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大学毕业论文题目

政法大学毕业论文题目

法学又称法律学、法律科学，是以法律、法律现象以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内容的科学，它是研究与法相关问题的专门学问，是关于法律问题的知识和理论体系。下面我给大家带来法学各专业 毕业 论文题目选题2021，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婚姻法毕业论文题目

1、中国婚姻法 文化 考论

2、婚姻契约观念的限度与嬗变

3、秦汉家族法研究

4、我国民法典亲属法编立法构建研究

5、中美婚内侵权行为之比较法研究

6、当代中国婚姻法与婚姻家庭研究

7、中国维吾尔族婚姻习惯法研究

8、建国初期山东省宣传贯彻婚姻法研究

9、建国初期山西省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

10、论我国离婚诉讼中房产分割的若干问题

11、离婚诉讼中无房女性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12、《婚姻法解释(三)》中不动产登记效力研究

13、《婚姻法解释(三)》中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

14、民国时期婚姻法的文学省思

15、土地革命时期婚姻立法问题研究

16、从社会性别视野看《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对夫妻财产的规定

17、从伴侣法到婚姻法

18、《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房屋确权问题之探讨

19、建国初期河北省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

20、建国初期重庆地区贯彻婚姻法运动研究(1950-1953)

2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绥远省的宣传与贯彻(1950年-1953年)

22、婚姻法中社会性别意识变迁研究

23、论家务劳动价值的婚姻法保护

24、论婚姻法定位之研究

25、离异女性生活权益保障

26、我国《婚姻法》夫妻财产制司法解释研究

27、《婚姻法解释(三)》房产归属论

28、论法律与社会间的紧张、疏离与相互影响

29、近代以来中国婚姻立法的移植与本土化

30、中华民国时期婚姻法研究

31、通过法律的秩序建构

32、论婚前个人财产婚后所得孳息的归属

33、从《人民日报》的宣传报道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宣传和贯彻(1950-1953)

34、我国夫妻共同财产制度若干问题探讨

35、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制定与实施问题研究

36、婚后父母出资为子女购置房产的归属问题研究

37、试析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制度

38、从婚姻法解释三的角度论我国夫妻财产制度的新变化

39、离婚时“婚前按揭房”分割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法毕业论文题目

1、美国刑事诉讼法对隐私权的保护

2、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互作用研究

3、论侦查权的宪法控制

4、技术侦查证据若干问题研究

5、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6、论新《刑事诉讼法》对犯罪人的人权保障

7、侦查权新论

8、技术侦查 措施 研究

9、专家辅助人的诉讼地位

10、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11、论司法鉴定启动程序的修改与完善

12、论辩方证据开示义务

13、程序性制裁机制研究

14、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研究

15、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16、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17、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研究

18、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研究

19、刑事诉讼法宽容伦理观及其实现

20、逮捕必要性问题研究

21、论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22、论刑事诉讼法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

23、论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保障

24、从新《刑事诉讼法》的角度浅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辩关系

25、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未成年人特别程序研究

26、我国监视居住制度之理性思考

27、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研究

28、刑事诉讼法中的“等”字研究

29、我国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研究

30、论我国技术侦查制度

31、论检察机关的调查权

32、论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之被害人权利保障

33、新刑事诉讼法下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34、新刑事诉讼法下监视居住制度研究

35、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研究

36、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问题研究

37、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38、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技术侦查措施

39、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证据衔接

40、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金融法论文题目

1、 金融科技重塑金融生态——访西南 财经 大学中国金融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唐清利

