传承是不切实际的。包括秦腔在内的任何一种民间艺术形式都产生于一定的文化生态之中，或一种文化时态之中，我们虽不可能去恢复文化时态，但我们可以借助一定地区的人群生活使这一文化艺术有机地活在当代人的生活方式中。就秦腔来说，我们在保护其艺术形式时，要尽可能地保护与其相关的生态元素，比如一定的地域、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乃至一定的思想观念和思维范式，这就要求对秦腔传承具有核心价值的农村传统文化生态保持完整，并对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或特定区域进行动态整体性保护。当然，社会发展的脚步必然将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冲淡原有地域、文化乃至观念的束缚，这就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更新秦腔艺术的外在形式和内容，保持内在文化价值的传承。比如通过动漫方式将秦腔表演形式现代化，可以填新词，但其核心的秦文化和秦地乡土气息要保留在吟唱和演绎之中。在这一点上，浙江省文化厅初步规划重点发展嵊州甘霖镇前期越剧艺术保护区等一批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的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2．生产性保护要求对秦腔实施有机更新。有机更新方式就是对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应当在变与不变之间找到平衡，所谓变指的是秦腔艺术的外在表现形式，可以通过舞台演出、电影和电视等方式来实现；吟唱的内容，如填词等应当与当代的社会发展、与群众的生产生活等密切相关方面不断变化。所谓不变指的是秦腔核心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传统，以及秦腔赖以生产发展的的原生态环境不变化。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可活在一定地域里，在一定的地域里才可显示其艺术魅力，秦腔等戏曲艺术就是如此。对秦地世代相传、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资源，进行真实、动态、整体和可持续保护，保持秦腔艺术原生态环境，形成良性的民间艺术保护机制。有机更新拒绝脱离原生态环境而进行的创作和变化，讲求艺术扎更是生活，来源于生活的基本标准；拒绝对秦腔艺术进行推倒重建式的改变，比如将其完全市场化或者产业化，使其丧失文化认同和精神价值的方式。3．生产性保护可以对秦腔进行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引入新鲜的发展动力。可以利用地域上秦地秦文化所具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优势，为秦腔艺术的市场化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首先，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参与秦腔艺术的保护发展工程，通过组建基金会接收社会各界捐助，为秦腔发展提供后续资金支持。其次，可采用戏企联姻模式，通过企业投资秦腔艺术的方式，借助于一定商业化手段实施资金或待遇对秦腔艺人的激励作用，政府只要给予法规政策方面的优惠即可。再次，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秦腔艺术人才大培养行动，通过艺术培训、音乐戏曲茶座等模式，给予秦腔爱好者活动发展的空间，也可适当给予一定的补贴，增加其积极性，由此可以更广泛普及秦腔艺术，培养受众。第四，在农村鼓励成立民间自乐班，以提供资金激励的方式鼓励创作，参与民间演出，允许收取的一定的演出费用外加政府补助，提高民间艺人的主动精神。第五，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可做一些组织工作与行政扶持、赞助，推荐优秀剧目成为秦腔文化遗产的代表作，采用精品意识与非精品意识相结合方式发展秦腔。