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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是以利益为中心，具有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支配性和相互斗争性。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的格式，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的格式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 范文
　　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 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关键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政治;政治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 。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 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

　　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 政治 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 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 组织的 运动 。60年代末，由于生态 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 的兴起和 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 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 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 运动 。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 运动 ，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 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 。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 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 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 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 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 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 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 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 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 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 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 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 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 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 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 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 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 经济 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 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 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 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 动荡 ;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 “”"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 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 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 实践活动。作为 政治 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 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 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 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 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 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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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谢谢你的阅读。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一
　　浅谈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 从当前形势来看,我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情况不容乐观,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结合时代特征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重要性

　　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形成，对社会主义建设及其重要。思想政治教育，是社会进步的需要，是满足人才全面成长的需要。

　　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生思想素质发展情况决定的

　　从目前来看，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总体上是好的，他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信心，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他们与时俱进，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开拓意识和创新精神，不管做什么事，他们都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和进取精神，道德理想和道德追求也比较高。然而，我们在看到当代大学生好的思想素质的一方面，不能忽视他们思想素质中不好的以免，由于我们正处于时代转换时期，所以部分大学生的时代感强但责任意识弱，虽然有很强的进取心，但是辨别能力有待改进，自制力方面也需要加强。这些情况都说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升他们的思想道德情操迫在眉睫。

　　二、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适应文化开放的大环境。胡锦涛强调，切实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造就千千万万具有高尚思想品质和良好道德修养、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丰富

　　知识和扎实本领的优秀人才，使大学生们能够与时代同步伐、与祖国共命运、与人民齐奋斗，这对于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确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对外开放的国策,对外开放的环境,一方面有利于我们广泛地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各种思潮的传入,使人们的思想观念日趋多元化,打破了原先封闭条件下主流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枝独秀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在多元化中还伴有强势文化的扩展。特别是西方强势文化、价值观念对我国的主流思想的冲击更为严峻。而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渗透和扩张,必将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信念、道德伦理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开放的环境大大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难度,并对其所处的环境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认真研究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如何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切实做到体现主旋律、弘扬主流意识形态。面对新的发展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显然不能,也不可能使学生的思想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必须突破高校和社会的隔离。牢牢地把握这个趋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以勇敢的迎接社会和世界上各种思潮和文化,以非凡的毅力抵抗不良思潮和文化的侵蚀,以超人的能力辨证吸收借鉴其中的先进成果。在教育过程中让学生正确的认识世界、了解世界,培养和增强学生的判断、选择、适应能力,才能更

　　好的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三、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能对大规模复杂系统进行分析和管理。今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迫切需要人才具备独创性、发明创造能力、想象力和创业精神等，要求高校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具备很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了解本专业知识，而且要深刻了解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和国际背景。无论从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还是从实现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根本性转变来看，都要求肩负培养高层次优秀人才重要使命的高等教育，应重视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思想政治教育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重要途径。不少大学生极度缺乏人文知识和人文精神，“马加爵事件”和“药家鑫事件”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对人类的传统文化遗产知之甚少，缺乏社会所需要的情操道德和艺术气质。所以，这些大学生的信念、理想、德行和素养也随之淡化了。当他们进入社会后，当理想与社会现实发生冲突，他们就会浮躁不安，消极抑郁;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也会变得思想狭隘，不从大局出发考虑事情，有的人还不能正确辨别真、假、善、恶、美、丑，在人生轨道上迷失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文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让思想政治教育进课堂，对大学生进行情感和意志的培养，可以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高校是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注重引导大学生深入社会、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坚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

　　优良传统，高度重视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大学生思政论文模板篇二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思想政治教育论文

　　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摘要]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飞速发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在我国全方位的改革中不断摸索、不断创新，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我们总结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绩和经验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当下大学生所表现出的行为养成和道德素质等方面的问题仍很突出，并直接影响到未来祖国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整体水准。反观大学生客观存在的道德行为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恰切的路径上还须作出更加务实的选择。

　　[关键词]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途径

　　一、必要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探索与努力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我们党强调把德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首位，制定《中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深入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互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课程体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敏锐把握新世纪新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课题、新要求，制定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

　　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全面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

　　可以说，从探索与努力的程度上、实施的内容体系上，改革开放三十年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绩斐然;但从大学生实际行为表现上、思想政治教育效度上，仍有许多值得我们反思与进一步努力的领域。这主要体现在当下大学生自身的弱点上：

