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都市和家族论文

日本的都市和家族论文

日本的文化是日本人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文化是反映一个国家特殊性的东西，是一个社会综合的缩影。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文化方面论文篇1

试论日本姓氏文化现象

摘 要： 姓氏文化是日本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日本人的姓氏产生较中国晚。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研究日本姓氏对于日本社会、文化、语言、文字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日本 姓氏 文化现象

日本人的姓氏产生较中国晚。

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在姓氏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人名的起名等方面，都很注重姓名的社会性、现实性。

日本虽国土面积小，人口不多，但日本人的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日本姓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宗教、风俗等重要文化现象。

1.日本人的姓氏起源较中国晚

1.1中国人的姓氏起源

中国人的姓氏起源据说可以追溯至上万年前对风、云、雷的崇拜。

传说中的女娲、伏羲为风姓，神农为雷姓，黄帝有云姓之称，等等。

上古时期，中国人姓和氏是分开的，女子称姓，男子称氏。

姓指的是一个人的血统，只有贵族才有闲空研究或者附会自己的血统。

而氏则代表此人的身份地位。

男人主外，平常使用能代表自己身份地位的氏而不用姓。

姓、氏分开的制度在汉以后就逐渐被人们所遗忘，姓、氏逐渐合流。

夏商周时期，姓的社会职能是代表有共同血缘关系的种族称号，氏则是从姓中派生出来的分支。

商周以前，姓用以区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说。

氏用以区别贵贱，贵者有氏，而贫贱者有名无氏。

先秦时期一般老百姓不准有姓氏，如变法的商鞅，本是卫国人，起先被称作卫鞅，后来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郡，从此改名为商鞅。

1.2日本人的姓氏产生

与中国姓氏制度相比，日本的姓氏产生较晚。

受中国汉文化影响，日本也以汉字取名。

公元四世纪中期，大和政权建立(中国南宋中期)后才开始产生姓氏。

氏指的是出身氏族，姓则指的是大和朝廷赐予氏上等贵族的称号，如“臣”、“连”、“造”等。

这种“姓”其实含有种姓的意味，以区别氏族地位的高低，其后出现的赐姓如“藤原”、“橘”、“源”、“平”等严格意义上来说仍是氏而不是姓。

贵族男子正规的称呼必须姓氏叠用，如“藤原朝臣九条兼实”，“藤原”是氏，“朝臣”是姓，“九条”是苗字(苗裔之意)，“兼实”是名。

公元四世纪末，大和朝廷统一了日本列岛南部，其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氏姓制度。

以大和朝廷的大王(即后来的天皇)为首，掌握着中央政权的贵族与隶属于朝廷的小国国王之间建立了有血缘关系的集团，这些集团被称为“氏”，一个“氏”就是一个贵族世家。

此时的氏并不只限于父系或母系家族，并非自然的社会集团，而是建立朝廷的中央豪族，以独占或世袭官职，借助朝廷对平民进行统治。

氏按照其职务、领地、居住地来命名，称为“氏名”，如“出云氏”、“忌部氏”、“中臣氏”(后来的藤原氏)。

也有氏名来自神名、技艺等。

掌握大和朝廷最高权力的大王家是当时最强大的氏。

后来，大王家对隶属朝廷的许多氏按与自己的亲疏、血缘远近和功劳势力大小分别赐予“姓”(カバネ)，这个“姓”不能算是真正的姓，只是表示地位、门第、职务的称号，类似爵位，属世袭，是除了皇亲外的贵族用来区分身份地位的标志。

当时的姓约有30个，其中“相臣”、“君”、“直”等赐给皇族及显要贵族的姓最具势力。

这时的氏表示部分家族血缘关系，姓只表示家族的地位尊卑，姓氏代表贵族的等级。

公元七世纪中期，大和国统一日本列岛南部，开始通过氏姓制度来建立自己的家族统一脉系。

公元645年，大化革新废除世袭称号，实施官位制，此时表示身份地位的姓逐渐失去意义，在贵族社会只称氏而不再称姓，但姓仍是贵族的专利。

随着人口的繁衍，公元九至十世纪(平安时代)，大的氏产生出许多分支，出现新的称呼“苗字”。

苗字其实是一个家族从氏族本家分离出去后产生的新的姓氏。

此后氏、姓、苗字逐渐融为一体，统称为苗字。

日语中“苗字”(みょうじ，也写作“名字”)是中文“姓氏”的意思，现代汉语的“名字”则是“名前”(なまえ)。

日语“氏”指的是氏族(氏名)，包括“源氏”、“平氏”和“藤原氏”，即古时曾掌握过政权的氏族。

武士阶层抬头以后，武士们的苗字越分越多，越分越杂，逐渐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在江户时代，很多商家把商号冠在自己的名前，逐渐演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姓。

男性贵族姓名包括家名・苗字+通称・あざな+氏(ウヂ)或姓(カバネ)+讳(イミナ)，武士或平民的姓名构成则为：家名?苗字+名(相当于武士的讳，平民场合没有避讳一说)，如“织田信长”的完整姓名应该为“织田�正忠平朝臣信长”，其中“织田”为家名，“正忠”为通称，“平朝臣”为姓(カバネ)，“信长”为讳。