（三）政府政策的支持和鼓励是保护发展秦腔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较之法律则更为灵活、高效，通过制定低位阶的规范性文件，可以更有针对性对秦腔艺术保护传承提供全面保障。秦腔的生产性保护道路，固然在基本原则规则方面需合乎法律根本精神，但在具体操作中很难把握变与不变的平衡关系。这就需要政府机关通过具体政策限定秦腔生产性保护的基本方向，秦腔不能完全产业化、市场化，但完全回归原生态也不可能，因而政府政策的引导功能应发挥纲领作用。例如要将秦腔推向基层社区，回归其相对原始的存在环境，就不可能运用法律强制的方式完成，否则会适得其反。相反，如果采用鼓励的政策，在财政、人员、场所等方面予以灵活支持，通过积极引导可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同时注重人才培养，从娃娃抓起，可以在一些具有适当基础的小学开设选修的秦腔艺术课程，也可以将该课程引入学生各个阶段的学习之中；对于特殊人才给予一定的生活补助或补贴；对于热衷于从事秦腔艺术的人员，给予一定的资助并培训。（四）加强对秦腔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发挥他们传播秦腔艺术和培养后继人才方面的的积极作用。目前，关于秦腔艺术传承人的认定工作已经展开，但是要发挥这些人员的积极作用，单纯的认定是远远不够的。首先，我们可以通过认定过程来传达一种信息，那就是政府鼓励每个人在秦腔保护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其次，应给予这些传承人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符合市场经济条件下理性经济人的基本需求，易于被认同。第三，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政策优惠和政府补助，鼓励他们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传播秦腔艺术、培养人才。第四，建立能上能下的传承人认定制度，否定传承人制度终身制或者政府奖励、补助终身制，节约秦腔艺术发展资金。秦腔遗产传承人是秦腔艺术传承的重要财富，但这一传承能否继续关键是下一代秦腔人才的培养。小结古老戏剧秦腔流传至今乃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面临诸多生存发展困境，对其保护并发展是对待民族文化的一种慎重合理的态度。将秦腔艺术上升到法律客体的角度进行保护是必要的，也是秦腔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趋势。希望通过政府支持和秦腔艺术本身一定程度的生产性保护发展，挽救这一民族文化遗产，但这一传承的核心应当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认同，主要应当经过上文所述的资金、政策、生态环境、意识培养等方面来完成。
秦腔艺术秦腔又称乱弹，源于西秦腔，流行于我国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又因其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所以又叫“梆子腔”，俗称“桄桄子”（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明末无名氏《钵中莲》传奇中使用了〔西秦腔二犯〕的曲牌，故知其源于甘肃。甘肃古称西秦，故名之。清康熙时，陕西泾阳人张鼎望写《秦腔论》，可知秦腔此时已发展为成熟期。待到乾隆年间，魏长生进京演出秦腔，轰动京师。对各地梆子声腔的形成有着直接影响。 秦腔唱腔为板式变化体，分欢音、苦音两种，前者长于表现欢快、喜悦情绪；后者善于抒发悲愤、凄凉情感。依剧中情节和人物需要选择使用。板式有慢板、二六、代板、起板、尖板、滚板及花腔，拖腔尤富特色。主奏乐器为板胡，发音尖细清脆。 秦腔的表演朴实、粗犷、细腻、深刻，以情动人，富有夸张性。脚色行当分为四生、六旦、二净、一丑，计13门，又称“十三头网子”，表演唱做并佳。辛亥革命后，西安成立了易俗社，专演秦腔，锐意改革，吸收京剧等剧种的营养，唱腔从高亢激昂而趋于柔和清丽，既保存原有风格，又融入新的格调。 