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中日关系论文
历史上的中日关系论文
我们最常说的是日本在古代非常仰慕中国的文化,而从明朝开始虽然倭寇没有停止对东南沿海的骚扰,但总体来说,日本还是对中国出于一种毕恭毕敬的态度。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迅速发展,之后开始垂涎朝鲜和中国,到甲午战争中国大败,日本彻底成为瓜分中国列强之一。而日本一直没有放弃这种策略,一直以大陆政策为基础,逐步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直到中日战争的爆发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彻底失败。
这种被刻意粉饰过的历史事件,其逻辑和说法看似无懈可击,一直被我们深信不疑。但直到我与友人一次交流,彻底对这段历史产生怀疑。
平心而论,抛开一切民族大义之言,日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民族,其强大能力甚至不亚于犹太民族。举个例子,日本这样一个资源缺乏,市场狭窄的国家,在经历明治维新之后,竟然一跃成为世界列强(考虑到中国经历辛亥革命后的差强人意,明治维新的成功,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一个命题)。另外,在日本二战战败后,虽然有美国的扶持,但还是迅速地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亚洲四小龙难望其项背)。
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是否能这样简单地去看待其在近代史上与中国的关系呢?就是只有所谓野心,吞并与侵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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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日关系发展 在21世纪,对世界各国来说,最主要的问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问题。没有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就谈不上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本是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两国承担着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责任。中日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对中日两国至关重要,而且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局势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 一、7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回顾 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标志,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二十六年来,中日两国之间虽出现过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还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82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 1987年9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当然,80年代中日之间也存在摩擦:1982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国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1985年8月15日,日本首相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96年,日本自民党还把“实现首相和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写入该党众议院选举公约。80年代以来,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有所增多,但两国政府为了两国的长远利益,多次表示重视发展中日关系。 二、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几个问题 1.历史认识问题是处理中日关系的一个原则性问题。战后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不足, 导致中日政治关系的反复, 不利于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2. 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对台湾实行过近半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至今仍有着浓重的“台湾情结”。随着世界局势的发展和日美同盟的巩固,日本出于战略现实利益的考虑,对台湾问题越来越关切,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有日益突出之势。台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不稳定因素。 3.近几年,在钓鱼岛的归属问题上,中日两国存在争执。去年,两国因钓鱼岛归属问题产生了一定的军事矛盾,双方互不相让,也引起两国以及世界人民的关注。中国境内频繁出现抵制日货的行为,两国关系也仿佛到了冰点。 以上三个问题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贸摩擦问题、经援政治化问题等。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向更高层次发展。要解决好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日本自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真正放弃否认和歪曲历史的企图,为中日关系的发展扫清障碍。 三、对中日关系展望 经过多年的冲突与合作的磨合,中日两国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不论世界怎么变化,无论对方怎么发展,不论彼此间愿不愿意,两国相邻的地理位置是改变不了的;作为亚洲大国,两国对亚洲和平与安全的巨大影响是改变不了的;两国在地区经济中的相互依存关系是改变不了的。正是这些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使两国之间不能不产生相互合作的必要与可能。这种合作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现实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是彼此需要的而不是一相情愿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共同的利益要求总是能够一次次战胜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不和谐与不愉快,使几乎恶化的两国关系一次次化险为夷。 为了维护长期以来历经艰难形成的中日关系大局,我们应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方针,以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为重,为构筑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而共同努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要以正确和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忘记怨恨,相互宽容。不要受一些媒体片面报道的影响,盲目爱国,更不要盲目反日,不要总以“历史的眼光”看待今天的日本。历史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不应该成为我们前进的阻碍。中日友好关系是长远的,不能因为一时的波动而否定两国长远的友好系。中日也应是友好的、稳定的邻居关系。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是两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任何一方的政府都不应忽视它,更不能破坏它,任何忽视、破坏中日友好的行为归根到底是违背了中日人民的长远利益。
如何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中日关系 1200字论文
古代中日关系大概可以分成下面几个部分 汉魏时期—— ——中日关系萌芽 一、 汉魏时期——中日关系萌芽 中国最早称日本为“倭”。”这在汉书上有所记载。而后汉书是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最早 记录。 三国时期,日本出现称为邪马台的女王国,同中国关系密切 关系密切。到女王卑弥呼统治时,中国使者 关系密切 四次赴日。由此中国文化进一步传入日本。金属制品的传入使日本的冶炼术迅速提高。当时日本对中 国输入的铜镜已不能感到满足,开始自己动手制造,这点从倭镜大量出土可以证实。图中左侧是中国 的铜镜,右侧是日本的仿镜。 中国南近代史(中日关系) 严海禁, 派兵剿御倭寇。 足利义满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恢复对明贸易要求和日本上层阶级对明代商品嗜爱,同时为 利用对明贸易充实幕府财政,政治上借助明帝国的声势巩固将军地位,决心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允 许日本以朝贡形式同明贸易,并为防止倭寇温水摸鱼,规定“勘合之制”,也就是所谓《永乐勘合贸 易条约》。 以朝贡形式进行的勘合贸易对日方非常有利,明回赠品的价值大大超过贡献方物的价值。 义满死,其子义持继任将军后,改变对明的外交贸易政策,中断日明关系。此后倭寇劫掠明沿 海的活动又继猖獗。义持死,新任将军义教决心恢复日明邦交,在北京签订《宣德贸易条约》:规定 10 年一贡,人员贡船都有了一定限制,此后日明贸易正常进行。 公元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丰臣秀吉不满足于对日本人民的统治,进而想迫使朝鲜、菲 律宾前来朝贡,梦想统治中国大陆和朝鲜。1592 年,日本侵略朝鲜。应朝鲜政府之请,明朝派遣的 援朝军,但第一批轻敌失利。第二批援军入朝,收复平壤,继而解放开城。1598 年,丰臣秀吉病死 日本陆军陆续撤回日本。 德川幕府成立初期,为获得贸易利润,充实财力,继续采取织田、丰臣时期的开放政策,鼓励 海外贸易。明朝因倭寇及丰臣的侵扰,对日十分警惕,且国内形势不稳,厉行海禁,拒绝幕府要求。 后来,德川幕府为了禁绝天主教和巩固幕府的统治的安全,陆续颁布了一些闭关锁国的政策,日本 与国外的交往逐渐中断。。 六、 明治维新及日本侵略中国的图谋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 日本的国力日渐强盛。然而日本内部矛盾激化,日本政府 为安定内部,决定转内征为外征,把士气转向国外,他们很自然地把目光转向中国,开始推行向中国 侵略扩张的政策。日本开始对中国血腥的侵略史。
关于简析中日关系的论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致力于稳定、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如何看待中日关系??
