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指标论文_用什么指标反映城镇化?

城镇化指标论文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
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
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41.8%，英国是23%，日本是37.5%，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11.3%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18.6%，伦敦占17%，汉城占4.6%。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
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
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
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
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
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
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
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
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
（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
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11.3%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16.5%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4.6%，北京只占2.5%，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
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
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
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

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

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城乡规划的论文范文，谢谢你的阅读。

城乡规划理论

摘要：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城乡规划理论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make our country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Adjust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or the level 1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his to solve the plight of subject development is restricted, for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China'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mo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so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as a whole,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words: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theory

中图分类号：F59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104(2013)

将城乡规划学作为独立的一级学科进行设置和建设，是我国国情所在，是从传统的建筑工程类模式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发展模式的需求，是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国城乡建设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与国际接轨的必由之路。近几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使我们的国家竞争力不断增强。将城乡规划学科调整为一级学科进行建设，这对于解决学科发展被制约的困境，推进当代我国城乡规划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促进城乡统筹、区域协调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城乡可持续发展

区域协调是城市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一些区域协调可以依赖法律实施，但大部分的情况是自愿的合作。在这样的组织中，规划或公众参与完全是志愿的，决策者和规划师遵从这样一种方式工作，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来自公众的支持。这种自愿的合作组织在协调区域不同城市的利益过程中会发挥一定作用，帮助城市做出更好的决策，在某种程度上鼓励公众参与。但某些情况下会有来自地方的反对和阻力，确实需要强制实施。可持续城市是指城市中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资源相协调在规模(人口、用地、生产)、结构、等级和功能等方面能够持续变化和扩大，能够进行自我升级、改善并实现结构的持续性转变。建设可持续城市是以城市的社会、经济状况、环境和资源等因素为基础，在资源最小耗用的前提下，通过均衡的分布农业工业、居住区、交通等城市活动，做出科学的城市总体设计，促使城市新的结构、功能与原有结构、功能及其内部的和谐一致，使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数量、规模和结构由小到大、由不协调到协调、由非可持续性到可持续性变化。 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地方文化的延续和创新。发展中国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面貌和人们观念迅速改变，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受到西方学者的怀疑。在发达国家，文化对可持续发展的作用被不断挖掘和利用。尤其在1980年代以后的西欧，城市决策者本着利用艺术、传统和其它文化资源吸引旅游、创造就业机会的目的，发掘地方文化的多样性、独特性。如在德国鲁尔区，文化产业的发展被认为是实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之一，文化特色的发掘、保持和创新为这一老工业区带来新的发展动力

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

在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区域和城市发展规划，以及城市设计、详细规划等各个层次的规划都需要关注可持续性，以保证发展战略落实到各个空间层次。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与设计首先应从本质上理解城市自然过程的意义，并将其作为城市开发建设的指导，做到根据生态原则来利用土地和开发建设，协调好城市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在空间利用方式、强度、结构和功能配置等方面与自然生态系统相适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中，构筑城市设计框架的目标将重点强调自然资源和建成环境的保持。这就需要采用有效的方法将建成区改造成更富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场所。可持续的城市设计原则将对现状建筑、基础设施和道路的接受和再利用以及可循环建材的再利用放在了首位。其次，可持续发展鼓励对自然资源、野生动植物以及景观的保护。任何新的建材应当从可持续的资源中获取，像木材就应当从管理良好的可持续森林中获得。 第三，在新建成地区，建设的模式要将分散的活动区之间消耗能量的出行减少到最少，同时还要减少建筑内部运行消耗的能量。 未来的发展必须满足国民对食品、矿物、住宅以及其他建筑的需要 不过，重要的是，这种发展应当遵从环境的目标，并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所确立的准则。任何新的建筑应当通过灵活的规划设计以适应其使用年限中不同的使用要求。交通系统服务与新的城市结构，将不得不“在服务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维护未来生活质量之间寻求平衡”。对城市环境进行重新整理以满足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对城市设计专业是一个独特的挑战。同样，经济增长也面临相同的前景，它必须在提高生活水准的同时使城市更富可持续性。