2、 保险 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金融法路径探析

3、 金融安全与我国金融法体系的完善

4、 金融法上信息披露制度的缺陷及其改革——行为经济学视角的 反思

5、 互联网金融对金融法变革的促进作用

6、 智慧金融将让生活更美好——访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研究所所长黄震教授

7、 电子支付对金融法的挑战及应对

8、 站在金融法角度浅谈精准扶贫

9、 金融禀赋结构理论下金融法基本理念和基本原则的革新

10、 探究金融安全和国内金融法系统的健全方式

11、 探析我国金融安全与金融法体系的完善

12、 国际金融法的新近发展及其重大影响分析

13、 利率市场化、风险与金融法防范机制的构建

14、 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分析

15、 金融公平的法治思路——读《收入分配的金融法进路》有感

16、 中国金融法学研究的实证分析——以1979年以来CLSCI金融法论文为分析对象

17、 我国风险投资的金融法环境分析

18、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金融法的研究及完善分析

19、 金融科技的金融法适应性研究——以智能理财的理财资质为例

20、 金融法的“三足定理”及中国金融法制的变革

21、 金融公平理念下的金融法教学改革

22、 论金融法的市场适应性

23、 国际金融法视野下的G20峰会:“立法”特色与中国选择

24、 金融科技的金融法适应性研究——以智能理财的理财资质探讨为例

25、 信息赋能、信息防险与信息调控——信息视野下的金融法变革路径

26、 我国金融法体系构成之再认识——以金融体系和法治金融为视角

27、 金融法价值的“新二元化”均衡构造

28、 金融法与经济刑法的博弈——以民间融资和非法集资为视角

29、 论金融法的法典化

30、 风险回应型的金融法和金融规制——一个面向金融市场的维度

31、 人民币时代:中国金融·法人才培养的困境及对策

32、 高职院校“金融法”翻转课堂实践探析

33、 微信支付遭北大金融法研究中心质疑 二维码存在巨大交易风险

34、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金融法控制分析

35、 情景模拟教学法在金融法课程中的应用

36、 金融功能异化的金融法矫治

37、 房地产限贷措施性质的金融法研究

38、 浅议金融安全与我国金融法体系的完善

39、 P2P借贷到普惠金融:网络贷款平台异化的金融法矫正

40、 从金融法领域探析银行暴利垄断的现状

41、 预付卡监管制度完善的金融法之维

42、 刍议金融调控与监管的差异性及金融法审视

43、 金融法视角下的余额宝法律规制研究

44、 金融法价值目标下的民间金融监管边界

45、 P2P网贷支持我国体育产业发展:基于金融法视角的可行路径

46、 论金融安全与我国金融法体系的完善

47、 金融法视阈下我国体育银行设立及其运行若干法律问题

48、 金融创新语境下金融法教学反思

49、 论述金融功能异化的金融法矫治

50、 从金融法领域探析银行暴利垄断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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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学》参考选题
1. 论我国体制改革时期刑法观念的转变
2. 论毛泽东的刑法思想
3. 论邓小平的刑法思想
4. 论罪刑法定原则对我国刑法发展的指导意义
5. 论主客观一致的刑事责任原则
6. 论罪行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关系
7. 论我国刑法的协调完善
8. 论“一国两制”条件下的刑法适用
9. 论“引渡制度”条件下的刑法适用
10. 论刑法的溯及力
11. 论刑法的时间效力
12. 论人大常委会对刑法的补充修改权
13. 论加强刑法的立法解释
14. 论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及其完善
15. 论刑法的立法编纂
16. 论刑法体系结构的完善
17. 论刑事判例制度的建立
18.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概念的关系
19. 犯罪客体性质确定的内在依据
20. 论犯罪客体与犯罪对象的关系
21. 论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特征
22. 论“不纯正”不作为犯的未遂形式
23. 论犯罪结果的客观形式及量刑意义
24. 论“明知”的范围和程度
25. 论间接故意的动机、目的问题
26. 论“认识错误”在定罪量刑中的意义
27. 论意外事件的实际判定
28. 论刑事责任年龄分期的完善
29. 论刑事责任的依据
30. 论刑法中的特殊主体
31. 论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标准
32. 单位犯罪主体的理论探讨与司法适用
33. 对刑法中几种法人可以构成犯罪的评价
34. 法人犯罪的比较研究
35. 法人刑事责任能力探讨
36. 论防卫中的不法侵害
37. 论防卫不适时
38. 论假想防卫的法律性质
39. 论防卫过当的罪过性质
40. 论紧急避险的成立条件
41. 论犯罪预备的特征与结构
42. 论犯罪预备刑事责任的根据探讨
43. 论“犯罪着手”的认定标准
44. 放弃重复性侵害行为的性质
45. 论犯罪既遂的形式
46. 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探讨
47. 共同犯罪人种类的划分依据探讨
48. 共同犯罪的刑事责任原则探讨
49. 论主犯的认定标准
50. 论从犯的认定标准
51. 胁从犯能否成为独立的共犯种类
52. 论教唆犯罪的性质
53. 论教唆犯罪的未遂
54. 论教唆犯罪的量刑原则
55. 论结合犯
56. 论结果加重犯
57. 论牵连犯的争议及完善
58. 论连续犯
59. 论吸收犯
60. 论举止犯
61. 论持续犯
62. 论想象竞合犯
63. 论法条竞合犯的适用原则
64. 论刑法中的混合罪过形式
65. 论数罪并罚制度的完善
66. 论共同犯罪中的中止问题
67. 论刑罚目的与综合治理（刑罚有效性研究）
68. 论刑罚权的理论基础
69. 经济改革与刑罚体系的完善
70. 论管制刑的发展趋势
71. 论拘役的发展趋势
72. 死刑存废论评析
73. 论罚金刑发展趋势
74. 论剥夺政治权利的完善
75. 论没收财产刑的完善
76. 论特别自首的认定
77. 论自首的量刑原则
78. 论自首与立功
79. 论累犯制度的完善
80. 量刑中个人情感评析
81. 量刑平衡探讨
82. 量刑情节的重叠与选择适用
83. 论死缓的适用
84. 论缓刑的发展趋势
85. 同种数罪应否并罚
86. 论假释的立法完善
87. 论刑法的时效制度
88. 罪名立法研究
89.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体系研究
90.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客体
91. 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危险犯的既遂与未遂
92. 论交通肇事罪的客观构成要件
93. 论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
94. 论重大责任事故罪
95. 经济犯罪概念探讨
96. 论走私罪的立法完善
97. 论非法经营罪的行为方式
98. 论挪用公款罪“归个人使用的认定”
99. 安乐死探讨
100. 强奸罪若干问题探讨
101. 刑讯逼供罪中的一罪与数罪问题
102. 诬告陷害罪刑事责任
103. 侮辱罪、诽谤罪的人格名誉范围
104. 论报复陷害罪
105. 论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
106. 论刑法中的财产关系与财物性质
107. 论盗窃罪的数额问题
108. 论侵占罪
109. 盗卖技术资料的定罪问题探讨
110. 论诈骗罪
111. 论合同纠纷与诈骗犯罪
112. 论敲诈勒索罪
113. 论贪污罪的主体
114. 贪污罪的立法完善
115. 论亲属之间的盗窃行为
116. 论妨害公务罪
117.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若干问题探讨
118. 论脱逃罪
119. 论窝藏、包庇罪
120. 论扰乱社会秩序罪的立法完善
121. 卖淫、嫖娼诸问题探讨
122. 金融犯罪具体问题探讨
123. 证券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124. 计算机犯罪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
125. 期货犯罪研究
126. 淫秽物品犯罪研究
127. 论毒品犯罪
128. 论破坏文物古迹犯罪
129. 论偷越国边境罪
130. 论重婚罪
131. 通奸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
132. 虐待罪、遗弃罪若干问题探讨及立法完善
133. 渎职罪主体探讨
134. 论贿赂罪的若干问题
135. 论泄露国家秘密罪
136. 玩忽职守罪的立法探讨
137. 军职罪若干问题研究
138. 污染犯罪研究
139. 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立法完善
140. 不正当竞争犯罪研究
141. 商业贿赂犯罪研究
142. 论挪用资金罪
143. 假币犯罪研究
144. 国家工作人员的认定