又如“德川家康”的全名叫“德川次郎三郎源朝臣家康”，其中“德川”是家名・苗字，“次郎三郎”是通称，“源”是氏，而“朝臣”是姓(カバネ)，“家康”是讳。

直到十九世纪，姓只限于武士、巨商和村里有权势的人。

此时的姓氏代表着贵族的等级，重要官职必须由特定家族中的人来担任，如征夷大将军必须由平、源两族担任，关白必须由五摄家担任。

“摄关家”实际上是藤原氏的五姓，即“近卫家”、“九条家”、“一条家”、“二条家”及“鹰司家”，又称“五摄家”。

“平源藤橘”即平氏、源氏、藤原氏、橘氏，实乃日本当时的四大贵族。

“平”、“源”两家实际上都是天皇宗族的分家，最有名的“清河源氏”就是起源于清河天皇的庶子。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幕府时期”，是武士阶层专政的时代，那时只有贵族、士大夫、富豪、巨贾和大地主才有姓氏，而一般庶民在暴政的钳制下有名无姓。

除了“佐藤”、“铃木”、“丰臣”、“北条”、“源氏”等当时赫赫有名的贵族外，其他2700万平民百姓大都是目不识丁。

为了满足征兵、征税、制作户籍等的需要，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政府于明治8年(1875年)颁布强制性的《苗字必称令》，做出“凡国民，均可起姓”的决定。

1898年，日本政府制定户籍法，每户的姓这才固定下来，不得任意更改。

可见日本人有姓不过只是一百多年的事。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一般平民百姓从来就是无姓无名，纵然有名也只是“诨名”，或仅以兄弟排行相称，如“太郎”、“二郎”、“三郎”，“一男”、“二男”、“三男”，等等。

明治以后突然允许一般百姓拥有姓氏的原因有二：首先，日本新政府立志改革，建设“文明开化”的近代国家，宣布“万民平等”以树立日本人的自立精神。

其次，方便户籍管理和激励国民。

2.日本人姓氏透视出的社会文化

日本的姓氏分为两类，即自古就有的和《苗字必称令》颁布后创立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繁、杂、怪、奇四大特征。

日本国家虽小，姓氏却为数不少、千奇百怪。

据日本《姓氏的历史和谜》一书介绍，日本有13万余种姓氏，当属世界第一，比一些小国家的总人口还多。

其中“佐藤”、“铃木”、“田中”、“山本”、“渡边”、“高桥”、“小林”、“中村”、“伊藤”、“斋藤”占总人口的10%，有1000多万。

较具代表的姓氏有100个，普通姓氏3600个，其他属稀奇杂姓，如“一井”、“一木”、“一色”、“一尾”、“上下”、“和气”、“左右”、“前后”、“火山”、“热海”、“温泉”、“满身”、“小穴”、“瓶子”、“布袋”、“我孙子”、“早乙女”、“不入斗”、“一二三”、“五鬼肉”、“一尺八寸”等。

2.1“造姓运动”使得日本姓氏丰富而又稀奇

明治8年(公元1875年)，日本天皇下诏颁布《苗字必称令》，令全国的庶民在名字上加冠姓氏，并凭姓氏向政府登记申请户籍。

也许是对过去等级制度的嘲笑，日本人对于姓氏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姓氏不再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与保证，出现“造姓运动”。

于是各种各样的怪姓层出不穷。

大部分人取姓氏只能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因此绝大部分日本农民取姓氏很随意，出现了大量五花八门、荒诞怪异的姓名。

其次，日本人不像中国人那样祖祖辈辈都使用一个相同的父姓，日本人中不用父姓的占有不小比例，其结果是姓氏的数量不断增加。

最后，当时日本人对突如其来要求取名的政府法令无所适从，众多文化不高的平民百姓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尽一切所感所知所见所闻来为自己命名，上至日月星辰，下至花鸟鱼虫，从职业、住所到自然现象等等都作为自己的姓，因此出现了让人毛骨悚然的姓氏，如“百目鬼”、“九鬼”、“鬼首”、“我妻”、“新妻”、“我孙子市”、“我孙子”、“猪股”、“猪野”、“猪口”、“犬养”、“盐尻”等。

住家周围是稻田的农民就根据“田”的特征姓“田中”、“田边”、“藤田”、“吉田”，或“野中”、“藤野”，等等;家住河边的就姓“河边”、“河本”、“渡边”，或“川上”、“川口”、“川端”、“川崎”，等等;如果住在山脚下，户籍官就会建议他们姓“山本”，如此，“山上”、“山中”、“山下”、“山口”等不一而足;日本人中姓“松下”、“松本”的，其祖上老家的房子肯定是在一棵大松树下;“竹本”、“竹下”、“竹内”、“竹中”、“多木”、“芝木”等也顺此理用来命姓。

从日本人以上姓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祖先大多来自农村;而姓“东条”、“南条”、“北条”、“九条”、“十三条”等的，一看便知他们的祖先可能是城市居民(町人)，住在或东或西、或南或北的某条(如九、十三条)街上。

3.日本姓氏主要类型和文化内涵

3.1地名为姓

这一类姓氏在日本的姓氏中最多，现在日本的姓90%来自地名，一般以居住的地理位置为姓。

居住在山上的平民就以山为姓，如住在山口的就姓“山口”，住在山上的就姓“山上”，住在山里的就姓“山内”，另外还有“大山”、“秋山”、“山本”、“小谷”、“冈村”、“松冈”、“川崎”、“宫崎”、“五十岚”等。