秦腔因其流行地区的不同，衍变成不同的流派：流行于关中东部渭南地区大荔、蒲城一带的称东路秦腔（即同州绑子，也叫老秦腔、东路梆子）；流行于关中西部宝鸡地区的凤翔、岐山、陇县和甘肃省天水一带的称西路秦腔（又叫西府秦腔、西路梆子）；流行于汉中地区的洋县、城固、汉中、沔县一带有汉调恍恍（实为南路秦腔，又叫汉调秦腔、桄桄戏）；流行于西安一带的称中路秦腔（就是西安乱弹）。其中的西路入川后成为梆子；东路在山西为晋剧，在河南为豫剧，在河北成为梆子，所以说秦腔可以算是京剧、豫剧、晋剧、河北梆子这些剧目的鼻祖。各路秦腔因受各地方言和民间音乐影响，在语音、唱腔、音乐等方面，都稍有差别。近五十年来，东、西、南三路秦腔的发展趋于停滞，有被中路秦腔取而代之的趋势。 秦腔所演的剧目，据现在统计约三千个，多是取才于“列国”、“三国”、“杨家将”、“说岳”等说部中的英雄传奇或悲剧故事，也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它的传统剧目丰富，已抄存的共2748本。 秦腔的优秀演员，除清代的名冠南北的大艺术家魏长生外，还有被誉为花部四美的王湘云、陈媄碧（良官）和渭南派的申祥麟，同州派的栾小惠，周至派的桃琐儿，长安派的岳色子等。光绪中后期有润润子、玉喜儿、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李云亭（麻子红）、刘立杰（木匠红）、王文鹏等。辛亥革命以来，有名丑马平民，名小生苏哲民、苏育民，名旦刘箴俗（有与欧阳予倩“并驾齐驱”之誉）、王天民（人称“西北梅兰芳”）、李正敏（人称“秦腔正宗”）、何振中、宋尚花等。名净田德年和名须生何家颜、耿善民、张锁中、刘毓中、刘易平等。特别是秦腔表演艺术家陈雨农、王文鹏、党甘亭、李正敏、王天民、刘毓中，郭明霞以及原“三意社”的编修李逸笙、苏哲民等人，在唱腔、表演、化妆造型等方面都有创新。秦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是在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生长壮大起来的，经历代人民的创造而逐渐形成，因周代以来，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因以枣木梆子为击节乐器，又叫"梆子腔"，因以梆击节时发出"恍恍"声，俗称"桄桄子"。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云："俗传钱氏缀百裘外集，有秦腔。始于陕西，以梆为板，月琴应之，亦有紧慢，俗呼梆子腔，蜀谓之乱弹。""乱弹"一词在我国戏曲声腔中的含义很多，过去曾把昆曲、高腔之外的剧种都叫"乱弹"，也有曾把京剧称为"乱弹"，也有的剧种以乱弹命名，如温州乱弹、河北乱弹，便更多的仍用在以秦腔为先、为主的梆子腔系统的总称上。 秦腔"形成于秦，精进于汉，昌明于唐，完整于元，成熟于明，广播于清，几经衍变，蔚为大观"，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明代万历间（公元1573-1620年）《钵中莲》传奇抄本中，有一段注明用[西秦腔二犯]的唱腔演唱的唱词，且都是上下句的七言体，说明秦腔在当时或在那以前不但形成、而且已外传到其他地方了。 由于秦腔的很多剧目都是表现我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忠奸斗争、反压迫斗争等重大的或富有生活情趣的题材，由于秦腔音乐反映了陕甘人民耿直爽朗、慷慨好义的性格，和淳朴敦厚、勤劳勇敢的民风，且较早地（也可能是最的）形成了比较适宜于表现各种情绪变化的板腔体音乐体制；加上秦腔艺人逐渐创造出一套比较完整的表演技巧，因而秦腔所到之处，都给各剧以不同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各个梆子腔剧种的形成和发展，成了梆子腔的鼻祖。清康、雍、乾三代秦腔流入北京，又直接影响到京剧的形成。另：喜欢秦腔的十大理由一、做个好人 好人之所以为好人，是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好人是生活的一种证明，证明这个世界并不坏，有你值得留恋的东西，有你的希望和理想，值得你去为之付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在于它真、善、美的本质。