《民法学》参考选题
1. 试论我国土地有偿使用制度
2. 地产制度研究
3. 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4. 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
5. 土地使用权的出让与转让
6. 证券市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7. 证券交易法律问题研究
8. 完整我国证券制度之管见
9. 完整我国地产制度之管见
10. 有限责任公司制度研究
11.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研究
12. 如何完善我国的票据制度
13. 期货交易与期货市场
14. 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研究
15. 竞业禁止论
16. 市场经济与民法
17. 民法对交易安全的保护
18. 论我国民事判例法制度的创设
19. 论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
20. 论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21. 论反不当竞争
22. 试论隐名合伙
23. 略论民法中对推定的适用
24. 试论债与民事责任的区别
25. 试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的性质与内容
26. 我国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探讨
27. 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初探
28. 论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的特点和作用
29. 诉讼时效制度初探
30. 论我国所有权制度
31. 论我国国家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
32. 试论我国国家财产所有权的行使
33. 试论我国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和内容
34. 我国公民财产所有权的性质、内容及其发展
35. 论我国合同制度的完善
36. 试论我国保险合同的特点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
37. 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
38. 代理制度初探
39. 试论知识产权的范围及法律特征
40. 试论我国结知识产权的保护及其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41. 试论著作权的几个问题
42. 论我国的发明制度
43. 专利制度初探
44. 论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45. 民法与经济体制改革
46. 如何理解民法的基本原则
47. 论合伙
48. 私营企业的法律调整
49. 个体工商户的探讨
50. 社会主义法人制度研究
51. 劳务合同中的同时履行抗辩权探讨
52. “两权分离”初探
53. 论融资租赁
54. 谈对股票、债券的管理
55. 物在民法中的作用
56. 民事责任研究
57. 谈对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认识
58. 法人赔偿制度研究
59. 谈产品责任
60. 论我国商标法的形成与发展
61. 论商标的专用权
62. 论商标注册
63. 论商标的侵权行为及处理
64. 谈商标的保护范围
65. 论外国商标法规的特点
66. 谈出口商标的使用
67. 引进技术中的商标
68. 谈我国的商标管理
69. 论商标的国际保护
70. 论版权
71. 论侵犯版权行为
72. 谈版权的国际保护
73. 论我国的版权制度
74. 论我国继承制度的原则和特点
75. 论社会主义财产继承问题
76. 论法定继承中几个问题（如法定继承人范围、继承顺序、继承份额等）
77. 论遗嘱继承中的若干问题（如遗嘱的有效条件、遗嘱的变更和撤销、遗赠抚养协议等）
78. 论代位继承
79. 遗嘱制度的特点与意义
80. 民法典体系探讨
81. 社会主义民法的特点研究
82. 企业破产法律问题研究
8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研究
84. 联营各方利益与责任问题研究
85. 公民人身权的法律保护
86. 新闻自由与名誉权
87. 悬赏广告法律性质初探
88. 股份制度初探
89. 科技成果转让与协作的法律问题

《婚姻家庭与继承》参考选题
1. 马克思主义论恋爱、婚姻和家庭问题
2. 婚姻家庭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3. 试论婚姻的基础
4. 论婚姻自由（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
5. 婚姻关系中的道德与法律问题
6. 试析婚约问题
7. 事实婚与重婚问题研究
8. 结婚仪式与结婚登记制度
9. 论通奸
10. 旧中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批判与研究
11. 少数民族婚姻问题研究
12. 试论婚姻的无效与撤销问题
13. 婚姻的法律效力
14. 夫妻财产制度与配偶继承权
15. 离婚中的法律原则与道德原则
16. 论我国社会主义离婚制度
17. 离婚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
18. 外国离婚法的比较研究
19. 家庭职能与家庭建设
20. 我国人口政策与计划生育法
21. 试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伦理秩序
22. 亲属制度研究与亲属的法律效力
23. 试析家庭领域中的财产纠纷
24. 收养制度研究
25. 监护问题初探
26. 涉外婚姻的法律调整
27. 论我国的收养制度
28. 老人婚姻问题研究
29. 离婚后的子女监护问题研究
30. 对离婚纠纷的调解
31. 谈离婚诉讼中的几个问题
32. 如何正确掌握离婚标准
33. 浅论家庭伦理观念与家庭管理
34. 论别居

《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
1. 经济改革与刑事诉讼法
2.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特征
3. 论我国刑事诉讼学的体系
4. 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性
5. 在刑事诉讼中保障人权的体现
6. 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7. 论适用刑事强制措施与人权保障
8.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
9. 关于赋予刑事被害人回避权的探讨
10. 论我国刑事诉讼的主体
11.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体系
12. 论刑事诉讼法各基本原则的相互关系
13. 论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配合与制约
14.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辩护制度
15. 疑罪从无原则
16. 庭审辩护是刑事辩护的重心
17. 公开审判论
18. 在刑事诉讼中专门机关必须与群众结合
19. 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诉讼地位
20. 两审终审制
21. 辩护律师职责
22. 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
23. 如何充分发挥律师的辩护作用
24. 论指定辩护与拒绝辩护
25.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管辖
26. 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诉讼权利
27. 论职能管辖与职权分工的关系
28. 如何正确适用变通管辖
29. 在刑事诉讼中怎样贯彻回避制度
30. 强制措施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31. 如何正确适用拘传
32. 如何正确适用逮捕
33. 论刑事拘留的正确适用
34. 如何正确适用强制措施
35. 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
36. 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原则
37. 论附带民事诉讼提起的特点
38. 客观性是我国刑事证据的最本质特征
39. 试论证据的法律性
40. 试论刑事证据的关联性
41. 谈谈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
42.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的承担
43. 重证据、不轻信口供
44. 一切证据必须查证属实
45. 谈谈判断证据的主观条件
46. 谈谈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方法
47.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
48. 谈谈对书证的审查判断
49. 怎样运用间接证据
50. 论证人制度
51. 怎样正确对待鉴定结论
52. 刑事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与证明责任
53. 怎样正确理解“基本事实、基本证据”
54. 谈谈我国涉外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
55. 谈谈我国证据制度
56. 自由心证是否适用我国的刑事诉讼
57. 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特点
58. 论立案监督
59. 如何正确适用取保候审措施
60. 关于律师参与诉讼适用回避的探讨
61. 视听资料的法律属性及运用规则
62. 试论我国的预审制度
63. 我国刑事诉讼的侦查原则
64.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侦查监督
65.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作用
66. 谈谈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
67. 试论我国的公诉制度
68. 存疑不起诉的适用
69. 相对不起诉的适用
70. 我国刑事自诉案件中的反诉
71. 论刑事诉讼中的撤诉
72. 刑事自诉案件的诉讼特点
73.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
74. 试论我国申诉制度
75. 论书面审理方式
76. 论第二审程序中的直接审理
77. 谈谈侦查实验的适用
78. 刑事诉讼与综合治理
79.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探讨
80.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
81. 试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82. 人民检察院对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权的探讨
83. 刑事诉讼中怎样正确适用提审
84. 关于司法损害赔偿制度的探讨
85.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再审程序
86. 司法行政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和作用
87. 论死刑复核制度
88. 关于强制医疗程序的探讨
89. 如何正确适用并案处理与另案处理
90. 正确掌握自诉案件与损害赔偿案件的界限
91. 怎样对待非法手段获得的证据
92. 论人民检察院的侦查权
93. 论证据和证据材料
94.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任务
95. 论证据在法学理论上的分类
96.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二审程序的特点
97. 关于涉外刑事诉讼的探讨
98.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时限
99. 评无罪推定
100. 评有罪推定
101. 马克思主义论审判程序