　　1.转型期对于涉世未深的大学生来说思想容易受到冲击，是非观念不强、判断标准不一、理想信念不坚定，大学生易用个例否定理论、用少数现象解读政策，以发牢骚来发泄对社会、政治和生活的不满。

　　2.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脱节。表现为社会责任感淡化、社会功德和传统文化缺失。

　　3.西方伦理与传统道德产生冲突。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冲击了大学生传统的道德观念。“快餐文化”、追求享受、交往开放等大量西方的观念被大学生所接收，在追逐西方现代观念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道德观念上的思想碰撞，造成大学生道德判断标准模糊。

　　二、可行性：大学生的主观兴趣与党的政策支撑

　　一种事物或一个问题所选择的路径是否可行，关键看受教育者主体的接受自觉程度;同时，还要看当下背景下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是

　　否提供政治保障与支撑。二者兼具，就势必确认了这一路径的可行性。

　　1.把握大学生高雅的主观兴趣

　　青春年少是一个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是大学生的自然优势。除了对知识的渴望、对理想的憧憬外，他们还有着活跃的思想和广泛的兴趣。在《关于大学生兴趣爱好的问卷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被调查大学生中喜欢看影视名片的占53.13%、喜欢听音乐的占50%、喜欢读文学作品的占28.13%。关于“这些兴趣爱好获得的明显收益”，选择“能陶冶性情”的占54.17%、选择“能丰富大学生活”的占45.83%、选择“能提升做人品位”的占43.75%、选择“能提高审美志趣”的占35.42%。这说明，大学生对于高雅的艺术品位给自己带来的收益是充分肯定的。

　　2.民族精神的理性回归

　　近年来，主流媒体有关国学的“百家讲坛”为国学的日渐升温营造了浓郁的舆论氛围。从读《论语》开始，一股强劲的国学热在中华大地掀起，特别是在大学生这一精英群体中逐渐奉为时尚。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虽然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存在很多不和谐的音符，但一些优秀的理论对今天社会的发展仍然有着不容忽视的启迪作用。国学并非简单的文史哲，而是一门吸收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精华的深奥学问。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提高自身的国学修养，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让国学重新回归。当前，大学生们也正是逐渐认识到了国学的博大精深，才从思想深处乐于感悟国学中的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并使

　　这种人文情怀和民族精神渐渐走向理性回归。

　　三、当下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可行路径

　　长期以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在内容上的功利性及其与形式上的脱离性造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甚微。笔者认为，任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只有在恰切的形式路径中探寻科学务实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实现教育效度的最大化。

　　1.整合时政教育资源

　　目前高校向大学生实施的“两课”是教育部统一下达的指令性的三门课程，即《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和《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三门课程围绕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思想实际和学习实际，重点加强大学生的世界观教育、价值观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以及政策教育、国情教育。如果单纯以这三门课程为指定内容，相继开设或并列授课，势必会因为其内容的抽象性、交叉性和政治功利性而导致大学生的厌学情绪并付诸厌学行动。如果以专题的形式，就某一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就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和重大政策，采取报告、解读、讨论等方式，在三门课程的内容框架内，充分整合时政教育资源，不仅为大学生提供最新的时政资讯，而且在动态的时政资源传递过程中激发大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精神和学习热情，势必产生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2.开发儒学教育资源

　　作为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国学中有着取之不尽的思想教育资源。高校应该有针对性地改革思想道德教育的僵硬模式，在充实“两课”内容、及时反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的同时，将国学的精华融入其中，并不断丰富教学形式，以增强思想道德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这正是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切入点。

　　3.优化公共艺术教育资源

　　艺术教育的德育效应，并非是由艺术教育径直指向德育的“两点”单线运动，而是通过艺术教育价值的全方位彰显，最终实现由审美到立美、立德和立人的“四点”相接的多维运动链条与理论构架。在艺术教育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引领学生由感官的熏陶转化为内心对艺术的认识和体会，从而帮助学生明是非、知善恶、识美丑、辨荣辱;在对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欣赏的同时，了解自然、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从而获得广博的知识，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和创新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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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政治小论文的格式

初中政治小论文的格式

论文其实不难写的，有关初中政治小论文的格式有哪些内容呢？以下我整理的初一思品小论文，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思品小论文活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一种好形式，它能够把学校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强化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领悟，拓展学生的开放性思维。本文笔者结合自己的思品教学体会，认为优秀小论文的写作离不开教师的精心指导，从三个方面阐述了思品小论文写作的着力点。