真、善、美与你同在，你就不会感到孤单，你站得越高，才会看得更远，所以子夏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唯有好人，才会有充实的人生。秦腔就是一位年近古稀的好人，它引导我们向善、向真、向美，它使我们成为好人，感情丰富的人，让我们远离孤寂和虚无，好人一生平安！ 二、做一个高尚的人 高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同归于心灵的高尚。没有艺术滋润的心灵，如同昔日黄花，转瞬枯萎！秦腔如同甘泉，细水常流使我们感觉清爽；没有心灵的清爽，就没有人生的高尚！ 三、做一个有品味的人 人活着可以没有追求，但要有点精神。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用美的眼光看待东施，东施效颦也是一种美的境界！喜欢秦腔是一种品味，它能提升我们的生活，使你变得有情调。秦腔象一杯茶，很浓，那是一种品味；闭着眼睛听秦腔，悠哉，爽，那是一种情调！ 四、做一个有修养的人 没有水的海绵是浮躁的，水分饱满的海绵是沉稳的；秦腔就象一潭汩汩甘泉，使我们的人生饱满起来，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也许你的知识很渊博，但是你可能很庸俗；也许你的知识很贫乏，但也许你很有教养；外在的东西都是过眼烟云，如同知识与财富，感动人心的才是本质！雨水和泪水的区别就在于内涵，秦腔能感动人的心灵，让真、善、美真诚流露；真、善、美在你内心激活了，你就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五、做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生活如同大海，有的时候需要宁静，那是一种美；有的时候需要澎湃，那是一种激情。唯有宁静与激情，才能交织出生活的真情，让你畅游其中，去感受那种难言的微妙！生活也许是平静的，秦腔就象一把桨，让你轻轻地划动，去激荡生活，让你的精神世界更丰富，随手拈来都是爱，顺手牵羊都是情，你不热爱生活，行吗？ 六、做一个恋家的人 家是生活的港湾，没有家的人就没有灵魂，如同一根羽毛，有点飘；风筝想飞向蔚蓝的天空，但有一根线牵挂着它；风筝不想在天空中迷失，所以它也眷恋着线，是线使风筝的天空更加美丽！秦腔是一根线，牵挂着你所有的爱，爱的父母、妻子、孩子。欣赏秦腔，使你有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在一起，享受家的情韵！ 七、做一个乐观的人 乐观是一种风度，一种潇洒，一种豁达。敞开你的胸怀如同大海，百川归海才显出你的大度。郁闷的时候，喊一声“斩单同”；无聊的时候，来一段“五台会兄”；来情韵的时候，哼一段“花亭相会”，乐观的本质就是生活！人生如风轮，随缘而转，送往迎来，世事难料，唯有保持一种乐观的态度，才能从容人生！ 八、做一个聪明人 秦腔是一部百科全书，它教你区分真假美丑；秦腔就象一个老人，用故事启发你的智慧，让你去体验激情人生和世态炎凉！秦腔是另一种人生，让你体验“三娘教子”的苦心，“周仁献嫂”的苦衷，“滴血认亲”的无奈，“下河东”的苍凉，“窦娥冤”的悲愤，“千古一帝”的刚强，“生死牌”的抉择，“苏武牧羊”的凄凉，“断桥”的惆怅！这么丰富的人生，你能不聪明吗？ 九、做一个纯粹的人 纯粹的人是为精神而活着的人。物质世界发展的极端就是人的异化，“大哥大”曾是物质世界的时尚，“腰里挂个BP机，不是老板就是鸡”曾是物质世界的风流，一掷千金并不能掩盖心灵的孤单，物欲追求极端往往由空虚划向虚无！你想做个为精神而活着的人吗？喜欢秦腔吧！你是个有钱热人吗？喜欢秦腔吧，它会使你更加富有！ 十、做个纯粹的西北人 西北人的豪放、沧桑，就是秦腔的精神之魂！ 补充：纵观中国戏曲自上古先秦萌生孕育，宋元两代基本完善成熟至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戏曲所包涵的形式内容各不相同。例如，宋元时期主要流传杂剧、南戏；明代重点为传奇；而清代则为各地方剧种蓬勃兴盛，国粹京剧脱颖而出。 陕西秦腔戏曲，自明代中后期形成并见诸记载，经四百余年历程。与中国戏曲发展规律基本相同，各个历史时期秦腔名称标识代表不同声腔剧种。例如，清代乾隆年及其之前，陕西流行的是以明清“戏棚官话”中州韵与陕西方音（陕白）并用的秦腔；清后期至今流传盛行以地道关中话为标准发声，且属另一类声腔的秦腔。因此，陕西秦腔应该有一个较大的范畴，是一个大概念。