《民事诉讼法》参考选题
1. 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特点
2. 民诉辩论原则探讨
3.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
4. 论我国人民调解制度的优越性
5. 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
6. 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7. 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
8. 律师在民诉中的地位和作用
9. 论仲裁中的自愿原则
10. 试论民事诉讼中的代理
11.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
12.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
13. 论我国申请再审制度的特点
14. 简单民事案件与简易程序
15.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特殊地域管辖
16. 试述财产保全制度
17.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强制执行
18. 特别程序审理案件范围的扩大
19. 论我国的公证制度
20. 解决民事纠纷同综合治理的关系
21. 调解在仲裁中的地位和作用
22. 我国民事诉讼法任务
23. 论协议管辖
24. 试论我国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
25.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的法律性质
26. 人民调解工作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
27. 试述我国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
28. 论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诉讼的监督
29. 论民事诉讼中简易程序的适用
30. 试论督促诉讼的特点
31. 对民事诉讼代理人法律责任的探讨
32. 论反诉
33. 涉港、澳、台民事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
34. 海事法院管辖权研究
3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般原则
36. 对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司法协助的适用
37. 人民检察院参加民事诉讼问题探讨
38. 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比较研究
39. 民事举证责任研究
40. 破产还债程序若干问题探讨
41. 论民事诉讼中的处分原则
42. 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43. 对当事人范围的探讨
44. 对民事执行几个问题的探讨
45. 试论涉外民事诉讼程序中的管辖
46. 论民事诉讼中视听资料的运用
47. 论执行担保制度
48. 关于被告不出庭的思考
49. 涉台民事诉讼法规的调整与适用
50. 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公示催告程序
51. 论民事诉讼中的诉权
52. 论民事诉讼证据的特点
53. 认真贯彻执行程序与有效解决“执行”的作用
54. 论仲裁协议的有效性
55. 论我国民事审判制度的改革

《行政法》参考选题
1、 论我国行政监督制度
2、 论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
3、 论加强行政立法
4、 论对行政规章的审查
5、 浅谈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6、 关于建立行政处罚听证程序的构想
7、 试论行政上的授权
8、 试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9、 论我国行政许可制度
10、试论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

法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法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模板

在当下这个社会中，接触并使用报告的人越来越多，报告具有双向沟通性的特点。为了让您不再为写报告头疼，以下是我整理的法学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论文题目：关于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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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文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目的：希望通过对雇凶杀人犯罪刑事责任的研究促进司法界对于该类犯罪的关注，进而明确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司法判决中形成统一的规定。意义：将促进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形式的进一步的关注，减少该类犯罪司法过程中过多的死刑判决。

二、国内外关于该论题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雇凶杀人是一种复杂的犯罪现象，其中涉及人员众多，关系复杂，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面临很大的困难，而且目前我国刑法及司法解释并没有对其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对于雇凶杀人犯罪概念的界定、雇凶杀人中各个行为人的法律地位及其作用大小、雇主及被雇佣人的刑事责任程度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论，相应地，司法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案件的处罚要么过重，死刑适用过多，要么过轻，不足以震慑该类犯罪，因此，如何认定雇凶杀人案件中各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大小及其分配，成为目前实务界与理论界共同面对的课题。目前理论界的讨论大多集中在雇佣犯罪这一整体现象，鲜有学者专门针对雇凶杀人案件进行整体梳理。相信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理论界和实践中对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犯罪形式将展开更进一步的关注的。

三、论文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本文主要是从雇凶杀人这一特殊的犯罪现象着手，主要通过对雇主、转雇人、杀手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分析，指出各个行为人在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和非典型的雇凶杀人犯罪中的刑事责任承担依据，对雇凶杀人案件中刑事责任承担的一般原则进行展开论述，并着重针对雇凶杀人犯罪中犯罪未完成形态问题进行研究。再次，针对如何限制雇凶杀人犯罪中的死刑适用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粗浅的构想，主要有以下四点：

(1)改善法官的死刑价值观；

(2)严格死刑适用的标准；

(3)严格区分主犯和从犯；

(4)通过扩大适用其他刑罚减少死刑的适用。

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通过分析大量国内的雇凶杀人案件，研究各个案件中犯罪实行者承担的刑事责任及最终判处的刑罚，通过分析各个案件的性质及特点来

四、参考文献：

1、王磊：《宪法的司法化》，法律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2、蔡定剑：《监督与司法公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

3、宋冰主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4、《司法理念与与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

6、龙宗智：《论人大对法院的个案监督》，法律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7、谢鹏程：《人大的个案监督权如何定位》，《法学》1999年，第3期；

一、选题的目的、意义及国内外研究动态

(一)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流动人口大量增多。随着人口流动所带来的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显得尤为突出。本文在研究了众多学者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对流动人口及受教育权的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现状，得出完善受教育权益保障迫在眉睫。其次，分析了我国在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的建设成就及法律保障存在的漏洞或不足。再次，根据问题结合原因并借鉴国外经验对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提出建议。

2、研究意义

我国的流动人口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出现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特有现象。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特殊群体，也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从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现状分析出发，探究目前造成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缺损的原因，有利于明确我国当前面临的保障困境，探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对策，促进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有助于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实现教育和社会的公平，并对维护我国社会的安定团结及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1、国内研究动态

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农民工大军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大批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权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以下是我国学者的主要观点：

陈信勇，蓝邓骏在《流动人口子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应然与实然》一文指出当前流动人口子女权益缺损主要有几点表现：

1.入学条件遭受不公正对待。许多地区的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需要很多证明才能申请就读公办学校。虽然国家已经取消借读费，但是还有很多公办学校巧立名目征收类似于借读费的歧视性费用。