关 键 词：思品小论文；教师指导；方法技巧

各地近几年的中考思品试题中，小论文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题型，目前河北省还没有对这一方面作出具体的要求，但纵观各地考题，结合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要求，小论文的将成为一种趋势。思品小论文写作适应新课改的要求，推动了教师进行教学改革的新举措，它一种新颖而又充满学科渗透的教学活动。小论文写作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自觉地、广泛地参与到现实问题的讨论中去。但，由于学生知识水平、生活阅历和思维能力有限，小论文的写作，对初中生来说有一定的困难。如何指导学生写好思想品德小论文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排除学生的畏惧心理，帮助学生树立信心

有很多学生，尤其平时作文水平不高的学生，一提到小论文就有畏难情绪，头疼发懵，不知如何下笔。对此，思品教师一方面要鼓励学生树立信心。小论文没有神秘可言，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对社会现象和事物的独特见解，只我们要以小论文的方式呈现而已；另一方面，要教给学生小论文的写作方法与技巧，并在教学中不断地训练和实践，不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学生之间或班级之间要进行小论文的分享和交流，通过评选优秀的政治小论文等活动来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写作积极性和热情。

二、引导学生关心时事，独立思考

时事政治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密不可分，时事政治可以把当前国内外重大事件与思想政治课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最新鲜的材料来补充和证明教材中的理论和观点，有利于激发学生对时事的关注和对政治课学习的极大兴趣。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观，增强社会责任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思品小论文的写作正好适应了时代和社会对学生的要求，因此引导学生关时事非常重要。

在进行小论文的写作时，教师要引导学生注意对普通的看似平凡的时政信息进行深入理解和思考，找到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立意要有创意，一定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论述观点要有时代气息，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当然要写出有优秀的思品小论文，前提要对思想品德课的教材理论知识有整体的把握和深刻的理解，时刻关注当下国内外的时事形势，及时了解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积极参加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这样，才能让自己更加贴近集体，贴近社会，贴近时代，亲身感受时代的新生事物，感受时代的脉搏，在对信息的思考和解读中找到自己的灵感火花。

三、训练学生写作方法和技巧

思品小论文一般针对我们周围的社会生活，因此思品教师要教育学生平时多注意观察和发现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例如：学校附近的网吧盛行，对明星的盲目崇拜和追捧，学生的整体身体素质相对不高等针对每一种生活现象或社会问题，结合自身去思考，如果当事人自己该如何处理，站在多个角度去思考和评价。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做认真而有效的语言表达，形成文字。这样，就学会了把握思品小论文的“入口”，就能够切身体会思品小论文写作时畅所欲言的感觉。

思品小论文的题目切记不要过大，由于中学生的分析能力有限性的制约，很难全面、透彻地解析问题的所有现象和信息。因此，对题目的要求宜小不宜大，这样既符合中学生的能力特点，又有利于透彻地分析问题。一个小问题、一个小现象能够做到全面、透彻的分析就不简单，以小见大就很了不起。同时思品小论文的题目必须对整个论文观点的概括或总结，能够体现文章的主旨，切忌不切实际的想象，脱离文章中心论点的华丽词语的堆砌。优秀小论文的标题能够把文章的特点和主旨非常鲜明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未读其文，已初步领会其文章的内涵，引人深入阅读和思考。

思品小论文，需要进行细致而深入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占有足够多的参考材料，然后，对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整理，选取适合自己选题的最贴切和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材料的选择切记一定要精要，突出主题，恰到好处。另外，在论述的过程中，一定要联系实际，亮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小论文因为篇幅较小，因此语言一定要简明和精炼，写完后，一定要仔细推敲，不断地修改，使文章构思巧妙、语句通顺、条理清楚、关 键 词使用得当。平时写作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断分析和总结，使自己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这样到关键的考试，才能游刃有余，胸有成竹。

总之，每篇小论文要做到给人以理性的深思、美好的感受和启迪，需要经过一个多学、多思、多练的过程。学生只有以一颗真诚的心去观察周围的世界，以一份对社会的责任感去感受和分析，以一种谦虚的态度去学习和总结，自己写作政治小论文的水平才会不断提高，一篇篇优秀的小论文才会在自己的笔下诞生。

