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问题及其成因论文

中东问题及其成因论文

　　三大根源：其一，阿拉伯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其二，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事业派的矛盾；其三，美欧国家为争夺石油资源与阿拉伯国家产生的矛盾。
　　中东国家局势动荡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一：执政党和政府的廉政很重要。腐败、权利终身制、家族政权、司法不公正等都是能产生社会动乱的因素。二：年轻人就业、物价，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的事情很重要。所以要抑制物价飞涨，增加工资，调整税率，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指数。三：我们要警惕西方一人道之名推行霸道的阴谋。四：我们要有强大的国防力量。
　　冷战开始之后超级大国的激烈争夺，以及冷战结束后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各大国的介入和干预是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定的关键因素，但能源储量、地缘位置、政治运作以及领土领水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因素也是影响地区局势的重要内因。外部势力的长期介入加剧了内因的复杂性，而某种程度上看，内因的存在、发酵与发展反过来给外部势力进一步介入中东提供了理由和借口。
　　优点与缺点：绕不开的能源与地缘因素
　　丰富的能源储备成为吸引外部因素介入的重大因素之一。中东是当今世界最主要、最大的石油供应基地，有“世界油库”和“石油海洋”之称。
　　中东石油的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62%，仅沙特、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阿联酋等国的探明储量就分别占世界的22%、11%、9.7%、8.3%和 8.2%。
　　重要的地理位置一向为大国所觊觎和争夺。中东地区是亚欧非三洲的接合部，地理位置非常显眼而重要，且正好位于东半球大陆的中心，素有“五海三洲之地”之称。
　　中东地区这种适中、临海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沟通大西洋和印度洋、东方和西方的十字路口，是从欧洲经西亚到北非的联系纽带，从而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领土领水纠纷与民族矛盾盘根错节
　　领土争端严重与民族矛盾交织。殖民主义者曾在其殖民统治区采取“分而治之”等政策，给中东留下严重隐患。伊朗与伊拉克、伊朗与阿联酋、沙特与卡塔尔、卡塔尔与巴林、埃及与苏丹、摩洛哥与西班牙、也门与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与以色列、黎巴嫩与以色列等国家之间均存在领土纠纷，不少国家曾经因领土问题而兵戎相见。
　　水资源争端复杂。中东地区幅员辽阔但严重缺水，水资源只占世界总量的0.4%。该地区有三个主要水系：两河水系、尼罗河水系和约旦河水系。伴随该地区水源供需矛盾日益突出，水资源纷争进一步加剧。
　　宗教和教派纠纷错综复杂
　　鉴于宗教问题的长期性积淀和发展，许多问题根深蒂固、盘根错节、历史久远，几乎无法得以解决。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存有矛盾。中东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三大宗教的发源地。
　　耶路撒冷位于巴勒斯坦中部，面积只有158平方公里，人口约65万。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4000年前，作为三大宗教的圣地，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已经超出了普通的领土范畴。
　　伊斯兰教内部如逊尼派、什叶派、苏菲派等派别之间也矛盾重重。
　　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是导致发生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原教旨与温和派别之间的矛盾常常导致国内政局动荡。比如黎巴嫩是阿拉伯国家中唯一的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两大类居民组成的国家，其中穆斯林又分为什叶派、逊尼派和德鲁兹派。黎巴嫩全国只有1.04万平方公里面积、400多万人口，在1975-1990年内战时期却曾有分属于两大宗教派别的100多个党派团体、30多支民兵武装和数十家电台。
　　伊斯兰教需要改革，但堪当宗教改革的领袖人物难以出现。伊斯兰教自诞生至今并未接受过深层次的宗教改革，伊斯兰教呼唤具备崇高威信和能力的改革领袖人物，推动伊斯兰社会的宗教和社会改革，使之最终融入现 代社会发展洪流，并最终具备自我发育和自我发展能力。
　　但要出现类似超越于国家和民族之上、具备远见卓识的伊斯兰宗教权威人士决非易事。既然伊斯兰内部暂时无法出现这样的改革领袖，靠外部强加和推动改革并非好的选择。
　　核心的巴勒斯坦问题短期无解
　　巴勒斯坦问题充满复杂性。中东问题包括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争端两个内容，核心是巴勒斯坦问题。
　　二战后，四次大规模中东战争都与该问题有关联，并给地区民众造成惨重损失和巨大创伤。人们对和平望眼欲穿，但中东和平进程绵延至今，举步艰难。
　　巴以和平进程从1991年以来取得一些重要成果，但其中最棘手最关键的问题远未解决。
　　从历史经验看，即使达成一些协议，协议实施起来依旧障碍重重，巴方的极端组织和以方的右翼或极右翼势力总能找到理由或方法使之流产或夭折，最后不了了之。美国政府严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以色列政府的不稳定性、巴方内部的协调程度等诸多问题，也都是影响和谈的重要因素，布什政府在该问题上的超脱和严重偏袒是导致极端势力袭击美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东国家需要独立自主和发展自强
　　受到政治发育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各类矛盾交织等因素影响，在全球化大潮和大国干预面前，中东国家自身的力量有限。各国政体复杂多样，现代政治发育并不完整，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二战前，多数中东国家的政体是君主专制和君主立宪制。战后，许多原来的君主制国家转而实行资产阶级共和制，但不少国家的共和政体仍带有比较浓厚的传统历史色彩、宗教色彩并实行事实上的总统终身制。政治体制比较完善的代议制民主国家如以色列和土耳其，其它政体还有君主立宪制、君主专制制及酋长制等。子承父业、弟承兄业的政权延续方式在许多地区国家存在。经济发展方面，中东地区许多国家缺乏激励发展的内生机能和科技创新能力，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于依赖能源支撑，缺乏发展后劲。同时，不少国家的社会问题严重，腐败成风，经济发展失衡，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把原教旨主义视为实现“社会公正”的希望和出路，导致国内政局不稳。以上是导致2010年底以来中东政局急剧动荡的重大诱因。