住在田中间取姓为“田中”，住在田旁边的就取名为“田边”，此外还有“田泽”、“本田”、“池田”、“武田”、“吉田”、“松田”等。

居住在沼泽地带的人则以“沼泽”为姓，如“大泽”、“宫泽”、“五十泽”等。

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优秀范文

日本历史 文化 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日本在国民心中以及其他国家心中的地位的提，许多国家也以日本的文化作为借鉴,积极吸收有益的成分，对各国文化的融合具有重要的作用。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日本艺伎文化的历史贡献

摘要：随着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众多人的眼睛。在大多数人的眼中,艺伎始终是充满了神秘而又有些暧昧的特殊职业,有些人甚至简单地认为艺伎就是怀有某种才能的妓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事实上,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他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艺伎甚至对日本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关键词:日本艺伎勤王艺伎历史贡献

随着电影《艺伎回忆录》的上映,日本艺伎迅速吸引了全世界的注目。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因为“艺伎”这种称谓中多了一个“伎”字,便因此对艺伎有很多的误解。其实,这只是源于译成中文后的偏差,艺伎在日语里叫做“艺者”(geisya),在译成中文时将“者”字去掉,加了一个“伎”,于是很多人便误以为艺伎就是能歌善舞的妓女。

艺伎确实能歌能舞,也陪酒卖笑,但与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她们是卖艺不卖身的。即艺伎从事的是一种表演艺术,她们的歌舞器乐乃至一举手一投足,无不体现了古典的艺术理念。因此,在现代社会艺伎被称为日本古典文化的活化石。不仅如此,在日本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艺伎甚至对历史起过一些特殊的作用。

一从艺伎的由来说起

艺伎产生于德川幕府时期的江户时代,至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她们的前身就是表演歌舞的流浪女艺人。随着幕府统治中心江户(今东京)人口的增加,大量的流浪女艺人聚集过来,成为在此定居的暗娼。当时德川幕府为了增加税收,严厉禁止暗娼,迫使民间妓女必须寻找作为掩护的职业,于是她们逐步向以表演三味线伴唱为主的职业侍宴女郎演化,人们称之为舞伎。它可以称之为艺伎的初步形成期。

舞伎出现以后,幕府官营妓院的妓女为了吸引客人,也逐步吸取了舞伎的一些表演内容,开始向舞伎转化。艺伎一词最初指为舞女伴奏者,到18世纪下半叶开始,伴奏者、舞伎统称为艺伎。由于艺伎既卖艺又卖身,导致官营妓女同时面临内部与外部艺伎的双重竞争,生存处境极其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江幕幕府对艺伎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禁止艺伎卖淫,有违者严惩。这一规定使艺伎与妓女彻底分离,也使艺伎做为一种职业正式独立,其职业规范和习俗也随之确立。

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有自己独特的行为规范,即艺伎道。首先,艺伎卖艺不卖身,以此维护自己的形象;其次,必须坚守“封口”令,即必须严守客人的秘密,对于客人说的绝密隐私,只能用耳听,如过眼云烟,而不能在背后对外人 传说 ,以此给客人安全感;第三,艺伎需培养修炼日本女性美的典型气质,以符合男性观念中的理想女性形象。

虽然艺伎作为一种职业正式合法化,而且是日本女性美的典范,但是在江户时代期的日本,艺伎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属于被奴役被蹂躏的阶层。艺伎能够进入主流社会,能够在日本历史上激起层层浪花,是因为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改变了日本,也改变了艺伎的形象。

二日本艺伎的历史贡献

1、艺伎文化对日本政治的影响

江户末期的1853年,美国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日本国门,并强迫江户幕府签订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化了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也使各领国找到了攻击幕府的借口。尤其是长州藩和萨摩藩,实力强大,对幕府统治久怀不满,在尊王攘夷的 口号 下齐聚京都,想推翻幕府统治。这一派被称为勤王派。幕府当然对此不会置之不管,也派人加强京都的戒备,这一派称为佐幕派。二派聚集在当时的京都经常进行较量。

京都的勤王派在商议重要事项时,为了掩人耳目,常常选择在艺伎馆,因为艺伎道的一个重要规定之一就是严守客人的秘密,使客人有充分的安全感。所以选择这里即可掩人耳目也可不必担心自己商谈之事被泄露出去。而一些艺伎对勤王派抱有同情之心,经常帮助、掩护勤王派的志士。借此契机,艺伎由社会底层走到了历史前台,在社会巨变中激起了簇簇浪花,这些走到前台的艺伎被人们称为勤王艺伎。

而在勤王艺伎中最为有名的当数君尾,君尾是京都诋园“岛村屋”艺伎馆的艺伎,经常在一个叫“鱼品”的茶屋表演,在这里她结识了来自长州藩(山口县)的勤王志士――井上馨。井上馨生于1835年曾游学英国,后来在明治维新政府中任过外务、内务、大藏大臣,为明治元老之一。井上馨对君尾一见钟情,二人十分恩爱。后来佐幕府派的岛田也看上了君尾,岛田是京都佐幕派的首要人物,在京都有权有势。在一般艺伎看来,能成为这样人家的妻妾,是求之不得的。但君尾却一口回绝,原因只有一个,就因为岛田是是佐幕一派。可不久,井上馨的同党找到君尾,要求君尾答应岛田的要求,为勤王派做卧底,刺探岛田的机密。于是君尾成了一个艺伎间谍。后来勤王派根据君尾提供的情报,策划暗杀岛田,最终岛田死在了勤王志士的剑下。君尾为勤王派立了一大功。