政治小论文300字

写作思路：把你对环保的看法写出来。

政治小论文《我看环保》

环境问题不仅是个生活质量问题，更是一个直接影响人尖生存与发展的大问题。(提出论点)

我们不得不承认，环境保护已迫在眉睫。环保虽如此重要，国家也颁布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法律和法规，可是在社会上仍有一些人，为了个人的利益去破坏环境，有的救灾屡禁不止。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措施进一步提高人们的环保意识，依法规范人们的行为。(分析论点)为此，我特提出如下建议：(解决论点)

首先，应在学生中普及环保教育，开设环保科目，并规定为必修课。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对环保作出贡献。如规定每个学生一年必须种一棵树等，从而让每个学生都明白：对于环保，自己也有一份责任，自己也应该出一份力。

其次，国家有关部门应不定期对各个单位进行突击检查，对那些违反有关环保方面的法律和法规的单位实施重罚，并对其进行思想教育。这样才能从污染源上加以控制、治理。

再次，对在环保方面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个人，应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予奖励。这样能更有效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这对于全民参加环保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最后，国家应拨款建一些环保设施，如建一些污水处理站，保证流入江海湖泊的水的质量;采取“垃圾分类回收”措施，并在行动之前加以宣传，以得到群众的积极响应。

环保问题的确应该引起我们每个人的重视。每个人都应该思考，自己应该为环保做点什么。愿人人都为环保出一份力，让美好的环境永远伴随着我们!(联系实际,表明观点)

评价:本文侧重解决环境问题,特点是将分析问题结合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如何写政治论文(2)

　　政治论文范文篇二
　　欧盟：没有政治的政治共同体

　　摘要：

　　2009年12月1日，经过近十年的混乱和踌躇，欧盟《里斯本条约》(Lisbon Treaty)正式生效。与遭遇流产的2004年《欧盟宪法条约》(Constitutional Treaty)类似，《里斯本条约》旨在对抗12个新成员国的加入所释放出的离心力。该条约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它简化了欧盟繁琐的决策程序;为欧盟各成员国政府首脑所组成的欧洲理事会(European Council)设立了一个半全职主席;新增了外交事务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同时，它还增大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的权限，赋予欧盟以单一法律主体资格，并制订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基本权利宪章》(尽管英国、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并未加入)。

　　这些变化关系重大。它们扫除了欧盟有效决策的一些障碍，并使欧盟在外部世界提升其声望变得稍容易一些。亨利·基辛格嘲讽般地发问：“如果要与欧洲通话，我该拨哪个号码?”依然切中要害。《里斯本条约》只是一种，或更确切地说，一套权宜之计。该条约并未使欧盟做好面对一个与欧盟的精英和人民传承的精神谱系完全不同的世界的准备，它甚至无意于此。欧洲领导者所寻求的是如何更好地墨守成规，改弦易辙是其最不乐意的。欧盟仍然是一个蹒跚的巨人。自欧洲计划(European project)启动以来，其治理方面的模棱两可所带来的阴霾一直挥之不散。它仍被困于介乎联邦制和邦联制、民主治理和技术官僚统治之间的“无主之地”中。欧盟机构依然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权威，以带领欧洲走出在新世纪所面临的艰难处境，“东方”和“西方”的古老分类在新世纪已不具任何意义。《里斯本条约》只是一个通往未知目的地的中途补给站，而非目的地本身;只是一次进行自我评估、展望未来的机会，而非逃避悬于欧洲精英和人民头顶的有关目标、原则和权力等宏大问题的借口。可悲的是，迄今为止，触目所及，逃避仍多于展望。

　　直面欧盟之问

　　通过以迟到的《里斯本条约》为顶点的、旷日持久的谈判的内在含义为探讨的期待起点，我们可以试着梳理那些互相掣肘的状况后面隐藏的问题：对于条约的含义以及欧盟的政治愿景，均缺乏泛欧范围内的深入公共 辩论 。某些欧盟成员国曾出现过激烈而气急败坏的争论，但均发生于一国范围内，而未及于整个欧洲。这些辩论聚焦于对特定成员国的立场，对欧盟整体则毫无意义。反对者喋喋不休于提案通过后丧失的本国主权，赞成者则不厌其烦地纠缠于提案失败后自身可能失去的影响力。