2017关于中东局势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在中东的国家普遍比较贫穷，经济形势严峻，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和通胀率都比较高，此外这些国家的政治也普遍缺乏民主，统治者独裁，政府腐败。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2017关于中东局势的形势与政策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关于中东局势震荡的探讨》

摘 要：2010年12月由突尼斯开始的中东变局，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并导致多国政权更迭，随后叙利亚和也门引发了剧烈动荡。时至2012年，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持续。中东地区大震荡引发的原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发展和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与此同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长期存在，局部的战乱、动荡、局势的紧张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发达国家对于日渐强大的中国产生强烈的不安，总在伺机寻找借口或暗中作祟，对我国产生不利的影响。

关键词：中东局势;和平发展;中国

2011年1月14日，突尼斯揭开“阿拉伯之春”的动荡序幕。2月11日，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月14日，巴林局势动荡，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应邀出兵巴林“维稳”;3月19日，北约开始空袭利比亚，最终促使卡扎菲政权倒台，卡扎菲被打死;11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签署交权协议。

中东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通常指西亚北非广大地区，包括从肥沃新月地带，阿拉伯半岛及延伸到马格里布的广大阿拉伯世界，以及以色列、伊朗、阿富汗、土耳其、塞浦路斯等20多个国家。地处亚、非、欧三大洲，位于东半球中心地带。中东孕育了四大文明中的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是三大宗教伊斯兰教、____、犹太教的发源地，还孕育了三个盛极一时地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帝国：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中东局势动荡原因

1.民族矛盾。中东地区主要民族有阿拉伯、波斯、土耳其、库尔德、犹太等民族。但由于这些民族的兴衰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其强盛时期这些民族极力向外扩张，发展其势力，把自己的 文化 强加在其他民族身上，而在衰落时又经常受到其他民族的入侵和欺压，因此各民族之间造成积怨已久的矛盾。