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大的认识观，仅从今称秦腔的单一剧种为基本立点来观照大秦腔的全部历史、研究陕西秦腔对外流传发展，特别是对于北京及东南、西南各省戏曲的传播与影响，以及运用比较学方法论分析它的艺术特征和与其他省份地方剧种之间的关系等等，其结果不仅对于中国戏曲整体研究未予补充完善，把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及其产生的不可替代的价值、作用无可体现，反而会在厘清各种关系方面可能会有意无意制造混乱，进而把应受世人仰慕、本属陕西文化辉煌的历史与成果主动放弃，甚至丢失殆尽。作为一个陕西人，怎不为此深感惋惜与痛心呢。 从大量历史文献记载和直到目下流传的现状看，陕西秦腔流播范围占据了中华大地半壁河山。现在仍盛行西北地区的今之秦腔，从它演唱的四声要求，无论新疆、青海、宁夏或甘肃，都必须用纯正陕西方音，且要以关中地区的泾阳、三原和高陵（所谓“泾三高”）语音为标准。仅此足以证实：现今西北各地的秦腔戏曲皆由陕西传入当无可置疑。 闻有论者论道：因历史记载中秦腔曾有过“西秦腔”称谓，而甘肃天水一带曾古称“西秦”，因此，无论早期的西秦腔或现在的秦腔，其产地都应该是甘肃而不是陕西。笔者认为，这首先是一个概念混淆的提法。所谓西秦腔，就是指陕西的秦腔。因为明清人的积习中有两点非常明显：一是“西”为陕西的简称代称，如西省、西商、西调、西曲、西音、西班等都指的陕西；二是对一个物体或一种称谓，习惯依其居地或产地在前面增一字方位简称，如慈禧太后居西院，称西太后；中草药名三七，产两广，称广三七。据查，“西秦腔”称谓在陕西当地从非如此，大都出自京城和东南各省。在这些地方所处方位以西（有些直谓陕西）传来的秦腔，亦称西秦腔。这里的西，是方位，是陕西的简称，秦腔是陕西的戏曲品种，故称西秦腔。可谓方位明确，概念清楚。如同西太后，西是一个概念，太后是一个概念；广三七，广是一个概念，三七是一个概念。试想，如果我们把“西太”和“广三”割裂拼合，定位为一个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去研究考证，其结果自然是不可想象。因今日并非探讨这一主题，这里恕不赘论。 笔者在研究撰写《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和《再论京剧声腔源于陕西》文章20余年过程中，考察了解陕西秦腔自明代中后期及清代己大量流传外省，除西北的甘肃外，多在京师及东南各省和西南各地。这些地方流传的许多剧种，至今还声称它们的形成产生，主要是受到陕西秦腔的影响。本人的“两论”文章因篇幅所限，基本集中对以清代乾隆年间秦腔传入京师，流传江南，扬州的安徽盐商出资组织徽班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徽班演唱的主调就是秦腔，徽班进京产生京剧，秦腔实为京剧声腔直接母体的研究考证为重点，秦腔在其他地域流变情况则涉及不多。近见焦海民先生《秦腔梆子响高低》一文，得知辗转流传台湾二百年以上的传统“北管古路戏”的形成，其根源也与陕西秦腔密切相关。广东肇庆学院中文系主任黄伟博士的论文《粤剧的源头在陕西》在全国亦有影响，他通过大量考证，证实广东粤剧（还包括广东汉剧、陆海丰西秦戏）皆根系陕西，来自陕西。此前还有如江西宜黄戏“受西秦腔的直接影响而形成”、浙江绍剧主调“来源于西秦腔”、广东西秦戏“祖地在陕西”、云南滇剧声腔“由陕西传入”等等。这些地方剧种寻根溯源，找到陕西，由于我们没有大秦腔概念，未掌握它们与陕西哪种秦腔具有渊源关系，因而无法对接，无以回应，至今仍作为历史存疑。真乃天大憾事。 人多谓秦腔乃“百戏之母”，我以为事实亦应如此。但问题的关键到目前为止，陕西人并不能够说清楚秦腔这个“母”，她贵在何处？其子孙存于何方？其间是怎样的一种血肉联系？又是如何的孕育产生？来龙去脉，如此等等，都需要我们花大功夫一一查清，向世人做出全面、准确和实事求是地交待。 就笔者目前占有的资料情况和多年考察认识的程度，已深深感到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远比现在的位置重要很多，尤其陕西秦腔流传南北各地，对国粹京剧和大量地方剧种的形成发挥重大作用所产生的文化价值，并不在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级“人类口传非物质文化艺术遗产代表作”和也被人们称作“百戏之母”的中国昆曲之下。