三. 城乡交通和市政基础设施规划

交通需求是一定的城市空间结构和土地使用的派生需求，不同的空间布局结构和功能联系方式，通过影响居民个体的出行行为选择过程，进而作用于城市交通系统，并最终产生不同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后果。我国现阶段的城市规划、交通规划对于低碳城市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导致我国目前有些城市规划实践与低碳城市的目标甚至存在很大的矛盾。因此，本研究由理论整理入手，继而通过实证研究支持，提出一套低碳城市发展目标下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的规划策略。研究分别从区域层面、总体规划层面及详细规划下的居住区和街区设计三个层面来研究低碳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形态。

从区域层面而言，我国城市与区域的交通建立在“县县通高速”、“村村通水泥”的评价标准上，加之区域土地使用模式多为粗放式，两者合力产生了高能耗的基于小汽车的区域空间布局。对比现状缺乏交通考虑的无序的区域发展模式，更合理的都市区发展模式应是结合有轨道或区域公共交通引导的走廓模式，通过空间整合与控制小汽车的数量，从而达到节约能源的目标。另一方面，传统规划理论中强调的一个就业居住平衡的城市和功能上的“自我平衡”被验证并不能降低对机动车的依赖，而应是在提高居民就地就业率的基础上利用高效的公交系统将各城镇有效地连接在一起形成区域平衡。从总体规划层面，研究从城市密度、开发强度、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等角度分析了其对城市交通低碳化的影响。基于国内外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提出低碳城市的土地使用规划原则：①应当以短路径出行为目标的土地混合使用;②适合行人与自行车使用的地块尺度;③以公共交通可达性水平来确定开发强度;④坚决地限制小汽车的使用的策略。从详细规划层面，研究从居住区规范入手，分析其积极性及不足，并与美国《绿色低碳社区发展评估系统》的内容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居住区的设计仍然偏重于物质环境层面，对人的行为少有涉及，也没有明确的低碳指标。研究从街区尺度、规模、用地开发强度等角度分析了“大盘”、“巨型居住社区”、低密度住区产生的原因及对低碳节能居住的影响。

最后，研究对轨道交通站点社区居民的交通出行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新区由于客流有限、发车间隔较长，单纯的普通公交接驳不能满足城市边缘地区轨道交通接驳需求。规划必须确保城市新区市民出行的选择多样性，除了提高普通公交覆盖率和整体服务水平，还要通过多模式交通换乘的方式来提高城市边缘区轨道交通的服务半径，才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规划阶段需要对步行、自行车的接驳方式，自行车停车设施作出更多的重视。研究最后对低碳城市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①城市规划必须成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终极方案，并且需要针对目标建立评价的准则;②城镇体系的规划应结合区域性公共交通体系的建立，才能有效控制城市无序蔓延，降低交通能耗;③鼓励适度的用地混合，考虑建立在绿色交通体系上的居住与就业的动态平衡关系，避免巨型或单一化的功能分区。提倡小尺度街区、土地混合使用的开发模式;④未来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的结构一定是建立在骨干公交联络的自行车友好的城市框架下的，放弃自行车就是放弃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努力促进“绿色交通”;⑤城市形态结构形态的构建采用网络嵌套的理论来对中心地理论的实际应用局限进行修正，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要与公共交通枢纽相结合;⑥开发强度取决于公共交通的可达性，这也是确定控制性详细规划的一个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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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几点认识