2.宗教纠纷。中东是世界三大宗教____、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尽管三大教派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在教义上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在各自的信仰上都主张自己的立场，产生很多冲突矛盾。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最大的宗教，由于该地区社会发展处于落后状态，伊斯兰教义又没有像基督____彻底地完成政教分离，而是紧密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许多政治问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冲突、纠纷又与政治纠结在一起，使中东很多问题难以理顺。

3.边界问题。很多人把中东问题仅仅归结为资源危机，或是宗族信仰问题，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任何能源都是以土地为依托的，任何宗族的生存也都是以土地为根本的，特别是中东地区，长期的动荡、战争频频，很多战争都是由于边界或领土的争端引发的。中东地区曾是人类文明最早发源地之一。孕育了很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帝国，特别是最后一个帝国：奥斯曼帝国，因此奥斯曼帝国的兴衰成为今日中东国家边界问题的重要历史根源之一。奥斯曼帝国兴盛时期，大部分中东地区都属这个帝国的版图，但随着国势渐衰帝国各省虽维持臣属关系，但已不听命于帝国中央，进入近代史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东地区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角逐的场所、瓜分的对象，从而使中东国家边界深深刻上了殖民主义的印记。西方列强肆意对中东地区分割再分割，并强加奴役性条例，西方殖民者的残酷剥削加剧了中东人民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东国家先后独立，但这些中东国家并未按照自身边界划分，而是在殖民者的势力范围内实现了独立，再加上中东新兴民主主义历史不长，尚有未划分完的边界以及泛阿拉伯主义思潮的影响，造成很多争端和战争。

4.大国的干涉和影响。中东地区是亚非欧三大洲的结合部，是东西方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各大陆间的必经之道，该地区一些著名的海峡和水域通道具有重要的国际战略意义，如：黑海海峡、苏伊士运河、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同时中东又是世界主要石油出产地，目前全世界已探明的石油总量约1 366.4亿吨，天然气量约1 128 921亿立方米。中东地区的石油储量约占世界石油总量的66.42%，拥有天然气占世界储量的31%，其中，沙特阿拉伯、伊拉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科威特、伊朗储量超过100亿吨。中东地区不仅油气储量大、分布集中，而且开发条件优越。因此，该地区是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最敏感的地区，历来是大国争夺的重点地区。正是由于在全球战略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首选目标就是中东，早在16世纪后的二三百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确立，西方列强加紧向世界范围扩张时，就把殖民主义的魔爪伸向了广大中东地区，中东地区在那时成为了西方列强进行殖民扩张、扩大海外市场、掠夺财富和资源的猎物。

二、中东冲突与动荡造成的后果

1.动荡打破了中东地区传统的力量格局，阿拉伯世界再次被分化和削弱，整体实力下降。在这次动荡中，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矛盾也更趋激化。阿拉伯世界作为整体，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进一步下降。阿盟作为阿拉伯世界唯一的地区组织影响式微，对该地区成员国一开始出现的国内乱局反应迟缓，并毫无对策。回顾60年代以来，在涉及阿拉伯世界重大利益的诸多问题上，如巴勒斯坦问题、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等，阿盟都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此次中东危机，尤其是针对利比亚问题，阿盟对西方军事行动态度摇摆，无能为力。反映出阿盟地位日渐下降，在深受西方压力和内部意见分歧影响下而日渐衰弱的现状。

2.中东地区传统的意识形态面临新的挑战。阿拉伯民族主义等主流意识形态都已遭受到挫折和打击，其代表人物都以不同结果退出阿拉伯政治舞台。目前，中东国家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伊斯兰教本身处在相对落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在新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打算全盘西化或寻找“伊斯兰替代方案”，但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处在转型期的中东社会面临诸多的社会矛盾，统治者在处理各类问题时的失误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没有彻底的宗教改革就无法实现深刻的社会变革，因此，宗教改革已成为中东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内在需要和历史必然的需求日渐凸显。而经过宗教改革或宗教革命洗礼的伊斯兰教不仅将进一步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社会的迅速发展。