　　从1787年美国宪法起草后到1788年正式通过之前，曾进行过的非同寻常的公开辩论中体现出的激情、道德严肃性和哲学深度，欧洲制宪过程中却明显地缺席。并不存在欧洲版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或詹姆斯·麦迪逊来为欧洲宪法条约设定支撑性的道德价值观和政治假设，或者界定所欲实现的目标。像“美德”、“自由”和“公共福利”之类的反复回荡在美国制宪辩论中的词语，在欧洲制宪过程中却很少听到。印度贱民(曾经的“不可接触者”)领袖安培多伽尔(B. R. Ambedkar)在独立之后关于印度宪法的议会辩论中所发表的激动人心的言语，在欧洲无人堪与之比肩。没有人像他一样，去探究政治平等的民主承诺和市场经济固有的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紧张关系;更无人探讨这种紧张关系对欧洲计划意味着什么。欧洲公众已非首次被浅薄所糊弄。

　　问题显而易见：为何会如此?这并非一个新问题。早在十年前，牛津大学的政治理论家西登托普(Larry Siedentop)即确指詹姆斯·麦迪逊是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中的最杰出贡献者，并哀叹于欧洲版麦迪逊的缺失。但在西登托普写作时，这个问题可被当作学院派的空想而一笑置之。彼时，欧元刚刚推出，欧盟东扩的大冒险也即将开始。经济持久增长的光明前景似乎触手可及。美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且似乎将继续保持下去。此时似乎并非讨论这些问题的恰当时机，而西登托普也并非卡桑德拉式的灾难预言家，他的语气是轻松的、对话式的，并带有些许学究气。他希望有一天欧洲可以效仿美国的联邦制，但他未料到这一天的到来，将有可能用去几十年甚或几代人的时间。

　　当前的局势已不同于往日。轻松的学院派时刻已经结束。1780年代充满活力并深刻的美国制宪辩论与21世纪欧洲辩论的缺失，二者之间的反差已不再是一桩历史趣闻。相反，这种反差重要而急迫。我们应如何解释这个现象?一个常见的回答是，对欧盟抱有任何其他期待原本就是荒谬的，因为当前的欧盟既非1940年代印度那样的主权国家，也非1780年代美国那样的准国家(would-be state)，谈论欧洲宪法原本就是错位的，因此美国或印度式的宪政辩论也便是多余的。

　　但这个答案是站不住脚的。欧盟也许并非一个国家，但它无疑是一个政体(polity)。它依据深思熟虑的规则进行治理，这些规则体现在对成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中。《罗马条约》签署后的50年间，这些治理规则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欧盟得以幸存，那么在接下来50年中其仍将发生更多改变。比如在一个致力于民主和人权的联盟中融入一大片前苏联的卫星国，创造出了新欧洲;而由决定制订一份《宪法条约》到批准《里斯本条约》的长期过程中，为新欧洲未来所可能形成的宪法进行一次大陆范围的对话提供了理想的机会。

　　技术治理的局限

　　我的问题的真正答案存在于一个更深的层次，那就是：针对“一体化会像一团晕开的墨迹般，必然将从一个政策领域扩散到另一个政策领域”这一理论，我们缺乏公开辩论的空间。一体化的目的是政治性的，但其手段却是经济性的;然而手段逐渐侵蚀了目的。一体化被假定为会以不可抗拒、不可逆转的方式，从一个经济领域向另一个经济领域扩散;该扩散将不会停顿，而在此过程中共识势必会被调动起来。经济上的成功——这方面的事实俯拾即是，如市场自由、经济规模、快速增长、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将足以将一体化计划嵌入公共文化中。没必要以共同目标的合法性来强化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一切都将自行解决。

　　顾名思义，这种墨迹理论不仅是经济主义的，它还具有技术官僚统治的性质。该理论的信奉者逃避公共政治的生硬和杂乱，他们认为这种生硬和杂乱无关紧要，甚至是一种威胁。这种情绪在欧盟总部依然存在且甚为流行。经济主义的技术官僚往往精于高层政治决策机构式的走廊政治，但却对下列种种政治避之唯恐不及：巡回演说、议会辩论、政治宣传册，或电视演播室。若非如此，他们便不是技术官僚了。