邹 德 慈

近年来，城镇化几乎成为举国上下极其关注的一个重要热点问题，他不但是学者们在论文中经常讨论的主题，而且成为众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研究生的一项重要选题。通过传媒，社会各界人士也越来越关心中国的城镇化问题。尤其重要的事，自从1998年中国政府关于解决我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决策和在国家“十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和对我国几十年不变的城市发展方针作了一定调整后，人们普遍认识到推进和加速城镇化，使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过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自此，“城镇化”从学者们的论坛走上了各级政府的计划和议程，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青睐。很多地方的领导开始注意本地的城镇化率，与国内、国外多方比较，找差距，订目标，提出提升城镇化率的计划，表示了若干年后要达到或超过某某水平的豪迈决心。前不久，某特区城市（在特定条件下）提前“消灭”了农村人口，达到100%城镇化，曾得到媒体的大力宣传，就是这方面社会心态的一种反映。

城镇化市各个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一种社会变迁过程的反映，是客观规律的反映，中国也不例外。但是纵观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过程无不和他们各自的国情（包括经济、社会、历史、地理、民族、文化等）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道路和不同的特点。城镇化是受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所带动，但是它的推进，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对待城镇化，既不能“人为抑制”，也不能“拔苗助长”。根据世界各国和我国自己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以此指导我国的城镇化进程，这是比当前纷纷“提指标”，“搞攀比”更有意义的事情。

20世纪是全球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时期，尤其是二战以后，全球城镇化率到20世纪末达到48%，而20世纪初只有13%，100年间提高35个百分点。全球城镇人口达到28.6亿。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大量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其中一部分国家出于农业生产率低下，农民缺少生计，大量涌入缺乏就业岗位的大城市而造成所谓“过度城镇化”现象，一部分发达国家则基本达到了城镇化相对停滞的阶段。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率不再上升，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停止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全球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城镇人口数量的增长和他们在国家和地区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城镇的空间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大城市的不断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1950年71座，2000年增加到388座。人口超过1000万的巨型城市是20世界后半期出现的。1950年只有1座，2001年已有17座，其中13座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这种巨型城市无一例外地都是“区域性的城市”，城市的“范围”就是一个“区域”，其影响范围就更大了。从区域范围看，有些发达地区出现了以一个或几个大城市为核心，周围分布着成组成群中小城镇的都市连绵区。这种特大城市组群形态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条件发展所促成。可见，全球城镇化不仅表现在数字上和比重的提高，还包含着丰富的、空间形态上的发展变化，表现出多样的形势和特点。

中国的城镇化，有自己的发展历程和特点。自建国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1个阶段从1953—1958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开始进行工业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吸收大批农民进入工厂，城镇人口有计划的增长，是城镇化稳步进行的时期。全国城镇化率从10.6%提高到16.3%，年均提高0.63个百分点。第2个阶段从1958—1978年是城镇化徘徊、停滞的阶段，由于“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指导思想摇摆和一度曾试图走“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城镇化率20年至提高1.6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08个百分点，还有几年是负增长。第三个阶段从1978年至今，是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至2002年提高到39.1%，年均增长0.88个百分点，1998年后几年超过1个百分点。这同中央指出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重要途径之一和在“十五”计划中明确提出推进城镇化的战略，调整部分限制和不利于农民进城的政策等因素有关。中国5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①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了城镇化，城镇化又会从正面或负面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②国家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对城镇化进程有很大影响；③至2020年或更长时期，中国的城镇化还将经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