3.中东地区要建立起稳定的地区新秩序需要漫长的过程。尽管中东国家有很多是同一性质的社会，但各个国家的具体问题都各有不同，如巴林和也门、叙利亚因教派之争产生分裂，利比亚本土部族之间有很大分歧，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极大。过渡转型时期，中东各国家因其社会、历史、文化及发展不平衡的差异性，在政治发展形势上也不尽一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中政治”，因此，中东国家不会以同一种方式完成政治变革，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也绝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另外，各种外部势力和体制的干涉，也加剧了中东国家的矛盾的复杂性。因此，短时期内，该地区不可能实现政治多元化、经济一体化的稳定新秩序。

三、乱局之下的理性思考

到目前为止，中东出现震荡的几个国家基本上表现出的性质是：一场民众自发性的变革运动。尽管参与者、支持者的某方面现代技术的加入显现出较具规模和组织性，但大多民众也多半都是在对重大历史行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民众诉求不明确，缺少建设性目标和具有超凡能力的符号性领导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国家暗中干涉，利用各种 渠道 影响、怂恿还处在蒙昧期的抗议群众和反政府组织，暗中作祟的同时也在明处以各种理由干涉各个国家的内政。

阿拉伯国家的政权“过去和现在都不是靠外部力量框架来维系的”。相反，他们能屹立几十年不倒，“在很大程度上是凭借自身的手段”。主权国家的内政应由主权国自己解决，用不着别国干涉，所以解决问题的最终途径还是要依靠人民。中东问题的最后解决也是要靠阿拉伯世界的团结。

时刻警惕大国的别有用心。奥巴马政府总体上在这次中东动荡中，采取的是所谓“有选择介入”的现实主义政策。“奥巴马主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美国自伊拉克战争来一直面临的一种外交困境：一方面美国难以忍受那些冒犯美国价值观或威胁美国边缘利益的海外事件，另一方面，美国又不愿冒风险全力投入加以应对。这部分也是因为美军的资源现在几乎已用到了极限。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收缩中东战线，将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对中国等新兴大国的发展对其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和支配力带来的挑战已经有极大紧迫感和危机感。尤其，近年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美国开始担心中国正在和美国争夺全球影响力。同时美国也觉察到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美国近期高调加入并力推TPP，显然带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意图。目的明确地将亚太作为重点的战略部署。当前乃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战略重点毫无疑问地指向亚太地区。

四、对中国的启示

埃及、突尼斯、利比亚等国发生了动乱，并引发了英、美、法等国的干涉，西亚、北非的一些国家局势剧烈动荡，国家遭受巨大灾难。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经济率先走出危机，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发展。正是对这种所谓“大环境”的清醒把握。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正处于深刻的发展和变动之中，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是与此同时，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仍长期存在，局部的战乱、动荡、局势的紧张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更趋突出。发达国家对于日渐强大的中国产生强烈的不安，总在伺机寻找借口或暗中作祟，对我国产生不利的影响。就我国本身而言，在十二五期间更应注重关注：民生问题、经济结构调整问题、腐败问题等。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只有切实做到发展才是硬道理，集中精力搞建设，处理好转型时期的各种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施雪华,汤静容.近期北非和中东局势动荡的成因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11).

[2]王维虎.探析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的原因及其影响[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2011，(8).

《中东动荡问题的分析》

摘要：本文简单分析了有关中东动荡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看法。

关键字：中东 动荡

众所周知，最近世界局势有些动荡不安，尤其是中东地区形势尤为严峻。这对我国乃至世界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东问题由于涉及到众多国家的利益，所以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很大的不稳定因素。这些年由于以色列实行强硬政策，以及美国政府的偏袒政策，巴以问题陷入了新的僵局，中东局势依然处于动荡之中。在阿巴斯上台之后，中东问题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直到现在，稍显平静的中东局面依然藏有暗忧，前景不容过于乐观。

造成中东问题现状的因素诸多，但大多数都紧紧的围绕着宗教冲突以及领土冲突。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政策在巴以和平进程中起主要的作用：