据说君尾还曾救过被称为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当时的勤王艺伎以艺伎馆作掩护,联络各地志士进行秘密的倒幕活动。勤王派的艺伎们为了掩护他们,经常挺身相助。在众多英雄救美的 故事 中,君尾只是其中的一个代表。由于艺伎在倒幕运动中的特殊作用,使她们为日本的明治维新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后来有人戏称,如果没有艺伎,日本的历史恐怕就要重写了。

2、艺伎对日本社会的贡献

一名合格的艺伎,一般都要从10岁开始,在5年时间内学完日本传统的舞蹈、三味线、茶道、书法、插花、服饰装扮等,所以说艺伎在舞蹈、琴瑟及服饰化妆等方面继承了传统的日本艺术文化的精髓,是日本古典文化艺术的活化石,同时也向社会提供了一个即高贵典雅又温柔恭顺的理想女性的形象,并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伎文化,对日本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1)对日本文学艺术的影响

艺伎文化已经成为日本 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艺伎,意味着以艺术为生。以文学为例,有很多小说就是以艺伎的生活为题材。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作品以文学的手段对艺伎文化的再创造,使得人们在赞叹日本传统的艺伎文化的同时,又不得不对日本现当代文学产生好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成就了川端康成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对日本社会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随着历史的发展,日本艺伎日益淡出历史舞台,可这并未消除日本艺伎固有的举足轻重的影响。艺伎融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艺伎周到体贴的服务成为服务行业的典范。在日本的饭店、旅店、飞机场以及百货公司等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类似艺伎的服务,凡是到过日本的外国人,大都都体验过宾馆、饭店、百货公司等的一流服务,对于他们的周到、细致的服务感到惊叹。例如:在榻榻米房间的日式饭馆,服务员打开拉门、上菜、退出的动作无不显示出一种恭敬与谦卑,顿时让人产生一种主人的感觉。再有不管到那都可以听到接待小姐温柔的“欢迎光临”、“谢谢光临”等等的礼貌词句,这些无不让人感到艺伎文化的潜在的影响,即对客人要体贴、周到、恭顺。

(3)对日本女性审美、价值观的影响

在电影《艺伎回忆录》中,艺伎们所显示的气质无一不体现了日本传统观念中女性美的各个特征:忠贞、典雅、娇媚、柔顺,而这些也构成了他们观念中女性美的要素。艺伎的穿着妆扮在现代日本社会已经成为女性古典美的样板。据说现代社会日本人穿和服时,带子如何打,发型及饰物等都以艺伎为标准。要体现这种气质,实践这种气质,艺伎理所当然的成为日本女性的一种楷模,而他们的 言行举止 也成了普通女性的模仿对象,甚至艺伎本身也因为艺伎道而自豪。

艺伎对日本女性的影响还体现在价值观方面。成熟的艺伎必须具备极其温柔并遇事沉着果断的气质。据说这种气质已经成为现代女性的共同楷模。例如我们在观看日剧时,经常可以从剧中人物身上感觉到一种温柔的魅力,但同时又感到一种温柔背后的忍韧和坚强。这些都是艺伎的内在性格,如今已经内化为日本女性的一种美德。如80年代风靡中国的日本电视剧《阿信》中的主人公阿信,就是一位具有这样性格的女性。

总而言之,电影《艺伎回忆录》再现了历史上那个神秘的日本艺伎世界,艺伎如同日本的富士山、樱花一样,一起成为日本的象征。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大和文化的魅力,日本文化追求唯美的主题,这一点在艺伎文化上得到了尽善尽美的表由。日本的艺伎产生是日本现实时代生活赋予的,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缩影之一,艺伎已经成为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必将对日本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产生更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罗莉:《端康成笔下的〈雪国〉和“日本之美”》,《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

[2] 康有金、白丽敏:《从电影看日本艺伎文化》,《电影评介》,2006年第17期。

浅谈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

摘要：以当代日本小说为研究对象，分别对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日本历史小说等进行了考察。其中不乏表现历史题材或因素的作品存在，尤其是战后更是涌现出大量控诉、 反思 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的作品，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

关键词：当代日本小说;历史;书写

日本当代文学与历代文学相比呈现出了一些新的态势。比如，作家更注重个性化创作，在思想内容方面关注战争、社会、历史的题材增多，与此同时也强调表现自我。对传统也有一定的突破等。本文选取日本当代文学中的小说部分进行梳理，欲对其中的历史文化书写及其语境进行探讨。

一、战后初期日本小说中的战争历史元素及其语境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正式结束。在日本维持了近十年的战争体制和政治秩序宣告崩溃，战时的文化统治随之解除，文学也摆脱了战时的管制而重新获得表达的自由。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和迷茫后，文学界逐渐开始了复苏。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日本文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45年12月，曾一度受到镇压的左翼作家发起成立了新日本文学会，并于1946年创刊了其机关杂志《新日本文学》，其代表作家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都发表了不少反映战争创伤、表现日本军国主义罪恶的作品。宫本的代表作《播州平野》描写了战败的惨象以及对战争的批判。小说透过主人公石田广子的女性视角，揭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其发动的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其中描写了在原子弹爆炸中失去丈夫的寡妇的悲哀，以及在战争和原爆中失去三个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揭露了战争带给女性的痛苦和伤害。此外，德永直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妻啊!安息吧》、长篇小说《静静的群山》、《蛤蟆》、《熬煎》等作品也从多个角度展现了日本战后的历史转折以及普通工人、农民以及女性的不屈抗争的历史画面。