2.难以平等享有教育资源。我国基础教育财政性经费投入严重不足及教育资源地区分布不均造成流动人口子女与优质教育无缘。

3.民工子女学校成为歧视源头，并且遭遇义务教育根本价值强烈冲突。

4.由于流动人口的工作、居住的流动性使得子女学习过程不稳定从而导致教育质量下降。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指出：

1.辍学和超龄上学现象严重。

2.多数流动人口子女只能就读农民工子女简易学校，学习条件特别简陋。

3.流动人口子女易产生不健康心理状态，影响对社会的认知，很难产生对社会的认同。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认为受教育权有缺损体现在受教育待遇上的多个不平等。

1.教育经费不足，根据国务院规定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经费的供给以流入地政府为主，流入地政府的财政直接影响到受教育权的实现。

2.教育及教学设施匮乏，多数农民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简陋，师资力量缺乏并且存在安全隐患。

3.参加教育及教学活动的不平等，流动人口子女容易受到老师和同学的歧视而无法正常参加某些教学活动。

顾益民，张慧洁在《行政法语境下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权保障》中通过行政法视野分析认为造成受教育权益缺损原因有：

1.县市等基层行政单位所承担的教育财政压力和行政责任与其政治经济和法律地位不成比例，负担沉重。

2.缺乏有限的行政监督行为和系统性的行政责任追究机制。教育行政责任人往往是基层县市级的教育管理者，责任追究中裁量空间过宽。

邬雪红，姜国平在《论我国流动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司法保护》中详细分析了司法保护的诸多缺陷影响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的解决。

1.宪法不能进入普通司法程序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不能通过宪法予以救济。、

2.尚未建立宪法诉讼制度，有时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的替代方式对受教育权予以保障。我国民事法律中没有对受教育权予以明确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关于受教育权的概念。

3.受教育权也很难通过行政诉讼救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限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政行为，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且只有当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特定相对人的受教育权时，行政相对人方可提起行政诉讼。

郑风,李娜在《论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的完善》中分析了法律保障的不足，认为：

1我国对公民受教育权实现的程序性规定较少。

2.法律体系存在内在矛盾并且与现实制度的不配套使受教育权利得不到实现。

3.在教育法体系中,有关保障受教育权的部分比较单薄,对侵犯受教育权所负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法律救济途径的规定还比较模糊。

顾倩在《论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保障》中认为需要扩展法律保障范围以及完善司法救济制度。

1修改部分法规如《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并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法》。

2.增加行政诉讼救济途径并确立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当农民工子女平等受教育权受到除行政机关和公立学校以外的平等民事主体侵犯时,应当追究侵权者的民事责任，认为应该建立宪法诉讼保障制度。

李业春在《进城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法律保障机制研究》一文认为应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制定《义务教育经费法》，保证教育经费的合理、足额的投入与使用。制定一部切实保护农民工子女受义务教育权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法》并完善《义务教育法》。

鹿文卿在《农民工随迁子女受教育保障研究》一文提出可以可以采用公益诉讼的救济方式，公民、社会团体及国家机关都可以作为原告，以“行政不作为”为诉因，以侵犯受教育权的主体为被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流动人口子女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属于弱势群体，当个人诉求利益遇到困难时，国家应当提供一种公益诉讼以实现他们的诉求，维护他们的权利。

陈思琦在《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探析》中提出应该加强教育法规的可操作性并且制定《教育经费法》规范教育财政投入。增加中央财政对教育经费的总体投入及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完善各种教育经费监督机制，明确违反教育经费法的法律责任。逐步扩大对行政诉讼法中作为保护范围的“合法权益”的解释"，放宽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国外研究动态

1944年英国政府颁布了《1944年教育法案》，明令废除学校教育中的双轨制，确立人人享有最低限度的平等受教育福利权。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平等的立法理念得到进一步的重视。1967年的《儿童和他们的小学》强调政府更加关注教育机会和社会协调，减少社会阶层之间的屏障，通过国家干预，突破因社会经济障碍而陷入贫困的儿童无法摆脱困境的恶性循环，对于那些处于“教育优先区”的贫困与处境不利儿童给予额外的教育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推进教育民主化，确保不会有人因贫穷等问题而丧失接受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受教育权，2004年颁布的《儿童法案》，采用法律的形式保障儿童权利，包括卫生权利和平等受教育权等。

美国的“教育券”计划。美国一些地处经济发达地区、条件比较优越、历史比较悠久、牌子比较响亮且又有政府保障的学校，反而不如一些私立学校和条件不利学校更具创新精神。为了实现公平竞争，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学校均衡发展，在部分地区采取了诸如“自由择校”和“教育券”等制度，把国家的人均教育经费以“教育券”的形式发给学生家长，由他们自由选择自己信任的学校，达到学校在竞争中的均衡。

美国的特许学校运行办法。学校要和教育管理部门签订一个合同，学校要对学生承担责任，公共管理部分就把本地的学生经费给该学校。根据特许学校法，民间也可以兴办，民间兴办的学校可以从国家获得公共经费。特许学校被认为是公办学校，不得收取学费，也不得用任何理由拒绝一个在该学区的申请者。

二、主要研究内容、创新之处

(一)主要研究内容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主要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问题。首先通过分析众多学者关于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法律保障制度建设的文献的基础上，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相关概念作了界定，并分析了保障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的重大意义。其次，阐述了我国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的历史进步及其如今面临的困境，概括了我国近年来在法律在政策对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问题做出的努力，并通过调查得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再次，从法律保障、政策、学校、家庭和自身因素分别分析了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难实现的原因，进而就完善其宪法、民事、行政法律保障提出对策和设想。

(二)创新之处

研究内容的创新：当前,学术界对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益保障制度从社会学、教育学等角度研究相对较多，从法律角度研究的比较少。而我国的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权的法律保障制度存在诸多不足。本文在研究内容上就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

法律专业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中华法系的终结和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寻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扬弃中国法律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国家立法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单从形式上看，毫无疑问，这次中国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第一次的大规模法律移植活动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体、源远流长的中华法系在国家法的层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为中心的西方现代意义的法律体系，中国法制乃以此为契机，开始了向现代化的转型。沈家本也因此而获得了后世的持久赞誉和推崇，被誉为“中国法律现代化之父”，著名学者杨鸿烈称其为“有清一代最伟大的法律专家”，“中国法系全在他手里承前启后，且又是媒介东西方几大法系成为眷属的一个冰人”。