当然，这还需要我们做好大量的考证研究工作，用充分的证据证实它的客观存在。因此，真正全面深入地开展秦腔研究，应当成为陕西作为西部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的一个品牌项目和陕西文化艺术研究工作的当务之急。 加强陕西大概念秦腔戏曲研究并非与人争当祖先，而应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民主，实事求是，全面深入调查考证，认真严肃分析研究，以还原历史本来面目为最终目标。 开展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史的地位与贡献专项研究，其意义在于： 一、得以重新确立陕西秦腔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体现陕西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风采。对陕西作为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建设形成奠基性成果和品牌型成果。 二、作为建国后陕西戏曲史论领域最为重大的一次学术研究活动，为中国戏曲史研究解决一个人们长期困惑的历史存疑，进而改写中国戏曲史和中国文化发展史。 三、可带动古代文化和商贸发展流向研究等陕西其他社科课题项目深入开展。 四、本课题研究过程，可为陕西造就一批在全国有知名度的戏曲理论专家。 为此，建议在有艺术研究优良传统和具备相当条件的省艺术科研院所、协（学）会或选定相关地市及高等院校，确立作为省级艺术科研课题项目，调集有关专家，争取文化部、省本级以及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保护经费等支持，抓紧时机，尽快付诸实施。我相信，获取突破性成果，为历史交一份满意的答卷，是指日可待之事
《秦腔与丝路文化》：秦腔研究的新创获 陈刚（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陕西 西安，710119）在中华戏曲艺术的百花园中，秦腔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堪称民族审美文化创造极为甜美特别的硕果。作为源出陕甘等西北地区的戏曲艺术样式，秦腔植根于广袤的西部大地，展现异彩纷呈的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正好叠合于古老绵长的丝绸之路，由此在其生长、成熟和传播的过程中，广泛地吸纳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之交流对话涉及的各种艺术元素与文明因子。同时，作为古老的梆子腔系统的重要剧种，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戏曲艺术的发展、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大的孵化与推动作用，而所有这一切，又与秦腔成长壮大的基本文化土壤处于古代东西方交流的大通道即丝绸之路之上具有紧密联系。可以说，秦腔艺术的出现和传播，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戏曲艺术本身包容性与综合性的审美象征。这是我阅读焦海民的新著《秦腔与丝路文化》所获得的最基本的认识。《秦腔与丝路文化》系“中国戏曲艺术与地方文化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的一种，该丛书把戏曲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历史”与“文化”，通过对各剧种所处地域的历史文化分析，阐发各剧种鲜明的地域特色。《秦腔与丝路文化》正是深刻反映中国戏曲重要剧种秦腔与其所赖以生成的主要文化形态即丝路文化相互关系的富于创新性的学术成果。进而言之，《秦腔与丝路文化》从唐代俗讲谈起，探讨了“变与皮影：小戏诸腔为先导”“神鬼之话与史传搬演”“唐宋时期关中戏剧与丝路所传文化”“丝绸之路上最早的戏曲声腔——西秦腔”“梆子与胡琴：融合与分途”等秦腔艺术生成和发展史上的关键问题。