中国城镇化的显著特点是：就全国而言，城镇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其“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农村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城镇存在吸引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包括正规和非正规的）。从1980年代开始的“民工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这个“潮”并非经过组织，基本上是自发形成，至2003年底，全国已形成近1亿人的“潮流”。起初是沿海城市发展“外向型”工业，农村富余劳动力是“廉价劳力”的巨大源泉；乡镇企业的兴起则是另一个吸引农村劳力的块体。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从“离土不离乡”到“乡村城镇化”，从“小城镇战略”到大规模“跨区流动”，都是不同形式的城镇化的表现。当前的情况时，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每年要“吸纳”相当数量的“流动人口”，其中滞留半年以上的被视为“城镇人口”（按照全国“五普”的统计口径）。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和城镇，则是“输出”流动人口，泾渭分明。据有关部门调查，几年来这类流动人口中，只有17%左右在城镇“定居”下来，成为“真正”的城镇人口，80%以上是“候鸟型”的流动人口。他们每年到城市打工挣钱，年终带钱回家过年，这是造成我国规模罕见的“春运潮”的根源。大量农民工愿意去城镇“打工而不久居”是反映了当前城乡经济水平差异的现实状况，包括城镇（特别是大城市）生活居住的“门槛”过高是原因之一。因此，中国当前的城镇化主要是依靠农民的迁移（多种方式），与欧洲某些国家在早期城镇化时期依靠农民破产而进城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在我国，党的政策保护农民拥有耕地的使用权，拥有宅基地和自留地的权利，也是中国的特点。但是从长远看，只要农村还存在源源不断的富余劳动力，城乡的生活和收入水平还存在显著的差距（这种差距近几年还有所扩大），农民流向城镇，“候鸟型”和“留下久居型”都会长期存在。从理论上讲，只有当这种差距基本消失，流动才会停止。总的看来，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除了主要来源是农民之外，还有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高校毕业生和复转军人中原农村生源、兵源的留城等，境外移民数量很少。就单个城市而言，城镇建的流动逐年增多。可见，实际上“化”的过程是多种形式的，甚至每个城镇各不相同，但都有一定的规律可循，不像有些同志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当前比较普遍存在的，在城市人口规模上盲目主观地“做大”，显然是没有道理的。

其次，中国地区差异很大，情况比较复杂，表现在分省（区）的城镇化水平上差别也较大。总的说来，城镇化率的高低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呈正相关关系，但具体分析起来不仅如此。例如，以全国分省（区）2000年的城镇化率做个比较，除4个直辖市外，在27个省（区）中，广东高达55%，云南为23%，数值相差1倍多。这种差距并不正相当于两胜竞技水平的差距。东北三省城镇化率均达50%上下，内蒙40%左右，新疆35%，均高于不少内地省份，但并不正好反映经济水平的相互关系，而是由于各省（区）本身地理、历史、政治、农业结构、人口密度等提点不同所致。国外的城镇化也有类似情况。例如，以1999年世界城镇化水平而言，高收入国家平均7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75%，指数很接近，但两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很大。这是由于拉美一些国家存在“过度城镇化”现象的缘故。可见，当前国内一些地区和城镇简单化地在城镇化率的数值高低上搞“攀比”，不如结合自己地区的特点，从实际出发，很好研究如何在经济发展、城乡建设上实实在在地多做工作有意义的多。

最近，国家正在研究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城市发展与城镇化”被列为重要专题，这是非常有意义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斯蒂格列茨（tz）教授把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并认为城镇化是新世纪对中国的第一大挑战[1]。这位学者的论断是正确的。中国2002年的城镇化率39.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8%），全国城镇总人口5亿，总量为世界第1位，大约是美国全国人口1.8倍。21时解除其对我国是一个战略机遇起，解决“三农”问题是国家的“重中之重”，原有城镇也需要发展和提高。从各方面分析，把城镇化看作是中国21世纪（初、中期）最巨大的一项社会工程是不为过分的。专家们认为，根据对今后一段时期全局情态的分析，我国至2020年城镇化率预期年均提高1个百分点是较为适当的。以此推算，我国至2020年的城镇化率可能达到57%，城镇人口年均增加1800多万人，总共有3亿农民转为城镇人口（比美国现在的全国人口数还要大），如果计入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城镇总人口将达到8.4亿。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量。