然而，无论从主事者的初衷还是最终的结局看，改革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仅未能挽救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剧了晚清政局的动荡。而如果对这场改革赋予更多现代意义的解读，把它视为中国百年现代化运动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视为中国法制现代化开端的话，那么，其得失的评价将会变得十分的复杂和困难，而现有的流行的结论总给人以失之于简单和肤浅之感。众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欧风美雨催化下发生的，原非中国自身社会发展的自然诉求，复被用作摆脱内外困境、实现政治功利目标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长的父母荫庇下的早产儿，难以保证其心智健全、肢体完好。由于它超越了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阶段，失之空阔而缺乏适用性，从而使法制的现代化建筑于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于形式而无法得到持久的支撑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后天的乏力，直接导致法制移植和建构过程中非制度层面意识、精神因素的缺失，从而在本土化过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这一切都可以从清末改革那里找到其渊薮：正是由于这一改革与生俱来的缺陷和失误，注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国法制现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并不曾因清室覆灭而化为乌有，从形式到内容，它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民国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为基础，其后，中国法制建设在多次狂风暴雨的社会变革间歇艰难前行，经历了取法日德，到以俄为师，而后兼采英美的近百年发展道路，这一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清末法律移植运动的延续。因而，它的成与败、得与失无不滥觞于清末修律。从更广阔的范围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现代化运动是整个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缩影和重要方面，它与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息息相关、不可分离。重新审视近一百年前发生的这场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钝和发展流变，无疑是法律史上一项饶有趣味的课题，且对未来的法治现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一

与中国历史上的变法运动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运动根源于西方先进文明的冲击。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解体和制度性危机，救亡图存是当时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而变法修律则是清廷再三权衡犹豫之后作出回应的重大举措。尽管如此，如果简单以冲击———回应模式描述清末修律与外来因素的互动关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无法解释在其整个过程中出现的诸多现象。归根结底，改革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仍然不能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制约，因为我们从修律的指导思想以及具体方案的选择这两个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上，发现的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迹。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观论》，向清政府提出学西人器物长技、整顿财政、加强外交三项建议。总理衙门认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体察，然究系局外议论，且亦非急切能办之事”而予搁置。后英驻华公使参赞威妥玛(Thomas•F•Wade)著《新认略论》并照会清总理衙门，其中言及“借法兴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张，有所作为。总署认为其意似在借故寻衅，欲有事于中国，遂将该文并赫德氏前文发交各省督抚，“勿论成见”，详慎筹划。各省督抚反应不一，如左宗棠即认为此不过是英人欲借变法控制中国内政外交以取得在华优势地位，虽出于惟利是图之心，但于我有利无害，不妨采行之。江西巡抚刘坤一更借题发挥，主张改革科举。他们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实权的洋务大员的观点。事实上，英人的目的无非是希望清廷顺应世界大势，修法制律以促进和保护其在华商业利益，但由于英人建议未涉及具体措施，流于空泛，故而在清廷内部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也可见中国此时尚抱着天朝上国的虚骄之心，对西政认识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虽然有地方实力派推动的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运动，但多限于制船造炮，未遑顾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层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议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总署回复“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强盛，如时事大局情形无碍……亦甚愿意”。可见，清廷在制度变革上态度暧昧，一方面对传统盲目自信，对改革心存疑惧；同时又迫于世界时势，慑于列强淫威，不得不虚与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时事大局”所迫，万难有所变易。[2](P4)

自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国际局势趋于平静，出现了较长时间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务派主持的自强运动亦成绩斐然，中国甚至拥有了近代化的海陆军。正当清廷陶醉在“同光中兴”的幻梦中时，日本已经率先迈入了现代化的门槛。日本于19世纪50年代由美国人柏利率先叩开国门，此后列强纷纷跟进，订立商约，通商贸易，了无滞碍。日本也自觉自愿，以全盘西化为救亡自强之方，不料倏忽数十年间，卓然崛起于东方，竟与列强分庭抗礼。中日甲午一战，清廷强大的北洋水师竟倾覆于一旦，于是朝野震动，而停留于器物层面的洋务运动也因之而宣告失败。败于日本的奇耻大辱让有识之士警醒，于是乎舆论也为之一变，皆言变法方可强国，守制足以丧邦。中国之积贫积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级审判厅审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渊源，其后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为蓝本，学者多将其作为解释和适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资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这个结论渐成舆论界的共识。日本成功的经验成为了维新人士吁请变法的借口，这对清廷后来决意改弦更张、变法改制不乏推动作用。

治外法权的丧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导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认可了领事裁判权，尔后列强纷纷援例并不断扩大其范围。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权的丧失，无论如何也是一件颜面失尽的事情，故其设法收回权利之心尚存。当时舆论大凡涉及修律之事，无不以之为托词。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后成功收回治外法权的先例，无疑给清廷以巨大的触动。1902年中英条约就这样写道：“中国深欲整顿中国律例，以期与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明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3]列强的承诺是个诱饵，对当时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难不为之动心。

毫无疑问，上述两大因素对促成修律意义不菲。但对清廷而言，任何的耻辱都无法抵销对政权安危的忧虑，如何维持统治乃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切变革如果危及政权本身，都将不可能得到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提出，乃是最终决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为洋务派后期的首领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在晚清政坛上的影响举足轻重，其“中体西用”的思想充分体现在他撰写的《劝学篇》中。在这篇以“会通中西，权衡新旧”为宗旨的文章里，张之洞将法制划归为“用”的范畴。“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4]法制与器械、工艺等量齐观，这与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论不谋而合。于是，在“中体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变革渐被视为一件无关宏旨的事情，一种与历朝历代的变法相类似的措施而已。《劝学篇》在当时曾名噪一时，影响极大。清光绪皇帝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变法改制，无不畏手畏脚，虚应舆论，惟修律一事放开了手脚，动了真章，这与张之洞的上述言论大有干系。