也就是说，该书并非仅仅探讨秦腔源起发展的戏曲史问题，而更多地是从文化交流与影响方面，发现戏曲在秦地的孕育、生长、壮大的历史状况，阐发、揭橥秦腔艺术生成的文化土壤与环境条件。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学术创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关于敦煌变文与秦腔。其核心是对该“变”字字义的理解。作者以为，仅以单纯的汉语字义解释难以充分表达，这是一个地道的经由丝绸之路而来的外来词汇，因此，对其含义的把握就显得十分重要。同时，借助于近现代重新发现的敦煌文献，特别是大量唐宋时人变文卷子，对长安与敦煌的关系也有了新的理解，并进一步激发了对秦腔艺术与丝路文化关系的理解。这一点，作者搜求、梳理了一些历史事实予以佐证：如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年）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就出自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敦煌保留的沙洲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年）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等等。这说明，长安到敦煌这一文化通道，不仅是丝绸之路的干线，也是各种外来文化进入汉地后逐步融入的路径，其之于秦腔艺术的历史文化意义自不待言。其次，丝绸之路对于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非全是佛教。当其时，除了佛教，还有三夷教，以及大量的西域音乐等艺术文化。如摩尼教与佛教在教义、实践中常常被混淆。具体到中国戏曲、到秦腔艺术，仅仅说受佛教影响显然不够，因此，冠之以丝路文化更为确切。更何况，大量进入中原的外来音乐，包括乐器，有的属于波斯文化，显然不属佛教文化。唐末五代变文受到压制，宋时渐渐式微，但在民间的口头演艺中却顽强存活下来。“‘变文’之名甚至留存于口头演艺中直至20世纪初。在老北京，有一个叫南方妓院的娱乐场。那儿的艺人据说来自中国南方。……最有趣的是她们的‘宝卷’演出，南方叫‘宣卷’，北方叫‘唱变文’。这后一名号如何保存了五个朝代直到20世纪是一个谜。”（参见梅维恒：《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再次，贯穿中国传统戏曲史之始终的目连戏，留在北方的一支更为古老。目连戏是佛教传入中国，由“转变”直接转换为戏曲表演的重要形式，最早出现在北宋都城汴梁，连演数日不辍，其中所承袭的不仅包括佛赞的七字句，而且目连戏之所以壮大，更是因为其紧紧依附于民间佛道传统融通的民俗节日活动，目连戏的表演给戏曲带来丰富的舞台表现（如剧目与各种杂耍技艺）。目连戏大戏小戏中均有表现，北方多在皮影小戏中，因之，陕西关中皮影特别引人瞩目，迄今仍十分活跃。华阴老腔皮影是该书关注的一个重点，其起源形成、演出体制以至新时代的转化等等，都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价值，此正如华阴当地学者探讨老腔艺术的一篇文章标题所示：《从渭河号子演绎出的影戏神话》。受曾永义教授提出的戏曲史上悬而未决的“八问”启示（《戏曲源流新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7页），作者在分析诗赞体不必一定晚于曲牌体出现的过程中，关于后来戏曲音乐所发生的从曲牌向板式的递变，作者认为，它应当是遵循中国戏曲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主要发挥了著名学者王依群的观点，认为王氏的学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要从地方语音、民间音乐、特定乐器、演奏和演唱方法等方面解读，不可偏废。复次，变文系统之外，唐宋杂剧同样在陕西关中地区存在，其中一些重要的出土文物可以佐证，包括近年出土的五代时期宝鸡李茂贞墓伎乐砖雕、咸阳冯晖墓乐舞砖雕，最新出土的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等等。