3亿农民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转移到城镇，成为城镇人口，在世界城市发展历史上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不少学者指出：真正意义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身份”的改变，还包括从市的产业、生活居住的方式、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变化。这无疑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而且变化是渐进的。即使第一步——“身份”的变化，也不仅只是户籍的改变，而是有很多基础性的条件需要准备。经过一定研究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主要“瓶颈”，不是户籍、政策等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就业”问题。其后是资源问题，即水源、能源、土地等问题。我国城镇的就业形势一直比较严峻，从1978～2020年，全国城镇年均增长就业636万人，近几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2.9%，如果加上“隐性”事业，数字将更大一些。如果今后按照年均新增城镇人口1800多万人计，需要新增的就业岗位为年均800多万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为此必须进一步发展城镇经济，扩大规模，开拓新的产业，在结构调整上注意发展能过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生产链较长的企业。

资源问题是另一个重要“瓶颈”。我国大部分城镇存在“缺水”问题。有些城市盲目“做大”，往往“盲”在不顾水资源的制约，指望国家来解决燃眉之急（包括远距离调水等）。这是一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不计成本，不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片面观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城镇合理的布局和合理的发展规模，把推行“节水型”城镇，作为一种战略性的措施。能源问题也是严峻的。每年新增1800多万城镇人口，对电、石油、燃气、煤等能源消耗的增量是很大的。仅以石油而言，我国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我国的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已开始进入“汽车时代”，势头方兴未艾。面对这种态势，唯一的选择是大力发展多种交通方式的城市公共交通，与私用汽车“比”便利，“争”客流；从长远看还要调整城市的能源结构，采用“绿色”的、可再生的新型能源，比坚决推行“节能城市”战略等。土地是城镇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资源。我国现有城镇的土地利用与世界各国比较，是属于“中等高密度”的。大量农民成为城镇人口，他们的居住形态将从分散、低层、独居为主变为集约型、多层为主的城市社区，如果原来的宅基地也能转换为城镇居住用地，那么城镇化并不比农村多占土地。城市本来就是一种集约型的居住方式。近几年那种盲目圈地造成的耕地流失和浪费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相信会逐步得到纠正。但是新增城镇人口总要占用一部分土地，包括耕地。年均新增1800多万人，如果按现行规划用地标准简单测算，则需要2000km2左右的土地（合300万亩）。数字也是很大的，并且超过近几年土地供给的规模。中国的城镇应该提倡和利用低，在合理的基础上节约用地，做到“精明增长”。在空间结构上采取“紧凑发展”的模式，但要保证必要的生态环境条件，合理的密度。项目建设（包括工业、交通等在内）要满足卫生的要求，采取合理的用地标准。

如何应对我国今后20年左右的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是一项重大的课题，需要长期的研究。现在仅就近几年学术界和领导层经常关注和讨论的几个问题，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1. 什么是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似乎直到今天，“道路”还不清楚。道路不清怎么走？或者说，先把道路搞清楚在开始“化”，这都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就在我们的租下，如果从“改革开放”算起，经济走了20多年，问题是需要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和完善。中国的城镇化就得从农民进城开始，一步一步地“化”。别国的道路可以借鉴，但不能简单地搬用。

2. 城镇化从“数量”到“质量”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当前的倾向之一是，只求“数量”，满足于城镇化率的提高；倾向之二是，追求所谓“理想化”的、“正规的”城镇化，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这都是不够全面、不够实际的。从前面的分析看，如此快速的城镇化，要把大量农民在较短时期转移到城镇，而且在还存在严重的“瓶颈”和巨额城镇化成本的现实情况下，只能接受“正规”和“非正规”并举并存的事实。可能在今后一段时期，“候鸟型”农民工、大城市的流动人口，“非正规经济”的就业的等，会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大城市长期存在。从城市规划和管理上，不要把这些一概看作“临时”和“不正规”，而是应该妥善的予以统筹和安排。因为它正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一种反映。