我认为要全面地去看代日本!大和民族的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灾难,而且现在的极右翼势力十分顽固拒不承认战争罪行也令我们非常愤慨。但我们也不应只看到日本的这一方面,虽然在我心中一样地瞧不起或者愤恨这个死不认错的民族,但全面地看日本人也不是一无是处。
日本人能够从其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带来的灾害中迅速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自然有其民族的可贵之处,他们一样有其艰难困苦和勤劳善良的一面,也有其忍辱负重改革自新的一面。随着其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他们虽说自以为何等地优越或者何等地自负,但从来没有放弃向先进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学习,而且日本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团结注重集体荣誉感。
这些说多了也许让人觉得我如何崇拜日本,其实我认为每一民族都不应自高自大,都应该取其他民族的长处以及优秀的素质为我所用。我们一样,日本也一样。日本的科学技术值得我们学习、日本的现代化管理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现在日本与我们的贸易已相当大,我们的文字及礼仪日本人不是多年以前就一样借鉴和吸收吗?
我们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科技在很多方面都比中国进步,同样不能否定日本的经济实力比我们现在要强,承认这些也没什么可耻,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超过日本,总有一天会让日本人感到惭愧---为他们曾经所做的一切而惭愧。我们自然不能接受一些日本人给我们近似侮辱的举动,但我们知道发愤图强,一个能够面对自己包容一切的民族、一个能够面向未来不断进取的民族会有更多理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写一篇《从甲午战争看当今中日关系》的800字论文
从甲午战争至今,东亚经历了以“殖民、战乱、革命”为主的60年和以“和平、冷战、竞争”为主的60年。未来东亚是走向“安全、合作、统合”还是“对抗、冲突、内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的前景。东亚战略格局几乎每十年发生一次重大变动。目前安倍晋三内阁的某些做法,与甲午战争前十年及伊藤博文内阁有相似之处。这预示着未来十年日本国家模式转型有脱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使中日矛盾再度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中国需要深入、客观、全面地了解变化中的日本,加强协调,妥善应对。
甲午战争120年来的警示与启迪
第一,自甲午战争至今的120年来,之所以出现“战争”与“和平”两个甲子,在很大程度上与日本国家发展模式直接相关。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模式必然导致中日战争,甚至海洋国家之间的战争;二战后日本和平发展的国家模式,则没有造成中日军事冲突。目前,日本国家模式正处在新的转型期,尽管难以轻易复活军国主义,但如果日本以维护本国安全为由,逐步突破战后自我约束而脱离和平发展道路,也会以新的形式威胁中国的安全与主权。
第二,东亚大国关系格局之所以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较大的变化,与相关国家发展模式成败引起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关,同时也取决于各国当权者更迭后的决策偏好。继甲午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安倍晋三内阁再度把中国视为主要军事对手的对外战略,正使中日矛盾第三次成为东亚战略格局中的主要矛盾。其原因之一是,在二战后建立“反华包围网”方面,50-60年代美国的对华冷战政策、60年代至70年代苏联的“亚太安全体系”均告失败,如今日本的安倍内阁似乎在做第三次尝试。2013年,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日本,竭力诱导美国、拉拢东盟各国制衡中国即其表现之一。尽管目前中日矛盾的时代背景及矛盾性质与历史上的有所不同,但未来十年,这种矛盾如何变化将决定东亚战略格局走向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第三,无论国际格局如何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无内乱则外患难至,靠人帮不如靠自强。中国要不断增强硬国力与软国力。在硬国力方面,科技、经济强,国防方能强。在软国力方面要抓一个核心,即提高法治化、科学化的正确决策能力与落实执行能力。中国要切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中国经济总量曾是日本的三倍以上,但还是遭到日本的入侵。原因就在于中国海空军事力量薄弱,陆军则在军阀混战中自相残杀。因而“中国梦”的实现决不能以GDP所反映的经济规模总量来衡量,而要看科技和生产力水平的先进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拥有坚实的国防力量,同时要维护好国内社会政治的安稳,防止国际上“八国联军”式的“暴力的多边主义”对中国或中国周边地区的“包围”。
第四,与国际格局变化相关的和平与战争问题需要从时代高度判断。在帝国主义殖民时代,后起的大国往往通过战争重新分割世界,谋求霸权,曾两次引发世界大战,中国均饱受其害。二战后,殖民主义体系不复存在,帝国主义难以通过占领殖民地建立世界霸权,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关系在加深,因而国际力量多极化与新兴大国崛起不需要依靠战争手段,而可以采取和平方式。战后,日本、德国都曾经历了和平崛起的历程。而中国正在以自己的方式经历这一历程,其国防力量增强绝不意味以武力侵略别国。日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才符合本国利益与世界潮流,而谋求突破战后宪法自我约束、行使集体自卫权等,则有违世界潮流和日本的根本利益,并可能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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