　　他们同样不符合欧盟之父让·莫内意指的“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的微妙混合”这一职务描述。成熟联邦的典型特征是：以外交政策、国防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金钱等方面的“高政治”(high politics)为起点。之后才会延伸到基础设施建设、部门干预等诸如此类的“低政治”领域。(直到罗斯福新政之时，美国才开始大规模地如此行事。)但是，莫内计划实质上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经济一体化的“低政治”先行;“高政治”则随后进行。欧洲煤钢共同体即以“低政治的”部门干预为起点。继之而来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虽拥有更广泛的职权范围，但恰如其名，该组织仍压倒性地专注于经济领域的“低政治”：农业、国家间贸易、区域援助、清除自由竞争壁垒，以及创建严密的规管框架以统一标准。两者均将“高政治”留给了各成员国。

　　当然，“低政治”本身也具有政治性。交易要有人居中斡旋;买卖要双方达成合意;损失要予以补偿。事实上，整个欧洲计划均体现为一种妥协：以德国之崇高意志(respectability)换取法国主导的超国家主义(supra-nationalism);以农业保护换取工业自由贸易。但其间所涉及的政治实质上均是走廊政治，一种在复杂的现代社会需要技术官僚技能和气质的政治。毫不奇怪，布鲁塞尔委员会之于技术官僚正如果酱盆之于蜜蜂。该委员会贝尔莱蒙大楼的走廊中回荡着技术官僚沉重的脚步声——这些脚步声来自各式各样的成员国官员及游说者以及欧盟工作人员。虽然最成功的委员会成员往往都有其政治背景，但通常而言他们首先是技术官僚性质的走廊政客，其次才是公共政治家(public politicians)。

　　让·莫内本人便是个典型例子。他首先是个有识之士，天生具有一种从容不迫但却引人注目的超凡魅力，并拥有一种启人心智、天马行空的非凡 想象力 。但他同样是一位从未当选任何公职的彻底的走廊政客。近期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其中最突出的是雅克·德洛尔(Jacques Delors)，他是近期最成功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加入欧盟委员会之前，他在法国社会党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政府中担任部长职务，但他的职业生涯始于法兰西银行(法国央行)的一个官员职位，后来供职于法国国家计划委员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罗伊·詹金斯(Roy Jenkins)，他是首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英籍欧盟委员会(当时叫“欧洲委员会”)主席。詹金斯是一位完全意义上的“高”政客(“high” politician)，迷恋于他乐意称之为政策的“长程路线”(“grandes lignes”)。他曾是英国极为成功的财政和内政大臣。而在布鲁塞尔，他却明显心神不宁：原因无他，只因他与周遭一切都格格不入。

　　“低政治”在今日是不足够的。总会有适合低政治存在的空间。在成员国中——实际上在所有国家，至少是美国，存在大量的“低政治”。在欧盟机构以及成员国行政机关，熟练的技术专家永远有其需求。然而，“欧洲计划”可以远离高政治的日子结束了。原因之一是货币联盟——技术官僚治下的欧洲的最后伟大成就——使介于低政治和高政治之间的“河岸”决堤了。这才是以下诸种危机现象的内在含义：2010年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伴随着援助计划强加而来的严厉的财政紧缩 措施 ，欧洲债券市场的波动，希腊式危机在葡萄牙、爱尔兰和西班牙若隐若现的影子，价值 7500亿欧元的欧元区稳定基金的创设，尤其是扮演欧洲提款机角色的德国的焦躁与日俱增。2010年春季以来，欧元区已陷入混乱，由于欧元区是欧洲的中心地带，这意味着非欧元区的欧盟成员国让自己避开这种危机的伤害。

　　此次经济危机本身，与1930年代的那次危机类似，是政治性的而非技术性的。投机性泡沫是引发本次危机的近因，但泡沫本身以及监管制度和吹大泡沫的经济政策，却是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同样与1930年代的危机类似，基于相互竞争的政治信条和不同的经济哲学，此次危机已为再次出征创造了机遇。无论政治信条、经济哲学的竞争结局如何，最终结果仍将是受政治意志驱使的政治选择的产物。在美国，当选的总统可以帮助推动该意志的产生并对其加以集中关注，正如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以及当前的奥巴马总统所做的那样。但欧洲却不存在相对应的欧洲意志，也没有催生该意志的欧洲政治权威。

　　该情形几乎完全适用于气候变化领域。欧洲可以公平合理地声称它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为超过了美国、俄罗斯、中国或印度。但在2009年的气候变化会议上，该主张却无足轻重。欧洲可以表明自身的重大成就和良好意愿，但它却毫无政治影响力。在紧要关头，其他大的经济集团往往可以无视欧洲之主张，事实也的确如此。