二

除张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务派首领对推动修律也不乏积极的贡献。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过程中，一批汉族地方官僚得以进入统治集团上层，并形成地方的实权势力。典型者如曾国藩，清廷曾授权其直接统辖江、浙、皖、赣四省军务，中央“不加遥制”。他们编练团练(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掌握了私人武装，并由于他们在镇压农民革命、筹办洋务和对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现，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也随之提升，影响力不断扩张。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鸿章为督办政务大臣，地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亦著遥为参预”。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传统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练的实际经验、注重实效、力主变法的实权人物。他们对现实体制存有忧虑、对清朝宗室贵族独揽中央大权不满，因此积极主张变法自强，谋求国家富强以挽救危局，巩固和扩张自身势力。同时，在洋务运动发展过程中，他们直接或间接参与了现代意义上的工业企业的创办(如江南造船厂、汉阳铁厂等近代著名企业)，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官僚买办阶级接近，实际充当了他们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们的变法呼声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他们的开明态度使他们区别于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时，在与清廷的密切关系和坚持中体西用的温和路线上，他们又有别于主张激进改革的维新派。庚子事变后，顽固派被清算，地方实力派成为清廷的依靠，得以对中央人事任免和内外决策施加影响。这正是变法改制的最佳时机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筹办新政折中，详细阐述了在行政、军事、法律、教育诸方面进行改革的构想，而清廷也试图通过改弦更张，推行改革，树立求新求变的形象，内安舆情，外示好于列强，同时以改革为借口，重新进行权力配置，加强中央集权，实现军令、政令的统一。

诚如前文所述，在镇压农民运动过程中，地方督抚乘机坐大，独揽地方大权，对中央决策施加影响，以至中央对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势已显。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东南诸省督抚对清廷的宣战上谕阳奉阴违，置身战事之外，乃有东南互保之议，虽然此为西太后议和留下余地，但也增长了清廷对地方势力的疑虑，只是迫于内外形势，未敢有所举动。所以，作为清廷而言，试图通过此次新政，不着痕迹地重树权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隐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颁布《法院编制法》的上谕中云：“……以前部院权限不清之处，即着遵照此次奏定名节切实划分……嗣后各审判衙门朝廷既予以独立执法之权，行政各官即不准违法干涉。”[6]于此已见端倪。职是之故，实力派的变法主张得到了在内外交迫下急于寻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认为“事多可行，即当遵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行”，[7]并责成二人“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联名保奏，揭开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经奉旨修律，便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中去，几年之内，进展神速，不仅率先废除了旧律中不合于现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时间内颁布或编订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计有：1906年奏进《刑事民事诉讼法》(未通过)，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颁行)、《法院编制法》(1909年颁布)和《违警律》(1908年颁行)，1908年编订《大清现行刑律》(修改后于1910年颁行)和《商律》(次年奏进)，1909年颁布《国籍条例》和《禁烟条例》，1910年奏进《刑事诉讼律草案》和《民事诉讼律草案》，商部编订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进《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编订之日起，新旧两派之间的斗争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订诉讼法过程中，即发生了法理派和礼教派的激烈论争。地方督抚反对诉讼法颁布的重要原因是诉讼法一旦颁布，则必然带来司法机构的相应改革和调整，有可能触及实权人物的既得利益，从而削弱他们手中的权力。沈家本首先选择制订诉讼法作为“改变旧律、修订新法的第一着”，这首先是出于诉讼法本为中国传统旧律所无，且不涉及实体利益，阻力较少的考虑。同时也与沈家本认为中国刑狱冤滥，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约，遂使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关。他认为欲变旧律，“尤以刑法为切要”，而欲变刑法，须先从程序入手，“查诸律中，以刑事诉讼律尤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律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诉讼法激起了地方督抚的强烈反对，其中以张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张于草案奏进的次年即上《复议新编刑事民事诉讼法折》，认为：该草案“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他认为新法应当与中国国情民俗相适应，量为变通。而且以中国目前情势，自司法官以至律师、陪审员、证人等，皆缺乏专门道德，只会使“讼师奸谋得其尝试”，“到堂陪审者，非干预诉讼之劣绅，即横行乡曲之讼棍”，如不顾中国实际，则新法只能变为具文，无补于事。[8]应当承认，尽管带有保守的偏见和利益的争夺，但张氏言论也确实击中了修律的要害，即过分注重引进外国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国情，在当时的中国，这样一部“时髦”的法律与依然故我的社会现实之间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础，这也决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终结局。近人杨元济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时，即认为“溯自前清变法之初，醉心欧化，步武东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袭德日，于我国固有之民事习惯考证不详，十余年来不能施行适用。”这种说法在奏进《破产法》时达到了印证，当时户部与代表民间新兴经济势力的沪京钱商即在破产财产的分配次序上发生争议，致使新法废止。再如1908年志田钾太郎拟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于农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袭日德商法，不合国情为由而未能通过。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的意见是对的，因为“中国名教”与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袭皮毛”的抄袭条文，其后果不幸被反对派所言中。这也是中国法律现代化的悲剧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间，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体参与了修律的全过程，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诣、对中国政治现状的深刻体察和兼收并蓄、变法救国的胸怀使他得以担负这一历史赋予的重任，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尽管是短暂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时，沈家本个人的知识背景和素养不足以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法律变革运动的领袖他对西方法律的误读和认识的局限也直接影响了这场法律变革的气质和命运。

1902年，沈家本与曾留学英伦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为修律大臣，这种传统加西学的组合本身就具有象征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张之洞等人鼎力保举的结果，但也确实是众望所归的不二人选，在众多或激进或保守而不切实际的人中，他温和而不偏激，务实而不虚夸。更重要的是，他是这一领域无可争辩的专家，他对中国刑律造诣精深，在清统治集团中声誉早著。他一方面具备了中国传统律学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痛感国家贫弱、民族衰微之余，能清醒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源，主张“有志之士当讨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国制度，观其会通，庶几采撷精华，稍有补于当世。”[9]他以日本为例，阐述变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旧时制度，唐法为多，明治以后，采用欧法，不数十年遂为强国”。[10]他的学习西方是立于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愿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场上，他主张变革，同情维新派，对维新失败感到“惨矣哉，痛哉”，并总结经验教训在欲速则不达，中国数千年之积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倾向于渐进、温和的改革。他还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与新的异质文明的对接点，甚至认为中西法律之间形异而实同，即都贯穿着“仁”。他从仁这个沟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点入手，辩白变法并非以新法乱政，西法的要旨皆可为中国旧学所涵摄，“各国法律之精义，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围。”[11]他鼓吹在中国实行法治，认为当今之世，“法治之说洋溢乎四表，方兴未艾”，[12]实行法治实是中国富强之根本。遗憾的是，尽管他认识到西方的法治原与中国法家不同，“申韩之学，以刻核为宗旨，恃威相劫，实专制之尤。”而“泰西之学，以保护治安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经初步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他与当时许多主张变法维新的知识分子一样，对法治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和静态观察的层面，不能从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法治，从而就不能意识到法治与中国名教的冲突和对抗，进而也无法看清他领导的修律运动的死穴之所在。