战后派作家尤其是第一批战后派作家中也有不少作品带有深深的历史烙印。第一批战后派作家的创作基本上围绕着战争体验和转向体验两个基点进行。如野间宏的《脸上的红月亮》、《阴郁的画》、《真空地带》、梅崎春生的《樱岛》、武田泰淳的《审判》、大冈升平的《野火》、《俘虏记》等。

《脸上的红月亮》描写了主人公在经历过战争后才强烈意识到亲情的珍贵，表现了战争带给民众的伤害。《阴暗的图画》描写了主人公一面为革命者所吸引一面又不愿真正投入革命的矛盾心态。是表现转向体验的作品。画家勃鲁盖尔的《阴暗的图画》象征着年轻的知识分子的苦恼和痛苦。《真空地带》也是基于作者的曾在狱中服刑的真实经历而创作的，其背景仍然是战争。

梅崎春生的《樱岛》以二战末期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出身的军士村上在日本已处于美军包围的绝望的环境中的复杂内心变化，在向往生的美好的同时，揭露了战争的残酷，鞭挞了丧失人性的日本反动军队。武田泰淳的小说《审判》的主人公二郎因在战争中杀害了中国人而深陷于痛苦的负罪心理中。为了赎罪他选择留在中国，因为他担心回日本后自己的罪行会被淡化。这类带有自我审判性质的作品尚不多见，也反映出作家对战争的深刻反省。

大冈升平根据自己入伍及被俘的经历，写成短篇小说《俘虏记》、中篇小说《野火》、《莱特战记》等，运用心理分析手法，描写被俘经过，反映战争后期士兵的厌战情绪、败局的不可避免和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并探讨了在生死存亡关头人的命运及其存在价值等问题。此外，战后派作家中也有堀田善卫的《广场的孤独》描写了朝鲜战争前后日本知识分子的动荡和不安。其小说《历史》则以1946年的上海为背景，反映社会的动荡。在 日记 《在上海》中表达了对侵略战争的自省与对昭和天皇的批判。战后派之后的“第三新人”的创作虽然已不再聚焦于战争相关类的题材，但其作品中仍能发现战争的阴影。如安冈章太郎的《阴郁的欢乐》、《海边的光景》，吉行淳之介的《在火焰中》等。

二、新时期日本小说中的历史书写

随着时间的流逝，直接描写战争题材的作品也逐渐减少。但作品中的历史痕迹也不难寻觅。开高健的《发光的黑暗》、《夏天的黑暗》、《花谢的黑暗》则是根据1964年自己作为特派员赴越南战场采访的经历而写成。推理小说作家松本清张也著有《昭和史发掘》等深入探究日本近现代史的纪实性作品。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饲育》写的是战争期间一个黑人士兵因飞机坠毁降落山村的故事。《广岛札记》则是1963年大江健三郎去广岛搞社会调查，对原子弹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触而作。《万延元年的 足球 队》中涉及到了日本万延元年(1860年)农民起义的历史。

村上春树的作品多以都市、青春和恋爱为主题，但作品中也时有对历史的涉及和思考，其中《发条鸟年代记》中记述了发生在蒙古和伪满洲国边境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诺门坎战役的内容。《寻羊冒险记》中也有羊博士为绵羊增殖去满洲进行实地考察等基于中日历史关系事实的小说情节。《1Q84》中女主人公青豆把阅读关于20世纪30年代满洲铁路的书作为业余兴趣，男主人公天吾的养父也被设计为战后返回日本的满蒙开拓团成员。这些关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笔墨显得琐碎和零散，在近年来的当代日本文坛已不多见。

三、日本文学中的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也称“时代小说”)是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文学类型。尤其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当代文学中，其创作更为繁荣。出现了中里介山、直木三十五、大佛次郎、海音寺潮五郎、井上靖、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陈舜臣、吉川英治等一系列作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现代日本历史小说作家吉川英治、司马辽太郎、山冈庄八等。吉川英治先后著有《宫本武藏》、《新书太阁记》、《三国英雄传》、《新・平家物语》、《私本太平记》等多部巨作。司马辽太郎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描写江户末期的历史小说。他笔下的人物如坂本龙马等，如今已成为时代剧里反复传诵的典型。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西乡隆盛们在他的许多作品重复登场著，并多次被搬上影视屏幕。山冈庄八花费17年时间，完成长篇巨作《德川家康》，在当时引发了前所未见的“家康热”。之后他更以历史小说为主，创作《织田信长》、《坂本龙马》、《丰臣秀吉》及《伊达政宗》等名作。

除关注日本本土历史之外，也有一些根据他国历史而创作的小说，如井上靖的历史小说《天平之甍》、《楼兰》、《苍狼》、《敦煌》、《孔子》、《杨贵妃》等大多取材于中国历史，以中国史传文学为素材进行创作，以此表现他对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人生对历史的独特思考和见解。此外，太宰志的《奔跑吧，梅洛斯》取材自希腊神话 历史故事 ，远藤周作的长篇小说《沉默》描写了葡萄牙耶稣会派传教士在日本传播天主教受到镇压的一段历史。

以上对当代日本小说中的历史文化书写进行了粗浅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当代日本小说整体而言历史元素颇为浓厚。其中以描写日本历史人物的作品为主，也不乏或整或零地表现历史事件的作品存在。战后小说中更是异乎寻常地涌现出了大量对二战中战争带来的伤害和灾难进行控诉和反思的作品，这一点与其他时期的文学创作都有明显的差异。但从作品数量以及思想内容来看，能够进行全面深刻进行战争反思的作品尚不多见。而且，在经历过战后一个短暂的时期后，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这种关注战争或具有战争历史元素的作品急剧减少，不仅如此，关注国家历史民族命运的作品更是匮乏，这一点与中国文学有着较为鲜明的差异。

基金项目：“河北农业大学社科基金”资助(编号：SK20110401)

参考文献：

[1]何乃英.日本当代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张龙妹，曲莉.日本文学[M].北京：高等 教育 出版社， 2008.