以色列方面：以沙龙政府为代表的以色列右翼力量 深受犹太复国主义、宗教和民族沙文主义的影响，长期推行铁血政策。造成巴以冲突激化的现状的直接原因，是鹰派人物沙龙上台后推行的铁血政策，以色列的宗教民族沙文主义窒息扼杀了巴民族解放事业， 使得中东和平进程崩溃。从以色列角度看造成现状的原因，是有深刻思想根源的右翼政府的强硬政策的原因，而国家安全环境不佳的情况下，以民众的支持，又是政策能够站住脚的原因。这更成为了目前中东问题得不到解决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美国方面：参与协调巴以问题的国际社会成员除了美国还包括联合国、欧盟、俄罗斯等。但从本质上看，给与以色列政治、经济、军事支持的美国才是影响巴以问题外部因素中唯一关键的因素。美国在中东有巨大利益，支持以色列这个民主的非伊斯兰的国家符合其利益。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以色列在美国的支持下才得以在阿拉伯世界中生存和发展，以色列对美的依赖性很大。所以几乎只有美国才能从外部影响到以色列。但是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偏袒以方的态度显然有失公正，其结果不但不能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在阿拉伯及伊斯兰世界中撒下仇恨的种子。

总的来看，虽考虑到美、以两国政府的更可能对现在局势发展的方向有影响。但就以往的 经验 由于宗教领土等诸多因素，即使出现缓和，也有很多尖锐的斗争和问题摆在各方面前。在未来，犹太复国主义这一意识形态仍对以政局有很大影响，美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支持以色列，并有所偏袒的政策，而巴勒斯坦又无法得到强大力量的支持。所以，中东问题的前途总的来说是比较暗淡的，不可能很快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有随着国际力量的变化，各方力量平衡后，才有可能得到各方满意的答案。才有可能更好的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重开巴以和谈之门。由此可见，中东和平之路是相当复杂而漫长的路，前景是比较暗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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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问题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性。我是在读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现他们在书中多处使用“交往”一词，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讲的： “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自己创造出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力、交往、世界性联系在一起，而“交往”成为核心纽带。可见， “交往”在他们心目中的重要性。由此，我开始关注“交往”问题。我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思考的结果是，人类的交往与人类的历史同步发展，这是人的社会属性所决定的。人类在第一个历史活动----生产劳动中，就表现了交往的双重关系：自然和社会关系。在此种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是人同自然界所完成的本质的统一，是人们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依托，是文明交往的开始。但是，当我把交往问题从哲学思考转入历史学领域时，首先碰到了战争问题，即怎样用“交往”解释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的提法，促使我考虑“战争”与“交往”的关系，于是再一次系统研读了*****《战争论》这部经典名著。克氏关于战争是“政治交往”的论述，佐证了马、恩的观点，也进一步廓清了我对交往问题的思路。这样，我从哲学和历史学两个层面上，对交往问题有了初步宏观的认识：交往是人类的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决不能离开交往去考察人类文明的演进，人类的文明交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中东乱局的主要根源是什么?如何评价中东时局的变化?

最根本的乱源在于“利益”二字！
历史根源：最早是来自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祖先的王位之争。犹太人占据巴勒斯坦，后被罗马人赶走。后来阿拉伯人赶走罗马人，来到巴勒斯坦定居。犹太复国主义在一战前开始产生，旨在恢复犹太人的国家，选址巴勒斯坦，与巴勒斯坦人商议失败，放弃。
英国人在一战之后统治巴勒斯坦，不限制移民，正值二战德国屠杀犹太人，犹太人大量迁往巴勒斯坦，导致混乱局面。英国人无法解决，交给联合国，在美苏干预下，决议将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犹太人占大半，耶路撒冷归国际管辖。然后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端。