　　气候变化之影响以及它对全球政治的冲击未必会一直保持迄今为止的不痛不痒状态。在这方面，首要的是，照旧行事不再行得通。世界各经济国集团将不得不痛下决心寻找各紧急问题的解决之道;而这一过程中对痛苦的分配将是一个极具高政治性的事务。它将会带来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问题：关于分配正义，关于当代人 对子 孙后代之义务，关于穷国与富国权利之适度平衡，关于人类与其他物种间的关系。此类问题远远超越了低政治性的技术理性(low-political technical rationality)范畴。当然，它们也同样远远超越了欧盟的能力范围。就其性质而言，上述问题具有典型的全球性特征，其解决办法也势必具有全球性。但如果欧盟领袖们不参与全球范围内应对措施之探讨，他们就会辜负欧洲公民的信任。然而，如果欧盟无法做到以同一个声音说话，如果缺乏借以凝聚民心的民主合法性，欧洲公民将无力参与欧盟事务。

　　在1780年代美国立宪辩论最有力的一次交锋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严厉驳斥了他和其他联邦党人所极力反对并试图取而代之的《邦联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所可能带来的“令人厌恶的拖延，

　　不断的磋商和密谋，有关公益的卑鄙的妥协”。这些驳斥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我们并不能因它并非今日欧洲困境的准确描述而感到任何安慰。

　　重塑欧洲理想

　　那么，欧盟何以具有“低政治”偏好呢?应该如何加以克服?当然，该偏好是欧盟早期经济主义的遗产。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它同时还是冷战的产儿，冷战时期西欧在美国的保护伞之下寻求庇护。当时的欧洲共同体没有理由——也没有什么机会——进入“高政治”领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顾名思义该组织具有高政治性，负责处理欧洲的安全需求;华盛顿，新时期的“西”罗马，是欧洲处理与自身密切相关之高政治事务的舞台。然而，今日的欧洲已不再是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进行全球争夺的战场，美国也不再是欧洲的捍卫者和引领者。身处新的世界，欧洲早晚都要回答基辛格所提出的问题，正如美国人在1780年代寻找办法来应对汉密尔顿的奚落那样。如果不采取与220年前北美洲经历过的类似的变革，欧洲将无法找到答案。

　　美国宪法之父们——正如他们在那不朽的话语中所阐明的——寻求建立“一个更加完美的联盟”，因为过去的苦难经历告诉他们：要在一个艰难重重的世界上生存，自身所珍视的自由必须深深扎根于有力而合法的统治之中。在这方面，今日的欧洲与1780年代美国的相似程度超过了大多数欧洲人和美国人的认知。毕竟，欧洲领袖们率先推出《宪法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是因为他们意识到，现有的欧盟治理结构需要彻底革新。

　　但悲剧之处在于，与美国宪法之父不同，欧洲领袖们既缺乏自信又傲慢自大。他们没有美国联邦党人宏大的政治抱负;又未将欧盟的公民的主体性纳入一体化计划。但如果假定，因为种种原因，21世纪的欧洲无力举行美国历史上那种令变革成为可能的全欧范围对话的话，那这就会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忠告。

　　欧洲对话该谈些什么呢?又该如何进行呢?第一个必备条件是跨越国际关系的学科界限。对那些大量充斥国际关系领域的自诩为“现实主义者”的人们而言，民族国家被设想为一枚滴水不进的撞球，以它们为主体的国际关系则是一个“撞撞球的游戏”。哲学、道德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无关紧要，应当从严肃的讨论中加以排除。国家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是当前经济危机中轰然倒塌的理性经济行为者的近亲。民族国家在理性判定的基础上追求其利益，一如理性的经济行为者那样。它们会以夸大其词的、说教的或意识形态的空话掩饰其利益追求。但这类空话只是个幌子;扯掉该幌子，赤裸裸的利益内核便会赫然显现。正如许多主流现代经济学家往往遗忘亚当·斯密、托马斯·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创立者的哲学和道德关怀一样，许多国际关系专家也对部长、官员和舆论制造者们不约而同游弋其间的意义海洋不加理会——即便他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在英语世界，“现实主义”弥漫在公共文化的各个角落，结果在如何面对欧洲计划的过去、现在以及可能之未来方面，形成了一种肤浅的、平面的和尤为陈腐的态度。因为欧盟不是也永远不会成为由自利国家(self-interested states)所组成的微不足道的国家集团。现实政治助力了欧盟计划的启动，但现实政治本身并无法解释该计划的起源以及它在早期所取得的惊人成功。而这两者均源于一个共同信念：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均源自道德和政治失败，为了修复创伤，相互间的道德谅解和宽恕就必须压倒狭隘的国家利益。这也就是莫内所言其目标是“人的联合”(“unite men”)而非“国家的联合”(“coalesce states”)的用意所在。莫内的梦想已经远去，但它并未从欧洲情境中彻底消失。毫无疑问，欧盟由国家构成;这些国家追求其领导人所认可的利益。但欧盟同时还对相关国设定限制，这些限制源于一种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所无法捕捉的复杂的相互学习过程——这种学习是道德的、哲学的，也是实践的。