[3]王向远.源头活水：日本当代历史小说与中国历史文化[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浅析日本家族的解构

原标题：从《小偷家族》和《身毒丸》看日本家庭的解构

《海街日记》剧照

2018年，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之后在中国公映时也收到了很好的口碑。笔者对是枝裕和的印象，几乎完全来自于《海街日记》。镰仓四姐妹的故事，确实让人感觉很温暖，叙事方式也自成一格。但现代人的孤独病不可能被文艺治愈，一个世界级的导演，能够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都得到认可，也不可能只是凭借煽情的功夫。看完《小偷》再回想《海街》，会觉得主题其实一脉相承，《海街日记》只展示了水面上的冰山，而《小偷家族》则告诉观众水面之下深不可测。

如果不是先看了《身毒丸》，便不会有上面的想法。

《身毒丸》是寺山修司和岸田理生在20世纪70年代合作的剧本。寺山本人从小与母亲的关系不好，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描述了母子之间的对立、仇视，《身毒丸》是集中表现畸形母子关系的代表作。幼年丧母的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恶劣，后母刺瞎了信德的双眼，信德出于报复杀害了后母带来的弟弟，父亲不堪打击也一命呜呼，然而家庭崩坏后，后母和信德却达成和解，成为恋人。蜷川幸雄把这部作品搬上舞台时，进行了些许改动。除了利用舞台装置和演员的表演来加重鬼魅浪漫的日式美学外，更重要的是蜷川加入了自己对作品主题新的理解。蜷川是从“家庭的结构”为出发点去理解这个剧本的。他说，现代（指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家庭结构，是以父亲为中心的，父亲买回家庭的各种必需品（包括后母），组建起一个“假似家庭”，但是买回来的后母作为女人的意识觉醒后，这个家庭就开始瓦解。

在蜷川版《身毒丸》中，信德和后母的关系是对现代日本家庭制度的彻底反抗。现代家庭表面上具备家庭的诸要素（父亲、母亲、孩子），但是这种家庭关系的基础是金钱关系（母亲是父亲买来的），人性本能被压抑，后母只是这个家庭必要的摆设，当她把自己当作物品时，才能保持家庭表面的和谐，当她寻求作为女人的基本需求时，表面的和谐就被打破。也就是说，日本以现代家庭制度为基础的伦理道德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形式，它压抑了人的自由天性。

剧中对现代家庭制度的反抗还有其他表现。比如主人公信德，其人物原型是日本民间传说《俊德丸》（日语中“俊德”与“信德”同音）中受继母诅咒而失明的美少年。自中世以来，俊德丸传说通过谣曲、净琉璃等戏剧形式在日本民间广为流传，姿容优美却身负悲剧性命运的少年俊德代表着日本传统的审美取向。蜷川版《身毒丸》中最广为人知的信德扮演者是蜷川的得意弟子藤原龙也，蜷川有意识地让他在扮演信德的同时也出演另一个角色——三岛由纪夫《现代能乐集·弱法师》中的俊德，这种舞台背后的故事拓展了对《身毒丸》的解读。同样取材于《俊德丸》的《身毒丸》和《弱法师》让同一位演员来扮演，某种程度上增强了两个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三岛笔下的俊德身有残疾（眼盲）、个性乖张，在这个剧本中，眼盲代表对此世（是空间意义上也是时间意义上）的否定：“所幸的是，我却看不到这一切。还是看不见的好啊。看到那一切，我一定会恐怖万状的……我泰然地为院子里的花草浇水，自若地操纵着修饰草坪的剪草机，我可以从事无须看见的恐怖工作！是啊，鲜花盛开在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上，难道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吗？而我还在往这个就要完蛋的世界的土壤里浇水！”剧本中多次出现火的意象，火是从此世通向彼岸的红莲之火。在三岛看来，火的颜色既是蔷薇色亦是罂粟色，毁灭本身既包含恐惧亦包含美感，彻底的绝望与熹微的希望相连，此世的毁灭意味着在彼岸的重生。《身毒丸》中家庭毁灭后，信德对后母说了这样一句台词：“妈妈，请再生育我一次！”不伦之恋对信德和后母来说，是经历了红莲之火的炼狱之后的重生。

“家庭主义”与“个人主义”同样都是日本现代化的产物。明治维新以来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人”的个性、个体价值开始受到重视，历经夏目漱石、自然主义作家、白桦派作家等一代又一代文人不断的努力，现代性中注重个人主义的一面开始为人熟知。然而不能忘记，个人与群体本来就是一体两面，具有现代意义的个人主义毫无疑问应与共同体意识的现代化相联结，“家庭主义”就是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共同体意识。