战略地位：中东的战略地位和经济价值（三洲五海之地，苏伊士运河和丰富的石油资源）

评价：政治动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使一些国家的国内政治斗争激化，政府职能弱化，不能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提供基本保障。突尼斯、埃及政变后，新政府迟迟未能建立，街头政治还在延续，政治势力正在重新分化组合，短期内很难形成一个稳定、可靠的政府。以埃及为例，“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带有深厚伊斯兰色彩的政党，代表要求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宗教势力，目前临时掌握国家权力的军方是国家权力中的实力派，还有目前正分化组合的数十个世俗政党。这三派力量均在埃及政治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任何一派都不可能被排除在政府之外，三股力量的实力基础、权力来源、执政理念和行为模式大不一样。当下，埃及正在军方的主导下制定新宪法，但是任何一部新宪法都必须满足这三股力量的需求。历史上，这三股力量从来没有密切合作过，未来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合作框架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利比亚、也门的政局更是令人担忧，因为部族势力的存在，长期陷入内政的可能性不可排除，人民将因此而被抛入绝望的深渊。美国的中东问题观察家因此而断言，中东政治动荡仅仅开了个头。

给我们的启示：
一是国不能弱，落后就要挨打。
二是独裁不得人心，必须搞好适合自己国家的民主，让更多的人参政、议政。
三是国家必须做好自己的事情，让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安宁。必须代表广大人民最根本的利益。国民应当为了自己的国家富强努力学习努力奋斗。
四是西方列强国家都是无耻国家。尤其对待其他国家的人民。像对待中东北非的阿富汗、伊朗、利比亚、也门等都 是这样。必欲置之而后快。

中东、北非局势动荡所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是否仍将持续，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是否将成为美国考虑的下一目标，还有待密切关注。但不久前我国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通过互联网煽动国内居民非法聚集，妄图引发“街头政治”，不能不说是个别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的一种尝试，对此我们应十分清醒、高度警惕。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证明，西方列强总想把地大物博的中国置于他们的掌控之中，一个自主、强大的中国永远是历朝历代各族人民的企盼。经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与发展，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奋进，对此我们应十分珍惜，自觉维护来之不易的和谐与稳定
政治地震和地理地震让利比亚和日本都一时成为不宜进入和不可居住的危乱之邦，各国发出警告，建议本国国民不要前往旅游，正好印证了孔子的观点。和过去相比，不要说和孔子时代比，就是和这轮全球化之前的世界比，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在全球化世界生存的国家、公司、团体和个人来说，如果要从利比亚和日本危机中汲取经验教训的话，那么就要认真地研究到底怎样降低全球化的风险，以及一旦危机发生，到底如何规避，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生命财富的损失？
面对利比亚危机，中国政府果断决定，大举、成功撤出在利比亚工作的3万多同胞，世界为之侧目。但是，当利比亚内战和西方盟军军事干涉利比亚之际，中国也开始计算在利比亚的损失。如果损失仅限于商业利益，不管数额多高，总是不要紧。问题在于，利比亚事件的中国撤退，具有严重的警醒之指标意义。不顾或者欠考虑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重大潜在政治、安全危险和危机，而有点鲁莽地大举商业进入，包括长期巨额投资，看来是要欠战略考虑的。
西方关于中国在非洲的评论也不是全部是尖酸刻薄，其中有一些经验之谈和劝诫之语。比如，一些西方研究中非关系的专家多次指出，中国并不会因为来自发展中世界，奉行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就在非洲有安全免疫力。西方公司和国家在非洲遇到的挫折和打击，中国也将遇到。外来势力要在非洲大陆站住脚，不是那么容易的。中国真正与非洲接触的大规模历史，尤其是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依存，是最近50年，更确切说是过去十多年的故事。而欧洲人和西方人则不同，从罪恶的奴隶贸易开始，经过对非洲各方面的殖民，再到“非殖民化”和新的援助关系确立，却经历了500年的历史。
一个是500年，一个则是50年，不管中国外交政策和对非政策如何站立在道义的高点（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发展、支持他们走自己选择的而非外来势力强加的道路），只有50年的接触，中国对非洲的体验、知识，还是欠缺的、稚嫩的。在有些方面，有必要向欧美人学习关于非洲的知识，以及如何与非洲更好地打交道。
中国需要牢记我们的古老哲学“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更需要从当下的国际挫折中总结教训，只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走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