3. 中国城镇化采取什么样的空间模式。这个问题涉及到：“化”到城镇的农民主要向什么样的城市集中？大城市、中小城市、小城镇还是“农村城镇化”？我国实行了几十年基本不变的城镇发展方针在1990年代末作了调整，概括说来就是不同规模、不同等级的城镇协调发展。这种调整适应了市场经济的规律和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城镇的发展受到经济规律的影响和作用，往往不是人们主观意志能过左右的。今天全国农民向城镇迁移的大动向，一定程度上是这种规律的反映。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规划、调控）仍然是十分重要的。特别在资源和环境保护，重要的制约的开发引导，基础设施的综合规划等方面一定要较强宏观的监测和调控，包括做好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和城镇规划，使中国的城镇化走向健康发展之路。

注释：

[1]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列茨（tz）1999年7月23日在北京“城市发展高级圆桌会议”上的讲话。

城市化的衡量指标有

法律分析：城市化，也称为城镇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城市化率，是衡量城市化发展程度的数量指标，一般用一定地域内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来表示。

法律依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 第三条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普遍规律，我国仍处于城镇化率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延续过去传统粗放的城镇化模式，会带来产业升级缓慢、资源环境恶化、社会矛盾增多等诸多风险，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进而影响现代化进程。随着内外部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城镇化必须进入以提升质量为主的转型发展新阶段。

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日益严峻。在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产业格局再调整的背景下，全球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庞大生产能力与有限市场空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我国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消化严重过剩产能的挑战巨大；发达国家能源资源消费总量居高不下，人口庞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资源的需求迅速膨胀，全球资源供需矛盾和碳排放权争夺更加尖锐，我国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面临的国际压力前所未有，传统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模式难以为继。

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内在要求更加紧迫。随着我国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主要依靠劳动力廉价供给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益加剧，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随着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公共服务差距造成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矛盾日益凸显，主要依靠非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务压低成本推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模式不可持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不同步，导致农业根基不稳、城乡区域差距过大、产业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我国城镇化发展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型势在必行。

城镇化转型发展的基础条件日趋成熟。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为城镇化转型发展奠定了良好物质基础。国家着力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了条件。交通运输网络的不断完善、节能环保等新技术的突破应用，以及信息化的快速推进，为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形态，推动城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各地在城镇化方面的改革探索，为创新体制机制积累了经验。

人口城镇化的人口城镇化的指标

反映人口城镇化的指标，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百分比的高低与城乡划分标准有关，各国情况不同，划分城乡人口的标准也颇有出入。标准低的国家,100人以上的商业中心即被认为是城镇（乌干达）；标准高的国家,20000人口以上的聚居地才算作城镇（尼日利亚、毛里求斯）。以居民人数为城乡划分主要标准的国家，大多数把人口下限定在1000～10000人之间。有的国家不用人口标准,只按一定等级的行政中心来确定。至于城镇统计人口的地域范围，更无统一标准。因此，人口城镇化程度在国与国之间缺乏可比性，世界城镇化水平的衡量，只能根据各国厘定的城乡划分标准和城镇统计范围的统计数字。

怎样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的话需要哪些指标？

评价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是城镇化率。目前国家在统计城镇人口时，包括户籍人口和居住在半年以上的暂住人口。由于后者流动性较大，享受的城市公共服务并不充分，因此又有名义城镇化率和实际城镇化率（不包括暂住人口）之分。后者更能代表城镇化的真实质量水平。

城市化水平指标标准是什么？

　　我国对“城市化”的定义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进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以及城市不断完善的过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城市化的量化指标各国有所不同，但一般都包括以下主要指标：
1、经济总量与结构指标，包括人均增加值和二、三产业增加值在农村增加值中所占比重、城乡收入比。
　　2、社会发展指标，包括城镇人口所占比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在从业人员总数中所占比重、千人拥有医生、养老保险覆盖率、合作医疗覆盖率。
　　3、人口素质指标：包括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
　　4、人民生活指标：包括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恩格尔系数、家用电脑普及率。
　　5、基础设施指标：包括人均年电力消耗量、清洁能源普及率、卫生厕所覆盖率、公路密度。

城镇化水平分析论文 开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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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 经典金顶 - 试用期 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