这些戏曲文物展示出来的是陕西戏曲和中国戏曲具有同样的发展路径，而特殊之处则集中体现于陕西民间的影戏（或曰傀儡戏）中。这也进一步印证了著名学者孙楷第的观点：“秦腔演剧，虽不知始自何时，然其声自明以来，即与南北曲并行，似其来源悠远，上有所承，绝非晚近始出者，而观其词之句法体格，实与讲唱经文变文中之偈赞为近，疑其声本一系。”（参见孙楷第：《傀儡戏考原》，上海上杂出版社，1953年）还有，关于秦腔的主要乐器，梆子和胡琴，既是文化交融的充分表现，也是秦腔后来分途的重要标志。两者好像乍一融合即告分手，而这于本质上可以作为探讨梆子与皮黄声腔的一种路径。该书提出，梆子、皮黄均属板式变化体，且同出一源。陕西境内第二大戏曲声腔剧种汉调二黄即属皮黄声腔，据考察，它是从西安地区被逐渐排挤出去的。因此，作者特别强调，关中故地早有二黄腔流传，堪称根深叶茂，而后来的许多人却忽视了或者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焦海民的这一著作《秦腔与丝路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有价值的学术创见，是与诸多主客观条件密不可分的，比如作者本人宏阔的学术视野，丰厚的学术积累，掌握了不少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运用了较为先进的研究方法等。这其中，尤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焦海民对秦腔艺术、对传统文化的痴爱，对学术研究的执着，对人文精神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情怀。从该书所列参考文献可以见出，为了撰写这一著作，海民搜求、阅读、研究了数百部（篇）相关古籍、专著、论文、考古发掘报告，包括极为难得的手抄本文献资料等；从该书所附相关珍贵图片、图像资料等，可见海民查询、梳理、整合了许许多多的成果，做了不少艰辛的田野调查，不少工作仅靠个人一己之力根本难以实现，但他竟然都做到了。这里举一个例子：迄今发现老腔剧本年代最早的乾隆十年（1745）手抄本《空城计》，有两段诸葛亮的唱词极为特别，不符合一般唱词格式。究竟怎么唱，一直是个谜。老腔剧本为私人收藏，不轻易示人，此本尤其珍贵。为此，焦海民多次不厌其烦地走访已故老腔艺人张全生之子张新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有一次，张新民与另外一位老艺人共同反复琢磨，想起来张全生当年的唱法为“溜溜工尺”（好像唱一样的念出来）。在此基础上，焦海民认为，“溜溜工尺”应当是关中地区流传的一个俗曲的名称，这也印证了这类戏曲受宋元词曲影响的痕迹。类似这类情况，书中有所反映，但相当有限。其实，在与作者焦海民本人面对面的交流讨论过程中，我知道，海民为了秦腔艺术文化研究，可谓全身心投入，矢志不渝。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急功近利的时代，焦海民却真正做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从而给我们奉献了这样一部堪称新时代秦腔艺术研究里程碑式的著作。这一著作，爱好戏曲、研究戏曲的人不容错过，爱好秦腔、研究秦腔的人不容错过，因为可以借此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爱好传统文化、研究传统文化的人同样不容错过，秦腔文化的前世今生，古老戏曲艺术的历史嬗变，在这一著作中得到了异常深入生动的勾勒、发掘。同时，因为从丝路文化这一新颖的视角探讨秦腔艺术，自然地，该书也成为丝路文化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秦腔、戏曲自然不仅仅像该书中所呈现的就是这些，古老的秦腔、源远流长的民族戏曲艺术一路走来满是艰辛。但幸运的是，来自民间，落脚广阔的民族生活之土壤的中国戏曲；吸纳了多元文化，植根于多元文化的秦腔艺术直到今天还葆有鲜活的魅力。相信海民等当代学者富于学术价值的相关研究必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挖掘包括秦腔在内的戏曲艺术深植于地域文化的基础、缘由，也必将对深化戏曲艺术研究、提升当代戏曲艺术的更新与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