《身毒丸》和三岛的《弱法师》想要反抗的现代伦理，基本成型于大正时代（1921年-1926年）。这种伦理的成型与“大正民主主义”有关。工业化带来经济基础的改变、农村的破产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基于普选法的公民意识的觉醒、女性受教育和参与 社会 活动程度增长等，都促进了现代家庭结构（父、母、子）的产生和定型。一战后日本的工业急速发展，企业数量迅速增长，为了维持企业的稳定和长期发展，产生了所谓“经营家庭主义”的意识，众所周知的终身雇用制和年功序列制就是在这种意识影响下产生的。也就是说，企业中的职场伦理，是模拟家庭伦理建立的，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道德逐渐衍化为非血缘关系的泛 社会 化家庭主义。这种家庭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压抑个性以保全群体的利益，本是同根生的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在某些方面产生对立。

战后，日本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有两条思路，一条是沿着个人主义的脉络进行的，即反思主体性的无限扩张导致的从个人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演变，另一条是沿着家庭主义的脉络进行的，然而我们惊讶地发现，泛 社会 化的家庭伦理道德同样为法西斯主义的到来推波助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话语兴起之后，具有后现代性的文学揭示出个人主义和家庭主义两种思想裹挟下形成的奇怪张力，表现了现代人难以两全的生存困局。《身毒丸》和《弱法师》都以个人主义作为家庭主义的抵抗线，然而个体的精神自由是以肉体的伤痕累累为代价的。

对于现代日本家庭伦理的质疑这一主题延续到了是枝裕和时代。《小偷家族》中的家庭是名副其实的假似家庭——家庭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或婚姻关系——只有纱香和老婆婆之间存在道义上的伦理关系。影片最后，纱香意识到老婆婆只是利用自己从父母那里要钱，这一情节与《身毒丸》相似，伦理关系被金钱关系消解。然而另一方面，毫无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却建立起比血缘关系更深厚的感情羁绊——假似父亲、假似母亲、假似奶奶、假似姐姐对捡来的祥太和玲的感情都是真诚的。信代（假似母亲）由于诱拐儿童和杀人嫌疑被拘留后，警察问她孩子们有没有叫过她妈妈，这句话触动了她的心结，让她泪流不止。

奇特的是，把这些假似亲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血缘关系，不是利益关系，更不是共同的价值观。一家人在一起生活并不比各自独立谋生更容易，翔太出事后，一家人害怕受到牵连更是准备抛弃翔太逃走。在杂货店老板劝祥太不要教妹妹偷东西之后，祥太对假似父亲灌输给他的理念产生了怀疑。这种凝聚力只能用一个日文汉字来表达：“绊”。

“绊”是一种难以言明的 情感 ，它可能脱胎于血缘关系，但在《小偷家族》中，它完全超越了血缘关系，体现为一种人的 情感 本能。在《海街日记》中，三个姐姐能够接受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样是出于本能性的“绊”。与《身毒丸》相比，《小偷家族》的叙事手法不同，但两者殊途同归。《小偷家族》以略带黑色幽默的方式，塑造了具有正面价值的假似家庭，从而消解了基于血缘关系的现代家庭伦理；通过对“绊”的肯定，嘲讽了“真正”家庭中徒有其表的亲密关系。然而与《身毒丸》强烈的浪漫主义表达不同的是，《小偷家族》的结尾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式表达，假似家庭最终解体的原因是因为“绊”的价值与现代的法律道德相抵触，个人的主体性终归无法与制度相抗衡。

即便没有让“绊”在与制度的较量中取得胜利，《小偷家族》也毫无疑问展现了对现代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不仅体现在以“绊”来对抗虚伪的现代伦理，更体现在对形成这种伦理的深层原因的探讨。片中多处展示了现代经济制度对人际关系的塑造力和对聚散离合的控制力。比如十几岁的祥太和五岁的玲对盗窃的不道德意识淡泊，因为假似父亲曾经跟翔太说放在店铺里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言下之意是拿了并不算是违反道德规范或触犯法律。这种想法是与物权意识相违背的，然而它引申出了与分配制度相关的若干问题，在现代 社会 ，谁拿的多谁拿的少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贫富差距产生的原因是什么？现代 社会 的物权意识有利于穷人还是富人？

信代对假似父亲的言论的反应也很有趣，她说如果店铺不倒闭，那应该是可以随便拿的。——小偷的自由度也是有限的，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现代 社会 生产链条上的一个零部件，零件构建了生产链条，但其自由度也受限于生产链条的正常运转，一旦灾难降临，在这个链条上没有谁能够幸免。

从《身毒丸》到《小偷家庭》，形成了现代家庭制度的解构力量。然而，无论是浪漫狂放的寺山修司、蜷川幸雄，还是温情写实的是枝裕和，在对现代性产生质疑之后，都表现出向某一种日本传统复归的思想倾向。这样的复归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会形成怎样的思潮，尚不明了。或许，这也是现代性的病症之一，我们学会了讽刺、批判和抵抗，却不知道如何构建。

《身毒丸》也好，是枝裕和也好，他们指明的方向上都能够看到影影绰绰的存在主义影响。翔太知道假似家人曾要抛弃他之后，依然把他们当作家人对待——这可能只是出于他多年以来的生活习惯。无论是翔太还是信德，生存都是第一位的，道德、伦理皆在其次。在现代性依然延续的前提下，个人和家庭的出路在哪里，依然没有明确答案。可是既然发现了好望角，死海里就不应该千帆相竞，那么对现代性的反思，也不应该因为存在主义的影响而就此止步。