　　同样，纠缠于欧洲研究专家们所钟爱的具体制度细节，只会带来更多的混乱，而无助于阐明问题。结构取决于目的;利益由理念来界定，而最终又取决于理念所概括的道德假设。在关于欧洲政治的学术著述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主题是，在所谓的“修辞”(“rhetoric”)和“现实”(“reality”)之间存在着一种既定的反差。但说辞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而现实又被说辞所形塑。如果将修辞界定为有说服力的言论——理应如此界定——那么那些将自己不喜的言论一律贬损为“修辞”的现实主义者，其本身就在使用一种相当糟糕的修辞性比喻。《里斯本条约》之后，关于欧洲的有价值的讨论必须超越此类修辞而向更深层次挺进。该讨论必须紧紧抓住根本性的哲学和伦理问题，而当代欧洲领袖们在太多的评论员和学者的辅助和教唆之下却刻意回避之，这些问题事关：政治的属性以及政治中的人们、政治行动的可能性、民主在21世纪后现代世界中的含义、欧洲文明和欧洲理想的本质，以及欧洲人在当今世界中所应寻求的位置。

　　美国立宪论战者均是实践家，而非囿于门户之见的理论家。他们并非利益政治——蓄奴州V.S.自由州、大州V.S.小州——的门外汉。但美国立宪者并未仅仅投身于利益纷争。革命和战争的喧嚷使其彻底远离旧有的政治和知识立场。他们将自身从英国直接管辖之下解放出来，他们必须决定如何运用到手的自由以及怎样捍卫它。在立宪辩论中，他们将往昔的知识席卷一空，并对当代人的学术成果加以充分利用。同时凭借着令人震惊的实践和智识创造力，他们还打破了当时人类普遍看法的藩篱，锤炼出一种崭新的适应自身需要的政治科学。当前的欧洲不能盲目遵循美国立宪者的指引，但我们至少需要有他们那一往无前的主动性，以首要原则为思考的起点。

　　智慧的起点是承认这一事实：即便有了《里斯本条约》，欧洲计划仍深陷令人难堪的悖论。欧盟是一个取得惊人成功的民主化的施动者，但光鲜背后潜藏着危机，欧盟自身的章程违背了它帮助大多数新成员国和部分老成员国所确立的民主原则。在欧盟的心脏地带存在一种人们反复讨论但却仍一知半解的“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它同时也是一种领导权、意志和合法性赤字——而最终仍是政治赤字。欧盟机构无法激起认同，因为它们并未植根于认同;由于无法激起认同，它们也就无法带领欧盟进入高政治领域，无法克服在全球事务中沦落为无足轻重小卒的危险。

　　欧盟“在多元中团结”(United in Diversity)的信条集中反映了曾经对莫内和其他欧盟创立者带来激励的美好愿景，这一愿景仍在激励着欧洲领袖中的佼佼者。但该信条意味着在欧盟整体和特定成员国之间存在一种利益上的紧张关系，诚然，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健康的紧张关系。这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令人惊奇的。联邦和邦联体制均存在这一问题，所有的多级治理结构均概莫能外。但欧洲的悲剧在于，其管理机构缺乏一种使其可以专注而有效地追求整体利益的道德权威：既成事实所赋予之合法性不再充足。结果便是，各组成部分的声音过于响亮，而整体声音则过于柔弱。

　　(大卫·莫奎德，英国历史学家、曾任欧洲委员会首席顾问、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 文章 节选自作者2011年4月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The End of the West - The Once and Future of Europe”一书第四章。)

　　作者：大卫·莫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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