作为身处新旧交替时代的历史人物，旧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张兼收并蓄各国良法的同时，他又强调“旧不俱废，新亦当参，当能使新律融会贯通，一无扦格”，“当此法治时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讨中法，则法学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于世？”[14]这里沈家本强调变法应适于中国国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于世”固然值得赞同，但是何者当废，何者当参，沈氏既没有给出一个标准，也没有作出成功的实践。深厚的儒学修养和常年治狱的经历，使他保有对中国旧的法律传统的偏好和留恋，从而未能彻底摆脱传统思想的桎梏。这种进步性与局限性的并存，使其所主持的变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预期，在许多方面带有时代的先进性，同时又带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误，在与传统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远。同时，作为一个务实的和怀有忠君观念的旧官僚，他深知能否获得清廷的支持是变法成败的关键，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趋，与之保持一致，而在实际修律过程中，往往屈从于守旧势力，不得不违心地做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变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时，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剧。尽管这可归咎于其个人认识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则总归是由其所处的客观现实环境所决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个很方便的参照系是日本。鉴于日本近代法制变革的相对成功，我们不能不正视并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近代以来，日本与中国面临的挑战一样，变法图强的起点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维新一蹴而就，法律现代化之路看起来较中国平坦得多？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其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数十年间跨入现代化国家行列，当得益于日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优势，进而归结为海洋性国家与大陆性国家气质和经验迥异使然。这种说法固有所据，但似乎忽略了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这一决定性因素。其实，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顺利，首先得益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条件的相对成熟，也得益于日本在移植外来文明的时候成功地对自身土壤进行了改造。传统日本虽与中国同属儒家文化圈，但其具体社会结构和发展道路却又具有自身的特点而区别于中国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礼俗社会。早在明治维新前夕，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一系列巨大变化：国内组织已高度商业化，各大名为保证物质供应而实行的“乐市”和“乐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供应格局并造成了体系间的紧张关系。商业城市大量涌现，出现了强大的商人和商业组织，如贩卖农作物的“藏元”、“诸仲间”(商会)、“问屋”(批发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得到了巨大发展并日益渗入农村，加速了小农经济的破产和解体。作为旧经济体制支柱的武士阶层也发生质变。在政治方面，日本长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权(天皇名义下的幕藩体制)，导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权得以发展，从而维新只需对既成事实给予承认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进、雷厉风行，实则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组织加诸新经济结构长期的演化，而并不仅仅是少数人的卓越才干或是献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迹。相较而言，传统中国虽经受西方文明浸润，但其为时既短，广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数大城市(如上海、广州等)的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广大农村却仍维持着千百年来的旧习。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各个领域，均不曾发生深刻的变化，以支撑起脱胎换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国欠缺的是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运动，不曾经历类似于日本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国的“自由民权运动”。也许，全民性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政治法律的真正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今天回顾历史，将清末修律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的视野之中来考察，应该能够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其一，统治者的动机与目的，是制约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清末修律是内外交迫之下统治者所做出的一种姿态，以作为挽回人心或是实践私利的应急性策略措施，并无真心贯彻的诚意。民族主义激情、个人野心和偏见掺杂其中，使得这场改革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显而易见，在这场由上层和少数知识精英一手包办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进型改革中，法律仅被视为一种器物，一种治理工具，这样建立起来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础和生命力，也难以获得普遍的接受和认同。同时，对变法动机的怀疑和法律工具主义的传统也导致民众对法律本身的正当性的质疑。其二，变法超越了时代的进程。法律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结构和现实生活的确认和宣示，它是向后看的，具有滞后性。而变法修律机械照搬西方制度，试图模仿西方数百年来动态演化的静态结果，以泰西资本主义之良法，移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实寓有以法制推进经济、政治改革，塑造现代化社会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会急剧变化的转型期，大规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缚了手脚，也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稳定性，进而危及对法制信仰的培育和养成。其三，变法失之仓促，在变法时机的选择和具体操作上操之过急，“数百年之旧说，千万人之陋习，虽极愚谬，积久成是”(杨深秀语)，决非一朝一夕所能轻易改变。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虑、通盘筹划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专注于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风习，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视系统和配套改革，仅仅满足于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能相互交换的局面”(黄仁宇语)，在锐意革新的同时不可避免对于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留恋和回归。改革作为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虽有仿行立宪、官制改革相辅，但缺乏内在联系和呼应，虽各有成绩但无法在整体上沟通，中间颇多窒碍难行之处，或不合于国情，或拘泥于旧法，难收实效。以上三端，决定了变法乃至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命运从一开始就已注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现代化仍然是中国发展的主要任务和现实需求的情况下，(依照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中国现代化的实现，当是本世纪中叶以后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扰，在今天依然摆在国人面前。今之学者，对百年前的这场改革虽评价不一，但对主持这一千年变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们却不能不抱有某种超越时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着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云：“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国或社会，……乃极为艰巨的工作。任何人间才子，尽管博学多能，亦不能仅靠理性与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项工作中，必须集中众人的判断，以经验为先导，靠时间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实验中，不能超越发生的错误，须由实践中感到不便时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种广阔的历史眼界和对吾国吾人的真切关怀，那么对于吾辈学人而言，欲“踵武前贤，继续沈氏事业，实现法治于中国”[15]，恐怕也将是一种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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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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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寄簃文存•删除律例内重法折[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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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寄簃文存•历代刑法考•法学名著序[M].

[14]寄簃文存六•薛大司寇辞稿序[M].

[15]梁治平.宪政译丛(总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