日本学前教育论文

日本的学前 教育 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幼儿园，一是保育所，约有80%的幼儿会进入私立幼儿园。日本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使其实现法制化的过程。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日本学前教育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日本学前教育的特点及启示》

摘 要：日本的学前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幼儿园，一是保育所，约有80%的幼儿会进入私立幼儿园。日本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使其实现法制化的过程。日本一向重视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不管是国立、公立或者私立，都必须是持有相当的资格证者。纵观我国学前教育，有投入不足，立法不完善和教师队伍素质偏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日本 学前教育 特点 启示

1日本幼儿教育的特点

1.1幼保二元化体制

日本的学前教育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实现，一是幼儿园，一是保育所。它们之间的区别是：(1)分属不同部门领导。(2)招收对象：幼儿园为3～6岁幼儿，保育所则为0～6岁幼儿。(3)入学时间：幼儿园每年4月，实行学年制，有寒暑假;保育所则随时开放，无寒暑假。(4)保育时间：幼儿园每天为4小时，保育所则为8小时。(5)保育所所受公费补贴较多，收费低廉;幼儿园受公费补助少，收费较贵。(6)教育水准：保育所比幼儿园仍低一个档次。2004年12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综合机构》的咨询 报告 ，报告阐述了幼儿教育、保育一体化的意义与理念。目前，两者一体化虽未完全实现，但两者的教育内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融合的趋势已日益明显。

1.2以法治教，以法促教

日本学前教育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不断使其实现法制化的过程。从公布《幼儿园保育及设备规程》(1899年)、《幼儿园令》(1926年)，到颁布《学校教育法》(1947年)、《幼儿园设置标准》(1956年)和《幼儿园教育大纲》(1964年);从公布《社会事业法》(1938年)到颁布《 儿童 福利法》(1947年)和《儿童福利设施最低标准》(1948年)。进入90年代，随着少子化、核心家庭化、都市化、信息化等倾向，文部省先后颁布了《天使计划》(1994)、《幼儿期开始进行心灵教育》(1999)，意在通过提升家庭的教育力和社区的教育力，以协调好各个方面力量对学前儿童进行教育，形成“育子的社会”。

1.3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日本一向重视学前教育师资的培养，要当一名幼儿园教师，不管是国立、公立或者私立，都必须是持有相当的资格证者。在日本，教师职业的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即使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的最低档“二种许可证”，也必须具有短期大学的学士学位。为了保证教师能够时刻保持必要的资质能力，定期更新知识和技能，文部省于2009年将教师资格证的有效期定为10年，每10年必须更新一次。幼儿园教师获得合格证的途径，一是直接通过大学教育，修完所规定的学分。一级资格证要求4年制大学修完124学分以上，一般还要求有学士称号，二级资格证要求短期大学等高等学校修完62学分以上。

2日本学前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2.1加强对学前教育的重视

我国长期以来存在着学前教育财政投入不充足的问题，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2%―1.3%，而且在城乡之间、公办与民办园、不同办学主体公办园之间存在财政投入的体制性差异，政府的投入主要集中在县城以上的幼儿园。2012年6月29日，在经济学家智囊团(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发布的对45个国家和地区学前教育发展水平进行的排名比较研究报告――《良好开端》(Startingwell：Benchmarking early education across the world)中显示，在“付得起”(入园贵)排名上，我国“最贵”，处在最后一位，即第45位。该报告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很少为处境不利的幼儿和家庭提供学前教育补贴，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也很少，导致公立幼儿园数量少，私立幼儿园收费贵，送孩子上幼儿园比上大学贵。2010年，中国最好的大学北京大学的月收费是102美元，但是有的幼儿园的月收费却高达660美元，相当于顶尖大学月收费的6倍。

2.2完善学前教育立法

纵观我国学前教育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前教育立法几乎是空白。直到八十年代末，才陆续颁布了《幼儿园工作规程》、《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等相关的法律和条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经济体制变革，幼儿园的办园体制、投入机制发生了根本变化，与此相配套的学前教育法律法规建设却相对比较滞后，除《幼儿园管理条例》、《幼儿园工作规程》外，涉及前教育的法律大量散见于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令人欣慰的是，2003年，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把学前教育立法列入了立法调研计划，2006年底正式委托国家教育部开展学前教育法案的研究起草工作。2007年11月，国家教育部将学前教育立法纳入了今后五年的立法工作重点。

2.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我国幼儿师资队伍整体水平偏低，据中国教育统计网2008年数据显示，我国现有幼儿园专任教师898552人，其中高中阶段以下 毕业 31271人，占3.5%;高中阶段毕业360492人，占40.12%;专科毕业423413人，占47.12%;本科毕业82724人，占9.2%。且幼儿教师专业化水平不高，以福建省为例，约有28.7%幼儿教师没有教师资格证，民办园中未取得资格证书的教师比例远高于此。近年来，幼教师资队伍建设日益受到重视，2009年4月8日，中国首届教师资格证制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教育部师范教育司表示，我国教师资格证将定期进行认证，并将实行教师资格证临时证书、有限期证书、终身证书的分类管理。

参考文献

[1] 刘天娥.现代日本学前教育的特点及其启示[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2012(02)：103-108.

[2] 刘焱，史瑾，潘月娟.世界学前教育排名比较研究及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13(02)：1-7.

[3] 曹志祥.日本学前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J].世界教育信息，1998(05)：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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